中國道德說教

Ⅰ 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的內容簡介

《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著重從兩個方面討論道德問題。第一是對道德問題進行理性的分內析，用大家都同意的簡容單邏輯來分析各種道德主張的矛盾性和一致性，指出每種主張隱含的出發點是什麼，它可以推廣到何種程度，其界限何在。道德說教之所以蒼白無力就在於缺少理性分析。說教者板著面孔，說出一堆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主張。叫人覺得滑稽可笑。其實。道德問題中充滿著引人入勝的矛盾論證，它常引起喜歡思考的人的興趣。第二是大量結合我國經濟改革以來出現的各種社會現象來展開理性分析，而不是在純粹的形式邏輯里兜圈子。不僅報刊上有趣的新聞報道可以用作我們的素材，許多司空見慣的現象也是我們討論問題的出發點。越是我們熟視無睹的事，越能體現大家共同認可的規則。對這類現象作深層次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更透徹地了解自己、反省自己，並看出我們應朝什麼方向來修正自己的道德觀念。

Ⅱ 中國傳統道德有哪些基本內容

我國傳統道德具有悠久的發展史，傳說堯、舜、禹、周公等都是道德的楷模。孔子整理《六經》，到漢朝傳為《五經》，其中便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思想。

孔子發展的學說，被稱為儒家學說，以後儒家又將《五經》發展為《十三經》，這些儒家經典學說，成為我國道德的主要思想來源。盡管各個時代我國社會的道德觀並不完全符合孔子的儒家思想，但儒家學說是歷代我國社會道德觀的重要依據。

道德具有普遍性，對整個社會的所有人，不論身份，全都適用，道德面前是人人平等。《大學》上說：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人之有階級、等差，各國均不能免。他族之言平等，多本於天賦人權之說。吾國之言平等，則基於人性皆善之說。以禮之階級為表，而修身之平等為里，不論階級、等差，人之平等，唯在道德。

道德是人們評價一個人的尺度。一個人若違背社會道德，比如不仁不義、不忠不孝，那麼人們就會給他負面的評價，造成他沒有好的名聲，從而對他形成一種來自周邊人群的社會壓力，約束他的行為。

另一方面，對很多人來說，道德是個人良心的自覺遵守，無需周邊人群的社會壓力制約。人們對一個人的道德評判，主要來自於這個人所表現出來的言行。一般來說，我國傳統道德基本內容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Ⅲ 封建主義思想的道德原則

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道德原則是宗族本位主義。宗法制的社會結構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基礎，是君主治國之「本」。所以，維護宗法制的社會結構，也就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價值導向。《大學》指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其中「以修身為本」，修養個體道德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自我價值」，而是為了宗族本位主義道德原則，其理論基礎可稱為義務論或道義論。義務論是基於一種普遍的和絕對的東西，並以此來限制和規范個體。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把道德歸為超越於特殊的一般理念，個別的德性都是由這種普遍的理念引申出來的。所以，在他們看來，整體高於個體，一般先於特殊。這種思想發展到極端，就與宗教道德相溝通。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就把俯首聽命、恭順馴服、逆來順受作為最高的道德真理。儒家倫理也是典型的義務論。它以滿足宗法等級整體的利益需要作為自己的行為價值目標和義務，從父慈子孝到君仁臣忠，強調的都是義務而不是權利，以維持宗族社會的和諧穩定。但是，「仁」和「義」又在「禮」的基礎上統一起來，所以在實踐中，只能是卑者服從尊者的片面的義務論。義務論提倡的是禁慾主義。由於義務論忽視人的個體需求，所以必然導向禁慾主義。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把禁慾主義看成是達到彼岸「幸福」的惟一途徑。中國儒學也突出了「正義不謀利」的道德價值觀。宋代理學家強調「三綱五常」為「天理」，「天不變道亦不變」，並進而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實際上是要位卑者放棄對自己正當利益的追求，壓抑他們的獨立人格，對尊者「順而不逆」，以維護家庭、宗族和封建社會的穩定。
等級權力崇拜是宗族本位主義的必然產物，是封建主義思想道德的基本特徵。宗族本位主義道德原則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人的主體性和能力受到極大限制。作為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宗族本位主義道德原則首先代表了占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利益，所以，人的依賴關系表現為嚴格的等級關系。為維持封建宗法社會制度的穩定，它對階級矛盾又有著調和作用，如要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義務是雙向的。宋明理學也包含著「格君心」之義。但是，宗族本位主義道德原則基於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對立，而統治階級作為群體的抽象代表，君主是「公」和「天意」的體現，所以，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卑者的恭順與尊者的專橫是互為因果的，被統治階級的禁慾主義和統治階級的享樂主義是相伴而生的。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政權（君權）、族權（父權）、神權和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因此，封建等級權力崇拜就成為封建主義思想道德的基本特徵。
宗族本位主義道德原則具有「泛道德主義」傾向。這是由宗法封建社會人的依賴關系所決定的。這使得政教合一的歐洲中世紀和政治倫理化的中國封建社會，都蒙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中國儒學既強調對民眾的道德教化作用，也主張統治者行仁政、王道。但這種道德學說，隨著封建社會矛盾的激化，越來越走向極端，成為空泛的道德說教，對於被統治階級是「吃人的禮教」，對於統治階級而言只能造成大批的「假道學」。等級觀念與權力專制的極端化，表明了封建主義思想的沒落。

