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立法者梭倫陳良

① 為何說開普勒是偉大的天空立法者

1618年開普復勒出版了《制哥白尼天文概要》。盡管該書取名為《哥白尼天文概要》，其實它的主要內容不是介紹哥白尼的天文學，而是系統地介紹了開普勒自己的天文理論。在這本書中，他將已經發現的火星運動的兩大定律推廣到了太陽系的所有行星，同時公布了他所發現的第三定律：行星公轉周期的平方和它到太陽距離的立方成正比，這就將所有行星的運動與太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樣太陽系的概念就牢牢地建立起來了。行星按照開普勒定律有條不紊地遨遊太空，開普勒成了「天空立法者」。

為天空立法之後，開普勒很順利地完成了第谷生前交給他的工作：制定行星運行表。為了答謝德國國王魯道夫二世對他工作的支持，開普勒將此表命名為《魯道夫星表》。這個表是當時最完備最准確的一部星表，在以後一百多年裡幾乎毫無修改地被天文學家和航海學家尊為經典。

② 試評述梭倫立法

管仲相齊與梭倫立法

管仲相齊與梭倫立法 中國與西歐在環境、氣候上有相當差異，而在這大的差異下，如果對某寫較小的區域來進行探索、研
究，也會找到某些相近似的狀況。然而，在相近的環境、歷史狀況下，所面臨的問題即使有相似性，但人
們選擇處理問題的方式卻會有不同的模式，而在尋求有異又有相同的模式來解決具有相似性的問題時，所
得出的社會效果及歷史影響也必然會既有相近又有相異的。
在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之間，在東方東海之濱的中國和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雅典相繼出現了倆
個對各自國家的歷史、法律都有深遠影響的改革家------管仲、梭倫。它們通過改革立法使各自的邦國日漸
強盛，並為日後在各自地區成為盟主奠定基礎。現在與全球化風潮之下，即各國面臨的全球環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趨於一致而又存相異的大前提下，對兩位先賢在他們的時代所運用的模式進行一些比較，也
許對我們當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個人經歷之異同
管仲（？--BC645（643））又稱夷吾、敬仲，字仲，穎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貴族之間，資料各說不
一。從史記的記載中可知 ，管仲年輕時曾與鮑叔牙一同經商。但在經商沒多久後，倆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糾和公子小白爭奪齊國君主之位的斗爭中，小白勝而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後經鮑叔牙引薦而始輔齊，
此後主齊輔政四十餘年，管仲採用一系列改革，促進齊國政治、經濟得以長足發展，使齊國日益富強，終
助齊君桓公成就霸業，並使齊桓公成為春秋諸國之盟主多年，後於齊國之相位上辭世。
梭倫（約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詩人。他作為古代希臘謙和美德的集中
體現者，被譽為古希臘頗有名望的七賢之一。梭倫是雅典薩拉米斯貴族後裔，但由於其父樂善好施，到梭
倫年輕時，家庭經濟已不寬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養家需。同時體會外出經營商業的酸甜苦辣，並游
歷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跡遍及希臘許多城邦及小亞細亞等地，他了解各地風土人情，考察各種社會制度，
結交各地名賢之人。後因薩拉米斯大捷而聲震雅典，並因他的才華和人品使其聲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漸提高，在雅典各階層都有一定的認可度。終於在BC594年成為九執政中的第一執政（首席執政官），此
後他開始立法變革。於執政二十二年之後，在雅典人發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況下而離開雅典，遠
行至埃及等地進行游歷，周遊各地十年後梭倫返回雅典，又與僭主庇西特拉圖做了抗爭，最後終老雅典。
從兩者的經歷中能看出倆人都曾經作為商業從事者於所在地域游歷，並獲取了詳實的資料，這為兩人
在後來擔任改革重任時（盡管一位是輔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們所在時代和所在區域的
實際狀況的策略打下堅實基礎。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來表述兩
位先賢不畏艱難，四處經商尋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語。
但是兩位先賢由於諸多情況，各自的經歷又是相當有差異的。首先，兩者在經商的成績上有所不同。
史記中雖未記載管仲經商成功與否，但從管仲言「吾始困時，嘗於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
貪，知我貧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鮑叔之間，管仲的經營資力出於下位。「吾嘗與鮑叔謀事以更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只時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業經營中沒有獲得較大成功才謀事以更窮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並不是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業經營上雖然獲得一定成績，但很快就轉入予他人謀其事的
方向，即成為謀劃策事之人。而梭倫則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梭倫在出身與名望方面均屬上等階層，但在財
富與現實地位方面屬於中等階層。」 ，可知其在家道漸微之時，含辛茹苦，勵精圖治，恢復其經濟實力，
使他處於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較管子的社會地位已經不同，這其中原因與希臘
原本就對商業不貶有關，商業的成功有益於社會綜合地位的提升。這些使兩人在後來的策事時所採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兩人改革的權力之獲取方式不同。管子經過公子糾與公子小白之爭，已處於幽囚，在鮑叔的舉
薦下方為桓公（小白）所用，後漸握相權。而梭倫則是在薩拉米斯之戰中獲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階層獲得認可，經公推而成為首席執政官。這樣就必然形成兩人在改革中尋求之目的有差異，
管子必須協調其上位之人的意志與社會現實，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為首位；而梭倫則以協調各階
層的意志與社會現實，往往以社會現實為首位，尋求各階層之共益。
再次，兩者改革立法時所處之位置相異極大。管子是以輔政之位來推行其改革，而梭倫則以主執政之
職實現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須經君主的批准方可實行，這里就出現了君權不能觸及之瑕，
而梭倫則以首席執政官來立法並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為全雅典人所共識的正義與公平。
各自所面臨的社會實況
從史籍記載中可知，春秋時齊國背河臨海，土地貧瘠又非常少，形成齊國較其他諸侯國要重視商業和
手工業。根據有關資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狀況與齊國的狀況有許多相似之處， 不同的是，古希
臘有眾多島嶼城邦，而中國卻是一個廣域的陸地之邦。雅典有港口且是外向型的，而齊國有沒有港口無資
料可查，即使有也無貿易之外在對象。
管子所處的實際環境是齊國經歷了幾代之後，至襄公時期，襄公弊政而使齊衰，乃至自己遭弒，終形
成諸子爭君。貴族及士各有所投，齊國呈亂局，及桓公立乃使齊國復定，管子經舉薦從囚徒變為相國。在
春秋之時由於周王室漸衰，而諸侯漸強，形成各諸侯逐漸作大而有爭勢之趨。梭倫所處的希臘則是由許多
大大小小的城邦組成，城邦之間相互獨立，自身謀求發展，各城邦之間也有爭強之紛糾，乃至戰爭（如薩
拉米斯之戰）。雅典則處於如此狀況：
但公元前7世紀將要結束的時期，無助的貧困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和富有者在法律的保護下所積極的財
富尖銳對照，已將雅典帶到了革命的邊緣。平等並非自然的，如果能力和詭譎均可自由發展，不平等自將
成長，直到在社會戰爭無分軒輊的貧窮中自行毀滅為止。自由與平等並非夥伴，而系仇敵。財富的集中是
