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國安的道德與法治

⑴ 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心得

中國法律思想史是中國各專題史中最能體現智慧、最具社會行為影響力的一門史學。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可以直面各歷史時期最直接、最真實、最基礎的歷史事實和矛盾。在古代，中國法律思想與政治思想基本是合一的，因為在人治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各種政治主張即等同於法律。我國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夏商周的神權法思想，之後到春秋戰國後，經歷了由「禮治—法治—禮法結合」的融合發展過程。這門課程有其獨特的特點：即以時間為經，以人物為緯，通過各時期的法律代表人物闡述了各自社會階層、集團的政治主張、利益訴求。學習這門課程，可以從「法律」的角度看待歷史事件，分析階級斗爭。比之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一些歷史事件的真相更直觀，更容易理解。學習這門課程，可以對諸多歷史人物有更深更獨特的了解，比如說韓愈，可能大多數人都只知其是文學造詣，但不知其法律思想貢獻。學習法律思想史，同樣能繼承和理解諸多社會思想，如我們傳統的儒、法、墨等思想，他們的產生、發展、融合的過程其實是他們各自代表的階層、集團在一定歷史時期政治主張的斗爭與妥協的結果。儒的創始人孔子是春秋時末落貴族，其政治思想溫和保守，不著意改革，不苛刑法治。法家的創始人可追朔到管仲，他是新興地主階級代表，所處奴隸社會末，為確立新的統治秩序，具有強力性。墨家是小農工代表，提出的主張是維護下層人民的利益，表達的是平民主張。從法和律思想史的發展來看，歷史動盪期的思想最為豐富和沖突，這也是為什麼春秋戰國時和清末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國家各種思想紛呈的原因，「百家爭鳴」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這些思想，都是在歷史緊要關頭，先祖們對社會進程進行引領和把航的探索，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學習這門課程，有助於我們理解法律為政治服務，法律為經濟服務，法律在社會生活、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有助於我們認識思想的承接發展，制度的更替揚棄。學習法律思想史，對我們今天今天的法治建設有借鑒作用，對我們個人的綜合素質有提升作用。這是一門思想和智慧大餐，專供有品味、有內涵、有素質、有興趣的人享用。
簡單回復，不當見諒。

⑵ 中國近代教育家有哪些人

教育家
教育家是指通過親力親為的教育實踐創造出重大教育業績，對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的教育思想和實踐產生重要影響的優秀教育工作者，是一個用於描述高層次傑出教育人才的概念。[1]

教育家可分為從事廣義教育活動的「廣義的教育家」和從事學校教育的「狹義的教育家」；從個人貢獻領域可分為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論家、教育實踐家、教育事業家等。

我國著名教育家古代有孔子、孟子、老子、關尹、楊朱、墨子、列子、田駢、莊子、荀子、朱熹、陳獻章、王守仁、湛若水 、王夫之等；近代有鄭觀應、梁啟超、何子淵、丘逢甲、唐國安等；現代有蔡元培、鞠思敏、陶行知、厲麟似、吳大猷、蕭友梅、陳垣、竺可楨、徐特立等；當代有李吉林、厲聲教、錢夢龍、魏書生等；古希臘的著名教育家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近代西方的著名教育家有約翰·杜威、蘇霍姆林斯基等。[2]

中文名
教育家
外文名
Ecators
性質
優秀教育工作者
活動類型
廣義教育家、狹義教育家
領域類型
思想家、理論家、實踐家、事業家
快速
導航
類別劃分

著名教育家
評定標准
同時滿足以下八項具體標準的教育工作者可以被確認為教育家：
職業身份：全職教育工作者
知識修養：寬厚廣博的文化知識基礎
教育資歷：長期從事教育實際工作
專業水平：系統、熟練掌握教育專業知識和技能
教育思想：具有系統、成熟或獨特的教育思想
專業成就：取得教育界廣泛認可的重大教育成果
專業聲望：擁有廣泛認可的專業聲譽
道德操守：品行高潔，堪為社會楷模[1]
而從描述性界定角度看，教育家可以概括表述為：
教育家是優秀教育文化傳統的繼承者
教育家是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推進者
教育家是當時和後世教育活動的影響者[3]
此外，教育家還應該具有以下基本品質：
教育家應該是悲天憫人者

