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法學派
㈠ 北京工商大學和中北大學那個實力更強！
北京工商大學創辦於1950年，是一所有著輝煌辦學歷史的高等學府，黨和國家領導人程子華、姚依林等同志曾先後兼任學校前身校長。學校於1999年6月由北京輕工業學院與北京商學院合並，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院並入組建，所以名為北京工商大學。原北京輕工業學院先後隸屬於輕工業部和中國輕工總會；原北京商學院先後隸屬於商業部和國內貿易部；原機械工業管理幹部學院隸屬於機械工業部。北京工商大學現為中央與北京市共建，北京市重點建設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
北京工商大學的工商是工科和商科的意思，英文名是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工科中的食品、塑料、自動化、環境工程都是很好的，食品學科更是培養了我國唯一的食品、日化兩院院士，而且是北京市屬高校唯一培養了院士的高校，畢竟原來是部屬行業院校，經管學科就不說了，一個字 強。另外北工商是我國民商法的創始學校，大商法學派的本部，還有廣告也是最早的六所學校之一。
北工商現在的發展很快，在北京很受重視，看看新校區的條件就知道了，北京地區的高校分為部屬和市屬的，北京高校多很多都是部屬高校，北工商現在是市屬高校，在市屬高校中，北工商的發展速度和發展前景是最好的。
兩個學校相比較還是推薦北京工商大學，畢竟在北京，地域優勢明顯，這個地域優勢包括人脈資源，北工商在北京的圈子很厲害的，這也是學生就業質量在北京前列的原因，很多著名企業到學校要畢業生。
㈡ 西方社會學對社會的解釋有哪兩大派
在現代西方主要國家中，法學的基本理論學科通稱為「法理學」（英語jurisprudence的一義）或「法律哲學」。這里講的「現代」泛指自20世紀開始，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現代西方法理學的思想淵源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一個是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法律思想；另一個是西方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影響。因此，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較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就其專業而論，除主要是法學家外，還有哲學家、社會學家等。就階級性來說，現代西方法理學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法理學，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為資本主義法律制度進行辯護的。
一、現代西方法理學的特徵
1．派別繁多。在西方法理學史上，17~18世紀時自然法學佔主導地位。19世紀時以歷史法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哲理法學三派為主。進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派別逐漸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更為增多。這種派別繁多的特徵不僅體現在各派之間或同一派別內部紛亂雜陳的理論觀點，而且還體現在不同的研究對象、不同研究方法以至不同的術語等方面。這一特徵之所以出現，主要是為了適應資產階級或這一階級中特定集團在特定時期的需要；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法律制度以及法學家的不同政治傾向或其他思潮的影響。當然，派別繁多也體現了一般資產階級國家在其統治還比較穩定時的一個方針，學術自由以不危害其統治為限，超過這一限度是不容許的。
2．自然法學在戰後的復興。隨著法西斯政權的崩潰和對戰爭罪犯的審判，傾向法西斯主義的新黑格爾主義法學迅速消失，對正義等道德准則持有否定或懷疑態度的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法學也有所動搖，強調道德准則的新自然法學或與此類似的價值論法學則迅速復興或興起。同時它們的復興或興起也適應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戰後對外政策的需要。很多西方法學家在論述資產階級人權學說時是以新自然法學和價值論法學為理論基礎的。
3．三大派鼎立。現代西方法理學雖然派別繁多，但以新自然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為主。20世紀50年代後期直到60年代，分別以牛津大學法理學教授哈特和哈佛大學法理學教授富勒為首的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兩大派法學家展開了熱烈的、長期的論戰。哈特在這一過程中對原先的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作了重大修改，創立了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從而與富勒等人的新自然法學相抗衡。早在20世紀初就已興起的社會學法學戰後繼續存在，在基本理論上也無甚大的變化。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已逐步趨向以定量分析為主的應用法學，其名稱也通稱為法律社會學。這里應注意的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但這三大派中又都有各種支派。例如新自然法學中有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法學）和非神學的之分。有的著名的法理學說（如羅爾斯的正義論、德沃金的權利論、拉斯威爾的政策論等），雖然不講自然法，但卻都以某種價值作為核心，因而在理論傾向上是接近新自然法學的。又如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中既有凱爾森首創的純粹法學，又有哈特新創立的新分析法學；新一代的分析法學家中又有拉茲的淵源論法學、麥考密克的制度法學等。在社會學法學或法律社會學中，既有戰前的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斯堪的納維亞法學、歐洲自由法學、利益法學等等；戰後又有強調價值的法律社會學和以行為科學、系統論為特徵的法律社會學。此外，也還有些較難列入以上三大派的派別，例如戰前就有的新康德主義法學、新黑格爾主義法學，20世紀70年代以來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新修辭學法學等。
4．三大派相互靠攏。現代西方法理學以三大派為主，形成鼎立之勢，但三派又相互靠攏，相互吸收。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有少數西方法理學家提倡綜合法學（或稱統一法學）。他們主張，這三大派分別以研究法的價值（自然法學）、法律規則（分析法學）和法的社會實際（社會學法學）為主，但這三種因素是不可分割的，應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但他們的主張並未被普遍接受。我們認為，三大派不僅對法的本質的解釋是錯誤的，而且在研究對象的理解上也是片面的。法律規則可以說是法本身的結構，法的價值和法的社會實際都涉及到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作為一門科學的法理學，既應研究法本身的內容和結構，也應研究法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但正如前面已指出的，三大派的劃分不是偶然的，它們相互靠攏是為了取長補短，加強自己的地位，而不是使自己消失，讓位於綜合法學。
5．非學法學思潮的影響。西方法理學歷來就受哲學、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影響。在20世紀，特別是戰後，非法學思潮的影響更為擴展。其中較新的影響有邏輯實證主義、語言哲學對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滲入；新修辭學推動了對法律推理問題的研究。存在主義和現象學哲學對個別法理學家雖有影響，但總的來說影響很小。功能結構主義、系統論和行為科學對法理學也僅稍有影響。近年來，主要來自經濟學的經濟分析法學也促進了以資源、成本、效用等經濟學術語來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來自各種社會學新思想的批判法學更掀起了批判傳統法學的運動。
二、現代西方法理學的主要理論觀點
1．社會和人性。現代西方法理學家研究的對象並不是社會和人性，但他們在論述自己的學說時往往會涉及到對社會和人性的理解，往往會以對社會和人性的某種假設作為立論的基礎。例如早在20世紀初社會連帶主義法學創始人狄驥就提出，社會連帶關系是一切人類社會的基本事實，因為人們為了生存必須相互促進共同的需要並交換服務；國家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體現這種連帶關系的客觀法。社會連帶關系的思想和概念至今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還是相當流行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是近年來在西方思想領域中包括法理學中具有較大影響的一個人物。他在《正義論》一書中認為，社會是人們為實現相互利益而進行合作的事業，其中既有利益的一致，又有利益的沖突，因此必須要有一批確定利益分配的原則，即社會正義的原則，法治即形式主義。
與這種抽象的社會概念密切聯系的抽象的人性概念。例如哈特認為，構成法和道德的共同因素是有關人性和人類生存世界事實的一些公理，其中一個是人的無限的利己主義與有限的利他主義，再一個是有限的自然資源，因而沒有法和道德，就不可能有社會。又如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經濟分析法學的創始人波斯納提出，構成他的學說的一個假設是：人是對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宣揚的人性論，一般來源於18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等人關於人性和私有財產的學說。奧裔社會學家海克在論證「福利國家」與自由、法治對立時就是直接以休謨的人性論作為論據的。
我們認為，社會和人性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現實的，而且是以一定物質生產關系為基礎的；在階級社會中，又是以一定階級關系為基礎的。現代西方法理學家所講的社會和人性多半是抽象的社會和人性，是離開物質生產和階級關系的社會和人性，實際上是將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的階級性當作永恆的社會和共同的人性。
2．什麼是法？這是自古以來西方法律思想中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主題，在現代西方法理學中，這一爭論不僅更為激烈，而且更為混亂。在講什麼是法時，首先應指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對法這個詞所指的范圍，往往有不同理解。有的可以作很廣的理解。例如美國社會學法學首創人龐德認為法的概念包括三種意義：（1）法律秩序；（2）作出司法、行政決定的根據；（3）司法、行政過程。以上第二種意義上的法又包括了三種成分：（1）律令；（2）技術和（3）理想。其中律令又包括了四種形式：（1）規則；（2）原則；（3）概念；（4）標准。但有的法理學家，特別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法這個詞的范圍主要指法律規則（或規范）。此外，他們還根據各自的學說，對法本身作了一些與眾不同的劃分，除了原先就有的自然法和實在法之分外（在新托馬斯主義法學中還有上帝的永恆法），在現代通常有法的理念和法的概念之分；客觀法和實在法之分；活法和國家法之分；書本上的法和行動中的法之分；應當是這樣的法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之分，等等。由於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以及劃分如此眾多，就必然使什麼是法的解釋更為復雜化。
