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於先

『壹』 銀行分類立法應先於銀行破產法出台

事實上，基於銀行破產的銀行分類立法即使不是獨立設計、單獨立法，那也要將之歸入銀行破產法或存款保險條例並作為銀行破產條件的差異化條件之一或繳納存款保險金比例的標准之一。例如國家信用擔保比較充分的銀行，其存款保險金就會交得相對比較少，而破產的條件也會更加嚴格，市場化率也會低一些，譬如國家控股銀行等。正如銀監會在其2010年年報中所言，監管層將注重事前結構化限制性監管安排，推動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建設，形成有序的市場化退出機制。某種意義上，銀行分類立法成了銀行破產的一個基礎前提。

『貳』 國家是先有法還是先有律呢

先有法，古代中國法往與律通用，「律之與法，文雖有殊，其義不也。」（《唐律疏義》）據史籍記載，商鞅變法，改法為律。從此「律」字廣泛使用，其頻率高於法，中國古代法典大都稱為律，如秦律、漢律、魏律、晉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只有宋代稱刑統，元朝稱典章。《說文解字》說：「律，均布也」。段玉裁註疏說：「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布。」管子說：「律也，定分止爭也。」律原為音樂之音律，音樂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諧，否則雜亂無章。均布是古代調整音律的工具，以正六音，木製，長七尺。律後來引申為規則、有序，范天下之不一而一，成為規范所有人及其行為的准則，即規范天下千差萬別的所有人所有事而趨於整齊劃一（統一、協調）。《史記?律書》說：「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有軌，壹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根本焉。」丘浚說：「臣按律之名……凡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止，律以著法，所以裁判群情，斷定諸罪。」（《大學衍義補》第120卷）最早把「法」、「律」二字聯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時期的管仲，他說：「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又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滅六國，「法令由一統」，二世用趙高，早法令，「更為法律」。（始皇本記）後來漢代晁錯曾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後漢書》有「皋陶造法律」等說法。但總的說來，「法」、「律」兩字是分開使用的，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廣泛使用。

