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立法

① 違背立法本意,具體指什麼

違反立法本意是指立法的具體制度的實施和立法目的相沖突，這是在採用目的解釋時才會出現的情形

② 請從公平正義的角度談談我國加快推進反腐立法的必要性

不用談，假說。

③ 明顯違背立法原意的是指法官還是訴訟人

明顯違背立法本意的，這是既不是指法官，也不是指其他訴訟參與人，而是指原判決、裁定明顯違背立法本意。

法律依據：最高法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十三條 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為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一款第（六）項規定的「適用法律確有錯誤」：

（一）適用的法律與案件性質明顯不符的；

（二）確定民事責任明顯違背當事人約定或者法律規定的；

（三）適用已經失效或尚未施行的法律的；

（四）違反法律溯及力規定的；

（五）違反法律適用規則的；

（六）明顯違背立法本意的。

④ 當今反腐倡廉應該吸取古代哪些經驗教訓

我國歷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視反腐敗立法工作，一些王朝還制定了反腐敗的專項法律法規，如秦朝的《為吏之道》、唐律中的《職律》、明朝的《大誥》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刑治貪。如秦律規定貪污與「盜」同罪；漢律規定「吏坐受賕枉法，皆棄市」，且子孫三世「皆禁錮不得為吏」；唐律規定對監臨主司受財「二十五匹絞」，收受錢財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對貪污行為的規定外，還利用「准敕」、「臣等參詳」等形式加強對贓罪的懲處，且對犯贓官員實行連坐制。

⑤ 居住權的反對立法

學界對居住權的立法也有持反對的態度的，其主要的理由有如下幾點：
1、認為古老的居住權不能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羅馬法設立居住權等人役權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解決在當時一部分沒有繼承權而又缺乏勞動能力的特殊群體（如妻和被解放的奴隸等）的生活問題。而在「西學東漸」時，用益權卻「消失」了，居住權也不見了。對此解釋，台灣民法物權編中稱：「歐洲諸國民法於地役權及人役權皆設有規定。
2、認為居住權不能融入中國現有的物權制度的體系框架。要承認居住權，就必須先承認地役權和人役權的二元結構體系的劃分，然後再把居住權視為人役權之一種而規定在用益權（或使用權）之後（因為德國和瑞士的民法典沒有使用權的設置，居住權是用益權的直接下屬概念）。其中用益權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制度，擁有龐大的規則體系，權利義務的設定非常詳盡。而居住權總是存在於「用益權-（使用權）-居住權」這一權利梯隊中，它們之間具有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居住權難以脫離這一范疇而獨立存在。
3、不符合現代物權法「物盡其用」之原則。古羅馬的傳統居住權具有很強的人身依附性，不得轉讓、繼承和出租，也不可以就居住權設定抵押權以及其他任何權利負擔，即使居住權人生活拮據，為生計所迫也不例外，從而導致了居住權的封閉性和不具流轉性。
4、居住權實踐中存在的消極方面。由於所有權人和房屋的居住權人是分開的，彼此間沒有積極的權利義務，雙方都不會來關心你這個財產：前者一般只是消極地等待居住權的消滅以回復所有權，一般是既不會去收取「租金」也不會去維修房屋；而居住權人除了日常維護看管外也不會對房屋進行維修，即使能讓房屋增值也在所不問。
5、物權法不是社會保障法，物權法的旨意和價值核心也不在此。一個社會總是會不可避免的存在著弱勢群體，隨著社會現代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社會保障體系的日益完善，完全不必在物權法中加以設立一個使用和適應范圍都很窄的居住權去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對於實際需求很小的居住權的適用事項，可以盡量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去解決，如為解決保姆或家庭其他成員的居住問題，可用附條件的遺囑方式來實現。對於離婚婦女的居住問題，現有的婚姻法已很好地解決了，並已為普通大眾所接受，完全不必新設一個對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居住權，並提高到物權的高度。

⑥ 反腐立法 時間表 是什麼呀 是列出個時間立法嗎

1999年的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上，時任上海社科院院長的人大代表張仲禮提出了法回制反腐觀點，提交了《建議答制定國家「反腐敗法」的議案》，這份全國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議制定《反腐敗法》的議案，被確定為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的「一號議案」。三年後，全國人大代表宋清渭再提制定《反腐敗法》。2005年、2010年，全國人民代表周洪宇、周曉光，也分別提出了反腐立法方面的建議。去年「兩會」上，徐安等30多名江蘇團人大代表提交《制定反腐敗法，對公職人員廉潔作出硬性規定》議案。法制反腐的呼聲使反腐立法繼續成為今年全國「兩會」上的共識。
今年，反腐立法終於初露曙光，3月9日，在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解讀「未來5年的立法規劃」時，提到「完善反腐敗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是今後5年的立法重點。這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時間表。這一天，距全國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議制定《反腐敗法》的議案，恰滿14年。
這就是說，在五年內將出台《反腐敗法》，以有效打擊和遏制腐敗行為，讓我們試目以待。

