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案例分析答案
1.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2. 《國家賠償法》案例分析題
在中國法治還不健全的今天，最好不要和權力部門打官司，你就是打贏了也會找你秋後算帳地。而且有個別地方是權大於法的，
3. 關於憲法考試的兩道案例分析，請法學專業的人士幫忙解答一下
張某夫婦在家看黃碟的行為是否違法？顯然，這是關涉不同觀點的前提性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又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首先，張某夫婦是否具有在家看黃碟的自由。我們知道，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法律權利，更是人權的重要內容。自由在與公共權力的比較中，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邏輯順序上，都具有先在性的意義，是權利得以存在的非常重要的正當性理由。因此，各國憲法、法律都對公民的自由權予以切實地確認與保障。我國公民更是在政治、社會和家庭生活等領域享有廣泛的自由。由於行文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法律不可能通過列舉的方式一一確認公民應該享有的各種自由，而是根據情勢的需要，對有些暫時無法行使的自由加以限制，這樣，在法治國家中，人們在涉及公民自由的問題上就普遍堅持了法未禁止即自由的原則。聯系本案，我國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未禁止公民在家看黃碟的行為；1985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嚴禁淫穢物品的規定》也僅僅禁止的是聚眾觀看或在公共場所觀看的行為，而且這一規定也已在2001年廢止。唯一可以關聯的是1990年公安部的一個有關「除六害」的通知。但該通知首先就不具有法的形式，同時它是為配合國務院的「規定」而發布的，主法廢止，它當然應該失效；而且它還會因違憲問題而有待深究。如此看來，張某夫婦的行為未有任何違法性可言。盡管警方有關人員認為，看黃碟的地點不是家，而是診所（公共場所）。對此，我們認為，法律上的家，不僅包括公民日常生活起居的場所，也包括臨時居所（如租住的旅館的房間）。本案中的地點，居辦合一，居辦有分，而且下班後就僅僅是居所。故此說不能成立。至此，我們很容易看出，在本案發生以前，張某夫婦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行為違法而與公權力發生沖突，從而給公權力介入提供口實。
其次，張某夫婦在行使自由權時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我們生活在一個人與人組成的社會之中，每個人在享有自己的自由時，事實上法理學專業畢業論文。都會與他人的自由發生交叉甚至沖突。為了避免沖突或矛盾的發生，法律就在事前對自由的界限作出規定，以確保自由只在一定的范圍內行使。這正象波斯納概括密爾的表述，「你的權利止於我的鼻尖」。那麼，張某夫婦的行為是否「沖撞」了他人的權利呢？從案件事實看，律師特意澄清說當時拉有雙層紅水絨窗簾，且這一對並未患有露陰癖的新婚夫婦已經上床，拉上窗簾是可以合理想見的人之常情。顯然，影像不可能跳出窗外去影響他人。當然，我們沒有忘記個別學者提出的聲音問題。如果張某夫婦有意無意地將聲音放的足夠大，確實能夠影響到鄰居的良善生活，產生私權利與私權利之間的沖突，從而需要警方介入以界定權利的界限。但是，如果我們不是疏於事實「就會注意到，外間住著張某的父親，一個新婚兒媳在自己看黃碟時（如果真的是黃碟的話。張某夫妻稱只是外國女人洗澡的情景，並未有男性出現或其他淫穢動作，警方未出示相反證據），會大膽到放任淫盪的聲音去刺激其年邁的公公。這是任何一個正常人都無法想像的。如果聲音在診所內部尚不能充分展開，又何以能飛入鄰居，那麼，又如何解釋警方所謂接群眾舉報一說呢？我們認為，一方面由於近年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著地方財政向公安機關返還罰沒款的現象，極大地調動了警方「創收」的積極性，一些刑警隊甚至放著刑事案件不辦，而去抓本應由治安部門管的賣淫嫖娼。所以，在本案警方不能提供接到舉報的證據的情況下，並不能排除警方撒謊而去主動「創收」的可能性。若果真如此，本案就不僅是一例典型的公權力侵犯私權利的案件，而且可能成為一例典型的警方利用公權力對百姓敲詐勒索的案件。另一方面，也確實存在著有人舉報的可能性，盡管這種舉報可能是基於一些不光彩的原因，但警方按有警必出的要求，總算取得了介入本案的正當性理由。然而，警方也應該認識到，他們要去做的，極有可能僅僅是去明晰那裡的權利界限（到現場後更應明確這一認識，）而不是扣押物品，以便罰款。
(2)
執法人員的主體資格值得質疑。我們知道，執法活動只能由國家行政機關及其正式的工作人員代表國家進行。警察的行政執法作為一種較重要，較特殊的權力，其行使更有嚴格的要求。連50元以下罰款，警告這樣較輕的治安處罰若由非公安人員進行時，也要經過嚴格委託程序。而本案中進入張某家中的三名「警察」的身份到底如何呢？按警方的說法是：「當時他們去了三個人，都穿了警服，但由於沒有授銜，確實沒有警號。」如果不是「陌生於執法」，陌生於警察這一執法隊伍的建設情況，就不能不知道，全國在編的正式警察，每個人都有一個在全國獨一無二的警號。因為設置警號的主導思想之一就是讓廣大公民通過警號來監督警察的行為。所以，只要是正式警察，就必然會有警號。而警銜則是根據警察的從警年限、職務、職稱等因素授予正式警察的等級標志。取得警銜並不是取得警號的原因，相反，要有警銜，必須得有警號。這種情況，寶塔分局副局長魏世平告訴記者，「其中兩人雖然不是正式的公安民警，但屬於地方公安編制，（是否類似於保安，作者注）……另外一名幹警已經在去年通過人民警察錄用考試，並且已經被陝西省公安廳批復錄用為正式的民警，只是現在還沒有辦理手續，所有沒有授銜。」可見，後一名還沒有實現質的飛躍，成為正式警察，前兩名壓根就不是警察。如此三人去執法，有何合法性可言！盡管在與張某發生沖突後，派出所長賀宏亮（可能是正式警察吧）趕到現場，但他能夠使三人的此前行為合法化嗎，能夠證明張某此前的阻擋甚至打人的行為是阻礙執行公務嗎？