不可避免的，但同時它又是命定要失敗的。普盧塔赫說「貧富不均的程度已甚為嚴重，這個城市已真正到
了危險的境地，……似乎除了一個高壓力量外，並無其他方式可以解除這種困擾……」貧者發現他們的處
境每況愈下，政府和軍隊都在他們主人的手裡，腐敗的法院所裁決的案件總是與他們的利益相反，於是開
始討論暴力反抗，將財富做一個徹底的重新分配。富人既不能合法的收回所貸出去的債務，同時忿怒對於
他們的積蓄和財產的挑戰，於是即求助於古老的法律，並准備以武力對付似乎不僅威脅他們財產，同時也
威脅故有秩序、整個宗教及文明的暴民。
管仲所相的齊國與梭倫所執之雅典，在地理狀況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他們所處的政局也頗有類同之處，
但其區別也是很顯然的。
首先，從外部環境來看，管子所處的是王室漸衰，諸侯漸大之春秋。各諸侯國基本上對王室指令不重
視，而更重視其自身的強弱。而梭倫所處的是希臘諸各城邦國家各興其政，以圖發展。但整個希臘當時以
寡國小民成實際狀態，並不多見相互間的兼並。
其次，從自身來看，齊國當時為諸侯國中的大國，其所尋求的目標是維持強盛，並對其他之諸侯有兼
領之圖。而雅典當時是希臘的二流城邦，並不是很有實力，其目標是不斷發展自身以圖強。
再次，齊國雖然有因無君而爭君之亂，但其社會各階層並沒有出現相互間裂縫難合之態。而雅典之況，
則已是劍拔弩張，處於冰山崩潰的前夕。
因諸多相似及特異也必然使管仲和梭倫面臨的問題有同有異，而他們在對問題之解決的策略上就必然
會各有韜略，而其中有異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異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較
兩位改革者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之下，都從經濟、政治及社會諸多方面對當時各自國家進行繼承、革新，
以達到治國興邦之效。兩者相同之處就是都不約而同的以經濟為首要方向，而且對原有法律在繼承的基礎
之上予以修訂，在人們如何進行政治生活也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為各自國家在以後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勢及各自傳統等不同，必然是的它們在具體措施方面有相當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輔政來實現其改革，那麼其必須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貫徹，
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須與君王的意志尋求某種協調，因此沒能形成系統的法典。而梭倫作為立法的首席執政
官，則可以完成其系統的思想而頒成法典。當然梭倫也是在其執政期間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從經濟方面來看，管子採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陸、墐、井、田、疇均。」 「與民分
貨。」 等策略。並根據齊國臨海有漁、鹽之利，而興漁鹽，設立鹽、漁、鐵官職加以管理，鼓勵漁鹽交易。
他主張的法令的制定必須適應民眾好財爭利的習性，將法規建立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之上，以適應人們對物
質利益的追求。即「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 。而且管子還認為物質利益不僅是人性的追求，還
是人們遵守禮儀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語句：「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梭倫則基於經濟考
慮，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頒布「解負令」。將已淪為債務奴隸的雅典民眾恢復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們已失
的土地，即首先恢復雅典平民的經濟地位。接著梭倫採取鼓勵手工業、商業發展的措施，加強對外貿易。
禁止農產品出口以使雅典糧食供應充足。為促進雅典農業的發展，梭輪還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統的整頓、
植物的栽植設立條例。盡管兩位改革者所採用的方法各異，但從他們的方略中可探知他們都以極其敏銳的
觀察力看到一個社會穩定的根源首先要解決人們的基本生存，並且必須因勢就利來發展各自的經濟以達到
富強，這可謂是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從政治方面來看，他們都對已有的法規既有繼承並有革新。春秋時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
人格政治暫失優勢，但禮之遺風尤在。故管子提出「修舊法擇其善而業用之。」 ，並主張以法理政，以法
統軍，以法治民，並將三者在制度上結合起來。即「作內政而寄軍令焉。」 其「舊法」是指西周的禮制和
刑罰，但范圍較廣。管子把禮、義、廉、恥視為「國之四維」，強調「飾四維」、「張四維」，強調禮義的強
製作用 。同時對禮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諸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達「禮以導民」， 任用賢能，及以法令作為人們言行之准則。官子在齊設立「三國五鄙制」， 將齊
人分成士、農、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業。梭倫則繼承德拉古之法律並有革新。就如亞里士多德所記
載那樣：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執政期間，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規：9位執政官從那些擁有不少
於10米那之自由財產的人中選出，其他諸種較低官職則選自得以具備武裝的人。將軍與騎兵將官從那些顯
明其擁有不少於100米那自由財產並且其處於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過10歲人中選出。（官員必須為其官
職交保，且擔保人資格嚴格限制。---摘注）……議事會由401人組成，從公民中通過抽簽產生，這一官職
以及其他官職由年齡超過30歲的公民抽簽決定；在所有人都輪到過之後，將重新開始抽簽，在此之前同一
人不得任職兩次。（對未到會（議事會、公民大會）有罰金制。---摘注）……戰神山議事會（元老院---摘
注）為法律保護者，並且監督各類官員，以使其依照法律來統治。……這一政體中的組織形式就是這樣一
種性質，大多數人為少數人所奴役，平民們起來反對顯貴階層，派別之爭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別長時間的
相互對峙。
他（梭倫---摘注）建立了一個政體，並另行制定了法律，人們停止使用德拉科除關於兇殺之外的各種
法令。他確立的法律延續上百年之久。根據財產把人劃入四個階層，與先前的劃分一樣，500麥第姆諾戶、
馬戶（騎士）、有軛牲戶、僱工；其各種官職分配給前三個階層中的人擔任，如9名執政官、財政官（司庫）、
主買官（監契官）、「十一人（獄吏）」和掌俸官。各種官職按各階層財產多寡進行分派，屬僱工階層者僅僅
得到參加公民大會和公審法庭的權利。……他組建了一個400人的議事會，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
戰神山議事會負責保衛法律，就像它先前作為政體的監督者而存在那樣。（梭倫並對早先時候由戰神山議事
會召集並自行決定適合於每種官職的人選，任期一年的制度進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選出10位候選人以角
逐9名執政官之職位，再從這些候選人中抽簽而定。---摘注）
從外在表現來看，官子與梭倫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於軍，又都將轄下之人分為四等，但他們所取
得的功效卻大相徑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漸失效用之時，從社會現實中選擇了「引薦」、「挑選」
制之來形成國家管理官員的構成方式。而梭倫則以「級級自選」並互有制約之制來形成其官員的構成方法。
管子將齊人四分並離居定業（以身份為基，但相互間存在一定的可變性）。梭倫則以財產為基將民四分，而
各自等級之間的流動性要較管子所設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頭，則可知華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國家過渡的時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為
