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學思想

⑴ 中國法律思想史 論述題 論述法家的「法治」理論

先秦儒家從荀況開始由主要代表封建貴族轉向新興地主服務。荀況適應戰國末期的新形勢，對孔子的思想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而與孟子卻存在明顯的對立。荀況不死守「仁」、「禮」，也不排斥法家。他以「禮」為基礎對法家之法進行批判性地吸收，並在吸收中改造了孔孟之禮。因此，荀況思想主要特徵與貢獻是治禮、法於一體，使儒法兩家趨於合流。 荀況認為禮、法起源於兩種前提：一是人類為了生存和戰勝自然，必須組成社會，即「能群」；組成社會之後，還要必須有「分」，即區別職業和等級。禮法就是為了「明分使群」而產生的。二是人性惡，為了避免因為人性惡所造成的惡果，必須對人進行改造，聖人和禮法就是為了改造惡性而產生的。 引法入禮，禮法結合，荀況引法入禮，將體現貴族利益的舊禮改造成為維護封建官僚等級制度的新禮。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明分使群」的禮法起源論論證封建官僚等級制度的必要和合理。荀況的「明分」實質就是要確立體現封建等級名分的新秩序。二是強調禮的實質和作用在於「分」、「別」，即區分等級。使高貴與低賤，尊長與卑幼有所區分。三是突出了禮的客觀性、強制性和制度性。四是主張以禮「舉賢能」，確立官僚制度。荀況否定「世卿世祿」，但並不反對宗法等級。 荀況強調教化與刑罰並用，即「隆禮重法」。他論「禮」比孔孟都要多，且把「禮」的地位抬提很高，同時他對「法」也最為重視。荀況提出了「隆禮重法」兩手並用的方針，要求將「禮」的基本原則法律化。

漢代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的特點及其影響。他以儒家思想為主，吸收陰陽五行家、法家以及殷周的天命神權等各種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因素，創造了一種新儒學。他提出了「三綱、六紀、五常」。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後來成為指導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則。董仲舒把《春秋》看成是治國理民的法典，凡是遇到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難問題，他都從《春秋》中找到答案，並按照《春秋》的精神，從理論上加以論證。董仲舒的「一統」，就是「一統乎天子」，也就是要實行君主集權。為了維護和發展當時政治、經濟的大一統局面，加強對人民的思想統治，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要求以儒家思想統治其他各家。 董仲舒為了論證「君權神授」，創造了「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把天描繪成創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的情感、意識是與天相適應的。君主的統治是天意的具體安排，君主必須秉承天意來行事。董仲舒的「君權神授」等說教，實際上是人間大一統專制下「神聖」君權的反映。 董仲舒根據人間君臣、父子的倫理綱常、仁義道德思想，以及「陽尊陰卑」的神學理論，提出了一套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的「三綱五常」論。董仲舒總結秦朝驟亡的歷史教訓，認為漢朝必須改弦易轍，實行「更化」並提出「大德而小刑」的法律原則，用儒家的仁德代替法家的嚴刑。董仲舒的德主刑輔是由天道引申出來的。他主張德治，強調禮樂教化的作用，但也重視刑罰。在實施德和刑時，要根據人們不同的「性」而各有側重。