(3)在民主與法治的社會中，公民住宅不受侵犯是公民的一項重要權利，正像一句西諺所言，every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各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壘）。主人盡可以在其「堡壘」中從事各種無害於他人的活動；而對於公權力而言，則堅持權力制約，堅持法未授權即禁止的原則，主張權力應該服務與權利，反對官本位，權（力）本位。本案中無論張某夫婦在家看黃碟的行為是否觸及了他人的「鼻尖」，任何沒有執法權的人都無權私闖他們的堡壘而對他們執法，因為法律之治更強調的就是程序之治；即使是警察進入他們的住宅，也不能毫無法律根據地扣押電視機、影碟機等物品。更不能在被媒體曝光以後，惱羞成怒，像個別警察說的，「不信就治不了他」，而將治安案件上升為刑事案件，以彰顯權力的威嚴，從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4. 急需行政法案例分析答案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現實基礎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法律參照
《繼承法》第7條規定：繼承人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喪失繼承權：（一）故意殺害被繼承人的；（二）為爭奪遺產而殺害其他繼承人的；（三）遺棄被繼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繼承人情節嚴重的；（四）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情節嚴重的。第21條規定：遺囑繼承或者遺贈附有義務的，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應當履行義務。沒有正當理由不履行義務的，經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請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遺產的權利。《合同法》第192條規定：受贈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贈與人可以撤銷贈與：（一）嚴重侵害贈與人或者贈與人的近親屬；（二）對贈與人有扶養義務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第193條規定：因受贈人的違法行為致使贈與人死亡或者喪失民事行為能力的，贈與人的繼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銷贈與。
根據以上法律規定，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確定的兩個平等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利、利益給予人（以下稱「給予人」）對權利、利益接受人（以下稱「接受人」）的在先權利或者利益，由於接受人的過錯，侵犯了給予人的其他權利、利益（並不是針對先前就存在的權利、利益）時，給予人採取措施使接受人喪失既得或者期待的權利、利益，這是給予人對接受人一種對抗。如果把這個結論放到兩個不平等主體之間，即國家和公民這兩個不平等主體之間，在行政給付領域，這種對抗也是存在並且適用的，即國家在行使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中，如果公民不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違反了義務，對國家犯罪或行政違法侵犯國家的權利、利益，國家也可以直接剝奪或者限制給予或者即將給予公民的利益，這種對抗就是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體現。筆者認為，在目前國家沒有制定《行政給付法》的情況下，「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應當成為行政給付的一個基本原則。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實踐基礎
在行政機關發放行政給付金的實務中，接受給付主體存在不少問題，如有的接受給付主體的主體資格不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有的接受給付主體不符合國家對安全生產管理的規定，還有的接受給付主體為接受給付而違背道德故意傷害自己或他人，甚至有的接受給付主體是違法犯罪人員。如果國家對上述違法乃至犯罪人員繼續給予給付，則在客觀上助長了接受給付者的違法、犯罪行為，必然使守法者感覺不公平、不公正。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是，行政機關對那些有違法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人不予發放甚至追回已經發放的行政給付金，或者扣減其一定比例的行政給付金；對那些違法犯罪的人直接取消行政給付金。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的原則可以通過發布規范性文件予以確認，這一做法已有範例。如我省海洋與漁業局制發的《省海洋與漁業局關於下發違法違規漁船油價補貼處置原則的通知》，針對漁船經營人違反規定在禁捕區、禁捕期生產作業，或者漁船經營人違反國家安全管理規定強行冒險生產作業的行為，明確規定「限制、剝奪這些經營人政策性柴油補貼」。天津、山東、即墨等地方海洋漁業主管部門也有類似的規定。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概念及違法行為的界定
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指國家在作出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時，區別對待有不同程度、造成不同後果的違法犯罪、違反行政法規等行為的接受給付相對人，相應剝奪、限制其接受行政給付權利的原則。
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指的「法」可以區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法律規范。廣義的法律規范是指接受給付的相對人應當遵守的國家所有的強制性、限制性法律、法規，還包括國家加入的國際條約，甚至道德規范。這就要求接受給付的相對人全面守法。俠義的法律規范是指接受給付的相對人應當遵守的國家關於行政給付的具體法律、法規。這就是說，只要相對人的行為沒有超出具體行政給付的法律、法規所確定的條件和范圍，就應當給予行政給付；相對人違反其他法律、法規的行為與接受行政給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確定的法律規范應當是廣義的法律規范。如某漁船經營人是接受政策性柴油補助的人，當這個漁船經營人並不是利用漁船進行合法的漁業生產，而是駕駛漁船到公海上聚眾賭博，最後被法院判決有罪，對這個漁船經營人來講勢必是不應發放政策性柴油補助的，盡管這個漁船經營人觸犯的不是漁業行業管理的法律，而是廣義上的法律。
根據上述分析，筆者認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所指的違法行為包括以下三種類型：