『叄』 立法原則，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的關系

是指憲法關於人民基本權利限制等專屬立法事項，必須由立法機關通過法律規定，行政機關不得代為規定，行政機關實施任何行政行為皆必須有法律授權，否則，其合法性將受到質疑。
行政行為的做出必須有法律依據，法律沒規定的行政主體不得擅自做出行政行為。
法律保留與憲法保留
憲法保留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憲法上所規定的法律保留，另外一種是憲法本身的保留。
法律保留也被稱為特別保留，是相對於一般保留而言的。所謂特別保留是指憲法規定將某些事項交由民意代表機關來制定，而其他國家機關均無權制定。特別保留的對象主要是憲法中有關基本權利的限制、國家機構的組成等規定，之所以認為是「特別的」，原因在於這些規定從形式上看往往是個別的、零散的，缺乏統一性和普遍性。
當然，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法律保留原本是行政法上的原則，主要由行政法來規定，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憲法結構的變遷，出現了憲法的專門規定，這就產生了憲法上規定的特別保留能否取代行政法的一般保留的問題。答案如為肯定，則表示法律保留僅以憲法規定的為限，由此傳統上有關法律保留范圍的爭議就可以劃上句號；答案如為否定，則表示憲法所列舉的保留只是一般保留在憲法上的部分落實，憲法列舉之外的事項仍有適用一般保留的可能。對此，筆者傾向於否定說。作為與一般保留相對應的憲法保留，實際上等同於我們後面要講的「國會保留」或「絕對保留」，從而屬於法律保留的一種。
另一種意義的憲法保留是指由憲法來專門規定某些事項，其他國家機關，甚至民意代表機關也不得進行規定。這種類型的憲法保留主要體現在對一些帶有絕對性的基本權利的限制上。
一般認為，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是憲法保留的典型。該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下列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削減人民言論或出版自由；削減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伸冤之權利。這種類型的憲法保留立基於基本權利的絕對保障，體現了對立法者的立法禁止，與旨在界分立法權與行政權的法律保留的目的不同。所以，不應認為屬於法律保留的一種，也就是說，法律保留中的「法律」並不包括憲法在內。
法律保留與行政保留
所謂行政保留是指受憲法保障的行政自主地位。雖然法律保留和行政保留都旨在維護立法與行政分立的原則，但法律保留強調行政對立法的服從，而行政保留則強調立法對行政的尊重。
行政保留的典型是法國，1958年憲法第34條列舉了國會立法的范圍。第37條規定，凡在第34條列舉范圍之外的事項都屬於條例的范圍。第34條還在列舉屬於法律范圍內的事項時，規定其中某些事項法律只能規定原則，原則之外就屬於條例的范圍。法國政府制定條例的權力不僅范圍廣，而且有確定的保障。第61條更規定，國會所制定的法律如果超出了第34條列舉事項，因而侵犯了屬於條例的許可權時，政府可以請求憲法委員會宣告法律違憲。
行政保留的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一般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均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國家才允許有行政保留的存在，否則，在立法機關由選民選舉產生，行政機關由委任產生的情況下，既然行政機關的民主性弱於立法機關，那麼，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下，行政機關只能是處於服從立法、執行立法的「傳動帶」地位。這也就是為什麼行政保留只在採用總統制、半總統制的美國和法國才有探討的可能的原因。
當然，隨著行政權與立法權地位的消長，傳統的強調行政服從立法已轉向強調行政與立法的均衡，甚至相互尊重。也就是說，行政有其獨立的價值，行政的功能無法為其他權力所取代。這種功能結構取向的權力分立原則導致行政保留實際上廣泛存在。
據台灣學者廖元豪的列舉，下列事項一般屬於行政保留的范圍：
（1）國家對外事務；
（2）軍事事務；
（3）高級或重要官員的任免；
（4）執行法律。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為何
法律保留中的「法律」首先是指實定法，與超實定的法不同。奧托·邁耶最早提出依法律行政原則時，將其中的法律僅限於國會通過的、實定的法律，但是，隨著二戰後，實質法治國理論的興起，實定法必須受超實定的法的約束，尤其是在缺乏實定法的前提下，行政還必須服從於超實定的法，這種超實定的法，比如憲法精神、公平、正義的法律理念等等，從而使「依法律行政」走向「依法行政」。1949年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3款規定，行政權和司法權應受法律和法的拘束。這里的「法律」與「法」的區分就反映了「依法行政」的思想。但是，筆者認為，超實定的法對行政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法律優先原則中，當代的法律優先原則要求，行政不僅不能違反實定的法，而且也不能違反超實定的法。但是，法律保留原則本身要求行政必須在獲得法律的明確授權後才能行為，而這里的明確授權只可能來自實定法，而不可能是超實定的法。如果認為法律保留原則中的「法律」包含超實定的法，則本身與授權明確性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肆』 堅持立法先行體現了依法治國的哪項要求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完善立法體制，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完善黨對立法工作中重大問題決策的程序，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伍』 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是什麼

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總抓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是貫穿決定全篇的一條主線，既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性質和方向，又突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重點和總抓手，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綱舉目張的意義。

一、是向國內外鮮明宣示我們將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涉及很多方面，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這個總抓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三、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主要任務：

法律體系必須隨著時代和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必須不斷完善法律規范體系，使之與社會發展相適應。首先，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要堅持立法先行，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加快完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體系，完善包括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在內的社會規范體系，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基本遵循。

其次，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以良法促進發展。發展要高質量，立法也要高質量。

要以立法高質量發展保障和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再次，要加強重要領域立法，確保國家發展、重大改革於法有據，把發展改革決策同立法決策更好結合起來。加快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加快構建保障我國海外利益的法律體系。

