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的法治思想

Ⅰ 梁啟超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不同

內容提要：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學術思想主題。按照梁啟超的界分，在先秦法家思想中，既包含了法治主義，同時也包含了作為法治對立面的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因此，先秦法家思想是法治主義及其對立面的混合物。而且，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優越於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法家的法治主義雖然是一種積極的思想觀念，但較之於儒家的仁治主義，依然還有很大的局限性。梁啟超對於法家思想的界分及其比較，既對西方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同時也是以西方思想作為參照來觀察法家思想的產物。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尤其是對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的彰顯，展示了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糾纏，以及物質與精神之間的權衡，因而具有強烈的、值得解讀的思想史意義。
一、問題意識與基本思路
關於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學界的看法差異較大，甚至嚴重對立。譬如，有學者認為，先秦法家表達了一種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因為，「法家有關法的許多見解構成了當代中國法治問題的『遺傳共業』。雖然不能把『以法治國』作為現代法治概念加以使用，但它無疑是法治概念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法家的法思想與普世主義法治觀的某些觀點的異曲同工之處」，可以從多個方面體現出來，譬如，關於法律規則的看法、形式主義法治，等等。①這就是說，先秦法家思想與現代法治是相通的，有很多方面是異曲同工的。但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先秦法家與現代的法治甚至法律，根本就沒有任何關聯，「把法家思想與法律和審判聯系起來是錯誤的，用現代的術語說，法家所講的是組織和領導的理論和方法，誰若想組織人民、充當領導，誰就會發現法家的理論與實踐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處，但是有一條，就是他一定要願意走極權主義的路線」②。既然先秦法家與法律、審判都沒有什麼聯系，那麼，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聯系更是無從談起了。
應當如何理解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呢?它們之間到底有沒有關聯呢?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視角來分析。一方面，從現代法治的角度來看先秦法家，先秦法家表達的某些思想能夠為現代法治所吸納(詳見下文的分析)，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之間，確實存在著一些交叉地帶。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從法家思想的角度、立場來看法治，則可以發現，當代中國興起的依法治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傳統法家的延伸。這就意味著，進一步思考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是一個既有思想意義，同時也有現實意義的學術主題。
從先秦法家與現代法治的關系著眼，法家思想的演進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先秦法家代表了法家的第一期;20世紀上半葉，從清末至民國的「新法家」，是法家的第二期;20世紀中葉以來的法家，尤其是20世紀晚期以來日漸興起的「依法治國」，代表了法家的第三期。③多年來，學界較多地注意到了法家第一期與法家第三期——關於先秦法家的研究文獻，以及關於新時期以來依法治國理論與實踐的研究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對於法家第二期，則有所忽視。在法家第二期的代表人物中，既包括顯現的陳啟天，也包括隱匿的梁啟超。關於陳啟天的法家思想，學界已有專門的研究，④但從法家第二期的角度，研究法家思想譜系中的梁啟超，似乎還沒有引起學界的足夠重視。
二、梁啟超早年對法家思想的界分
梁啟超早年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是他界分法家思想的第一次嘗試。這次嘗試主要體現在1904年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一文中。這篇關於先秦時期法理學的論文，論述的焦點與軸心是法治主義。根據這篇論文的觀點，中國的法治主義萌生於春秋初年，鼎盛於戰國末年。其間，與法治主義對峙的思想主要包括四種：放任主義、人治主義、禮治主義、勢治主義，遺憾的是，這「四者皆不足以救時弊，於是法治主義應運而生焉」⑤。
其中，放任主義主要出於道家，道家的「無為」、「以不治為治」，可以概括為放任主義。禮治主義主要代表是儒家。至於人治主義，既是墨家的主張，也是儒家的主張。大致說來，梁啟超分述的多種「主義」，並不能與各個學派一一對應。因此，法治主義雖然是法家的主張，其主要思想也主要是由法家來闡述的，但是，法治主義並不是法家的專屬標簽，因為，勢治主義也是法家的主張，法家同時還闡述了勢治主義。
在法家學派內部，慎到是勢治主義的主要代表，管子則是法治主義的先驅。《管子·任法篇》稱：「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就是關於法治主義的概括。《韓非子》也記載了很多法治主義的言論，譬如《韓非子·難一篇》稱：「人主當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也是對法治主義的正面表達。相比之下，《韓非子·難勢篇》則體現了法家內部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之間的對立。顧名思義，「難勢」就是對「勢治主義」的責難與批判。
