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立法明之

⑴ 幫翻譯民國時期的文言文。要求：每句意思相同就好，不需逐字翻譯。文章如下：

法律人人都受均等保護
呵案(一個案子的名稱)的建立案卷過程中，還有一點，確實是新時代的明證，也就是案卷中關於僱主僱傭條約效力不平等的批評。這個批評文章中明確說到：大凡作為一項法律，例如當時法庭所適用的，它限制男子工作時間，不是同一階級的立法，所以和憲法保護人人都能受法律均等保護的意義不發生抵觸。其理由就像這個法院宣言的那樣，所以對它的傭工的不切實際的話，都不處於平等的地位。因為「凡營業人制定規則，其職工實際上悉須受束縛而服從之」。又因為「工人常因懼黜退而服從規則，是項規則 依公允之評判，殆可斷言其為有害於工人之衛生與精力」。（引號中的是引用原話，不需翻譯）並且直接下結論「兩方皆成年人，而對契約，悉認為滿意」，然而立法院也可以干涉它，用的就是「兩方並不立於平等地位，而一方之對於所訂契約，因公共衛生所必要亦當違反當事人配音，而受保護於國家也」。
1892年省法院也有與此類似的批評說：「當少數人經營一種大規模之實業時，彼等有多數之顧客，與依以為生之僱傭，其間顯有一種不均情形；如僱主僱傭兩方不立於平等之地位，而多數人因與少數人有契約上之關系，而蒙其不利益。故立法院得糾正此項關系，以防止其其欺詐，壓迫，及不正當之利益」。
在這次批評中法院承認勞動立法開始制定時自己的見解已經齊備了，那就是締約權力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有一種特別理由，國家要藉此加大力度保護弱者。那要是在古代，法院經常主張勞工和資本擁有者的平等地位，法律偏袒勞工，來抵抗資本擁有者，就會視為某一個階級的立法。並直接命令某某法院，主張相反，而評論法律的書籍，也一定會嚴格地批評那個典籍，認為不能根據憲法而自己確立，就整個地屈服於政治的壓力。然而締約權力的不平等，法院即使也能找到他其他根據來自己申述自己的說法，然後長久固定下來作為立法司法保護弱者的根據，保護柔弱的債務者，用來防禦強有力的債權者，作為那時所承認的高利律的證據。這之後就有公益律（Publi Utility Laws）建立了，來保護柔弱的消費者，用以抵抗強有力的合組公司。現在就只需要認明事實，就可以制定勞工立法，保護柔弱的傭工，來對抗較有實力的資本家了。這一項立法，如果遇到事實得以表明，那麼他們雙方確實平等時，也可以拿它反對法律的均等保護。如果他們雙方不平等時（那麼公共目的就已經表現出來了），而國家不救助受到不公平對待的一方，這就是對一方不能給以法律的均等保護了。
由於承認締約權力的不平等，與那公共目的的緣故，法院方面往往在某種特殊狀況下，常由階級立法之理論，而進於合理分類之理論；從一方面來說，這兩者確實可以相同，大體上一切分類，都是階級立法。只有法院所反對的一種階級立法，就是不合理的分類啊。階級立法所傾向的和所增加的負擔，是一種階級，而對於其他階級確實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的平等，也無公共利益可言。「合理」的分類，其所利所損足以剔除真正的不平等，而得到公共的利益也就在某一時期為階級立法者，其後就變為合理的分類。所以由法庭詳細判定的過去的不平等者，是真的不平等。而所說的私人利益者，是可以成為公共利益的。由此可以推知美國勞工立法的憲政性質的歷史，是一分類立法的理論史啊。各級法院，對於警察在私人財產上伸張的意見不同尋常的是締約種類，平等或不平等的沖突意見。況且這也是立法家所扶助的公益目的與私家目的的不同啊。假如某幾種勞工，如女工，礦工等，法院認為蒙受損害的人，或者認為遭受損害的人，作為維護公共利益，而沒有能力自衛的人，那就要通過立法來要求僱主減少他們所受的損害，並且禁止工人承受這項損害的，就不再視為「階級立法」，而要認定為「合理分類」了。如果這樣就直接命令僱主傭工實現個人的自由，履行兩頭締約之事為法律所限制，這樣各方確實都享有「法律之均等保護」。大概每一個人，他所受的待遇，跟其他人一樣，都是平等而無偏倚的。傭工的締約權力，假設是增加的，那這效力對於僱主，自行就減損了。大體上某一階級的一切僱主，都享受相同的待遇；而在這一階級中的一切傭工，也享受相同的待遇啊。

真長啊！太不容易了！

⑵ 先秦法家的立法思想

一、順天道

法家認為自然運動是有規律的，他們稱之為「道」、「常」、「則」、「理」、「節」、「度」、「數」、「時」、「序」等等。這些概念分而用之，意相通或相近；合而用之，有大小之分。《管子·形勢》篇說：「天不變其常，地不變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這里的「常」、「則」、「節」，均指規律，但有大小之分。《韓非子·解志》篇：「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以稽也。」這里的「道」指自然的總規律，「萬理」的「理」指事物的具體規律。法家認為，凡是規律都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莫之能損益」。[2]人，應該研究和掌握自然規律，依照規律行動，這叫作「法天」、「法地」、「法四時」。[3]依自然規律行動，得天之助；違反自然規律，終將失敗：「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4]「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5]

根據上述道理，法家認為，在制定法時，應把順應自然作為重要內容和立足點。

順天道最主要的一點，是要把天道無私的性質引到立法中來，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天道」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無遠無近，無偏無私。法也應該如此，「法天合德」、「象地無親」、「參於日月無私」。[6]無親無私集中體現在「公」上。「公」是法的靈魂。法家所說的「公」，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法應如同天道為萬物運動之規跡那樣，成為人事的規跡。《管子·明法解》說：「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七法》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任法》說：「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既然是「尺寸」、「程式」、「至道」，是有關事物的一般的或普遍的規定性，所以法又稱為「事之常」。另一方面，法既然是「至道」、「事之常」，它本身又上升為「公」，每個個人在它面前都只能稱之為「私」。一般人固不待說，連生法的君主在法面前也屬於「私」的范疇。《管子·法法》篇有一段話對這個問題作了相當深刻的論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法如同規矩，代表著事物的一般性，表現為「公」；國君權力再大也屬個別，表現為「私」。據此，君主也必須抑私奉公。法家一再提出：「明主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7]。在法家看來，「公」是法的靈魂，無「公」也就無法，有法而不奉公，法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義。

順天道的另一項內容是，要把自然規律以及遵循自然規律的人事行為用法律加以肯定，使之成為人們必須遵守的准則。這集中表現在「四時之政」的論述上。春天是萬物復甦和萌發期。依據春天的特性，法律上相應規定，在春天「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長也」，以保護自然萬物的生長。春天是一年生計之始，要播耘百穀，為了使生產得以進行，要「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也。」為了能使盡多的勞動力投入生產，在農耕開始之時，應該「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谷也。」[8]同樣的道理，依據夏、秋、冬的自然特性，相應地制定夏政、秋政、冬政。《禁藏》的作者明確地提出：「得天之時而為經」，把遵從四時規律視為治國之本。這對於農業來說，是有道理的。