⑦ 多少韓民眾反對立法禁吃狗肉

夏季來臨，作為傳統滋補食品的狗肉湯在韓國再次受到中老年人的推崇，但不少動內物保護組織希望藉此禁止在韓國容吃狗肉。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多數韓國人不贊同通過立法手段禁吃狗肉。

盡管是否吃狗肉的爭議在韓國已持續數十年，但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超過半數的韓國國民對食用狗肉仍持贊同態度。韓聯社25日稱，專業調查機構近日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51.3%的人反對立法禁止食用狗肉。

⑧ 我國歷代反腐敗的教訓與啟示

我國歷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視反腐敗立法工作，一些王朝還制定了反腐敗的專項法律法規，如秦朝的《為吏之道》、唐律中的《職律》、明朝的《大誥》等。古代反腐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刑治貪。如秦律規定貪污與「盜」同罪；漢律規定「吏坐受賕枉法，皆棄市」，且子孫三世「皆禁錮不得為吏」；唐律規定對監臨主司受財「二十五匹絞」，收受錢財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對貪污行為的規定外，還利用「准敕」、「臣等參詳」等形式加強對贓罪的懲處，且對犯贓官員實行連坐制。
■腐敗的發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時代，它普遍存在於每一個社會中，也是每一個政權都面臨的問題
■古代的中國，在輿論上力倡重義輕利，目的無非是為了遏止人們自身的貪婪之性
■既然腐敗與權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為歷代帝王奉行的治國原則
古人釋「貪」為「欲物也」，「愛財」，「探也，探入他分」。即貪就是對物的佔有慾望，喜歡錢財，以致忘乎所以探入別人囊中，獲取非分財物。當官吏利用手中的權力，「探入他分」的時候，公眾的利益就會受到侵害，腐敗便由此產生。因為腐敗與人們的貪欲密切相關，與權力相依相伴，所以腐敗的發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時代，它普遍存在於每一個社會中，也是每一個政權都面臨的問題。腐敗是政權的腐蝕劑，對政權的危害自不待言；更為嚴重的是，腐敗損害社會的公正，動搖人們的信念，泯滅人們的良知，使公眾的道德產生危機。
在社會生活中，因為腐敗的危害顯而易見，所以反腐敗便常常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腐敗與反腐敗幾乎充斥著每一個王朝的政治、社會生活。筆者發現，中國古代社會對腐敗的遏止是從兩個方面入手的。
一是通過道德的教育，遏止人們尤其是官吏的貪欲。這是一種營造環境、綜合治理的方法。這種教育都是從家庭開始——以清廉為榮、以貪墨為恥，是中國古代家訓的重要內容。廣為流傳了近千年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家訓，唯一的內容就是決不允許為官的子孫貪贓枉法，若有貪贓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將有貪贓行為的子孫永遠開除家籍，連死後都不得葬於祖墳，這在家族關系發達的中國古代社會可謂是最嚴厲的家法了。此外，社會教育的效果也不可小視。古代的中國，在輿論上力倡重義輕利，目的無非是為了遏止人們自身的貪婪之性。孔子所言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對「重義輕利」的最好註解。愛財固然發自人的本性，但是，財物的取得卻必須合乎道義，遵守規范。「探入他分」，獲取不義之財的人將會為輿論所不齒；利用權力貪贓枉法的官吏更會遭到輿論的鞭撻，成為後世為官者的懲戒。堅持不懈的道德教化，有利於養成揚清激濁的社會風氣，也有利於官吏的見賢思齊，自尊自律。
中國古代遏止腐敗的另一種方法是建立監督官吏的機構和制定嚴懲貪贓的法律。既然腐敗與權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為歷代帝王奉行的治國原則。掌「糾舉百官，肅正綱紀」的監察之職在中國古代格外重要。監察機構的首長——御史大夫或都御史位副相之位，對朝廷百官的不法或不當行為都可以進行彈劾，同時御史台根據制度不斷派出官員巡視地方，以察舉地方官員的非法之舉。懲貪法律的制定在中國更是源遠流長，作於西周時期的刑書《呂刑》便告誡諸侯和官吏，在審理案件時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貪財受賄，不要敲詐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為將會受到五刑的嚴厲懲罰。聞名於世的《唐律》雖然只有五百零二條，但是其中涉及到嚴懲官吏腐敗的條款甚多。為防止權財交易，《唐律》規定，為人（或為自己）求情而破壞制度者，處笞五十之刑；如果主管官吏答應了請求，與求情者同罪。如果收了別人的禮物而為人求情違法，其罪將比「贓罪」更重，最高刑可以判至流放兩千五百里。如果收了禮物，但並未枉法者，則減等處罰。
就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設比較而言，中國古人似乎更注重前者。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以教化為重的「禮治」社會，人們深信，發自人們內心的道德的約束力遠比制度的制約力強大、持久、深入。不能否認，中國古人對道德的追求和信念，對防止腐敗有著明顯的成效。但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另一面，即對道德的過分依賴，使我們常常漠視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以致使一些制度成為「具文」，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因此，我們借鑒古代的經驗，既要充分發揮道德的教育作用，又要重視制度的制約作用，這樣反腐倡廉才會卓有成效。
看《帝國潛流》解讀可怕的灰社會現象 小 喬
公元1135年6月17日，被金人囚困在五國城的一代藝術家皇帝宋徽宗，在「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的悔嘆中，黯然辭世。中國歷史上帝王有不少，但沒有幾個人的命運，如他這般跌宕凄涼。這個很有才情的皇帝，本可以享受著君臨天下的愉悅，而用李光閣在《帝國潛流——水滸灰社會解密》中的話說，他卻用了生命中最後的八年，在異國的冰天雪地里咀嚼著「灰社會」帶來的苦果，並由此走上了歷史典籍，背負著後世數不盡的嘲諷。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於用簡單、線性的定式和思維，來認識和理解歷史以及現實中所發生的事件。如果轉換一種方式，也許能夠賦予歷史詩性般的活力和顛覆性的美感。在解讀北宋帝國興衰的深層次原因時，李光閣摒棄了傳統的理論歸納，而是引入「灰社會」這個概念，將北宋帝國的滅亡向形象化方向引伸。正如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虞和平研究員評價此書時所說，該書「在洞察世態人情毫末的基礎上，探索帝制社會崩潰的文化、制度、律法、人心向背的原因，閃爍著理性智慧和感性思辯的光焰」。
在作者看來，國家的職責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國家應當能夠藉助暴力機器和意識形態，維持律法秩序、保護國民利益、抗禦外來威脅，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果一個國家控制不了領土，保障不了國民安全，無法實現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個人生存受到外來勢力的干擾，律法和權力成為攫取私利的工具時，國家便處於「灰社會」狀態。這樣的國家雖然表面上穩定，但蘊涵著巨大的風險。
作者沒有故弄玄虛地兜售理論，而是通過解構婦孺皆知的名著《水滸傳》，以故事化文本還原社會原生態。經濟學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總編輯鄒東濤教授對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作者藉助於現代散文話語的敘述與神采，營造了一個真切而厚重的歷史閱讀場景，頗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度。讓人在輕松閱讀的同時，切身感受帝國王朝動盪與個人硬度生存的沖突，獲得對傳統社會下文化心理與制度指向的直觀認知。

