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與依法治憲的關系文明網

❶ 怎樣看「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的關系

近年來，在探討「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的關系時，有的同志沒有擺對憲法的位置，認為「依法治國」首先就是「依憲治國」。我認為，如果說「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在這種意義上說「依法治國」首先得「依憲治國」是可以的。但要「依憲治國」，光靠憲法還不夠，還必須有貫徹憲法各項原則規定的各個部門的普通法和各類法規。沒有大量的符合憲法的法律、條例、法規、規章，或者有了這樣的規范、規章，卻不加重視，任人違犯，不加過問，那麼「依憲治國」也必然落空。因此，必須加強違憲審查，堅持依法辦事。 同時，我以為我們必須把「依法治國」的「法」，理解為是以憲法為核心的我國各種法律規范的整個系統。「依法治國」就包含「依憲治國」的意思在內了，「依法治國」的「法」是以憲法為母法的整個法律系統。如果說「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那麼依普通法律、法規治國，也應是依憲治國不可或缺的體現和保證，否則「依憲治國」就會落空。所以，我們不應把「依憲治國」和「依法治國」兩個口號割裂開、對立起來，而要看到它們內在的統一。這個道理一樣適用於「依法執政」與「依憲執政」。(孫國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❷ "依憲治國"與"依法治國"的關系怎樣

它們是相互依存丶相互制約關系。憲法是我國的總章程和根本大法。所以憲法在法之上，是在憲法的基礎上建立的。

❸ 憲法與依法治國方略的關系

憲法原則與依法治國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權威性，當今中國，「依法治國」的方略已經正式載入憲法，獲得了崇高的憲法地位。

一、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依憲治國

法治國家與專制國家是相對而言的，它是指國家權力受到有效的控制，整個社會由通過民主程序制定出來的法律所支配的狀態。法治國家的基本原則就是民主為本、法律至上、憲法至尊。其中法治的實質所在即法律至上，而法律至上的核心與靈魂乃憲法至尊。因此，憲法至尊與法治的目標——體現法律權威，實現法律統治是高度一致的，簡而言之，國家的法治實際上就是憲法之治。其具體表現為：

首先，完備和完善的法律是法治的基礎。必須以憲法去統帥法律體系的建立、完備，統帥法律內容的完善。

其次，法治的核心內容之一是規范政府行使權力。規范政府行使權力有兩層含義：一是「要保證政府的權力受到控制，以便政府的權力行使不致摧毀政府權力有意促進的價值」；二是要保障政府權力的運行，以實現對國家的高效、民主管理。只有憲法才能從根本上規范政府權力，也只有憲法才能真正體現法律統治。

最後，法治的基礎和歸宿是保障人權，即用法律來維護人的尊嚴，尊重人的價值，保障人的權利。而憲法正是人民的權利證書，是人權的保障宣言。其體現為：1、憲法確認和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2、憲法不僅通過確認公民權利，賦予了公民在國家和社會中的主人翁地位，「而且它要求政府向公民或通過代議機構向公民負責」，從而實現了「主權在民」的原則。3、憲法還可以通過規范國家權力以確保公民權利，防止任何組織或個人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來隨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總而言之，人權在近代國家的憲法中占據了實際上的核心地位，「從根本上說來，人權是憲法支配法律和權利所得到的結果。」

綜上所述可見，依法治國實際上就是依憲治國，即以憲法為依法治國的首要法律依據，依法治國必須在憲法的范圍內進行。因此，要達到法治的目標，其關鍵所在是確保憲法的貫徹實施。

二、保障憲法實施的方法和途徑

憲法的實施需要一套完備的制度。

（一）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人民，人民必然是保障憲法實施，實現依法治國的最堅實的社會基礎

依法治國不僅僅是治國方略的改變，它所需要的是從制度到人們的觀念的深刻變革。要發揮人民在依法治國中的主體作用就必須在全民中樹立法律至上、憲法至尊的觀念，培養和強化全民的法治意識、憲法意識。通過憲法和法律的實際運作，體驗到憲法和法律的最高權威性。

（二） 理順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的關系，這是保障憲法實施，實現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黨的十五大報告把依法治國定義為：「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該定義明確告訴我們，一方面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領導既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原則，又是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也是社會主義法治區別於資本主義法治的重要標志。另一方面黨的領導必須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進行。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的關系，深刻揭示了當代中國法治的重要特色。實踐證明只要執政黨注重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並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就能提高執政黨的領導水平，保證執政黨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從而提高執政黨的威信，密切執政黨與人民的關系，強化執政黨的領導地位，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順利發展。