一是刑事違法行為。對於一個享受撫恤金或者生活補助的接受行政給付的相對人來講，如果他觸犯刑律被判有罪，毫無疑問，在他收監入獄之時，國家當然地停止給予他撫恤金或者生活補助，這是沒有爭議的事實。如果按照國家的刑法規定，應當對罪犯「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刑的，即使罪犯一貧如洗，法院也必須依法判決罪犯承擔罰金刑。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不能一方面對罪犯判處罰金，執行刑罰；另一方面卻還履行行政給付職能，對罪犯給予行政給付金，這是兩個有背於常理的行為。
漁船經營人在禁漁區、禁漁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撈水產品，觸犯《刑法》第340條非法捕撈水產品罪的規定，其後果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對於被處以刑罰的漁船經營人，剝奪、限制其享受國家政策性油補，這是平常的人都能認可與接受的。
二是行政違法行為。行政違法與刑事違法的本質區別，在於違法的程度不同，造成的損害後果不同。但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對國家權利的侵犯，只不過行政違法並沒有達到刑事違法的程度，因而並不需要國家用最強硬的手段制裁違法，因此，行政機關在對行政違法者給予行政處罰的同時，當然可以限制、剝奪這些違法者享有的接受行政給付的權利。
三是確權的民事違法行為。有論者在《巢湖退耕還林補助款行政給付案件特點、存在的問題及建議》?譼?訛中指出：「審查原告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和造林驗收合格證，符合條件的就成了判令被告給付原告補助款的關鍵。對於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有效，是民事訴訟審查范圍，行政訴訟中不予審查。如農民就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提起民事訴訟，因土地流轉是否合法是行政合同的基礎，行政案件應中止審理，待民事案件判決生效後，行政案件再繼續審理。」此案中，如果生效的民事案件判決「土地流轉不合法」，那麼行政訴訟的結果肯定也不會支持原告取得補助款。在民事法律領域，如果民事確權行為非法，國家同樣也要剝奪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接受行政給付權，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在民事法律領域也有適用范疇。這一案例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即接受行政給付的主體不能是權利瑕疵者。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是否適當，其本身的權利是否完整、權利是否存在瑕疵等直接關繫到行政給付的正確性、合法性，因而對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的審核也就成了行政給付的前提，如果接受給付的主體資格不適當，或者其本身違法，也只能限制或者剝奪對其的行政給付了。
三、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行為的性質
國家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基於國家的法律、政策形成行政給付關系後，國家就成為行政給付的義務人，國家因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而剝奪或者限制其接受行政給付的權利是剝奪或者限制其受益權，而不是行政處罰行為。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行為的性質主要有：
（一）具體行政行為性。接受行政給付的主體由於違反了行政法規或者刑事法律，侵犯了國家權利、利益，對這些違法者、侵權者剝奪或者限制其給付利益，只能由國家行政機關或者有關組織依法或者依職權進行，行政機關剝奪、限制違法者、侵權者的行政給付接受權，是具體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只要停止給付或者使已經接受給付的相對人退還取得的利益即可實現。
（二）時效性。針對行政相對人一般行政違法，不可能剝奪其終身接受行政給付權。《行政處罰法》第29條規定，違法行為超過二年沒有被發現的，不再給予行政處罰（有特殊規定的除外）。接受行政給付人的違法行為發生在二年前，如果二年後才發現，那麼其接受給行政付權也就不應受到限制。對於超過追訴時效的刑事違法行為，由於法律已不再追究違法者的刑事責任（法律有特別規定的除外），對於其在過去的日子裡已經接受的行政給付金或者在未來的日子裡還將接受的行政給付金就不宜再限制或剝奪。
（三）決定機關的執行性和執行比例性。一般有權給予行政給付的機關就有權決定剝奪或者限制行政相對人的接受給付權，但接受給付人的違法、違規行為往往不是由實施行政給付的機關而是由其他有權機關（如公安機關）處理，這就要求其他有權機關將處罰決定轉交給行政給付機關，由行政給付機關剝奪或者限制接受人的權利、利益。
所謂執行的比例性，就是要區別對待不同的違法、違規行為，其遵循的原則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要嚴格區分罪與非罪，對於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或者無罪的刑事案件，當然就不能強行剝奪犯罪嫌疑人的行政給付；在行政違法案件中，要區分行政違法的程度和後果，針對違法的不同程度與後果，作相應的、適當的處理。如《行政處罰法》第27條規定：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一）主動消除或者減輕違法行為危害後果的；（二）受他人脅迫有違法行為的；（三）配合行政機關查處違法行為有立功表現的；（四）其他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行政處罰的。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存在上述情形的，行政機關在履行行政給付時就應當適當減少扣減比例；如果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糾正，沒有造成危害後果的，行政機關也就不應當扣減行政給付金。
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理論支持和要求