先，部落間的互換為次。每每部落之間發生爭端，往往會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漸次形成「以食為天」、「自
給自足」的主要發展模式，而此種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個群體中要有統一意志，綜合成有序的規范。故三
代至周形成王為獨尊，官員皆歸屬於王之下。盡管王的中央集權並不能全部貫徹於全部領地，但王在名義
上是獨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脫離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過曲折的方向來對王的
獨權作一番制約。其所用「引薦」、「挑選」都是上位者通過在下位者的推薦，然後根據其意志而選，甚至
於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薦而自選。所以其構成之模式是以從上向下的。管子將人四分也是依據其治世之需。
士為謀治之主，故將士列在首位；農為人食的基礎，故緊列其次；工商則在當時為主輔的行業，故列三四
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進了此種模式的發展。管子對各民的自身權利未給予強調，而主要強調的是社會秩
序怎麼穩定。而希臘民族則可以從亞里士多德的記述所示，希臘民族是眾多的城邦構成的，以城邦立國，
並且大多數為小國寡民。而小國要自給自足則難度相當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盡靠自產之食來維系，必須
通過各國之間的互換。而互換必然引起人們的流動，推進商業，進而要求行動之自由。故梭倫之改也必然
在其民族習俗的基礎上來格制創新。所以他所採用的「級級自選」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員構成模式，且
官職之間存在制約。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個人的個人意志，而是眾意。而眾意又需有機構來保護，於
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來保護法律。又因希臘民眾的流動性較大，其政治之基為全民，物質基礎是工商經濟，
梭倫必然依據財力將民四分。這更能符合希臘當時之現實。梭倫的立法不僅根據希臘的民風，而且進一步
推動了希臘民族的社會意識的發展，為希臘的民主憲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從社會改革方面來看，官子主張「禮以導民」、「伸張君主權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
循政」來概述。梭倫則主張國民參政，並創立陪審制度來賦予貧民司法權。服政、循政往往是人們處於被
動的地位，故對自身的權利的主張及義務的遵循始終不處於積極狀態，而參政使人們能處於政治活動之中，
從而推動政治之演進，也使人處於積極、主動的狀態。
所實現的成果的比較
齊桓公因用管子之謀而成春秋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此後又經李悝、申不害、商鞅各自發
展這樣的理論，形成法家思想並應用於不同的諸侯國。到韓非乃集法家之大成，構建完整系統的法家理論。
李斯將這一理論實踐於秦國終使贏政並六國成一統。梭倫執政雅典二十二載，使雅典的強國之基堅實。其
後，庇西特拉圖僭主之政雖成專制，但在很大的范圍上繼承了梭倫所立之法。正因庇西特拉圖用梭倫之法，
漸使雅典成為希臘的一流城邦。終於在兩位貧民出身的執政官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先後進一步完成民主
憲政，使雅典登上希臘盟主之位。並號稱「全希臘的學校」。管子和梭倫的改革所取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
其對後世的影響也各有千秋。管子以輔政執齊，則他的策略之效用因主上採用必然能達到迅捷之效，快速
使齊國成為春秋首霸。但同時由於管子處於輔政，在桓公之後他的政略必受影響。齊國後來之亡於管子之
政的漸消不無關系。但是其理論又在其他君王諸侯中得以更新發展，使這些諸侯國交替強盛。梭倫因其是
雅典的首席執政，在立法的時候必須考慮雅典各階層的利益，尋求在各階層之間達到平衡與協調。故他的
立法的效果就不是能夠立竿見影的，而是經庇西特拉圖的繼承並執行多年後才漸顯良效。然而梭倫制定的
法的效力卻是非常長久的，以致羅馬的西塞羅時期，西塞羅仍說梭倫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
管仲因其政績之宏和思想之博，不僅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而且後來既為法家所尊崇，有為儒家所稱
道，還為道家所贊譽。甚至到中國近代化以後，還為精通西方法學的學者所高度評價：管子不獨是中國最
偉大的政治家，而且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是一位見解超群，學識卓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政治
家。……管子是中國法治之祖，也是世界法治之祖。 梭倫由於他梭奠定的希臘民主憲政，也深受西方學者
的贊譽：說起來似乎很難使人相信，雅典在這種情況之下（各國在歷史上也一再出現此一情形），能有一個
人，既不訴諸暴力，也不做慷慨激昂的演說，而能說服貧富雙方達成折衷方案，不僅扭轉社會的暴亂，也
為雅典獨立發展的其餘時期建立一個新穎而更寬宏的經濟秩序。梭倫的和平革命實在是歷史上一個令人興
奮的奇跡。 而梭倫塑像上的銘文更能說明他在人們心裡的地位：摧毀過無端驕傲的波斯侵略者的薩拉米斯
島養育了梭倫，這位偉大的立法者。
結語
管子以「社會為本位」、「獨尊君權」為核心建立起法律思想，在他首創的思想之基礎上後來多位先賢
又作以闡發，終形成法家思想。這在後世中國兩千餘年的帝制時代有著深遠的影響作用。而作為華夏民族
兩千餘年帝制時代法律源頭之一的法家思想的某些內容在民族的潛意識中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於順著時間
的橫軸沿入現在。我們沒辦法忽視它的存在，更不可漠視這一思想在人們行為中的潛在規則作用。梭倫以
希臘人特有的利己主義思想出發，主張保護個人權利，維護國人參政權，尋求公平與正義。他的法律不僅
在西方具有深刻的影響，而且在今天的社會中不乏借鑒意義。但當我們處於現在這一新世紀的界點回顧歷
史，思問兩位先賢的改革，做如此的假設：將管子之政換予當時之雅典，而將梭倫之法頒於春秋之齊國。
想必答案不問自知。在當今之世，各國面臨難以迴避的全球化風潮，而各民族的自身傳統不可全然拋棄，
更不可不予重視。如何完善各國的自身之政，有能合於全球化之趨，是各民族各國家都必須審慎對待的問
題。
19世紀中葉，西學攜著炮艦打開天國大門，曾經藐視西洋的華夏之民，彷彿一下子掉入萬丈泥淵，不
知所措。緊接而來的是西學東漸，西法漸盛，對自己原有的一切給予全盤否定。在西法東來近一個多世紀
之後，華夏民族在經歷了曲折的實踐之後開始反思。雖然這反思來的較晚，但畢竟是有所深醒。紙上的法
能不能是實在的法？曾經拋棄的是不是一點不足取？吸收進來的是不是完全正確？對傳統思想的評述已深
如瀚海，對外來思想的引薦更時廣如繁星，此處無需再作贅述。對希臘文明尤其雅典之政的評述也有許多，
文章僅借引湯因比之述已期使讀者深思。
我們已經看到，雅典如何因成功戰勝了早期所面對的自然和人類的挑戰，以及不斷創造出超凡脫俗，
光輝燦爛的國內文化，從而贏得了暫時的榮耀----一個崇高的稱號。他對希臘的貢獻十分巨大，但它賴以
獲得「全希臘的學校」這個頭銜的理由，恐怕只是對它的子孫後代們是個提醒：他們的成就離完美還差得
很遠。……這場致命的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雅典已證明他對下一個挑戰，即來自它已取得的國內成就
的挑戰，已沒有戰而勝之的能力。
阿提卡的利己主義給雅典帶來一連串的災難，……並引起希臘文明的衰落。……它的根深蒂固的利己
主義，在公元前4世紀毀掉了希臘世界與威脅性的馬其頓統治相對抗的機會。……退縮到自私孤立的狀態，
從此消極地目睹著羅馬一個接一個收拾它的強大競爭對手，壓垮了雅典周圍的鄰國。而它的鄰國卻一直在
缺乏雅典的援助下力求通過一個聯盟來改變這場災禍。雅典就是以這種極端不合理之態度靜觀其變，直到
羅馬的世界霸權在粉粹了一切主要競爭對手後變得堅不可摧為止。
概而言之，文章的目的在於使讀者理解到正如歷史法學派所言：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在當今面臨
法律得多層次改革之時，是否應深思曾經所作的許多法律革新；是否應該對民族精神的內涵予以發掘，並
培養新的民族精神。而不是僅僅制定紙上的法，全然不顧現實之情況---十三億人民中，各類人口所佔比率
如何？各生活在什麼樣的區域？等等。

