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法學

Ⅰ 德日刑法中的新舊派之爭

大陸法系刑法中的舊派與新派
萬志鵬
(湘潭大學 法學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論中，長期存在舊派與新派兩大陣營的對峙。舊派又稱為古典學派，可分前期舊派（刑事古典學派）與後期舊派（後期古典學派）。前期舊派以貝卡里亞、邊沁、費爾巴哈、康德、黑格爾等人為代表，形成於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由於舊派理論未能阻止19世紀後期西方國家的犯罪浪潮，新派於19世紀末興起，以龍勃羅梭、菲利、加羅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為代表。為反駁新派觀點，後期舊派也於19世紀末形成，以賓丁、貝林格、畢克邁耶、邁耶、麥茲格、小野清一郎等人為代表。 也有人把貝卡里亞、邊沁歸為啟蒙主義刑法學派，而不將其歸為古典學派，因為，其一：這兩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啟蒙主義思潮的影響；其二：他們主張的預防論思想與黑格爾等古典學派人物主張的報應主義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舊派與新派的學術背景及主要分歧
舊派學者主要從法規范學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法的正義性，論證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實定法上的建構。前期舊派是在反對中世紀封建刑法的斗爭中形成的。貝卡里亞最先吹響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責自負等現代法治主義刑法理念的號角，反對酷刑和刑訊，將刑法推進到了科學時代。他主張自由意志，認為刑罰應以預防犯罪為依據。邊沁繼承並發揚了貝卡里亞的思想，他以哲學上功利主義為方法論，運用抽象思辯和邏輯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罰理論，也是預防論者。費爾巴哈則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強制說」，重視刑罰對社會一般人的威嚇作用，被認為是一般預防論中的立法威嚇論者。與前三者不同的是，同為舊派學者的康德和黑格爾則在刑罰論上持報應主義，康德是等量（一說等害）報應主義和道義報應主義者，黑格爾是等價報應主義（一說等質）和法律報應主義者，但二者都是絕對報應主義者，即刑罰只是對犯罪的回應，絕不為其他什麼別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堅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觀點。綜上，前期舊派一般都認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罰是對自由人違反刑法的理性反動。犯罪是違反法律，也是違背道德的無價值行為。刑罰對犯罪予以懲罰是報應的需要或是預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這一點上舊派學者內部之間有報應論和功利論的尖銳分歧）。一般而言，舊派學者都堅持意志自由論、抽象的行為人論、行為主義、道義責任論。
新派學者主要從社會學的角度觀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創始人之一龍勃羅梭是犯罪學人類學鼻祖，他主要從事的是犯罪原因學（狹義的犯罪學）研究，他認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並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論。他的弟子菲利繼承並發展了他的理論，提出了犯罪發生的三原因論（即個人因素、社會因素、自然環境因素）和犯罪飽和理論。菲利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認為刑罰措施對付犯罪幾乎是無效的，治理犯罪應主要致力於消除犯罪的社會原因，因而被後世歸為刑事（犯罪）社會學派。菲利同時也是刑法學家，曾起草義大利1922年刑法，因過於反映激進的實證學派觀點而未能通過。菲利主張取消刑罰的概念，代之以「社會防衛措施」。菲利的學生加羅伐洛也是犯罪社會學派人物，其主要貢獻是第一次將犯罪學作為獨立學科從刑法學中分離出來，並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類。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學家與刑法學家於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論上的二元論論（即個人原因和社會原因），並十分重視犯罪的社會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會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這一口號。在刑罰觀上，主張「應受刑罰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刑罰有威懾、改善、隔離三種效果，刑罰應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為任務，並提出了「矯正可以矯正者，不可矯正者使之不為害」的個別預防方針，被認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綜上，新派學者一般都反對自由意志論，主張人犯罪是諸多自然及社會環境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即所謂「決定論」，注重從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罰，大多持行為人主義、目的主義、特別預防論、社會責任論。
二、 犯罪論上的差別
在犯罪論，舊派與新派的主要對立表現為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爭。舊派一般持客觀主義立場，以客觀的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來認識和看待犯罪，認為刑法上處罰的對象是犯罪行為，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害社會的行為，正是因為有此危害社會的行為以及結果，才對該人科處刑罰。即行為主義。新派一般持主觀主義立場，以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來看待犯罪，認為犯罪的本質、也就刑事責任的基礎是行為人危險的反社會性格或人格，這種危險性格是危害社會的因素，因而主張刑法的對象是行為人而不是行為，因為離開了行為人這個載體去處罰行為本身是毫無意義也是不可想像的，即行為人主義。但新派又承認，對人身危險性的判斷離不開行為人的客觀行為，至少在目前科學技術水平狀況下離開行為人的客觀表現是難以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危險性格的。不顧客觀行為來談危險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斷、侵犯人權的。因此，無奈，只有通過客觀行為表露出來的主觀惡性，才能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因此又稱為征表主義。
在違法性理論上，舊派基於客觀主義違法論立場，持結果無價值論，認為違法的實質在於對法益的侵害或危險。對於沒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為，例如某些「無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應當認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平野龍一；新派基於主觀的違法性論，持行為無價值論，認為違法性的實質在於危害行為本身以及由該行為體現的主觀惡性。主張刑法應維護社會倫理觀念，對於反倫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會相當性的行為，應認定為有刑事違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團藤重光、威爾哲爾。二者的爭論，實際上是法哲學上法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在刑法上的反映。從大多數國家刑法規定來看，基本上現在採取的是客觀的違法性論立場，贊同結果無價值論。