近代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立法指導「三民主義」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總稱。它是隨著孫中山思想的不斷前進而逐步充實和完善起來的，並經歷了由舊三民主義到新三名主義的巨大轉變，它不但是孫中山政治、經濟主張的理論基礎，而且是孫中山法律思想的指導原則。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中的第一個主義。在舊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基本內容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驅除韃虜」指推翻滿族通知的清政府，「恢復中華」指光復漢民族國家，「視滿族為異類」。這種民族主義包含以漢族為本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是顯而易見的。但是，由於當時清王朝已經成為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代表，並在其通知中國的二百餘年中實行民族壓迫政策，所以要求推翻把持國家政權的滿族貴族的統治，顯然是具有革命意義的。孫中山一再強調，民族革命的對象主要是殘酷統治中國的滿清皇帝和貴族，應既反對民族要破，也反對民族復仇。後因帝國主義列強日益瓜中華民族，他的民主主義愈來愈朝向反對帝國主義的方向前進，主張取消列強在華特權，廢除領事裁判權，恢復關稅自主，收回租借和失地等。這些對民族主義的詮釋，體現了孫中山在處理國內民族關系和對待帝國主義問題上認識的飛躍。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核心，她的基本內容就是推翻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民國。孫中山的舊民權主義基本上未超出西方的天賦人權的范疇，即人人平等，同為一族，決不能以少數人壓迫多數人；人人有天賦之人權，不能以君主而努力臣民。在新三名主義時期，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已具有不同意西方的一些特點。側重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並鮮明的指出西方資產階級民權制度的虛偽性。這在近代憲政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創見。五權憲法也就是在保障民權的思想指導下出台並踐行的，體現出當時憲政法制的民主性、科學性與前瞻性。民生主義是孫中山三名主義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他從民生主義處罰，把著眼點放在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問題上，這與當時對農民革命採取敵對態度，根本默示農民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立憲派具有完全不同的區別。他把土地問題的解決列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認為只要通過土地問題的解決便可直接實行社會主義，「預防」資本主義的禍害。孫中山的舊三民主義用來解決「資本」問題的具體辦法，是實行一種所謂「集產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並幻想能有一種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這充分顯示出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的許多弊端，但又低估了封建主義對社會的嚴重束縛，其理論帶有一定的空想性。在舊三民主義時期，孫中山曾將他三民主義的一貫精神概括為「自由、平等、博愛」。具體來說，民族主義意味著自由；民權主義意味著平等；民生主義意味著博愛。孫中山這一時期的法律觀也就是舊三民主義的法律觀，即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指導的法律觀。在為中國革命奮斗的過程中，他對清政府專製法律的批判和對中華民國法律的制定都灌注著這種思想。孫中山在反對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壓迫政策和法律的斗爭中，曾多次提出「大小訟務，傷歐美之法，立陪審之員，許律師代理，務為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權」，身體力行的倡導公民權利平等觀念；要求法院審理要充分重視證據，強調人道主義，批判腰斬、梟首、凌遲等酷刑；主張治理國家依靠法治，以「平等、自由、博愛」精神之法指導執法機關的活動。在重視法律的同時，孫中山也很重視作為立法機關的國會的重要性及其獨立性。他曾反復指出：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根本在國會。他這種過高估計法律與國會作用的觀點，在北洋軍閥的教訓下，在他向新三名主義發展的過程中，終於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在其晚年的法律思想中，他還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體現了他為追求平等互尊主權而奮斗不息的民族自愛精神。

⑵ 中國法制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有何區別

中國法制史是研究法律制度的，法律思想只是一個參照；法律思想史則是研究思想。
就研究重點來說，法制史研究的重點就是制度演變，比如法典的變化，結構的變遷；但是法律思想史的重點就在什麼人說過什麼話一類的，比如孔子的思想。
最重要的區別就是在春秋戰國，這個時期由於史料較少，所以在法制史的研究中是一個弱點，但是以為這個時候正好是百家爭鳴，所以各家的論述沖突很大，所以是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重點。
不知道這樣說你能不能明白。

