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刑事立法看

1. 從刑事訴訟上來看，聶樹斌案反映了我國刑事訴訟的哪些問題（從立法、司法、執法、法律思想上來談）

1、立法與刑事政策與價值理念方面。由於我國刑法長期以來的傳統就是「有罪推定」，這項原則已經在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普通民眾的心中紮根，這與現代法治社會的刑事政策與價值理念背道而馳，可以說，「有罪推定」原則是冤案發生的根本原因。而從具體的制度上分析，我國的立法也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亟待完善。
首先，無罪推定原則尚未真正確立。我國立法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權上還沒有給予保障，所以可以說我國並沒有確立一個與國際社會保持一致的無罪推定原則。盡管2012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但對沉默權規定的缺失使得在實踐中，司法人員一旦認為某人有嫌疑，就直接將其認定為罪犯，對其進行羈押以獲取其承認有罪的口供，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冤案發生的概率。
其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配套規則的不完善。證據在刑事案件整個過程當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決定著案件的審判結果，我國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盡管立法機關已經明確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寫入《刑事訴訟法》，但在實踐當中仍然存在許多辦案機關使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的行為，這種現象的出現原因之一在於針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配套規則尚不完善，例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監督機制就還沒形成詳盡的立法。
2、良好刑事司法環境的缺失。
首先，公安機關一直以來都頂著「命案必破」和「限期破案」的壓力在履行著職責，所以公安機關在辦案的時候往往為了達到快速破案的目的而採取一些非法手段，如刑訊逼供、誘供等，甚至會出現某些辦案人員迫於壓力尋找替罪羊等極端的情況。事實上，縱觀世界，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並不是很高，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只有40%左右，而在我國，根據相關數據顯示，1999年以前，破案率居然高達60%以上，這從側面反映我國冤假錯案產生的原因。另外，辦案經費不足、辦案人員能力的缺乏也是公安機關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
其次，檢察機關、法院難以獨立辦案。刑事訴訟的過程事實上就是一個尋找證據得出結論的過程，這樣一個過程，必須要辦案人員心無旁騖地去判斷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與合法性，這就要求檢察機關與法院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不會受到外界的影響，獨立辦案，這也符合我國的司法的精神。但在我國實踐中，在出現疑難、復雜、重大案件時，地方黨政部門進行干預的現象比較普遍。許多地方都存在「三長會」的做法，即由地方政法委組織公檢法三機關負責人就疑難、復雜、重大案件進行討論、協調。地方黨政部門並未親自審查全部證據，對案件事實不太了解，並且基於「維穩」的需要，往往傾向於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因而很容易導致冤案。

2.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發展主要表現在什麼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刑事立法有了重大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分別是八議入律官當入律確立重罪十條准五服以制罪 。

一 八議入律

中國封建刑律規定的對八種人犯罪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依法減輕處罰的特權制度。

「八議」最早源於西周的八辟，在曹魏的《新律》中首次入律。

「八議」具體內容為

議親，即皇親國戚；

議故，即皇帝的故舊；

議賢，即德行修養高的人；

議能，即才能卓越的人；

議功，即功勛卓著的人；

議貴，即三品以上的官員和有一品爵位的人；

議勤，即勤謹辛勞的人；

議賓，即前朝國君的後裔被尊為國賓的；

唐朝法律規定，上述八種人犯了死罪時，司法機關不能直接審判，要先稟報皇帝，說明他們犯的罪行，以及應議的種類，然後請求大臣商議處罰方案，然後交皇帝決定批准，一般都能得到寬大處理。如果犯的是「流」罪以下，就不必再議，照慣例減一等處理。但如果犯了十惡重罪，享受八議的人也不能完全免罪，有的只是改變處死方式，有的則仍然流放。

「八議」特權

又稱「八辟」，古代為庇護統治階級成員的罪行，規定如議親（皇親國戚）、議能（有大才能者）、議功（對國家有大功者）等八種人，給予減免刑罰特權的特別審議。

自《唐律疏義》確立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的「八議」制度以來，一直到《大清律例》，「八議」之法便成為皇親國戚、功賢故舊、貴族官僚等八議之人逃避和減輕封建法律制裁的護身符，八議之人犯罪可以堂而皇之、有法可依地享有「議、請、減、當、免」的特權。但是，隨著專制統治的加強，到明清，特別是到了清代，「八議」之法的應用范圍也在不斷縮小，乃至載而不用，徒有虛名了。

二 官當入律

官當起源

官當起源於《晉律》中的「雜抵罪」，即用奪爵位、除名籍和免官來抵罪。在南朝的陳出現了正式的「官當」名稱，所以一般認為這種制度是陳所確立的。《北魏律》首次將「官當」制度列入法典。官當直接為官員的特權提供了法律依據。如果犯的是公罪，還可以多當一年（參見「公罪與私罪」）。一般五品以上的官員犯罪後可以當徒二年，九品以上可以當徒一年，所以，犯公罪的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當三年。當然十惡重罪等危害封建國家社會秩序的罪刑是不適用的。