Ⅳ 為什麼不能以道德說教作為評判歷史功過是非的標准

因為道德是會隨著時代的改變而不斷變化的，除了少部分一直古今中外通用的普世道德，很多道德標准都是有時代性的。

舉個例子來說，「女子無才便是」在今天看來，是對女性權力的嚴重侵犯，是一種極其不道德的，但在封建社會，卻是當時社會的道德准則。
同樣，對於某些將領來說，在當時的環境背景下，他是抗擊入侵的愛國將領，但是放到如今的背景環境下，他卻是破壞民族團結的人，這怎麼說得清呢？

Ⅳ 中國的傳統道德觀有哪幾種

中國的傳統道德觀有5種
1、「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整體利益和奉獻精神
2、推崇「仁愛原則」，追求人際和諧
3、提倡尊老愛幼，強調人倫價值
4、注重大義，講求奉獻。注重大義，講求奉獻，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又一重要方面。
5、注重道德踐履，強調自我修養

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道德觀主要是指以儒家為正統的傳統道德。其精華和糟粕並存,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忠恕之道的道德原則，中庸之道的道德規范。迄今仍閃爍著禮儀之幫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光輝。儒家要求人們按照中庸之道行事做人，不偏不倚謂之中、平平常常為之庸。中庸之道的道德規范迄今為止仍然是中國人的為人處世的准則。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任能，各得其所，各盡其力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實現其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的基本途徑。

儒家注重人格氣節，提倡仁義禮智的人格價值，認為人格氣節關系著國家民族的興衰存亡，把仁義道德、禮儀廉恥看得比生命還重要，要求人們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忠恕之道的人際和諧思想是傳統道德中人際關系的心理和行為原則。仁者愛人，和為貴，忠恕之道千百年來為統治者和老百姓所推崇。忠恕之道就是善待別人之道，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人與人也要和諧相處。

