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檢視

㈠ 如何檢視公共法律服務工作營商環境

營商制度建設是否健全。市場秩序是否足夠規范。
一是看立法對營商環境的促進和保護是否足夠。
二是立法是否滯後於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創新實踐需要。
三是立法是否與營商實際工作存在脫節現象。
其次，一是看誠信體系建設是否完善
二是行政執法水平有待提升。
三是看企業負擔重不重。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優化營商環境工作納入政府績效考核，依據國家建立的營商環境評價體系，通過營商環境有關監測系統以及委託第三方進行評估等方式，組織開展營商環境評價。

㈡ 全世界佔地面積最大的圖書館在哪

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

The World's Largest Library

You might think the largest library in the world would be in Europe．But it isn't．It's in Washington, D．C．It's calle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國會圖書館）．

如果你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在歐洲，那你就錯了。實際上，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稱為國會國書館。

President John Adams started the library in 1800 for members of Congress．He wanted them to be able to read books about law．The first 740 books were bought in England．They were simply set up in the room where Congress met．Then Thomas Jefferson sold Congress many of his own books．He felt Congress should have books on all subjects, not just on law．This idea changed the library for good．

這座圖書館是約翰·亞當斯總統在1800年為國會議員們建立的。他想讓議員們閱讀到有關法律方面的書籍。首批740本藏書是從英國購進的，這些書被隨便放在國會開會的地方。後來湯姆·傑斐遜把自己許多藏書賣給了國會，他認為國會應有各類書籍，不應該僅收藏一點法學書籍，這種觀點給國會藏書帶來永久性的變化。

The library grew and grew．Now it covers acres of land．It contains 20 million books as well as scores of picture, movies, globes and machines．Experts(專家) in every field work there．Hundreds of people call every day with all kinds of questions．Many of them get answers right over the phone．

國會圖書館越變越大，現在它已佔地數英畝。收藏了2千多萬冊書。除此之外，還收藏了好多圖片、影片、地球儀和機器。每一個學科的專家在這兒都有一席之地。每天有好幾百人打電話查詢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中有許多從電話中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The library is a huge storehouse．Thomas Edison's first movie and Houdini's magic books reside（居住） there．And it is the proud owner of the world's best collection of comic（喜劇的） books．

這座圖書館是一個巨大的收藏室。托馬斯愛迪生發明的第一部電影和霍迪尼的魔術書都收藏在這里。值得驕傲的是：它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喜劇書籍擁有者。