官當的發展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官吏從來沒有與平民在法律上有過平等。奴隸社會時期，官吏階層壟斷法律，強調「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法律只是用以統治的工具，官吏作為工具的運用者，不受法律的拘束和制裁。春秋戰國以後，改法為律、統一法制，封建社會的官吏已不再能置身法律之外，但是，「刑無等級」、「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的平等，只是階級內部的平等。封建社會採用了議、請、減、贖、當、免等一系列措施，使官吏得以逃避追究或減免處罰。官當，是這種官吏法制特權的表現形式之一，它以允許官吏用官職爵位折抵懲罰為其內容。

官當主要運用在審判過程的量刑環節，此前的抓捕、審訊、定罪等環節，官吏可藉助議、請等制度獲得優待。實踐操作中，無論公罪、私罪，官吏都可以以罰俸、降級、革職等方式抵刑。《漢書·惠帝紀》記載：上造以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去其官爵，而使不受刑。這是官當的早期記載。晉律規定：「免官者比三歲刑」。這是正式的以官抵刑的開始。《魏書·刑法志》記載：官品第五以上可以官階當刑，免官三年以後許還仕，降原官階一等。這說明官吏可以以官抵刑，而且在三年以後可以重返仕途，只不過比原官階低一等而已。南朝陳律的規定很細，如果官吏應定五年或四年徒刑，可以以官抵二年刑，其餘服役；若為三年刑，官當二年，餘一年如為私罪可贖，若為公罪可交罰金；二年以下刑，可全以官當。官當時，每一爵級一般許允抵刑兩年。

自隋開始，官當廣泛採用，辦法更為詳盡復雜，官吏所得到的特權也更為豐厚，在唐宋時期達到頂峰。此間官當的標准大體是：犯私罪以官當徒一年；犯公罪當徒者，五品以上官當徒三年，九品以上官當徒二年；流罪亦可官當，三歲流刑比徒四年。官當不是永遠剝奪官吏的政治生命，而只是暫時不為官。《唐律疏議·名例》和《宋刑統·名例律》都規定：以官當罪者期年後但降先品一等敘，除名者六載之後依出身法聽敘，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敘，免所居官者期年後降先品一等敘。敘官以後，與他官無異。在執行中，官當盡量設法保留犯官的官位，一人身兼多官，可以分別當罪，還可以用歷任之官當之。《唐律疏漢》有記載：有二官者，例得先以職事官、散官及衙官中之最高者當之，次以勛官當之，一一折算，累加抵罪。《宋刑統》規定：若現任二官當罪之外尚有餘罪，或當罪已盡，後又犯法者，並聽以歷任之官當之。官當而喪官之人，並不失去法律上的特權地位，在法律上仍比平民優越。《唐律疏議》和《宋刑統》均規定：官階低微，不足以當其罪者，餘罪收贖；官已當盡，未重敘之前，又犯罪者，聽以贖論。官雖已盡，但因官而生的贖權仍在。

明、清在官當方面比唐宋明顯收斂，官吏免刑的范圍以笞杖輕罪為主，方式主要是罰俸，降級和除名。明律例規定：官吏應受笞杖刑者，笞四十以下附過還職，五十解見任別敘，杖六十降一等，七十降二等，八十降三等，九十降四等，俱解見任，流官於雜職內敘用，雜職於邊遠敘用，杖一百者始罷職不敘。若未入流品官及吏典有犯私罪笞四十者，附過各邊職役，五十罷見役別敘，杖罪並罷職役不敘。《清律》規定：「凡內外大小文武官犯公罪，該笞者，一十罰俸一個月，二十、三十各遞加一個月，四十、五十各遞加三個月，該杖者，六十罰俸一年，七十降一級，八十降二級，九十降三級，俱留任，一百降四級調用」。又雲：「凡進士、舉人、貢、監、生員及一切有頂戴官，有犯笞杖輕罪，照例納贖，罪止杖一百者，分別資參除名，所得杖罪，免其發落」。

官當的形成

官當現象在中國的出現和發展決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的，是歷史文化的必然。它因儒家「親親尊尊」、「君君臣臣」的等級觀念而生，同時也為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宣揚和發展儒家等級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說，官當等官吏特權現象本身就是儒家文化的組成部分。

官當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禮法等級觀念有著密切的歷史淵源。禮和刑是古代中國法制的兩大組成部分，它們所強調的就是人的貴賤尊卑的差等。《禮記》有雲：「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延有位，則民有所讓。」《荀子》曰：「禮之生為賢人以下至於庶也。」禮之等級明顯可辯。關於刑，荀悅有雲：「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賈演曰：「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官吏貴族縱有違法，不用刑制躍然可見。所以，荀子在《富國篇》論曰：「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這種禮法等級制度，正是官當現象出現的文化背景。進入春秋階段以後，「禮崩樂壞」，法家崛起，主張法制，於是「法布於眾」，「范天下不一而歸於一」，官吏不能再置身於法外，但由於禮法觀念的深遠影響，法家「刑無等級」終不能實施，議請，當贖等作法自然而生。