⑨ 法學論文

希望能幫到你 哪怕一點點

就業的門檻和物價一樣越來越高了，有的招聘單位居然要求女生乳房要對稱了！按此速度發展下去，不久的將來可能要求SIZE36以上的女生才可參加面試了

參加過應聘、艱辛地找過工作的人都有體會，沒找過工作，逛過街的人也知道。在用人單位「買方市場」的今天，求職者常常受到就業歧視，理由五花八門，甚至荒唐可笑，略加歸納，列舉如下：

身高歧視。這是司空見慣的，女營業員身高158厘米，外表秀氣，開朗活潑。。。要求類似選美。因為大家太常看到了，以至於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了！
姓氏歧視。據報道，有個女孩畢業後，准備當一名營業員。她與一位經營布料的老闆面談。這位老闆有意聘她，但一聽女孩姓裴，便馬上改變了主意。從此，先後十餘次求職均被拒之門外，只因女孩姓「裴」。
性別歧視。很多企業招用員工時將女性拒之門外。同等條件下，除非女性應聘者特別優秀才會考慮，而對男性並沒有這個要求，這就是傳說中的『寧要醜男武大郎，不要才女穆桂英』！！
經驗經歷歧視。在一些招聘廣告中，常常有對「經驗」的要求，這使一些根本沒有工作經驗的大學生或無工作經驗的人才望而卻步。其實，有些職位對經驗的依賴並不多，只要經過短期的接觸或培訓就可勝任，試問剛跨出高校門檻的大學生怎麼會有兩年以上的銷售經驗（不排除個別情況）、*******經驗呢？對於應聘者來說，個人經歷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有過犯罪前科或坐過牢的人，他們的就業道路將是處處碰壁、一片荊棘。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冷靜的思考自己的人生，不要走上不歸之路！！！