⑶ 中國法律思想史的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在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下由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的革命也逐步由舊民主主義革命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變化必然帶來法律思想的變化。
在「五四」運動以前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人民為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適應民族資本主義微弱發展的需要，不斷向西方尋求真理，同時也引進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並逐步結合中國情況以之作為救亡圖存的武器。鴉片戰爭前後，以龔自珍（1792～1841）、包世臣（1775～1855）、魏源（1794～1857）、林則徐（1785～1850）為代表的地主階級改革派，首先提出了「變法圖強」的口號，主張效法西方。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除以武裝起義的行動猛烈沖擊封建法制和禮教的羅網外，並破天荒地提出了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天朝田畝制度》以及男女平等和「天下婚姻不論財」等民主思想。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領導人洪仁玕，還撰寫了發展資本主義的《資政新編》，主張允許私人開廠采礦、僱傭勞動力、保障私人投資以及與外國平等往來自由通商，反映了當時的時代信息。但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太平天國的領導人始終沒有跳出封建皇權思想的窠臼。嗣後，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1865～1898）、嚴復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更熱衷於向西方學習，並以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為主要武器，兼取黃宗羲等的啟蒙思想，打著「孔子改制」的招牌，主張「變法維新」，要求設議院、開國會、定憲法，以實行「君主立憲」。以孫中山為領袖、以黃興（1874～1916）、章太炎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則在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美國總統林肯（1809～1865）「民有、民治、民享」等思想影響下，將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與「法治」和中國原有的「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民為邦本」的重民思想揉合起來，提出了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內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主張實行「主權在民」的資產階級「法治」。另一方面，清朝統治者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也分化出以李鴻章（1823～1901）、張之洞（1837～1909）、劉坤一（1830～1901）等為代表的洋務派。他們鼓吹「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有別於固步自封的頑固派，實際上已為引進某些西法、西學打開旁門。義和團運動爆發和八國聯軍入侵以後，以慈禧（1835～1908）為首的頑固派迫於形勢，為了抵製革命和乞求帝國主義恩許撤銷領事裁判權以平民憤，也接過戊戌變法時改良派的口號，不斷下詔「變法」和「預備立憲」，並於1902年以「兼取中西」為方針著手修訂法律。在對中外法律和法學都有所研究的法學家沈家本的主持下，先後修訂了《刑事民事訴訟法》、《大清新刑律》等一系列新法新律，但遭到以張之洞、勞乃宣（1843～1921）為首的禮教派的猛烈攻擊，指斥新法、新律敗壞禮教，違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和男女之別與尊卑長幼之序，實際上是不許觸動封建禮教。這次禮、法之爭不同往昔的中國封建階級內部之爭，實質上是中國封建舊律要不要資產階級化的問題。在當時封建頑固派的控制和禮教派的鼓噪下，結果不能不以沈家本的退讓而告終。但通過修律，長期形成的以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封建法律思想終因西方資本主義學說的滲入而被突破。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後,革命果實又被北洋軍閥篡奪。「五四」運動前後，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馬列主義法學也傳入中國，成為批判各種舊法觀點的銳利武器，並指導了後來革命根據地的立法、司法實踐。而繼承北洋政府衣缽的國民黨政府，口頭上雖說「本黨遵奉總理（孫中山）遺教，負民國建國之重任」，表示要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要以「三民主義為法學最高原理」，創設「三民主義法學」，重建和復興中華法系。