正是依據《難勢篇》，梁啟超對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的關系進行了初步的界定。一方面，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因為，「法治必籍強制而始實現，強制必籍權力而後能行。故言法治者，動與勢治相混，幾成二位一體之關系(法家以勢治立言者甚多，今不暇枚舉)」。這就是說，法治離不開以權力支撐的強制力，而權力與權勢沒有本質的區別，甚至是同一個事物的不同側面。因此，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總是混在一起的，或者說，法治主義不能離開勢治主義而獨立存在。但是，另一方面，法治主義並不認同勢治主義，「法家決非徒任勢者。且決非許任勢者，凡以勢言法者，非真法家也」⑥。梁啟超的這個論斷，對法家進行了限縮性的解釋：「真法家」是講法治的;講勢治的法家，以勢治立言的法家，並不是「真法家」。
這樣的判斷，與前面所說的「法家以勢治立言者甚多」，在邏輯上是相互矛盾的。按照「真法家」的標准，「以勢治立言者」並不屬於法家。但是，法家又包含了甚多的「以勢治立言者」。這種前後不一的觀點，表明了梁啟超的價值立場：對法治主義的推崇。因為，正是在這篇《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梁啟超提出了「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的論斷。⑦這種唯一可以依靠的法治主義，正是法家闡述的法治主義。由此可見，梁啟超在價值上偏好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排斥法家思想中的勢治主義。正是這種價值上的強烈偏好，沖擊了梁啟超在理論邏輯上的自洽：把主張勢治主義的法家排斥在法家之外，至少是排斥在「真法家」之外。當然，在寬泛的意義上，主張勢治主義的法家也可以歸屬於法家。由此，法家學派中，就存在著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兩種不同的思想。而且，「法治與勢治之區別，甚明。勢也者，權力也。法治固萬不能舍權力。然未有法以前，則權力為絕對的。既有法以後，則權力為關系的。絕對的故無限制，關系的故有限制。權力既有限制，則受制於其權力下者，亦得確實之保障矣」⑧。概而言之，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的區別在於：勢治主義的要義是權力之治、權勢之治，其特徵主要體現為：權力是無限的、絕對的、不受限制的，這樣的勢治主義，大約可以等同於現代所謂的專治主義或極權主義。而且，在勢治主義的支配下，被治理者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與這樣的勢治主義相對應，法治主義的要義是權力受法的嚴格限制，法治主義也需要權力作為支撐。沒有權力及其強制性的力量，法治也不能存在。但是，在法治主義的支配下，由於權力受到了法的限制與約束，權力不能肆意行使，這可以有效地保障被治理者的權利。這些觀點，體現了梁啟超早期對於法家思想中法治主義及其對立面的界分。
三、梁啟超後期對法家思想的界分
1922年完成的講義《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梁啟超後期思想的定型化表達。在此書之第13章《法家思想》(以下簡稱《法家思想》)中，梁啟超對法家學派與法治主義進行了理論上的切割：「法家成為一有系統之學派，為時甚晚，蓋自慎到、尹文、韓非以後。然法治主義，則起源甚早。管仲、子產時確已萌芽。其學理上之根據，則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為之先導。」⑨這就是說，法治主義與法家學派不能畫等號。法治主義是一種淵源於管子的思想，作為一個學派的法家，則是慎到、尹文、韓非時代才出現的。從法家學派的角度看，在「當時所謂法家者流中，尚有兩派與法治主義極易相混而實大不同者，一曰術治主義，二曰勢治主義」⑩。換言之，法家學派的思想可以一分為三：法治主義、術治主義與勢治主義。法治主義與其他兩派的差異可以分述如下：
1.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
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之間，是相互對立的關系。它們之間的對立緣於法與術是「相反之兩名詞」。概而言之，「術治主義者，其作用全在秘密」，與「編著諸圖籍布之於百姓」之公開而劃一的「法」，其性質完全不同。術治主義的主要代表是申不害。「申子一派，殆如歐洲中世米奇維里輩，主張用陰謀以為操縱，戰國時縱橫家所最樂道，亦時主所最樂聞也。而其說為法家正面之敵。」(11)把中國的申不害比作義大利的馬基雅維里，術治主義也可說是傳統中國的馬基雅維里主義。這樣的術治主義，完全處於法治主義的對立面，是法治主義的正面之敵。
術治主義由申不害表達，關於法治主義的表達同樣見於《管子》、《韓非子》。譬如，《管子·任法篇》說「任法而不任智」，意思是，要實現國家治理，只能依靠法律，不能依靠計謀。《管子·明法篇》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根據這句被反復引證的管子之言，現代學者得出的結論是：「法治者管子治術之主幹也。」(12)《管子·君臣篇》又說：「有道之君，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其私者也……為人君者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正是為了防亂，為了求治，《韓非子·有度篇》才提出「奉公法，廢私術」這一格言式的論斷。
可見，法治主義與術治主義之間的對立主要體現在：第一，法治主義所依據的法是公開的、確定的;術治主義所依據的術是秘密的、隱藏的，因而也是不確定的。第二，法治主義是約束君主的，「實於好作聰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吳起，最能致國於盛強而身終為謬也」(13)。術治主義則是迎合君主的，就像馬基雅維里主義是迎合君主的。第三，法治主義是「為公」的主義，它依據的是「公法」，因而是實現國家強盛、國家治理的主義;術治主義是「為私」的主義，它依據的是「私術」，只是為了滿足君主的一己之私，最終必將導致混亂。
2.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