在眾多的解釋中，有些法的概念和定義是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如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富勒提出的：「法是使人的行為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從這一定義中，很難看出法的本質是什麼。但從他的整個學說來看，他主張法「飲食了它自己的道德性」。這也就是說，法的本質是道德。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哈特認為，法是設定義務的第一位規則和授予權利或權力的第二位規則的結合。而其中最重的是最終承認規則，其他規則的效力都來源於它。實際上他所講的最終承認規則是指國家的立法權，也就意味法的本質在於國家權力。社會學法學派龐德，如上所述，對法這個詞的范圍作了很廣的解釋，並將它稱為社會工程或社會控制，實際上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抽象的社會。美國另一個著名法學家、大法官霍姆斯認為，「法是對法院實際上將做什麼的預言」。法院將做什麼是指法院怎樣判決，這種判決又是怎樣作出的呢？按照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家弗蘭克的解釋，判決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是法官的個性，這實際上是將法的本質歸結為某種心理因素，甚至是非理性因素。從以上現代西方法理學家關於法的概念或定義中可以看出，盡管他們對法的解釋各有不同，但卻都否認法的階級性，否認法最終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因而同馬克思主義對法的解釋是根本對立的。正因此，他們對法的功能、作用和任務的解釋也都是從超階級的概念出發，例如：預防或鼓勵行為、調節利益沖突、促進合作、維護和平、解決爭端、為私人事務提供便利、發揮人的創造性才能促進人類文化，等等。
3．「應有」和「現實」；道德和法。在西方法理學史中，在19世紀就出現了實證主義法學和自然法學之間的爭論。其中一個重大的哲學爭論是「應有」（英語中的ought）和「現實」（英語中的is或being）二者的關系。具體到法學中，就有「應當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ought to be）和「實際上是這樣的法」（the law as it is）的關系。戰後，隨著自然法學的復興，這一爭論也更趨勢烈。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應有」和「現實」是截然分開的，法學家僅研究「實際上的法」。有的更認為，「應有」只是一種主觀價值判斷，只有先驗的或形而上學的法律學說才研究自然法或理想法，即應當是這樣的法。他們主張應有和現實截然分開的根據主要引自康德和休謨的不可知論，即「應有」是不可認識的，一個「應有」只能來自另一個「應有」，而不可能來自「現實」。與此相反，新自然法學家則反對「應有」和「現實」之分，認為這種劃分模糊了對法的本質的認識，甚至導致對專制和暴政的支持。
我們對這一爭論又怎樣認識呢？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 時就評論過這一爭論，他在1837年致他父親的一封信中就講到，他在學習法律哲學時的一個使他感到是嚴重障礙的問題是「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就哲學上講，他當時還是一個唯心主義的青年黑格爾派，但他已明確指出，「應有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的對立「是唯心主義者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錯誤的劃分的根源」。他主張，在研究法、國家等哲學方面，「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決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里應當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2）。我們也認為，在研究法的過程中，會存在對法的價值判斷（即它應當怎樣）和法的現實（即它實際上怎樣）這兩種認識形式之間的矛盾。但我們不應將它們截然割裂開來。法是代表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使現實的符合這一階級的理想或價值判斷自然會有一個認識和實踐的過程，但應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求得二者之間的一致。
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往往將「應有」和「現實」之間的對立同道德和法之間的對立等同起來。他們主張，法與道德無關，至少並無必然的聯系，因而法學僅研究法律，而不問這一法律是否合乎道德。因此，他們主張廣義的法律概念，即法就是法，良法和惡法都是法。狹義的法律概念則主張只有良法才是法。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在這一問題上的主要錯誤也在於不具體地歷史地分析法和道德。問題的關鍵是：這是指哪一階級的法，哪一階級的道德。統治階級的法和被統治階級的道德，一般來說，當然是對立的。統治階級的法和道德則是一致的，相互配合的。但法和道德畢竟是有區別的。將法和道德等同起來或將法的本質歸結為道德都是錯誤的。
4．什麼是法制或法治？這也是現代西方法理學中經常討論的一個主題，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和爭論。這里應注意，英語中的法制（legality）和法治（rule of law）二詞往往是通用的。但法治一詞往往同「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這一提法連用。
有的思想家、法學家從19世紀流行的自由個人主義觀點出發，認為法治旨在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因而在戰後，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所謂「福利國家」政策並擴大政府的經濟職能時，在法學領域中曾發生過法治與「福利國家」是否對立的爭論。少數人認為，法治是指政府的一切行動都受已公布的法律規則的約束，人們可以根據這種了解安排個人的事務。因而政府擴大經濟職能必然會侵犯個人自由、權利以及保護他們的法治。但大多數人認為，在現代，國家的經濟職能必須擴大，要倒退到19世紀的最小限度國家職能的概念是不可能的。法治可以用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因而個人自由、權利、法治同「福利國家」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適應的。但在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法學家中，也有人主張，資產階級法治僅存在於自由資本主義時代。
自20世紀60年代富勒提出法制的八項原則，即法的一般性、公開性、不溯既往、明確性、沒有矛盾、有遵守可能、穩定性、官方行為與法律規定的一致性後，法制或法治原則已成為法理學著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但一般都在以上八個原則上加以修改、擴充。例如主張應補充司法獨立、司法審查，一般人接近法院的可能性、公開審理、律師咨詢、防止警察機構濫用機力、歪曲法律等。有的法學家還論述法治的價值有對專橫地行使權力實行制約，為人們選擇生活目標和形式提供可靠框架，尊重人的尊嚴等。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家一般也同意富勒所提出的法制原則，但他們反對富勒將這些原則稱為程序自然法或法的「內在道德」。結果在法制原則問題上又展開了關於法與道德關系的傳統爭論。有的實證主義法學家認為，法制或法治固然有很大價值，但這種價值是消極的，即限制專橫地行使權力，而且這種專橫本身也是法律造成的；也有人認為，法制或法治只是使法取得實效的手段符合法制也可能使法服務於邪惡的目的。總之，對法制的作用不應誇大，因為法治本身畢竟不是一個最終目的。
一般法學家認為，在希特勒統治下，法制極端敗壞，如制定溯及既往的刑法，實行秘密法，在審判中根本不顧法律，甚至不顧納粹黨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他們在感到法律形式不方便時，乾脆直接使用暴力等等。但也有個別法學家主張，法治僅代表一種「公共秩序」，因而任何社會，包括法西斯統治的國家，都處於法治之下。
我們認為，現代西方法學家在法制、法治問題上，就像什麼是法一樣，形式上是講抽象的法制和法治，實質上只是講資本主義代議制民主的法制和法治。他們對法制原則等問題的分析，對我們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法制的運行機制也是有一定幫助的，但每個國家的法制既不是像自然法學家所講的什麼先驗觀念的體現，也不是像實證主義法學家所宣稱的單純的現實存在，它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形成和發展的。
5．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這些詞在西方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中是常見的。在西方法理學中，也充斥著關於法與正義、自由等關系的論述。根據唯物史觀，我們應該在經濟關系決定社會生活的一般過程這一基礎上來分析法與正義、自由等觀念的關系，從而就會發現這些觀念都是歷史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但很多現代西方法理學家卻將正義、自由等觀念看作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都是抽象的、超階級的。
有的西方法理學家主張正義是非理性的價值判斷，因而不應將它作為法學的研究對象，但大多數人認為法與正義的關系是法學中的重大或甚至是核心問題。但他們對正義的含義，卻眾說紛紜。較多的人強調平等，也有的強調自由、安全、共同幸福，也有的主張這些含義的綜合。他們對什麼是自由、平等等概念又都有不同的理解。
現代西方法理學家一般都認為，自由不是絕對的，法律既保護個個自由、權利，但也對濫用自由、權利的行為實行制約。但在這一問題上，經常出現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的關系問題。他們一般認為國家主權與個人自由或人權是有矛盾的。法治是保護個人自由、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因此主權與法治也是有矛盾的。我們認為，國家主權和人權這兩種觀念都是在中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和市民階級的發展而興起的，在歷史上都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在現代，對一個國家來說，主權和人權都是不可少的。關鍵問題是，必須注意這是指哪一階級的主權和人權，這是在什麼具體歷史條件下的關系，現代西方法理學鼓吹主權和人權的矛盾是有不同的動機的。
三、怎樣評價現代西方法理學
從以上所介紹的主要理論觀點看，現代西方法理學在論述社會、人性、法、法制（或法治）、道德、正義、自由、平等、安全、共同幸福等概念及其相互關系時，盡管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一個基本的共同點是：在形式上講的是抽象的社會、人性、法、法制等等，但實質上都是指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性。並且對它們加以肯定和頌揚。這種理論觀點是同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這里體現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
為此，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分析和批判現代西方法理學，從而提高我們的識別能力和馬克思主義水平。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採取閉目塞聽的態度是不可取的，對它不加分析批判地介紹甚至加以推崇，更是錯誤的。當然，這也不是說對現代西方法理學應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從總體上講，它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與馬克思主義根本對立的，但其中有些因素也還是可以批判地借鑒的，有些知識性的東西固然有參考價值，有些理論觀點也是有啟發意
㈢ 李昌麒的經濟法