學歷學校歧視。有很多企業在招聘過程中，對「學歷」的要求動輒以碩士、博士為硬性標准，但實際上所需人才的崗位有專科學歷就足以勝任，沒有必要高薪聘用碩士、博士，造成無謂的人力資源浪費現象；有的企業則對名牌大學情有獨鍾，非名牌畢業生不錄用；而有的企業則偏愛「海龜（歸）」，有句話叫：「海龜上岸，土鱉滾蛋」。
血型歧視。一家公司不惜重金聘請銷售總監和國內、國際市場銷售經理，除了要求高學歷、多年在大型企業的工作經驗、出類拔萃的管理開拓能力之外，還有一個條件：血型為O型或B型。在招聘時對血型有要求實屬少見。？？？難道企業也像女生一樣迷戀星座？
戶籍地域歧視。現在各大城市都有許多工種不允許外地人涉足，也就是戶籍歧視。北京就明文規定一些行業限制使用外地人員，如金融與保險業的各類管理員、業務員、會計、出納員、調度員、星級賓館前廳服務員、收銀員、話務員、核價員、計程車司機、辦公室文秘等，這些工作都不許沒有北京市戶口的外來人員從事。此外，地域歧視也相當嚴重，比如前一段時間炒得相當熱的《河南人惹誰了？》、《千萬別惹東北人》等書都反映了地域歧視的嚴重態勢。
類似的就業歧視現象不勝枚舉。按照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人都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一權利，但公民平等的就業權利在現實中卻不斷被閹割。

針對上述就業歧視現象，有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中國需要制定《反就業歧視法》，明確確立就業平等、禁止就業歧視的法律原則，並由政府部門履行對就業市場歧視性行為的監管職能。其實，是我國立法滯後了，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禁止就業年齡歧視的法律，如美國有《僱傭年齡歧視法》，禁止任意的年齡歧視。而我國缺乏對個人就業權利和就業機會的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增加了社會就業成本，降低了社會總福利水平，造成人力資源的不當配置和嚴重浪費。

良法是人類理性的體現，同時又促進人們形成理性的理念。如果繼續縱容如此明目張膽的就業歧視，忽視弱勢群體，那麼法律的公平價值、秩序價值又何以體現。在秉承『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國，沒有幾個人敢如此囂張的挑釁法律的威力！同樣因身高受歧視的案件，在我國公務員考試報考條件尚未修改時在重慶等地區也發生過，但是正是因為沒有一部明確的法律來保護這一弱勢群體，現實生活中，就業歧視的現象仍屢禁不止！因此，我認為，為保護就業者的合法權益，保障各類人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平等的就業機會，制定《反就業歧視法》勢在必行，以禁止在勞動力市場中出現的種族、性別、年齡、地域、戶籍、相貌、身高和學歷在內的任何形式的歧視。

禁止就業歧視的立法理由及其法律界定
近年來，隨著人權保護的觀念深入人心，就業歧視（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又稱職業歧視 ）問題漸漸凸現，並日益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而就現狀而言，我國立法上對於就業歧視的規定不夠完善、缺乏可操作性；法學理論上對就業歧視也未能形成合理統一的觀點；而各地方法規、部門規章上所存在的歧視壁壘更是比比皆是。因此，亟需制定禁止就業歧視立法。本文僅對禁止就業歧視的立法理由和就業歧視的法律界定展開研究。

「歧視」在現在的一般含義是指根據階層或者群體而不是根據個人的特長或優勢加以區別對待和考慮 。雖然上述定義過於寬泛，但歧視本身的確是一個中性詞彙，在經濟學中更是如此。正是基於此，經濟學中甚至法學界中一直有著是否應當反歧視的爭論。關於其如何漸漸演化為貶義詞，有學者這樣描述：「歧」指岔道，「視」指看待，即白話文的「分別看待」。可惜「歧」字後來引申為專指若干條岔道中錯誤的那條，「歧視」一詞也跟著添上了貶義。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差別對待都不合理，因為對於個體的人而言，差異是存在的，這其中有自然屬性的差異也有後天努力所形成的差異。根據後天努力所形成的差異進行區別對待，比如根據技能，恰是促進人發展的動力。而只有以自然屬性差異為標准進行的差別對待才是歧視。即便做這樣嚴格的限定，這種一般意義上的歧視也遠遠超出了我們要討論的范圍。本文將僅圍繞「法律含義上的歧視」對「就業歧視」進行討論。