《管子·七臣七主》篇還論述了如下的道理：違犯四時之政，不僅會受到自然的報復，「四時俱犯，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同時還會加劇社會上下之間的矛盾，招致政治危機，這叫做「舉事不時，必受其災」。作者認為殷紂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違犯天時。

在先秦諸子中，不只法家有四時之政的主張，其他學派，如陰陽家、儒家也有。法家的特點，在於主張用立法手段把四時之政法律化。

順天道的再一項內容是，他們把天時的不同性質和作用與法律職能對應起來。如天有生殺，即春夏生物，秋冬蕭殺，法律相應而有賞罰。天不廢生殺，法亦不能廢賞罰。

法家提出立法要順天道的命題是值得重視的。人類的活動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同時也表現在人與自然的交往中。立法順天道的理論，是法家試圖尋求人與人交往同人與自然交往兩者統一的嘗試。這一理論中，有光彩的科學思想，比如通過立法強制人們遵從自然規律。至於以天道之「公」論證法律之「公」，二者雖無內在的本質的聯系，前者不能成為後者的根據，但在當時卻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因為法家藉助這種辦法賦予法律超出一切人之上的性質，即使制定法的君主也應遵從法。這在君主權力至上的時代，從理論上不能說不是對君主行為的一種制約，對權貴們謀求法外權也是一種限制，這在當時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另一種則純屬謬論，如用天之生殺論證法之賞罰之類。

二、隨時變

法家對歷史持進化的歷史觀。他們認為時代在不斷變化，法也應隨時代變化而「變法」或「更法」。

法家認為，在歷史上隨著生產與人口的增長，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斷發生變化。而且認為歷史發展呈現階段性。《商君書》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韓非則把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四世。法家還認為，歷史的過程是後來者居上，今勝於古，斷然反對今不如古的說法。

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人們的思想也在變，「上古兢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9]。古代很苦，作天子的要帶頭干，所以有讓位之舉；可是當今作個縣官，子孫都受福無盡，因此，「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10]

時變事異，法也應隨時而變。「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11] 「備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12] 「隨時而變，因俗而動。」[13]「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14]法家反對把歷史當成包袱背起來，也反對安於現狀。變法要從現實開刀。

根據歷史的不同階段不同特點，立法要切合時代精神。「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15]當今屬於「下世」的繼續，立法應貫徹「貴貴尊官」的精神。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立法就要控制和引導氣力之爭。

從時變出發，法家特別強調立法要切中時代脈搏。《管子·正世》說：「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故立法要有鮮明的針對性。

依據時變，行法還要有靈活性。《管子·小問》說：「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管子·形勢解》說：「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術也。」

法家不可能對歷史不變和時代作出完整的科學的判斷，但他們的認識包含了部分的科學內容，在當時居於認識之巔。法隨時變，應時立法，反映了法家對時代與法的關系的認識。他們雖然十分重視法的作用，主張以法治國，有時把法的作用說得過了頭，但從總體上看，他們清楚地認識到法是被時代制約的，法不能向時代發號施令，而應順從時代之變，誘導時代前進。這個基本認識是可貴的。

三、因人情

「因人之情」而立法，是法家另一個重要的立法原則。慎子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16]

從法家的許多論述中可以看到，法家認為人情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時代條件變化而改變。關於人情的歷史變化，法家諸派認識不盡一致，這里暫且不論，但他們對當時人情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人情的本質歸結為一個字：「利」。《商君書·算地》說：「民之生(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賞刑》篇說：「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韓非說得更徹底，他認為父子兄弟之間的關系也是以利為中軸轉動的。

法家把人性人情歸結為一個利字，使人不免有自私刻薄之感。不過在當時，這種認識是最切近於實際的。法家提出因人情而立法，就是要抓住人皆好利這一環節，以利為中軸把所有的人都帶動起來。「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17]「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立民所惡，以禁其邪」[18]「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9]

法家這里所強調的，在立法時不應以君主好惡為准，而應首先考慮民情、民欲。如此說，法家的立法是否是為了民呢?法家確實講過這類的話。韓非說：「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氓)便眾庶之道也。」[20]可是我們都知道，法家處處為君主打算，鼓吹君主專制。這樣一來豈不矛盾了嗎?矛盾是矛盾，不過在法家看來這倒無妨。他們恰恰是在矛盾中求統一，妙著便是因情利導，用民之好惡以利君主之用。韓非很坦率，他認為君臣之間沒有什麼可以信賴的忠義關系，現實是一個赤條條的「利」字，是一種買賣關系。他說：「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21]君主不要怕人們爭利，要善於算帳，計得失之比數。對於君主來說，只要得多於失就行。「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22]一切人都在逐利，君主立法的妙用就在於搞好排列組合，要像軸湊於轂那樣，讓一切人的利都圍繞著君主之利轉動。韓非說：「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3] 「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24]「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25]君用爵祿名利換取臣民的血汗生命，臣民得到了一定利益，而君主獲利更大。

立法要以民情為基礎，這是一個光輝的命題。法離開了民情就失去了社會基礎，而變成廣大民眾的對立物。法家立法的最終目的無疑是為了君主著想，但他們同時又想方設法把法與民情連結起來。他們把法當成了卷揚機，使利經過臣民之手，最後上送到君主之手。臣民得到了某種滿足，而大利卻落入了君主的腰包。先秦法家的變法在當時所以行得通，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人情好利這一點。

四、循事理

法家提出立法要循從事理。《管子·版法解》說：「審治刑賞，必明紀理；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七法》說：「君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形勢解》說：「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節。」這些篇章的作者反復強調立法、執法都要依理而行。那麼什麼是理呢?從《管子》一書看，大致有三方面的內容，即事物的規律性；慣例、傳統、習俗；事物之間的輕重關系。

《乘馬》篇對市場之理的論述便是事物的規律。文中說：「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大意是，市場可以反映物資供應情況。如果百貨價格低，做生意就得不到收益，各行生意無利可得，各種生產(即百事)就會得到發展。生產發展了，供求關系才能平衡……從市場可以觀察到國家的治亂，可以知道物品的多少，但市場不能決定物品的多少。作者指出生產是市場的基礎，治理市場之本在於治理生產；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才可能治理好市場。很明顯，作者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揭示了生產對市場的制約作用，為制定管理市場之法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依據。

《乘馬》篇關於朝廷之理的論述，主要講的是慣例、傳統和習俗。所謂的朝廷之理，主要指貴賤、等級和名分規定。這些規定無疑有客觀的依據，但更多的是傳統、習慣在起作用。

關於事物輕重關系之理，作者提出了以輕從重的原則。如《管子·七法》提出：「不為重寶虧其命」，「不為愛親危其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等等。

法家所說的「理」雖不能概稱為規律，但有一點是可注意的：理與君主個人的好惡是相對的，君主個人的好惡應受理的節制，要依理而行。

五、定職分

這是法家立法的原則，又是立法的目的。法家所說的「分」，包括兩方面的含義：

從一般意義說，就是明確職權范圍，劃定所屬。《商君書·定分》講，一隻野兔子，成十上百的人追趕；市場上的兔子成堆，行人不顧。原因就在於，前者「分」未定、後者「分」已定之故。法家認為法就在於「明分」或「定分」。《商君書·定分》說：「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修權》篇說：「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