經濟法在我國作為一門新興的法律學科，在逐步走向成熟之際，必然也會伴隨著某些不成熟，如果分析一下這些成熟或不成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經濟法研究方法的差異。因此，李昌麒教授在自己的論證體系中，一方面重視對自己過去在經濟法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進行反思，另一方面又重視對外國和我國學者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借鑒，並力圖從多樣化、整體性、多角度和多維度出發，尋求建立一種符合我國經濟體制要求的經濟法的研究方法。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法學研究方法
他認為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學說。對此，他認為經濟法的理論觀點必須反映經濟體制的要求，經濟體制發生了變化，經濟法觀點也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是，他又認為，任何理論都不應是「現實的奴隸」，經濟法學觀點以及經濟立法實踐也不能像鏡子一樣地反映現實要求，從而認為超前的理論思考和超前的立法都是必要的。
把系統工程學的原理引進法學研究領域
早在1984年他就發表了《怎樣運用系統論研究法學問題》的論文，這是在錢學森教授最早提出把系統工程學運用於法治實踐之後，較早的一篇把系統工程學原理引入法學研究領域的文章。該文按照系統論的「大系統」的觀點，主張把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看成是一個大系統，即「社會主義法制系統」，這個系統是由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各個子系統和孫子系統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建立法制大系統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強調系統各個單元要素之間的同步協調，互為作用，進而使系統的功能大於各個子系統的功能，最終去實現一個統一的目的，即建立良好的法律秩序。這種良好的法律秩序，不是任何一個子系統和孫子系統可以獨立完成的，而是要由它們的協同動作才能完成。接著，該文又運用系統論的「優化控制論」、「決策論」、「資訊理論」的原理，對建立法制系統的各個方面進行了闡述。該文1987年收入由錢學森教授作序、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系統科學論著選》。1995年他又在其個人專著《經濟法——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一書中，提出了建立「經濟法治系統工程」的問題，同時提出了要運用系統論所揭示的整體性原則、互相聯系原則、有序性原則和動態性原則建立經濟法學科的結構體系。按照「整體性原則」建立的經濟法學體系不是被分割的體系，而是由各個部分所組成的其總體功能大於部分簡單相加的功能總和的有機整體；按照「互相聯系原則」建立的經濟法學體系，不是各種現象的孤立存在，而是一個互相聯系、互相依賴的整體；按照「有序性原則」建立的經濟法體系，不是一個現象之間的無規律雜亂無章的聯系，而是一個本質的、普遍的必然的聯系結構；按照「動態原則」建立的經濟法學體系，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機械式體系，而是一個由體系內部多個要素之間通過對立和統一的運動而不斷變化並適應客觀需要的高級活動的動態體系；從而認為，經濟法學體系是由經濟法理論體系、經濟立法體系、經濟法律法規體系和經濟法實施體系所構成的相互聯系的、有序的、動態的有機整體。這就使經濟法學體系從狹隘的、孤立的、靜止的認識狀態中走了出來，而成為一個開放的體系。
大膽吸收西方法學流派中科學的法學研究方法
他始終堅持這樣一種觀點，即對於西方各個法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方法，採取全盤拒絕和全盤否定都是不正確的。這是因為，法學研究方法與研究者的世界觀是緊密相關的，或者說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法學研究方法。就世界觀而言，無非是有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與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區別；但是，就一個單個的法學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而言，兩種世界觀可能是涇渭分明的單獨存在，也可能兼而有之，在兼而有之中，又有主導和非主導之分，因此主張對西方法學派及其法學研究方法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辦法。凡是有利於解釋和樹立符合我國實際的法學研究方法，都可以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這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已逾百年，他們積累的許多反映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法學研究方法、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已經成了人類共同的法律文化，沒有理由不分青紅皂白地全部拒絕。但是，他又認為，我們的法學研究方法應當適應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要求，因為，西方法學流派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完全適應我國的國情，所以也不應當全盤接收。通過對西方法學各個流派研究方法的分析，他提出了在經濟法學研究中可以借鑒的方面主要有：借鑒自然法學派把法律與道德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我國經濟法的價值取向，以便把握經濟法應有的品格；借鑒實證主義法學派以法律為對象的研究方法，闡明「經濟法是這樣的法律」，以便把握經濟法的立法含義；借鑒非實證主義法學派不拘泥於只對現行法律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經濟法應當是這樣的法律」，以便從更高層次上完善經濟立法；借鑒法社會學派對現實各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現行經濟法律本身的局限，以便及時規范未曾規范的現實經濟關系；借鑒法經濟學派把法律與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闡明經濟法必須具備的經濟效應，以便使經濟法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直接的力量；借鑒制度法學派把法律規范和社會現象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法律是一種制度性的事實，以便全面把握經濟法律制度的實質 。
遵循適合性與移植性、實證性與假設性相結合
他認為，所謂適合性是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和經濟立法必須立足於中國土壤，符合我們黨在實踐中所形成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要求。所謂移植性是指經濟法理論研究和經濟立法要善於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所創造的符合市場經濟普遍要求的經濟法理論和經濟立法實踐。所謂實證性是指通過對現實存在的經濟法律和法規的研究，闡明經濟法的共同的一般的定義、原則、特徵、功能及體系。所謂假設性是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要從預測和完善的角度，闡述經濟法當具有的功能和體系。
㈣ 金融法學和國際爭議解決兩個專業的就業情況
社會法學和工程法學具體的區別：
社會法學派指的是19世紀末葉以來資產階級法學中一個派別,後來更是二十世紀三大法學派之一。西方法學家一般認為該派具有下列的一個或兩個特徵：
1.以社會學觀點和方法研究法，認為法是一種社會現象，強調法對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對法的影響；
2.認為法或法學不應像19世紀那樣僅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應強調社會利益和「法的社會化」。社會法學派：從社會本位出發，把法學的傳統方法同社會學的概念觀點、理論方法結合起來研究法律現象。注重法律的社會目的和效果，強調不同社會利益整合的法學流派。工程法學是研究工程法律規范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學學科。工程法學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工程法學是一門法學學科，工程法學以工程法律規范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工程法學是一門法學學科。它與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刑法學等同屬於法學體系的其他學科，也是有共性，有個性。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是各自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工程法學的研究對象是工程法及其發展規律。這就是說，工程法學不僅研究工程而且研究工程建設法的發展規律，不僅研究工程法的現狀，而且研究工程法的歷史發展，不僅研究靜態的工程法，而且研究動態的工程法。
㈤ 社會法學和工程法學具體有什麼區別
社會法學和工程法學具體的區別：
社會法學派指的是19世紀末葉以來資產階級法學中一個派別,後來更是二十世紀三大法學派之一。西方法學家一般認為該派具有下列的一個或兩個特徵：
1.以社會學觀點和方法研究法，認為法是一種社會現象，強調法對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對法的影響；
2.認為法或法學不應像19世紀那樣僅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應強調社會利益和「法的社會化」。社會法學派：從社會本位出發，把法學的傳統方法同社會學的概念觀點、理論方法結合起來研究法律現象。注重法律的社會目的和效果，強調不同社會利益整合的法學流派。工程法學是研究工程法律規范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學學科。工程法學可以從兩方面進行分析，工程法學是一門法學學科，工程法學以工程法律規范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工程法學是一門法學學科。它與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刑法學等同屬於法學體系的其他學科，也是有共性，有個性。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是各自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工程法學的研究對象是工程法及其發展規律。這就是說，工程法學不僅研究工程而且研究工程建設法的發展規律，不僅研究工程法的現狀，而且研究工程法的歷史發展，不僅研究靜態的工程法，而且研究動態的工程法。
㈥ 洞穴奇案的十四位法官的判決分別代表哪些法學流派的觀點
別說內容了，你若能買到這本書，通知我一下。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解讀富勒的「洞穴探險者案」
本文要說的案例是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在1949年《哈佛法律評論》中所虛構的洞穴探險者案（Lon Fuller，「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62 Harvard Law Review 616，1949）。事實上，即便在多次讀過這則案例後，筆者在敘述這一
案例的事實之時仍舊有一種心悸。這種心悸不僅來自於案件情節的起承轉合與跌宕起伏，更來自於案件當事人在身處絕境時的殘酷但或許是合理的選擇行為。在為讀者展現了這個法律、道德與人情相交錯的案例後，富勒更以當時最具代表性的五種法律解釋理論撰寫了五篇判詞。閱讀這五篇判詞，我們如同穿行在法哲學歷史的長河中，最終到達了法律的幽微要渺之處。筆者希望讀者帶著下面的問題來閱讀本文，「如果你是負責審理此案的法官，你將做出何種判決？」
案件事實