一、禁止就業歧視的立法理由

（一）反對立法禁止就業歧視的理由

1、經濟學上支持歧視的根據

最早關注歧視的是經濟學而不是法學。在經濟學上，有很多理論支持歧視。經濟學家認為「歧視」的根源在於資源的稀缺。由於資源稀缺，進而決定必須有競爭的市場才能最充分有效的利用資源。而競爭必然意味著選擇和淘汰，這一過程也必然需要規則。根據競爭的各種規則，人就被分成了不同的群體。經濟學家相信，一個完全競爭市場擁有眾多的賣者和買者，所有沒有一個買者或者賣者對價格有顯著的影響力。在經濟學家的眼中，不正確的歧視在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中不可能維持。因此我們可以也總是能夠觀察到這樣的現象：有錢的可以乘坐豪華轎車、漂亮的女孩可以參加選美大賽、學習好的可以就讀名牌大學、個子高的可以打籃球等等。上述種種，本身就是這個競爭的社會的一般規則。「可見，「競爭」和「歧視」，是形影不離的親兄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同一種現象的兩種說法。」因此，自由競爭就必然意味著歧視，只要我們需要競爭，就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消滅歧視。

2、企業用人自主權的需要

有學者認為，將「就業歧視」套在私營或獨資企業上，就回到了政府及社會在用人制度上直接干預其自主權的舊體制。企業追求的是贏利上的吹糠見米，而不是理論上的「道德關懷」。因此不能採用立法的方式反就業歧視。而就業歧視在所有企業都轉變人才觀念的時候，在整個社會對人才的評判標准趨於理性化的時候，在勞動力再不極度過剩的時候，便可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
更有學者進一步主張，人的一切選擇行為都是歧視的。而就業歧視行為都只是企業們在「取己所需」而已，這么做怎麼不會「增加社會的就業成本，降低社會福利水平」。甚至認為，正是「歧視行為」把人們配置到了他們各自最能勝任的職位。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得到更好的發展。並總結性的主張，「就業歧視」行為是沒有感情色彩的，是必需的，只有實行「就業歧視」企業才能找到合適的員工，才能發展，因此不應該立法反對就業歧視。

3、合同自由和保持立法權威

有學者在合同自由的基礎上認為，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有選擇是否簽約的權利，擇優錄取是行使這一權利的必然，因此「歧視」是雙向「擇優錄取」的特殊表現形式。況且合同自由決定了，只有雙方意思表示達成一致時才會簽約，所以不能認為這是歧視。再者「立法是神聖而嚴肅的事情，不能因事立法。而且有法不依、有法不執就相當於沒有法。這也不是立法就能解決和杜絕的事，因為隱形標准難以約束」。

（二）制定反就業歧視立法的理由

盡管，對於是否立法禁止就業歧視尚存在爭議，但是多數學者都是持贊同的觀點。 我們認為前述反對觀點並不成熟也缺乏依據，在總結已有理論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四點立法理由。

1、 實現人類基本價值的需要

自由和公正是基本的人類價值，為了實現它們有多種制度可以選擇。傳統的經濟學鼓吹自由的競爭市場，而制度經濟學家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未必就能產生平等。權勢的個人或者集團的強制總是能夠打破競爭的自由。而這正是我們需要政府的一個主要理由：即要在這種情況下確保所有個人都能得到保護。既然自由和公正是基本的人類價值，我們就必須確定公正的標准，在「程序公正」和「社會公正」之間做出選擇。所謂程序公正意味著個人和權力機關應對同等情況下的他人一視同仁；而社會公正指結果平等，即社會地位和交往的結果應該是平等的。但是，顯然社會公正與自由和繁榮的實現水火不相容，因此並非現代社會的適當選擇。而程序公正必然要求不分種族、宗教、貧富或親疏地保護同等的基本權利，換言之，程序公正就意味著實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此必須克服甚至消除歧視。

2、 「和諧社會」的訴求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而和諧社會的第一個特徵就是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開放和平等進入。 在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正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如果不能夠在程序上保證各群體的包括平等就業在內的勞動權利，很有可能會造成某種社會動盪和不安。僅以受歧視的乙肝患者為例，除了已經爆發的周一超殺人案等惡性事件外，我們注意到種種激烈的言詞出現：比如「我是乙肝患者，但我不是乙等公民」、「因遭乙肝歧視殺人，周一超能否成為孫志剛」 等報道。而在著名的「肝膽相照網」論壇注冊的網民就已多達87,424人。 這些現象無一不在提醒著我們必須正視社會上存在的歧視問題，而就業歧視涉及人的生存權更是首當其沖。