Ⅵ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積累了五千年的經驗，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安定和諧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傳統社會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觀念，切實做到了以下幾點：
第一，高度重視道德教育，樹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確目標，並把道德教育視為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和宗教教育構成的完整體系
早在《禮記·學記》上就有：「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觀點。這就是說，建立一個政權和領導一國的老百姓，教育是至關重要的。而「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禮記．學記》），教育的目的是「長善救失」，即使人的過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斷增長。可見，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內容。道德教育必須從修身，即達到身心和諧開始，進而處理好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倫理關系。因此，只有教育辦好了，人心得治了，倫理關系協調了，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人們真正長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夠奏效，是因為它是一個由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宗教教育等構成的完整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特別重視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強調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開始，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展，社會教育應當秉持孔子提出的「思無邪」的理念。因此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都遵循著孔老夫子的這一思想，不論音樂、歌舞、戲劇、詩詞等等，無不是以宣揚道德、弘揚正氣為主要內容，這樣才能使社會的正氣上升，邪氣下降。在科學迅猛發展的今天，網際網路滲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會教育對人價值觀的影響更是起著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所以我們的文化部門、新聞媒體，網際網路等，更應當承擔起弘揚社會正氣的責任，為倡導和樹立正確的道德觀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國傳統道德教育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佛教，本質上就是一種教育。佛陀教育教導人「諸惡莫做，眾善奉行」與儒家重視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質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傳到中國後，受到中國朝野的歡迎，成為一種高度藝術化的教育。而這種藝術化的教育，體現在佛教的建築、雕塑、音樂、繪畫之中，成為中國傳統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形成淳樸向善的民風和達到社會的安定和諧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採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強調領導幹部的率先垂範作用
《說文解字》把「教」解釋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體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說教，是開啟人的愛心、羞恥心而不是強制灌輸一種理念，因此特別了強調「正人先正己」、「身教勝於言教」，強調了作為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者的領導人的道德示範作用。在這方面，孔子多次強調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意思是說，領導人的德行好比風，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又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的說法。實踐證明，「上行則下效」：「上有克讓之風，下有不爭之俗」，「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朴」，「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風俗必敗。」由此可見，作為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領導者的道德修養對於形成一個社會良好的社會風尚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孟子繼承了孔子重視領導者以身作則的道德示範作用，他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孟子·離婁上》）只有仁人應處於統治地位。不仁的人處於統治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傳播給廣大的群眾。追溯歷史，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士大夫階層實現政治理想的過程中，尤其重視個體品格的高低，重視個體人格的力量，良好的個體道德修養成為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條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強權的為官品格；海瑞為民請命、剛直不阿的風范，都為統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設作為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通過各種制度建設保證推行道德教育
中國古代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並不是空洞的道德說教，而是依靠各種社會制度來加以強化。簡單地講，社會弘揚什麼，就要通過制度激勵什麼；反對什麼，就要通過制度約束什麼。英國功利主義的代表人物密爾說的好，「當社會不利於人常常運用高尚的情感時，這種情感就會由於缺乏培養而枯死。」從這個意義上說，從法律、監督機制的健全、激勵機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國古人重視道德教育，但絕不意味著因此忽視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國古人那裡，道德教育與制度建設這兩者之間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對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例如，為了落實孔子「舉賢才」、「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張，孟子進一步提出：「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這一觀點也為歷朝歷代的開明統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從官吏的選拔、考核、監察、獎勵、培訓和管理制度上落實「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漢書》卷6，第167頁，中華書局出版社1962年版)的主張，這對於維護傳統社會的和諧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著重培養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沖突、不和諧的出現，根源在於利己與利他之間的沖突。因此，要化解沖突，每個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責對方。孟子對這一點的闡述尤為詳盡。他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在《中庸》上也說，「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鵠，反求諸其身。」意思是說，我們做事如果沒有成功，就應當馬上反過頭來從自己身上發現不足。這正如一個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離了靶心，他不是去尋找客觀的原因，而是回過頭來反省自己的技藝不精湛。孔孟所稱道的堯舜禹湯等古代的聖人，都是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楷模。商朝的湯王，在自己洗臉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時時督促自己要不斷進步。湯王遇著大旱禱雨時又提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意思是說，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為我的過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沒做好，都該由我自身負責。
在中國古人看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社會風氣的好壞，與社會中的每個人息息相關，而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不僅是每一個領導者，而且每一個普通的人，都應當有這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態度。陳寅恪說過：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而作為讀書人，作為知識分子，更應當具有這樣的反省能力。應當說，從自己做起樹立正確的榮辱觀和道德觀，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也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
古人說：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如今小至家庭夫婦之間的沖突，大至種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從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於彼此之間只知道責怪對方，而不能夠反躬自省而導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才能最終化解沖突和矛盾，維護社會的和諧和世界的和平。

孝親觀念的現代意義
內容摘要：「孝」是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倫理道德之本、行為規范之首而倍受推崇。現代家庭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和追求個人自由、權利意識的蔓延，使得孝親觀念越來越為人們所忽視。從而也出現了很多人倫關系失調、家庭關系紊亂等社會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是多方面的，重新認識和提倡儒家倫理中重視孝道的思想，對於從根本上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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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詞：家庭美德 孝敬 尊老 儒家倫理
對於現代家庭關系問題的討論，筆墨日益集中於夫妻雙方關系的處理和協調，這是否意味著現代家庭中子女越來越少地關注對父母的贍養與孝敬問題？易言之，傳統社會中濃厚的孝親觀念在現代家庭中還處於何種地位、起著多大的作用呢？帶著這個疑問，筆者對當代家庭中子女對父母的「孝敬」問題進行了訪談調查。
調查是在煙台開發區的一個居民小區中進行的。由於地處開發區，集中了許多年輕的和中年的夫婦，與地處開發區的特點有關，這里聚集的年輕人都具有較高的學歷和較好的文化素質。我們的訪談對象集中於那些與兒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了解他們對兒女的孝親觀念的看法。這些回答似乎反映了某一年齡段（25--35歲）、某一文化層次（大專以上學歷）的城市青年（或中年）人對孝親問題的態度。