『陸』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中國立法的詳細流程：
(一)法律案的提出
1．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全國人大主席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列入會議議程。二是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是否列人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議程。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法律規定上述兩類主體可以直接向全國人大提出法律案，在實踐中，屬於全國人大立法許可權范圍的基本法律的制定，一般都是在全國人大舉行會議之前，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過常委會審議後，再提請大會審議。實踐證明，這一做法對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法明確規定，向全國人大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經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大審議。
2．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的主體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有關國家機關，即委員長會議、國務院、中央軍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大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再決定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如果委員長會議認為法律案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可以建議提案人修改完善後再向常委會提出。二是常委會組成人員十人以上聯名，可以向常委會提出法律案，由委員長會議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不列入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應當向常委會報告或者向提案人說明。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二)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
法律案是指依法享有提案權的機關或個人向立法機關提出的關於制定、修改、廢止某項法律的議案。根據立法法的規定，提出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其中，法律草案文本是法律案中最重要的內容，它以條文的形式體現立法目的、指導思想、原則和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法律草案，是立法工作的基礎性環節。
根據中央國家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的實踐，法律草案的形成過程，一般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1．立項，作出立法決策。自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來，每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五年立法規劃，每年還制定年度立法計劃。通過制定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將需要制定法律的項目列入規劃和計劃，並列明提出法律草案的大致時間。立項是作出立法決策的重要形式。五年立法規劃經反復討論、徵求意見後報中央批准實施。如果沒有列入規劃和計劃，經過充分調查研究和論證，認為需要制定法律的，也可以作出立法決策，組織起草。在作出立法決策時，應當初步明確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立法目的，立法應當把握的主要原則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2．建立起草班子，開展起草工作。立法列項後，根據提出法律案的時間要求，承擔起草任務的機關或部門即著手起草工作的部署和安排，建立或指定專門的起草人員，組成固定或相對固定的起草工作班子。起草班子一般由來自於與立法事項有關的領導、專家和實際工作者組成。
3．進行調查研究。開展調查研究，是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的重要方面。調查研究的形式包括召開各種座談會、專題研討會、到基層調查、收集各方面的資料等。調查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一是現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對立法事項的規定；二是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相關規定和做法；三是立法事項的理論研究情況；四是實踐中的主要做法、成功經驗和存在的問題；五是實際工作部門、專家學者對立法事項的意見和建議等。
4．形成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分析研究，進一步明確立法目的，並按照邏輯結構擬出法律框架以及對主要問題的意見，確立起草思路。確定法律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是草擬法律條文的前提和基礎。為了使法律草案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意見基本可行，有時還要在一定范圍徵求意見和進行論證，並報起草機關的領導審定，以確保起草工作建立在良好的基礎上。
5．起草條文。確定框架和對主要問題的解決方案後，在研究明確法意的基礎上，著手起草法條，即運用立法技術，科學地表達需要確立的法律規范。起草出來的法律草案，最初一般稱「試擬稿」，供在一定范圍內研究討論。「試擬稿」經起草部門或單位初步討論同意，有的報送有關主管機關批准同意後，形成為「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發各方面徵求意見。對於起草工作中的一些重大、復雜和敏感的問題，起草班子還要及時向上級請示報告，以作出正確決策和判斷。
6．徵求各方面意見。「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形成後，通常廣泛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將徵求意見稿或討論稿印發有關方面書面徵求意見，二是召開座談會、論證會和聽證會徵求意見。
7．形成送審稿並對送審稿進行審查。徵求意見稿經反復討論修改後，形成送審稿，報提案機關討論通過。形成送審稿前，起草單位通常要就法律草案中的重大問題，向上級機關請示報告或正式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提案機關不同，對送審稿的審查程序也有所不同。比如，由國務院部門起草的法律案，在送審稿形成之後、國務院決定提出議案之前，先交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經國務院法制辦審查修改，協調各方面的意見後，報國務院決定。軍隊各總部起草的法律案，報中央軍委決定前，交中央軍委法制局審查修改。