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也是相互對立的。勢治主義代表人物慎到的名言是：「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韓非子·難勢篇》對這樣的勢治主義進行了批判：「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惰性，賢者寡而不肖者眾，而以威勢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者。」梁啟超由此發現，「勢治者正專制行為，而法治則專制之反面也。勢治者自然的惰性之產物，法治則人為的努力所創造。故彼非人所得設，而此則人所得設也，是法與勢之異也」(14)。
由此，可以看到法治主義與勢治主義之間的對立：第一，勢治主義的產物是專制，法治主義的產物是專制的反面——梁啟超雖然沒有指出專制的反面是什麼(譬如民主之類)，但法治的產物顯然不是專制。第二，勢治主義是自然形成的，是隨機產生的。如果占據權勢者是堯那樣的人，那就天下大治;如果占據權勢者是桀那樣的人，那就天下大亂。勢治導致的結果也是自然形成、隨機產生的。但是，法治卻是政治家積極努力的結果。因為，無論是制定法律還是執行法律，都需要發揮政治家的創造性、能動性，甚至也是整個政治共同體積極努力、共同合作的結果。第三，勢治主義很難導致天下大治，因為在政治共同體中，勢治所期待的賢者總是很少，而不肖者卻很常見。但是，法治主義卻能形成天下大治的局面。因為法治主義並不指望賢人當政，「中者」依據法治主義就可以實現天下大治。正如《韓非子·難勢篇》所言：「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者亦不為桀紂。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
比較梁啟超早期與後期的代表性論著，可以看到，梁啟超對法家思想的界分大同而小異。「大同」的方面體現在：都是站在法治主義的立場上，界分了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與非法治主義，都是推崇法治主義而貶斥非法治主義。「小異」的方面體現在：在1904年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中，法治主義的對立面是勢治主義;在1922年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法治主義的對立面既包括勢治主義，也包括術治主義。這就意味著，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是發展的、變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體現了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定型化表達。
四、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域外影響
由於勢治主義與術治主義都處於法治主義的對立面，因此，先秦法家思想可以分為兩大陣營：法治主義與非法治主義。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這種界分，早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引起了域外學術思想界的注意。
1926年，亦即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正式發表4年之後，其中的《法家思想》部分，亦即本文討論的部分，就被法國民法學家、比較法學家讓·埃斯卡拉(Jear Escarra，1885-1955)譯成法文，並以《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之名予以出版。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埃斯卡拉於1921年至1930年之間，曾經擔任民國政府法律顧問。他於1936年出版的《中國法》(Le Droit Chinois)，受到了西方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他本人則被哈佛大學安守廉教授(William Alford)稱為「歐洲中國法頂尖專家及中國法國際先驅之一」(15)。正是這位中國法的研究者，把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關於法家思想的部分傳播至西方世界。
1927年，年僅25歲的法國思想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902-1968)萌生了對於中文及中國思想文化的興趣，(16)他在閱讀了法文版的《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之後，以「評梁啟超《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為題，為該書寫下了一篇評論。在這篇評論中，科耶夫寫道：「譯者(大概也包括作者本人)在出版這本書的時候，都追求現實的政治目標：在法家學說中尋求親西方的中國思想流派(方向)，他們致力於恢復那些被希望的學說，從而使新的中國的建設以及中國與西方的彼此接受變得更容易。」(17)這就是說，《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的作者梁啟超與譯者埃斯卡拉一樣，都希望在法家學說中尋求親西方的中國思想，或者是，尋求能夠被西方接受的思想。梁啟超對法家思想進行界分，把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單獨提煉出來，並予以進一步的凸顯，使之與術治主義、勢治主義形成某種對照，就是在法家思想中尋求西方可以接受、能夠理解的法治主義。
因而，梁啟超對法家思想的劃分，尤其是對法家法治主義的彰顯，讓科耶夫產生了這樣的印象：「所有中國對法的理解中有價值的地方都是法家創造的，這些東西為新的中國奠定了基礎，新的中國只需要發展這一基礎，來達到西方已獲得的成就。」(18)在這里，科耶夫認同法家的法治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基於對梁啟超觀點的認同，因為梁啟超把法治主義歸屬於法家，而法治主義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它促成了「西方已獲得的成就」。
對於法家的法治主義，科耶夫的看法是，法家「關於法的學說並不是源於實際上的新思想，而是來源於現實政治的實際需要：他們與儒家的爭議不是中國思想不同流派間的爭議，而是實踐政治家與哲學理論家(如果合適的話，可稱為烏托邦主義者)間的爭議。所以他們的法的概念與羅馬的法的思想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他們的法不是絕對的，它僅僅是國家手中的一種實用工具，而這種工具還處於與國家的職能關系中，或者確切地說是與其首領間的關系。如梁啟超說的，這不是因為法家學者們沒有考慮好自己的前提條件，而是他們基本觀點的直接後果。這樣一來，在科耶夫那裡，剛被梁啟超從術治和勢治中解救出來的法家思想再一次遁入其所謂的『米奇維里』輩之列。科耶夫甚至認為，不能把法家看作親西方的思想，他們學說的理論方面並沒有任何創新之處，對中國的思想不具有深刻的影響」(19)。