我國行政法學理念經歷了一個從「管理論」到「控制論」再到「平衡論」的發展過程。「平衡論」進一步強調兼顧公權和私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一味地限制行政權並不見得就會合乎法治的要求，法治需要保證行政權在法律范圍內行使的前提下，盡可能發揮其積極效應，以滿足人民群眾的需求，促進社會公共福祉。?譽?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限制的是違法者，保護的是守法者，堅守的是公平、正義理念，促進的是社會公共福祉。
（一）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必須公正的必然要求
行政公正是行政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包括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在實體公正方面要求行政機關做到依法辦事、平等對待相對人和合理考慮相關因素。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給付職能時只有綜合考慮各相關因素，對違法者實施剝奪或者限制其受益權，才能在實質上平等地對待沒有違法的相對人。正如羅豪才教授所認為的：「依法行政對行政行為的要求大體上分為二種：……第二種要求是在職權范圍內作出的行政行為與法律或者法律精神沒有抵觸就可實施。比如公共利益，保護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為公眾提供各種服務的行政措施等。這些行為有利於社會，只要在行政機關的職權范圍內與法律精神不抵觸，就可作為。」?譾?訛
公正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之一。公正往往屬於價值理性，具有模糊的相對性。行政機關對於行政給付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公正，有一個價值判斷過程，即針對接受給付主體及其行為有一個價值判斷，包括該主體及其行為是否違法、違法的程度、違法的性質，一般公民對這種違法的認識等等，而這些內容並非都能夠用法律直接加以規定，但必須對這些內容作出了合乎法理的理性判斷，只有這樣才能使行政給付更趨於公平和公正。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在追求實質公正的目標下被邏輯地、合乎理性地推導出來的，是合乎法律精神和公正的。
（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的客觀理性要求
民事繼承、贈與合同中尚有撤銷權之規定，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這種對行政給付限制與剝奪本身就包含著國家權力的神聖不可侵犯性。無論相對人處於什麼狀況，國家制定的法律都必須遵守，否則法律就會空洞化。行政給付的接受人違反了法律直接侵犯國家的權利和利益，破壞國家的秩序，國家出於其本能就需要制裁，況且限制或者剝奪行政給付接受人的受益權並不是刑法上的制裁或者行政法上的處罰，而只是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體現。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實際上還在國家與守法相對人、違法相對人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讓國家的行政給付行為更顯公平與合理。
（三）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行政行為的合目的性要求
行政給付作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實實在在的手段。當今社會，仍然有許多社會矛盾與不和諧現象，只有懲罰該懲罰的，剝奪該剝奪的，限制該限制的，才能實現給付行政的國家目的；也就是說，為了建設和諧社會，消減社會矛盾，在行政給付工作中實行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是勢在必行的。
（四）行政給付不支持違法原則的實踐要求
行政給付作為具體行政行為，切實體現了國家對部份弱勢群體的關懷，這就要求給付工作合法、合情、合理。作為行政給付當事人，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外特權；作為實施給付的行政機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不越權、不失職，還要不斷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確保行政給付既合法，又合情、合理。
5. 一道司法案例分析題，求答案。
1．（1）「審訊人員將李某提到公安局辦案基地對其實施了捆綁、吊打、電擊等行為，3天3夜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只給少許水喝，並威脅不坦白交代搶劫殺人罪行、認罪態度不好法院會判死刑。最終，李某按審訊人員的意思交代了搶劫殺人的事實。」這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屬於非法證據，而且，依據該條款的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
（2）「偵查人員還對李某的住處進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當場未出示搜查證」，偵查人員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屬於物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屬於非法證據，才應對該證據予以排除。
2．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之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由此可見，本案負有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包括東湖市公安局、東湖市檢察院和東湖市中級法院。
3．對於李某的盜竊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認，而且有李某的供述，並經查證屬實。因此，對李某的盜竊罪應作有罪判決。