但他們只是吸取孫中山思想中一些可以為他們所用的東西，卻完全背棄其革命性、民主性精華，特別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他們的一些官方學者認為，新的中華法系應以「保存中國固有之道德為主要」，要「奠基於」禮治，甚至提出要注意「如何再盡量利用家長制而謀其效」，基本上仍是清末禮教派的口吻。在這一時期中，由於已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整個法律思想領域不但存在著帶有濃厚法西斯法律思想色彩和受美國R.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派影響的國民黨政府的官方法學，也存在著與之對立並日益滋長的馬列主義法學和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要求的資產階級民主法學。在當時形勢下，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和官方法學雖然外表上不可能原封不動，而不資產階級化，但實際起作用的主要是維護封建買辦法西斯統治，反共反人民的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及其思想。
中國法律思想的歷史特點 中國的法律思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其不同的特點，但從整體看，又有其不同於世界某些國家或地區的帶全局性的特點。其中最突出的是：作為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曾長期占居統治地位，後來在整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仍然起著很大作用並滲透到資產階級法律思想領域中去。儒家維護以家長為首的宗法制和以君主為首的等級制。在儒家思想統治下，歷代立法和司法活動長期受以「三綱」為核心的禮教的指導。儒家倡導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在其「德治」、「仁政」中，包含著輕徭薄賦、恤刑慎殺等以適當減輕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的內容，既有利於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又有利於穩定社會秩序，具有合理因素，對後世立法曾起過良好影響。但儒家的德主刑輔，只是在人民的斗爭取得一定成果的前提下，才能為統治者所採納，接踵而來的往往是橫征暴斂和嚴刑峻法。儒家又重義輕利，孔丘所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目的是防止剝削者內部互相爭奪，特別是防止勞動人民為捍衛自己的勞動所得或奪回自己勞動果實而反對既得利益的剝削者。封建社會後期作為儒家正統的宋明理學，吸取釋、道思想，鼓吹「存天理、滅人慾」，把「三綱」說成「天理」，把人民爭取生存基本權利的斗爭和統治者內部違反「三綱」的思想言行說成「人慾」，這就更嚴重地壓抑了人們的權利觀念，阻礙著法律思想的發展。不但如此，重義輕利思想根源於重農抑商的傳統，旨在維護封建自然經濟而不利於商品經濟以及與之相應的「私法」的發展。特別是到封建社會後期，更嚴重地阻撓了以商品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資本主義因素和法權觀念的滋長。
以上幾方面的內容在儒家正統法律思想中結成以皇權為中心的有機整體，指導和支配中國封建立法長達數千年。這在世界所有法系中都是絕無僅有的。由於中國古代（包括中世紀）社會始終以自然經濟為基礎，商品生產和交換都不發達，又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嚴重束縛，所以當時根本不可能象恩格斯所說的形成「一個職業法學者階層」。
基於上述情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與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人民取得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相適應，資產階級的民主法律思想也從未占居過統治地位。這是中國法律思想的另一重要歷史特點。
中國的法律思想雖然存在著以上特點，但在人民群眾的生產斗爭和階級斗爭的推動下，它依然是順應人類社會的發展總趨勢而前進的。即使是歷代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法律思想，其演變也是符合這一規律的。中國古代奴隸社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逐步提高、奴隸起義、國人（平民）暴動和新興地主階級勢力的崛起，突破了奴隸社會神權和宗法思想的堤防，導致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禮、法之爭。秦、漢以後，封建經濟的發展和歷代農民大起義，促進了封建法制的某些改進和法律思想上某些進步觀點的提出。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不但推翻了持續數千年的帝制，沖決了綱常名教的羅網，推動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的發展，而且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⑷ 中國法律思想史有什麼特點