案件發生在兩千多年以後，4299年春末夏初的紐卡斯國。那年5月上旬，該國洞穴探險者協會的維特莫爾等五位成員進入位於聯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險。但當他們深入洞內時發生了山崩，岩石擋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險者發現受困後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於探險者未按時回家，他們的家屬通知探險者協會，一個營救隊伍火速趕往出事地點。
由於洞穴地點地處偏遠，山崩仍在繼續，營救工作的困難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預計，而在營救過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奪去了十名營救人員的生命。與此同時，洞穴內五位探險者的情況也不容樂觀。他們隨身所帶的食物有限，洞內也沒有可以維持生命的動物或植物，探險者很可能會在出口打通前餓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營救人員獲知探險者隨身攜帶了一個可以收發信息的無線設備。洞外人員迅速通過通訊設施給受困的探險者取得了聯絡。
當探險者問到還要多久才能獲救時，工程師們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於是向營救人員中的醫生描述了各自的身體狀況，然後詢問醫生，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他們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當醫生給出否定的回答後，洞內的通訊設備沉寂了。八小時後，通訊恢復，探險者要求再次與醫生通話。維特莫爾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詢問，如果吃掉其中一個成員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縱然很不情願，醫生還是給予了肯定的答復。維特莫爾又問，通過抓鬮決定吃掉他們中的哪一個是否可行。這當然是個醫生無法回答的問題。當政府官員和牧師都不願意回答這一問題時，洞內就沒有再傳來任何消息。在探險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營救終獲成功。但當營救人員進入洞穴後，人們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維特莫爾已經被他的同伴殺掉吃了。
根據四位生還者的證詞，在他們吃完隨身攜帶的食物後，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吃掉一位同伴的血肉來保全其他四位，也是維特莫爾首先提議通過抓鬮來決定吃掉誰，因為他身上剛好帶了一副骰子。四位生還者本來不同意如此殘酷的提議，但在探險者們獲得外界的信息後，他們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反復討論了保證抓鬮公平性的數學問題，最終選定了一種擲骰子的方法來決定他們的命運。擲骰子的結果把需要犧牲的對象指向維特莫爾，他於是被同伴吃掉了。
四位探險者獲救後因營養失調而住院治療。出院後，四位獲救者被指控謀殺維特莫爾。初審法庭經過特別裁決確認上面所述的事實，根據紐卡斯國刑法的規定，法官判定四位被告謀殺維特莫爾的罪名成立，判處絞刑。四位被告向紐卡斯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法院意見與判決
紐卡斯國最高法院由五位法官組成，他們分別是特魯派尼、福斯特、基恩、漢迪和唐丁。現在他們的判決將決定四位被告的命運。
特魯派尼首席法官在富勒筆下基本上扮演了案情敘述者的角色，這讓他所闡釋的維持初審原判的理由非常簡單。特魯派尼認為，作為民主國家的法官，他的職責就在於根據法律條文的平常含義來做出自己的判決，而不能在立法機構所制訂的法律條文加入自己的價值偏好。刑法規定：「任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須被判處死刑。」雖然同情心會促使法官體諒被告當時身處的悲慘境地，但法律條文不允許有任何例外。在做出這一宣判後，特魯派尼提議通過行政長官的赦免來限製法律在本案中的嚴苛性。從其簡明扼要的判詞來看，特魯派尼顯然是法律形式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的代言人。
第二位法官福斯特主張推翻初審法院的判決，並為此提出了兩項各自獨立的理由說明。首先，福斯特認為紐卡斯國的刑法並不適用於這些受困於洞穴絕境中的探險者。根據社會契約理論，自然狀態下的人們正是為了在文明社會里的和平共存才成立了政治國家，這一契約也構成了國家法律的強制力基礎。但在五位探險者受困於洞穴時，現實的困境決定了他們並非處於「文明社會的狀態」，而是處在社會契約論所說的「自然狀態」。在這種自然狀態下，維特莫爾所提出並經所有人同意的生死協定就構成了他們的社會契約，也是在本案中應該適用的有效法律。「我們各個法律分支……的共同目標都在於促進與改善人們的共存狀態，調節共存狀態下相互間關系的公正和平等。當人們可以共存的這一前提不復存在，就像案例中極端的情景下，生存只有通過剝奪他人的生命才成為可能時，支撐我們整個法律秩序的基本前提也失去了它的意義和作用。」其次，福斯特承認被告的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字面含義。但法律的古老諺語就是「一個人可以違反法律的表面規定而不違反法律本身。」任何法律規定都應該根據它的明確目的來獲得合理解釋。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人們犯罪，福斯特運用正當防衛的先例來類推被告人行為的正當性。福斯特的判詞集中體現了目的論的解釋方法：法官在解釋法律時必須考慮法律的合理目的，這與特魯派尼法官的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站在特魯派尼的立場，或許可以說福斯特的法律解釋理論可能造成司法僭權。我們看看福斯特是如何回應這一潛在挑戰的，「我前面運用的推理絕沒影響對實定法的忠誠，盡管它提出了合理忠誠和不合理忠誠的問題。沒有任何領導會要一個不能領會言外之意的僕人。再笨的女傭都知道，當她被告知『削掉湯羹的皮，撇去馬鈴薯的油脂』時，她的女主人只是口誤而已……糾正明顯的立法錯誤和疏漏不會取代立法者的意志，只是使其意志得到實現。」
第三位法官基恩投下了維持初審法院判決的第二票。作為一個法律形式主義者，基恩法官一開始就說：「我不想討論的問題是關於這些人所作所為的對錯善惡。這同樣是個無關法院職責的問題，因為法官宣誓適用的是法律，而不是個人的道德觀念。」基恩接下來講道：「本案的所有困難從何而來？那就是未能區分本案的法律問題和道德因素。坦率地說，我的同事不願意接受法律要求判決被告有罪的事實，我也同樣如此。但與我同事不同的是，我尊重我的崗位職責，它要求我在解釋和適用聯邦法律的時候，把我個人的偏好拋在腦後。」在成功挑戰目的解釋論後，基恩法官提出了民主政治中立法至上的原則。「從這個原則中引申出來的是法院有義務忠實適用制定法，根據法律的平實含義來解釋法律，不能參考個人的意願或正義觀念。」在這一基礎上，基恩法官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被告確實「故意剝奪了維特莫爾的生命」。
第四位出場的漢迪法官主張撤銷本案初審的有罪判決，這讓雙方在前四輪的較量中打成了平手。漢迪法官是最高法院內的法律現實主義與實用主義者，漢迪法官就指出，「這是一個實用智慧的問題，它無關乎抽象的理論，而關繫到人類的現實。」「政府是一種人類事務，人們不是被報紙上的言詞或抽象的理論所統治，而是被其他人所統治。如果統治者理解民眾的感情和觀念就會帶來仁政。但如果統治者缺乏這種理解，民眾感受到的只能是暴政。在所有的政府分支中，司法部門最容易失去與普通民眾的聯系。」那麼民眾的常識和意志是什麼？漢迪提出了主流媒體的一個民意調查，「你認為最高法院應該如何處理洞穴探險者？」大約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寬恕被告或僅給予象徵性的處罰。民眾的態度顯而易見。因為「法庭應該考慮民情」，被告的被控罪名不成立。
鑒於四位法官的表決形成2比2的平手，最後出場的唐丁法官的態度就決定了被告的最終命運。唐丁法官的判詞首先把靶子指向福斯特法官：如果說本案應該適用「自然法」，那麼我們這些並非處於自然狀態的法官又從何處取得了解釋自然法的權力的呢？而針對福斯特的目的解釋理論，唐丁法官認為法律的目的有時是難以確定的，有時是多重的，目的與目的之間有時也會出現沖突。在批判了福斯特的立場後，唐丁法官或許可以按照法律的文本做出被告有罪的判決。但唐丁還是在最後道出了自己身處的兩難困境：一方面無法接受福斯特的意見；另一方面，「當我傾向於維持初審判決，我又顯得多麼荒謬，這些將被處死的人是以10名英雄的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唐丁法官最終做出最高法院歷史上沒有先例的裁決：宣布退出對本案的判決。
由於唐丁法官的棄權，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的立場出現了戲劇性的平局，而這意味著初審法院的判決得到維持。4300年4月2日上午6時，四名被告人被執行死刑。
法理學「永恆的洞穴」
在《洞穴探險者案》一文中，富勒用五位法官的判詞給我們勾勒出他那個時代的法哲學圖景。構成這幅圖景之中軸的是自然法學與實證法學的爭論，在文章中則表現為福斯特法官與基恩法官之間的沖突。而在本文中，富勒教授也像基恩法官要求的那樣褪去了自己在學術論爭中的理論偏好。如果讀者事先並不了解富勒教授的學說理論，讀完此文後或許仍然無法給富勒教授做出定位。從實體立場上講，富勒或許更接近文中的福斯特法官，但富勒仍然借用唐丁法官之口說出了自己理論的缺陷所在。本文更為匠心獨具的地方在於富勒設計了一個2比2的平局，這一設計讓讀者們能夠更加獨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斷。
從《洞穴探險者案》一文發表以後，西方世界的法理學和法律解釋理論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促使後世的學者競相續寫富勒教授的案例。1980年，達瑪竇教授在《斯坦福法律評論》的論文中將德沃金的權利理論適用至洞穴探險者案。因為富勒筆下的五位法官都是男性白人，埃斯克里奇教授在1993年組織了七位持女權主義或批判種族理論的學者寫作了七篇新的法官意見。在《洞穴探險者案》發表半個世紀之時，《哈佛法律評論》邀請六位學者續寫了六篇法官意見。有意思的是，六位新法官再次就被告是否有罪的問題打成3比3的平手。這六位作者中不乏中國法學界耳熟能詳的人物。芝加哥大學的桑斯坦教授根據自己的類推推理理論做出了被告有罪的判決，而哈佛法學院的德肖維茨教授則以德伯克大法官的名義寫作了被告無罪的意見。德肖維茨甚至在判詞中假設人類在第三個千禧年的一場宗教戰爭導致了自然法觀念的遺失，從而在自己法律實證主義的立場內根據「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做出了被告無罪的宣判。而在香港地區新近出版的《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一書中，薩伯教授又為本案添設了一個情節：當年的洞穴中還存在著一個與四位被告共謀犯罪的第六人。圍繞著對第六人的審判，薩伯教授根據法理學在半個世紀內的新發展撰寫了九篇判詞。
富勒教授的洞穴探險者案在法理學的歷史上挖下了一個「永恆的洞穴」。他在文中探討了充滿分歧的法律和政治哲學問題：從法律解釋的理論，法官司法的過程，再到民主體制下的權力分立，如同繪制了一幅關於法理學歷史長河的知識地圖，雖然這幅地圖無法引領我們走出法律的迷宮，但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確定自己法理學中的位置。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或許可以用耶魯法學院教授埃斯克里奇199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標題來表明：《「洞穴探險者案」：20世紀法律解釋精要》。
（《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美〕薩伯著，陳福勇、張世泰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6年5月出版）
㈦ 現代法學流派的著作有哪些
新古典主義
新古典是指資本主義初期最先出現在文化上的一種思潮,在建築和設計史上指18世紀60年代開始在歐美盛行的古典形式。18世紀前的歐洲,巴洛克和洛可可風格盛行一時,其繁瑣的裝飾與貴金屬的鑲嵌逐漸引起了人們的厭惡。在探求新的設計風格的過程中,希臘、羅馬的古典建築成了當時的創作源泉。1750年,羅馬龐貝遺址被發掘,在歐洲引起了研究古典藝術的熱潮,人們認識到古典藝術質量遠遠超過巴洛克與洛可可,促成了新古典的產生與流行。新古典追求古典風格和簡潔、典雅、節制的品質以及「高貴的純朴和壯穆的宏偉」。在建築上追求建築物體形的單純、獨立和完整,細節的朴實,形式的符合結構邏輯,並且減少純裝飾性的構件,顯示了人們對於理性的嚮往。新古典在各國的發展雖然有共同之處,但多少也有些差異,大體上在法國是以羅馬式樣為主,而在英國、德國則是希臘式樣較多。新古典風格也體現於當時的產品上,其特點是放棄了洛可可過分矯飾的曲線和華麗的裝飾,追求合理的結構和簡潔的形式,構件和細部裝飾喜用古典建築式的部件。英國新古典傢具的成就很大,其中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設計師,他們長於設計樸素、實用的形式，其設計出來的產品成為了現代傢具設計的先聲。