⑶ 河北歷史上出過什麼名人,或名人在河北做官如魏徵

河北省歷史悠久，數千年來積淀的豐厚的文化資源，哺育了許多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教育家、藝術家和英雄模範人物。這些燕趙志士仁人的奮斗精神和道德風范，是我們一筆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他們或者是河北籍的，或在河北這塊土地上生活奮斗過，或與河北有關，他們都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發生過重大影響。這里選擇清代以前的119名歷史名人加以介紹。

黃帝 炎帝 伯夷 叔齊 扁鵲 慎到 樂毅
趙勝 毛遂 廉頗 藺相如 公孫龍 荀況 李牧
荊軻 董仲舒 李延年 毛亨 崔駰 崔瑗 崔寔
盧植 張角 劉備 張飛 趙雲 劉劭 張華
束皙 歐陽建 張載 張協 張亢 盧諶 道安
竺道生 高允 祖沖之 馮太後 酈道元 邢邵 邢杲
祖暅之 楊炫之 盧思道 劉焯 劉炫 展子虔 陸法言
魏刀兒 竇建德 劉黑闥 傅奕 李百葯 孔穎達 魏徵
盧照鄰 慧能 李嶠 張鷟 一行 李頎 高適
李陽冰 劉長卿 賈島 盧仝 劉昫 郭威 李廷珪
胡鑲 柴榮 李昉 趙匡胤 呂端 曹彬 柳開
王則 劉筠 邵雍 趙佶 張世傑 趙伯駒 劉完素
張元素 趙秉文 蔡珪 王若虛 李杲 趙孟堅 李冶
何榮祖 郭守敬 王恂 劉因 趙孟頫 鮮於樞 劉貫道
關漢卿 盧摯 蘇天爵 韓山童 尚仲賢 李好古 劉六
劉七 馬中錫 楊繼盛 薛論道 趙南星 傅維鱗 孫奇逢
顏元 李塨 紀昀 崔述 王清任 曹雪芹 盧坤

⑷ 中國有哪些著名的教育家

中國著名的教育家有老子、孔子、莊子、孟子、荀子、朱熹、梁啟超、蔡元培、陶行知、厲麟似、吳大猷等。

1、老子，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詳。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與莊子並稱老莊，代表作為《道德經》。

2、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

3、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號任公。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4、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鶴卿，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民主進步人士，國民黨中央執委、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院長。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

5、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縣人，中國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⑸ 法治、人治、禮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區別：

1、概念不同

法治，謂根據法律治理國家，與「人治」相對。

人治是「法治」的對稱。又稱「賢人政治」，是關於依靠執政者個人的賢明治理國家的治國方式和理論主張。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道德規范，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禮治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主張以禮治國的思想學說。荀子認為，禮使社會上的人在貴賤、長幼、貧富等封建等級制中都有恰當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國家，社會主要法制思想鄧小平所提出的觀點。

人治以人來治理國家，是封建主義社會的弊端，封建社會已經滅亡是不可行的。

禮治和德治是闡述的是同一個觀點，禮儀道德是衡量一個國家的基本准則，但是用禮儀和道德治理國家，那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法律沒有強制性了，如半夜睡覺不關門，人人如己。

3、來源不同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治、人治是個舶來詞。遍考我國現代之經、史、子、集，我們都無從找到"法治"這兩個字的組合。

如德治、禮治則是在我國傳統的著作如《禮記》等等中可以找到、證其淵源的。

聯系：

1、就中國政治思想發展本身而言，在中國近代以前專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從中國近代鴉片戰爭開始則逐漸向民主、法治思想轉變，而德治貫穿社會生活。