美國國會圖書館是美國國家圖書館，不僅為國會議員與各個委員會服務，更為政府的行政與司法等機構以及全美國和世界各國的圖書館服務；並對學者、研究人員、藝術家和科學家提供資料。
一八○○年約翰·亞當斯總統所簽署的遷都法案中，就曾為國會撥款五千元作設置參考圖書館購買書籍與房舍之用。
第一批書籍是購自英國，經大西洋運來十一個皮箱書和一盒地圖，便收藏在新的國會所在地，直至一八一四年英軍襲擊華盛頓時縱火燒毀國會建築物，小型的圖書館被化為灰燼，在一個月之內，托馬斯·傑裴遜總統將當時退休在弗吉尼亞的蒙蒂塞羅的私人收集珍藏（長達五十年）的圖書提供給國會。傑裴遜總統在他擔任美駐法國大使時也曾花費若干個下午時間在巴黎的書店「翻遍並搜購每本有關美國的書，不論任何學科只要是罕見的和珍貴的」都采購，所以他的書籍被認為是美國最好的藏書之一。
傑裴遜提供他的藏書時曾寫下一段話說「我不知道國會在那些學科方面不想收藏，事實上，國會議員會可能有機會去參考任何一門學科的」。國會經過多次的辯論，終於在一八一五年一月間接受傑裴遜的建議，並撥款二萬三千九百五十元以收購其六千四百人十七本書，因此為美國的國家圖書館奠定了基礎。
國會圖書館的建築及其設備很有特點，位於國會山莊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有三座大樓，托馬斯·傑裴遜大樓系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式樣是最古老的建築，在一八九七年造成時是當時世界上的最大而耗資最高的圖書館建築物，內部陳設有精緻華麗的雕像、壁畫、鑲嵌圖畫等均由當時五十位美國藝術家所出的傑作。大廳內有高聳的大埋石柱、壁畫和鑲嵌圖畫、雕像和五彩玻璃窗都很生動地描繪出跟學術有關的主題，與文化有關的淵源。從參觀台上可以看到整個的總閱覽室，（此室訂一九九一年維修完成後重新開放）由地面到園頂是一百六十呎高，室內有四萬五千冊的參考書，有二百五十個座位，以及若乾颱計算機終端機能夠檢索所有的資料庫目錄。
設計簡朴而庄嚴的約翰·亞當斯大樓外層是喬治亞大理石砌成的建築，一九三九年落成。在大銅門上的雕像是代表歷史上十二位對文字藝術有過貢獻的人，其中包括中國象形文字的鼻祖倉頜；希臘神話中首創字母的卡德摩斯；發明美國印地安人的切羅基族音節文字音符體系的印地安人塞闊雅。五樓的閱覽室裝飾著以斯拉·溫特的描繪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壁畫。
白色大理石的詹姆斯·麥迪遜大樓於一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落成啟用，該大樓使圖書館在國會山莊的佔地面積增加了兩倍有餘，在這座大樓內設有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正式紀念堂以及八個閱覽室、若干辦公室和儲藏七千萬件以上的特藏文件和圖書。
國會圖書館藏有八千六百多萬件圖籍，包括人類各科知識，從古寫本到光學磁碟，若將所有的書架連接起來，可長達五百卅五哩，收進來的書籍平均每分鍾有十件。圖書館內有二千萬件書籍和小冊子，分別以六十種語言寫成。另外還有三千六百萬份手稿，包括美國歷史和文化的珍藏：如總統、世家、作家、藝術家和科學家的手稿。國會圖書館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地圖收藏約四百萬件地圖和地圖集，其中可追溯至十四世紀中葉；以及七百萬件的音樂作品收藏，其中包括作曲家親筆簽名樂譜，作曲家和音樂家之間的來往函件，也有世界各地的笙笛以及義大利斯特拉第瓦里小提琴和托特提琴弓。
圖書館的一千萬件圖片和照片包括相片原件、精緻印刷品和各種流行的與應用藝術品，能提供美國和外國的人、事、地等重大事件的視覺紀錄。圖書館每年約收到七萬五千種期刊，一千二百種報紙均作為永久性的收藏，那些都是可以追溯版權由來的主要文件。
一九八二年，國會圖書館首創一項計劃以最新技術的光學磁碟來儲存圖像，然後再反復使用，這項試驗不僅縮小收藏量之面積，而且還可估計這種技術以決定今後保存圖書的花費和利益。光碟儲存資料有兩種：印刷資料是儲存在高解析度影像的數字光碟上，而非印刷資料則儲存在低解析度影像的模擬激光錄像盤上，有幾個閱覽室中即設有光碟以方便讀者查尋論文、學報、地圖、音樂、手稿、電影靜態鏡頭和圖片等。一些早期電影和彩色電影片斷以及電視樣片等儲存都屬於此一創新計劃之內。
另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國會圖書館計劃將所有藏書資料數字化，邁向數字時代。文章題為：國會圖書館踏上數據高速公路。
具體報道為：美國國會圖書館將於宣布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把該圖書館以及全國所有公共圖書館和研究圖書館中的藏書資料等轉化為數字形式儲存起來。這項計劃將創建一個龐大的「虛擬圖書館」，其中所有的圖書、繪畫、手稿和照片都將轉化成數字化圖像，在閱看時與原件一模一樣，還能通過計算機網路傳送到計算機屏幕和高清晰度電視機上，供數百上千萬的學生和研究人員調看。國會圖書館的最終目標是向全國公眾提供電影和音樂資料。這項計劃也能給國會圖書館帶來好處。現在它需要大量書架和書櫃來存放它的1.04億件收藏品。如果採用數字化形式，數十本書可以存放在一張盤上。
國會圖書館多年來一直為許多文件迅速變質而傷腦筋。此外，許多人因喜歡書中精美的圖片或插圖而將數以千計的珍貴圖書盜走。數字化後，珍貴的手稿、可以反復閱看，圖片可以復印下來，原件不會被損壞，也不必擔心被盜的問題了。一項題為《實現數字圖書館的戰略方向》的備忘錄草案概述了國會圖書館的這項計劃。文件說，該計劃將耗資數百萬美元，不僅用於數字化操作，還將用於購買、安裝及維修數字化和傳輸給讀者所需的設備。普通書籍平均一頁數字化需2至6美元，珍本和易損書籍可能耗資更多。將成立一個數字圖書館協調委員會爭取各方面的捐款和國會的撥款。這項計劃將著眼於將圖書館的圖書資料製作成高質量的數字化圖像所需的技術上，到2000年將完成最重要的圖書資料的轉化。
許多圖書館——包括國會圖書館以及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的圖書館——已經開始試著將印刷品數字化。通過計算機網路就可以接收到。然而，按照備忘錄，國會圖書館將牽頭協調所有數字化圖書館在技術和政策兩方面的行動，以便使它們能連接到同一計算機網路上。
這項全國數字圖書館計劃完成後，「將成為正在興起的全國信息基礎設施一一通常稱為信息高速公路---中最廣泛的資料來源。因此，將地理位置上不相連的圖書館連接起來的工作亦將同時展開。
備忘錄草案還列舉了計劃即將面臨的一系列技術、政策和法律上的問題，包括版權問題，預防「黑客」、病毒和系統癱瘓的計算機安全問題、入網費用和保護系統用戶隱私問題以及制定電子圖像質量標準的問題。
美國國會圖書館直接或間接地為全美國的公民或外籍人士提供各種服務。但它的主要任務是為國會作研究和咨詢以提供協助，國會研究服務部成立於六十多年前，給予立法者所需的各種資料，使國會處理立法事務更為明快有效。國會研究服務部每年回答約四十五萬件以上的向國會詢問函件，范圍有最簡單的問題，也有錯綜復雜要作深入研究的。除此而外，國會服務部還要准備法案節要，主要法令摘要以及其它參考工具作為議員和各委員會之每日立法所需。
國會研究服務部由八百六十人組成，其中有土木工程師、海洋學家、勞工調停者、蘇聯飛彈專家等。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向國會提供客觀、公正的資料和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的意見，然後由議員去裁決。
一百五十年前國會立法設立法律圖書館部門，為國會研究和解答國外法律的疑難問題，並答復國會詢問有關外國立法和法律的解析。外國法律的翻譯亦由法律圖書館精於五十種不同語言的法律專家分別擔任。
國會圖書館的版權部門乃主管美國的版權法，成為專為鼓勵文學和藝術創作的一支主要力量。版權保障延伸到美國所有的創作團體，包括作家、作曲家和電影製片人。該部門的版權注冊登記為美國文化和技術之成長與創新提供了寶貴的記錄。
版權登記目錄卡和一九七七年以後所建立的自動化檔案均對版權登記以及美國一八七○迄今的版權轉讓提供一個索引。每年總有五十萬件以上的版權登記記錄。版權部門同時也提供一些有關版權保障、版權法、版權登記、重新登記、版權轉讓和再轉移的資料以及簽發有關版權部門記錄的正式證明文件。
版權部的送審資料是圖書館館藏建立的主要來源，他們收集的書籍、期刊、音樂和地圖半數以上都交給圖書館收藏。
版權部的發照單位主管一些強制的注冊,如有線電視節目的再播送和投入硬幣自動唱機的播放等法令所規定的版稅款目。版權部的計算機晶片單位乃執行一九八四年所通過的半導體晶片保護法案。
國會圖書館的豐富學術資源，國會圖書館將龐大的資料收藏貢獻給世界，以達到為學術致力的目標。凡是有心從事於研究的人士，不論任何學者、作家、教師、藝術家、新聞記者、學生等等凡年過十八歲者都可利用館內的閱覽室設備，包括卡片目錄、參考書和參考服務人員咨詢服務。讀者同時可以利用館內的計算機終端，從圖書館所設計儲備的資料中尋查新書、各種學科的資料來源和立法機構的歷史等問題。
國會圖書館館內珍藏文獻的用途和藏書種類一樣的包羅萬象。譬如說一位研究生從事美國作家的比較研究就可以到手稿室去查看詩人沃爾特·惠特曼和詩人兼大圖書館家阿其博德·麥克利什的原稿。一位小提琴家可到音樂閱覽室去查看莫札特弦樂四重奏原譜稿。一位律師可以利用法律圖書館的完備的外國法律資料。小說家為一篇在東歐發生的偵探故事構想可利用總閱覽室、歐洲部及政府出版品、報紙和近代期刊室的文獻資料。
至於不能親自來到的讀者，圖書館提供一些特殊服務，通過館際互藉手續，提供圖書和其他資料予全國各地大學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和在其他圖書館從事研究的學者，這項服務的設想是把別的地方不易得到特殊資料來提供幫助在學術上的研究。在不侵犯版權所有權和其它限制的原則下，一般讀者可向圖書復制部門郵購照片，直接影印照片、復制圖片以及研究資料的縮微膠卷等。
各主要閱覽室以及圖書館內的各參考部門均提供書面答復各個學科上的問題。
一九八○年，圖書館成立「學者委員會」，由廿五位著名學者成分別代表各個學科並負責，檢視所專長的學科以及查考圖書館的書藏是否能有效地協助在這些領域之內的研究。
國會圖書館的館際服務已經很有影響，除保留許多公共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現用的杜威十進制分類法外，國會圖書館不斷地延伸十九世紀末所制定的國會圖書館分類法，採用此法的大學及專門圖書館現已與日俱增。
自一九○○年許多圖書館同時也依賴國會圖書館所出版的編目工具，如書籍、印刷卡片到機讀磁帶等產品的供應後，節省了其它圖書館不少的時間和金錢。
國會圖書館協助查考世界和全美各圖書館的文獻資料，發行各種書目、指南、學科資料選目，題材包羅萬象，有關於非洲民俗，甚至也有關於未識別飛行物，同時也編輯很有價值的全國圖書聯合目錄，其中紀錄一千二百所北美圖書館藏書，從一四五四年以來世界各地發行的書籍，以及中文、日文、斯拉夫文、希伯來文的圖書聯合目錄與收藏地點。
透過全國盲人和殘障者服務計劃與在一百六十所圖書館共同合作下，國會圖書館曾為七十萬五千四百位以上不同年齡的盲人或殘障者服務，免費供應他們盲文書籍、雜志或唱片、錄音帶，並附借唱機和一般用點字版等，每年幾乎送二千五百本的小說或非小說類書籍以適合各種興趣的書用來錄音及製成盲文，由圖書館合作網來發行。除此而外，音樂書籍、期刊、樂譜和樂器，其中樂器並有教學錄音帶如鋼琴、風琴、吉他及其它樂器等都以點字和錄音方式製成，這項服務同時也訓練義務工作者來做點字、校對、錄音和朗誦等工作。
文藝活動豐富，國會圖書館終年都分別在可容五百人的庫利奇大禮堂和它隔鄰的惠托爾廳、瑪麗·披克福德戲院以及芒福德紀念館等地舉行室內音樂會、詩歌朗誦、電影欣賞、演講和討論會等活動，其中許多音樂會的現場曾轉播到全國各地的無線電台播出。若干個演講的稿件也都由圖書館予以出版。
透過展覽計劃，圖書館的寶藏逐漸公諸於世，包括圖片、照片、地圖、樂譜、善本書和手稿等，有些展覽還巡迴全國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展出。
特別受人歡迎的是由圖書館美國民俗中心舉辦的午間音樂會，每年從五月到十月，每月一次，在圖書館的傑遜大樓前的內普丘恩廣場，由代表不同民俗傳統的音樂團體分別演出。
國會圖書館的書籍中心是促進全國大眾對於書籍、閱讀和印刷品提高興趣的催化劑。其討論會、展覽和出版品的費用，均由私人和團體在免稅優惠條件下所捐贈。另有「人人閱讀」、「多讀多懂」和「開卷有益」等主題在美國若干州展開讀書運動。
國會圖書館每天對外開放，僅聖誕節和新年例外。
開放時間：所有展覽場所開放時間均由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卅分，麥迪遜大樓的展覽場、托馬斯·傑裴遜大樓的正廳和樓下展覽場開放時間為每周一到周五從早上八點卅分到晚上九時卅分，以及周末和假日由早上八點卅分到下午六點。在肯尼迪中心的演藝圖書館展覽時為每周二至周五上午十時到下午六時；周日、周一和假日不開放。
詢問處：售賣部設在托馬斯·傑裴遜大樓，開放時間為每周一至周五從早上九時到下午五時；另一個新售賣部在詹姆斯·麥迪遜大樓的一樓，已於夏天開始開放。在售賣部可購得國會圖書館出版品、明信片、唱片、幻燈片、復製品、海報和民俗紀念品等。
免費導游：由托馬斯·傑裴遜大樓入口處出發，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十時至下午三時，每小時正有四十五分鍾的免費導游。團體導游必須預先安排。如需進一步的資料請電（202）707-5458聯絡。一個片名「美國國家圖書館」的幻燈片，在十八分鍾內給予參觀者一個最好的介紹。該片每天從早上八時四十五分至晚上八時四十五分鍾，在托馬斯·傑裴遜大樓入口處附近的小型電影院放映。
每月活動節目表：圖書館每個月都列出該月份的展覽、詩歌朗誦、音樂會和其它目錄，該表可在詢問處和售賣部免費索取，或向庶務部印刷組函索。
攝影規則：在展覽場所可以攝取為私人欣賞的照片，但禁止在任何閱覽室使用閃光燈。如需用攝影三角架則必須向詹姆斯·麥迪遜大樓一○五室詢問處辦公室徵求同意才行。
食堂設備：食堂設在詹姆斯·麥迪遜大樓的六樓，每周一至周上午八時卅分到十一時，下午十二時卅分至三時卅分，對外開放。此外，在三個大樓均設小吃部備有食物和飲料以及販賣機。
盥洗間：每座大樓的進出口處均有洗手間。
公用電話：公用電話裝在每座大樓的進出口處的附近。