折衷主義
在19世紀,一個更為直接和嚴峻的問題是風格上的折衷主義。所謂折衷主義就是任意模仿歷史上的各種風格,或自由組合各種式樣而不拘泥於某種特定風格,所以也被稱為「集仿主義」。隨著生產的商品化,需要用豐富多彩的式樣來滿足和刺激市場,於是希臘、羅馬、拜占庭、中世紀、文藝復興的情調雜然並存,匯為奇觀。同時,19世紀的交通已很便利,考古學大為發達,加上攝影術的發明,幫助人們認識和掌握了古代遺產,以致有可能對各種式樣進行拼湊與模仿。
工藝美術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
現代工業設計的先導。說它是一次運動,是因其影響波及面大,具有國際意義。18世紀從英國開始的工業革命,使機械產品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與過去手工製造的產品相比,呈現明顯機械化特性:有些產品的造型和裝飾設計,仍照搬傳統手工業產品的樣式,使難於應付復雜形式的機器產品比過去用長時間精雕細琢的手工業產品顯得粗糙低劣;有些產品因按照機械生產的特點重新設計,其單純簡潔的樣式,卻使許多認為只有花樣繁瑣的傳統樣式才代表精緻完美的消費者難以接受。因此,非常不成熟的工藝美術設計,面臨著新舊過渡時期的困難。以英國詩人、文藝批評家拉斯金和畫家、工藝美術設計家莫里斯為代表的傳統派,一面在理論上展開了批評和宣傳,一面積極致力於設計實踐。他們不滿當時機械化產品的粗糙、簡陋,認為真正的工藝產品應該既實用又美觀,企圖恢復中世紀傳統作坊生產的手工產品的標準的手工技藝和完美而精緻的設計。為此,莫里斯建立了自己的染織作坊,親自設計並以手工製作各種織物、壁紙、地毯和傢具等。其設計在否定當時機械化樣式缺少曲線變化的前提下,運用了自然界有機物(如花草)的形式,並加以變形,使裝飾紋樣呈現出變化豐富的曲線,富有生機和運動感。它們和曾經風靡歐洲、有強烈裝飾感的巴洛克和羅可可(見巴洛克、羅可可)的曲線風格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風格很快在建築造型、室內裝飾、園林藝術、書籍裝幀等各種工藝美術設計中表現出來,並影響了整個歐洲設計界。拉斯金和莫里斯的言行使其走進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怪圈:他們從審美角度反對工業化時代生活用品的機械生產及其造型樣式,但他們號召人們把生活用品的設計與其功能相結合,並身體力行。因此,實際上是在引導人們對產品(不論是手工還是機器產品)設計與其功能的關系予以特別重視,指出了正確的設計方向,極大地推動了工業產品設計這一新生事物的發展。
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
是工藝美術運動在法國的繼續深化和發展。法國設計師兼藝術品商人薩穆爾·賓於1895年在巴黎開設了設計事務所「新藝術之家」,並與一些同行朋友合作,決心改變產品設計現狀。他們推崇藝術與技術緊密結合的設計,推崇精工製作的手工藝,要求設計、製作出的產品美觀實用,他們對建築、傢具、室內裝潢、日用品、服裝、書籍裝幀、插圖、海報等進行全面設計,力求創造一種新的時代風格。他們在形式設計上的口號是「回歸自然」,以植物、花卉和昆蟲等自然事物作為裝飾圖案的素材,但又不完全寫實,多以象徵有機形態的抽象曲線作為裝飾紋樣,呈現出曲線錯綜復雜、富於動感韻律、細膩而優雅的審美情趣。在1900年的巴黎國際博覽會上,法國設計師的精美作品引起世界廣泛關注,在歐美各國引起廣泛響應,並使「新藝術之家」的名稱不脛而走,故以「新藝術」命名其運動。所以,法國自然成為新藝術運動的發源地和中心。法國新藝術運動的主要作品有:吉瑪德設計的巴黎地鐵入口;穆卡設計的海報;蓋拉德在1900年的巴黎國際博覽會上展出的設計作品《新藝術室》;蓋勒設計的細木鑲嵌傢具;查普列特設計的華美瓷器等。還有些平面設計家為商業所做的廣告設計,在視覺傳達領域的探索中邁出了第一步。法國設計師不僅通過報刊宣傳其主張,還直接向社會推銷他們自己設計製作的新藝術風格的各種產品,創辦設計專門學校,推廣設計教育,如蓋勒所創辦的南希工業藝術聯盟學校。小城南希是巴黎之外又一個法國新藝術運動的中心,兩地的設計形式各具特色,互相影響。在法國新藝術運動中還涌現出許多成績卓著的設計團體,如新藝術之家、現代之家、六人集團等,以六人集團的成績最為突出。這使法國的新藝術運動色彩紛呈。1925年左右,法國的新藝術運動逐漸被裝飾藝術運動取代。
維也納分離派(Vienna Secession 1897-1915)
在奧地利新藝術運動一中產生的著名的藝術家組織。1897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一批藝術家、建築家和設計師聲稱要與傳統的美學觀決裂、與正統的學院派藝術分道揚鑣,故自稱分離派。其口號是「為時代的藝術--藝術應得的自由」。在設計方面,其重視功能的思想、幾何形式與有機形式相結合的造型和裝飾設計,表現出與歐美各國的新藝術運動相一致的時代特徵而又獨具特色。他們大膽實踐,定期舉辦展覽,並在1900年出版了設計期刊《室內》,在歐洲頗有影響。其代表人物有畫家克里姆特;建築家和設計師瓦格納、霍夫曼、奧布里奇、莫塞等人。其中克里姆特和霍夫曼最負盛名。瓦格納則是霍夫曼等人的老師,其設計思想與建築風格在19世紀80年代已表現出與裝飾主義的分流,故被稱為分離派運動之父。1895年他在《現代建築》一書中闡述了新時代建築應具備的形式。他設計的卡爾斯帕拉茲車站,具有簡潔的方形造型和新藝主術運動風格的裝飾細節,是分離派的早期佳作。畫家克里姆特是分離派組織的第一任主席,被譽為「奧地利最偉大的畫家」。他創作了大量崖壁畫,其形式與室內設計高度和諧。他打破傳統的繪畫形式,以金屬般絢麗輝煌的色彩和一維平面效果,運用富有象徵意義的形式語言,表現出強烈的華麗風格與工藝化的精美,呈現強烈的裝飾性。其代表作有繪畫《吻》、壁畫《哲學》、《法學》、《貝多芬雕像裝飾壁畫》等。1903年,霍夫曼在銀行家支持下,在魏恩市組織了維也納工作同盟。他和莫塞擔任藝術指導,從事傢具、室內金屬器皿的設計,並由同盟的作坊進行生產。其產品造型呈幾何形態,很少裝飾,力求藝術與技術完美結合,體現產品的實用性。霍夫曼在設計中表現出與普遍的曲線風格不同的直線風格,更加接近現代設計。他的由縱橫直線構成的洗練的方格網裝飾特徵,成為象徵分離派設計風格的鮮明符號。1904-1910年,他承擔了布魯塞爾郊區斯托克列宮的建築設計。其方形的造型單純、嚴謹,室內空間寬敞、牆面平直,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室內陳設、餐廳的大型壁畫則由克里姆特設計製作。壁畫中圖案化的人物形象和裝飾花紋,是用玻璃、馬賽克、琺琅、金屬、廉價寶石鑲嵌而成,華美異常,使斯托克列宮成為集分離派之大成的佳作。其他人的創作也成就頗豐,各具特色。奧布里奇設計的維也納分離派之家,把單純明確的幾何造型與典型新藝術風格的枝蔓纏繞的花草裝飾結合得渾然一體,是分離派代表作之一。莫塞的平面設計成就最大,其美學觀點比其他人更加前衛與理性化。其書籍裝幀、插圖、印染、郵票等方面的設計,多以黑白色為主,明快、大方,更接近現代主義風格。維也納分離派運動獨樹一幟,在設計中加進了新藝術運動風格中較少見的直線和簡潔的幾何造型,特別注重產品的功能,體現出歐洲設計從擺脫傳統到走向現代的過渡風格,影響深遠。
德意志製造聯盟(Deutscher Werkbund)
德國第一個設計組織,1907年成立,是德國現代主義設計的基石。它在理論與實踐上都為20世紀20年代歐洲現代主義設計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其創始人有德國著名外交家、藝術教育改革家和設計理論家穆特休斯、現代設計先驅貝倫斯、著名設計師威爾德等人。其基地設在德累斯頓郊區赫拉勞。其宗旨是通過藝術、工業和手工藝的結合,提高德國設計水平,設計出優良產品。同盟認為設計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工業設計師是社會的公僕,而不是以自我表現為目的的藝術家,在肯定機械化生產的前提下,把批量生產和產品標准化作為設計的基本要求。它努力向社會各界推廣工業設計思想,介紹先進設計成果,促進各界領導人支持設計的發展,以推進德國經濟和民族文化素養的提高。它表明德國在工業設計方面已進入一個新階段,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同盟中的設計師在實踐中不斷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1912-1919年,同盟出版的年鑒先後介紹了貝倫斯為德國電器聯營公司設計的廠房及其一系列產品:格羅佩烏斯為同盟設計的行政與辦公大樓、幕牆式的法格斯鞋楦廠房、陶特為科隆大展設計的玻璃宮;紐曼的商業化汽車設計等,都具有明顯的現代主義風格。尤其是對1914年科隆大展的展品介紹,更令人耳目一新。年鑒還及時向人們展示國際工業技術發展新動態,如美國福特汽車公司首創的裝配流水線。年鑒還發表不同觀點的理論文章,讓人們在爭論中求得真理。1914年,同盟內部發生了設計界理論權威穆特休斯和著名設計師威爾德關於標准化問題的論戰,前者以有力的論證說明:現代工業設計必須建立在大工業文明的基礎上,而批量生產的機械產品必然要採取標准化的生產方式,在此前提下才能談及風格和趣味問題。這次論戰是現代工業設計史上第一次具有國際影響的論戰,是德國工業同盟所有活動中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其活動中斷。但它所確立的設計理論和原則,為德國和世界的現代主義設計奠定了基礎。
風格派（De Stiji）
荷蘭現代主義設計運動，產生於20世紀初,是早期國際現代主義設計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風格派本源於荷蘭繪畫藝術風格(見風格派),但它對設計界的影響巨大,設計界的風格派被看做是現代主義設計中的重要表現形態之一。因風格派創始人、畫家蒙德里安曾以「新造型主義」(Neo-plasticism)為題發表論文,以新造型主義來形容其創作風格,故人們又把風格派稱為新造型主義。其設計的代表作有《風格》雜志的封面設計和斯拉拉斯堡的奧伯蒂咖啡館的室內設計:里特維爾德設計的施羅德住宅、紅藍椅子:奧德設計的烏尼咖啡館等。風格派畫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關風格派的理論著述,是風格派設計的理論依據。
對於設計界來說,新造型主義這一名稱尤為貼切。風格派主張從理性出發,用抽象的幾何結構來表達宇審和自然的普遍的和諧與秩序,探索被事物的外貌所掩蓋的規律,這些規律表現了科學理論、機械生產和現代城市的本質和節奏。其設計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設計師里特維德、建築師奧德等人。他們主張把純藝術的風格派原則運用在建築、傢具、其他產品和平面設計中,滲透世界,以創造新的世界秩序。他們注重使用和表現新材料、新技術,指出建築的空間是由功能與和諧兩個方面構成,其外觀是由其內部空間決定的。他們把風格派繪畫藝術的極其簡潔有序的造型、色彩和線條的形態,應用到建築、服裝、傢具等方面的設計中,並設計了新的字體和非對稱均衡的印刷版面。風格派設計所強調的藝術與科學緊密結合的思想和結構第一的原則,為以包豪斯為代表的國際現代主義設計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風格派設計的代表有《風格》雜志的封面設計和斯拉拉斯堡的奧伯蒂咖啡館的室內設計；里特維爾德設計的施羅德住宅、紅藍椅子；奧德設計的烏尼咖啡館等。風格派畫家蒙德里安和杜斯伯格有關風格派的理論著述也是風格派設計的理論依據。
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
由俄國藝術家馬勒維奇和塔特林等人在前蘇聯十月革命後提出的一種藝術理論。在1920年發表的《構成主義原理》中指出,空間只能在其深度上由內向外地塑造,而不是用體積由外向內塑造;造型應注重立體結構;具有形體的材料作為表現因素,每一根線條都應表現事物的內在力量;同時應把時間作為一個要素引入造型之中。塔特林在第三國際紀念塔模型(1919)中,突出表現了對空間結構的塑造,他注重技術與藝術的融合,使造型藝術走向了設計的范疇。在標准型多功能傢具的設計、折疊型傢具等的設計中,都曾應用了構成主義的手法,體現了形態上的簡化和經濟節約的特點。在廣告和圖形設計領域,構成主義與荷蘭風格主義相呼應,體現了幾何形體及空間轉換的構思效果,在國際上產生了一定影響。
包豪斯(Bauhaus)