在責任理論上，（1）關於刑事責任的本質問題，舊派基於意志自由說，持道義責任論立場。即：行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為人有選擇適法行為的可能性而竟決意實施違法行為，就應當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和非難，刑事的責任的本質也就是對道義上的非難。早期的道義責任論是建立絕對的非決定論基礎上的，主張完全的意志自由，僅以犯罪行為和危害結果作為刑事責任的基礎，這種觀點受到不少批判。舊派學者也認識到這一論述的狹隘性，於是在後期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形成了「緩和的道義責任論」，即改變絕對的自由意志論為相對的自由意志論，認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決定的問題，而是被什麼決定的問題。當人不處於生理上的而是處於規范心理上的約束時，人是自由的，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基於反規范的動機實施的危害社會行為就可以進行道義上、規范上的非難。社會責任論是19世紀末以來隨著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為新派學者所推崇。社會責任論以犯罪必然論和意志決定論為基礎，認為犯罪是人的素質和環境的綜合產物，個人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會的義務，因而應該對自己的不法行為承擔責任。由此，所謂責任，就是對社會有危險的人應受到社會防衛措施處分的地位。從而，不論犯罪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犯罪人主觀上是否應受道義的譴責，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責任的義務。與道義責任論和社會責任論相對立密切相連的問題是「責任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上形成的行為責任論和性格責任論、人格責任論的對立。舊派一般持行為責任論，即認為責任的基礎就是犯罪行為及其表現出來的犯罪意思，也稱意思責任論。責任的確立及大小評價都依據行為及結果狀況。這一立場與結果無價值論立場是相一致的。新派則持性格責任論，認為責任的基礎並不是行為或是行為人的意思，而是行為人的危險性格。這一立場與行為無價值論的主張是相映成趣的。而體現二者折中的立場是人格責任論。麥茲格等人認為，犯罪是行為人人格的主體實現，人格與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體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還包括由環境和素質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歸責於行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則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體行為的抽象。犯罪是主體潛在的人格體系的現實化，刑事責任的第一次基礎是犯罪行為，在行為背後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礎，總的來說，由犯罪行為所表露出來的犯罪人的反社會人格，是刑事責任的基礎。這樣，人格責任論就綜合了客觀的犯罪行為和主觀的危險性格兩方面內容而具有調和的味道。（2）關於責任能力的本質，舊派認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認為是刑罰適應能力或受罰資格。從而，舊派認為責任能力是故意過失的前提，不具備責任能力的人不具備故意過失，新派認為責任能力與故意過失無關，沒有達到責任年齡的人也可能有故意過失。（3）關於舊過失論中結果預見義務的基準，舊派採用主觀說，認為應以具體的行為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要追究道義上的責任，只能以行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為准；新派採用客觀說，認為應以社會上一般人的注意力為標准，因為責任只意味著受罰能力；後期舊派又提出折中說，即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低於一般人，則應採用主觀說，以行為人本人為准；如果行為人的注意力高於一般人，則應採用客觀說，以通常人為准。
在共犯理論上，兩派在共犯的本質及一系列問題上產生了尖銳的分歧。（1）共犯的本質。舊派持犯罪共同說，即認為，因為犯罪是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則是二人以上的行為都符合某一構成要件的類型要求，從而共犯的本質是數人共同實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說與部分犯罪共同說。新派持行為共同說，即認為，只要數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實施行為就可以認定為共犯，也就是說，不要求各行為人構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義上的行為是共同進行的就成立共犯。由於行為共同說與犯罪構成理論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數學者支持。（2）共犯從屬性論與共犯獨立性論。舊派一般贊同共犯從屬性論，認為正犯著手實施犯罪是狹義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贊同共犯獨立性論，認為正犯有無實行行為與認定狹義共犯無關。教唆、幫助行為本身是行為人反社會人格的表現，具有獨立處罰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沒有著手實施犯罪，狹義共犯也成立。通說是共犯從屬性論中的限制從屬說。
三、刑罰論上的迥異
舊派與新派在刑罰論的爭論主要是刑罰的正當根據是報應還是預防。但是這一爭論具有復雜性。舊派中的絕對報應者如康德、黑格爾認為，刑罰的惟一正當根據是報應，決定不允許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為犯罪才受到懲罰，罪犯受到的懲罰也只能與他所犯下的罪行的嚴重性相對應，這樣的懲罰，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現，也是社會正義感的要求；舊派中的預防論者如貝卡里亞、邊沁則完全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刑罰，他們認為，刑罰的根據不在於報復，不在於給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為了預防犯罪，特別是預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當然也要相適應，重罪重罰，輕罪輕罰，但這是由預防犯罪帶來的結果，如果預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輕罰，輕罪也可以不罰。至於新派，其內部的刑罰觀也不完全統一。新派學者一般認為刑罰的根據在於預防犯罪，但重在特別預防。其中，目的主義者認為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刑罰的目的在於預防。教育刑者認為，刑罰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會化。現在流行的通說是折中說，即相對的報應論，也稱並合論。該說以麥茲格、威爾哲爾、小野清一郎、團藤圖光等人為代表，認為刑罰的根據不是單一的，刑罰既是因為報應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為可以預防在犯。刑罰的目的應該是正義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當然，要用報應的限度來制約預防犯罪這種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對從報應觀點看不應該受罰的人發動刑罰。具體怎樣限制，折中論者觀點也不一致。現代各國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論的思想，幾乎沒有哪一國刑法是以純粹的報應論或純粹的預防論為思想基礎制定的。