在談及兒女對父母是否「孝敬」的問題時，這些老人的回答大都是肯定的。然而，這些肯定的回答在我們聽來，都帶有一種「知足常樂」的無奈。在他們看來，能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受到兒女的照顧，就很滿足了。而這種滿足似乎來自於與那些歧視打罵父母、吃父母的、要父母的、拿父母的兒女的對比。從他們的談話中還得知，對於洗衣、做飯、照看孩子等家務，他們也都心甘情願地承擔了，目的是為了在自己能幹活的時候，不要成為子女的包袱。至於象子女不高興了，說話時不在乎父母的感受、甚至帶有訓斥的口吻等情況，他們也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心態接受了。他們的精神生活，更多的是來自於與孫子、外孫的感情交流，而來自於兒女的卻很少。兒女也沒有很好地意識到應該關心父母的精神生活，而把孝僅僅理解為贍養父母。這與中國傳統社會對「孝」的理解相距甚遠。
「孝」是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內容，千百年來一直作為倫理道德之本、行為規范之首而倍受推崇。如孔子的「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第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孟子的「仁之實，事親也者」（《孟子·離婁上》）、《孝經》上的「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都把孝視為仁、義的根本，「人倫之公理」。後世的思想家和歷代統治者也把它當作維護社會倫理關系和政治統治的重要手段，並從不同的角度、比較全面地闡述了「孝」的含義、內容以及各種具體要求。