科耶夫進一步指出：「即使希望在法家理論中尋找關於法的新學說，也不該忽略這種學說其實與中國一點關系都沒有，甚至，當今的中國『西方主義者』也不完全贊同他們。」換言之，梁啟超在法家思想中挑選出來的法治主義，如果把它理解為西方意義上的法治，那麼，它與古代中國沒有關聯，因為古代中國不可能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對於梁啟超本人及其翻譯的《先秦法的概念與法家理論》，科耶夫的看法是，「梁啟超無法完全站到接近他自己支持的西方的法家觀點那邊去」，而且，梁啟超的「闡述帶有某種主觀局限性。一方面，他所採用的法家學派的概念極其寬泛，將所有觀點與此學派採用的主要觀點的定義相符的人都納入了這個學派，而從另一方面看，他著重強調了支撐這一定義的引文，自己卻什麼都沒有說」(20)。
這些出自異域思想家的評論，無論是肯定性的評論還是否定性的評論，無論是否恰當，無論是否帶有評論者自己的立場(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都可以說明梁啟超關於法家思想的論述與界分在西方主流思想界產生的影響。
五、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西方背景
梁啟超對法家思想的界分，一方面，對西方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受到了西方學界的關注;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說，則是西方思想影響下的產物。而且，從影響的程度看，西方世界影響梁啟超的程度，遠遠大於梁啟超影響西方世界的程度。那麼，是西方世界中的哪些思想影響了梁啟超對於法家思想的界分呢?倘若要全面地看，1922年之前的梁啟超所接觸到的所有西方思想，都對他界分法家思想產生了間接的影響。不過，即使只在《法家思想》一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多個方面的西方思想。梁啟超把多種西方思想與法家思想混在一起予以論述，說明這些西方思想直接地、明顯地影響了梁啟超對於法家思想的界分。
1.自然法
梁啟超對於中國現代法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率先把自然法的概念引入中國。早在1904年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一文中，梁啟超就以自然法比附儒家、道家、墨家的法律觀念。據學者考證，這是中國人以自然法概念解釋中國古代法的肇始。(21)在《法家思想》一章中，梁啟超同樣習慣於以自然法的概念解釋法家關於法的概念。他說，「廣義的法」，「即以自然法為標准以示人行為之模範也。法家所謂法，當然以此為根本觀念，自不待言」(22)。梁啟超舉出的例子，是《管子·七法篇》之所言：「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百姓、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管子》中的這些論述，在梁啟超看來，就表達了法家的自然法觀念。梁啟超以西方的自然法概念解釋法家關於法的概念，一個基本的理論預期就是為法家的法治主義正名：因為法家關於法的概念，能夠在西方的自然法理論中得到解釋，這就意味著，法家關於法的概念、特別是法家的法治主義，能夠在西方世界中得到承認。
2.立憲政體
在關於法家思想的界分中，西方的立憲政體也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參照。梁啟超認為，法家思想有一個最大的缺陷，那就是，在立法權問題上不能正本清源。法家的法治主義理論雖然提醒君主：「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管子·法法篇》)但是，法家面對的法，畢竟還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既可以立法，也可以廢法，這就讓法家的法治主義在實踐過程中面臨著重大的危險。因此，法家所謂「抱法以待，則千世治而一世亂」的設想，根本就不能成立。「欲法治主義言之成理，最少亦須有如現代所謂立憲政體以盾其後。」但是，法家的法治主義與現代的立憲政體畢竟沒有任何關聯。《管子·七法篇》雖然指出了「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所導致的弊端，但卻無法加以解決。因為：「『使法必行之法』，在民本的國家之下，能否有之，且未可定。在君權的國家之下，則斷無術以解決此問題。」(23)
這就是法家法治主義的內在難題：在君主政體之下，法律隨時可以被廢除，法律的執行得不到保障，這就使「抱法以治」從而實現「千世治」的目標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梁啟超為此提出的對策是，以「立憲政體」盾其後，通過創設「使法必行之法」，以保障「抱法以治」、目標的實現。梁啟超所謂的立憲政體，並沒有一個嚴格而精準的定義。按照他早期的理解，立憲政體的簡稱即為憲政，(24)立憲政體的核心標志是：設立議會，制定憲法。在這樣的立憲政體之下，憲法和法律由議會制定，並由議會監督執行，這就在立法權上實現了正本清源。以這樣的「立憲政體以盾其後」，有可能克服法家法治主義的最大缺陷。梁啟超的這個觀點，被學者稱為解決「商鞅難題」的「梁啟超方案」。(25)
3.君主立憲
在立憲政體中，君主立憲是一種特別的、具體的形式。梁啟超不僅強調立憲政體，而且還反復提到了立憲政體中的君主立憲。從梁啟超的思想歷程看，西方的君主立憲思想與虛君共和實踐，尤其是英國的君主立憲，是辛亥革命之前梁啟超認同的思想與實踐。寫於1905年的《開明專制論》堪稱梁啟超君主立憲思想的集中表達。(26)遷延至1922年的中國，即使在君主立憲或虛君共和已經沒有現實可能性的背景下，源於英國的君主立憲也是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一個重要參照。
在《法家思想》中，梁啟超寫道：「法家根本精神，在認法律為絕對的神聖，不許政府動軼法律范圍之外。」這種關於法律神聖、政府守法的思想，見於《管子·法法篇》：「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這樣的法家精神，「可謂與近代所謂君主立憲政體者精神一致」(27)。而且，按照法家的設想，君主也不必勞神費力地去承擔更多的責任，「現代法治國元首不負責任，理論亦半同於此」(28)。可見，法家的法治主義，還可以在君主立憲理論和虛君元首實踐中得到解釋，君主立憲亦是梁啟超界分法家思想的一種具體參照。