1919年4月1日在德國魏馬成立的一所設計學院,是世界上第一所為培養現代設計人才而建立的學院。雖然僅存14年,但對德國乃至世界的現代設計及其教育的影響不可估量。它在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現代設計教育體系,培養出大批優秀的設計人才,成為20世紀初歐洲現代主義設計運動的發源地。包豪斯經歷了兩個主要發展階段:①魏馬時期(1919一1924),②德騷時期(1925-1933),其名稱根據學院所在地而來。格羅佩烏斯(1919-1927年任職)是其創立者和第一任校長。第二任校長是邁耶(1927-1930年任職)。第三任校長是凡德洛(1931一1933年任職)。他們都是當時德國著名建築師、現代主義設計的先驅,對包豪斯的貢獻極大。20世紀初,在大工業迅速發展的推動下,歐洲各國的現代主義設計運動方興未艾。格羅佩烏斯敏銳地意識到:應該建立新型的、專門的設計學院,以培養工業社會所需要的設計人才。他一再向政府提出創辦以建築設計為中心的設計專門學校的建議,1919年魏馬政府表示同意,在合並魏馬美術學院和魏馬工藝學校的基礎上,成立了包豪斯學院。其德文全稱為「Des Staatliches Bauhaus」,即「國立包豪斯」。格羅佩烏斯把德文的建築(bau)和房子(haus)兩詞合一而創造了「Bauhaus」(包豪斯),含意是新型的建築設計體系,但其設計教育內容包括了以建築為中心的所有工業設計。格羅佩烏斯親自擬定了《包豪斯宣言》,確定其設計宗旨「藝術與技術的統一」。包豪斯在實踐中探索,確立了現代設計的基本觀點和教育方向:①設計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產品。②設計必須遵循客觀、自然的法則。其教育體系、設計理論與設計風格在實踐中逐漸成熟、完善。包豪斯的主要教學內容是由藝術和技術構成。其早期的教學體制可稱為「工廠學徒制」,學生的身份是「學徒工」,擔任藝術形式課程的教師稱「形式導師」,擔任技術、手工藝製作課程的教師稱「工作室師傅」,每一門課都由這兩種教師共同擔負,學校還設立了木工、陶瓷、編織和印刷工作室,供學生實習,使其兼具藝術和技術能力。包豪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奠定了設計教育中平面構成、立體構成與色彩構成的基礎教育體系,並以科學、嚴謹的理論為依據。1923年8-9月間,包豪斯舉辦了名為「藝術與技術的新統一」的大型展覽會。師生的作品吸引了歐洲著名的藝術家與設計師,從而進行了各種學術交流活動,宣傳了包豪斯的設計思想,並將歐洲現代主義設計運動推向高潮。當時,格羅佩烏斯作了題為「論綜合藝術」的演講並發送其著作《包豪斯的設想與組織》。其後,他在教學上又作了較大改革,把數學、物理、化學作為必修課,使教學體系向著更加理性和科學化的方向發展,更加適應大工業生產的需要。由於右翼政治勢力的迫害,1925年3月,包豪斯遷至德騷市,開始其發展的第二階段。1926年,其校名又加上「設計學院」的附名,進一步明確了學校的性質。教學不再由形式導師和工作室師傅共同進行,而是聘請技術熟練的工匠協助教授工作。德騷包豪斯的教授以本院畢業生為主,如拜耶等人。1925年,該校刊物《包豪斯》出版。1927年,成立建築系,瑞士著名建築師邁耶任系主任。這是包豪斯的鼎盛時期。1928年2月,格羅佩烏斯辭職並推薦邁耶擔任校長。他進行了大規模改革,加強了建築系的課程,成立了音樂系,增設了攝影專業,並增加了社會學課程,提倡學生積極與社會聯系。其進步的政治立場引起當局不滿,1930年他被迫辭職。在格羅佩烏斯的推薦下,德國著名建築師凡德洛出任第三任校長。他繼續推行改革,完善以建築設計為中心的教育體系,並努力使學院實現非政治化。1932年,在納粹沖人學校大肆破壞後,學校被迫關閉並遷至柏林,以「包豪斯·獨立教育與研究學院」命名,在一座廢棄的電話公司里繼續教學。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4月,由當時的文化部下令關閉包豪斯並由納粹軍警強行佔領學校,8月10日,凡德洛宣布包豪斯永久解散。包豪斯是現代設計的搖籃,其所提倡和實踐的功能化、理性化和單純、簡潔、以幾何造型為主的工業化設計風格,被視為現代主義設計的經典風格,對20世紀的設計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現代主義設計運動
以工業設計為主的現代設計革新運動於20世紀初至30年代席捲歐美。它是在現代科學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展開的,以大工業生產為基礎並服務於整個工業社會。它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都取得了豐碩成果,使人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也使人們的消費要求和審美趣味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運動中涌現出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充分肯定工業社會大機器生產、贊賞新技術、新材料的工業設計的先驅人物。面對時代的挑戰,他們提出了功能主義的設計原則,提倡科學的理性設計並創立了新時代的設計美學--機械美學。其所設計的簡潔、質朴、實用、方便的全新產品,確立了現代主義設計的形式與風格,標志著產品設計進入現代工業化設計的時代。工業設計開始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杠桿。獨立的設計教育體系也出現了,並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在歐美各國,現代主義設計運動的發展各具特色。德意志製造聯盟的成立、包豪斯的建立與發展、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功能主義設計風格的確立、各國專職工業設計師的出現等等,表示現代主義設計形態已趨成熟。卓越的建築師、設計師格羅佩烏斯、科布西耶、凡德洛、賴特等人奠定了現代主義設計的實踐和理論基礎。他們提出一系列新的設計思想及其原則,對推動歐美及世界的現代設計具有重要意義。格羅佩烏斯是最早在設計理論上有全面建樹的設計師。他明確指出:「應該強調機械對於工業設計奠定決定作用。」他認為必須貫徹功能第一、形式第二的設計原則,設計應該「能夠從實際方面完全達到自身的功能目的」,這樣設計的產品才是可以應用、信賴、造價低廉和經濟有效的。他認為20世紀的設計必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反對裝飾和復古主義。他對美學風格的看法作過極具哲理性的闡述:「美的觀念隨著思想和技術的進步而改變。誰要是以為自己發現了『永恆的美』,他就一定會陷於模仿和停滯不前,真正的傳統是不斷前進的產物。它的本質是運動的,不是靜止的,傳統應該推動人們不斷前進。」科布西耶是機械美學的創立者,他贊賞飛機、汽車、輪船的設計,因為這些設計沒有受到任何傳統的束縛,完全是按照功能與技術的要求設計的,是全新的工業產品形式。他認為大工業社會的任何產品,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機器。他贊美單純、清晰的幾何體。他說:「按公式工作的工程師使用幾何形體,用幾何學來滿足我們的眼睛,用數學來滿足我們的理智,他們的工作簡直就是良好的藝術。」他主張設計應表現簡潔、秩序、邏輯的理性美,應表現出對象本身的直線、比例、空間、體量的美,而不要有附加裝飾。凡德洛也強調時代風格,主張設計的現實和功能意義,主張採用機械化、批量化的生產方式。賴特亦強調功能,同時提出「有機建築」的觀點,認為建築設計應考慮其與環境的和諧、對建築空間的有機安排與調度、自然材料與工業材料的不同表現力及兩者的協調性等。現代派美術對現代主義設計有直接影響。許多現代派藝術家及積極投身到設計及其教育領域,如杜斯伯格、里特維特、康定斯基、克利、伊頓、納吉等人。有些人在世界第一所設計學院包豪斯任教期間,對現代設計教育體系的形成及其基礎課的建設作出巨大貢獻。1923年在德國魏馬舉行的包豪斯作品展,向世界展示了其成就,使其成為世界性的設計、設計教育和設計理論研究中心。1925-1927年,德國包豪斯的教學體系己趨成熟,各方面工作走上正軌,師生設計成果達到新水平,使現代主義設計運動從嘗試階段進入系統化、科學化的成熟階段,經受了時代的考驗。20世紀30年代初,由於經濟不景氣和德國納粹政權的壓制,現代主義設計開始在歐洲衰弱。1937年後,隨著包豪斯大批精英移居美國,使歐洲現代主義設計風格融入美國設計體系,在美國雄厚的經濟實力的依託下,現代主義設計運動以美國為中心繼續開展,形成國際現代主義設計風格。二戰後直到70年代,國際現代主義設計思想、原則和風格影響了整個世界。20世紀80年代,後現代主義藝術和設計思潮興起,但現代主義的許多設計原則仍然適用,並將隨著時代的發展,成為世界設計傳統精華的一部分。
㈧ 為羅馬法做出巨大貢獻的人是
【歷史評價】
他是中國第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號的創立者，同時也是中國皇帝制度創立者，使中國進入了多民族中央集權帝制時代的人。他也使中國第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形成了「車同軌，書同文」的局面，為其後各朝代謀求統一奠定了基礎。但自古以來，秦始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
1、【評價】
·正面
秦始皇在位之時，吞並六國，並發兵南征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秦王掃六合」，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范圍擴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設置郡縣」，對征服後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只重征服，不重製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後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至今，英語中對中國的稱呼China，也是從羅馬語Chin（秦）演變過來的，這在一個側面上表現了秦帝國的影響力。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以法治國，秦始皇繼承了這個傳統，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韓非，曾自嘆「若與其同游，則無恨矣」。對將領賞功罰罪，皆依法。秦始皇雖專制，認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國。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並非如後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般因嚴重腐敗，而官逼民反。後世儒家倡導人治，治國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決，而至今日人治之風，馬屁之風猶在。
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並修驛道。為龐大帝國的政令通達以及由此而來的郡縣制皇權國家奠定了技術基礎。「修驛道，設郡縣」，這是中國能夠採用郡縣制這種先進制度，而非類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期的羅馬不能有效控制佔領區，只能設權利極大的總督（總督總攬一地的軍政大權，都是貴族，基層組織都依靠當地的原有組織），仍舊類似於分封制，這是羅馬帝國後來分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郡縣制是一種平民制度，其軍政首腦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績軍功可上可下，可平職調動，這就導致了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的出現。職業官僚和職業軍人都可以來自平民，郡縣官僚制有效的保證了平民（布衣）參政議政的權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軍功政績才出將入相），相比分封制這種貴族政治，無疑是一大歷史進步。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和軍隊制度就是起源於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之後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先進於西方，從而比西方發達奠定了基礎。所謂「漢承秦制」，「自秦以來，其制未變」，「百代猶行秦法政」。兩千年的皇權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詩《古風》：「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桑弘羊的論著中肯定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功績。 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寫的秦政記也贊揚秦始皇。
·負面
因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學說，而其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推行以仁愛，中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因此，秦始皇常作為負面典型出現在各種散文、史籍中。如賈誼的《過秦論》等。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