I．
孝道為什麼這樣為古人所重視呢？
在儒家思想家看來，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講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體現在人生而具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的基礎上。而建立在父子親情這種自然的倫理關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體現出人生而具有的惻隱之心等。因此，講孝最容易開發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顯。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這個根本的基礎上的。因此，這個字絕對不能疏忽。理解了這個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從孝這個字的構成來看，孝是一個會意字，上面是個老字，下面是個子字。孝這個字的含義就是說，上一代與下一代是一體、不是兩個。如果有兩個這個觀念，那就不是孝了。上一代還有上一代，過去無始；下一代還有下一代，未來無終，無始無終是一體。在外國，中國人還保持著祭祀祖先的傳統，外國人不理解，問：幾百年、幾千年前的祖先，認都不認得，還祭祀他們干什麼？但是他們不懂得「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的道理。中國人祭祀祖先，這個情存的深厚！遠祖不忘，對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的道理呢？儒家從縱的方面講孝的教育，從橫的方面，則講兄弟之間的悌，又把它推廣到「四海之內皆兄弟」。可見，孝悌教育做好了，整個社會的人倫關系就自然會井然有序了。
推行孝道責任重大的是老師。因此，孝親和尊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儒家特別強調尊師重道的重要，強調老師的恩德與父母的恩德是一樣的。這在古禮中表現的特別明顯。在《禮記》中記載，男子20歲行冠禮。從此以後，他的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親戚都不再叫他的名了，而改稱他的字，甚至連皇帝也是如此，都稱他的字表示對他的尊敬。只有父母一生都可以稱他的名，還有就是老師也可以稱他的名。可見，老師與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父母去世，要守喪三年；而老師去世，也要守（不穿孝服的）心喪三年。皇帝接見老師，也要降階，不能以君臣之禮接見，而必須以賓主之禮接見，即皇帝站在東面，老師站在西面。可見，儒家對師道尊嚴是何等的重視，把孝道和師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講的孝的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要養父母之身，而且要養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讓他們常常擔心。如果自己常常讓父母擔憂，那就對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例如，到學校讀書，功課不好，讓母親擔憂，就是不孝；不敬老師，和同學不能相處，讓父母擔憂，就是不孝；蹋進社會，工作不認真負責、不盡心盡力，讓父母擔憂，是不孝；對長官不盡忠，是不孝，與同僚不能合作，讓父母擔憂，也是不孝。因此，《論語》上講：孝就是能夠做到「父母惟其疾是憂」，即父母僅為其疾病擔憂，而完全不必為任何其它事情擔憂。可見，一個常常懷有孝心的人，就幾乎是一個完人了。因此，古代有「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的說法，是不無道理的。
II．
古代關於孝的有些論述和要求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作用，而且對於我們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諧也仍有可供借鑒的內容。從現代社會與現代文明觀念出發，儒家所講的「孝」，其合理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贍養父母。早在《尚書·酒誥》中就提出了「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意思是說，臣民之所以努力種植各種穀物，是為了事奉他們的父兄。農功既畢，牽著牛車將穀物運到遠處去貿易，也是為了奉養他們的父母。這里就提出了贍養父母的道德問題。《詩經》上也有很多篇章，一再強調子女應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如《詩經·小雅》雲：「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說：爹生我，娘養我。撫摸我，愛護我，養大長大教育我，照顧我啊掛念我，出門進門抱著我。因此，子女贍養父母，也是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作為儒家經典的《孝經》，更是把贍養父母作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見，傳統儒家倫理對於贍養父母是十分重視的。有時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圍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證，規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處罰。《孝經·五行章》有：「五行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的說法，規定對不孝者要「斬首梟之」。北齊律首創「重罪十條」，而其中不孝罪為「十惡不赦」的罪名之一。唐律規定，罵祖父母與父母的要處以絞刑，毆者處以斬刑，從而對不孝的種種罪行作出了更具體的處罰。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認為贍養父母就是盡了孝道，針對這種看法，孔子說：「今之孝者，是為能養犬馬。皆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就是說，僅僅把「養」作為「孝」的標准，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對於養犬馬而言，也是「養」，不敬重父母，就與養犬馬無法區別了。《禮記·祭義》上也講，「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從內心發出對父母的真誠的尊敬之情，保證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們心情愉悅。所以孔子說：「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論語·為政》）。意思是說，事奉父母時保持和顏悅色是最難的。有事情子女去做，有酒食讓父兄先吃，這樣做就能稱得上是孝了嗎？對父母和顏悅色，尤其要表現在當父母犯錯誤的時候，不能發火：「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無怨」（《論語·里仁》）。意思是說，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要輕微委婉的勸說，操勞而沒有怨言。可見，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視為孝行的高層次要求。養與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因此曾子說：「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祭義》），孟子也說：「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於父子關系，還擴大到家族親戚之間，如《禮記·坊記》提出，「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主張「入則孝，出則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長者，把家庭敬老觀念推廣到社會。自漢代以來，儒家的尊老、愛老、養老的倫理觀念牢固地紮根於家庭、風行於社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為人們奉行的行為規范，要求人們不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樣的感情去敬愛別人的父母。
在儒家看來，至少要做到以上幾點，才能稱得上是「孝」，以這種標准來衡量今天的「孝」子，恐怕有很多人就很難名副其實了。一些在古人看來是孝敬父母的起碼要求和必備禮節，在現代許多年輕人眼中無異於「天方夜譚」。實地訪談的結果表明，要使兒女總是對父母保持和顏悅色的「愉色婉容」，已經很難做到了。至於子女偶爾不高興向父母發點脾氣，在一些家庭中已成為「家常便飯」。而這些老人卻只是默默忍受了，總覺得比起那些「不肖」子孫而言，自己的兒女已經做得不錯了。
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子女的孝親觀念尚且如此，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農村子女對待老人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對這一點雖然沒有做過專門的調查，但翻開反映老農生活的報刊雜志，親生兒女（兒媳）打爹罵娘、遺棄侮辱父母、視父母為包袱或保姆等事例隨處可見，許多老人凄涼悲苦的生活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令人目不忍睹。這與中國儒家倫理歷來倡導的養親、尊親、敬老的傳統美德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III．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曾經影響中國人上千年的孝親觀念的衰退呢？
其一，對傳統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視了傳統孝親觀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是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以後的十年文革期間，孝道連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們從不同角度、各個方面揭露了封建孝道的弊端與危害。不可否認，傳統孝親觀念是在重視閱歷和經驗的農耕社會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漫長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受到宗法等級制度的深刻影響，「孝」的內容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宗法等級色彩，有許多愚忠愚孝的內容和阻礙現代社會發展的因素。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父母在，不遠游，遊必有方」（《論語·里仁》）、「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子路》）等等。但是，應當明確的是，這些消極的因素並不能代表儒家孝道思想的主流。同時，對儒家經典中的這些論述，也不能作斷章取義的曲解。由於一些人對傳統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混亂，在當代社會產生了不良社會後果。
其二，西方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淡化了子女養親敬親的義務感。隨著社會生活的變化，尤其是西方腐朽價值觀的侵蝕，一些人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等思想意識急劇膨脹，自我表現中心，自私自利。例如有些人受到功利主義的影響，認為，老人只有消費，沒有生產，是一種累贅、一種負擔，敬老觀念日漸淡薄，甚至骨肉至親，也不喜歡家中有隨時需要照顧的老人同住。只有極少數需要老媽媽幫忙看家、煮飯、洗衣服、帶孩子的，才願意與老人同住。再就是父母本身有錢，不構成子女的負擔，兒女才樂意與他們同住，親自奉養。這些人心中只有自我，或放大了的自我，即妻子與兒女，沒有父母，不盡人子之責，不贍養扶助父母，甚至歧視、虐待父母。這不但破壞了家庭的友愛和睦，給父母在經濟上造成極大困難，在精神上造成極大痛苦，而且敗壞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風氣和敬老傳統。就這樣，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把儒家的「必養且敬」的孝子標准簡化為「必養」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社會上出現了大量打爹罵娘、不顧父母之養等「大逆不道」的現象時，那些尚能贍養父母的人就成為「孝子」。這也就不難理解那些能夠受到子女贍養照顧的老人們那種「知足常樂」的心情了。