摘自網路網友，謝謝。

Ⅱ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相結合

一、主要強調：

君王應該用『法』、『術』、『勢』三者結合起來治理國家。

1、法：法是指健全法制。

2、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3、勢主要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要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二、韓非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2)韓非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著作《韓非子》：

《韓非子》是後人收集整理韓非所著的文章而編纂成的著作。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

《韓非子》內容共二十卷分為五十五篇，總字數達十多萬言。在體裁上，有論說體、辯難體、問答體、經傳體、故事體、解注體、上書體等七種。辯難體與經傳體為韓非首創。在內容方面，則論「法」、「術」、「勢」、「君道」等，文裁條理清楚，用意深刻。其中以下列五篇最能代表其思想：

1、《孤憤》論述自己對當代法家對更法之志的憤概。

2、《說難》第十二，論述對君主進諫的困難，反映韓非對君主的心理分析之清楚，為論說體。

3、《奸劫弒臣》第十四，前半部論述奸臣的奸行及治奸之法，後半部則反對儒家思想，倡導法家思想治國之道。

4、《顯學》，批判儒家與墨家，闡揚法治，該篇是韓非對法治思想的代表作，亦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重要史料來源。

5、《五蠹》，『蠹』字意指由內部危損整體的木中之蟲，五蠹指五種蛀蟲，韓非認為為學者（儒家）、言議者（縱橫家）、帶劍者（墨家俠者與俠客）、患御者（怕被征調作戰的人）、工商買賣者等，為擾亂君王法治的五種人，考量歷史應除掉他們。本篇亦為歷史上公認的韓非子代表作。

6、《扁鵲見蔡桓公》，以扁鵲躲避蔡桓公寫出了當時統治的殘暴，被收錄在魯教版初中《語文》教材中。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韓非子（法家三治）

Ⅲ 韓非的法治觀念有哪些

韓非子著重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申商學說的最大缺點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申、商學說的第二大缺點在於「未盡」，「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定法》）韓非按照自己的觀點，論述了術 法的內容以及二者的關系，他認為，國家圖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方面有了發展。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 「重罰」。
尤可稱道的是，韓非子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的思想，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這是對中國法治思想的重大貢獻，對於清除貴族特權、維護法律尊嚴，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韓非子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他贊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難者》），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難勢》）的論點。
韓非子的全部理論導源於荀子「性惡論」思想和建立封建的中央集權專制主義國家的政治目的。他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利害關系，人的心理無不「畏誅而利慶賞」（《二柄》），人君的職責就在於利用「刑」 「德」二手，便民眾畏威而歸利。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適應了中國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需要，在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度的確立過程中起了一定的理論指導作用。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他繼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思想傳統，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觀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五蠹》）
韓非子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
韓非子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子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系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子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寡的關系，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韓非子反對天命思想，主張天道自然。他認為「道」是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萬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宇內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韓非同時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這個哲學概念，並論述了它與「道」的關系。他認為，「道者萬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韓非看來，就是事物的特殊規律，人們辦事應該尊重客觀規律。
韓非子的認識論繼承了先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傳統。他提出的反對「前識」和「因參驗而審言辭」的觀點，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
韓非子反對「前識」的觀點。所謂「前識」，就是先驗論。韓非主張「虛以靜後」，通過觀察事物得到認識而非妄加揣測。
韓非子提出了「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奸劫弒君》）的著名論題。「參」就是比較研究，「驗」就是用行動來檢驗。韓非認為，不經過「參驗」而硬說是如何如何，是無知的表現；不能確定的東西而照著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張「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顯學》）。
韓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斷地變化著，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為常。」（《解老》）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講的矛與盾的故事，對人們分析問題 表達思想至今仍有著深刻的啟發作用。
韓非子的政治思想為中國封建統一事業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的哲學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開拓了人們的思路。韓非不愧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韓非子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於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並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雖然我們可以說儒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和孟子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②與封建專制主義思想有一定關系，但是都不如韓非講的明確。《韓非子·忠孝篇》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

