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法治原因

⑴ 近代英國法治維護誰的利益

近代英國法治維護以下權利。
法治觀念是隨著法律的發展，不斷演化形成。英國的法治觀念代表了英國人對法治的基本理解，也深刻地影響了英國法治的發展。
第一，法律至上。法律至上是普通法最核心的精神。
第二，平等對待。平等對待即法律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
第三，程序正義。指程序的正義或正當的程序。

⑵ 英國是不是法治社會

英國當然是法治國家。
政體
英國政體為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制。國王是國家元首、最高司法長官、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聖公會的「最高領袖」，形式上有權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軍官、各屬地的總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國聖公會高級神職人員等，並有召集、停止、解散議會，批准法律，宣戰和等權力，但實權在內閣。議會是最高司法和立法機構，由國王、上院和下院組成。
憲法
英國憲法不是一個獨立的文件，由成文法、習慣法、慣例組成。主要有大憲章（1215年）、人身保護法（1679年）、權利法案（1689年）、議會法（1911年、1949年）以及歷次修改的選舉法、市自治法、郡議會法等。政體為君主立憲制。君主是國家元首、最高司法長官、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國教聖公會的「最高領袖」，形式上有權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軍官、各屬地的總督、外交官、主教及英國聖公會的高級神職人員等，並有召集、停止和解散議會、批准法律、宣戰媾和等權力，但實權在內閣。蘇格蘭有自己獨立的法律體系。
司法
英國法官一律採用任命制。大法官、法官上院議員、上訴法院法官由首相推薦，英王任命。英國沒有司法部，大法官擁有對司法人員的任免權。法官必須是「法律協會」的出庭律師，並有一定年限的司法實踐。法官一經任命，非經本人同意，一般不能被免職。最高法院法官則為終身職。地方法院法官72歲以後才可以退休。法官待遇優厚。

⑶ 為什麼英國在制定憲法上非常成功,英文回答

一、英國憲法的特點： 英國不是成文法國家，沒有統一的憲法典，英國憲法的形成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從《大憲章》的提出到《王位繼承法》的通過，歷時近五個世紀，逐步確立了議會主權原則、分權原則、法治原則，具有鮮明的原生性、連續性和繼承性等特點。 二、英國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大憲章》 ，被視為英國憲法起源的標志。 1215年的《大憲章》 由一個序言和63個條款構成。主要內容是貴族和教會的權力不受國王的侵犯。它體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原則精神，那就是「王權有限，法律至上」和保護公民權利。這是在黑暗的中世紀人們試圖用法律的形式限制王權的第一次嘗試；它對英國以後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成為後來英國資產階級對抗王權，反對專制的一個重要法律依據，為日後英國政治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來被掌權的資產階級確認為英國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被視為英國憲法起源的標志。 三、英國憲法的產生、發展 17世紀上半葉，英國的政治經濟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一方面在經濟領域，圈地運動後，商品經濟相當發達，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關系已基本取代封建主義的經濟關系，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步登上歷史舞台；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斯圖亞特王朝極力加強王權，封建貴族們在社會中擁有特權，而資產階級卻處於無權地位。這種政治體制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為開辟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1640年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一直持續到1688年才結束，大致經歷了內戰階段、克倫威爾軍事獨裁時期、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和「光榮革命」四個階段，最終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英國憲法就是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它主要包括憲法性文件、起憲法作用的法院判例和憲法性慣例等內容。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沒有徹底清除封建制度，最終以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妥協而告終。因此這種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對英國憲法的產生及其內容和地位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形式上看，先後通過了一些憲法性文件，創設了一些憲法性慣例。主要包括1641年和1694年的《三年法案》、年的《施政條例》、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1689年的《權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從內容上看，憲法逐步擴大了議會的權力，確立了議會至上的原則；限制了王權，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規定了公民的權利，並建立了有效的保障措施。 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制定和通過的這些憲法性文件，逐步地限制了王權，確立了議會至上的原則，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這既是英國人民斗爭的結果，也是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妥協的產物。它們在英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指引著資本主義憲法的發展方向。

⑷ 英國政治制度發生根本改變的原因

英國統治階級，引起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收無產階級的稅，另一方面，他布置的政策不利於英國資產階級的資本輸出。所以，英國有君主專制，轉而為君主立憲制。
其中，另一個原因是和很久之前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有關，英國人思想進步，不滿足於統治階級的君權神授。
在這兩方面，他們產生了矛盾。所以政治制度發生根本改變。從大局上看，這是順應歷史潮流的。

⑸ 英國是法治的母國和自由之鄉怎麼理解

這是因為英國有著悠久的憲政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期。英國的憲法不但在其表現形式方面極其獨特，更重要的是英國悠久的憲政傳統。數百年來英國的憲政更是呈現出一種超穩定的發展態勢，從未有過中斷。 而近代以來幾乎所有國家的憲政都是效仿英國憲政而逐漸形成的。自由主義思想最早出現於英國，隨著近代英國的殖民擴張，也將英國自由主義的思想傳播給了世界。