當然，以上這些現象的產生，也是與我們社會生活的變動和教育的脫節是分不開的。在這種社會條件下，大力弘揚傳統孝德尤為重要。弘揚傳統孝德，必須首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這是因為，現在中國正處於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時期，一些持激進觀點的人對曾經扮演過封建道德的孝親觀念能否在現代家庭倫理關系的協調上起到積極作用持有懷疑甚至否定態度。
IV．
那麼，在當代中國弘揚傳統孝親美德的根據和價值在哪裡呢？
從道德的發展來看，社會主義道德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對過去人類一切優秀道德的繼承與發展。社會主義道德必須根植於民族的傳統道德。社會主義道德並不是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棄糟取精。盡管傳統道德中含有其時代的階級的局限性的內容，但又有其不可忽視的超越時代的可繼承的內容。例如，傳統孝道中的養親、尊親美德，一方面有利於維系人類的種族繁衍，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有其客觀物質的基礎；另一方面又有利於和睦親情，維系人類家庭，是血緣親情的自然表現，具有主觀心理的根據。又如傳統孝道中的敬親、尊老美德，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把孝悌作為仁之本，「愛人」首先從愛父母做起，然後愛其族人、愛其長上、愛其民族、愛其國家。這種推己及人的自然親情，符合人的認識與情感發展的規律，易於為人們所接受。試想一個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敬愛的人，怎麼可能讓他真心實意地去愛他人、愛民族、愛國家呢？可見，弘揚敬親、尊老美德，有助於維持社會秩序，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因此，孔子有「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論語·學而》）的說法，《孝經》上也有「長幼順故上下治」的說法。可見，孝親觀念的教育是維持良好的社會倫理秩序的根本。而當代西方國家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法治相對健全的情況下，仍然出現了犯罪率激增、少年犯年齡下降等現象，無疑與夫妻關系失調、家庭崩潰、父子失教的狀況有關。

可見，傳統孝親美德在當代社會仍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在「孝」的觀念和行為中有值得我們去挖掘的諸多合理成分。我們不能因為它存在某種缺點就對它完全否定。對於這一點，孫中山先生在1924年談到：「一般醉心於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談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的多」，「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義》第六講）。新加坡、韓國、日本等受儒家文化深刻熏陶的東方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儒家孝道的積極方面，才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面對當前中國社會大量出現的不養老、不敬老現象以及新加坡、韓國、日本等東方國家在精神文明建設中取得的成就，孫中山先生的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總之，基於他國的經驗和中國的現狀，對儒家傳統孝親觀念進行全面的剖析和鑒別，吸取其中有價值的合理思想，在家庭中強調「孝」的美德，在全社會提倡養親、尊親、敬老的社會風氣，對於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處境、穩定社會秩序和人倫關系、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等都將具有重要意義。

Ⅶ 中國傳統道德的內容

中國傳統道德抄的內容：襲

第一部分是基本道德規范，有公忠、正義、仁愛、中和、孝慈、誠信、寬恕、謙敬、禮讓、自強、持節、知恥、明智、勇毅、節制、廉潔、勤儉、愛物；

第二部分是職業道德規范，有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師德、藝德；

第三部分是家庭倫理規范，三個最主要的方面分別是關於親子關系的規范，關於夫妻關系的規范，關於長幼關系的規范；

第四部分是文明禮儀規范，分別是尊老敬賢之禮，接人待物之禮，儀態言談之禮，慶典婚喪之禮。

Ⅷ 中國古代道德的本位是什麼

儒家的社會觀:忠、孝、禮是最基礎的道德本位！是中國幾千年最本位的道德觀念。

道家以道德經為本位，體現德之為人的思想：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的德觀念。

佛家以忍辱，持戒等為德。

中國幾千年的歷程是三家相融相合的過程，也是道德觀不斷的變化，但總體不離於上述的一個發展。

Ⅸ 中國傳統道德的主要內容有哪些

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一般來說，是指以古代儒家倫理道德為主要內容並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傳統道德思想的精華。在2000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儒、墨、道、法各家倫理思想及佛學中的心性之說，相互影響，相互吸收，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倫理傳統。

（一）整體至上，「克己奉公」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國傳統倫理結構中，為國利民，「興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經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現，是最大的「義」。堅持這個原則，以此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一切服從這一準則，乃是「仁人志士」的體現。從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學家們一直倡導這種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論語·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張「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杜甫詠嘆「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的秋風所破歌》）；林則徐銘志「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些觀點、主張，都堅持從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至上的原則出發在個人對他人、對社會、對群體的關繫上，「義以為上」、「先義後利」。考慮個人利益時應不違背道德原則，不得傷害社會和他人利益。所謂「義然後取」、「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雲」（《論語·雍也》）。