8．由提案機關討論決定，形成正式的法律案。國務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軍委提出法律案，由中央軍事委員會討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法律案，一般由審判委員會或檢察委員會討論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和全國人大專門委員會提出法律案，分別由委員長會議或專門委員會討論通過。提出的法律案，應當同時提出法律草案文本及其說明，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如修改現行法律的議案，一般附有修改前後的條文對照表。
(三)法律案的審議
審議法律案，是立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過程，實質是充分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
1．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會議舉行前一個月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以便代表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大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三是各代表團全體會議或小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主席團提出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全國人大審議法律案，一般經過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法律案在審議中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經主席團提出，由大會全體會議決定，可以授權常委會進一步審議，作出決定，並將決定情況向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報告；也可以授權常委會根據代表的意見進一步審議，提出修改方案，提請全國人大下次會議審議決定。這種情況，實踐中曾發生過幾次。比如，1987年4月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審議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後，由於代表對村民委員會的性質等重大問題有較大不同意見，會議決定原則通過該草案，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關於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規定，參照大會審議中代表提出的意見，進一步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審議修改後予以頒布試行。據此，1987年11月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在對草案進行審議修改後通過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
2．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主要程序：一是在常委會會議舉行的7日前將法律草案發給常委會組成人員，以便常委會組成人員進行認真研究，准備意見；二是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作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由提案人委託的人對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以及法律草案的主要內容作出說明；三是常委會分組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在此基礎上，必要時可以召開聯組會議進行審議；四是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對法律草案進行審議，提出審議意見，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常委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其他各方面的意見，對法律草案進行統一審議，向常委會提出審議意見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的報告，並提出法律草案修改稿。
3．關於三審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法律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般實行三審制，即一個法律案一般應當經過三次常委會會議審議後，才能交付表決。實踐證明，實行三審制，對於充分發揚民主，保證常委會組成人員有充分的時間對法律案進行深入審議，提高立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根據實際情況，立法法又規定了三種例外情況：一是，如果各方面對法律案的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二是，對屬於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如果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會議審議後即交付表決；三是，如果法律案經常委會三次會議審議後，仍有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由委員長會議提出，經聯組會議或者全體會議同意，可以暫不付表決，交法律委員會和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一步審議。
根據立法法規定和實踐做法，三次審議之間的主要分工是：
一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提案人關於法律草案的說明，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草案進行初步審議。一審著重審議制定該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法律的框架結構是否合理等問題。
二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修改情況和主要問題的匯報，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二次審議稿」)進行全面、深入的審議。二審重點審議法律草案二次審議稿對若干主要問題的規定是否合適、可行。