㈢ 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變化是什麼受到什麼啟示

權威回答：
事件背景
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所實行的苛政，不時激起眾多以務農為業的百姓反彈。對外則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只有荷蘭與中國的商人被允許在原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繼續活動；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時期，在日本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家庭手工業或手工作坊。作坊內出現了「僱用工人」制，形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在商品經濟型態的快速擴展下，商人階層，特別是金融事業經營者的力量逐漸增強。商人們感覺到舊有制度嚴重製約著他們的發展，於是開始呼籲改革政治體制。具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大名（藩地諸侯）、武士，和要求進行制度改革的商人們組成政治性聯盟，與反對幕府的基層農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實力基礎。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岸的浦賀，要求日本開國通商，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1月，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日美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
倒幕運動
從京都前往東京的明治天皇（1868年底）在地方上，與西方列強有過交涉甚至短暫交戰經驗，因而具有維新思想的藩士們（長州、土佐、薩摩等藩），自1866年開始結成軍事聯盟，並嘗試與天皇接觸，主張倒幕。1867年，新繼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許可倒幕的密詔。後來，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了轉移矛盾，在坂本龍馬居間斡旋下，提出「大政奉還」上奏文，表明將政權歸還給天皇，但仍拒絕交出兵權與領地，並計劃利用天皇剛重新掌政，與倒幕派皆對政務運作不熟悉之時，派遣家臣進入政府，藉協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對於這樣的結果很不甘心，但由於武力倒幕的正當性銳減，因此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後來，政府內倒幕派與德川派的斗爭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坂（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斗。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眾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並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徹底排除德川派勢力；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御誓文」則於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軍、舊幕府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致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不流血和平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過在日本東北地區，以會津藩為首組成的「奧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繼續反對新政府。由於新政府軍掌握軍力優勢，叛亂於同年11月即被平定。舊幕府海軍將領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至北海道，並在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榎本武揚投降。因戰爭開始的1868年為陰歷的戊辰年，而被稱為「戊辰戰爭」的內戰至此結束。
革新措施
隨後，新政府將首都遷至江戶，改稱江戶為東京，建立明治政府，並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家、大名等貴族改稱為「華族」，武士改為「士族」；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逐步廢除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分別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經濟
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
軍事
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並於1872年頒布徵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預備役2年，後來一般役及預備役分別增至3年及9年，總計12年。1873年時，作戰部隊動員可達40萬人。此外明治政府亦發展國營軍火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後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
文化
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歷制上則停用陰歷，改用太陽歷計日（年號除外）。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大學區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中學區下設210個小學區，每個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考育敕語」，灌輸孝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有人認為此舉用意在於強化最高權力集中式的社會體系，為日後的對外擴張鋪路）。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宗教方面，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為了進一步區分神道教與佛教（在明治時代之前，兩者非常相似及接近），政府更下達了「神佛分離令」。同時亦容許其他宗教的存在，並於1873年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歷史意義
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而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受到西方列強的注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余的士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份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並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引進，「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特別是現代文學與歐式風格建築）。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並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道路。
明治維新 與 洋務運動 、 戊戌變法
中、日兩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殖民侵略的進逼，都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終達成改革目標而獨立富強的，卻是日本。有觀點認為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大多將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國這樣既有廣闊市場又有豐富原料的國家，對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嚴重，也讓日本能夠把握住難得的機會而走上強盛之路。但若深入檢視改革歷程即可發現：中國的封建勢力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則是全盤西化，並且相當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經層面而言，19世紀時的日本已有一些現代商業社會的基礎，當時的中國則仍舊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時代已有專責封地管理的「藏元」，稱為「兩替屋」的銀行業，以及其他各種現代商業元素。明治維新只不過是把各種商業元素予以結合，成為強大的力量影響全國。中國在現代商業元素方面則幾乎付之闕如，社會上的商業行為仍以農業為其根本，欠缺銀行業、保險業、會計業、法律業等現代商業體系的必要機制。要在中國推行類似明治維新的改革，容易被傳統社會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對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能夠力促團結，結合成一股影響力遠勝於傳統守舊派的強大勢力，也確立排除改革障礙的決心；加上明治維新過程中，向西方進行各方面學習（相對於洋務運動）的徹底性，並改變政治制度為君主立憲制，最終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國於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所進行的戊戌變法，雖然對於制度層面的改革也開始稍有動作，但改革共識的凝聚力顯然不足，最終仍逃不過傳統守舊派的扼殺而以失敗告終。