具體地說，「分」指對社會上不同等級、不同出身、不同職業的人作出相應的規定。《管子·君臣上》說：「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這里講的是君主、官吏和民的權力之分。《法之》說：「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這里是講勞心勞力之分。《乘馬》說：「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這里對賈、工、農、士不同職業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與規定。法家主張分得越細致、越明確，越便於考核，韓非說：「明主之法必詳於事。」[26]任何人不得在法外行事，法外有罪固不待說，法外有功也要受到懲罰。在法家看業，越法立功也是超越法定的行為。越法就是犯法。

法家講「分」並不是把社會隔裂分離，而是要把每個人安排到一定的位置，成為整體中的一個零件。他們認為「分」是「合」的必要條件，目的也是為了「合」。《管子·君臣上》說：「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法的作用是通過「分」把社會組成一個體系，樞紐則要操在君主之手。

六、明開塞

提倡什麼，禁止什麼，是立法首先要考慮的一個根本問題。法家所說的「開塞」，就是這個問題。對於開什麼，塞什麼，法家諸派小有分歧，但多數認為要開耕戰，塞末業與游士，簡稱「重農抑末」。「重農抑末」是法家立法的一個根本原則。他們主張用法律手段驅使人們努力於耕戰，禁止從事末業和游學。

法家特別強調農，因為在他們看來，糧食是財富的主要標志，是安民、用兵、治國的物質基礎。「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27]「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28]「眾民強兵，廣地富國，必生於粟。」[29]從糧食出發，末業與游士非但不生產糧食，反而是糧食的消費者。於是他們把末業看成是與農業對立的，提出，「末產不禁」，「菽粟不足」[30]，「末產不禁，則野不辟」[31]。

法家重戰，這一點毋庸多言。他們的精明處在於認識了農民是士兵的天然學校。《商君書·農戰》說：「歸心於農，則民朴而可正也，紛紛(當為「純純」之誤)則易使，信可以守戰也。」《算地》說：「屬於民則朴，朴則畏令。」所以，為了戰也要重農。

農要出力，戰要流血，這與人性好利是相悖的。《商君書·內外》說：「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如何解決這一矛盾?這就要靠法了，用法的手段使「利出一孔」，這一孔就是農戰。其他取利之道則要統統堵死。為達到這一目的，一方面要獎勵耕戰，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種使不耕不戰者比耕戰更苦更難的環境，這就是《商君書·外內》所說：「見不戰之辱則苦生。」大意是，用法律制裁那些不想參戰者，加給他們恥辱和刑罰，使他們感到活著是一種痛苦。於戰如此，於農也如此，要用「毆」、「劫」手段使人們歸農。

法家強調立法要明開塞，這個命題對法學來說無疑是極重要的。就開塞關系而論，法家更多地看重了塞，把塞視為開的堤防。他們強調不塞不流，而不是疏浚為主、輔之以塞。雖然他們也大喊大叫要讓人們從農戰中獲利，但更主要的是通過降低非耕戰者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來反襯農戰之有利。這不能不說是捉弄人了。至於重農抑末政策，應該說它的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另行討論。

七、重刑罰

法有賞罰，對這一點沒有歧義。問題在於如何處理賞罰的關系。法家中的多數主張重刑罰。法家雖然也講過不少立法為民的高調，但他們更清醒地意識到利民與法是對立的，於是提出了立法要「勝民」或「弱民」的原則。《商君書·說民》說：「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民弱，國強。」《管子·正世》篇說：「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從一般意義上說，法應該「勝民」，如果法不勝民，那麼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問題在於如何「勝民」。關於「勝民」之道，法家有過許多論述，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是重刑罰。照他們的提法，叫做「賞一罰九」，「輕罪重罰」。

「賞一罰九」說的是賞罰比較，賞佔十分之一，罰佔十分之九。《商君書·去強》說：「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罰五賞五。」《韓非子·心度》說：「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輕罪重罰」說的是量刑的原則。《韓非子·八經》說：「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按法家的邏輯，輕罪重罰使人不敢犯輕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這叫作「以重禁輕，以難止易」[32]。「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所謂治之於其治也。」[33]這就是所謂「以刑去刑」。

我們暫且不討論重罰主義在實踐上會帶來什麼樣的惡果，就其理論而言，也是荒謬的。因為它把懲罰手段絕對化了，以為只要無限制地使用這種手段，就可以使一切人服法就範。其實，人們犯禁的社會根源遠比懲罰手段要強大得多。重罰主義只相信手段的威力，而拒絕對犯禁社會原因的探討與揭露，結果事情總是走到預期目的的反面。

八、量可能

法家中有些人提出，立法要考慮客觀的可能性，只有建築在現實可能的基礎上，法才能實現。《管子·形勢解》說：「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這里所說的「所能為」與「所不能為」的「度量」線，是由生產水平與人力限度決定的。《管子·權修》篇說：「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超越了地力、民力，事情就會落空，正如《管子·法法》中說：「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法家中的某些人看到，超過了一定的度量線，人民無法忍受，就會起來造反，統治者也將陷入危境。《管子·權修》篇指出，地力、民力有一定限度，而人君的慾望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度量」線應劃在什麼地方呢?《管子·正世》中提出：「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這里所謂的「齊」，就是既不要使民優裕，又不要使民窮困至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使民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條件。

法家所說的「量可能」主要指徵收賦稅和徭役。他們明確提出「可能」的度量線，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他們把度量線劃在使人民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延續生命的邊緣上。他們所說的「量可能」是要統治者把最大限度的剝削與長久持續剝削結合起來。因此，這種「可能」一旦變為現實，擴大再生產就失去了可能。從生產發展觀點看，法家的「量可能」沒有什麼積極意義。

以上八項原則說明了法與各種事物的關系。

順天道提出了法要遵循自然規律。法律無疑是階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意志最明顯的體現。但是從大自然觀看問題，人類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可以統治社會，但不能施權於自然，相反，必須遵從自然規律。否則，自然的報復會使所有的人受到懲罰，還會加劇社會矛盾。單從順天道這一點看，法代表的不是哪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是人類共同利益。

隨時變、因人性、循事理從不同方面說明了法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法家雖然十分強調法的作用與威力，但在這些問題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生活中還有比法更加嚴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比法的威力要大得多。法不能與它們違拗，而只能順從它們。

定職分、明開塞、重刑罰集中反映了法家的階級意識和立法目的。

量可能提出了法的實現程度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立法者不能為所欲為。

這八項原則說明，法家把立法的過程同時也當作對自然、社會、歷史、現狀進行綜合考察的過程。他們認識到自然、社會、歷史的運動比法更具權威，法的規定性應反映客觀事物的關系及其客觀的規定性，在順從自然、人事的必然性中謀求統治者的利益。

法具有極大的強制性。問題在於這種強製作用是阻礙歷史前進，還是促進歷史前進，抑或有開有塞。從法家立法原則的主流看，他們主張打破陳舊的歷史傳統與習慣，提出了變法、更法、不循今、不留古的主張，而落腳點則是有開有塞。從歷史發展看，對法家的開塞應作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但主流是積極的，起過進步作用。