Ⅱ 初學法律

我也是學法學的，個人認為學法學課外書籍是要看的，但是切忌好高騖遠，心勁來了就發宏願，要看多少多少的課外書，一旦覺得枯燥了，就扔在一邊。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說，如果只是以一腔熱誠去看法學的專著，你可能連一本都看不完，因為那些經典名著大部分都是外國人寫的，很是晦澀難懂。
所以，首要的是把專業課學好，當朋友問起法律上的問題時，能做到思維嚴謹，法律引用正確，處理實際問題得心應手，這才是一個學法的人應該有的素質。當然，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個法律人思維，因為法律是會變的，但如果擁有了法律人的思維，那麼法律本身再怎麼變都不會對你有什麼影響。所謂的法律人思維主要是合法性思維、重權利思維、重程序思維、重邏輯思維、重經驗法則思維、利益衡量規則思維等等。
具體說到課外書，我覺得可以由淺入深，積少成多，在大一的時候多看看一些法學核心期刊上比較淺顯和易懂的學術論文（核心期刊有什麼自己查吧，這是一個大學生該有的基本常識）。等有了近百篇的底子之後，再去碰那些大塊頭的專著。值得看的書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 、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凱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羅爾斯的《正義論》、帕斯卡的《思想錄》等等。以上的都是一些法哲學的書籍，法理學是枯燥的，但是是一個法律人的思想基礎，所以一定要懂法理才能好意思跟別人說你懂法律。
至於各個部門法的書我建議邊學邊看，先把教材吃透，再找一兩本中國比較著名的這個部門法的帶頭人自己親手寫的書看看（我不說法學家，學法的都知道，現在的中國沒有法學家），刑法我推薦張明楷的那個經典版本，其他的人你自己上網上查查吧，一定要是學者著的，編的不要看，一般來說法律出版社的書還是可以的。然後再看德日的法學家寫的，最後再看英美的，這是我個人建議，至於原因嘛，你學上一兩年就知道了。