*胡曉東 男，法學研究生E-mail:[email protected]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
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史記.管晏列傳》
《史記》
《史記.管晏列傳》
《史記.管晏列傳》
《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pa298
Attica之土壤甚為貧瘠，幾乎所有地區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極簡單之農作物亦甚困難，
令人極為沮喪。僅有冒險性之行業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欖與葡萄，始促成Attica之文明。……因為土地貧
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眾多，遂誘使Attica人民從事貿易；因為人民堅定勇敢，富於發明創造遂使其贏得
愛琴海的市場。通過這個商業商國，雅典在伯利克利時期獲的財富、權力並達到文化之巔峰。---《世界文
明史.希臘的生活》pa141--143
《世界文明史.希臘的生活》pa146
《國語.戰國策》卷六 齊語 pa60
《管子.乘馬》轉載於《中國法律思想史》pa29
《管子.牧民》轉載於《中國法律思想史》pa26
《管子.牧民》轉載於《中國法律思想史》pa29
《國語.戰國策》卷六 齊語 pa58
《國語.戰國策》卷六 齊語 pa59
《管子.牧民》轉載於《中國法律思想史》pa28
《禮記.曲禮上》轉載於《中國法制史》pa28
《禮記.大傳》轉載於《中國法律思想史》pa13
《管子.樞言》轉載於《中國法律思想史》pa28
《國語.戰國策》卷六 齊語 pa57-58
《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pa296--298
《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pa298--302
《史記.管晏列傳》
《先秦諸子法律思想》梅仲協 著 轉載於《管子的法律思想》pa一四六
《世界文明史.希臘的生活》pa147
《改革精英》pa47
《歷史研究》pa148