三審，在常委會全體會議上聽取法律委員會關於法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然後在分組會議上對法律委員會提出的新的法律草案修改稿(稱「三次審議稿」)再次進行深入的審議。三審的審議重點是，各方面提出的對法律草案中若干主要問題的意見是否得到妥善解決，對沒有採納的意見是否有充分、合理的解釋和說明。根據常委會的分組審議意見，法律委員會在當次會議中再次召開會議，對法律草案進行必要的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交分組會議作最後的審議。如果常委會組成人員對建議表決稿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則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以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過半數通過。
4．關於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在立法過程中，除了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參加審議討論、提出意見外，還要廣泛聽取各個方面的意見，是我國立法工作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和基本經驗。立法法總結實踐經驗，對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制度，作出了比較全面的規定。主要包括：書面徵求意見、座談會、聽證會、論證會、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幾種制度。
書面徵求意見和座談會簡便易行，可以根據法律草案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有針對性地確定書面徵求意見和參加座談會的機關、組織和專家，便於對有關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因此是我國立法實踐中最經常運用的兩種方式。
論證會，是就法律草案中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問題，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從科學性、可行性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論證意見。論證會制度主要是解決立法的科學性問題，論證意見具有較高的權威性，對立法具有重要影響。為了保證論證意見的客觀、公正，舉辦單位在邀請論證會參加人員時．應當使持各種不同意見的專家都有代表參加，發表意見。論證結論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由同意論證結論的人員簽署，並附少數人的不同意見及其理由，以供立法機關作出全面判斷。
聽證會，是面向社會公開舉行聽取意見會的一種方式。聽證會的主要特點：一是公開、透明。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事先向社會公布，如果公民有意願出席聽證會發表意見，可以報名參加。聽證會一般公開舉行，允許公眾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但如果公開舉行會損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則可以不公開舉行。二是充分、客觀。聽證會的組織者應當在報名參加聽證會的公民中選擇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參加聽證會，以使各種不同意見都得到比較充分的反映和表達。三是程序性強。聽證會參加人員往往比較多，為了使參加人員都有平等的機會發表意見，也為了提高聽證會效率，聽證會一般都要制定聽證規則，對聽證會的發言順序、發言時間、會場紀律等作出規定，以保證聽證會有秩序地進行。聽證會結束後，應當將聽證記錄整理成聽證報告書，提交常委會作為參閱資料。
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是立法發揚民主的又一重要方式。對於一些重要的法律案，特別是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案，除採取以上幾種方式徵求意見外，還採取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的方式，公開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實踐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好辦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先後向社會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民法通則草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草案、婚姻法修改草案等十多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各方面的意見，收到了很好效果。
(四)法律案的表決
列人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各代表團進行審議，然後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各代表團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主席團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代表的過半數通過。
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法律案，經法律委員會統一審議提出的法律草案修改稿，交常委會進行審議，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審議意見進行修改，提出法律草案建議表決稿，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常委會全體會議表決，由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過半數通過。
所謂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是指實有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不是指代表名額或常委會組成人員名額，也不是指到會的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所謂過半數，是指贊成票超過全體代表或全體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半數，贊成票剛好是半數，不是過半數。
(五)法律的公布
法律的公布，是立法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法律生效的必要條件。經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簽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載明該法律的制定機關、通過和施行日期。
法律簽署後，及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和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的報紙上刊登。在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文本。所謂標准文本，就是凡發現各種法律文本之間不一致的，均以常委會公報上刊登的法律文本為標准，以維護法制統一，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