3、 立法反歧視是保障基本人權的途徑

在黨的領導下，我國歷來重視對人權的維護和保障。黨的十五大指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權」，黨的十六大重申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方針，同時提出了「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2004年，憲法又進一步明確規定了「國家保障和尊重人權」。我國近年來參加的《世界人權宣言》、《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國際人權公約和文獻也已多達21個。而勞動權就是一項基本人權。雖然單位應當有自由的用人自主權，但是以同工作性質和需要無關的原因、隨意地進行聘任、給予區別待遇必然會侵害特殊群體的基本人權，況且「不歧視加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和法律不加歧視給予平等保護是保護人權的一項基本原則」，為此，有必要進行國家干預、通過立法以指引和矯正就業歧視的存在，這樣才能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權保障機制。

4、 完善現行法的必然選擇

關於禁止就業歧視的立法，在我國並不是不存在，但是卻失之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且「公民有勞動的權利」。這兩條結合起來是禁止就業歧視在我國的憲法淵源。而具體到部門法，雖然《勞動法》也明確禁止就業的「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歧視，並進一步規定「婦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 但是由於缺乏具體的權利救濟程序和民事責任。事實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曾對62個定點城市勞動力市場職業供求狀況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7％的用人單位提出了性別限制，或明文規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懷孕生育。而制定《反就業歧視法》，就是不僅要進一步明確就業平等、禁止就業歧視的法律原則，而且更要作出具體的、操作性強的規定，並由政府部門履行對就業市場歧視性行為的監管職能。

二、就業歧視的法律界定

（一）、國際條約對就業歧視的界定

為實現反歧視的目的，在各國家、地區、國際組織的共同努力下，一系列的國際條約得以訂立，力圖為在國家和地區內反歧視設定最低的標准和範例。這包括：反種族歧視方面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性別歧視方面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勞動權利方面的1951年國際勞工組織第100號公約《對男女工人同等價值的工作付予同等報酬公約》，就業方面的國際勞工組織第111號《勞動和職業歧視公約》等。

在這些公約里都對具體的歧視作了某種界定，雖然每個公約都限於其所旨在消除的具體歧視類型，但這些定義對於我們在法律上清楚界定就業歧視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比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一條規定「……對婦女的歧視一詞指基於性別而做的任何區別、排除或者限制，其作用是為了妨礙或者破壞婦女基於男女平等、無論已婚還是未婚……享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而國際勞工組織第111號《勞動和職業歧視公約》認為歧視是基於種族、膚色、性別、宗教、政治見解、民族血統或社會出身所做出的，後果是取消或損害勞動或職業機會均等或待遇平等的任何區別、排斥或者優待。但是，對於一項特定工作基於其內在需要的任何區別、排斥或者優待不構成歧視。「勞動」和「職業」包括獲得業務培訓、獲得工作和特別職業，以及勞動條款和條件。111號公約所提供的定義從歧視的原因、存在的領域、侵害的權利三個角度對就業歧視進行了比較完善全面的界定。同時又排除了正當的不平等對待。這種定義方式尤為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不過，在借鑒國際公約對於歧視的界定時，我們不能忽略另外一個被視作是歧視的例外的相關概念，即積極行為（有時又稱為平權行動）。積極行為（affirmative action，positive action）是指為了糾正已經存在的歧視行為，法律強制或者用人單位自願給予某些法定人群優惠的行為。積極行為是實現事實上平等的工具。聯合國秘書長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將聯合國各級女性官員的男女比例提高到50/50的行政指示就是典型的例證。《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1條第4款規定了這樣的特別措施「專為使若干必須予以必要保護的種族或民族團體或個人獲得充分發展而採取的特別措施，以確保此等團體或個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權或基本自由的，不得視為種族歧視」。