參考文獻：
《國語·戰國策》 左丘明/劉向 著 嶽麓書社出版 1988年版
《管子的法律思想》 戴東雄 著 中央文物供應社
《中國法律思想史》 楊鶴皋 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中國法制史》 張晉藩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希臘的生活》（中譯本） 威爾·杜蘭 著 譯者：幼獅文化公司 東方出版社1999年版
《亞里士多德選集·政治學卷》顏一 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歷史研究》 阿諾德·湯因比 著 劉北成 郭小凌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改革精英》 丁瑞忠 主編 群眾出版社 1996年版

③ 問一道歷史題~梭倫改革的措施體現出他的立法精神在於

我認為選 b 梭倫改革既不遷就貴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級不享有擔任政府官回職和參選「四百答人會議」的權利這種中立政策未能徹底化解社會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貴族專權的局面，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④ 梭倫的改革對雅典有什麼樣的影響

梭倫的改革促使雅典的工商業、航海業和園藝業均有所發展，使工商業奴隸主登上了政治舞台，同時也改善了小農處境，並在法律中規定雅典各級人民平等。這可以說是雅典城邦走向奴隸主民主和法制時代的一個良好開端。隨著梭倫聲譽的日益提升，有人甚至勸他去做獨裁者，被他堅定地拒絕了。他說：「獨裁統治雖然是一個美好的職位，但沒有道路可以走下來。」

100年後，雅典人能夠在馬拉松平原和薩拉米灣打敗貌似強大的敵人——波斯帝國，建立經濟繁榮、文昌盛的著名城邦，這些也都與梭倫的改革密切相關。難怪人們在他的塑像下刻下這樣的方字：「摧毀過無端驕橫的波斯侵略者的薩拉米島生育了梭倫，這位偉大的立法者。」

⑤ 梭倫的人物生平

梭倫在游歷中寫過許多詩篇，如「作惡的人每每致富，而好人往往受窮；但是，我們不願把我們的道德和他們的財富交換，因為道德是永遠存在的，而財富每天都在更換主人。」
我們不難從中看出他的詩人氣質，雖以經商為業，卻堅信道德勝於財富。他還在詩中譴責、抨擊貴族的貪婪、專橫和殘暴。這些詩篇為他贏得了「雅典第一位詩人」的美譽。 梭倫早期的游歷經商生涯，不僅豐富了他的知識和經驗，而且使他了解了下層平民的疾苦，從而拋棄了貴族的驕矜，對他一生的改革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於是「瘋」了的梭倫經常出現在雅典的中心廣場上。只見他臉色蒼白，呼吸急促，雙手不住地擂打著自己的胸部，招來許多圍觀的百姓。這時，他就會對著人群大聲朗讀他的詩篇：「啊，我們的薩拉米斯，她是多麼美麗，又多麼使我們留戀，讓我們向薩拉米斯進軍，我們要為收復這座海島而戰，我們要雪洗雅典人身上的奇恥大辱……」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的驚嘆、惋惜聲中，梭倫滔滔不絕地朗誦著，終於用激越的詩篇激起了雅典人的愛國熱情和民族尊嚴。禁令廢除，戰事再起。公元前600年左右，年約30歲的梭倫被任命為指揮官，統帥部隊，一舉奪回了薩拉米斯島。
赫赫軍功使梭倫聲望大增，成為雅典最負名氣和影響的人物，也為他日後實現改革弊政的宿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擔任首席執政官後，他立即實施了一系列改革，頒布多項法令，向氏族貴族發動了猛烈的進攻。 他按財產的多少將全體公民劃分為四個等級，不同等級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權利。誰的財產多，誰的等級就高，誰就享有高的政治權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擔任包括執政官在內的最高官職，第三等只能擔任低級官職，第四等級不能擔任任何官職。
這一制度並未實現公民之間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著身為貴族，如果財產少，也享受不到過去那麼多政治權利了，而新興的工商農奴主可憑借自己的私有財產，躋身於城邦政權。這就打破了貴族依據世襲特權壟斷官職的局面，為非貴族出身的奴隸主開辟了取得政治權利的途徑。
當時，戰神山議事會是國家權力結構的中樞。貴族藉助這個機構操縱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權。梭倫恢復了公民大會，使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決定城邦大事，選舉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窮是富，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設立了新的政府機關——400人會議，類似公民會議的常設機構，由雅典的四個部落各選一百人組成，除第四等級外，其它各級公民都可當選；設立了陪審法庭，每個公民都可被選為陪審員，參與案件的審理，陪審法庭成為雅典的最高司法機關。這一切，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開辟了道路。 在梭倫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嚴酷著稱、對偷竊水果、懶惰等過失都要判處死刑。人們指責它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用血寫的，梭倫改革了這一酷刑。他還採取了許多鼓勵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措施，如除自給有餘的橄欖油外，禁止任何農副產品出口；規定雅典公民，必須讓兒子學會一種手藝，否則兒子將來可以拒絕贍養父親；吸引有技術的外國人遷居雅典，對攜帶家屬移民雅典的手工藝者給予公民權；改革幣制；確定私有財產繼承自由的原則等。
梭倫制定的這一系列法律條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鑲在可轉動的長方形框子里，公諸於眾。
梭倫首席執政官任滿後，即放棄全部權利離開雅典去遠遊了。據說他到過埃及、塞普勒斯、小亞細亞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話和美談。晚年他退隱在家，從事研究和著述，死後骨灰撒在了他曾為之戰斗過的美麗的薩拉米斯島上。
後來，人們在他的雕像上刻下了這樣的銘文：「摧毀過無端驕橫的波斯侵略者的薩拉米斯島生育了梭倫，這位偉大的立法者。」

⑥ 克服危機的首席執政官梭倫，是怎樣帶領雅典走向民主的

梭倫，古希臘時期雅典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之家，到了他那一代，他就需要通過經商來養活家人。在他年輕的時候，他在經商的同時四處游歷，曾經去過許多不同的地方，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沖擊，這也為他後來對雅典進行改革奠定了基礎。在他擁有足夠的威望之後，他便被雅典城邦的公民推選為首席執政官，值得一說的是，

他是雅典城邦歷史上第一位執政官。

或許是為了感謝梭倫為雅典所做的一切，人們甚至在他的雕像上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摧毀過無端驕橫的波斯侵略者的薩拉米斯島生育了梭倫，這位偉大的立法者。”