Ⅳ 韓非的思想主張

主要主張

政治

1、封建專制

韓非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韓非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2、中央集權

韓非子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法家實踐理論。

3、名實相符

韓非子另主張『『名實相符』』，認為君主應根據臣民的言論與實績是否相符來決定功過賞罰。

改革

1、改革圖強

改革圖治，變法圖強，是韓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內容。

2、改革變法

中國人慣於尊重過去經驗，這個傳統思維方式對中國哲學有巨大的影響。

法律

1、以法為本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

2、依法治國

韓非子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3、法不阿貴

儒家講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發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以法為教

韓非主張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

哲學

1、法家思想

2、唯物主義

韓非子反對天命思想，主張天道自然。

3、辯證法

韓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辯證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斷地變化著，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

4、道生法

也是法家的思想，在韓非子看來，君王應當具備的一項品質便是「為無為」，自己表現出「無為而治」。

5、法家三治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

(4)韓非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韓非子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闢，推證事理，切中要害。韓非子的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於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效果。

韓非子還善於用大量淺顯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作為論證資料，說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體現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

在他文章中出現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故事，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至今為人們廣泛運用。

Ⅳ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要強調什麼

1、依法治國。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韓非子著作總結了前期法家的經驗，形成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

2、法不阿貴。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3、以法為教。意思就是除了制訂法律以外，還必須要宣傳法律，普及法律知識，遵守法律，運用法律，使整個社會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風氣。

韓非在國家政體方面主張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韓非還繼承了荀子關於封建專制的一些思想，並進一步理論化和系統化，從而成為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倡導者。

(5)韓非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韓非主張社會歷史進化論，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韓非子用進化的歷史觀點分析了人類歷史。

他把人類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進而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那種想用老一套辦法去治理當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韓非子的進化歷史觀在當時是進步的。他看到了人類歷史的發展，並用這種發展的觀點去分析人類社會。

韓非子把社會現象同經濟條件聯系起來，這在當時是難得的。韓非子對經濟與社會治亂的關系有了初步認識，注意到人口增長與財富多少的關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人民眾而貨財寡」會帶來社會問題的思想家。

Ⅵ 韓非子法制思想產生的背景及其影響

1、獎勵耕戰適應了當時諸侯國發展生產、相互兼並或自衛的需要；2嚴明賞罰利於維持社會穩定；3地主階級興起,需要新的、激進的思想；4當時的儒家思想主張維護周禮,即周朝的奴隸制度和井田制,道家思想虛無消極,兩者都不適合統治的需要；5法家中央集權（韓非子權、術、勢）思想適應了統治者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Ⅶ 關於韓非法治思想的論文