法律思想有別於法律和法制。法律和法制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才能創制，而法律思想則不限於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也可以具有，只是它不佔統治地位。因此，中國法律思想史既包括中國歷代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法律思想，也包括歷代不佔統治地位的被統治階級的法律思想。法律思想也不等於法理學或法律哲學

⑸ 論述中國法律思想的歷史特點

中國法律思想的歷史特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a、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倫理滲透一切；
b、皇權至上；
c、平等觀念欠缺，等級特權思想濃厚；
d、重德輕刑；
e、重義輕利。
中國法律思想從其開始產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曾經歷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這 3種社會中由於部分質變所形成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
法律思想有別於法律和法制。法律和法制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才能創制，而法律思想則不限於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也可以具有，只是它不佔統治地位。因此，中國法律思想史既包括中國歷代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法律思想，也包括歷代不佔統治地位的被統治階級的法律思想。法律思想也不等於法理學或法律哲學。

⑹ 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的心得

中國法律思想史是中國各專題史中最能體現智慧、最具社會行為影響力的一門史學。學習中國法律思想史，可以直面各歷史時期最直接、最真實、最基礎的歷史事實和矛盾。在古代，中國法律思想與政治思想基本是合一的，因為在人治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時期，各種政治主張即等同於法律。我國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夏商周的神權法思想，之後到春秋戰國後，經歷了由「禮治—法治—禮法結合」的融合發展過程。這門課程有其獨特的特點：即以時間為經，以人物為緯，通過各時期的法律代表人物闡述了各自社會階層、集團的政治主張、利益訴求。學習這門課程，可以從「法律」的角度看待歷史事件，分析階級斗爭。比之從文化、政治的角度看一些歷史事件的真相更直觀，更容易理解。學習這門課程，可以對諸多歷史人物有更深更獨特的了解，比如說韓愈，可能大多數人都只知其是文學造詣，但不知其法律思想貢獻。學習法律思想史，同樣能繼承和理解諸多社會思想，如我們傳統的儒、法、墨等思想，他們的產生、發展、融合的過程其實是他們各自代表的階層、集團在一定歷史時期政治主張的斗爭與妥協的結果。儒的創始人孔子是春秋時末落貴族，其政治思想溫和保守，不著意改革，不苛刑法治。法家的創始人可追朔到管仲，他是新興地主階級代表，所處奴隸社會末，為確立新的統治秩序，具有強力性。墨家是小農工代表，提出的主張是維護下層人民的利益，表達的是平民主張。從法和律思想史的發展來看，歷史動盪期的思想最為豐富和沖突，這也是為什麼春秋戰國時和清末社會轉型時期，我們國家各種思想紛呈的原因，「百家爭鳴」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這些思想，都是在歷史緊要關頭，先祖們對社會進程進行引領和把航的探索，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學習這門課程，有助於我們理解法律為政治服務，法律為經濟服務，法律在社會生活、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有助於我們認識思想的承接發展，制度的更替揚棄。學習法律思想史，對我們今天今天的法治建設有借鑒作用，對我們個人的綜合素質有提升作用。這是一門思想和智慧大餐，專供有品味、有內涵、有素質、有興趣的人享用。
簡單回復，不當見諒。

⑺ 《中國法律思想史》中簡答題：簡述莊子的法律思想。如何解答

莊子的法律思想也就是對自然的崇拜，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西方自然法的思想。而且，莊子認為他所一直推崇的自然法思想是保障社會規則以及人類行為公正無私的行動准則。莊子所主張的自然法，其精神在於不斷強調或者可以說放大自然法的平等性；至此也可以看出莊子所一直孜孜追求的平等無私的「自然」的境界，也吻合莊子所提出的齊彼此，齊是非，齊物我，「道通為一」的觀點。總之物與物相等，無彼此之異論與論一樣，無是非之別，物與我為一，無物我之分。就是說，世上萬事萬物，以及人們對它的認識都是相等的、一致的。顯然就是一種相對主義觀點但這種觀點是在批判現實中產生的是反等級制度的最有力、最革命的武器之一，莊子認為在人類社會中「平為福, 有餘為害」。人人在自然法面前一律平等。君王也沒有超越社會之上的特權「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也。」君王只能立於不可測識的地位，行所無事，而沒有居功舉名的特權。「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當權者在自然法面前應該勢而不驕」。「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 當時只有最高統治者才配稱「天子」，莊子卻認為「天子」與己都是「天之所子」是平等的。莊子對自然法思想的追求，尤其是其對平等觀境界的追求，縱觀歷史發展，是極其不現實的，也是世人認為莊子之「道」虛無飄渺之處。但是我們仍然應該看到莊子自然法、平等觀思想積極可取的地方，譬如說他的平等觀思想，就是針對當時的一些社會現象貧富分化、貴賤懸殊有感而發。自然法、平等觀的思想反映出當時受壓榨的社會底層人民的心聲，積極體現出他們對平等和自由的追求。莊子對平等觀的認知和對自然法的追求，在這點上，與西方資產階級古典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盧梭的觀點不謀而合。莊子雖然洞察到社會不平等的某些原因，但他沒有也不可能看到生產力的發展和私有制產生是根本原因。莊子雖然認識到客觀規律的重要作用，但他沒有也不能解釋從必然到自由的正確途徑。但從歷史角度來看，莊子自然法思想，可以說是當時對社會的最深刻的認識之一將「不平」的原因直接到人們的社會性中去尋找，強調尊重客觀規律莊子的自然法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漢初「文景之治」， 唐初「貞觀之治」的業績，可以說是這一派學說的社會成果，但莊子主張超脫世俗、輕視人工、所命自然、獨善其身、缺乏進取，使後世沒落階級和失意政客從中尋到精神寄託。