『柒』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堅持依憲治國和立法先行有何重要意義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以執政黨最高政治文件和最高政治決策的形式,對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引導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法治軌道上積極穩妥地深化各種體制改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製度化、法治化的引領、規范、促進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對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內容.我國憲法規定,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基於「沒有法治,就沒有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思維,基於依法治國「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新認識,基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的新判斷,基於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的新理念,我們必須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高到落實黨和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總抓手的新高度來把握,把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納入到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范疇中來展開,把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保障憲法法律實施置放到維護國家治理權威、夯實黨的執政基礎、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大格局中來落實,把建設法治體系、發揮法治功能的基本要求貫徹到引領深化改革、促進全面發展、構建有序社會、保證長治久安的具體實踐中來實現.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新形勢下發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國的要義是,通過反腐治權、依法治官和監督制約公權力,通過尊重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實現人民民主.因此,發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作為國家和社會主體的政治地位和主權權利,必然是依法治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發展人民民主對依法治國的新期待,不僅表現或者停留在公民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依法享有管理權、知情權、參政議政權、監督權等政治民主和政治權利方面,更多的是表現在對社會民主與社會權利,如自我管理、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住房就業、教育衛生、公共服務等;經濟民主與經濟權利,如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獲得財產或企業股份、參加工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帶薪休假、適當生活水準權、安全生產等.廣大人民群眾不僅需要抽象的民主政治權利、民主政治參與,更需要具體實在可參與、被尊重、平等公正的民主政治權利；不僅需要玻璃天花板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政治權利,更需要兌現實在實惠實用的人身財產權利、經濟社會權利、環境生態食品安全權利等具體權益.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主要途徑.依法治國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主要途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推進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學化和信息化,核心是推進國家治理的法治化.一方面,要推進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法治化.法治國家治理制度體系中的絕大多數制度、體制和機制,已通過立法程序規定在國家法律體系中,表現為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因此,發展和完善國家法律體系,構建完備科學的法律制度體系,實質上就是推進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法律化、規范化和定型化,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國家制度體系.另一方面,要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歸根結底是要增強治理國家的權力(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強化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力、遵守力,提高國家制度體系的運行力、執行力.應當高度重視和充分發揮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法治基本方式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全面依法治國不僅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主要內容,而且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和基本方式,對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引領、規范、促進和保障等重要作用.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需要.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社會分工、公平競爭和自由等價交換,實現市場資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因此,要充分發揮市場功能,必須規范政府行為,將權力關進法律和制度的籠子里,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過分干預,依法保證市場主體自主決策、分散決策；必須保護財產權利與人身自由,保證市場主體平等地位,實現公平競爭；必須貫徹誠實信用原則,降低交易成本；必須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有效解決爭議,維護市場秩序.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完善法治體系,形成良好法治環境,實現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通過民主科學立法,實現初始環節資源配置的分配正義；通過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實現法律的執行正義和矯正正義功能.司法作為社會的「穩定器」,可以為市場經濟改革提供一種緩和機制.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加快法治中國建設的必然要求.建設法治中國,是中國人民對自由平等、人權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秩序、尊嚴幸福等法治價值的崇高追求,是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實現國家工作法治化的實踐過程,是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管理國家、治理社會、配置資源、保障人權、馴化權力的良法善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要深入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不斷深化法制改革,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推進依憲治國,切實尊重和維護憲法權威；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法律體系；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成法治政府；推進公正司法,建設獨立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推進全民守法,加快建設法治社會；推進依法治軍,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努力推進地方法治建設,夯實依法治國的實踐基礎；推進法治國際合作,完善國際法治新秩序.最根本的,是要全面推進依法執政,切實加強和改善黨對依法治國事業的領導和保障.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基本途徑.公平正義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普遍價值追求,但卻見仁見智,沒有共識性的最大公約數.在這種社會背景下,我們不宜抽象地主張公平正義,而應當通過法律和法治來表達和實現可操作的公平正義:一要充分發揮法治的功能,重構我國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評判體系,把公眾對於公平正義的利益訴求納入法治軌道.通過科學立法,把抽象合理的公平正義訴求轉化為具體明確的法定權利或權益；通過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公眾的合法權益.公眾通過法治方式,依法維護和實現自己表現為法定權利或權益的公平正義.二要通過公平公正的實體法,合理規定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合理分配各種資源和利益、科學配置各類權力與責任,實現實體內容上的分配正義.三要通過民主科學的程序法,制定能夠充分反映民意並為大多數人接受的程序規則,從程序法上來配置資源、平衡利益、協調矛盾、緩解沖突、規范行為,實現程序規則上的公平正義.四要在發生矛盾糾紛等利益沖突問題時,通過包括司法程序在內的各種法治程序、法治機制來解決,實現法治的實體與程序公正,至少是法治程序的公正.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反腐治權的治本之道.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死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最大障礙.應當更加重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權力放進法律制度的籠子里,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反腐治權,切實從體制、機制和法治上遏制並解決權力腐敗問題.腐敗現象千變萬化,腐敗行為林林總總,但歸根結底是公權力的腐敗,因為權力不受制約必然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所以各法治國家要依法分權和治權.公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五花八門,公權力腐敗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歸根結底是權力尋租,是掌握和行使公權力的各類主體的腐敗,而這些主體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所以各法治國家不僅要依法治權,而且要依法治官、從嚴治吏.在我國,依法治權、依法治官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法治思維下反腐治權的必然要求.反腐必須治權,治權必靠法治.