㈣ 法學論壇2015年第3期目錄

法學論壇

2015年第03期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簡介
法家的解放──以《勸學篇》引發的論爭為中心
程燎原
中國國家治理的現代性建構與法家思想的創造性轉換
錢錦宇
新法家的「國家主義」形式法治觀批判
魏治勛
微信公眾號傳播他人作品行為性質辨析
王春梅
基於個人信息保護的國際貿易壁壘及其法律應對
侯富強
個人信息權保護的法經濟學分析及其限制
李延舜
非公司企業為什麼會興起——公司的局限及其法律制度檢視
王妍
包容性增長理念下經濟法治的反思與回應
胡元聰
法官良知:司法公正的原動力
丁德昌
法治國家進程中的政黨法制
田飛龍
公務員管理法治化的基本取向
許治政
建言增設新罪現象的反思
熊永明
減輕處罰的功能定位與立法模式探析
劉軍
我國表演藝術非營利組織制度發展探究
辛納 魏建
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律師辯護難問題實證研究——以S省為例的分析
韓旭
新《刑事訴訟法》視角下強制醫療問題探析
王靜
我國進口食品安全監管立法之不足及其完善
鍾筱紅
美國證券欺詐賠償檢訴制度對我國的啟示
焦津洪 高旭
前進中的山東財經大學法學院