官當是儒家思想影響法律的直接產物。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過程中，法家思想逐漸成長起來，並在中國歷史上一度成為統治思想。秦朝重視法制並不等於重視法學，它嚴刑峻法、橫征暴斂、濫用民力，實施高壓專制統治，很快被西漢所取代。西漢王朝鑒於秦之的教訓和經濟凋敝的情況，首先採取了黃老思想，主張約法省刑，清靜無為，以休養生息。但道家思想過於消極，不利於鞏固中央集權，到漢武帝時，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黷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開始確立起來。儒家思想就其淵源而言，可以上溯到殷、周「天命神權」和「禮治」，因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而試圖修之而產生。但漢的儒家思想已遠遠超出了孔孟所主張的「禮治」、「仁治」、「德治」的范圍，它經荀子的發展，已不再強調維護貴族世襲特權的舊禮，而是倡導適合封建地主階級需要的、維護封建官僚等級制度的新禮。荀子曰：「隆禮至法則國有常」，「治之經，禮與刑」，儒家開始吸收法家的觀點，主張「禮」、「法」並用，維護統治。到董仲舒時期，儒家思想已吸收了法、道、陰陽五行等多派思想，形成了完全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完整思想體系。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尊卑長幼之序」，宗法、皇權、綱常、忠義等等，無不打著等級特權的烙印。這種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的第一個表現就是影響法律。法為儒用，法必然是維護等級特權的法。董仲舒認為：「聖人之性」，「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中民之性」，「厚其德而見報簡其刑」；「斗筲之性」，「民者，瞑也」，「發刑罰，以立其威」。人有差等，禮刑有別，用刑不一，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官當的出現是必然的。漢朝法制從立法到司法的儒家化，是官當出現的直接原因。

官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是長期占據統治地位，廣為流傳的主導型文化。在國際上，儒家文化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儒家文化講究等級特權，坐在等級特權頂峰的就是皇權。馬克思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指出：「就像皇帝通常被尊為全國的君父一樣，皇帝的每一個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轄的地區內被看作是這種父權的代表。」官吏是天上的星宿下凡，他們是聖人，是立法者，司法者，即或有罪，也可以教化明理，而不必加於刑。這種觀念本身就是儒學所倡導的。官吏受儒學蔽護，勢必竭力鼓吹維護儒學，儒家文化自然久盛不衰。在這種相互作用中，逐漸形成了官僚吏制與儒家文化千絲萬縷的聯系，議請、當贖、減免自當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

三 確立重罪十條

重罪十條始於北齊律（北朝），它是將危及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十條最嚴重的罪名，集中置於律首，以強調這十種犯罪是打擊的主要對象。北齊律所規定的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所規定的十惡，就是在此基礎上稍加損益而成的。

1、「重罪十條」是《北齊律》中規定的對十種最嚴重的犯罪予以嚴厲制裁的制度，在此之前，就已相繼出現在秦漢的律令當中。北齊統治者在總結歷代封建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將統治階級認為危害國家根本利益和統治秩序最嚴重的犯罪集中概括為十種，稱為「重罪十條」，置於法典的首篇《名例律》中，作為封建法律重點打擊的對象。

2、這十種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犯此十條者，不僅要處以最嚴厲的刑罰，而且不得適用「八議」和贖刑的有關規定。

3、從「重罪十條」的內容看，主要包含兩大罪行：一類是嚴重危害皇帝的人身安全、個人尊嚴及威脅統治秩序的犯罪行為，另一類是嚴重違背封建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犯罪行為。把這兩類行為列為重罪予以嚴懲，目的在於維護封建王朝的專制統治和封建的倫理道德、家族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社會秩序。

4、「重罪十條」自北齊確立以後，對後世封建立法影響極其深遠。隋唐律在此基礎上發展為「十惡」定製，並為宋元明清歷代所承襲。

四 准五服以制罪

所謂「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九族以內的親屬之間的相互侵害行為。「五服」制度是中國禮治中為死去的親屬服喪的制度。「五服」是指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制罪原文是「准五服以制罪」，就是按照五服所表示的親屬關系遠近及尊卑，來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本質是維護家族的等級制。

晉制《晉律》時，第一次將禮中的「服制」列入律典中，作為定罪量刑的原則。「五服」，即以喪服為標志表示親屬間血緣親疏及尊卑，共分五等，故稱「五服」。

「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是：服制愈近，即血緣關系越親，以尊犯卑者，處刑愈輕；相反，處刑愈重，服制愈遠，即血緣關系疏遠者，以尊犯卑，處刑相對加重；以卑犯尊，相對減輕。