⑻ 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發展演變及其主要特徵

2、「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統一法典結構，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訴訟發、經濟法的內容都裝進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響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論罪論。 中國法律主要起源於早期氏族部落之間的戰爭。古人將這些戰爭稱為"刑征"或"刑伐".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必須要有統一的紀律，於是首領的軍令成為每一個成員必須遵守的規范，軍紀軍規成為中國法最早的一個形式。<<甘誓>>稱"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這種在作戰前當眾發布的誓詞或者說軍令就是一種比較多見的法律形式。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左傳 昭公六年》)不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罰方式也來源於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黃帝與蚩尤戰爭中產生的，蚩尤戰敗後，黃帝對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殺，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稱"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異族時創造的，《尚書呂刑》中有記載"爰始淫為劓、刵、椓、黥黃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絕苗民，無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幾種方式。也就是說，中國法律從一開始便和異族聯系，和暴力制裁聯系，這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數人仍把"法"和"刑"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順教化，即是和自己不處於同一范圍的人，因此得出結論，對這些人以重刑懲罰，便是理所當然。中國古代刑法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一種"人性本惡"的指導思想上的。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認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樂，好逸惡勞，趨利避害，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張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認為："刑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所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韓非子也說過："重罪者人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所謂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謂輕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輕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罰.中國人的重重刑傳統使得整個封建社會法律所採用的刑罰普遍較嚴厲。就以死刑為例，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斬、梟首、棄市、戮、戮屍、肢解、剖心、炮烙、射殺、凌遲、醢（搗成肉泥）、車裂、活埋、磔（分裂人體）、具五刑（五種極刑並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隨西方法律思想逐漸傳入，中國法制逐漸走向現代化，法律的輕刑化才逐漸得以實現。這個觀點在實際也得到證明：以刑法本身為例，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的民法，沒有違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統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門法產生，刑法在法律體系中由全面保護各種利益逐漸演變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已成為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潮流和趨勢，中國法律的發展進化必須與之相吻合。但我國刑罰輕刑化和死刑的廢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與世界相比，都存在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斷的努力 。

⑼ 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實現對中國傳統法學思想的揚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對全面依法治國的積極影響

第一，在學術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為中國法學學術研究提供了資源。依法治國的戰略的執行，需要法學學術研究先行，為實踐提供理論支撐。

而法學學術的研究要紮根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同時學習借鑒西方現代法學，將二者良性結合建立適合中國的現在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的實踐提供理論基礎。

中國傳統文化中尚中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和借鑒法學思想，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可以為當代中國法學學術研究提供寶貴的理論素材。

第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德治」與「法治」並用值得借鑒。以儒家思想為例，儒家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等原則。儒家的這種法律思想主要強調道德和教化的作用，以法律作為輔助手段，主張「禮治」、「德治」、「人治」，通過道德與法律的高度相似實現儒法合流的。

在傳統社會特殊的條件下，儒家的這種法律思想是治理封建國家的現實需要，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儒家法律思想重「禮治」、「德治」、「人治」輕法治，固然不符合現代法治理念，但是從另—個角度看，儒家法律思想將德治與法治較好的共用與統一，這對於今天我們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有啟示意義。

第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積極思想可以為現代法治理念提供有益補充。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蘊涵著大量優良的法治觀念，早在春秋時期就有鄭國子產鑄刑書，這體現了法律必須公布的理念；法家學說的創立者韓非子強調「法分明，則賢不得辱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爆寡。」

這體現了法律必須具有平等和正義的屬性。又如「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強調了法治的價值；而「刑罰清則民服」則是說明刑罰目的。這些傳統法律文化帶有鮮明中國傳統社會的色彩，在當今可以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提供本土資源。

中國傳統文化對全面依法治國的消極影響

第一，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等級思想、特權思想對全面依法治國有消極影響。傳統封建社會中，等級思想根深蒂固，上下尊卑，等級森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觀念深入人心，對於人的自由和權利處於漠視甚至無情侵犯的狀態，至今對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樹立仍有不良影響。