對於李某的搶劫罪，只有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加以證明，未達到《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的給被告人定罪的「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因此，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的規定，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4．結合本案，簡要說明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的價值。
刑事訴訟法在保障刑法實施方面的價值有：第一，通過明確對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適用刑事實體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訴訟法通過明確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主體的權力與職責及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與義務，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及適用刑事實體法的活動提供了基本構架；同時，由於有明確的活動方式和程序，也為刑事實體法適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規定了收集證據的方法與運用證據的規則，既為獲取證據、明確案件事實提供了手段，又為收集證據、運用證據提供了程序規范。第四，關於程序系統的設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減少案件實體上的誤差。第五，針對不同案件或不同情況設計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程序，使得案件處理簡繁有別，保證處理案件的效率。
在本案中，刑事訴訟法通過規范證據的收集程序和運用規則，讓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在本案中，通過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相互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了刑法的正確實施，保證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目標的實現，以有效的程序機制保障了刑法的實現。
5．結合本案，簡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過程，闡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採納。既包括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我國，為保證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於證據的收集、固定、保全、審查判斷、查證核實等，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
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幾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也規定，以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2010年6月發布的《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方面，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第2條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一方面，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
2012年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內容，在三個方面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第一，排除范圍。即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第二，法庭調查，包括啟動、證明、處理。即刑事訴訟法第56、57、58條的規定。第三，法律監督。即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
在本案中，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對2010年《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貫徹和落實。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乃至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能夠使非法取證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結果和實體結果，消除非法取證的心理動力，從而達到保障訴訟參與人各項權利、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保障李某的人權，同時，警示司法人員在以後的執法中應充分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訴訟程序獨立價值的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助於督促公檢法機關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通過程序性制裁來實現對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過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彰顯了程序的獨立價值，維護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價值的重要體現。
第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規范司法行為，維護司法權威，彰顯法治精神。司法行為是否合法、是否規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關繫到司法權威的實現和確立。司法機關若非法取證、帶頭違法，就會嚴重損害司法機關形象，損害法律權威，對整個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著巨大的破壞。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抑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督促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懲罰與保護並重的司法理念，堅持規范理性文明執法，這對樹立我國司法的權威，具有重要意義。