2、法治社會是基於人、禮、德演變過來的，如果沒有了人文、缺少了禮儀更別說道德那也就是說法治不健全沒有了說服力只有強制性，可見法治是社會進步所產生的。

3、都是根據當時社會需要而產生的。

⑹ 中華名相之管仲管理思想怎麼取消

取消？什麼意思？
管子在自己的治國實踐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治國管理的思想。
1、富民強國的政治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掛印理政後，把「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作為治國強齊的重要原則，並傾畢生精力建構起一個富民強國的政治思想體系。
（1）組織管理。一是創造了新的「國」「鄙」二軌制，推行了一套以家為本位的社會編制組織。管仲對周代的鄉遂制度加以損益，通過「國分為三」、「鄙劃為五」的辦法，使全國建立起層層負責、分級管理、服從中央的體制，為推行中央集權政治奠定了組織基礎。這種「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形勢》）的社會編制組織，既能加強人們的同鄉意識，同國意識，又能以宗法意識鞏固社會的基本單位——家，以鄉土意識維系國，從而達到安國之目的，保證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二是對民採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點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業」。所謂「分居」，就是士、農、工、商各自「群萃而州處……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所謂「定業」，就是「工之子恆為工，農之子恆為農，商之子恆為商，士之子恆為士（《國語·齊語》）。」職業父死子繼，世代相傳。管仲認為分居的好處有二，第一是防止「雜處」。民不雜處則言不嚨，言不嚨則事不易；民不雜處則不見異物，不見異物則不遷。事不易，民不遷則社會有序，社會有序則國安，國安方可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則國富，國富方可稱霸。第二是便於教育。人們從小就從父母那裡學到從事本職業的知識技能。管仲認為「定業」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會的分工和統治者的需要，藉助政治的力量把每個社會成員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會各個部門，以便使社會這架大機器正常運轉。
（2）選賢任能。管仲認為要想把國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國家、發展生產、創造未來。他一方面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一年樹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治國者要把對人才的培養作為長遠戰略目標，統籌安排。因而，管仲規定了選賢的程序和原則，提出了「三選」制度。另一方面重視人才的標准。一要有「德」。「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為君主的「德」，就在於以國家社稷為重，行仁義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樹立「仁義」的道德規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強加於人。「義」就要對親屬孝悌慈惠，對君主恭敬忠信，對外公正有禮，對自己靜心克制，對國家任公御敵。二要有「才」。「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所比也（《形勢》）」。即有作為的人才，能夠不固守古法，順應時勢，勇於創新。第三，重視對人才的正確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勢》）。」二是破格錄用。衛國人寧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學，未被人用，管仲就極力向桓公推薦，拜為大夫。三是排斥獻媚取寵者。管仲向齊桓公指出，易牙殺子，開方背視，豎刁自宮，都是些居心叵測的人，萬萬不可親近。
（3）法德並用。管仲認為法德在治理國家中有著不同的社會作用，二者可以並用、互補。法是治民一眾的規范，行政施令的法寶。必須採用強制性手段「禁姦邪」、「禁淫止暴」、「治國使眾」。德是統一人們思想行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要通過教化，因勢利導，以化其惡，以養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強調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項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與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後，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原封不動地推行到士農工商四民中去，使人們了解、執行。同時，還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開、法律對等、執法以「公」、執法從嚴等多項主張，保證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國有四維」、「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理論，並對其內容作了詳細的闡述。這樣，每個社會成員都能把法律的有關要求和道德規范的有關內容內化為個人的自覺行為和習慣，就會「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小匡》）。」這樣，就能減少犯罪，形成有利於人君統治的社會風氣，國家穩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證。
2、善本起末的經濟思想。
以糧食生產為本，多種經營,有節制地發展工商業，是管仲治國宏偉規劃中的基本經濟思想。