（三）建立、健全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性和根本法的地位，從根本上保證法治目標的實現

違憲審查，是監督憲法實施的主要形式。要保障憲法的實施，除了憲法自身內容的完善之外，還必須對憲法實施的全過程實行層層監督，及時糾正、查處違憲案件，這是憲法實施的最可靠的保障。

❹ 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是什麼關系

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和關鍵。
1、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理論核心
現代法治認為法律成為人民治理國家的規范系統，合法性是對一切國家行為的基本要求，在中央與地方以及他們之間確立了分權和治權機制，強調有限權力原則、權利保障原則和尊重和保護人權。權力有限原則是指政府的權力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約束與限制，政府必須依法行使權力，不得越權，不得私自濫用職權。權利保障原則是指指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要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政府必須切實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使其能真正實現。法治國家的立法是民意的表達，其功能是為公民設立權利，配景權利。保障人權原則是指法律的基礎、出發點是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尊重人的價值、保障人的權利。可見，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由此而決定的法治的原則與精神無一不由憲法規定體現出來，憲法宣示著法治的理論內核。
2、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實踐核心
首先，「 依法治國」 是實實在在的治國方略，而不只是～旬空洞的1：3號。它不僅要求加強法制建設，而且要求把國家的一切建設包括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和經濟文化事業等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都盡可能地納入法治的軌道，實現「 法的統治」 。而能夠對國家與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從宏觀上、全局上進行調整和規范的只有憲法。其次，法治的重點和難點在於「 治權」 、「 治政」 、「 治官」，在於防範政府權力的濫用。只有憲法，通過對國家權力的規范與制約，才能使國家權力在憲政框架內行使。
3、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實現核心
「憲法是一種先於政府的東西，而政府只是憲法的產物，一國的憲法不是其政府的決議，而是建立其政府的人民的決議。」這就表明，憲法居於政府之先，政府是憲法的創造物，沒有憲法，政府就成了無權的政府：憲法具有至高無上的尊嚴，政府無權改變憲法。政府如果有改變憲法的權力，它就會專斷獨行，為所欲為。另外，從憲法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自從有了憲法，才有了對國家權力的最可靠最有力的規范與限制，才有了公民權利的根本保障，才有了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和諧相處。

❺ 依法治國方略與憲法的關系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就要求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都必須嚴格依照憲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進行立法，不得越權、抵觸和相互沖突，保證國家法制的統一。這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

❻ 依據憲法和憲政的關系論述依法治國和建設法治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意義。（法學中的一到考試題）