6. 結合案例分析依法治國的社會效果和意義
（抄1）依法治國是共產黨襲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2）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3）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
（4）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 。
（5） 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
依法治國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和有力保障。社會主義法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表現形式已當然地包含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之中，並且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法治在作用上是相輔相承的。
依法治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和推進器。首先，依法治國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和制度模式。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針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這就必然要突破我國人治模式下的諸多制度，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新制度。其次，依法治國創造的民主和秩序必將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生產力的發展。
7. 思修案例分析及答案有嗎
1、被告人楊某，男，1994年5月1日生，中學生。2009年8月29日楊某到同學家玩，因同學出去了，感到無聊，想找本書看，無意中發現抽屜里的小口徑步槍及子彈數發。由於好奇，隨即拿起槍並裝上子彈，恰好這時候他看到樓下街道上有一青年，便想嚇唬他一下。
2、楊某用槍瞄準他前面的水泥地擊發，結果打中前面的一位老人，經搶救無效而死亡。楊某後來在父母的陪同下到當地派出所投案自首。
3、試問：楊某應否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我國刑法上有關已滿14歲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的過失犯罪規定應如何進行處理？楊某行為時的主觀罪過是什麼？
4、答：楊某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因為根據我國刑法17條規定，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對於過失犯罪，不負刑事責任；但應當責令其家長或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楊某的行為的主觀罪過是疏忽大意的過失。
8. 經濟法概論案例分析題及答案
法律對社會的調整，是採用確定社會主體的權利義務的方式進行的。因而自有法律以來，法律權利和法律義務都廣泛的存在與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是由於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性質和結構不同，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價值觀念不同，因此，法律權利和法律義務在社會中受重視的程度和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就不同。中國古代有「無訟以求」、「息訟止爭」的法律傳統，也就是根源於對法律權利和法律義務的認識有所不同，由於經濟不發達，整個社會對權利義務的側重有偏頗，形成了只重義務不重權利，古代社會基本上都是傾向與義務本位。因此，「無訟」、「厭訟」、「恥訟」的觀念橫掃整個中國法制歷史。
在古代訴訟中，刑事案件叫做「斷獄」，民事案件稱之為「聽訟」，因此「無訟」、「厭訟」、「恥訟」的說法主要是從私法的角度上說的。私法主要保護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財產關系。由於古代經濟並不發達有「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之說，政治、文化也相對匱乏，又有「世人惟不平則鳴，聖人無訟為貴」的法律思想來主導。造成了古代「守法」內涵的片面化。古人僅以守法法理解為遵守法律的義務，稱之為「良民」，「好訟之子，多數終凶」，被稱之為「刁民」。然而現代社會，正在從重義務逐漸的演變為注重權利，現代社會是一個以權利為本位的社會。因此，「無訟」、「厭訟」、「恥訟」的傳統將會一步一步的被打破，中國現今各類訴訟案件逐年遞升，人民法院真正成為了維護人民權利的機構。
權利本位體現了當代社會的價值追求。當代法的價值追求是權利而非義務，法的價值中最高位的權利就是人的自由權，法治的基本要求也是要法律至上、權利本位。隨之「守法」的內涵也發生了變化，除了遵守法律義務這重消極的守法以外還包括實現自己的權利這種積極的守法，從而保證法的正確實施。「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國當前正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一個經濟基礎要以社會主義法治與之相對應，而權利本位是法治的重要因素。同時隨著人權意識的提高，人們更關注運用法律手段來保障權利實現。並且與法治、人權相配套的制度保障體系的不斷健全也是當代訴訟案件不斷上升的原因之一。
「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只有堅持以權利為本位，完善社會主義法治機制，使公眾能得到更公平、正義的審判，是當代法制建設不斷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