㈤ 論述人民民主原則在我國立法中的體現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㈥ 論真善美文章

論地方立法的真善美及其實現 （僅供參考） 求真在於實現地方立法的科學性,它要求實現由經驗立法向科學立法轉變,強化調查研究的制度設計和程序安排,並將調查研究貫穿於立法的全過程。求善在於實現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包括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而立法程序的公正性務求公開、透明與公眾的參與。地方立法之美是在真與善的基礎上呈現給人們的形式的美感性,包括文本的結構美與語言美,前者以精細為美,後者以精確為美。關鍵詞:中國法治國家建設;地方立法;中央立法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2 - 462X (2010) 01 - 0088 - 04 收稿日期2009 - 08 - 10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8JZD0010) 作者簡介:宋方青(1961—) ,山西平順人,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法理學、立法學研究。 真善美是人間的理想。人類的認識與實踐活動總是以真善美作為追求目標的,也只有遵循真善美相統一的原則,認識與實踐活動才能取得成功。人類的法治認識與實踐活動也不例外。地方立法是中國法治國家建設的重要環節,真善美是地方立法的最高境界。在地方立法中追求真善美、實現真善美,既有一般性的要求,更有特殊性的要求。 一、求真:地方立法的科學性真有多種用法和釋義,其核心義項主要有三個:一指本原,二指真實,三指真理。相對於假而言,統一於真善美中的真,包括真實與真理兩個義項。所謂真實是指與客觀事實相符,所謂真理是指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從本質來看,真就是主體與客體在觀念形態上的統一。反映在立法上,真就是要求立法必須符合客觀實際、遵循客觀規律。「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做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 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如果一個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來代替事情的本質,那麼我們就應該責備他極端任性。」[ 1 ]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立法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實現科學化。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民族和人口眾多的大國,各地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極不平衡, 這種情況決定了在中國不能單靠中央立法,還必須有地方立法,由地方立法來承擔保證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在本行政區域的有效實施,解決本地方特殊的事務以及彌補中央立法的不足,並為中央立法提供經驗等任務。正是基於此,中國在地方立法中斷幾十年後的1979年首先以地方組織法的形式重新賦予地方以立法權,確立了地方立法在國家立法體制中的地位, 1982年又以憲法的形式予以確認, 2000年再以《立法法》這一專門法的形式規范了地方立法。迄今,中國地方立法的主體眾多,已形成多種類別、多種層次並存的格局,地方立法在執行和補充中央立法,管理地方事務,促進地方乃至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其他各項事業的發展方面,發揮著積極而重大的作用, 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不管是哪一種類別、哪一種層次的地方立法,體現地方特色都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否則將失去存在價值。在地方立法中求真,要求所立之法能夠反映和體現地方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所立之法具有地方特色。中國《立法法》在地方立法主體的立法許可權規定中無不要求體現地方特色。如在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許可權時便要求其「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在規定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許可權的規定中,也要求 「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檢視中國現行的地方立法,不可否認,地方特色確實越來越強。但是,我 ·88· 們也應看到,地方立法中也還存在地方特色不足、針對性不強的現象,時有「不問是否需要,盲目制定法律、行政法規的實施細則或實施辦法,形成了立法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現象」[ 2 ]。再如,為保證規范性文件體系與結構的完整性,地方立法時常會追求大而全的立法模式,照搬照抄中央立法或外地立法,「小法抄大法、後法抄前法」。這樣的立法雖然顧及了規范性文件的體系與結構,但卻是大量的重復立法,少有地方特色,也造成了立法的浪費,因而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和生命力。為保證地方立法體現地方特色以達到求真的目的,地方立法主體必須從本地實際出發。而要做到這一點,還要求地方立法必須以調查研究為前提,通過科學的方法與手段,充分了解本地的政治、經濟、文化、風俗、民情及人們對立法調整的需求程度,不能閉門造車、坐而論道。我們無意否定那種僅憑個人的經驗和智慧進行立法的做法,但我們必須正視這種現象,其感知的直觀性、認識的表面性及分析的非定量性特點,都無助於作出科學的立法決策,進而進行科學的立法。然而,當前中國立法機關代表的構成、會議的形式以及立法程序設置的缺陷等制度與程序問題固化了這種現象。要改變這種現象,必須實現由經驗立法向科學立法轉變,必須強化調查研究的制度設計和程序安排, 並將調查研究貫穿於立法的全過程。《立法法》雖然已確立了立法的科學原則,即「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責任」,並有相應的制度與程序設置,如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規定,但這些制度與程序的設置僅限於從法案到法的階段以及立法的完善階段,立法的准備階段並未被作為一個法定的階段加以規范。固然在正式進入立法程序後,在各個立法步驟都可以啟動調查研究工作,但在立法的准備階段,調查研究是至關重要的。特別在作出立法決策時,如果沒有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往往會作出錯誤的立法決策,進而導致立法的偏差和失誤。 二、求善:地方立法的公正性古往今來,思想家們對善進行了多樣性、多元化的闡釋以及多領域、多視角的探索。在法治當中,善被作為立法的一種理想的道德目標,而作為 「益於人的道德准則」,善「在觀念形態上已轉化為人人都能接受的正義」[ 3 ]。因此,立法的價值訴求往往被簡化為正義,求善即為追求正義。 「正義有著一張普洛秀斯似的臉( a p rotean face) ,變幻無常,隨時可呈現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從哲學的理論高度上來看, 思想家與法學家在中世紀業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不盡一致的『真正』的正義觀。從社會秩序的實用主義層面來看,人們也已經採用了許多不同的思想進路去解決『善社會』( good society)的問題。」[ 4 ]252然而,盡管如此,人們對於正義的描述不外乎強調精神向度或制度向度,或兩者兼而有之。我們認為,正義確如「普洛秀斯似的臉」, 但它首先必然體現為一種精神上的態度。我們不否認這種精神態度有個體上的差異,存在某些不可通約的因素,但我們必須承認共識性意願和要求的存在,如「各得其所」、「給予每個人以其應得的東西」的意願和要求就是共識性意願和要求, 人們往往以此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並以此來評價他人和國家的行為。只要能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則往往被視為是正義的。也正是這些共識性的意願和要求維系著一個社會和國家的存在和發展。「對正義的尋求終止於內心的確信( I』in2 time conviction) ,而對這種確信的作出又是以在公正制度中生活的期望為動機而得以確定,並經過由程序形式主義保證其公平性的正義規則所認可的。」[ 5 ]因此,正義還必須化約為公正的體制, 必須有公正的體製作為載體, 分配正義和矯正正義都是其應有的內容。對立法來說,求善,最關鍵是要力求實現分配正義。 「分配正義所主要關注的是在社會成員或群體成員之間進行權利、權力、義務和責任配置的問題。」[ 4 ]265「體現在立法的指導上,就是要使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等的規定處於一種合理狀態。」[ 6 ]在中國地方立法中,尚有諸多為人們所詬病的現象,諸如「部門立法」依然相當嚴重,地方政府藉助於立法的方式使部門利益「合法化」;立法機關本身存在行政化的傾向,立法過程中的某些環節容易受到「領導意志」的支配性影響,各種利益群體之利益與意志的博弈難以在立法程序中得以公開、公平、公正的體現;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難以在立法中得到體現與保障,城市關於外來人口管理的地方法規,很多方面都帶有針對農民工的濃厚的歧視色彩,農民工在他們所居住的城市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缺乏應有的人身自由、安全保障與社會保障。凡此種種,實際上都是分配不公的表現,也即缺乏立法公平的表現。因此, 實現立法公平也就成為當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地方立法必須注重的問題。日本著名法學家谷口安平先生曾經提出「訴訟法乃實體法發展之母體」的命題[ 7 ]。這個論斷對於英美法系的國家而言或許確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在素有重視成文法傳統的大陸法系國家則必 ·89· 然備受質疑。然而,用其來解釋立法公平卻恰如其分。對於立法公平而言,「程序正義確實是實體正義之母」,因為立法本身就是一個「造法」過程,而非法律適用過程,除憲法之外,立法過程並無所謂其他「實體法」的先在拘束[ 8 ]。因此,建構公正的立法程序對於立法公平至關重要。在地方立法中建構公正的立法程序,首先就是要確保立法所影響的利益群體能夠通過相關的程序機制直接或者間接參與立法過程,表達其利益訴求。近年來,中國地方立法主體在立法的過程中經常採用公布法律草案、向社會及專家學者征詢立法意見的方式,力求能夠擴大立法參與主體的范圍,還採用論證會、聽證會等方式,保障公眾參與立法的權利。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地方立法程序的發展。但是,這些在實踐中建立與形成的程序正義機制還需要進一步規范化、制度化與合理化。以地方政府制定規章而言,透明度和公眾參與代表了規章制定程序的兩個特徵:透明度可以使公眾獲得幫助,進而建立有意義和有根據的公眾參與;而有意義和有根據的公眾參與又為規章制定者提供准確而充分的建議,進而確保規章制定的質量和合法性,實現對善的追求。中國地方政府確實越來越注意規章制定的透明度和公眾的參與,但規范化、制度化及合理化的程度還比較有限。在設計信息處理和公眾參與程序時,對行政效率的關注大大超過了對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在決策中所起作用的關注。現有程序的設置與運作至少在四個方面有待加強:第一,在規章制定的早期應加強透明度和公眾參與;第二,應對規章所涉及的利益相關方一視同仁,充分聽取各所有利益相關方的意見;第三,建立有效的與公眾參與對話和交流的機制;第四,充分利用網路和信息技術來確保公眾及時獲得信息,從而提高公眾對規章制定程序的理解,以使得公眾更好地參與。 三、求美:地方立法的理想形式對於美,人們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從字源來看,美至少具有三種既相互聯系又有區別的含義: 第一種是表示感官愉快的強形式;第二種是倫理判斷的弱形式;第三種是專指審美對象。從美學的角度來看,美也包含多層(種)含義,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三層(種) :第一層是指審美對象; 第二層是審美性質(素質) ;第三層是美的本質、美的根源[ 9 ]。而對於美的本質的探討,則既有從主體或客體的角度來探討的,也有從主客體的關繫上進行探討的。立法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它既不同於一般的科學認識,也不同於普通的價值判斷及以塑造生動具體的感性形象為特徵的審美活動,而是體現了認知、評價和審美三種活動的有機統一。因此,朱光潛先生立基於主客體的關系而給出了關於美的定義:「美是客觀方面的某些事物、性質和形狀適合主觀方面的意識形態,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完整形象的那種特質。這個定義實際上已包含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在內; 物的形象反映了現實或是表現了思想情感。」[ 10 ]此定義亦適合於立法之美。從這個定義出發,立法之美是立法在真與善的基礎上呈現給人們的形式的美感性,其實質是表達之美。立法之美與立法之真及立法之善是密不可分的,它是真與善的外在表現。西方學人對藝術真善美之間深刻聯系的揭示, 可以說明這一點。 「真理是存在的真理。美不出現在真理之外,當真理自行置入作品時,美就出現、顯現,作為藝術作品中真理的這種存在的顯現,作為作品的顯現, 這就是美。」「藝術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敞開了存在者的存在。」[ 11 ]立法在求真和求善的基礎上, 還必須求美,達致真善美的和諧統一,這才是立法追求的最高境界。 「無論哪一種美,都必須有感性自然形式。一個沒有形式(形象)的美,那不是美。」[ 9 ]48對於地方立法來說,求美,關鍵是使其結構與語言能恰當地展現主體善的目的性與客觀事物真的規律性,並易於為人們所接受或被人們所樂於接受。中國地方立法經過多年的實踐,已經探索出了一些比較科學的立法技術,一些省級人大還專門制定了地方立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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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生態文明視野下的循環經濟立法研究