（二）仁愛兼利的人際和諧原則

在中國傳統倫理中，特別重視和強調對人的尊重和關心，提倡人和人之間的相互關心，愛護和幫助，力圖構建和諧親善的溫和氣氛。孔子以「仁」作為自己倫理道德的核心內容，他將「仁」同「愛人」相聯系，把「愛人」作為「仁」的根本要求。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仁」，「博施濟眾者，可謂仁矣」（《論語·述而》）。主張人與人相和，就從自己的慾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考慮，增強理解，彼此相互體貼，照顧，給對方以便利，特別是對有困難者以幫助和救濟。墨子從人與人的樸素尊重的功利原則，提出了「兼相愛，交相利」的倫理原則。他認為，人與人的矛盾、糾紛，都是由於「虧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愛」，困此人應當「愛人若愛其身」，而愛人和被人愛是相互聯系的。「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墨子·兼愛中》）。這種人際相愛不僅表現在心理上的同情與關心，更表現在實際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實際利益。「兼和愛」而「交相利」，默家沖破了儒家「愛有等差」的等級觀念，而倡行兼愛到利的普遍性。力爭使之「廣施周遍」、「廣達四海」。

（三）「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與「厚德載物」的寬闊胸襟。

中華傳統文化數千年的流變，化育而成中國人的人格精神，表現為相互聯系而又相對而生的兩方面：一曰「自強不息」，二曰「厚德載物」。在《易經·易大傳》中，最早提出「剛健」學說，「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象傳》）「剛健」表現為人生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剛強不屈的性格，奮發圖強的斗爭精神，「剛健自強」的思想，歷來被歷代思想家所崇尚，成為人們激勵鬥志、克服困難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載物」則是中華傳統倫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懷，也是實現剛健自強的現實途徑。《易經·象傳》中指出，「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主張君子應象大地那樣以博大的胸懷、孕育、承載與容納萬物，從而使自己成為博大精深的聖人。這一優秀的品質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以喜悅的情懷容納別人，善待別人，善待人生，凡事多從好處看，在生活中 發現美，發現對人類，對自己有益的東西，與人相處，多發現共同點，求同存異，共同發展。其二就是以謙遜的態度，發現自己的不足，學習別人長處，取長補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與不足，這種廉和態度促使人不斷充實自己，從而使自己日益壯大起來。

（四）修身自律，躬行實踐的道德修養原則

注重加強個人道德品質的修養，是中華傳統道德中獨具特色的倫理文化，在這個方面可資借鑒繼承的精神遺產也最為豐富。

在中國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關於道德修養的論述，而儒家一派在這方面的思想資料最為系統，儒家學派為人們構畫著「三綱八目」的修養系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三綱」，明確了個人道德品質修養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各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禮記·大學》）這里的「修身八目」詳細地規劃了個人道德品質修養的八個階段，而且他們認為，道德修養是社會上所有的人們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儒家學派既概括了道德修養的完整體系，肯定道德修養的極端重要性。同時還為指導人們的道德修養，提出了許多具體可行的道德修養方法，諸如「立志」、「學習」、「克己