（1）以糧為本。管仲認識到，糧食既是人們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眾的重要途徑和成就大業的物質基礎。「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國蓄》）。」人作為生命的有機體，維持自身生存及種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糧食，人們就有生存的保障，社會就表現為相對穩定的狀態。沒有糧食，人們就會因飢饉而外流，社會就會出現動盪。如何發展糧食生產，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辦法。第一，堅持「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牧民》）的基本原則。「務在四時」，就是指糧食生產的過程，必須遵循自然界變化的客觀規律，不誤農時，抓緊抓好不同季節的農事活動，尤其是春播與秋收。「守在倉廩」，是講國家一定要把糧食收進來，並做好儲藏工作，國家真正掌握對糧食的控制權。這「一務一守」，從動靜兩個重要環節把握住了糧食的生產。第二，推行具體可行的農業政策。一是採取「地均以實數」與「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實數」，就是國家對土地要加強管理，核正實際可耕地的土地數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狀況都要掌握好，然後，根據土質地利，進行適當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楚棘雜處，民不得入，百而當一（《乘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發揮。可見，「均地分力」是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的好辦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服務於農業。在農忙季節，國家不讓農民服徭役，也不要徵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約二十五天時間里，讓人們都回到地里勞動，國家發放貸款，支持播種。他強調，「四務」，即春、夏、秋、冬農業所需的東西，國家都要准備好。第三，「除五害，以水為始。」影響農業生產的水災、旱災、風霧雪霜、瘟疫、蟲災這五種災害，「水最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為始（《度地》）。」從而，把修築防止水害工程作為國家建設的重點項目，建立起嚴密組織領導，制定了具體措施，進行經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設，保證糧食豐收。
（2）多種經營。管仲積極扶持副業生產，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廣開財路，以求國家強盛，人民富裕。其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種植桑麻。桑麻是紡織業的原料來源，沒有充足的蠶絲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紡織出錦、綉、絹帛。因此，管仲繼承齊國種桑養蠶的歷史傳統，制定出具體政策，扶持桑麻種植及養蠶業的發展。規定在房宅左右要種植桑麻，支持婦女養蠶、紡織。傳授土壤知識，指導種麻。每年陽春，養蠶能手給予獎勵。採取這些措施，使齊國的養蠶業迅速發展。二是飼養六畜。管仲把養六畜納入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給予充分重視。對六畜飼養實行保護鼓勵政策，反對對飼養六畜徵收賦稅。規定：雜草叢生的窪地，不適合糧食生長，應作為飼養麋、鹿、牛、馬的牧場。在春秋兩季，把幼畜供應給百姓，把老畜殺掉賣出。同時，建立固定飼養場，設立負責記載牛羊繁育並查管牧養事務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提升一級。這樣有利地調動了人們養六畜的積極性，促進六畜興旺。三是多種瓜蔬。蔬菜瓜果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視瓜菜生產。「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權數》）。」四是植樹造林。管仲對國家土壤性質、地勢作出細致分析，提出了植樹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後種桑麻，城牆周圍種荊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錯落種植灌木與楊柏樹，保護堤壩。限制入山林砍伐時間，重視森林防火問題，獎勵植樹有功者。「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權數》）。」五是發展漁業。管仲任政於齊，積極要求發展漁業生產。他提倡國家對沿海漁業進行統一管理，制定合適的征稅政策，使生產與銷售連為一體，大大提高漁業生產的效益和漁民的積極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業」、「末事」或「末作」，可以簡單理解為泛指手工業或商業。在管仲心中，糧食生產是國富的根本源泉，是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須作為立國「本事」抓好，不能動搖。但是，當「工商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民趨利而耽農業時，就要提出「末產不禁，則野不辟」；當粟少國尚不富，為國富民強，則要求人們「禁末產，止奇巧而利農事」。這說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圍和前提條件的。這其中就包含著不是單純「禁末」的問題，而是如何使「末業」不影響「本事」，協調好兩個方面的關系這樣一個深層的思想。管子認為，「商之於國，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對於國家，並不是無所作為的人。商人為獲利，千里迢迢，不辭辛苦，調補餘缺，若善於以利引導，可使其利國利民。但由於經商賤買貴賣，財多利大，往往會誘人棄農經商，使社會上出現「野與市爭民」的矛盾。對此，需要運用國家行政手段，削減商賈之利，抑制其盲目發展。這種，採取因勢利導、合理協調的方法，對經濟的正常發展是必須和有益的。
3、愛民順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為本，作為立國、治國的根本要求，並使之與齊國現實社會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精闢而深刻的論述，並落實到具體的施政措施中去。
（1）順民利民。順民利民，就是指統治者施政立法應當順民心，從民所欲。管仲指出「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臣下》）。」即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是由於人民這個根本才成為國家。民眾既是社會的主體，想要爭奪天下，必須爭取民眾的擁護；想要成就王業，必須從民欲，順民心。他堅持「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聞，以天下之心慮」（《九守》）的政治原則。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這就是說政策法令的好壞，要以是否符合民心來衡量。管子認為，要做到順應民心，從民所欲，一是在實踐中了解民情，時刻注意關心民眾的疾苦。「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來絕，我生育之（《牧民》）。」民眾厭惡憂勞、貧賤、災禍、死亡而喜歡安逸、富貴、穩定、生存。那麼，國家在制定方針政策時，就應順民眾的這種心理要求。二是採取「予之為取」的政策。「予」是指統治者在政治、經濟上對民眾採取的一種寬惠的政策。「取」則是獲得民眾的支持，達到經濟上富國、軍事上兵強，政治上稱霸的目的。他們根據人們好獲利而惡奪取的普遍心理，採取一種「取之無形，予之有形」的隱蔽方法。「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國蓄》）。」這樣，就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擁戴。