3. 刑事訴訟法立法程序是怎樣的

法律分析：1、立案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報案、控告、舉報和犯罪人的自首等方面的材料進行審查，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實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依法決定是否作為刑事案件交付偵查或審判的訴訟活動；2、偵查指由特定的司法機關為收集、查明、證實犯罪和緝獲犯罪人而依法採取的專門調查工作和有關的強制性措施；3、起訴有兩種，包括公訴和自訴；4、審判是指人民法院在控、辯雙方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參加下，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對於依法向其提出訴訟請求的刑事案件進行審理和裁判的訴訟活動；5、執行則指刑事執行機關為了實施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所確定的內容而進行的活動，在我國，刑事執行的主體主要是人民法院、公安機關和監獄等。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九十一條 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准。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

對於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後的七日以內，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決定。人民檢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機關應當在接到通知後立即釋放，並且將執行情況及時通知人民檢察院。對於需要繼續偵查，並且符合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條件的，依法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

第九十五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後，人民檢察院仍應當對羈押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不需要繼續羈押的，應當建議予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有關機關應當在十日以內將處理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第一百五十六條 對犯罪嫌疑人逮捕後的偵查羈押期限不得超過二個月。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的案件，可以經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批准延長一個月。

第一百七十六條 人民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並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人民法院。

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適用緩刑等提出量刑建議，並隨案移送認罪認罰具結書等材料。

4. 刑事訴訟法的立法依據是什麼

法律分析：刑事訴訟法的立法依據是是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母法，憲法為其他法律的制定、實施確定了原則，對其他法律的主要內容作了規定。刑事訴訟法是憲法的具體化。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5. 什麼是刑事責任的功能，刑事責任的功能如何考

您好，
什麼是刑事責任的功能
所謂刑事責任的功能，指刑事責任在制定刑法和處理犯罪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可以從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兩方面加以考察。通說認為，從刑事立法看，刑事責任是衡量行為是否規定為犯罪和如何規定刑罰的依據;從刑事司法看，刑事責任是決定是否適用刑罰和如何適用刑罰的標准。刑事責任是介於犯罪和刑罰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它的功能就在於對犯罪和刑罰的關系起調節作用。具體而言，刑事責任的這種調節功能表現為：犯罪的實施與否決定刑事責任的存在與否，犯罪所反映出的嚴重程度決定著刑事責任的程度。從功能上說，犯罪、刑事責任、刑罰三個概念各自獨立，不能互相取代。
刑事責任的功能如何考量
刑事責任的功能主要是從其理論價值來考量的，中國刑事責任理論來源於蘇俄刑法理論，和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理論都有著較為重大的區別。
實際上，在中國刑法適用中，刑事責任的實際操作的作用並不突出，往往是判定犯罪構成後就直接判定刑罰或其他處罰方式，只有在考慮到欠缺刑事責任能力和年齡的情況下才著重考慮這方面的理論分析，而且中國犯罪構成中的犯罪主體要件已經就可以解決問題了，所以中國刑事責任的功能大多是存在於刑法理論研究中。
而大陸法系的刑事責任通常表述為罪責或者有責性，是犯罪構成要件三要件中的最後一個要件，承擔著最後一次刑法評價的實際功能，英美法系的刑事責任如前所處也包含犯罪論的內容，而中國刑事責任是獨立的內容，主要承擔的是指導功能，故而考慮到中國犯罪構成的邏輯缺陷，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實際上大陸法系的犯罪構成三要件更應當成為中國努力借鑒的方向;前述的對刑事責任理論的構建改進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亦即罪責平行說可以成為中國刑事責任論向大陸法系的一個跳板，因為它首先把刑事責任提高到高於刑罰的角度，使之從刑罰論的統治下解脫了出來，這對於其將來歸入犯罪構成是有積極意義的。
當然，若中國完成了向兩大法系刑事責任論的轉變後，刑事責任的概念也許又將因為新形勢而改變，亦即刑事責任作為一種刑事負擔來理解也必然是從蘇聯法影響下的中國刑法理論的角度來談的。
而目前情況下，強調刑事責任會又有益於凸顯非刑罰處罰方式的地位，從而可以推進中國刑法的去政治化的社會化改革。

6. 刑事訴訟法的立法原則有哪些

刑事訴訴訟法的立法原則有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內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容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刑事訴訟法》規定：
第一條 為了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任務，是保證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覺遵守法律，積極同犯罪行為作斗爭，維護社會主義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7. 刑事責任是什麼意思

刑事責任是犯罪人因實施犯罪行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按刑事法律的規定追究其版法律責權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兩種刑事責任。

《刑法》第五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罰金刑屬於財產刑的范疇，是以強制犯罪人交納金錢為內容的刑罰方法。

(7)從刑事立法看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家人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