Ⅲ 本人法學專業，准備考研，准備不考英語，考個小語種，法、德、日、俄哪種學起來簡單，或是考試簡單呢

不清楚你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覺得英語太簡單，那大可不必舍近求遠，還是考英語吧。把時間多花在專業課上。
如果你覺得英語沒學好，想另闢蹊徑，還是建議你考英語吧。因為英語是外語里最簡單的。英語都沒學好，那法語、德語、俄語更難。另外幾乎沒有大學的法學研究生招收小語種考生。有招日語考生的，你都可以燒香了。
另外，法學研究生就業比本科還要差。除非你有把握考上五院四系或者北上廣名牌大學的碩士，建議你還是先就業吧。然後考司法考試。別浪費時間！
PS：我本科是985法學的，法語四級，本科畢業後多年金融業經歷。

Ⅳ 法學專業留日還是留德

法律專業當然是德國的強,大陸法系的發源地.我支持你去德國
我覺得你最好兩邊一起申請,哪邊滿意去哪邊,這樣比較保險了.

Ⅳ 哪個國家的法學發達

法系不同，很難判斷，但我還是喜歡美國的。

德國的和中國的差不多，但這種按法律條文來判案的方法我不擅長。

還是喜歡歐美法系的辦案邏輯，所以我不怕去香港打官司，就怕在大陸打。

Ⅵ 如何系統學習德日刑法

德日犯罪構成要件理論創始於貝林格，發展到今天被認為已經成熟。構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性是德日犯罪論體系的一個基本框架。構成要件是指在刑罰法規中除去法律效果（法定刑）之外的部分。而違法性是指行為違反刑法法規，即行為為刑法所不允許。有責性是指就犯罪行為對行為人的非難。 依照貝林格的設想，構成要件是純客觀的，記述性的，也就是說，構成要件是刑法法規所規定的行為類型，但是這種類型專門體現在行為的客觀方面，暫且與規范意義無關。一方面承認構成要件是刑法規范所規定的行為類型，一方面有認為這種類型專門體現在行為的客觀方面與規范意義無關。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如果單純把構成要件當作一個純理論的東西，倒是可以接受這種純客觀的，記述性的說法。但是，如果脫離了法規范，其自身也就失去了研究意義。既然不能脫離法規范，當然在構成要件中就不能忽略違法要素和主觀要素的存在。麥耶爾承認在法律上的構成要件中，有規范要素即違法要素和主觀要素。認為構成要件相符性是違法性的認識根據和憑證。也就是說，如果有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僅此即可以推定為違法，二者的關系就和煙與火的關系一樣。麥耶爾是以「文化規范」的概念為基礎來考慮法規范的。法規范即是國家的文化規范，因而所說的違法，無非是違反了此種意義上的法規范。既然如此，國家是怎樣來確認文化規范的呢？那就是通過刑事立法，由刑法法規規定構成要件。因此，我們就可以說構成要件是違法性的認識根據。只要行為符合構成要件，一般情況下就可以確認違法。鮑姆戈爾登在他的《犯罪論的構成》中，構想了一種取消構成要件符合性與違法性的差別界限的犯罪論。（P24） 雖然許多德日刑法學者早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而且爭論也不小，但是卻對貝林格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即所謂的三段論卻還是情有獨鍾，在德日學術界有一種傾向，即要把構成要件從實定法的規定中解放出來，專門強調它的類型意義。之所以存在這種情況，與其傳統理論不無關系。但是筆者認為關鍵的問題是對構成要件的內容還沒有真正的釐清，以至於這種理論傳到我國還是貝林格時代的所謂的「純正的」三段論。之所以說是純正的，在我國大多數刑法教材中或者論文中，都把構成要件符合性當成是純客觀的，記述性的。而且以此認為德日的三段論具有層次性，具有開放性，這不能說不是一種誤解。有唯體系論的傾向。 但是自梅茨凱爾提出了新的三段論，即行為+構成要件+有責性，佐伯千仞、瀧川幸辰、井上正治等都沿用了這種體系，發展到現在，違法類型（構成要件）基本上得到了德日刑法學界的認可。 只要承認構成要件與刑法法規之間的密切聯系，構成要件符合性也就是違法性的征表，所以構成要件符合性也是違法類型。如果還堅持原來的「三段論」那就會形成先入為主的傾向。按照現在德日所流行的犯罪判斷過程三段論，構成要件符合性是認定違法性和有責性的事實依據，行為只要符合構成要件，原則上就可以積極地推定其有違法性和有責性，而在違法性和有責性的階段上，只要消極的探討什麼樣的行為不是違法和有責行為就夠了（事實上也是如此，如在違法性的論述上，重點探討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等排除違法事由；在有責性的階段上，重點探討期待可能性以及違法性意識等排除責任事由）。這樣，違法性階段和有責性階段的任務，只是說明什麼樣的行為不違法和沒有責任，而不用積極的探討什麼樣的行為違法和什麼樣的行為有責。 在責任阻卻事由這一問題上，根據新三階段的理論，把故意和過失納入犯罪構成中，阻卻了故意和過失自然也就否定了犯罪構成。所以這與本文論證違法阻卻事由的理由差不多，這里不再具體的論述。但是關於期待可能性到底如何定位，還是有必要闡述一下，期待可能性的理論認為，如果不能期待行為人實施其他適法行為，就不能對行為人進行非難，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責任。至於期待可能性在構成要件理論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德日刑法大概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期待可能性是包含在故意、過失中的要素，或者說是故意過失的要素。第二種觀點認為，期待可能性是與責任能力，故意、過失相並列的第三個責任要素。第三種觀點認為，責任能力、故意、過失是責任的原則要素，期待可能性則是責任要素的例外要素，因此，缺乏期待可能性是一種責任阻卻事由。所以雖然上面三種觀點存在著差異，但是把期待可能性作為一種責任阻卻事由是不容否定的。 雖然德日的犯罪構成在形式上還在堅持著貝林格遺留下來的三段論，但是，在實質上，三者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不清，犯罪構成的客觀性和記述性已經悄悄變質，構成要件的屬性已經產生結構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並非僅為量的變化，而是質的變化。構成要件已經不再是框架性的，而是有了「評價」這一實質性意義，使得違法性，有責性已為構成要件所包容。