賈誼《過秦論》：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學家看作是一個暴君，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萬里長城、秦馳道、靈渠、阿房宮及秦始皇陵等的規模均極為龐大，勞動舉國的人口興修，不少文獻均斥責在工程進行時造成不少人命死傷，但另一方面卻使各地的交通進一步發展，有助日後交通、經貿、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為史學家對於秦始皇功大還是過大的爭論點。
㈨ 寧夏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寧夏大學》網路網盤免費下載
鏈接: https://pan..com/s/1nHJVCuosNrXNnJlnYEYWQA
寧夏大學考研資料
㈩ 中外著名法學家和中外著名歷史學家生平簡介
世界十大法學家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蘭人，14歲入大學，攻讀數學、哲學和法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7歲任律師，20歲任荷蘭律師公會主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面。他是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
格老秀斯在法學上有兩個重要地位：第一，開創了國際公法學，被人們譽為「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國際法領域中提出了一系列較為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對國家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後來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自然主義自然法理論的精華，揚棄和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主義自然法的桎梏，開創了近代理性自然法（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學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學化，同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幾何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法學研究，推導出一系列相關的命題。孟德斯鳩
１６８９年１月１８日，孟德斯鳩生於法國名城波爾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園，其家族，是當地有名望的「穿袍貴族」，即取得了貴族稱號的資產階級。１９歲的孟德斯鳩獲得法學學士的學位，並擔任了議會律師；先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公元１７５５年２月１０日，孟德斯鳩去世，享年６６歲。
１７２１年，他匿名發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許多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上，向傳統的封建觀念宣戰，在１８世紀啟蒙運動中，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種。
１７４８年，孟德斯鳩發表了《論法的精神》一書，該書堪稱是資產階級法學的「網路全書」，被伏爾泰推崇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對後來美國獨立戰爭中的《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都有巨大的影響。孟德斯鳩的社會政治理論尤其是關於分權和法制的學說，超越了國界，對各國資產階級政治和法律制度的確立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和深刻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論法的精神》在１９１３年就被嚴復譯成中文，以《法意》的書名出版。
孟德斯鳩仍不愧為１８世紀法國的傑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專制黑暗中發出了最初的吶喊，他的思想學說是法國大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思想中的一份寶貴財產。邊沁
耶利米，邊沁(Jeremy Benthan，1748——1832)是英國法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自由主義學說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義學說的創始人。他出身子一個律師家庭，有「神童之譽」，13歲進入牛津大學學法律，十六歲畢業後曾一度從事律師事務，後轉而專門從事法學理論研究。1781年起擔任倫敦大學教授，1832年創辦了著名的「威斯敏斯特評論」。
邊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論》 (1776年)、 《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 (1789年)、 《司法證據原理》 (1827年)， 《憲法典》（1830年）。其中《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學說代表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英國資產階級利益，是這一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學說，其著作後被編成《邊沁文集》
邊沁學說的中心是功利主義，他極力反對17、18世紀以來的古典自然法學的理性法觀點，認為它們是虛構的；大自然將人類置於苦樂兩大主宰之下，人的天性是避苦求樂，功利原則就是一切行為都適從這兩種動力的原則。謀求功利是人們行為的動機，也是區別是非、善惡的標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動遵循的原則，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則。最好的立法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法就在於促進社會幸福。他認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須達到四個日標：即公民的生存、富裕、平等和安全
應該說，邊沁對19世紀30年代英國立法還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推動了塞繆爾羅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魯厄姆勛爵所主張的法律體系改革。薩維尼
薩維尼（1779—1861）薩維尼從十六歲開始學習法律，1800年起開始法學教學活動，1813年任柏林大學校長。先後曾擔任了普魯士國務委員會成員、法官、法律上訴部部長、立法—上訴委員會委員、國務部主席。主持該部制定了1848年《票據法》、《普魯士刑法典》、《帝國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紀羅馬法史》、《當代羅馬法體系》、《作為當代羅馬法部分的債法》、《歷史法學雜志》。
薩維尼在法學史上被作為所謂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歷史法學派這一表達具有薩維尼自己的烙印，其出發點是當代法乃是通過法學的歷史性而不是通過理性法的抽象或者開明立法者的命令而預先確定的。 薩維尼由此得出了影響深遠的法學方法和法律政策上的結論。
薩維尼是他的時代影響最偉大的法學家和法學教師。不管是在法學還是在法律實踐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跡。他的學說在當代雖然扮演著無關緊要的角色，但他的遺產對與德國法以及國家法都具有重要意義。薩維尼在當代不僅僅是作為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而著名，他還經常被稱為現代法學的締造者 。盡管歐洲法學被分為各個國家的法學，但薩維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個歐洲。他劃定了法國民法典的勢力范圍，並且繼續遵循羅馬法這一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大多數其他大陸國家。薩維尼起決定性作用並參與形成的學說匯纂法學在後來對其他一些國家立法起到了作用。薩維尼從開始就接受了將「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結合起來的要求，他是第一個發展出體系化的、內容廣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確立同時就將其置於特定歷史環境之中。因此，圍繞思考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他擴大了對符合歷史的法學的理解，這種法學同時也就超出了單純歷史科學的范圍並形成一種區分，法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建立在其獨立性基礎上的。
薩維尼對19世紀的科學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法學領域，而是兼跨歷史、法律和哲學不同領域。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 1841~1935）。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法學的創始人。1866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在波斯頓從事一段時間的律師工作之後，於1870年入哈佛大學法院擔任講師、教授，1882年12月擔任馬薩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長。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學說，主要體現在他於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f the Law )、他逝世後出版的判決意見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見解》(The Judicial Opinions of Mr. 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之中。 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偉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爾不群，特立獨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人。這首先反映在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為一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為一個法律思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學，如果不了解他作為法官的經歷，就會錯過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實上，他思想中的許多精華並不是通過專著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散見在他的司法意見、演講和書信之中。在某種意義上，他作為法官所做出的許多判決，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種意義上也代表了一種美國的精神，代表了實用主義哲學和普通法的某種意義上的結合。韋伯：社會法學的大師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現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政治論文集》，《學術理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等。