一、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
在中國的歷史上，憲政曾被視為西方的腐朽產物而受到敵視和排斥。這固然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和人們的線性思維方式有很大關系，但卻引出兩個問題讓我們思考：發源於西方的憲政是否能同樣適用於東方的中國？形成於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憲政是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從邏輯上講，研究社會主義憲政首先面對的就是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問題。盡管改革開放後我國學者對憲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們對這兩個問題的態度，但這樣的疑問依舊存在，不容迴避。事實上，從法律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學者對社會主義與憲政的兼容性這一問題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問題，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模式。一種認為法律是制定的，人們可以根據時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論和對公共政策直覺的感悟，學習法律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制定法律來引導社會發展；另一種則認為法律是發現的，只能紮根於本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之中。在我們國家這兩種觀點表現為移植論和本土論之間的論爭。移植論者認為後發達國家可以學習移植發達國家的法律，來加速本國法律的發展。如何勤華教授最近撰文認為，「法律移植是法律發展的規律之一」，是「世界法律發展的一個基本歷史現象」，「沒有一百年來對外國法律的移植，也就沒有近代中國法」。[1]法律本土論者向來就不少。如孟德斯鳩就曾說過，「為某一國人民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於該國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於另外一個國家的話，那隻是非常湊巧的事。」 [2]自孟氏以來，西方出現了一種「鏡子」理論，認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經濟和社會所鑄就，深深紮根於各個特定的社會。故法律移植實屬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們國家，朱蘇力被視為這一觀點的主要倡導者。在《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一書中，蘇力先生指出：「關於法律移植，我確實認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
但是，當今社會的現實似乎證明了法律移植論的主張。自從近代憲法在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以來，各國就紛紛模仿。各國憲法在內容和形式上區別很大，但幾乎都具有如下的特徵：憲法的效力高於普通法律，修改程序異於普通法律，主要規定國家的根本組織，內容劃為三塊，一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二是國家最重要機關的組織許可權及其相互關系，三是憲法的修改。[5]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具有極強地域性的西方憲法的觀念和形式覆蓋了全世界。西方憲政雖具獨特性，但許多經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現代社會對法治和憲政的不同需求。因此，盡管現代社會各國政治經濟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各異，但只要採取民族國家的組織形式，效率導向的市場經濟，非人格化的官僚管理體制，奉行利益導向的形式理性價值觀念，就必將選擇法治和憲政。在我們看來，憲政與社會主義有極強的內在關聯，可以說沒有成功的憲政建設，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也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建立以實質正義為價值導向的憲政。
（一）憲政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之一
社會主義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論或者理想，還是一種制度或者運動形態，都體現人類文明發展到了一個更高階段。憲政則是人類在千百次試錯和糾錯之後所創造的文明中的少數幾顆璀璨明珠之一。從國家權力行使入手並試圖讓人類在國家權力的關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憲政存在的現實意義。顯然，這構成了以解放人類為終極目標的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其重要特徵之一。從社會主義中國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社會現實來看，憲政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
首先，只有建設憲政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價值追求。憲政最根本的價值追求是限制國家權力以保障公民的權利（下文將詳細論述這一問題），社會主義同樣十分關注人權的實現和保障。從人權產生的目的來看，人們對人權的推崇，實際上是對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財產權的保障等權利的渴求。歷史上的一切進步運動，都致力於人權的實現和保障。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是讓所有的人都充分享有各種權利，建立一個「由全體社會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使全體社會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6]從人權的內容看，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革命者反對政治權力對公民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恣意剝奪，追求自由、平等和財產權，也是社會主義運動者的目標。在本質上，社會主義與以往的一切進步運動一樣，以實現和保障人權為價值追求，其區別只在於社會主義從經濟基礎入手，找到了使這一夢想成為現實的路徑。
盡管從本質上講，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社會主義國家產生和存在的目的是實現和保障人民的利益，但客觀條件決定了在社會主義階段全民不可能直接行使權力，必須存在權力所有者和權力行使者的分離。從人性的角度看，如果少數權力行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行，時刻牢記為公民服務的宗旨，那幺就不必擔心他們濫用職權，對他們的限制就成為多餘。但從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來看，這種哲學王的幻想只有破滅的命運。在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眼中，人性是邪惡的。這從諸多學者的論述中就可以見得。社會主義學者反對抽象地談論人性，認為人的屬性是多方面的，在總體上表現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以及社會屬性內部的沖突，構成了人性的外在沖突和內在沖突，前者表現為人的感性慾望的滿足與社會關系有序化之間的矛盾，後者表現為各種社會關系之間的沖突。人性在其外在沖突和內在沖突的過程中表現出的具體人性存在著一種與社會發展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可能，這對於無論以何種形式存在的人來說都是如此。[7] 因此，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會出現權力運行不符合權力所有者意志和授權目的，甚至反過來侵犯權力所有者權利的事實。憲政作為防止這一現象出現的成功政治實踐，必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選擇。