8. 刑事責任的功能作用

所謂刑事責任的功能，指刑事責任在制定刑法和處理犯罪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可以從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兩方面加以考察。通說認為，從刑事立法看，刑事責任是衡量行為是否規定為犯罪和如何規定刑罰的依據；從刑事司法看，刑事責任是決定是否適用刑罰和如何適用刑罰的標准。刑事責任是介於犯罪和刑罰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它的功能就在於對犯罪和刑罰的關系起調節作用。具體而言，刑事責任的這種調節功能表現為：犯罪的實施與否決定刑事責任的存在與否，犯罪所反映出的嚴重程度決定著刑事責任的程度。從功能上說，犯罪、刑事責任、刑罰三個概念各自獨立，不能互相取代。
刑事責任的功能主要是從其理論價值來考量的，中國刑事責任理論來源於蘇俄刑法理論，和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理論都有著較為重大的區別，實際上，在中國刑法適用中，刑事責任的實際操作的作用並不突出，往往是判定犯罪構成後就直接判定刑罰或其他處罰方式，只有在考慮到欠缺刑事責任能力和年齡的情況下才著重考慮這方面的理論分析，而且中國犯罪構成中的犯罪主體要件已經就可以解決問題了，所以中國刑事責任的功能大多是存在於刑法理論研究中，而大陸法系的刑事責任通常表述為罪責或者有責性，是犯罪構成要件三要件中的最後一個要件，承擔著最後一次刑法評價的實際功能，英美法系的刑事責任如前所處也包含犯罪論的內容，而中國刑事責任是獨立的內容，主要承擔的是指導功能，故而考慮到中國犯罪構成的邏輯缺陷，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實際上大陸法系的犯罪構成三要件更應當成為中國努力借鑒的方向；前述的對刑事責任理論的構建改進更多的是一種權宜之計，亦即罪責平行說可以成為中國刑事責任論向大陸法系的一個跳板，因為它首先把刑事責任提高到高於刑罰的角度，使之從刑罰論的統治下解脫了出來，這對於其將來歸入犯罪構成是有積極意義的。當然，若中國完成了向兩大法系刑事責任論的轉變後，刑事責任的概念也許又將因為新形勢而改變，亦即刑事責任作為一種刑事負擔來理解也必然是從蘇聯法影響下的中國刑法理論的角度來談的。而目前情況下，強調刑事責任會又有益於凸顯非刑罰處罰方式的地位，從而可以推進中國刑法的去政治化的社會化改革。

9. 論刑事立法在預防犯罪中的作用

法律在當今社會中的指引作用毋庸置疑，因為法律的最終目的就是預防犯罪，維內護社會的正常秩容序。然而，法律在制定過程中是否應妥善處理好預防作用與懲治作用的關系，這一問題成為立法學中大家普遍關心的話題。若此問題處理不好，就極有可能制定出惡法，非但不能發揮其積極作用，反而會造成公眾對法律的抵觸，甚至破壞法治體系的建設。
一、法律對預防犯罪的作用
法的作用是指法對人的行為以及最終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其實質是統治階級(或人民)意志、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是社會生產方式回力的體現。」這里筆者主要討論的是預測作用與強製作用，他們從屬於法律的規范作用。
法律的預測作用就是人們依照現行法律，對自己或對他人將要實施的行為預先做出法律評價，即該行為是否觸犯了法律、是否構成犯罪。法律的預測作用是法律預防犯罪的核心部分，也是法律價值的重要體現。