（二）、其他地區和國家對反就業歧視的界定

1、歐盟

在介紹歐盟關於就業歧視的界定時，我們首先要注意，歐盟在進行成文法化之前，判例法已經預先對於歧視的含義作了限定。歐盟的判例法清楚地闡明，並非任何區別對待都等於被禁止的歧視，只有那些沒有客觀或者合理理由的區別對待，即非追求合理目的或者手段和目的不相稱的區別對待才是被禁止的歧視。以此為前提，適用於歐盟成員國的《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的《第12議定書》規定，「鑒於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並有權受法律平等保護的基本原則」，「任何依法享有的權利應當得到保障，而不因任何諸如性別、種族、膚色、語言、增交、政治、或其他見解、民族、或社會出身、同少數民族的聯系、財產、出生或者其他身份等理由而受到歧視」。 需要注意的是，根據對《議定書》的解釋報告，這一界定是一種非窮盡的列舉。之所以沒有將其他的類型，比如身體或者精神殘疾、性趨向以及年齡也加以列舉的原因，是為了同《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第14條保持一致性，以免使成員國誤以為不被列舉就不屬於保護的范圍。 而歐盟《建立勞動和職業平等待遇基本框架》指令 的第一條對就業歧視做出了更具體的規定。在該指令中，就業歧視包括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該指令先規定了歧視的類型限於宗教、或信仰、殘障、年齡或者性趨向。接著指出，直接歧視是指因前述的原因對於相似條件給予另外一人較差的待遇。而間接歧視指因為所屬群體不同而在適用表面中性的條件、標准或者實踐將導致某一類群體處於不利境況時的情形，但是如果有合法目的，並且為實現該目的所必需和恰當的情況除外。

2、其他國家和地區

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歧視的法律調控機制比較分散，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完善的平等法律制度的國家。在這些國家都有法律明文規定禁止直接和間接歧視、建立了獨立的機構協助被歧視人、並規定了積極行為來保障平等的實現。在這一目錄下的典型國家包括荷蘭、愛爾蘭、義大利、比利時、英國和瑞典。而其他國家則分散在多個法律中，且往往沒有健全的體制來保障個人訴訟。在此，僅以愛爾蘭為例介紹第一類國家的規定。

1998年愛爾蘭頒布了就業平等法，該法於1999年10月18日正式實施。 其第6條規定，在同勞動關系相關的任何方面禁止根據性別、婚姻狀態、家庭狀態、性趨向、宗教信仰、年齡、殘疾、種族、以及國別進行直接和間接歧視。此外，在職場根據以上原因對職員進行騷擾也是被禁止的。而僱主有義務採取合理措施避免出現職場騷擾現象。該法既適用於公共機構也適用於私人部門，包括貿易協會、專業協會、以及職業介紹機構。至於積極行為，在愛爾蘭只被允許針對性別、超過50歲的人、殘疾人以及外國人採取。為了確保平等勞動權的實現，愛爾蘭設立了兩個機構分別處理個人投訴以及開展促進平等的活動，即平等事務調查處（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Equality Investigations）和平等事務局（Equality Authority）。前者擁有調查權，並可以做出有約束力的裁決，其對歧視的補償裁決可以達到兩年的工資總額。而後者實際負責平權行動和起草相關法案。

（三）國內學者對於就業歧視含義的界定

由於對於就業歧視研究的匱乏，國內學者對於就業歧視的含義都有著不同的觀點。概括來看，國內學者對於就業歧視的定義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1、將就業歧視限定於狹義的就業過程或就業機會歧視

有學者緊緊圍繞勞動法的規定指出，「就業歧視是對平等就業權的侵害,所謂平等就業權是指具有勞動能力,達到法定年齡的勞動者能夠在勞動力市場上選擇用人單位從而平等地獲得參加社會勞動的機會,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膚色、國籍、個人身體素質等不同而遭受歧視的權利。」 也有學者給出了類似的定義，認為就業歧視是指「條件相近的求職者在求職過程中，由於某些與個人能力無關因素的影響，自己不能夠享有與他人平等的就業機會，從而使其平等就業權受到侵害的現象。」

2、採取列舉歧視表現的方法進行界定

有學者採取列舉方式表述了普通觀念中對就業歧視的理解，指出，勞動力就業中的歧視包含三種不同的意義:一是表現為心理上的不喜歡，這是以招聘考官的個人喜好而定的；二是不公平對待,即對應聘者以不同的方式對持；三是不公平待遇,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主要是指勞動者的就業權利、社會地位、工資、福利等方面,它使勞動者在進入市場時就處於一種不平等的地位。

3、根據歧視的類型進行界定

有學者根據歧視存在的不同類型，比如是基於性別還是年齡等，對就業歧視做出了如下的定義：「就業歧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和經濟過程,其根源在於社會習俗,並被那些剝奪弱勢群體的較好的教育與工作機會的體制所強化。它主要是指因種族、性別、年齡、地域、所受教育狀況等方面的不同而給予的不平等待遇。根據造成這種不平等的原因的不同,可以將其分為絕對不平等和相對不平等。」