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至少在公元前21世紀左右的夏朝已經建立了國家，形成了法制 。中華法制不僅起源早，而且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一直沒有中斷過，這是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因此中國法制的歷史沿革非常清晰，無論是某一部法典，還是某一項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關系，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統。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於春秋時期。夏、商、周三代實行的是一種封建制度。國家是在家族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當時的國家的體制是一種家國一體的體制，在社會上是一種宗法制，國家的人際關系都按禮的原則來建立。進入春秋時代以後，封建制開始解體。體現在國家方面就是直接導致了天子、國王力量衰微，諸侯崛起；體現在諸侯國中就是國家內部卿大夫的勢力強大起來，開始控制了諸侯國的權力，接下來開始篡奪君位；體現在封邑層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會這個層面上，從前維系社會關系的這一套綱紀逐漸失效，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表現在國家方面是諸侯力征，同時大國兼並小國，一方面大國要侵佔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國，小國要自衛，天下混戰，國與國之間沒有基本的規則，無論大國、小國都希望富國強兵。法家適應這一時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張，法治的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擴張君權，以法治國。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於鼎」（刑即為法），後來，晉國也「作刑書」。鄭國與晉國先後採取了把刑法鑄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這在當時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開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眾公布法律，使得民眾也可按照這種明示的法律來解決社會爭端。而在這以前，法律都有一種隨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後，法律開始具有公開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韓非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准。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准則和規范，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法外。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面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術」就是國君駕御群臣的權術，由國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們摸不清國君的心理，不敢輕舉妄動，背後搞鬼。「術」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韓非子認為，申不害重術不講法，往往造成新舊法令相互抵觸、前後矛盾；商鞅重法不講術，則難於對官吏察辨「忠」和「奸」，導致國君的大權旁落於大臣之手。所以韓非主張「法」和「術」必須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韓非子還認為，「勢」就是國君占據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也是統治者實行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勢」的理論最終是由慎到提出的。韓非子吸取了這一理論，他認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權術,必須依靠權勢；沒有權勢，既使是堯這樣的賢明君主，連三戶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韓非子提出「抱法而處勢」的主張，認為只有穩固地掌握了權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術。
法家主張審時度勢，「法後王」，「法今聖」，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確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這種進化的歷史觀，堅信「當時而言法，因事而制禮」，從而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①。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歷史進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②，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而「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亂變化的人，反而竭力謳歌先王之法，頌揚先王之書，這只會加劇今世的動亂，絕不會帶來任何益處。因此，「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細分析研究當代面臨的問題，根據現實來制定各項措施。
法家崛起於戰國時代。這個時候，「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分封制已經崩潰。到戰國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虛設，其地位與一般小國無異。春秋時代的一百餘國，這時也僅存十餘國，整個中國為戰國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規模兼並戰爭，也正在推動著中國從封建割據走向封建統一，在這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下，維護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沒有任何可能，而且從根本上說，乃是歷史的倒退。法家順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力主普遍推行郡縣制度。商鞅說過：「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⑤眾多的縣，都實行統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從，奸官就不敢飾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過而貶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飾其錯誤。推行縣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員，把縣變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不再是獨立、半獨立的王國，這樣就把全國的軍政大權集中到了中央，從而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政體，有利於從劫亂走向安定，從割據走向統一。韓非又進一步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⑥進一步發展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理論。
法家主張「一斷於法」，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商君書·賞刑》說道：「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敗於後，不為虧法。」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張的「刑無等級」有兩大特徵：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於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於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後來戰勝山東六國，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於天下，「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又別置「法官」作為主管吏民法律的顧問，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這種法律觀念，一直為後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廉吏執法與法制建設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記載。清明的吏治是實施法制的必要條件，也是法制建設的內在要求，它反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認識到治吏對推行「法治」的重要意義。先秦時，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論斷，其實質不在於輕視和否定治民，而在於強調吏治的重要性。孔子「為政在人」的觀點突出強調了君主與官吏在國家治亂和「法治」興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更明確地闡述了「法」與「人」的關系。他認為作為統治者的「人」決定著作為國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執行和適應變化，都離不開「人」的靈活、廉潔和清明。荀子重視人治，並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發揮法的作用與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執法是治國之關鍵。唐「貞觀盛世」的出現是與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潔，帶頭守法分不開的。
法制歷史深刻地告訴我們：徒法不足以為治，繁法也不足以為治，制定嚴密完備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諸實施並深入人心則並非易事，它要通過執法者公平的執法和廣大民眾自覺的守法來實現。因此，我們說，良法與廉吏是實現法治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它們相互聯系，承前接後，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設中，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結合社會現實，根據社會要求，能夠真正反映社會生活，指導並規范人們的行為。但是立法只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前提，只有依靠秉公執法的官員才能夠使國家立法走向現實，如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則無異於虛設之條文。

四． 法治的現代意義
中國古代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就是社會秩序穩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封建法制相對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為盛世最明顯的標志。法盛則政興，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現所體現的共同特徵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殺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封建法律的服務對象是地主階級，其著力維護的是專制主義統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廢法，權大於法。盡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現，內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許多內在規律成為法盛政興的必要條件。深入法制歷史，分析法制現象，從封建法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法制經驗和規律，不失為今天法制建設的有益借鑒。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會里，皇帝一方面凌駕於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規范。漢文帝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才有了張釋之的執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詔治罪之舉。在保證法令順利實施方面，監察制度在中國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並且歷史悠久，其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糾舉失職，監督司法，以使官吏執法不阿。中國古代的監察機關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自成體系，不受行政系統的干涉。為充分發揮其職能，歷代都由皇帝掌握監察御史的任用權。監察御史雖品級不高，權力卻非常大。也正因為如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監察機關確實起到了應有的法律監督作用，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極大的保證作用。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顯示借鑒意義。
依法約束權力，法制就能得以維持，盛世就有出現的可能；權力超越了法律，社會秩就會混亂，衰世就必然出現。以法律約束權力是維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
法制推動社會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保證國家的政治制度，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歷史證明，重視法制就會推動社會的發展，使國家昌盛富強；破壞或淡視法制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導致政權的衰敗。可以說，「法治」是盛世的標志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認識到了法治對一個國家盛衰的作用，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這就使得民主法制環境大有改觀，司法執法隊伍不斷擴充，糾正了以往不講法制，強調人治的作法，司法和執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國的司法執法狀況與法治的內在要求仍相距甚遠，長期以來形成的人治觀念仍然沒有根本消除，權大於法的現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的現象仍很普遍。我們知道，失去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也必然損害法制，影響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立法定製的根本目的在於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實施法律取決於司法執法機關的活動。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就是司法和執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與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