封建統治階級為維護其統治，採用強制的手段使人民接受等級安排，人民相對於特權階級是沒有平等可言的。統治階級以「人治」作為手段，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維護森嚴的等級，其目的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能長期維持下去，這與法治中平等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馳。

第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對全面依法治國有消極影響。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白誕生起就深深影響了中國歷史。儒家崇尚「德治」和「人治」，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繫上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繫上強調人治。

經過幾千年的沉澱和固化，對於中國社會產生了難以改變的影響，包括「人治」思想、義務本位思想、等級特權思想、尊卑有序思想以及懼法厭訟的思想。

可以預見的是，這些觀念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仍會存在於中國社會的法律觀念中，還會以難以發覺和改變的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續，特別是在經濟文化落後、信息閉塞的地區。這將會對新的法治觀念樹立產生不小的阻礙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的民主、平等、個人權利意識長期以來也受到儒家人性論與天下論等觀點的壓抑。儒家學說認為人性本善，人應該每日修身養德。一個人必須擁有良好的道德，必須為集體利益犧牲自身利益。儒家思想還認為「百善孝為先」，個人對於家長要絕對服從，「天下」是一個「大家」，統治者則是這個「大家」的家長，所有臣民必須對於統治者要絕對服從。

第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著較強的獨立性和封閉性的特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幾千年的傳統社會中幾乎處於封閉隔絕的狀態，與西方的法律體系有著鮮明的不同。儒家思想更加關注的是整體的利益，個人對於利益追求是不被重視和鼓勵的。

儒家學者始終推崇整體主義精神，他們通過「修齊治平」積極入參與到社會活動和政治實踐中，通過入朝為官掌握政治權力，進而將其推崇理念帶入到治國安邦的實踐中，最終形成得失一種整體化的秩序體系。

在這中秩序體系的支配下，經濟、政治、文化和法律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穩定牢固的宗法體制。我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一直延續這種非常穩定的封閉性法律體系，使得一些傳統法律文化的思維理念深入人心。中華法系封閉性強的特點一定程度上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樹立造成了一定的阻礙。

幾千年形成的法律傳統與現代法治理念產生碰撞其慣性也難以一下改變，至今仍然存在部分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思維理念深入人心卻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相悖，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推動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造成了不利影響。

(9)中國法學思想擴展閱讀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沉澱自成一體，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第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重視「德治」的作用。法治理念的根本出發點是用一套成型的法律體系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在傳統社會中「德」恰恰就是約束和規范人們言行的最基本的原則，遵循傳統的「德」的規范是法治思想得以產生、發展的基礎。儒家思想尤其推崇「德」，以「仁」、「忠」、「孝」作為個人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以「三綱五常」作為社會的基本倫理准則。

儒家思想重禮輕法，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強調統治者先提高自身道德修養，身正則令行。在傳統的「德治」思想的引導下，法律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分。道德高於法律，法律依附於道德，法律自我發展的動力受到了限制，成為了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

第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重視集體和義務。中國傳統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導的，一個個的小農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在這種小家庭中，以長幼尊卑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等級結構」。

無數個宗法家族構成的社會架起「大家」，這種家族式的宗法等級結構的疊加構成了中國古代政權的架構。皇權是國家政權的中心，是「最大的家族結構」中的「家長」，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縱觀傳統文化中的各家思想，凡是支持這種典型的專制統治的思想和理論，無論是強調以「權」、「術」治民的法家的國家集權思想還是強調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都受到統治階級的高度青睞，甚至使用國家強制力使這些思想成為必須被全社會認可的思維和觀念。

在這種情況下，「國」和「家」本位主義不僅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更有了國家強制力保障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強調「國」和「家」的集體觀念，要求每個人以「國」、「家」為重，履行個人義務，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

第三，中國傳統法文化生長於君主專制的環境中。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特別強調個人身份、等級的不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存在於理想之中，實際貫徹執行的卻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嚴格等級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從統治階級的角度來說，以法律體系確立等級制度，最為根本的目的就是自身的統治地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是一種工具主義文化」，中國傳統法律是封建君主統治百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