（四）對國內學者定義的評價

1、定義狹隘

概括來看，以上定義具有兩個共同點。首先，定義都是以我國《勞動法》第三條「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的權利」，以及十二條「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的規定為基礎，將勞動法上的歧視限於侵犯就業平等機會，從而就業歧視的定義被限定為就業過程歧視。其次，定義都認為就業歧視是對平等權的侵害。

我們認為，盡管以上定義基本上抓住了歧視本質上是對平等權的侵害這一核心，但卻囿於現行《勞動法》的規定、過分的限制了就業歧視的含義。按照我國勞動法的規定，平等就業權是指勞動者不論其民族、種族、性別、宗教的不同，均享有平等的獲得就業機會的權利。換言之，我國《勞動法》上的就業權是指「就業機會權」。平等就業機會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就業資格的平等，二是就業能力衡量尺度的平等。但是，平等就業機會權僅是勞動權的直接體現之一,是實現其他勞動權的前提，勞動權的內涵遠不止於此，還包括但不限於《勞動法》第三條規定的其他權利。盡管我國《勞動法》在條文中只明文宣示「就業平等」，並且在第二章「促進就業」中明文列舉了就業機會歧視的種類，但是，誠如上文所述，抽象勞動權下所有具體化的權利都理應平等獲得保障，這是平等權的應有之意。因此，我們認為歧視不應被限定在就業機會歧視上，應當涵蓋所有的具體勞動權。

有的學者意識到了「就業歧視」的廣泛含義，在定義「就業歧視」這一概念時指出：「所謂就業歧視,是指條件相等或者相近的求職者在求職過程中,或者受雇者在就業時由於某些與個人工作能力無關的因素不能夠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以及工資、配置、升遷、培訓機會等就業安全保障的平等待遇,從而其平等就業機會受到損害的現象。」 盡管該學者在定義的最後又錯誤的把平等就業回歸到平等就業機會，但是，從其定義中可以看出，該學者所意指的「就業歧視」不僅限於對勞動法上「平等就業機會」的侵犯，而且包括對於就業安全保障的不平等對待。

基於以上，我們認為有必要在區分就業權和就業機會權的基礎上，統一「就業歧視」的含義，避免將就業歧視進行不當的限制或者導致對於就業歧視的狹隘誤解。

2、忽視間接歧視的存在

在國內學者的定義中，幾乎都將視角限於就業的「直接」歧視上。我們認為，就業歧視不能僅限於直接的不平等對待。事實上，勞動過程中形式上的平等有時候會導致實踐或實質的不平等。如果用人單位的招聘測試不恰當，有可能會排除某一類群體的被聘用。比如，在美國著名的Griggs v Duke Power Co一案中，用人單位提出了高學歷的要求，而這個要求對於工作性質而言並非必要，並且在美國黑人這一人群往往學歷偏低，因此這種高學歷的要求大大降低了黑人的錄用比例，被法院認為構成歧視。所謂間接歧視就是指這種對不同人群所採取的表面形式平等的對待。這種現象在我國也相當常見，但卻往往被忽視、甚至司空見慣。比如，用人單位追趕潮流式的用書面測試的方式進行招聘，而測試內容卻並不科學；還有對不同年齡段的人使用同樣的體能測試標准等等。一般而言，如果某人將一種條件或者要求?C

⑩ 「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誰的思想

「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慎到的思想。

慎到主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即百姓、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時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各級的官吏只能嚴格地遵守法律和執行法律，即「以死守法」。

百姓則要接受法令的規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認為這樣才能實行法治，並取得功效。在君主具體執法的過程中，慎到提倡法治，做到公平執法，反對人治。

主張立法要為公，反對立法為私。用他的話說，就是「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他認為法治比人治優越，甚至說不好的法律也比沒有法律好。

(10)反立法擴展閱讀：

慎到要求「民一於君」的主要理由是「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為了尊君，他不僅反對與國君分庭抗禮的貴族，也反對儒、墨的尊賢、尚賢，認為「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主張「君立則賢者不尊」、「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

「民一於君」在法律上的表現，是只有國君才有權立法和變法，各級官吏只能「以死守法」，嚴格遵守和執行君主的法令。一般老百姓則必須「以力役法」，受法令的役使。

但他的「民一於君」又是有條件的，即國君有權立法、變法，但不能隨意立法、變法，而應「以道變法」，具體說，就是「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人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他這種「人莫不自為」的人性論，實質上正是當時以封建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新興地主階級私有觀念的反映。他認為國君如能「因人之情」來立法，立法以後凡事一斷於法，就能治理好國家。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