梭倫在西方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他推行的改革為雅典民主政治的到來奠定了基礎。梭倫改革也為後世克利斯提尼和伯利克里等人繼續對雅典的民主政治進行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而他那些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措施也為雅典的振興開辟了道路。在他的治理下，雅典很快便一舉成為了古希臘最繁華的城市。

⑦ 通過法律課的學習有哪些收獲和啟發

從美學的觀點看法律——法美學散論 或許是由於工業化和商品化時代濫用理性和「計算」規則的緣故，我們現在已愈來愈喪失了黑格爾所稱謂的「理念的感性顯現」（審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靈激盪，「無利害感」的游戲沖動，詩歌語言引動的驚異與純喜，無限想像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風格」、「趣味」的體驗與追求，以及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所描繪的「酒神狀態的迷狂」[1]，似乎也漸漸遠離了我們感性直觀的視野。以至於，當我們從藝術和美學的觀點來審視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謂「法的世界」的時候，我們要面臨著那些把法學作為純規范科學的專家們的指摘，「法美學」的理論旨趣甚至可能會被看作是「不倫不類的妄議」而遭受譏諷，被排拒於法學神聖庄嚴的殿堂的大門之外。人們難以接受的事實是：法律怎麼能夠成為美學或藝術的「視之對象」呢？ 所以，當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學》（1932年德文版）一書中主張通過文學創作和藝術作品來認識法律的本質，並且要求建立一門法美學（Aesthetik des Rechts）之時，他實際上已經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藝術（美）的世界」之間的隔膜給現代人類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響。拉德布魯赫指出，隨著文化領域的特定化，法與藝術逐漸趨於分化，甚至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構體（Kulturgebilde）中屬於最為僵化的一種，而藝術則是變動的時代精神最為靈動的表達形式，兩者處在自然的敵視狀態。那些富於才情的浪漫詩人甚至咒罵法律，把它們看作是「每時每刻折磨人的心靈、令人恐懼的東西」[2]。我們在學術史的發展中發現：正是由於法律和藝術（美）分屬不同的精神領域的緣故[3]，那些早年抱持「尋找一份體面的職業」投考法學院的才華橫溢的學子們（如歌德、席勒、馬克思、雅斯貝爾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靈的折磨」，後來又紛紛放棄從事法律職業。 不可否認，法學是反映人的經驗理性的學問，是人的法律經驗、知識、智慧和理性的綜合體現。自然，法學也可能會滲透研究者個人的感性的觀察和領悟，但它絕不是個人感情的任意宣洩。就其本性而言，法學是與一切展現浪漫趣味和別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法律活動愈來愈趨向專門化和職業化，法學與法律的語言經過法律專家們的提煉、加工，已經演變成不完全等同於「日常語言」一套的復雜的行業語言。在談到其特點時，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的語言是冷靜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聲調；法律的語言是剛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說理；法律的語言是簡潔的，它排除了任何學究之氣.我們還可以說，法律的語言具有精確的意義和所指，但由於它們是需要專家操作或「表演」的語言，是一種由高度發展的文字偽飾過的語言，它們也就不那麼貼近人們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總是與普通人的感性直觀保持著一種「距離的間隔」，有時甚至會抑制人們通過審美的自由追尋「終極愉悅」（極樂）的那種渴望和沖動。這樣，至少就近現代的所謂「法學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們表面上愈來愈喪失了令普通人感到親和愉悅的直觀的趣味，這亦無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獨特的審美的性質和價值。 （二） 歷史悠遠的距離所造成的朦朧感，可能會喚醒我們現代人心靈中一絲尚存的審美意識，促使我們去探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亦法亦歌」的規則，研究那種與人類的感性正義觀念渾然一體的生動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會對那些與我們的性情和認知完全隔膜的現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動產生審美的興趣。 感謝18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能力感」的時代，寫下《新科學》（scienza nuova）一書，把我們的心性帶到古代如夢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們感受到先民那種不同於技術理性和數學方法之「詩性智慧」及其創造物的魅力。「詩性的經濟」、「詩性的倫理」、「詩性的政治」、「詩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語言背後的意義空間所展示的圖景，至今仍然在我們受技術宰制的心靈里產生震顫。 維科以其獨特的語辭分析和生動的筆調描繪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關於古羅馬「法」（ius）一詞的詩性推論，透現著對法律的一種審美情感。維科指出： 古代法學全都是詩性的，……古羅馬法是一篇嚴肅認真的詩，是由羅馬人在羅馬廣場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種嚴峻的詩創作。[5] 其實，在更早的時期，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國家篇》（《理想國》）和《法律篇》中已經隱約地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圖把「法律和社會組織的美」視為一種居於較高層次的「美」[6]；在他看來，建立一個城邦的法律是比創作一部悲劇還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劇）劇本只有憑真正的法律才能達到完善。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立法者（如斯巴達的萊庫古和雅典的梭倫）才是偉大的詩人，他們制定的法律才是偉大的詩。[7] 晚出於維科的德國著名童話作家（《格林童話》的著作者之一）、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於1816年發表長篇論文《論法之詩》（Von der Poesie im Recht），從詩性的法律語言、法律象徵、詩歌形式諸角度考察了法與詩歌之間的關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詩性規則（法律的韻律）。他在文章的開篇即表達了與維科相同的觀點： 法和詩相互誕生於同一張溫床。……的確，兩者的起源都建立在兩種本性之上：一種建立在驚奇之上，一種建立在信奉之上。這里的驚奇，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是任何一個民族法律和民歌的開始。……所以，詩中蘊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蘊涵有詩的因素。[8] 也許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開創的研究傳統的影響，「法與詩歌」、「法與戲劇」、「法與繪畫」、「法與美」等等論題，亦間或地進入德國晚近的法學家們的理論視野。總體上講，德國人對我們能夠想像到的問題，已經作了盡可能廣泛的討論。這里，僅列舉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們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歷史法學派的後期領銜人物奧托·馮·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派首創人約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學舞台前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齊特爾曼（Zitelmann）著《作為藝術的法學》（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話》（Der Witz im Recht，1938）； G·繆勒（Georg Mueller）著《我們民族詩歌中的法與國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像》（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漢斯·費爾（Hans Fehr）著《繪畫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詩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劇》（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為科學的美學和法學》（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著《論法的風格：法美學文集》（1947）； H·馬爾庫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與美學》（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國學人的研究表明：在人類心靈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樣，法可以為藝術（美學）服務，藝術（美學）也可以為法服務。