作者：喬剛

出版年份：2011-4

頁數：240

內容簡介：《生態文明視野下的循環經濟立法研究》選取「生態文明」這一全新視角，圍繞循環經濟立法這一中心主題，包括循環經濟立法的理念、價值、定位與原則、法律體系與結構、具體制度和法律責任等內容展開研究，突出和體現「生態文明」這一獨特視角對循環經濟立法的深刻影響，通過跟蹤和把握社會發展的最新趨勢，總結國外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經驗，考察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的現狀，檢視我國循環經濟立法在理論、結構、制度和責任機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從理論上提出促進我國循環經濟立法理念進步、結構完備、制度完善和責任重塑等若干建議，以期推動循環經濟立法不斷發展，使之更加符合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更好地促進和保障社會永續發展。

㈧ 美國游說法的實質

實質就是提供腐敗的外衣，直接點就是替利益集團去和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面對面溝通，以達到影響政府政策的目的。中間肯定有利益關系。據統計，美國自1998年以來，43％的離職國會議員在經過一年的法定迴避期之後，進入了游說行業，作了說客。說白了，沒好處都往那跑干什麼。

㈨ 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對法的價值進行整合，應當遵循哪些原則

【出處】《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摘要】關於行政法是否存在或有必要構築其理論基礎，形成了諸如「管理論」、「控權論」、「平衡論」、「服務論」、「公共權力論」、「公共利益本位論」、「政府法治論」以及「人民主權論」等十幾種學說和觀點[1]，堪稱近年來我國行政法學界研究熱點之一。從上世紀末以來，中國行政法學者對此問題進行了十餘年的「論戰」，在其建國之時，制憲先驅們便開始奉分權與制衡為國家政體之圭臬，在目前中國。其實，作為一種「理論基礎」，既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官僚專斷和越權的危險，行政法是管理政府行政活動的部門法，而不是有關公共行政的法律。[2]當然。

【關鍵詞】行政法；

【寫作年份】2012年

【正文】

一，雖然持「控權論」者都認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權力之法，但是從持「控權論」者的相關著述來看，似乎呈現出兩種略微不同的表述；控權論，喪失了「合法性」。作為行政法上的理論基礎，「控權論」可以從「本質—表象」、「工具性—目的性」和「應然—實然」這三個維度進行審視和考量。在此基礎上，通過分析中國的實際情況，找出其與「控權論」的對接與暗合之處，以期對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有所啟發和裨益，法律控制行政權有雙重目的，即不僅要防止權力的濫用和逾越，而且還要能夠通過駕馭行政權使其有效運作[14]。兩種意見相比較，後種表達方式顯然更為成熟和恰切。誠如有學者所洞見的那樣，「現代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控制行政權，但是控權一詞的涵義更為豐富，近代的控權就是指嚴格限制行政權，防範和制裁違法行政行為。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控權，是指法律高於行政權，法律支配著行政權，控製成為一個中性詞，它除了傳統的限制的含義，還包括引導和鼓勵等方式。」[15]

在了解了控權論的歷史脈絡以及控權論的內涵界定、基本內容和主張之後，就可以依循本文的分析進路，深入地對控權論做出理論上的檢視。也正是由於「控權論」在行政法歷史上飽蘸著人類「警惕公權力、保障私權利」的政治智慧和憲政要髓，有著深厚的哲學根基，才能使其備受青睞，在行政法自古至今的歷史發展長河中熠熠生光！

（一）理念：本質與表象

行政法上「控權論」的出現，絕對不是學者們努力創造或建構的結果，而是有其深層次的原因。它產生於西方社會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理性文化和深刻的歷史反思能力——懷疑精神之中，建立在對政府和政府權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控權論思想是基於這樣的一種理念：對「人性惡」[4]和「權力導致腐敗（專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專制）」（19世紀阿克頓爵士言）的本質認識。

孟德斯鳩早就提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亘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在他看來，「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他得出結論：「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制約權力。」[16]孟氏的以上論述，實質上就揭示了行政法的哲學底蘊。英國著名憲法學家戴雪也指出「與專斷的權力相比，正式的法律具有絕對的至高性和主導性，排除政府中任何形式的專斷的、特權的，或寬泛的自由裁量權的存在。」[17]可見，由於「權力客觀上存在著易腐性、擴張性以及對權利的侵犯性，因此要對權力進行限制和約束」[18]。不僅如此，在西方人看來，政府及政府權力是從來不被信任的。作為1787年美國憲法主要起草人的漢米爾頓認為「如果人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19]傑斐遜也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都帶有人類弱點和某種痕跡，帶有腐化墮落的某種胚芽，運用狡智便能發現，居心叵測並去發掘、培植和助長。任何政府如果單純託付給人民的統治者，就一定蛻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唯一可靠的保護人。」[20]諸如此類思想家們的經典論述，可謂不勝枚舉！

正是「控權論」這種理念——對人性的反思和對權力的警惕，才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控權」來達到對個體權利的保護。這是一種基於對事物（權力）性質的本質而非表象認識所得出的理性結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這（控權論）並非簡單移用西方行政法學的觀點，而是建立在對行政權力本質認識的基礎上，從而正確揭示了行政法與行政權力之間的關系。」[21]。有人在批駁控權論時指出：控權論所主張的「控權」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為控權而控權；並進一步指出控權論不注意對社會公益的關注與保護，只強調個人利益[22]。這種認識之所以值得商榷，其關鍵就在於對權力認識的「表象化」，沒有看到在權力與權利博弈過程中權利的弱勢地位和權力的暴力性。如果僅僅因此便主張「平衡論」，反倒給權力披上了一層「合法」的外衣，那麼平衡的結果必將是：不僅「平衡」的目的落空，而且權力的施暴將會變得肆無忌憚。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控權論一度成為英美法學國家和中國相當一部分學者所追逐的主流觀點，但是也仍然受到了學界不少的批評。對於這些批評意見，有學者進行了歸納總結，並整合為幾個有代表性的觀點。[5]但是，「就法律與權力的關系而言，強調控權永遠不會過時，這是早已為中外思想家所公認的法治精髓和實質。人們可以不贊同作為『理論基礎』的控權論，但誰也不能否認控權作為實現正義和法治之手段，具有經典的價值和意義。」[23]