其次，憲政是標識社會主義特徵，建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環。政治文明這一概念，馬克思在論述執行權力、集權制和等級制時曾提到，但並未詳細論述。[8]《中國大網路全書·政治學卷》認為，政治文明是由國家構成的社會活動的產物，一般表現為人們在一定社會形態中關於民主、自由、和平、解放的實現程度。政治文明的內容包括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民主制度等多方面。政治、法律、民主制度三者彼此聯系，互相溝通，協調發展，構成了政治文明的統一體。中國在19世紀中葉已經步入現代化的歷史軌道，在隨後的歷史中，我們不斷地變奏著這一主題，政治文明的轉型則是其核心內容。[9]政治文明作為政治、法律和民主制度等的綜合體，其核心因素是國家權力的行使。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的政治文明史顯示，始終困擾人們難以回答和解決的難題在於，政治文明在不斷推進的歷程中始終表現為「剝削階級對被剝削階級的政治統治關系，社會不平等、不公正對社會平等、公正的價值主導格局，少數社會成員對於多數社會成員的權力控制形式。所以，盡管人類社會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現的是更高的政治文明層次，但政治文明的性質卻沒有出現由於政治文明演進中的量的積累所最終導致的質的變化」。[10]
顯然，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超越以往任何政治文明的一次質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要建設的政治文明，無論從內容還是類型上講，都具有超越以往任何歷史類型的實質區別，是一種新型的政治文明，她要拋棄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建立一種平等公正的價值主導格局。當現代化被確定為我國的奮斗目標，特別是現代化建設擴展到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層面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便處於排頭兵的地位。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新型的政治文明，必須使國家權力按照社會主義的本質運行，憲政正是這樣一種制度選擇。憲政作為防止國家權力的行使違背人民的意志，追求少數人利益的一種政治構架和實踐，能夠有效地控制國家權力的運行，是政治文明程度高低的當然評價指標。社會主義憲政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價值內核，是中國政治文明轉型建設獲至成功的重要一環，也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標志。
復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資本主義處於共同的歷史階段和時代環境，決定社會主義中國必須建設憲政。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預測，資本主義後的共產主義分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即我們所謂的社會主義階段）和共產主義階段。但在落後的國家如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則必須經歷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據十五大報告的論述，這一階段「不是泛指所有的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要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國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我國正處於這樣的階段。「從歷史的長河來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終前途是進入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順利發展的下一站也是馬克思描述的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11]這表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資本主義是共時態的社會發展階段，都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間的過渡社會形態。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處於共同的歷史階段，面臨著共同的時代背景，肩負著發展生產力的歷史重任。「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與資本主義建設的區別，僅在於建設的方向、道路和領導力量方面，而不表現在建設的具體任務或內容上。」[12]
資本主義國家長達幾百年的興盛歷史，充分證明憲政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18世紀的英國是發達國家，而法國則是發展中國家，這種差距產生的根源在於二者制度上的差別。當時在英法都存在資本主義，但英國在1688年以後就形成了憲政制度，法國則處於專制統治之下。這種制度上的差異，使英國的資本主義是「好資本主義」，即自由市場是以政治上沒有壟斷為基礎。當時的英國建立了一種共和憲政制度，存在分權制衡，這種制度限制了當權者的機會主義。而在大革命以前，法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壞資本主義」，經濟上有自由，但政治上是人治，是一種壟斷政治。政治壟斷使機會主義盛行，政府部門提供的服務質次價高，還與商人勾結獲得大量壟斷利潤，產生的收入分配既無效率又不公平，限制了市場的容量，有害於經濟發展。只有在憲政制度下，壟斷政治和政府的機會主義才會消除，分配才會盡可能公平，進而增強民眾的購買力促進經濟發展。美國經濟發展後來居上，也證明了這一點。[13]盡管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國家，從本質上講能夠更好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但我們當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正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擴大經濟自由，會面臨種種實踐困難。因此，我們應該吸取英美法的歷史經驗，積極利用憲政這一文明財富，促進經濟的迅速發展，追趕民主、文明的時代潮流，促使社會主義順利地邁向共產主義。