（2）愛民恤民。愛民恤民，就是指統治者要以民眾為軸心，憂民眾之所憂，急民眾之所急。管仲提出了「興德六策」和「九惠之教」。興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窮」、「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是指「養長老，慈孤幼，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即敬養老人，慈恤幼孤。救濟鰥寡，關心疾病，弔慰禍喪。「振其窮」包括「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即給寒冷的人以衣服，給飢渴的人以飲食，救助貧陋，賑濟破敗人家，資助赤貧。「厚其生」是「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即開闢田野，建造住宅，講究種植，勸勉士民，鼓勵耕作，修繕房屋。「輸之以財」是「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變關市、慎將宿。」即開發潛在的財源，疏通滯積的特產，修築道路，便利貿易，注意迎送往來。「遺之以利」是「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即疏浚積水，修通水溝，挖通迴流淺灘，清除泥沙淤滯，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橋梁。「寬其政」是「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即薄收租稅，輕征捐賦，寬減刑罰，赦免罪犯，寬恕小過。「九惠之教」在《入國》中有詳細的說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就是在城邑和國都設有「掌老」、「掌幼」、「掌孤」、「掌養疾」「掌媒」、「掌病」、「掌窮」、「掌困」、「掌絕」的官，深入百姓，隨時了解實際情況，為百姓解決具體問題。實行了這些政策，使幼有所養，老有所終；孤殘有助，鰥寡有居；貧困得濟，烈士得祭，民眾承蒙恩惠，無不喜悅，從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管仲繼承和發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傳統，形成了以「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1）物質生活決定倫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貢獻，就在於自覺地意識到物質生活條件對倫理道德形成的決定作用，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著名命題。並對此從足民富國與倫理道德的密切關繫上做出深刻論述。「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對於人的生活來說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們首先在物質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對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堅持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社會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立場，為他的倫理觀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對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的建立產生了深刻影響。
（2）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管仲不僅論述倫理道德形成的社會物質原因，而且，對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寫道，「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也就是說,維系國家命運的有四大綱紀，缺了任何一條，國家就會不穩。如果缺了四條，國家就會滅亡不可挽救。「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牧民》）。」維系國家的四大綱紀，就是指「禮、義、廉、恥」這四個方面最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和准則。有禮，人們就不會超越應守的規范；有義，就不會盲目求進；有廉恥，就不會掩飾過錯，不會趨從壞人。「禮、義、廉、恥」皆備，人們就不會巧謀欺詐，行為就會自然端正，邪亂之事也就不會發生。這樣，才能國泰民安。反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牧民》）。」
（3）社會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認識到，形成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和思想，其基礎和前提是「倉廩實」，「衣食足」，但是，只強調「倉廩實」，「衣食足」，還不夠，必須進行社會教化。就是在滿足民眾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教民「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五輔》篇提出「義有七體，禮有八經」。義有七體，「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譏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這「義」的七個方面內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團結，和睦團結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會才能穩定發展。所以，義是不可不行的。「禮有八經」，即「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這八個方面是禮的綱領。如果上下沒有禮儀就要亂，貴與賤沒有本分就要爭，長與幼沒有等次就要叛離，貧與富不依法度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叛離，貧富失其節制，國家必然陷入混亂。所以，禮是不可不重視的。「廉恥」是指內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牧民》）。」因此，通過教誨和啟發，「養之以化其惡」、「明之以察其生」，使人棄惡行善，清除無度慾念，修行內心，這樣方可正氣上升，行為端正。
管仲的治國思想，除上所述，還有軍事、文化等方面。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就是對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很強的啟迪意義。
參考：http://www.univs.cn/newweb/univs/st/qlwh/2005-12-25/323454.html