10. 國家採用刑事立法一般要考慮什麼因素

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罰化過程），實際上總是根據自己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當時所處特定歷史條件和犯罪規律的認識），以及自己的刑法觀和自己對人文關懷的態度，來決定犯罪化與刑罰化的范圍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進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進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個因素，是對刑法觀的不同價值取向的認同。
刑法觀的問題可以說是刑法與刑事司法的一個根本問題，也是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首先必須在思想觀念上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根本意義上，我們的刑事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觀指導下進行的，它決定了我們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員在價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決定了我們的刑事立法與司法活動的基本面貌。
刑法觀是指關於刑法基本問題如刑法的價值、機能、目的任務、基本原則等問題的根本觀點與基本態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觀大致有權力本位刑法觀與權利本位刑法觀、國權主義刑法觀與民權主義刑法觀的區分。權力本位刑法觀又叫國權主義刑法觀、權威主義刑法觀；權利本位刑法觀又叫民權主義刑法觀、自由主義刑法觀。前者立足於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國家利益，它所針對的對象就是公民個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體與對象。 後者則立足於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因而極端強調公民自由，它所針對的對象是國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國家及其刑罰權。
一般而言，現代刑法在基本立場上都是認同並堅持權利本位刑法觀。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護國民的權利和自由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嚴格限制國家行為為目的的良性法律，國家刑罰權只能成為個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這種刑法觀對於我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動無疑都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二個因素，是對刑法機能的基本特性的認識。
所謂刑法機能，是指刑法在社會中可能並且應該發揮的作用或者效果。關於刑法機能的學理分類，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兩種分類法：一是將刑法機能分為三種，即行為規制機能、秩序維持機能（法益保護機能）、自由保障機能；二是將刑法機能分為兩類，即刑法的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
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是指刑法具有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規范、制約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過否定評價（即評價機能）和命令人們作出不實施犯罪行為的意思決定（即意思決定機能），來規范、制約人的行為。
刑法的秩序維持機能，是指刑法具有維持社會公共秩序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法益的保護，刑法依靠剝奪生命、自由和財產權利等強制手段來發揮法益保護機能。二是對犯罪的抑制和預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國家刑罰權的發動、從而保障國民個人自由的機能。這種機能的原理是：刑法通過明確規定何種行為是犯罪、對犯罪科處何種刑罰，從而有力地限制了國家刑罰權的肆意發動。在此意義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也是「受刑人的大憲章」。（我國有學者抱怨說：資產階級國家一直都堅持這樣的立場，即「法治的本質特徵在於限制官方權力」；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本加厲地強調「專政、嚴打、規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機關基本上是為所欲為，隨意不執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違法執法。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
第三個因素，是對犯罪機能的認識。
犯罪是絕對丑惡的、消極的東西，還是具有相對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積極意義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論上，都主張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機能）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發生的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會發展的消極因素，而有利於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樣可能成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產力的迅速提高能夠促進社會的物質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協調，激發大量的犯罪現象。作為市場經濟的動力的競爭機制能夠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推動生產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驅使人們追求非法利潤進而實施經濟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兩面性，即犯罪在本質上為惡、危害社會、侵犯法益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社會代謝功能和緩解社會張力的促進功能——犯罪作為一種社會代謝現象，微觀上危害社會與宏觀上伴生社會代謝、促進社會發展形成了千古悖論。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認為，犯罪並不是絕對丑惡的東西，而是具有其特定歷史烙印、並具有其相對積極性的東西。例如，革命行為在政府當局看來是一種「丑惡的、消極的」東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眾的評判中，革命行為卻是一種「美好的、積極的」東西——而且事實上，革命行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應當說是具有明顯的「積極機能」的一面。例如，就現實生活中的「計算機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極的一面，而是還有積極的一面；並且，有的電腦公司還專門設置「擂台」，公開鼓勵那些「黑客」來攻擊，以實現電腦技術、特別是電腦安全防範技術的更新換代——這可以說是計算機犯罪的相對積極的一面。正是在認識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極其有限的）、相對的積極機能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就講過：犯罪創造了警察、檢察官、法官和法學教授。這些給我們的啟示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極端復雜性和犯罪現象、犯罪機能的極端復雜性，我們在刑法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謹慎權衡，必須反對極端片面。
第四個因素，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