（二）價值：工具性與目的性

德國學者馬克思·韋伯曾經在其學術名著《經濟與社會》中把人類的「理性形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價值理性」。在相對的意義上，二者各種自己的側重點。如果說「工具理性」更側重於指向為達致特定價值而採取的手段或實現途徑的話，那麼「價值理性」則較多地關懷手段實施之後所取得的效果或目的。在哲學意義上，對於法治的基本價值，大致有以下兩種不同的理解進路：一種是工具性價值，另一種是實體性價值（其實也就是「目的性」價值）[24]。同樣，關於行政法的價值意蘊，可以從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兩個方面進行考量。盡管從學理上看，對法的價值還有其他方式的劃分，[6]但「工具性—目的性」的二元價值分析方法，無疑更具有學術討論意義。而且，筆者所考察的這兩個方面，從純粹哲學意義的層面上，也是完全站的得住腳的，[⑦]具有更為宏大的理論分析意義。據此，所謂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就是對行政法和其他部門法一樣看待，視其為一種為實現某種目的或目標的工具和手段。而行政法的實體性價值則更多的著眼於某種目的或目標，把行政法作為一種理想加以追求。

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和目的性價值（或稱實體性價值）從其歷史傳統和文化淵源上來說，在於西方國家一直重視程序對法的意義的深刻認識的基礎之上。甚至有學者認為「行政法更多的是關於程序和救濟的法，而不是實體法」[25]。行政法這兩個方面的價值，反映在行政法上便體現為「追求效率」和「保障人權」這兩個層面的價值取向上。而控權論正是立足於行政法的工具性價值，即通過對行政權的控制（嚴格劃定權力的界限、貫徹程序原則、控制自由裁量權、進行司法審查等措施），來達到保障私人權利和自由之目的。甚至於，美國行政法把從英國「自然公正原則」中繼承而來的「正當程序」原則（正當程序精神）視為美國行政的基石，通過正當程序來限制政府權力[26]。相比之下，所謂的「平衡論」著眼於一種理想目標的追求：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平衡。其實，這是追求「平衡」的價值訴求，如果說不是「一廂情願」的想法的話，便是對中國現實情況「有意無意」的忽視。因為，「平衡」之理想的實現，說到底還是要藉助於「控權」這一手段。「作為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行政法旨在規范、監督、制約行政權力，以保護個人權利[27]。可以說，沒有「手段」（工具），就無法達致「目的」。「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是這樣，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這樣。」[28]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控權論所主張的為保障私人權利與自由之目的而為的控權並不會導致行政機關辦事效率的下降，不會影響行政效率，相反還可能提高行政效率。[8]況且，「政府效率不能被視為終極目的」[29]，政府不能為了行政效率就任意對待私權利，這完全是本末倒置。

（三）定位：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

從哲學上講，事物的狀態有「實然」與「應然」之分，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對它們向上進行追本溯源的考究。其實，實然與應然的關系可以通過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探究來予以說明。而對事實與價值的近代分野卻可以追溯到孔德的社會實證主義。近代已降，「休謨問題」一直困擾著社會科學界。在休謨看來，對道德問題科學是無能為力的，科學只能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不能告訴我們「應該怎樣」的問題。休謨還提出，事實與價值分屬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由事實命題不可以推出價值命題。分析實證法學家奧斯丁也提出了「法是什麼是一回事，法應當是什麼是另一回事」的命題。馬克斯·韋伯也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有必要區分價值判斷和經驗事實，也即要認識到價值命題和事實命題有著不同的使命，二者不能相互推演。而事實上，我們的言談似乎常常混淆了「事實」（Faktizitat,fact）與「價值」(Geltung,value)的界限；價值判斷和事實判斷是兩種不同的推理形式，它們的能指(signifier)分別對應不同的所指（signified），其所要回答的，分別是「應然」（sollen）和「實然」（Sein）的問題。[9]

在行政法理論基礎的問題上，控權論是擺正了價值（應然）與事實（實然）的關系，並對二者的關系做出了准確的定位。因此，在筆者看來，控權論的恰當性也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應然」與「實然」的取捨。控權論的建構不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理想追求（應然的層面）：既要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又要注重行政效率；而是基於這樣一種事實（實然的層面）：在實際生活中，行政權往往會濫用，只有控權，才有可能達到上述的應然狀態（層面），才能夠保障私人的權利與自由。而實踐上的證明結果也支持了這一分析的正確性。[⑩]

相比較而言，平衡論首先是基於這樣一種價值（應然層面）而創設：行政法不僅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實施，而且又要保障公民的權利；追求行政機關的權力和相對方的權利應保持總體平衡[30]。而在事實（實然層面）上則往往會於此追求背道而馳。可見，平衡論既要保障公民權利又要保證行政權力的順利實施這一價值/理想追求應該說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在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和狀況下，它的正確也只能停留在應然的理論層面上，盡管它可能是比較先進和「遠見卓識」的。在缺乏分權、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權等憲政基因及法治傳統的中國背景下，平衡論一旦進入到實然的現實中，它就會被異化，其結果必然是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激烈沖撞中淪為行政權「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正如有學者分析指出的那樣，「社會現實是逐步推進並在點滴累積中邁向理想彼岸的，它不可能超越和跳躍，由於理論探討本身往往比實踐具有超前性，而中國平衡論所面對的社會階段與現實狀況和西方國家迥然有別，從而平衡論之於中國可能在前瞻性方面走得較遠，而在現實針對性方面而不及控權論那樣乾脆和更受歡迎。」[31]

四、暗合：中國語境下「控權論」之證成

既然「控權論」作為「普遍價值」可以分享，那麼控權論可否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呢？筆者以為，「控權論」作為行政法理論基礎，有著深厚的哲學基礎，可以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只有「控權論」，才真正切合了中國的社會現實。鑒於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和現實條件，也只能選擇控權論作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一）控權論：一種可以「價值共享」的理論

從立憲主義的角度而言，憲政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勾勒了一個社會基本的政治法律框架，還在於它是關於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制度架構。其核心要義，則是通過對公權力的限制而達至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障。於是，限制公權力，成了憲政的「關鍵所在」；甚至於，憲政這一概念通常就被用來指代強制權力受到了約束的觀念。借用麥基文的話來說就是：真正的憲政，其最古老、最堅固、最持久的本質，仍然跟最初一樣，是法律對政府的限制[32]。中國要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其中的關鍵就是治理或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權、治吏（官）。「法治」的基本精義在於「治者先受治至於法」。同時，中國政府提出了「法治政府」的建設目標，而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可以說，「限權」、「限制公權力」以「保障人權」，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法治的基本理念。在這種情況下，具有濃厚法哲學基礎的「控權論」，加之其具有「價值共享」的特點，雖然肇端自歐美諸國，但其精神本質和要求卻能夠其他國家所引見和適用。也正因為如此，「控權論」可以而且能夠成為中國行政法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目前的現實情況及環境條件

如果僅僅從哲學基礎上認定「控權論」的合法性基礎，只能證明其是一種具有某種「普遍價值」的理論主張；而其究竟是否適合作為中國行政之理論基礎，還需要對中國現實情況和法治環境作出具體分析，以做到「理論聯系實際」。

1.法制文化傳統。歷史性考察中國的法制文化和法律傳統，大致上具備以下幾個顯著特徵：一是集權專制傳統；二是集體主義價值觀；三是對個人價值的漠視；四是重實體輕程序。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從根本上欠缺那種個人本位、個人主義觀念的歷史積淀，從而也就沒有所謂「個人權利」的概念；相反，集體主義、國家至上的價值取向卻有著深厚的民眾基礎。法律一向與倫理道德混雜在一起，成為權力的附庸；作為統治階級統治和鎮壓廣大人民的工具，法律是用來治理老百姓的，而不被認為有保障私權的功能。在法律關系中，官是主體，民是客體。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做到所謂的「平衡」。另外，我國法律文化還明顯具有「重實體輕程序」的特點，此處不再展開論述。