⑺ 《辯護人》這部電影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原型是怎樣的

《辯護人》取自真實人物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的故事，面對暴力與不公，一位律師以一己之力對辯整個陰暗的社會體系，法庭之上直言法律有病這看似以卵擊石之事，但卻如電影中以盧武鉉為原型的男主宋佑碩所言「岩石再堅硬也是死的，雞蛋再脆弱也有生命。石頭最終會化為沙土，而雞蛋孕育的生命總有一天會飛越石頭。」這咋聽詭辯的邏輯，恰是詮釋了電影的支點，卵何以不能擊石。

時隔33年在《辯護人》公映後，韓國法院重新對當年無辜的孩子給予了撥亂反正的無罪宣判，電影在現實的延續，卵最終得以破石，這是一件別國事，但它透過電影給予人的感動卻是獻予所有人的，世界上總有那麼一群人，弱如累卵，卻獲擁擎天撼地的力量，這力的源泉便是人類有史至今，恆古不變的真理—正義。文/夢里詩書

⑻ 法治，人治，禮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是什麼

法治與人治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治是個舶來詞。遍考我國現代之經、史、子、集，我們都無從找到"法治"這兩個字的組合。
1 根據學術界的通常觀點，最早使用"法治"一詞的是梁啟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義"和"法治主義"的概念，並用之來概括中國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自此，"法治"一詞才在中國傳播開來。
在一些中國法學家所編寫的工具書上，往往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內容：其一為中國古代法家提出的治理國家應該專用 法律 的主張，這些思想家往往認為，一個國家只要有明確而穩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動都依法而行，則國家可治；其二為西方資產階級在革命時期為反對君主專制和封建特權而提出的依據法律治理國家的政治主張，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頒布憲法、"三權分立"等，從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
2 這樣，我們所說的法治實際上是兩個不同含義的片語所組成，且這兩種法治的內涵、價值等諸多方面都有著較大的差異乃至是大異其趣。我們當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後一層涵義，因此，在這意義上而言，"法治"並非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土壤上產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學東漸的產物。而我國先秦所謂的法治一般被稱為"中國傳統法治"。
3 中國傳統法治思想的出現，是作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的對立物出現的。在當時諸侯紛爭、動盪不安的 時代 ，法家不承認德治、禮治能夠實現國家的富強。"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知之患也。
"4"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
"5 國內大多數學者所認為的中國傳統法治是相對於"禮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則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結論從這方面看也是不無道理的。
6 誠然，"人治"的定義及其與"禮治"、"德治"的關系還是學術界尚待廓清的問題。
7談到"人治"，大多數人會想起儒家的"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8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在政治制度中，無論是人的因素還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為"徒法不足以治國、徒善不足以為政"。當然，我們如果把人治國家當成一種 歷史 上所存在的政體形式的話，那麼它就不是一般地強調人在治理國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個人或者少數人具有改變或者決定國家命運的權利和作用，因此我們也不能夠以當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國家的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劃分法治與人治的最根本的標志，應該是在法律與個人（或少數執政者）的意志發生矛盾沖突的時候，是法律的權威高於個人意志？還是個人意志凌駕於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權威高於任何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權威臣服於個人意志的治國方式都是人治。
" 9 回歸到一個常識性的主題上來，就是要回答法大還是權大的問題。
中國 傳統法治思想，確是從實現國富民強，加強君主專制權力的基礎出發，來論證法治的合理性的。"尚法不尚賢"並不是對"人治"的否定，把中國傳統法治思想概括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說本質上的人治主義也是符合事實的。同時，中國的傳統法治較多是"刑"的角度去 分析 和把握，"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10更多地帶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時往往採取一種非道德的 政治 學說，把法治與價值判斷相分離。
從一定意義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 發展 的過程便是民主與法治兩大觀念相輔相成不斷融合沉澱的過程。
11古希臘政治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層含義："已成立的 法律 秩序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奠定了西方綿延不絕的法治傳統。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法治的實施要拒絕人治，第二，法治的價值追求至善。亞里士多德通過對人性進行深入分析後，指出"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獸欲，雖最好的人們未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的時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 影響 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
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學辭典中，大多數學者對"法治"的解釋也大體圍繞這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闡發。
14 英國著名法治思想家哈靈頓曾經論述到，"共和國是法律的王國，而不是人的王國。"
15 就第二層含義而言，法治中所體現的價值追求在經歷了歷史的積淀之後現在仍然是西方自然法學派所倡導的一個核心理念。