西方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與人類社會所共生共有的現象，如義大利學者菲利認為：「犯罪是由人類學因素、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種社會現象。」菲利還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飽和論：「犯罪飽和論，即每一個社會都有其應有的犯罪，這些犯罪的產生是由於自然及社會條件引起的，其質和量是與每一個社會集體的發展相應的。」 在我國，也有不少學者認為犯罪是人類社會的必然伴生現象。有學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類天生的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現象；因此，與其研究作為必然現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為特殊現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樣的情景下為什麼能夠不實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與特定歷史條件、特定的人群的認識所決定的，某時某地作為犯罪處理，而在另一段時間、另一個地點卻不作為犯罪處理。如：「投機倒把行為」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賞中介行為，在舊刑法里就是一個重罪，但在現行法律體制下卻是一種合法行為、有益行為、人人稱道的行為。墮胎,在我國並不違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貫徹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勵的行為,但是在其他某些國家,墮胎卻是犯罪行為.那麼，到底如何評價「投機倒把行為」與墮胎行為呢，這就涉及到人們對犯罪現象與犯罪規律的認識問題。
第五個因素，是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
我們都知道，將某種行為予以犯罪化，是以該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前提的。只有當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的時候，我們才可以說獲得了將其犯罪化的正當根據，這是一個基本道理。
這里，我以經濟犯罪為例來說明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我認為，對於所有犯罪、尤其是傳統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判斷而言，經濟犯罪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研究經濟犯罪的犯罪化根據及其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問題，具有極其重大的啟發意義。因為，我們都知道，相對於殺人、搶劫、盜竊、強奸等「自然犯」而言，經濟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帶有極其鮮明的主觀意志色彩。那麼，對於經濟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須更多地、更加謹慎地進行「社會危害性」判斷。
事實上，經濟犯罪中的許多犯罪並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法律硬性規定的結果，它帶有強烈的「法律硬性規定」的色彩——可以說，它本身並不必然就是犯罪，人們對它也不是當然就憎恨、厭惡；它之所以成為犯罪，只是由於人間法律的硬性規定，是立法者主觀意志強加於這種行為的結果。例如：前面所講的舊刑法所規定的「投機倒把罪」，其中的長途販運行為、有償中介行為等，在當時簡直就是滔天罪行，處刑也不輕（最重的可以判處死刑）；但是在今天，這些行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並贊賞、當然也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再比如：虛報注冊資本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高利轉貸罪、違法發放貸款罪、逃匯罪、洗錢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經營罪等，都是由於法律的硬性規定的結果；要是沒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當競爭法和刑法的特別規定，人們並不會必然將他們作為犯罪看待。
但是，話又說回來，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顧國情、人情與法理而隨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顯然也不行。就經濟犯罪而言，立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司法者在決定是否將某種具體行為作為犯罪來追究的時候，大致也要考慮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刑法機能的認識、犯罪機能的認識等各種因素。其中，首要的考慮因素恐怕應當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判斷問題。
那麼，如何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我認為，從理論上講，這種社會危害性判斷一般要從分析判斷對象、判斷主體、判斷標准等三個方面的因素來進行：
1．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對象問題
2．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主體問題
3．關於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准問題
第六個因素，是對刑罰功能的認識。
一般認為，刑罰功能具有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罰功能所面臨的第一個詰問是：刑罰是萬能的嗎？我們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罰不是萬能的。而且人類已有歷史實踐、特別是酷刑實踐已經證明：不可能通過刑罰來消滅犯罪。這涉及刑罰的功能問題。對此，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高度注意：
一個問題是，我們打算進行犯罪化的某種行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來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則」。刑罰並不是萬能的，對於部分犯罪而言，刑罰手段是無法發生預防作用的或者其所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質的犯罪、許多愉悅性犯罪、部分無被害人犯罪（如賭博、賣淫、毒品犯罪、同性戀等），刑罰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們不應當迷信刑罰，以為刑罰手段就能夠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和犯罪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該行為是否必須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夠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由於刑罰手段具有殘忍性、毀滅性、違背人性的一面，如動用剝奪人身自由、剝奪財產甚至剝奪生命的手段，這種手段本身是十分殘忍的並且是毀滅性的，因此，國家及其立法、司法機關應當堅持「刑罰抑制原則、刑罰謙抑原則」，不得濫用刑罰手段；在確定犯罪的時候，只能將那些嚴重違法、危害極大而又不得不動用刑罰手段的行為作為犯罪來規定，而不能夠濫施刑罰，或者說要合理確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罰量。在這方面，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現象是發源自北美並迅速席捲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復性司法運動」，它主張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通過對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創設替代刑事司法的社會性機構來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動范圍。 這種刑事政策思想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啟發意義的。為此，我國已有學者建議引進「刑事和解制度」（這種制度本質上同於「恢復性司法運動」）。 在深層次上，也涉及「執法動機、執法效益」問題，原則上應當盡量動用最少的司法資源、避免最大的經濟損失、獲取最大的社會經濟效益。這就要求我們刑事立法和司法過程中，必須堅持「必要性原則」或者「最後手段性原則」，謹慎、嚴肅、認真進行權衡。
事實上，之所以要強調刑罰手段的最後性、不得已性，還由於刑罰手段本身也是一把雙刃劍，它在打擊犯罪的同時，往往也伴隨著暴力的誤導、以及錯殺無辜的危險。比如，在世界各國，任何完備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錯案為必要的司法代價的，即使在美國，其死刑執行的數量很少，但是報道認為，美國的死刑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錯案，也就是說：所謂的「死刑犯」實際上是被錯殺了。在我們的生活中也一樣：案件是復雜的，有時是模凌兩可的，我們的任何一方的意見都不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那麼我們司法人員只能在其中選擇相對合理的、相對公道的處理方法；司法不是萬能的，司法人員包括我們的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我們的學者都是有人性弱點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們在處理案件時應當慎之又慎、謙虛再謙虛。當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證據有問題，而有的案件則是定性有問題，但都應當盡量作到兼聽則明。
第七個因素，是大眾文化（民眾）對犯罪的態度。