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埃爾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 1884年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隨後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後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1894年後先後任弗萊堡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政治科學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潰，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政治活動。1903年重返學術活動。1910年參與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後於1913年因社會學方法論之爭退出德國社會學會。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
韋伯理解的社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伯著作中汲取營養。 韋伯社會學之於中國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站在比較世界法律文明的宏觀立場上，對東方社會及其法律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理論思考，特別是他著力探討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質。然而我們了解和探討韋伯卻是在現代。在思想禁錮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把韋伯當做馬克思的敵人來對待，幾乎在那時連韋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圖揭示傳統中國社會與法律的運作規律，試圖解釋中國法律現代化可能性問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傳統社會與法律文化的「偉大外行」，韋伯的思路是值得我們重視的。龐德
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社會學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身於法官家庭。曾任律師、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訴委員會委員、內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院長。1907年起先後在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執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顧問。
他的主要著作有《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和目的》（1911~1912）、《法哲學導論》（1922）、《法制史闡述》（1923）、《法和道德》（1924）、《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1942）、《法的任務》（1944）、《正義來自法律》（1951）和《法理學》（5卷集，1959）。
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是與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和一戰後發生在美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相伴而生的，在長達五十餘年的法學生涯中他致力於法律體系和法理學的批判與重構工作。其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是實用主義哲學、美國L.F.沃德（1841~1913）和E.A.羅斯（1866~1951）的社會學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義法學。龐德是20世紀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法學界權威的法學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會法學長期以來在法學中佔有主導地位。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國法學家，現代西方新分析法學的代表。1929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932年任出庭律師，195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論》(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懲罰與責任》(1968年)、《功利與權利》(1979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等。
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最負盛名的法學家之一，由他創立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是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之一(另兩派是新自然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在對法的概念的分析與法律現象的說明、法律關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20世紀50年代登上歷史舞台以來，統治英國已達半個世紀，仍能保持強大的控制力。
哈特關於法的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學說，是在與美國法學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長期論戰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堅持了奧斯汀的法實證主義的立場，同時，又對其作了修正，從而使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進一步適應了戰後英國的社會現實。目前，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已為新一代西方法哲學家拉茲和麥考密克等所繼承、發展，該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的一個重要法學流派還將繼續存在。德沃金
德沃金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他起初的興趣是哲學，但在牛津時開始學習法學，從此發現了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1957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任法官漢德（Learned Hand）的辦事員，以後又當過律師。1962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1969年他應邀擔任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開始同時擔任紐約大學法學的教授至今，他還不定期地擔任過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授，1984年以來還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應邀來我國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作過講演。
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學體系中，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它們構成了當代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批判並超越法律實證主義；第二，堅持認為法律理論依賴於政治與道德理論；第三，把法律理論根植於一種解釋理論；第四，將平等的政治價值作為法律理論的核心部分[注1]。這四部分前後是聯系在一起的。法律實證主義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對象，也是論證的起點；德沃金將政治與道德價值融入自己的解釋理論中，作為選擇判斷的標准；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平等與自由的政治社會。《法律帝國》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體現了他的法律與政治思想。雖然德沃金的基本觀點較之以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在研究方法上卻發生了重大轉向。
主要著作有《認真看待權利問題》、《原則論》、《自由論》、《法律的帝國》等。他從60年代初就開始撰文批判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批判H.L.A.哈特的學說，認為是實證主義法學最新的典型。他的學說以「權利論」（right thesis）作為核心。他之所以強調規則、政策與原則之分，就是為了強調個人權利，即原則。他又認為，他所有個人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權利，即「政府不僅必須關懷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人民」。波斯納
波斯納（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1962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先後年赴斯坦福大學任教和芝加哥大學教授，1981年任美國聯邦第七巡迴區上訴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經濟學分析》（1973年）、《正義的經濟學》（1981年）、《侵權行為法：案例與經濟學分析》（1982年）等。
波斯納作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構建了用經濟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體系。《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其成果的傑出代表。正是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分析理論，才得以有一個以"法律經濟學"命名的獨立學派。波斯納將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權論文和科斯關於社會成本問題的論文發表以後的法律經濟學稱為"新法律經濟學"。在《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二章中，科斯說，"新法律經濟學"--過去30年來發展起來的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權法、契約法、賠償法和財產權法等普通法領域；懲罰的理論和實踐；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論和實踐；法律實施和司法管理；以及憲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學。波斯納有個著名的觀點：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麼，權利應賦予那些最珍視它們的人。
波斯納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始終貫穿著經濟效益觀，使之成為取捨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標准，因而招致許多信奉正義觀念的法學家的激烈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