⑼ 12·13山西討薪亡人事件的社會輿情

2014年12月13日事發，直到24日該事件才在網上引發網民關注，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從輿情趨勢圖上可以看出，自26日（當地警方發布通告）起，相關信息更新量明顯增加。28日，新華社「中國網事」發布調查文章《農民工命喪討薪路山西民警「腳踩頭發」粗暴執法事件調查》，推動該事件在輿論場進一步走熱，次日的信息更新量超過了1,250條。隨著當地官方逐步走向問題的前台以及處置措施的陸續公開，該事件的輿情熱度趨於降低 。
總體上看，截至2014年12月30日，共有相關輿情信息3,543條。在報道媒介上，新聞報道佔比最多，約佔49.4%。論壇次之，為32.3%，境外和貼吧報道均佔4.3%。從事件發酵的過程看，26日之前，論壇報道占優；26日之後，新聞報道的主導地位比較明顯 。 網民認為，涉事警察的行為「太惡劣」，嚴重損害了山西警方的整體形象；在嚴懲涉事責任人的同時，基層警察隊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也應反思。網民「lwwz2011」說，太惡劣了，知法犯罪，這樣的警察不配為警察，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山西不只是煤黑，公安更黑。網民「hezhengwen01」說，這種警察在中國大地到處可見，必須給個說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周邊那些警察也該抓去坐大牢。還有網民說，這警察會被判刑嗎？恐怕不會，就算判也是判1緩2,基層警員素質參差不齊，要好好大力整頓了 。
網民認為，在輿情處置方面，當地有關部門行動消極、辦法老套，進一步惡化了警民關系和官民關系，對各種細節和疑點有針對性地回應，才能贏得網民信任。媒體人阿曼認為，從這件事的處理上可以看出，當地應對輿論似乎還處在「學步孩童」的階段，幾乎每一步都是被輿論推著走，每一步都在被「打臉」。這種「嚴防死守」的消極態度，能躲則躲，躲不了再出來回應的輿論應對方式，早就過時了。而正是這樣的消極態度，使其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一個值班民警的否認，就掀起了輿論大波。官方回應中的「高度重視」應該體現在每一個微小的細節。網民「殷國安」認為，官方回應中的「舉一反三」已成為「官話忽悠」，建議分兩步走，當「一」的問題基本處理結束時，再進行「反三」的工作 。
網民認為，在全面建設法治中國的背景下，涉事警察以及當地警方的行為有悖職業道德和法治精神，消除濫用公權的「底氣」與「霸氣」，才能挽回公權公信。網民「圖八木」說，女工討薪命喪派出所，在全社會都在喊著建設法治國家的時刻，確實讓人感到震驚，難道依法治國的宣傳沒有宣傳到這里？這里的警察還能被稱為民警嗎？說他們是那些欠薪者的保護傘一點都不誇張吧？失人心容易得人心難，已經被拋棄的公信力還需要當地政府下更多的功夫去找回來。網民「鄭端仁」說，回顧整個事件，其中不僅有個別民警的囂張跋扈和冷漠無情，更少不了事後官方不敢擔當，試圖「捂蓋子」逃避責任。唯有消除「腳踩討薪女工頭」的霸氣和「否認這一不良行徑」的底氣，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復，才是修復公權公信的正途。網民「鐵拳雄獅」說，必須加大對公權力的監督，把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否則，類似新聞還會被不斷地曝出來 。
還有網民認為，該事件折射的勞資緊張關系不容忽視，構建和諧勞資關系需反思四大政策問題，政府應善於調動其他資源和力量，依法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網民「碧翰烽」認為，勞資關系是當前社會關系當中的重中之重，直接關系著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挑戰著人們的安居樂業、威脅著社會和諧穩定。要構建和諧勞資關系，企業工會的獨立性、招商引資與唯GDP主義、「維穩」與「維權」的關系、社會分配體制改革等四大問題亟需反思。網民「馮文亮」說，政府應為農民工創造和優化生存環境，加強制度設計和監管落實，共同撐起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保護傘。在解決欠薪問題時，應該以法律為基本准則，確保「欠薪入刑」能發揮其應有的威力。網民「空山新雨」建議，政府須調動社會其他資源和力量共同破解「討薪」難題，通過扶持相應的社會組織以及讓各地存在的同鄉會等組織規范化、陽光化等方式，提高農民工在勞資關系中的博弈能力 。 長江日報：警察打死討薪者是一場正義危機
如果是一個包工頭或者地痞流氓打死討薪者，人們也會憤怒，卻仍會相信正義。被稱為正義守護者的警察，卻公然對正義尋求者實施肉體殘害，性質就完全不同，它會讓人們失去對正義的信仰，失去對國家機器維持正義功能的信心。公平正義是我們社會高度推崇的基本價值，作為國家合法暴力機器的執法者，竟然這樣赤裸裸地踐踏正義，人民絕無法忍受，不能原諒 。
南方都市報：願「討薪」不再成難題