有學者指出，刑法規范實際上是文化規范。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國文化和歷史傳統，就對犯罪是非常寬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國人認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對那些敢於破壞社會普遍遵行的「規范」的人十分崇拜——這一點，在美國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國大片」里，可以說是隨處可見。近年來，盡管「校園槍擊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國民眾靈魂的重大事件接連發生，迫使美國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對策，特別明顯的是加大了打擊恐怖活動的力度；但是，總的說來，美國的刑事政策並沒有因此發生質的變化，更沒有竭斯底里對犯罪進行所謂「瘋狂鎮壓」（但美國對其國外的制裁對象似乎有點「瘋狂鎮壓」的色彩，如其針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家和人民的「懲罰」措施就比較極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國公民人權和社會安寧的現狀。但是，我國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總的說來，我國具有對犯罪「急惡如仇、除惡務盡」的文化傳統，當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對犯罪開展「從重從快從嚴的嚴打鬥爭」， 迄今已經20年整；有的省份還開展了「狂飆——A」到「狂飆——G」行動（真不知道還會持續或者「狂飆」到哪一個字母了結），狠不能將犯罪分子生吞活剝了，方能解這口「惡氣」。 這種「心態」確實是不夠理智、不夠理性的，直接導致了我國的刑法制定比較嚴苛、法網過於密集甚至在個別特殊情況下的法外施刑，也導致了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顧了打擊犯罪的需要，而對公民的人權保護考慮不周，尤其是偵查行為缺乏制約，強制措施經常性地被濫用，等等，弊端太多。不過，相信今後的情況會逐漸好轉。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籲「法治刑法」、「憲政刑法」 ——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我國人民大眾對於犯罪也在逐漸地走向寬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還很漫長。
第八個因素，是對人文關懷的態度。
有學者認為，犯罪及其刑罰問題，其實主要是一個人文態度問題，而不是客觀的科學問題——這涉及「人文與科學」的關系與爭論。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現在：「人性假設」具有前置性的、基礎性的重大意義。尤其是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假設，理性人與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為犯罪化、重刑化、輕緩化、刑罰個別化以及制定有關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論根據。例如：中國古代講究「重典治國」、「刑亂世用重典」；而現代刑法思潮則主張：刑罰輕緩、刑罰人道、教育刑、社會防衛思想、刑罰個別化等等，都是出於不同的人性假設和人文主張的結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問題：現代世界潮流是主張廢除死刑、嚴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國家在廢除死刑後又恢復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廢除死刑；但是，我國基本上是大量適用死刑，其數字沒法知曉，於是，有學者提出疑問：「人頭與石頭哪個更值錢？人皮與貓皮哪個更尊貴？人頭到底值幾個錢、要多少錢能夠買一個人頭？」 應當說，這些問題確實十分尖銳的問題。美國前段時間執行了一例死刑，引起舉國關注，新聞媒體的報道規模之大，絕對不亞於對「9.11事件」的報道，可見美國政府與民眾對於死刑的執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執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們，對於執行死刑恐怕是已經習以為常了，尤其在「嚴打」過程中更加覺得死刑判決和執行純屬「理所當然」的事。
第九個因素，是關於刑法價值的中道的權衡。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將某種行為規定為犯罪、是否規定刑罰和規定什麼樣的刑罰，在打擊犯罪與維護秩序、保障人權之間，總是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實在是難以兩全而只有進行中庸兼顧、中道的權衡。系統科學認為，「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因此，制訂和適用一部刑法，確實需要我們進行中道的權衡。
關於刑法價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權衡問題，筆者的基本立場是：刑法的價值評判的視角可以是多棱的，對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價值目標的肯定，以及對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等刑法價值的機能價值性認識，都蘊含著真知灼見，但這些價值目標內容和機能價值性沖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現出一種最佳的價值整合狀態——對此，我們稱之為價值定位。刑法價值的這種價值定位必須是理性的，因為它既要全面（但並不徹底）實現各種價值目標內容，又要綜合協調各種價值目標相互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實現整體價值目標的最大化。這種理性的法律價值定位應該是法律價值中立。 理論上認為，法律價值中立，是與價值非中立或者價值傾斜性相對立的價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傾向於任何個人、集團、黨派、階級的價值好惡，而是忠實地表達社會所有主體的共同價值需求，是對矛盾著的主體需求以共存為原則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現代法律的價值定位之所以必須是中立的，這是由現代法律的本質特徵所決定的。現代法律作為社會主體共同需求的規范化，是現代社會中一種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會規則；現代法律作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為了平衡矛盾、減少摩擦而訂立的「契約」，作為用以協調社會關系、平衡社會利益、社會價值和社會行為沖突的社會規則，是立法者以正義為界而對主體需求及其行為所定的寬容規則。 根據權利刑法觀，現代刑法也是社會據以限制國家權力和國家據以管理社會的基本規則，也是以主體自覺自願的法律意識確保、並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通過義務的履行以實現權利的社會規范，總之，現代刑法是反映社會正義的價值中立的社會規則。因此，刑法作為現代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律，其價值定位必然遵循並充分反映和體現現代法律價值定位的一般規律，這就是價值中立。這種刑法價值中立，其題中之義當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機和諧，而不是只強調其一而不顧其他；二是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合理兼顧，而不是顧此失彼或者重此輕彼；三是工具主義和目的主義的理性統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實用的工具主義。因此，刑法應該「中立地」對公正和功利給予關注和平衡，並且力求使兩者處於一種理性和諧的整合狀態。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無損於公正。這種公正突出地體現在如下的命題之中：刑法必須「中立地」兼顧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促使兩種機能協調和諧。刑法兩種機能的沖突，在本質上與刑法公正和功利價值的沖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總的來說，刑法對這種沖突的解決，仍然必須進行「中道的權衡」，而不應該是厚此薄彼式的選擇。當然，刑法兩種機能的充分實現和協調和諧，只是一種價值定位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難免存在差距；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刑法「應該」中立地兼顧好兩種機能。
我國現行刑法，就是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和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群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特別是對犯罪規律的認識）和對人文關懷的態度，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國家名義頒布的，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及其應付何種刑事責任、判處何種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