最後，在社會主義中國，憲政建設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意味著在一個具有兩千餘年封建傳統的地域上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中國長期的超穩定的封建統治，形成了一套封建官僚政治。「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徵或規律。在官僚政治下吏治好壞全系於官僚一身，甚至國家安危、民族興亡、人民枯榮，最後要看帝王及一小撮大臣的忠奸智愚而定，人民則對之無可奈何。」[14]所以在封建中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似成定律。在這樣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面臨著傳統的種種阻力，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跳出傳統的周期率問題。記得1945年在延安時，黃炎培問毛澤東，中共能否跳出「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對他說，我們找到了能夠跳出這一周期率的辦法，那就是民主。[15]所謂跳出周期率，是指如何防止國家權力腐化導致國家分裂動亂。為此，從建國到現在，中國共產黨都在摸索如何使國家權力執掌者遵從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宗旨。在毛澤東時代，整黨整風、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黨外群眾和民主黨派人士監督等種種措施多管齊下；鄧小平則在確立經濟建設為中心後，強調民主法制建設。半個世紀以來，我們摒棄了運動式的整黨整風、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逐步走上訴求制度和法律的道路。從總體上講，盡管我們在國家權力的行使和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並沒有將權力濫用和權力腐敗控制在最低程度。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憲政建設在目前是相對較好的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的嘗試。對於有著悠久權力本位傳統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講，憲政不失為真正跳出「周期率」的就近良策。
（二）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建立實質憲政
憲政與憲法關系密切，憲法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憲法實施的結果。憲法與法治也具有內在的關聯性。在人類歷史上，法治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原則和制度要求，但主要體現為一種價值追求。憲法作為體現和塑造一國客觀價值秩序的首要文件，引導著一國法治的主要價值追求。法治與人治的區別在於堅持法的權威至上。在現代國家中，憲法統帥著一國的法律體系，如果放任憲法被踐踏而得不到遵守，法的統治將淪為空談。從這個意義上講，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法治首先是憲治，憲政是法治的必然結果。一個國家奉行什幺樣的法治理念，踐行什幺樣的法治模式，就有什幺樣的憲政實踐。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法治在古希臘和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理論及制度安排則是資產階級革命前後的事情。現代法治是人類告別前現代社會邁向現代化過程中的產物，以「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價值密切相關聯」，是現代西方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主要模式，並為非西方國家所效仿。[16]盡管西方各國的法治理念和模式有所區別，但現代法治產生的西方背景以及構成這一背景的文化、歷史、經濟和政治的相似性，使之呈現出一種整體性和階段性特徵，經歷了從形式法治到實質法治的歷史演變。我國學者高鴻鈞在《現代西方法治的沖突與整合》一文中的研究顯示，[17]形式法治是在反封建專制斗爭中由資產階級思想家首先提出來，戴雪是始作俑者，而法律實證主義則為之提供了理論支持，其後的學者如拉茲、哈耶克、富勒和芬尼斯的有關論述強化了形式法治的特徵。從總體上講，盡管思想家的觀點在細節上極具智能，但總體含義基本一致。形式法治作為西方法治的第一站，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其理論上的缺陷十分明顯，並受到實踐的強力挑戰。、[18]在20世紀初期，實質法治在學者對形式法治的一片討伐聲中登堂入室，其始點是1919年的魏瑪憲法和1918年蘇俄社會主義憲法的制定。實質法治是對形式法治造成的社會貧富不均、失序沖擊秩序的挑戰的回應。自此以後，現代法治的理論和實踐在內容和價值上發生了根本變化，1959年的《德里宣言》是個明顯的標志。這種變化隨之波及民法、刑法等領域。[19]我們同樣可以在馬克斯·韋伯、紐曼、莫爾、沃克，特別是羅爾斯、德沃金等學者的論著中找到實質法治的思想淵源。與形式法治相比，實質法治主張以實在法之外的正義、道德來衡量和檢測法律，要求法律保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並從制度安排上來彌補形式法治所造成的不平等。
憲政主要關注的是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成員彼此不受侵害，並通過一序列制度構架來限制政治權力的行使。憲政將這一價值追求訴諸於法律的統治，憲法則擔當起總體制度構架的重任，如1787年美國憲法通篇只規定國家權力。自法治在西方國家確立以來，體現在制度層面和實踐維度的憲政便同時出現，法治建設的歷程也是憲政建設的歷史。與法治的歷史流變相關，憲政也經歷了從追求形式正義到追求實質正義的階段性變化。但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是，在時序上，形式法治是西方法治的第一站，隨著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轉向壟斷經濟，法律工具導向的形式法治轉向了價值導向的實質法治。但是，實質法治並沒有代替形式法治，形式法治還是法治的主體，實質法治只是在形式法治的框架內對之加以補充和修正。「在現代民族國家，只要利益導向的市場經濟、科層制的官僚政治和工具理性的價值觀占據主導地位，形式法治就會繼續成為主導型法治形式，實質法治只能處於一種補偏救弊的地位。」[20]同樣，與形式法治相適應的形式憲政在當代民族國家居於主導地位，而建立一個完全的實質憲政尚待時日。在我們看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建立實質憲政。
事實上，經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很早就看到了形式憲政的局限和弊端，他們從現代化的高度剖析了形式憲政的弊端，為社會主義超越形式憲政建立實質憲政開出了一副革命性的良方妙葯。馬克思認為，作為現代化進程一部分的形式憲政有其光輝的一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給予資產階級高度的贊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他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他無情的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首長的行行色色的封建羈絆。」[21]但馬克思認為現代性並非是和諧的整體，矛盾、二律背反貫穿其中。「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具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渡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窮的根源……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22]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轉向的根本動因在於經濟的發展。前者與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相適應，後者則以社會市場經濟為支撐。當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加強對社會和經濟的干預，社會市場經濟一統天下時，實質憲政卻並沒有隨之取代形式憲政，其根源就在於私有制。盧梭在論述不平等的起源時就揭露出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出現的唯一基礎上；他認為私有制的出現是一種災禍。[23]馬克思同樣認為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經濟根底，因此他號召說：「哲學家只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重要的在於改變世界」，認為只有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為實質憲政的實現創造經濟和政治上的條件。