象任何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法也需要具體的表達手段：語言、手勢、服飾、符號和建築等。法的這些具（物）體表達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過審美作出評價。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學著作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人是法的擔當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們也可以接著說，人也是美的擔當者。幾千年來，藝術（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較性，因為它們都有著神秘的起源，均追求著某種永恆的價值（如「善」）。法表現為正義的工具，而藝術則是創造美的「技藝」（Koennen）——在希臘人那裡稱techne，在羅馬人那裡稱ars。所以，在歐洲中世紀，近代，甚至到了18世紀，某些藝術家和法律家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親緣關系，他們被封為供職的「藝術創作者」（Kunstwerker），為教皇和王室服務。他們的技藝包含多種多樣，如詩歌、建築、繪畫，甚至還有法的修辭和法的藝術（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藝術和法遵從的是美和正義的「傳統」。 法律與藝術（美）的結緣，事實上並不完全是「風雅的時代」（例如「巴洛克時代」或「洛可可時代」）矯揉造作生活的一種表象的修飾，從根本上講它是人們試圖將一切事象訴諸直接的「觀看」和「欣賞」而必然產生的現象。而正是處在遵循傳統與尋求自由伸展之機的人們才會把他們驚異的目光以及想像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觀察的對象之上，不僅繼續探尋對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內含之「美」。 的確，並不是所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都承認「真」、「善」、「美」之內在的關聯性，康德（Kant）在《判斷力批判》（1790）中甚至認為，追求功利的「善」與表達為概念的「真」有害於「美」的純形式。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探討「美的本質」，而是把美視為對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屬性，那麼我們同樣可以說任何對象物及其屬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為審美的對象。而且，有時，認識事象的美，正是獲知事象之真、善的橋梁和基礎。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藝術家們》（1789）一詩中寫道： 只有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 你才能進入認識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事象所暗含的所謂無意識的「隱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時也必須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才能被人們所知覺和認識。在此意義上，我們並不是把「法美學」看作是一門「畫地為牢」的學科，而看作是那種用美學的觀點、方法和態度來把握、審視和判斷法律現象的問學方式及方向。「法美學」並不象其他藝術門類那樣通過直觀、感性呈現的方式把美的對象物直接展示給「觀看者」（Spectator），而是通過直觀的認識來發現法律內在的美的秩序，探求這種秩序形成的審美動因，並為法律的構建提供某種可以參照的美學標准和原則。無疑，法美學將從感性的進路拓展法學的生動形象地觀察法律的視野，同時也將激活被傳統法學長期壓抑的法律認識，使法律研究者們從絕對主義和純粹理性規則主義的法律教義中逐步解放出來的，在法學理論中尋求一種「和諧的自由活動」之旨趣。或者，簡括地說，法美學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們在法律認識領域正悄然逝隱退化的直觀想像的能力以及相應的原創力和自由。 從另一個角度看，法或法律作為美學（藝術）考察的適切的對象，作為藝術素材來對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獨特性質所決定的。如拉德布魯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蘊藏著某種「戲劇化的沖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內在地包含有一個多樣態的反題，即事實和價值、實然和應然、實在法和自然法、正統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義和公平、法和寬容之間的對立性[10]。藝術形式（尤其是戲劇）的本質在於闡釋反題（矛盾），它也特別喜歡抓住法或法律現象的內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和《惡有惡報》等，均極盡曲折而生動再現了「想像的現實」中「法律的故事」之動天哀地的情節，通過安提戈涅、鮑西婭和伊薩貝拉們沖突的命運，揭示出人情與法律、罪孽與寬恕、殘酷與仁慈、冤苦與正義伸張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與此相應的復雜而深刻的問題性（Problematik）。[11] 在這里，藝術（美）形象地復述出法律世界中的「眾多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紛呈」，使法律的敘事和對話形成「由許多各有充分價值的聲部組成的復調」（米·巴赫金語）[12]。這樣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將打破或改變傳統法學理論研究中那種既定的、「獨白式（主調）的」解析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談（Diskurs）或對話的規則，以便在復雜的「疑難案件」（hard case）的辯談中引申出更切合問題性的法律義理。 除了戲劇外，還有另一些藝術（美）形式表明特別適合表達法的矛盾性，這其中包括諷刺作品和漫畫藝術。一個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職業生涯中不能及時充分認識到其職業中存在的深層的問題性，就不是一個好的稱職的法律人。因此，嚴肅的法律人應當喜歡看待那些用諷刺形式批評其法典的人，應該喜歡那些詩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為他們對正義基礎中值得懷疑的人性比較敏感；同時也應該喜歡托爾斯泰，喜歡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偉大的司法諷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這些人既是諷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才會過分陶醉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純粹「專業性質」，每時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社會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養成偏狹獨斷的職業作風。而法律人的責任，不僅僅是機械精細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偉大的博愛精神、人文的關懷、美學的原則和正義的情感以專業化的、理性而又藝術的方式表現出來。 正是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律人應當同時是工匠和藝人（Kuenstler），是法律藝術的創造者。 （四） 從美學的觀點觀察法律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把一個抽離了一切內容和規定性（Gegebenheit）的「純粹的法」或法的純形式作為法美學的對象物來研究。但事實上，能夠成為審美對象的法均包含一個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或者說，法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現實地」存在過，它才會被人通過審美意識所經驗和認識。沒有歷史和地域的規定性，沒有現實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許是可以成為（形而上學）「思」之對象的，但絕不可能成為（法美學）「視」之對象。