注釋：
①《商君書·更法》
②《韓非子·五蠹》
③《韓非子·顯學》
④《韓非子·五蠹》
⑤《商君書·墾令》
⑥《韓非子·揚權》

Ⅷ 韓非的法治哲學是怎樣的

先秦法家並不像儒家、墨家那樣自成一派，也不大講師承關系，他們只是在思想上有著共同的特點。首先，他們強調法的作用，認為法是治國的不二法門，即以法治國，一切由法裁斷。其次，注重實力，認為實力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基本手段。再次，強調君主專制。最後，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基本概念和范疇主要有法、勢、術、刑、罰、賞、利、公、私等等，這些概念和范疇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的思想獨具特色。

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韓非。他是戰國後期韓國人，貴族出身。韓非是儒學思想家荀子的學生，但他提倡法治，反對空談仁義，主張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韓非口吃，不善於說，但很善於寫，著有《韓子》五十五篇。韓非著書立說是為了挽救韓國的滅亡，但由於他講的道理所具有的普遍意義，他的君主專制思想深受秦王贏政的賞識。據說當贏政看到他的著作之後，禁不住拍案叫絕，感嘆道：「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後來贏政用武力把韓非「請」到秦國，由於韓非書生氣太濃，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結果在他的同學李斯的陷害下，冤死於獄中。韓非死在了秦國，其以法治國的思想也留在了秦國，並被付諸實踐。

韓非的思想不是理論邏輯推理的產物。而是通過「觀往者得失之變」，即從歷史的縱橫關系中思索治國之道。他在總結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以「法為中心」，「法」、「勢」、「術」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體系。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以前的法家，如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勢」、「術」、「法」等思想。在韓非以前的法家中，慎到重視「勢」。所謂「勢」，就是權力，慎到認為在權、法、禮、政策等政治各要素中，權力應放在首要地位。慎到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中認識到，掌握權力是從事政治活動的前提條件。在政治中誰服從誰，不是以學識、才能和道德為標准，而是要看權勢的大小，「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於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是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慎到的這一說法顯然是批判儒家崇德思想的，他的權力主義雖然忽略了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但卻符合戰國時代你爭我奪的歷史現實。

申不害重視「術」。所謂「術」，就是權術。術與法不同，前者須君主獨操，後者要君民共守。法要公開，是一種明確的規定，術則要藏於心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申不害認為君主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左右的大臣，「妒妻不難破家也，亂臣不難破國也」。為了鞏固君主的地位，防止大臣的篡奪，申不害提出要以「術」來作為加強君權、駕馭群臣的辦法，做到「君操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這樣，君主就可以「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申不害的權術思想，雖然有利於加強君權，但助長了政治上勾心鬥角之風氣。

商鞅在「法」、「勢」、「術」中，雖然認為君主應該「不恃其強，而恃其勢；不恃其信，而恃其術」。肯定了「勢」、「術」在加強君權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視「法」。商鞅主張以法治國，在執法過程中強調要輕罪重罰。輕罪重罰的邏輯是：它使人不敢犯輕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而商鞅認為實行輕罪重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愛民」。關於「法者所以愛民也」，商鞅也有自己的邏輯。因為實行輕罪重罰，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無需再用刑，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他又說：「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商鞅的這種以刑去刑論是殘忍而野蠻的法治主義。

韓非總結了慎到、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思想，針對申不害只講術不重視法的弊病，他指出：「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而對商鞅只講法不講術的缺點，認為雖能以法致富，「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資人臣而已。」於是韓非辯證地把「法」、「勢」、「術」三者聯系起來，他說：「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無一，皆帝王之具也。」這就是說沒有統一的法令不能治民防奸，而只注重法令，人君沒有操持控制大臣的「術」，就不能防止大臣犯上作亂，所以只有「法」、「勢」、「術」並用，才能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

韓非提出有利於君主進行專制統治的標准，這就是「法」。什麼是法呢？韓非說：「法者，事最適者也。」所謂「事最適者」，就是適合時代，符合事理，有利於君主之用。而立法的目的是尊公廢私，「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法令是全社會必須遵守的標准，「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而且執法必須要嚴，「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就是說誰違犯了法令就應當無赦。

戰國虎紋銅鏡韓非強調以法治國，反對賢人政治，提出「尚法而不尚賢」。他認為，對君主而言，無需待賢君而治，歷史上的賢君和暴君都是千世不一出，絕大多數的君主是「中人」，「中人」只要「抱法處勢」就可以治天下。甚至暴君如桀紂，若能「抱法處勢」亦可以治天下。

韓非的治國思想，特別他的以「法」為中心，「法」、「勢」、「術」有機並用的思想，二千多年來一直為封建統治者所使用。他的思想不能說不智、不明，但卻沒有像孔子那樣撈到聖人的牌位。這是由於他太忠實於事實，只講權術和法治而不關心道德，從而忽略了道德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

Ⅸ 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實質是什麼

C、法律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

韓非子的思想其實很難說是「法治」 充其量是「規則」 實質上他的「法」是君主制定的游戲規則，用來規范其他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