Ⅶ 刑法德日理論取代前蘇聯理論後的刑法本科教學如何進行

1。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審理刑事案件是否也採用了新理論？如果是這樣，那麼在年按前蘇聯理論編寫的《刑法》是否還能適用於在德日刑法理論的指導下的司法實踐？二者的沖突如何避免？
答：目前還沒有採用新理論的通知，因為我前一段時間剛咨詢過福州地區的檢察官，他們稱目前沒有接到任何通知要採用新理論來實踐。這項理論即使被認可，也需要花一定時間培訓推廣開來，所以暫時不存在沖突問題。如果有沖突，相信將會採取重新編寫教材和統一培訓的方式來改變實踐模式。前蘇聯理論的刑法必然是不可能和德日的共存的，因為在刑法總論部分二者相差太大無法彌合。
2。在本科刑法教學中，特別是在下學期本人將接受的的刑法學習中，老師是以德日理論來教學還是以前蘇聯理論來教學？
答：目前德日刑法理論在清華大學為代表的北方法學圈更流行，西南政法目前恐怕沒有太多老師接受這個觀點，老師估計會在課堂上兩邊都談到，然後告訴你這是有爭議的事情，然後再發表他個人的觀點。
3.09的司考最後沒有考什麼新理論的內容，因為北師大的趙先生找了一批人上司法部，最後新理論的考察不了了之，估計這些爭議還會繼續持續下去。新舊理論在分論方面無太大差異，估計未來司考考察主要針對這方面進行。

Ⅷ 犯罪構成理論中，蘇聯的「四要件說」和德日的「三階段說」哪種更適合中國國情呀

四要件旨在定罪，沒有邏輯支撐，以社會危害為中心。通俗講，維穩，統版治。定罪基礎權是口供為主，忽略視頻等物證。
三階層旨在分析判斷有沒有罪，基礎是事情還原。以邏輯為基礎。體現公正。
蘇聯已經滅亡了。它活著也不能說他是新的事物先進科學的，有多邪惡不是非得讓你體會才能知道。人，有分析判斷的能力。
值得學習的國家，美國日本德國等一線國家。
法律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工具，誰是統治階級？