法家提出的立法原則，有許多精湛之論。可是這些閃爍著光輝的珍珠卻被穿在君主專制的線索上。在他們看來，整個國家與臣民都是君主的用物，正如韓非所說：「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34]臣民只有對君主有用才有存在的價值，「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35]。如果臣民不能為君所用，與其讓他們活在世間，還不如讓他們到陰間去。為了證明君主對臣民的絕對佔有權，他們鼓吹臣民都是靠君主恩賜才能生活的。「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眾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36]意思是：萬物生長靠天地，民眾生活靠君主。從理論上論證君主對臣民有生殺予奪之權，最便當莫過於把臣民的一切都說成是君主恩賜的，或把臣民本身說成君主所有。國家、臣民既然都屬於君主，那麼法從根本上說也只能是君主的私物和用具，正像韓非所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37]韓非又說，法、術、勢是帝王之具，因此法令也只能由君主獨操：「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38]這樣一來，與他們所說的一些立法原則就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境地。原則盡管講得很高明，但君主一句話便可化為烏有。在君主權力面前，高明的原則很容易變成漂亮的空話。一切都由君主來決定，自然治亂也由君主的品格與能力來決定，「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39]。臣術之所以勝，還在於君主暗。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善法，法又能否實行，當然也要看君主的品格了。《管子·任法》篇說，今天下，「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原因就在於沒有「聖君」。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下，法只能落入這種可憐的境地!

⑶ 中國法系的特色

簡論中華法系的特色與價值

摘 要 中華法系作為制度形態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它 具有兩重性,既有精華又有糟粕。中華法系的特色在於:一是具有重法治、修法典的傳統。表 現在法律公開化,即讓官民知法和公開進行宣教,律條簡明、因時制宜、相對穩定;二是訴訟法 制審慎肅重;三是嚴肅護法,嚴格執法。研究中華法系遺產,我們既反對全盤吸收的「頌古 」,也不贊成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應從「歷史鏡鑒」的角度,加以批判地吸收。

關 鍵詞 中華法系 法治 法典 訴訟制度

歷史是一面鏡子,中華法系亦然。中華法系是世 界史上著名法系之一,在立法思想、理論、法典編制 以及司法執行方面,顯具民族特色。它作為一種法 文化形態、形制,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一部分,且為世 界文明的一大貢獻。歷代「官著為令」的律,以及法 理家們「私議其理」的著述,積累的經驗(包括反面的 教訓),具有歷史鏡鑒價值,可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服務。本文概敘其要,就教於學界同仁 及讀者。

一 、重法治,修法典我 國有史以來巍然屹立於世界東方,不斷發展壯 大,如無一套治國理政、固邦安民的法制,難以想像 。法律是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的意志表現。它作為 一種政治措施、一種政策,是治理國家的客觀依據和 准則。對此,從李悝著制《法經》到秦律的規模宏闊 ,顯可驗證,中國人對法律功能的認識,領人類政治 文明之先,且於實踐上歷代相因,孜孜以求。商鞅明 確主張「垂法而治」①。孔子雖然主張「為政以德 」,但他也認為「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②,主張 法治與德治結合,期望「禁於未然」,標榜「刑期於無 刑」。孟子繼承孔子的主導思想,對法律的作用有進 一步的認識:「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③如不以法為治,則「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治 國理政,如憑一時的主觀意向甚至喜怒哀樂,無一定 的准繩,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此,歷史上歷代統治 者均強調法律的功能,重視法典的編制,以求運用法 制來維護和發展經濟,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提高政 府機構的職能,乃至社會穩定、國家有序治理、長治 久安,為此,就不能不制訂一些合乎實際情況的規定 。至遲到春秋戰國時代各國的立法活動,已結束了 往昔「設法以待刑,臨時而議罪」的局面,而魏相李悝 集諸國刑典作《法經》六篇和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 地出土的秦律竹簡足以表明,我國封建法律的基本 原則和體系已初步確立。漢武帝以後,儒法趨至合 流,寬猛相濟,刑罰與教化結合成為立法與司法指針 ,也是中華法系的主導精神。返觀歷史,歷代王朝不 僅把制定法律作為取得政權後的重要任務,治國理 政的重要政治決策,而且因時而易,定期地修訂法典 、編纂法典。據文獻著錄的不完全統計,以《九章律 》為上限,《大清律例》為下限,即有法典160種之多 。中 華法系重法治、修法典傳統,表現在兩方面:

一 是法律公開化,即讓官民知法和公開進行宣教。我 國法律公開化始於鄭國子產鑄刑書。法律公開化的理論(主張)創始於孔子。他率先反對「不教而誅 」,認為「不教而殺謂之虐」,不知者不為過,不知法應 予「寬宥」。商鞅則更具體地宣稱:「法令者,民之命 也,為治之本也。」「聖人為力,必使之明白易知 」④。他同時要求並規定主管法令的官吏做好宣教 工作,每有問必答,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 知民知法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⑤,秦律竹簡中 《法律答問》計187條,就律文術語和意圖作出明晰 而微的解釋,又是對官吏和百姓的法律宣傳教育材 料,無疑商鞅的法律公開化主張,在當時是付諸實施 了的。法 律公開化,要求法律既布之,又宣之,使吏民知 法,從而守法,官善執法。法典既定,就要以為國家 懲惡導善、賞功罰過、判斷是非的准繩、准則,就得發 揮它應有的功能、作用,經由官府(國家)公布,進行 宣傳教育,使吏民知法,守法,不敢以身試法,才有利 於社會穩定與發展,有利於安定統治與管理秩序,同 時多少能防止官吏操縱法令,因緣為奸。個中之理 ,歷代統治者大略是知曉的。《大清律》中明文規定 ,凡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 事務」,並且以此作為官吏年終考績的標准和條件之 一。當 然,中國歷代統治者重視法律公開化和法律的 宣教,主要目的在威嚇人民,使之俯首就範,並防患 於未然。然而,從中國古代法律公開化的理論與實 踐中,我們應歷史地審慎地選擇其有益於今的東西 。如:法律公開,對官民都是一種威懾力量;使官民 的行為「應為」、「不得為」就之於規范化;抑遏產生犯 意,預防犯罪;特別是對國家機關及其官員,有利於 他們廉潔自律、秉公執法,廣置一種社會約束、監督 機制;有利於官民法律意識的培育、法律知識的傳播 ,從而有利於民族法文化精神的孕育、弘揚。對此 ,本著歷史主義原則,我們要吸取其精華,繼承、利用 ,並賦予現時代精神。中 華法系傳統的另一表徵是律條簡明、因時制宜 、相對穩定。古代法律的本質特徵,固然是為了維系 和鞏固地主階級專政,鎮壓人民的反抗,但是,如果 法令刑獄滋繁,「法密則國無全民」,吏民動輒得咎 ,反而不利於自己的統治,甚至激化社會矛盾,置自 己於矛盾的焦點之上。漢初,賈誼等總結經驗,指出 秦法繁苛、刑罰峻重、「赭衣載道」正是秦王朝速亡的 原因之一。晉代史學家、法學家杜預由此而提出:法 律應「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 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⑥。要之,法 律以簡明為當。所以,歷代統治者、立法者在司法實 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使法律條文逐漸由繁復趨於簡 明。中 國古代歷代統治者立法者,尤注意於法律之權 威性、相對穩定性。他們一定程度地認識到,法典的 制定和頒行,不僅僅關乎自身的安危,乃國家與社會 的嚴肅「至事」,如無權威性和相對穩定性,有法不守 不執等於無法,而朝令夕改、迭更屢變,必自亂其法 ,為害尤劇。商鞅「徙木立信」,令出必從,致秦國富 強;王莽自亂其法,終於崩潰傾覆。唐太宗以隋末法 令多廢、自亂其套為鑒,提出「國家法令唯須簡約,不 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不能盡記,更生奸詐 ,若欲出罪,即引輕條;欲入罪,即引重條。數變法者 ,實不益道理,宜令細審,勿使互文」⑦。從歷代修律 的史實中看出,立法審慎、律條簡明、相對穩定,構成 封建法典制訂工作的三條基本原則和准繩,至今仍 有歷史借鑒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 、訴訟法制,審慎肅重法 律一般由實體法(內容)和程序法(形式)兩部分 構成。歷代統治者為准確、有效地執行司法職能,都 制訂訴訟法規,建立和健全訴訟制度。中華法系雖 然「諸法合體」,沒有單行訴訟法規,但各律均有訴訟 法的部分,或從本條附例。從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 《法律答問》和《封診式》里的某些條文可見,秦朝開 始,訴訟制度已初具規制。從地方到中央的訴訟程 序,厘然清晰。自漢至唐,大體建立健全了三級三審 制,從宋到清末,大致健全了四級四審制。總的說來 ,中國古代訴訟法制審慎肅重,其可供參考和借鑒者 ,至少可作今人的研究資料,值得汲取的歷史經驗亦 堪注目。犯 罪是復雜的社會現象,既關乎社會成員的個人 命運,更關乎國家的命運。司法不當就會造成冤、假 、錯案,直接影響法律的嚴肅性,間接影響社會和國 家的安定。歷代統治者為實現長治久安,一般都致 力於規定嚴格的審訊判決程序,持比較慎重的態度 。法律固有其鮮明的階級性,然而亦有其廣泛的社 會關系和社會管理的關聯性。法律又是一個有系統 、有條理、有其自身邏輯的學科。它要求在審訊判決 過程中,明晰「緣情」、「合理」、「依法」三者的關系,於 審理案件時注重搜集材料,調查情況,釐清事實, 條分縷析,耙梳整理,所以,中國古代法官稱作「理」,最 高審判機關稱作「大理寺」,取「理其正也」之意也。審 訊判決要求達到使「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無嘆息愁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⑧,即為天下大治表現的一 端。中 國古代,秦律已創訴訟程序制度,到隋唐時即已 比較完善。中央司法機關建構了由大理寺、刑部、御 史台既有各自分管分工,又有相互制約、監督的組織 體系和體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一個司法機關的獨 擅,減少了冤濫。從一般訴訟程序看,縣是最低層次 審判機關,縣的上審級有州和府,要沖之地有都督府 ,邊遠地方有都護府。縣的上審級各種審判機關,對 縣而言處在同一審級水平,各種審判機關之間則並 非都處同一水平線上。如州與府之間,有直隸州與 非直隸州同府之間的不同相互關系。但從總體制看 ,一般是縣———州———府的三級三審制。大理寺作 為全國最高級審判機關,負責審訊朝廷百官犯罪和 京城徒刑以上的案件,對徒刑、流刑罪犯的判決,須 經刑部復核生效,對死刑判決,須經皇帝的批准。刑 部作為全國司法行政機關,除負責司法政令外,負責 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和全國各地徒刑以上的犯罪案 件,發現疑案、錯案及屬於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駁 令原州、縣重審復判,流刑、死刑案件則移送大理寺 復審重判。御史台作為中央監察機關,掌管糾察彈 劾之事,負責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每 當遇有重大案件和冤情嚴重案件,為審慎理案,由刑 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織「三司推事」(三司 會審)。三司會審採取集議制,三司集議後,上報皇 帝最後裁決。同時,又設「異議請裁」制度,即在合議 審判中,對律令及事理有疑爭,各審官見解不一,可 「議律論情,各申異見」,由上級最後決定。這是對司 法爭議採取行政救濟之法。此外,值得稱道的是確 立和基本執行了審判迴避制度。凡是主持審判的官 員與訴訟當事人有親戚及其他關系關連的,均須移 文迴避。這對於加強打擊犯罪,阻遏對審判工作的 干擾,防止官吏的徇情偏袒,達致審慎公正的判決 ,是有積極意義的。總 之,歷代統治者,從立法和司法實踐中不斷積累 和總結經驗,深知在訴訟行為上玩忽不慎、草率判決 ,造成冤假錯案,孳生枉法曲理,首先是不利於統治 的,也會影響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所以才不厭其煩 地制定並實行一套相互制約、慎肅審理與判決的制 度。這方面的歷史借鑒價值猶有現實的批判繼承意 義。死 刑執行謹慎是訴訟法制審慎肅重的重要表現 。從北魏時起確立了對死刑的判決須經復奏獲准才 能執行的法制,一直沿用至清末。地方上的死刑案 件,必須呈報中央復核,地方司法機關無權隨意處決 。隋開皇十五年(595),曾立死刑須「三奏而後決 」⑨之制。唐承隋制,亦行「三復奏」和「五復奏」制 。唐代還首創過對死刑判決「九卿議刑」⑩的制度 。宋代基本沿襲唐代的「三復奏」的制度,但未嚴格 執行。明清兩代,復繼唐制,並基本上嚴格執行。死 刑執行謹慎還表現在設了不少「禁例」,建立了「秋審 」與「朝審」制。這種「禁制」草創於漢代,至明代日臻 完善。秋審、朝審審核後,分為情實、緩決、可矜、可 疑及留養承祀各類,分別處理。其中,除「情實」( 罪行屬實)奏請執外行,其餘四類人就有可能免於死 矣。綜 上可見,古代中國法制的主要目的在於「禁暴懲 奸」,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但是,應當承認,統治者的 所謂「慎刑」,也是為緩和社會矛盾,通過司法限制和 約束,鞏固國家政權,以利於發展生產。上述某些訴 訟法制建制的成果,也是人民大眾迫使統治者作出 的司法政策上的「讓步」,從而爭得的權利。此外,也 包含著長期司法實踐經驗的客觀總結。這些法制 ,畢竟不能成為一紙具文,其中所具有的「合理」建制 ,畢竟較之嚴刑峻法多少能夠減少一些冤濫,減輕人 民大眾的一些疾苦。因此,不能對之輕下所謂「偽善 」的簡單膚淺的判詞。應該承認中國古代訴訟法制 的某些經驗具有可供借鑒的參考價值。

三 、嚴肅護法,嚴格執法立 法與執法是法制建設中的兩個重要方面。「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在現代法制特別是社會主 義法制中才能逐步實現。中國古代封建法制,法自 君出,賞罰隨皇帝之喜怒為轉移,又規定了一套封建 等級和特權,總體說來,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但 是,歷史主義地審視,它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嚴肅護 法、嚴格執法的表現、因素。