社會主義實踐也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將為實質憲政的實現提供先決條件。這首先表現在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製取代了私有制，為經濟上的平等提供了前提。「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勞動者是生產條件（既包括他所耕種的土地，也包括他用來勞動的工具）的非所有者」[24]，「所有權表現為佔有他人勞動的權利，表現為勞動者不能佔有他自己的產品」，這種狀況僅僅「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經濟上的合理存在」。[25]這種「法律上的合理存在」必將導致形式憲政的出現，而作為經濟上的不合理存在，則必然阻止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的轉化。社會主義制度超越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狹隘性，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如果土地所有權歸人民所有，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基礎，使勞動條件變成一個獨立於工人之外並同工人相對立的力量的基礎，就不再存在了。」[26]這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將使資產階級失去剝削的工具，為經濟上的平等創造條件，進而為形式憲政向實質憲政的轉變掃清了障礙
另外，社會主義將建立一種全新的民主制度，使人民的意志在法律中得以體現。從奴隸社會始，國家權力經歷了從所有權與行使權合一到逐漸分離、國家權力所有者從單個主體到多數主體乃至屬於全體國民的演變，在這一演變過程中，國家權力同時向社會成員權利轉化和回歸，幾乎所有的現代國家都在憲法中宣布主權屬於人民，公民享有種種政治權利。[27]在現代國家，要保證主權屬於人民，只能建立某種形式的代議制。所以列寧說：「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像什幺是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28]社會主義民主是一種全新的民主，充分地闡釋了人民主權的真實含義。無產階級專政的必然發展前途是「專政的對象日益減少，民主的主體日益增多。這種發展趨勢的最終結果總有一天是專政對象完全消逝，全體國民都成為民主的主體」。[29]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代表大會制正是這一新型民主的體現，而且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最基本的形式。民主主體范圍的擴充，使人們可以參與協商形成作為共識的法律，所有的人都成為自己的立法者，在法律中體現自己的意志。正如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所言：「惟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0]顯然當人民為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得到實施時，一種體現實質正義的憲政就會出現。
二、憲政的普適性價值
人類發展到近現代，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一枝獨秀，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人們驚嘆西方的繁榮時，更為其精密有序的政治秩序所折服。面對西方現代化的誘惑，反觀本國的積弱積貧，我們堅信走憲政之路，是社會發展使然。將濫殤於西半球並具有極強地域性的憲政視為社會發展必經之路，其預設的一個理論前提是憲政具有普適性，它所追求的價值，不僅適用於西方，而且應為所有的國家所追求。我們研究憲政這一主題，應該首先明確憲政自身的價值追求。憲政發端於西方，厘析憲政體現的價值追求，自然無法拒絕西方語境下的憲政含義指涉。
在經歷過中世紀極端專制和殘酷的統治後，創立一套使公民免受政府侵犯的政治制度是人們的最高政治追求。在傳統上，西方憲政思想的突出主題是要設計一些政治制度來限制政府權力的行使。古典憲政思想傳統上關注於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成員彼此不受侵犯，同時將政府侵犯其公民的機會降至最小。在現代政治學和憲政理論中，學者在論述憲政時，關注的依舊是有限政府和公民權利的有效保障。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丹·萊夫認為，「憲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鉗制政治權力的公共規則和制度。憲政的出現是與約束國家及其官員相關。」[31]斯蒂·M·格里芬則認為，「憲政是這樣一種思想，正如它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個人並向個人授予權利一樣，它也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政府並向政府授權」。[32]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雅施·蓋伊（Yash Ghai）理解的憲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的權力由憲法界定和限制，憲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擁有通過不同形式的司法審查來實施這些限制的權威，這種司法審查可以經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為的侵犯的當事人的請求而開始。」[33]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主席凱茨博士則認為，「任何有意義的憲政概念必須考慮到『合法性』（國家權力、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對政府及其行為的承認和贊同）。」[34]
西方學者對憲政的這一認識，來源於他們的自然法思想。在古典自然法學者眼中，在前政治社會時期，人們享有天賦的生命、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自然權利。但這一社會有其致命的缺陷，沒有一套明文規定的法律為大家所接受，缺少一個有權依照既定的法律裁判一切爭執的公正法官，也沒有強力來支持正確的判決。於是，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人們只得「放棄一種盡管自由卻是充滿恐懼和危險的狀況」，相約進入政治社會。人們放棄一個自由的社會並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形成政治權力，只是為了形成一個自由而和平的生活狀態，「政治權利就是為了規定和保護財產權而制定法律，以判處死刑和一切較輕處分的權利，以及使用共同體的力量來執行這些法律和保衛國家不受外來的侵害的權利」。自然權利的讓渡，通過人們之間的契約行動來實現，憲法就是這一契約的書面形式。政府在行使政治權力時必須按憲法行動，「除了保護社會成員的生命、自由和財產以外，就不能再有別的目的和尺度」。[35]洛克在強調政府必須按憲法行動的同時，也注意到權力分立對防止政治權力侵犯個人權利的重要意義。它的這一分權思想最終由孟德斯鳩加以系統化和理論化。在孟德斯鳩看來，只有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分立並由不同的機關行使，才能逃脫專制的危險。「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統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