Ⅸ 德日的民事訴訟模式

一、民事訴訟模式的界定我國學者關於訴訟模式的界定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本質屬性說。這種觀點認為模式能夠反映某一事物本質屬性的抽象化樣式，是指某一系統的結構狀態或過程狀態經過簡化、抽象所形成的樣式，它是對某類事物或行為特徵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訴訟地位及法律關系說，並將模式與形式、結構、構造視為具有相同的含義。認為模式是對一定事物的內部各個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描述。筆者以為，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或某一類民事訴訟體制基本特徵的揭示。也即法院與當事人在訴訟中的相互關系。，或者說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模式。訴訟模式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1）主體要素，即當事人與法院。（2）訴訟許可權的配置。民事訴訟模式實質上表達的是法院與當事人之間訴訟許可權的配置關系，不同的配置關系構成不同的訴訟模式。
二、民事訴訟模式研究的理論價值
民事訴訟模式是對特定的民事訴訟制度本質的外在反映，運用民事訴訟模式來分析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問題，有助於我們把握民事訴訟的本質內容。具體來講，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論價值：
第一，根據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法院與當事人之間的訴訟關系是基本的關系，訴訟始終圍繞著這一關系而展開。所以，以當事人與法院及其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民事訴訟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訴訟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基點，而這一許可權配置決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屬性，使我們能夠認清不同國家民事訴訟制度的本質特徵。此外，通過不同國家民事訴訟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點與差異點，分析利弊，以不斷完善中國的民事訴訟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訴訟模式，可以促進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程序不僅僅是作出某決定或得出某一結論所經歷的過程或手續，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各主體對形成決定或結論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們相互之間的地位、關系。主體的這種程序中的地位、關系，不但是程序許可權劃分，更重要的是這種角色定位明確了各個主體對形成最終結果所能起到的作用，並各自在其許可權范圍內對程序結果分擔責任。由於訴訟模式是以當事人與法院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配置為研究內容，所以，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能夠促進當事人和法院在訴訟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並形成合理的歸責機制，以達到民事訴訟程序的優化結構。
第三、對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有助於民事訴訟其他具體制度研究的深化。由於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內容帶有根本性，對民事訴訟體制的構件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民事訴訟模式應當屬於民事訴訟法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問題范圍，它對其他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訴訟的具體制度好理論中，例如訴訟標的理論、證據理論等，都涉及到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民事訴訟模式的研究對深化這些具體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礎的理論價值。
三、民事訴訟兩大模式——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
（一）民事訴訟中兩大模式的含義
從宏觀的角度看，民事訴訟理論界對民事訴訟模式的分類，基本上認同當事人主義與職權主義的二分法，但對那些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屬於當事人主義，哪些國家的屬於職權主義，則存在分歧，張衛平還進一步將當事人主義劃分為英美型當事人主義與大陸型當事人主義。對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和大陸型訴訟模式的劃分，主要是依據法院與當事人之間在民事訴訟中的許可權而確定的。
1、當事人主義
所謂當事人主義，英語的表述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糾紛的解決中，訴訟請求的確定、訴訟資料的提出和證據的收集和證明主要由當事人負責。該原則要求當事人（1）提起訴訟；（2）確定爭點；（3）提出證據給法院等。在當事人主義下，當事人甚至對法律的適用都有選擇的權利，而且，由於證據及訴訟資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當事人負責，所以也可以說發現真實的主要責任也在當事人，而在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傳統英美法系民事訴訟中，法官處於順應性的地位，尊重當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預。
1、職權主義的含義
職權主義（德語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訴訟程序中擁有主導權。該原則可分為職權進行主義（amtsbetrieb）和職權探知主義（undersuchungsgrundsatz）兩個方面的內容。與當事人主義相對，職權主義是指在民事訴訟中，程序的進行以及訴訟資料、證據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為之。我國學者一般認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屬於職權主義。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歐美各國的民事訴訟普遍貫徹實施的就是職權主義，資產階級革命後一度改行當事人主義。在19世紀的產業革命浪潮中，以至整個20世紀，各國在修改民事訴訟法時又加強了職權主義的色彩。
（二）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的成因
1、當事人主義的成因