畢竟，法美學不是關於法律的思辯的哲學，而是研究人對法律之美的感性審視的學問。 「法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還包含這樣一層涵義，即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學價值和表現形式的。我們不可能以超時間的美學標准來審視歷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驗地預設它們的美學意義和價值的同一性。換一個角度說，我們不能籠統地宣稱所謂「一般的法」有什麼樣的美學意義和美學價值，而總是說處在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地的「法」有什麼樣獨特的美學意義、價值或性質。在此，法律的審美態度實際轉換成了一種情境主義（situationalism）的態度。 以這樣的態度來觀察法律，我們總是要謹慎地對待所觀察的法律形成的歷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進的隱秘過程，比較不同地域（如東方與西方）和不同時間段（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現形態、「式樣」、「風格」等等。或者說，我們對待不同形式的法律（習慣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東方法」、「西方法」、「大陸法」、「英美法」）、不同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紀法、近代法和現代法），所持的審美觀點、方法和態度應當是存有一種情境的差別的。 （五） 法美學若是有生命力的，那麼它就應當更多地從法的表現形式之美的研究中獲得滋養。如果我們懷有維科和格林們那樣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們將會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詩歌、古律、判例、話本小說、戲劇和民間傳說等不同文本的解讀中尋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蹤跡。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動的，可能是探尋維科和格林均描述過的悠遠年代的「詩體法」。這些以詩歌表現的法律，記載著每一個在成長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記載著他們對朦朧的正義、神聖的規則及隱秘的秩序的想像和渴望。在以「輸洛加」（Slokas）詩體寫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們甚至讀到了來自遠古「詩化的」醍醐灌頂的智慧[13]。這些充滿著先民驚異、想像和虔誠的詩體法，對我們後來逐漸成熟老化變得精明世故的人類將是值得永遠自我觀照的鏡鑒。它們的魅力會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日益增強。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和正義有時必須呈現生動形象的外表，否則人們就看不見它們現實的身影[14]。在這里，生動形象的詩歌之美「調和了它自身的內外界限，調和了規則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動表達，並不只限於詩歌，它們也可能表現為民間俚諺（語）、格言、散文、韻文或繪畫。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進化論》中提供的鑿鑿之據表明：在東方和西方的法律進化史上，從「無形法」到「成形法」的過渡，其間經歷了「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和「文字法」諸階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諺簡明勻稱，羅馬法《十二表法》句韻切合，中國太古之「象刑」（繪畫法）栩栩生動，均屬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積氏看來，這些法律表達形式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人類智慧、認知能力的增長和社會力之自覺的發展過程[16]。 此外，歷史上各個時期法官的判決（判例）也是表達法的的審美價值的合適形式。實際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則（如法律語言的對稱均衡、邏輯簡潔性和節奏韻律，法律文體的多樣統一，等等）更多地體現在那些獨具個性而又富有審美趣味的法官們的判詞之中。法官們的「優美的」判決所生發的美學價值，決不壓於任何優秀的藝術作品。魯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經贊揚塞爾蘇斯（Celsus）的判決才能，說他能夠從個別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規則，運用最為簡潔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具有凌空飛動的語詞的沖擊力，令人升華，使人澄明，猶如一道閃電照亮遙遠的風景[17]。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審美渴望，美國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說：「除非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過引入不連貫性、無關聯性和人為的例外來破壞法律結構的對稱性。」[18] 總而言之，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文字法和優美的判詞等等，這些法的審美素材存在於各個民族的漫長歷史之中，成為亟待探掘的豐富寶藏。法美學應當點燃火光並小心地護衛這光亮，以照亮進出幽暗深處探掘的通道。 （六） 最後要指出的，也許是一種不必要的擔心，即人們可能會把法美學的研究等同於一種法律浪漫主義或法律唯美主義（完美主義）傾向。這里，筆者不擬做過多的討論，只想交代一點：法美學是利用多學科方法、態度求知問學的一種，而法律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則屬一種實踐指向的「意蒂牢結」（Ideology，意識形態），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差別。法美學研究之旨趣絕不是要服務於這種「意蒂牢結」或與之共謀，恰恰相反，它在本質上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法律觀念或法律綱領的。因為，只有認識到「美」的界限的人，才會在法律的理性實踐中做出審慎的判斷和決定，避免唯美主義在實踐上的獨斷專行[19]。 法美學所崇尚的，是一種開放的探索精神，一種不斷探尋未知的態度。如果哲學要奔赴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中之路」的話，那麼法美學同樣會選擇這條可能「突然斷絕在杳無人跡處」的道路。海德格爾（M. Heidegger）在《詩人哲學家》中道出了問學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與思量， 階梯與言說， 在獨行中發現。 堅忍前行不息， 疑問與欠缺， 在你獨行路上凝聚。[20] ——這，亦當成為一切追求法美學「探險」的學人們的共同志趣。 [1]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周國平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頁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爾的解釋，法律屬於「客觀精神」，藝術或美學屬於「絕對精神」的感性階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維科：《新科學》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頁563。 [6] 柏拉圖：《會飲篇》210B-D。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頁262。 [7] 詳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55以下。比較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 一起看看吧.

⑧ 為什麼美國最高法院有兩處孔子雕像

孔子位於左邊，代表了東方的儒家文化，我對這個雕像打滿分，雖然這個孔子和我們國內普及的孔子像完全不同，可我覺得這個孔子像更威嚴和不可侵犯。

這是最高法院內部一面牆上的浮雕，孔子依然位列其中。

不過我們依然要清醒的認識，美國人把中國思想家孔子的雕像極為鄭重的放在那裡並非是真的了解孔子，而只是認可孔子在思想界的地位，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就像我們中國人認知摩西、耶穌和華盛頓這些西方歷史人物一樣，知道他們很牛，但不知道到底為什麼牛。

同樣美國人對孔子文化的認知是有偏差的，在最近美國最高法院對“同性戀合法化”的判決中引用了孔子的話，說“婚姻是政府的基石”，實際上孔子的原話是“禮，其政之本與！”翻譯成白話文應該是“禮儀是政府的基本”。美國人把“禮”字翻譯成了婚姻的確有些啼笑皆非，不過西方精英階層的人的確把孔子當成有說服力的思想家，只不過還有待進一步溝通和學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