『捌』 法律優先原則的在行政法中

「法律優先」一詞，源自德國行政法鼻祖奧托．邁耶之首創，他認為，法律為國家意志中法律效力最強者。到目前為止，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的學者在論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素時，也大都把法律優先作為其中的一項。只不過，在他們那裡，法律優先的含義相當寬泛。法律優先（法律優位）這一概念被引人我國行政法學時，多數學者則將其內涵相對限制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認為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優先於行政立法，即強調法律對於行政立法（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
在各種社會活動中，法律優先原則還應包括司法活動優先於其他活動，以體現社會對法律的遵從和敬畏。對於一個公民。但參與司法活動和其他活動出現時間沖突時，應當優先參與司法活動，使司法活動得到優先的保障。 在我國行政法學中引入法律優先這一概念是必要的，但沒有必要象德國、日本和我國台灣地區學者那樣寬泛地使用這一概念。因為他們所使用的廣義上的法律優先一詞，實際上從一個側面表述了依法行政的全面涵義。而目前，我國行政法學明確而公認的概念——「職權法定」已經表述了依法行政的表層涵義，即「任何行政都必須具有法定依據，而不得與之相違反」。只是作為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關系，尤其是法律和行政立法之間的關系卻一直沒有一個相對固定的概念來表述。法律優先一詞則能夠准確而明快的概括出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
同時，在這種意義上使用法律優先一詞，也表明在這里，「法律」僅限於狹義上，即僅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因而與其字面含義相一致。並且，德、日學者所使用的法律優先一詞，只是說「行政」是廣義上的，即法律優越於一切行政活動，而其中的「法律」在本意上則僅限於狹義上使用。因此，將法律優先的基本涵義限定在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繫上是適當的。這樣，法律優先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一起分別從積極和消極兩個方面共同說明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進而與職權法定原則一起共同構成了行政法定原則或者依法行政原則的完整內容。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的基本涵義是指法律對於行政立法幾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優越地位。從這個角度而言，法律優先實質上強調的是法律的位階體系。所謂法律位階，是指「一部法律在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縱向地位。」
在我國，權力機關的立法權居於立法活動的主導與核心地位，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立法權的依據和基礎。行政立法為從屬性立法，是在國家權力機關立法權保留之外的立法，並要受權力機關的監督。
法律優先原則作為法律位階的行政立法中具體作用的客觀要求，在強調國家立法許可權與行政立法許可權劃分的同時，側重於要求低位階法律規范的制定必須以高位階的法律規范為依據，前者必須服從於後者，並不得與之相抵觸。
據此，法律優先原則又可具體導出「根據（法律）」和「不相抵觸」兩個派生性原則：
一是「根據（法律）」原則。該原則是指行政立法應服從法律位階的要求，以上位法作為行政立法的根據。「根據（法律）」原則理清了立法權在不同地位的國家機關的許可權劃分標准，保障了國家立法體系的統一性和有序性，同時也是對行政立法內容的一種限定，使行政立法遵循上位法的規定，符合內容合法有效的成立要件。
二是「不抵觸」原則。所謂「不抵觸」，是指在法律位階的層級結構中，下位階的法律不得與上位階的法律相沖突，凡有沖突應以上位階的法律為准繩。與「根據（法律）」原則相比，「不抵觸」原則主要側重於行政立法的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為了執行法律而進行行政立法，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和原則，其立法內容不得與法律相悖。

『玖』 立法體系與法律淵源的關系

不太懂的小白說:法律淵源大概是指法律的來源 ，例如諸如1.民族習慣 2.歷史淵源（常見於海洋法系）3.在立法前已經存在的成文或不成文法規或協定（中世紀西歐各城幫或者公國在統一後常選取各城幫中相近的類似的條文填充進全國范圍內立法的法律內。文字復興後南歐各國的商貿法也大多脫胎於立法之前行會，商會的協定與條文。） 3.一些普遍適用於當地的道德約束內容 4.宗教信仰 這就太多了 政教合一的國家隨便找一個都是。法律淵源偏重於「法律為什麼這么制定」。而立法體系指的是立法的機構 程序 包括法律法案條例的採集整理 法律所保護的適用的對象（同樣是人，古雅典的法律只保護公民不保護奴隸，甚至是奴隸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權益都不受法律保護。最早的漢謨拉比法典也是）立法體系更偏重於「法律是如何制定出來的」
另 不太同意綠包菜的「先立法後淵源」，淵源早於立法，且立法必須尊重淵源。當然僅從「立法」這個微觀角度來講必然是先准備立法 再考慮法律來源。

個人見解

『拾』 法律是以情為先還是以法為先

古人雲法律不外乎情理，有合理性。指在立法時要考慮道德人情。但守法、執法應嚴格按照法律規定，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排斥人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