❼ 為什麼說依法治國關鍵是依憲治國

近年來，在探討「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的關系時，有的同志沒有擺對憲法的位置，認為「依法治國」首先就是「依憲治國」。我認為，如果說「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在這種意義上說「依法治國」首先得「依憲治國」是可以的。但要「依憲治國」，光靠憲法還不夠，還必須有貫徹憲法各項原則規定的各個部門的普通法和各類法規。沒有大量的符合憲法的法律、條例、法規、規章，或者有了這樣的規范、規章，卻不加重視，任人違犯，不加過問，那麼「依憲治國」也必然落空。因此，必須加強違憲審查，堅持依法辦事。 同時，我以為我們必須把「依法治國」的「法」，理解為是以憲法為核心的我國各種法律規范的整個系統。「依法治國」就包含「依憲治國」的意思在內了，「依法治國」的「法」是以憲法為母法的整個法律系統。如果說「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那麼依普通法律、法規治國，也應是依憲治國不可或缺的體現和保證，否則「依憲治國」就會落空。所以，我們不應把「依憲治國」和「依法治國」兩個口號割裂開、對立起來，而要看到它們內在的統一。這個道理一樣適用於「依法執政」與「依憲執政」。(孫國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❽ 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三者有什麼關系（區別與聯系）

區別：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機關及其版工作人員按照憲法和權法律規定行使職權；依法執政是黨最基本的執政方式。（也就是說，行使主體不同）
聯系：三者都是依照憲法和法律，都體現了法律的尊重，崇尚法律權威；依法行政和依法執政都是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體現。

❾ 依法治國以德治國依憲治國三者的關系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個人意志而改變。
以德治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規范。
依憲治國，憲者，法也，憲法就是法上之法、法中之法。為什麼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這是由憲法的獨特地位和作用決定的。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憲法是根本法、是總章程。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我國現行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成果，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則、重大方針、重要政策在國家法制上的最高體現。堅持依法治國首先是堅持依憲治國，最重要的也是堅持依憲治國。

❿ 憲法與依法治國的關系是

憲法是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依法治國有賴於憲法的充分實施;依法治國需要更進一步地完善憲法。從而我們能正確地認清憲法修改與依法治國的辯證關系。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大法，規定擁有最高法律效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54年9月20日、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和1982年12月4日通過四個憲法，現行憲法為1982年憲法，並歷經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訂。

(10)依法治國與依法治憲的關系文明網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

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增強了國防。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工業體系已經基本形成，農業生產顯著提高。

教育、科學、文化等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廣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較大的改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