在正常途徑無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下，依靠上訪、跳樓、跳橋、群體性事件來「把事情鬧大」，成了近乎唯一的選擇，恰恰這樣的社會性討薪方式又能產生一定效果，因而產生了路徑依賴。討薪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欠薪易。資方欠薪違法成本低，外來務工者討薪成本高，讓欠薪更有恃無恐。純粹指責社會性討薪行為對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將其拘留或入罪了事，無法解決問題，反而容易激化矛盾。更多的關注應放在產生如此路徑依賴的原因上，並尋求解決之道 。
新京報：討薪者命喪派出所「高度重視」別總遲到
可以說，當地警方一開始並不希望這件事情信息外露，更不希望被輿論關注。在這段時間里，雖然檢察機關已介入調查，但官方始終沒有公開、正面回應。直到事件見諸媒體後，太原市相關部門才在第一時間啟動響應，通過公開通報表達了對事件的「高度重視」和「處理決心」。不過，回過頭來看待案件的整個發展脈絡，仍然有太多的東西值得咀嚼。為什麼有關部門在事情發生後第一反應總是封鎖消息，直到遮蓋不住，被媒體披露、輿論聚焦後才「高度重視 」？
京華時報：腳踩女工頭發事件豈止「處置不當」
龍城派出所的民警，不但將討薪農民工打倒在地，更將其頭發踩腳下，顯示出對生命缺乏起碼的尊重。民警劉金潤將「民警腳踩女農民工頭發」照片說成是利用視覺誤差「誤導網民」，對照家屬提供的視頻，到底是誰想誤導人，不言自明。此外，還有幾點值得追問：民警究竟有沒有打人？民警為什麼要打人？處警民警面對5名手無寸鐵的農民工，在處理這起小糾紛時，偏袒如此明顯，出手如此之重，很難說這是在維護社會治安、保障社會公平，而其中透露出的執法之失、暴戾之氣尤其值得警惕 。
紅網：查清女工討薪喪命真相迴避機制不可缺位
面對討薪女在派出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涉事公安部門理應啟動迴避機制，讓第三方介入查出事件真相，給死者家屬一個合法交代，給社會一個公開透明的說法。對於周口討薪女工在派出所死亡事件來說，之所以持續發酵，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涉事的公安機關，沒有理清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與權責義務都發生了變化，已處於涉案方，不再具有立案管轄權和查處權，一味參與其中，只會引發社會對案件處理不公的持續質疑 。 本是一起勞資糾紛，然而，因為當地警方的不當介入，該事件卻以警民矛盾甚至官民矛盾的形式呈現在網民面前。當媒體把這件事曝光後，涉事警察的跋扈與傲慢、事後當地警方躲閃與遮掩，隨之成為網民吐槽的重要輿情點，而事件起始的討薪問題反而有些「冷落」。顯然，這不是輿論失焦。討薪問題固然顯失社會公平，但對官員（警察）、公權力的批評更能釋放快感 。
在當前持續的反腐高壓態勢下，山西「後來居上」，成為十八大之後反腐風暴中「最大的重災區」。而與此事相涉的太原警方，此前的諸多亂象也時而被媒體聚焦。2014年9月11日，南方周末曾刊文《太原警界之亂三任公安局長連續下馬》。報道稱，「多名公安系統人士透露，三任問題局長在任期間，太原公安隊伍士氣低迷，紀律鬆懈」。「更嚴重的，在部分山西高層官員與不法煤商形成利益共同體的政治生態下，部分太原警察淪為煤商違法後的保護傘」。由此觀之，此次事件從勞資糾紛到官民矛盾，可能並非僅僅因個別警察素質低下而偶然發生，網民對涉事警察、當地警方的尖銳質疑和批評，也並非無端發泄，而是其來有自 。
媒體在該事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體的曝光引發了廣大網民對該事件的關注，在推動網民對這一涉及勞資關系和官民關系進行深入反思的同時，客觀上也增強了受害方的博弈能力。與此同時，當地警方在事件處置上的不足與短板也明白無疑地暴露在網民面前。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對受害人家屬的「限制」、「賠錢私了」等就事論事式的維穩思維突出，與該事件本身的公共性相去甚遠，與民意的期待也是背道而馳，事件曝光引發民意反彈自在情理之中 。
當然，該事件引發輿情聚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地警方信息公布過於遲緩，沒有及時通報事件處置情況的進展。26日晚太原市警方才第一次在其官網上發布通報，距事發已有13天。在「以秒為計時單位」的新媒體時代，如此遲緩勢必滋生不必要的想像空間，進而增加事件處置難度。而從當地一些警察的言論也可以看出，除警察隊伍建設方面存在問題外，媒介素養之差也不容忽視 。
警察作為執法者，執法犯法，影響之惡劣不言自明。加強政法隊伍建設是新時期政法領域「三個建設」之一。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各地公安機關應引以為戒，加強對警察隊伍特別是基層警察隊伍的教育和管理；就警察個人而言，也應自覺以法律法規約束自己的行為，切實做到執法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