首 先,維護法律尊嚴與依法辦事。法律是社會公 共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表 現,而不單是個人的恣意橫行。中華法系的開創及 其歷史演化,也大體如此。法轉化為國家意志的階 級意志,表現為公共權力的一部分,就得發揮它的作用,維護它的權威性和尊嚴。中國古代立法者和法 學家,似亦感知到這一點,有的還作過理性的闡明與 詮釋。商鞅就曾指出:「國家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 曰信,三曰權,……君臣釋法任私必亂,故立法明分 不以私害法則治。」 古 代中國法是特權法,其集中表現是「八議」之制 。但是「八議」的特權法制也有兩個重要前提:

第一 ,必須以事實為根據,認定屬「八議」請、減之刑的皇 親國戚、權官貴宦是犯法有罪的。第二,犯了危害國 家和本階級根本利益的嚴重罪行,不適用「八議」。如 :「十惡」、反逆緣坐、殺人、監守內奸盜、受財枉法的 應請、減的人,不用此律。可以說,「八議」特權,雖由 皇帝批准,但它是維護國家法律權威和尊嚴前提下 的特權。罪 行法定主義是刑法理論和刑罰執行的重要原則 之一,依法辦事是其具體體現。中國古代各派思想 家在治國方針上有一個共識之點,是治國以「信」,其 中就包括是否依法辦事,依法辦事謂之「信」,否則即 是「失信」。《管子·任法》早就提出「一切唯斷於法 」,主張「聖君任法而不任智」;《慎子·明法》也主張「 事斷於法」,告誡統治者、司法官員「有法度者不巧以 詐偽」。這些思想、理論、主張,自《秦律》始都有所體 現。如秦律《法律答問》「犯令」、「廢令」條中規定:「 律所謂者,令曰勿為,而為之,是謂『犯令』;令曰為之 ,弗為,是謂『廢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論。」此即 明確指示官吏必須依法辦事,不要做的事做了即按 「犯令」論處。《唐律·斷獄》更明確規定:「諸斷罪皆 須具引律令格式正文,違者笞三十。」「諸制敕斷罪 ,臨時處分,不為永格者,不得引為後比。若輒引,致 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對於斷罪律無正條,《唐律 疏議·名例》規定:「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 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明律規定:「有司輒引比律 ,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擬 定罪名,達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 故失論。」 可見,古代中國法強調、注重依法辦事 ,顯具罪行法定主義傾向和特點。這對於從主觀上 防止司法官員的「自由心證」、徇私舞弊、濫用刑罰 ,客觀上減少冤獄濫刑,還是起到相當的法律限製作 用,從而給民眾帶來一些好處。而從法文化發展而 言,以往把「罪刑法定主義」視為資產階級法理學的 「專利」,既非「信史」,亦非「信實」。實際上,罪刑法 定主義在中國創始較早,2000多年間源遠流長。在 比較法學上,中國這份遺產未必比歐洲遜色,勿寧說 比之稍勝一籌。

其 次,守法與執法。法不能自行,法制建立與健全 的標志與衡准,在於嚴格守法、認真執法。否則,徒 具空文,等於無法。中國古代歷代王朝,大多在迫使 平民守法的同時,也約束、強制官員們奉地主階級國 家之「公」、天下之「公」,謹自嚴守封建國家之法。因 為,他們自覺不自覺地認識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 無法儀」 ,上能守法、執法,下才能順其正風而隨 ,才能「下平訟理」,不致於無法無天境地,國家乃安 。而官員守法,關鍵在於執權柄、居顯要者是否能守 法不移,執法不阿。「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 反之,「吏安職業,民 無怨尤,而天下已平矣。」 有些頭腦清醒、比較明 智、較有遠見的皇帝(例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深知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所以,他 們也多少能自我控制權力而守法,虛心納諫「且為 桿式儀表」 。歷史上,皇帝因守法不夠、執法不 嚴而出現錯失,自動或被動下「罪己詔」的事例 ,也非僅見。漢、唐之所以在世界史上占重要一頁 ,之所以出「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不能不說 與其守法、執法有相當的關系。要 運用法律就需要法官。中國古代的司法機關和 司法官員,同時就是行政機關、行政官員,封建法 制的本質和「行政國家」形態與體制決定了大小官 員、胥吏作威作福、貪贓枉法、營私舞弊、逢迎權 貴、無視法紀、官官相護,草菅民命。但是,從全 部歷史看,也有不少彪炳史冊、載跡口碑的「循吏 」、「良吏」,以及敢於與皇帝犄觸、不惜以身殉職 的「強項令」、清官廉吏,像張釋之、於定國、郅 都、董宣、陳寵、劉頌、戴胄、魏徵、包拯、王安 石、況鍾、海瑞、於成龍,……等等,在「執法如 山」、「執法不阿」意識這個意義上,上述先人不愧 為中華法系精神的活的化身,乃至至今活化在現代 中國人的心中。公正地說,他們之所以執法如山 ,因為他們以執法為業,就要維護法律的信用和尊 嚴,也從理性上深知人民與政權命運的「舟水」關 系。民心不可侮,國信不可失。在當時的社會歷史 條件下,他們在謀求社會、國家的安定和生產與社 會的發展的同時,至少要使勞動人民活下去,縱然 達不到安居樂業也要使他們的生存權利不致被任意 侵奪。所以,他們敢於為民請命,敢於犯死上諫 ,敢於同惡勢力斗。千百年來,執法剛正的清官之 所以為人民所稱贊,並蘊育於民族法文化心理之中世代傳承,其因蓋在於此。歷史經驗,古今一道 。今天,我們有了完善的法制、良好的適用的法律 ,還必須有好的執法人,有一支依法辦事、執法必 嚴、公正無私、清廉剛強的執法隊伍。

再 次,整飭吏治與法官責任制。官吏是國家主要 成分之一,是執行國家職能和政策、法令的工具 。中國封建社會是宗法封建等級制社會,人有尊卑 、貴賤的區分,處在不同社會地位,有不同的身分 。其中,貴賤之分指官人(品)和庶民(良民)的 不同。重視吏治,官的責任重大,社會地位高,法 律對他們的要求也高。對於違制、枉法、貪瀆、侵 害百姓的官吏的懲處也嚴厲。唐太宗李世民就曾把 州都督、州刺史的姓名書於屏風,「在官如有善事 ,亦具列於名下」,若有惡跡,即予依法懲罰。他 認為,從官吏走進國家機關的入口言,擇人任官要 始於慎選,「國以民為本」是其大前提,否則,「 比見吏部擇人,唯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 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 」 。中 國古代法制自始即講求整飭吏治。秦律竹簡《 為吏之道》,規定了官吏職責、行為規范、獎懲辦法 ;《置吏律》、《內史雜》、《尉雜》、《效律》,類如現 代國家的行政法規,一一有所規制。漢代《上計律 》承秦制而有所增益。魏晉南北朝時,有每年一度 的官吏考察之法。依考察結果,定其升降免罰。隋 代,建構成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國家機構體系 ,減少了地方政權層次,並規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 律由中央吏部任免,每年考核和「朝集」(到中央 匯報)各一次。刺史、縣令任期三年,不得連任 ,地方官不允本地人充當,以防止徇私包庇和與地 方豪強勾結。這些法制、政制舉措,為後代王朝張 本,帶來積極影響。歷 代立法制律,均較為重視法官審判責任,凡是 法官違法失職、故入人罪、放縱罪犯、對事實認定 和對法律理解有誤而拖累冤抑當事人者,律有懲治 明文,且亦規定完整的法官責任制。一旦發現冤假 錯案,則主辦該案的官員即受依法制裁。秦律《 語書》載,對「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潔」的 惡吏,予以懲罰。司法官員對於其所轄地區不能發 現糾舉犯罪行為者為「不勝任」;明知而不敢治罪 者,為「不廉醫殳(不正直)」。凡是「不直」(故意 重罪輕判、輕罪重判)、「縱囚(應判刑而不判或減 輕情節),都要受嚴辦。漢代,有「監臨部主,見 知故縱」及法官「出罪為故縱,入罪為故不直 」 的律條,直至可判死刑。《唐律·斷獄上》規定 更為詳盡,要求法官必須依法定罪,「諸鞫獄者,皆 須依所告狀鞫之,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 故入人罪論。」《唐律·斷獄下》「官司入人罪」條 ,對法官執法責任從多方面作了規定。其基本意思 是:當事人原本無罪,法官故意虛構事實,或枉法 徇私枉人全罪的,即負全罪全責。宋、明、清代 ,也有類如《唐律》的規定。總之,有制總比無制 好,有制且縝密,辦案人員總得考慮行為後果,工 作就會克盡職守,多少減少些畸輕畸重的判決,阻 遏、防止冤獄的出現。