Ⅹ 中國人為什麼陷入了道德危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古到今，道德在中國占據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犧牲個人以利整體的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道德宣傳比任何別的國家都響亮。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當下的中國正在討論的卻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根本談不上去建設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中國人的道德是怎麼敗壞的？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逐步建立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的道德倫理機制，這才是中國人變得「缺德」的真正根源。眾所周知，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發展了幾百年，而市場經濟理論的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經濟學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亞當·斯密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留下了兩部傳世佳作：《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國富論》）。他在《國富論》中闡述了「看不見的手」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已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論》中闡述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卻長期未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而這兩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經濟學基礎和倫理學基礎。 這里不得不提到一個典故：辛亥革命前，嚴復先生於1901年翻譯了《國富論》，卻把《道德情操論》留在了英國。「五四運動」期間，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是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種理論學派和著作大量湧入中國，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沒有市場經濟社會的倫理學基礎著作《道德情操論》，由於思想理論界對《道德情操論》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直到今天，中國也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據筆者考證，中國最早《道德情操論》的中譯本是在1997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被整整耽誤了96年，這實在是中華民族之不幸。 為什麼說《道德情操論》建立了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倫理道德基礎呢？在亞當·斯密所處的18世紀，英國的社會、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但西方傳統的道德學家們仍堅信「貧則德高、富則腐化」，贊美古代社會為有德的社會，近代商業社會則是「奢侈、墮落」的社會。當時的學術界及社會輿論，普遍關心的核心問題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道德是否會墮落。當時大多數的「有識之士」皆認為：商業化的發展必將使整個社會的道德、倫理衰敗，終將招致人類文明的衰退。 亞當·斯密對當時的英國社會現狀進行了研究，提出了與傳統道德學家們完全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將其倫理學研究建築在激發利己心的基礎之上，他認為仁慈、利他主義等都是不穩定的、偶發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驅動力。面向普通的人們，傳統的道德說教方式——樹立聖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謂的先進事跡教育大眾的方式無濟於事，這樣的理想，在現實中不過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利己心則是人類的本能，在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社會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發地趨向美德的內在力量。在自由競爭的市場社會中，無需道德說教，市場化過程本身就是培育並實現良好道德、倫理的場所。它不僅擁有自動調節社會資源分配的經濟力量，還具有自動調節人性，使之趨向公益的道德力量。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富裕的過程就是道德修煉的過程，這是一個無意之中的結果，意味著每一個市場的參加者誰也沒有意識到在經商中使自己高尚起來。 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條件。在市場經濟社會里，社會和經濟活動的主體必須具有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其個人倫理或者說國民性才表現為基於利己心的慎思之德。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自立為生的過程中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從長期看，一個民族或國家將通過自由的市場經濟而成為有德之國，其國民的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將自然而然地同時實現。即國民在積累經濟資本的同時，積累勤勉、節儉、誠實、守約、守時等道德。這是因為市場社會存在著看不見的道德強製作用，無形之手的倫理學涵義正在於此。 理解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也就不難理解美國的民主，不難理解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將數百億美元巨額財富捐獻給社會的慈善行為，他只不過按照亞當·斯密所奠定的社會道德准則行事，鋼鐵大王卡內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為不也是對亞當·斯密道德理論的忠實履行嗎？因為在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中，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最終結果就是：市場社會的國民富而有德，因為國民在追求富裕的過程中進行了道德修煉。 跟儒家思想在中國一樣，亞當·斯密的原著雖然比較晦澀難懂，但其倫理思想在西方的影響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亞當·斯密的學說成為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主流道德倫理標准，已經滲透到每個西方發達國家國民的骨子裡面。這些國家的政府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包括從嬰兒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為一般的國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來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與道德就可以同時實現。 作為市場經濟的聖經和商業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已無須冗言論證。但由於中國社會的主體人群長期以來對亞當·斯密道德哲學的了解甚少，在這種背景下，亞當·斯密的商業道德哲學能否結合中國的國情，逐漸形成新的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的道德標准，尚是個未知數。 可以說，千百年來，中國從沒有進入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社會，中國的道德傳統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礎上的，現在我們進入了市場經濟社會，我們的道德倫理教育要麼停留在以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階段，要麼祭出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法寶，但這些道德教育都解釋不了市場經濟社會的各種現實，很多道德說教甚至是與現在的市場經濟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張回歸道德傳統的論點可能會使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念更加混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中華民族走上了偉大的復興之路。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使得原有的價值觀沒人信奉，而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傳統的、沒落的連同新生的許多道德觀念混雜在一起，尚沒有形成被普通大眾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標准。缺少適當的道德理論引導，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作用，中國人也就無所畏懼，不擇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來。 按照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國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富與德（物質富裕與道德）同時實現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特權階層依靠制度缺陷和社會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沒有經過道德修煉過程的暴發戶成為社會道德淪喪的毒瘤，他們使整個社會傾向於投機取巧而非勤勞致富，這些都是違背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而種下的惡果。 亞當·斯密的理論在幾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釋了商業社會中道德敗壞和腐敗產生的根源。他認為妨礙人們勤勞工作、阻止人們實現生活改善願望的制度就是社會道德墮落的根源。例如：特權、壟斷、管制、保護等制度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道德風險，不僅僅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自然運行，而且還造成了商人的腐敗和墮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機取巧而獲得壟斷和超額利潤上，導致腐敗的產生和社會道德的敗壞。 選擇了資本主義並不等於就是市場經濟社會，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主要看這個國家市場的自由競爭程度。如果中國消除不了特權、壟斷以及不勞而獲的各種根源，讓社會中的特權階層繼續依靠權力和關系去掠奪財富，而不是讓國民按照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並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國商業社會的道德倫理觀，目前中國社會道德觀念的混亂狀態就難以改變，也就無法防止整個社會的道德下滑。 作者並不主張完全模仿西方的東西，特別在國人最重視和引以自豪的倫理道德方面，如果傳統的道德理論能夠解決現有道德危機問題，則無需畫蛇添足地學習西方。理論無國界，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發展了幾百年，除了亞當·斯密的道德哲學，尚沒有任何其它理論能夠解釋市場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一切，不實行拿來主義，借鑒經過西方社會幾百年檢驗的商業道德哲學，中國很難避免國民「缺德」和「文明古國」世風日下的道德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