在民事訴訟法典中首先確立當事人主義的當屬1806制定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1877年德國民事訴訟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訴訟法典等都確立了當事人主義。 作為開山鼻祖的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在制定時，當時的訴訟理念認為，民事訴訟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糾紛，故運作訴訟和訴訟程序進行的主導權應該由當事人擁有，法院及法官在訴訟中只是嚴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實問題作出法律上的判斷。這種被稱為自由主義訴訟觀的思想，在法國民事訴訟法典制定後，與自然法思想、社會契約說以及經濟自由放任思想匯合，在排除國家對市民社會干預的運動過程中形成了糾紛解決的當事人主義優越的浪潮。此外,還有學者論述道：當事人主義的成因還有更深的層次,這就是私權自治原則和市場經濟的影響.從私法自治原則的角度來說，私法自治與法國民訴法典中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訴訟觀是相互關聯的。由於民事糾紛起因於民事權利義務的爭執,便要求貫徹調整私法的原則,國家的干預必然回破壞當事人之間建立在私法基礎上的平等關系，不利於糾紛的解決。而從市場經濟的關系來說，由於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定位為只是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並不直接干預社會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訴訟中，代表國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職權主義的成因
職權主義民事訴訟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奧地利民事訴訟法。後來，一些原先採當事人主義的國家如法國等也轉而採取職權主義。德國1976年民事訴訟簡化法也有此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國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國沃爾夫勛爵組成的司法改革小組擬訂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對英美法官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的超然地位進行了反省，強調了法官對程序的干預。
為什麼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期，職權主義在民事訴訟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當事人主義支配下的訴訟程序，由於當事人肆意操作訴訟程序，造成了審判遲延、程序復雜以及費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後果；二是作為當事人主義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隨著19世紀末產業革命的興起，城市化和大規模化的糾紛解決，以至不能再任由當事人主宰訴訟程序來完成，為了迅速且經濟地解決民事糾紛，各國才開始強化了民事訴訟中的法院職權。不過，盡管在18-20世紀，各國民事訴訟出現了當事人主義向職權主義的過度，但並不意味著各國的歷史背景是相同的。由於文化歷史背景以及當時各國政治、經濟狀況的不同，都會導致當事人主義和職權主義在各自民事訴訟制度中的表現形式和內涵的差異。
四、民事訴訟模式的發展趨勢
以上只是從理想類型的角度對民事訴訟模式所作的劃分，實際上，世界上並不存在絕對的某種訴訟模式，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民事訴訟制度中，兩種模式總是交錯的。當事人主義模式以自由主義理念為基礎，以當事人意思自治和處分權為訴訟模式的構造原則，並伴隨著絕對化的傾向。與此相對，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存在著對當事人基本權利的漠視，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不相協調。程序主體地位的確立與訴訟民主與現代化，以及個人利益的要求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間存在沖突。因此，進入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各國民事司法改革方興未艾，除了具體制度、具體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國也不失時機地調整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許可權分配，以最大限度地發揮當事人與法院在訴訟中的各自作用，實現訴訟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強化法官在訴訟中的職權作用，法官不但在訴訟程序的推進方面擁有一定的許可權，甚至在某些實體問題上法院也享有決定性的許可權。這在立法中已經有所體現。在審前准備程序中這一點體現得較為充分：法官積極地介入審判程序，促進訴訟的進程，包括設定證據開示的最後期限、確定審判日期以及促成當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轉向案件的管理。
大陸法系國家的民事訴訟模式雖然同屬於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但是法官在訴訟中的作用卻存在差別。在大陸法系國家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中，法官原本對訴訟程序的進行就享有較大的權力（職權進行主義），特別是在案件的審理中，法官主導庭審程序、主動詢問證人，同時法律海規定了法官的釋明義務。所以在以德國、日本等國家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在保證法官的程序管理權的同時，也在不斷擴大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訴訟構造中，過分強調當事人的作用會導致訴訟的遲延，增加訴訟成本，從而帶來訴訟實質上的不公正；而過分強調法官的職權作用，雖然能夠克服以上不足，但又會產生法官中立性問題。所以，兩大發系在保證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基本構造的基礎上，不斷調整著法官與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中許可權分配，因而出現既重視當事人基本訴訟權利的保障，又強調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力，從而形成了當事人與法官相協同的新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特別是在當事人主義固有的當事人主導的理念基礎上，導入了法官對訴訟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權思想，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但是，西方各國民事訴訟改革並沒有根本改變其訴訟模式的基本內容，而僅僅是在一定的范圍內調整當事人與法院的許可權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的要求，並沒有改變其訴訟模式的本質內容。

Ⅹ 去德國或日本留學學習法學之後回來找工作有明顯優勢嗎

沒有。所有的學習法學的學生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根據自己的國家的文法來決定的，也都是有自主的教學大綱來進行學業學習的，不是在國外留學就比國內學習的學生高一等，都是在努力的刻苦的學習，將所有的知識運用到實際之中的。所有優勢和劣勢是相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