中華法系作為制度形態的法文化、政治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系統的構成部分。和中國古代文化整體具有兩重性一樣,中華法系也有其兩重性,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對此遺產,我們既反對全盤吸收的 「頌古」,也不贊成全盤否定的民族虛無主義。本文著重從「歷史鏡鑒」的角度,側重司法制度和實 踐上積極因素的挖掘和試圖給以總結,加以批判地吸收,對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或有助益。

⑷ 明代立法思想包括

明代立法思想和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導思想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導思想 （一）刑亂國用重典 （二）明禮以導民 （三）法貴簡當 刑亂國用重典的表現一：重典治吏（以重刑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紀律和統一）明太祖曾借胡黨之獄，空印案，郭恆案，藍玉案等重案大肆誅殺「謀反」官員，嚴懲腐化官吏。明初法制雖然號稱恢復漢唐傳統，卻不曾恢復唐律中的「官當」制度，並且制頒了重懲貪贓官吏的《明大誥》 刑亂國用重典的表現二：重典治民（嚴厲鎮壓民間犯上作亂的行為）明太祖認為漢族人民在元朝統治時受到「胡俗」的污染，而且元末大亂，民風姦猾，所以要重典治理舊習污染，矯治民風。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二：令《大明令》 四：條例《問刑條例》 * 明初重典的原因 （1）明初的確處於亂世 （2）元亡殷鑒不遠 （3）朱元璋生於貧賤，長於亂世，知民疾苦。 明代立法繼承和發展了唐宋成就，法律體系更趨完善，其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誥、例、典、榜文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補充。 一：律：《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典。定型後的《大明律》共有七篇三十門四百六十條。包括《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 意義：大明律的制定和頒布，扭轉了明朝的法制混亂落後狀況，重新回歸了中華法系的立法統治。大明律無論是體例上還是內容上，都較唐宋律有所突破和發展。 《大明令》是唯一一部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國古代令典，也是中國發展史上最後一部以令為名的法典。 三：大誥《明大誥》 《明大誥》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規范，因其為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主要內容包括明太祖親自審判、自認為有典型意義的案例，皇帝就重大案件的判決批示，欽定的特別刑事規定皇帝對臣民的特別訓導告誡，等等。明大誥與明大律的最大不同主要在於《大誥》更加嚴厲的懲治貪贓官吏和害民強豪，把「重典治國」推向極致。 五：會典：《明會典》

⑸ 明初重典治國的立法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明朝初年的統治者之所以會比以往歷朝歷代都更為堅定地選擇重刑主義作為國家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朱元璋個人的特殊經歷和背景。
朱元璋出生在安徽鳳陽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7歲削發為僧，乞食與合肥、六安、壽縣一帶，後來又棄僧還俗加入紅巾軍隊伍，由九夫長、低級軍官，到都元帥、封望，終即帝位。朱元璋早年流浪於民間可謂是顛沛流離、備嘗辛酸，並且也經歷了元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風雨洗禮，所以他對元末吏治腐敗的可憎場景以及人民反抗的驚人力量都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他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⑤]因此，朱元璋的重典治國首先就是重典治吏，「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⑥]
其次是明初統治者對元朝法制教訓的汲取和總結。
經學者考證，除了個別條款（如民間私藏兵器等）元律重於明律和有關政治性「賊盜」、「殺人」的條款元明相同之外，元朝法律的幾乎所有條款都比明律的量刑要輕。元律中一些關於禮教、職制方面的刑法則輕到了甚至是違法不罰的程度[⑦]。所以《元史·刑法志》說：「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儉也。」因此，朱元璋就認為「姑息」是世亂的根源，他說：「歷代多因姑息，以致於人惑侮」，「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最後，是明初社會現實的狀況使然。
明王朝建立伊始，經濟蕭條、民生維艱，而且「民狃元習為私滅公、暴戾日滋」，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政局動盪不安，這些都被日夜為社稷安危擔憂、急於求治的朱元璋看作是「亂世」的表現。因此，為解決農民與地主、舊地主與新地主以及新地主集團內部的種種矛盾，朱元璋認為有必要實施自古以來「刑亂國，用重典」的策略。

⑹ 漢書·刑法志的原文

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
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用仁智而不恃力，此
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
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為君矣；
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
名，而謂群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
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
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
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雲「天
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
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
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唐、虞之際，至治之
極，猶流共工，放訁雚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
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
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
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
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
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
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
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
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
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四為州，州有牧。連
師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周道衰，法度墮，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
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
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虖里，而軍政成虖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
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日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
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
之法，總帥諸侯，迭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
充王制。二伯之後，浸以陵夷，至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
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無伏
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虖大國之間，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
誼之謂也。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
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
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縱
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
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
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
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卬，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
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
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詩》曰：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
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巨敵堅，則煥然離
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
上，冠胄帶劍，嬴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
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厄，其
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厄，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其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
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
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百
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奸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
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強楚，使貢
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
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
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二國並力，
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
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並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
之徒，還為敵仇，CA76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
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
急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
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道然矣。
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攬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
用良、平之謀，騁陸、酈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
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
皆歲時講肄，修武備雲。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
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撲不可弛於家，
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
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
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
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
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凡殺人者踣諸市，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
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完者使守積。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槁。凡有
爵者，與七十者，與未B062者，皆不為奴。
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黑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
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昔先
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
也，故誨之以忠，竦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
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
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
矣，將棄禮而征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貨賂並行。終子之世，鄭
其敗虖！」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偷薄
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
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
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
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
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
愁怨，潰而叛之。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
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
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當孝惠、高後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慾長幼養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
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
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
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於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系長安。淳於公無男，有五女，
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乃
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
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
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
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
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休，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
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
年而免。具為令。」
丞相張倉、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
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慾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
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
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
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
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
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
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
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
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獄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
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
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
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
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
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
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
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
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奸吏因
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
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乃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
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
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於是選於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
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
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
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
避，奸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
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至元席初立，乃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
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
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雲『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
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其
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
條奏。《書》不雲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准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
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
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
者。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
「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
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
至高後元年，乃除三族罪、襖言令。
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
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
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
聞之，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
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夫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
「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
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
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
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
《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
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
三曰訊萬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
三曰蠢愚。凡囚，「上罪梏BF25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BF25，有爵者
桎，以待弊。」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
論，無罪者久系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
其罪名當報。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
傅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
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
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
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
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
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系者，頌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
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羅於文
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
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斗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
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近古而便民者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
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
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
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
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
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凄愴於心。今郡、國被刑
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
未洽者也。
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奸不輒得，
獄不平之所致也。《書》雲「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堤之
防溢水也。今堤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
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奸有所隱，則狃而浸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
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
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
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慾
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
也。
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
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
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
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
鯨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
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
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
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
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
罪故重，犯亂之罪故輕也。《書》雲『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
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
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
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
重之所致也。至乎穿F1BE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奸臧，若此之惡，髡鉗
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
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
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
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
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
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
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
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雲「宜民宜人，受祿
於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
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⑺ 翻譯: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叮嚀深切之意，未嘗不