2.政治基礎條件。如前所述，行政法從本質上來說在於對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進行配置和定位。從公權力與私權利的對比角度而言：第一，從行政權（政府權力）角度看，目前我國政府權力趨於膨脹且異化現象普遍。這表現在：行政主體隊伍擴增，行政機構種類繁多，行政職能不斷擴張，自由裁量權大為增加、非權力性管理作用加強（例如，行政指導行為以及行政合同行為等）、行政立法大量增加、法院（司法）審查受限、立法監督不力、委任司法[33]突顯等。第二，從公民權（公民權利）角度看，公民權利遠弱勢於行政權，情況不容樂觀。主要表現在：公民在行政法律關系中處於「弱勢地位」、公民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淡薄、公民救濟途徑受限且獲得救濟十分困難等。第三，從行政權與公民權的對峙和互動來看，行政權力腐敗情況普遍；公民權利受侵犯嚴重。在現實生活中，行政權與公民權嚴重失衡，無法實現良性互動。

3.經濟基礎條件。事實上，行政法治不僅要有其法制文化條件，政治條件（憲政背景），而且還要有其賴以存續的經濟基礎。在某種意義上，法治就是從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契約等精神中發展而來的。中國目前雖然實行了市場經濟，但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職權過大，干預的太深，管理的領域太寬。雖然近年來行政體制改革不斷向縱深發展，但由於我國的行政改革只是在配合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而較少關注行政管理自身規律的探究和總結，顯得「捉襟見肘」。因此，政府的職能仍需要繼續轉變，盡快地從經濟活動中「可能的領域」抽身出來。

五、結語

通過以上對主要國家行政法基本觀念和理論基礎的梳理和分析，不難看出，各國在定位本國行政法理論基礎之時，都是結合本國的具體國情，在具體的行政法實踐中衍生出來的。因此，在選擇和建構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時，西方諸說只能作為參照，因為「不區分各國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歷史條件、文化傳統而認為世界各國的行政法律制度和觀念都是一個模式，無疑是一種便狹、絕對化的態度」。正確的作法是，「我們既有必要面向當代世界各國普遍追求的價值體系，也不可能脫離一國的特殊性；既不能以外國行政法的理論說明中國的現實，也不能以中國的理論去指導他國的做法」[34]。換句話說，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選擇乃至重構都，必須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當下社會現實（社會環境）的特點而進行。

事實上，中國的行政法理論和實踐呈現出與西方諸國不同的進路。在目前中國，對「行政法的認知和把握必須緊扣『控制國家權力』的憲政理念，在公民與政府的對峙中點滴積累行政法的實踐，以此迎來憲政的曙光和希望。」[35]因此，筆者以為，在有關中國行政法理論基礎的諸學說當中，「控權論」真正地契合了我國的現實國情，應十分突出地強調這一主題。因為，只有「控權論」的「控權」才真正扭住了行政權與公民權相互關系中的關鍵環節，從而才真正的具有理論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只有通過「控權論」當中的「控權」精神以及相配套的控權原則、制度和機制，才能使政府的權力運作受到制約和監控而趨於「理性」，中國的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建設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作者簡介】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鄭州大學與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大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ПбГУ)聯合培養2009級憲法與行政法專業博士生。

㈩ 急求關於「浙江法律歷史名人法律思想」資料

晚清立憲維新，尋求司法改革，一方面鼓勵學生出洋游學，而出現有法科留學生；另一方面開設法政學堂，培養法律人才，使舊官紳學習新法，而成法政學堂法科生，一時社會，爭相學習法律，法律人因此形成一股社會的新動力。走向共和之後，大理院的判決，彰顯了法律人在立法不足的當時環境下，以司法造法方式，繼續為法制改革作出具體貢獻。法律人學有專精，分布在大理院以及其它司法機關，檢視時代變化下，法律人在過去的傑出表現，看法律人力量的崛起，以及法律人對司法改革所帶來的影響，這其中尤其以浙江法律人更是頭角崢嶸，可為法律人崛起的典型代表.

1897
汪有齡（1879-不詳）
浙江錢塘
日本
法政大學

1898
錢承鋕（1882-不詳）
浙江仁和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

1898
吳振麟（生卒不詳）
浙江嘉興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

1898
王鴻年（1874-不詳）
浙江永嘉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

1898
章宗祥（1879-1962）
浙江吳興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

明治大學

1900
章宗元（1878-不詳）
浙江吳興
美國
加利福尼亞大學

1902
丁士源（1879-不詳）
浙江吳興
英國
新林肯大學

1902
朱獻文（1872-1949）
浙江義烏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

1903
余紹宋（1883-1949）
浙江龍游
日本
法政大學

1904
陳叔通（1876-1966）
浙江杭州
日本
法政大學

1905
阮性存（1874-1928）
浙江餘姚
日本
法政大學

1905
沈鈞儒（1875-1963）
浙江嘉興
日本
法政大學

1905
戴季陶（1890-1949）
浙江吳興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

1906
包達三（1884-1957）
浙江鎮海
日本
明治大學

1906
郁 華（1884-1939）
浙江富陽
日本
早稻田大學

法政大學

1906
錢 泰（1886-不詳）
浙江嘉善
法國
巴黎大學

1906
謝永森（1885-不詳）
浙江紹興
英國
劍橋大學

1907
王正廷（1882-1961）
浙江奉化
美國
密西根大學

耶魯大學

1908
余棨昌（1881-不詳）
浙江紹興
日本
東京帝國大學

1913
馬文車（1889-1961）
浙江東陽
日本
法政大學

1915
陳望道（1890-1977）
浙江義烏
日本
中央大學

1916
雷 震（1897-1979）
浙江長興
日本
京都帝國大學

1917
金問泗（1892-1968）
浙江嘉興
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

1920
楊光泩（1900-1942）
浙江吳興
美國
普林斯敦大學

1920
吳經熊（1899-1986）
浙江鄞縣
美國
密西根大學

1921
趙 琛（1899-1969）
浙江東陽
日本
明治大學

1926
梁鋆立（1905-不詳）
浙江新昌
美國
華盛頓大學

1927
阮毅成（1905-1988）
浙江餘姚
法國
巴黎大學

1927
田鶴鳴（生卒不詳）
浙江崇德
美國
西北大學

1927
祝修爵（生卒不詳）
浙江海寧
法國
里昂大學

1928
劉百閔（1899-1968）
浙江黃岩
日本
法政大學

1928
潘念之（1902-1988）
浙江新昌
日本
明治大學

1930
芮 沐（1908- ）
浙江吳興
法國

德國
巴黎大學

法蘭克福大學

1930
陳公亮（1912-1984）
浙江紹興
日本
法政大學

1930
查良鑒（1905-不詳）
浙江海寧
美國
密西根大學

1930
盧 峻（生卒不詳）
浙江鄞縣
美國
哈佛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