明刑弼教典故

⑻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翻譯

意思是：所以英明的君主規定老百姓的產業，一定使他們上能贍養父母，下能養活妻子兒女；年成好時能豐衣足食，年成不好也不至於餓死。這樣之後督促他們做好事。

原文：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譯文：

（孟子）說：「沒有長久可以維持生活的產業而常有善心，只有有志之士才能做到，至於老百姓，沒有固定的產業，因而就沒有長久不變的心。如果沒有長久不變的善心，（就會）不服從約束、犯上作亂，沒有不做的了。等到（他們）犯了罪，隨後用刑法去處罰他們，這樣做是陷害人民。

哪有仁愛的君主掌權，卻可以做這種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規定老百姓的產業，一定使他們上能贍養父母，下能養活妻子兒女；年成好時能豐衣足食，年成不好也不至於餓死。這樣之後督促他們做好事。所以老百姓跟隨國君走就容易了。

出處：《孟子·梁惠王上》——戰國·孟子

(8)故立法明之擴展閱讀

這篇文章記孟子游說宣王行仁政。說明人皆有不忍之心，為國君者，只要能發揚心中這種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難保民而王。文章通過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表現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張，也表現了孟子善辯的性格和高超的論辯技巧。

他的主張，首先是要給人民一定的產業，使他們能養家活口，安居樂業。然後再「禮義」來引導民眾，加強倫理道德教育，這樣就可以實現王道理想。這種主張反映了人民要求擺脫貧困，嚮往安定生活的願望，表現了孟子關心民眾疾苦、為民請命的精神，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戰國時期，由分裂趨向統一，戰爭難以避免。孟子往往籠統反對武力，顯得脫離實際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張完全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顯得過於天真、簡單。孟子的思想雖然有一定的價值，與當時的社會卻有很大距離，所以是行不通的。

⑼ 清朝的立法活動包括哪些

滿族人關前曾頒布了一系列軍政法令，但總體來說仍處於由習慣法向成文法過渡的階段，法律制度比較簡單。人關以後，面對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原有的簡單舊律已經不能適應清朝統治全國的新形勢，很快便開始了法律的創制工作。

（一）大清律的制定

1．《大清律集解附例》

順治元年，在遵行「故明律令」的基礎上參酌時益，進行立法，至順治四年（1647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頒行全國，這是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這部法典「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實際上無異於明律的翻版、不少條文雖然與當時社會實際狀況不符，仍照錄，有些規定與清初的社會現象完全脫節。此外，對滿官沒有法律條文規定，該法典對於滿官更無約束力，這都使得大清律頒布以後並沒有完全認真執行。

2．《大清律例》

康熙繼位以後，重新修訂律令，並於康熙十九年完成《現行則例》，載入大清律中，刪去重復參差的條款。此後，經雍正朝、乾隆朝數次修訂，至乾隆五年最後完成《大清律例》，簡稱《大清律》，「刊布中外，永遠遵行」。這樣，清初由簡單地襲用明律，幾經修訂終於編成一部比較完整的封建法典。

《大清律》這部以明律為藍本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集歷代封建法律之大成，所謂「隱合古義」，「矯正前失」。由於清朝統治的歷史特點，決定了大清律中廣泛增加了確認滿族特權的條款。

清初定律的過程中，確立了「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是「清承明制」的具體表現。清朝人關以後，為了要長久地統治下去，無論政權與法制建設，都適應先進的廣大漢族地區的社會實際，進行了相應的調整和改革。清初，在治國理民的方針上大都本著「清承明制」的精神，隨著形勢的發展，進而強調「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在保留人關的政權機構與法制的同時，進一步沿襲明朝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權體制和法律制度。《大清律》已經修改，但始終以明律為藍本，很好地貫徹了清初的立法思想。

（二）例的制定與編例

1．例與《大清律集解附例》

大清律後附之「例」，源於唐時的「敕」和五代至宋的「指揮」。從明朝起，例始附於律後，律例並行。

雍正三年，頒行了遵循舊稱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律後附例八百二十四條。凡屬累朝舊例稱為「原例」，康熙年間增人的例稱為「增例」，經皇帝特旨及內外臣奏準的例稱為「欽定例」，統稱為「條例」。

由於清朝比附審判已經制度化，因此條例不斷增加，乾隆二十六年已達一千四百五十六條，至晚清同治九年，例已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條。清例不僅數量增多，而且起著特殊的作用，效力大於律，甚至可以以例為律。清朝統治者總結歷史和現實的統治經驗，認識到「例」是一種靈活的法律形式，可以隨時把統治意志提升為法律，而且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因此在司法實踐中，廣泛推行以例斷獄，以至律之間「前後抵觸，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

2．編例

為了消除律例之間的矛盾，乾隆十一年確定「條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此後成為定製。各朝設修訂專館修例，使例制度化。然而清朝後期國勢衰微，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定期編例的制度也陷入廢弛。例仍然是困撓「法治」的一大弊端，成為官吏循私曲法的途徑，律也漸漸成為具文。

（三）《清會典》

為了總結國家行政管理的經驗，提高官吏的統治效能，從康熙時起便仿照明會典制定《清會典》。其後屢經續修，先後有《雍正會典》、《乾隆會典》、《嘉慶會典事例》、《光緒會典》。正文一百多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從會典的內容看，康熙、雍正兩朝以官統事，以事隸官。乾隆以後始以事別錄，典例分編，成為固定的體系。大清會典中詳列清代從開國至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職掌與事例，是清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資料。大清會典不僅是清代行政法大全，也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行政法之集大成者。

（四）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單行法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疆域遼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除大清律外，清代還注意少數民族單行法規的修訂，先後制定了適用於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回律》、《番律》、《蒙古律》、《苗例》等單行法。其中有的條例開始帶有臨時性質，因在實行中有利於清朝的統治，遂成為常制。例如，雍正十一年制定的適用於寧夏、青海、甘肅等地少數民族的《西寧番子治罪條例》，原擬實行五年後改用大清律，但一再展期。至乾隆十三年，確定今後番民案件依照此條例規定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