⑹ 英國的民主與法制是怎樣形成的

民主是權力分配的問題，法制是行為規范或者說權利分配的保障。英國革命始於國王要征稅，侵犯了人民的利益，於是議會要限制他的權利，國王不從反而要解散議會，無法妥協，於是開打，後來幾經波折，最終限制了王權，相應的增長了民權，立法來保護這種權力分配即權利法案，議會可以限制王權。同樣，美國與法國都是屬於民眾利益訴求，被壓制，於是暴力反抗，比英國徹底的是他們滅了舊的統治者，於是由民眾自己來設計權力格局，民選議會政府，互相牽制以保證人民掌握一定程度上的選擇決定權，而後同樣是立法立憲，保障這一成果。所以一切民主法治不是抽象的，而是歷史中演化的，由人民利益訴求推動的，民主就是人民掌握或影響權利，而立憲則是為了保障這一權利，而整體的法制則是在憲法精神基礎之上的社會規范。

⑺ 英國是怎樣從任職轉向法治的

法治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國家的法治道路卻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國家既漫長又曲折，歷經坎坷才終達目的，有的國家歷經艱難曲折後至今也未實現。但是，也有的國家就比較順利，並且較早地獲得了成功，英國就是這樣的國家。盡管英國的法治進程不敢說是不漫長的，但曲折的確比較少，中斷和反復從未發生，堪稱是一條成功之路。那麼，英國的法治之路是怎樣取得成功的？有何經驗與啟示？本文擬首先分四個關鍵性歷史「網結」， 粗線條地追溯英國法治歷程，然後就英國的法治經驗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與法治的起步

英國的法治進程始於建國之時，源於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始習俗。

公元5世紀中葉，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不列顛。盎格魯－撒克遜人原本生活在歐洲大陸，屬於日爾曼人分支。入侵不列顛之前，尚處於氏族社會解體階段，社會秩序主要依靠原始部族習慣來維持，而維護和執行部族習慣的機構是各級民眾大會，即部族大會、千戶區大會和百戶區大會。大會通常在稱為「法律之丘」的山腳下舉行，山丘之顛立一巨大石柱，象徵法律的至高無上。 屆時，會場四周樹以木樁，用一根稱之為「聖圍」的長繩圈圍起來，圈內之地是「和平聖地」。會議由所屬區域內的全體自由民組成，開始時首先舉行靜肅儀式，由主持人（即各級首領或長老）庄嚴宣告：「余要求諸位靜聽，不聽者禁之。」繼而由一名或幾名被大家公認為精通習慣的宣法者提議制裁方式，最後由全體與會自由民通過撞擊武器的方式做出判決。 「法律之丘」、「聖圍」、「聖地」等歷史遺跡證明，日耳曼人自古就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另據塔西陀《日爾曼尼亞志》描寫，古日耳曼人即便是在娛樂和賭博中，也都「正經其事地」認真對待游戲規則，「甚至當賭本輸光了的時候，把自己的身體自由拿來作孤注一擲。輸家情願去做奴隸；即使他比對方年輕力壯一些，也甘心被縛著去拍賣。」 龐德認為，這種習慣體現了一種「嚴格法的精神」。

入侵不列顛後，盎格魯－撒克遜人把古日耳曼人的「嚴格法的精神」和不成文習慣隨身帶入英倫，並把它們奉為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於是形成了英國早期的習慣法。與此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建立起了郡區-百戶區-村鎮三級行政區劃體系和以郡法院、百戶區法院為主體的公共法院(Communal Courts)體系，作為適用習慣法的機構，繼續保持了古日爾曼人的大眾集會式司法傳統。
眾所周知，習慣法不是由某個權勢人物或機構所刻意制定、然後「自上而下」、「由外及里」強加於社會的「國家法」、「制定法」，而是人民大眾約定俗成的產物，是自生自發的「社會法」、「大眾法」。它們「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裡」。盧梭認為，習慣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種，其他一切法律成功與否都仰賴於它，因為其他法律「都只不過是穹窿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窿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 哈耶克則稱社會自發生成的習慣法為「內部規則」，稱政府立法產生的制定法為「外部規則」，並認為，「外部規則」「只對我們稱之為政府的組織的成員有約束力」, 而「內部規則」「則會限定所有社會成員的許可行動的范圍」， 就是說，「內部規則」是普遍的正當行為規則，而「外部規則」通常是不具備這種屬性的。因此，相對於國家制定法來說，習慣法天生具有兩大優越性：一是它們通常都是體現社會公意和公益的良法，因為從習慣到習慣法的演化過程，亦即社會大眾對良莠雜陳的習慣進行「去惡存良」的選擇過程。二是它們通常都能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信仰和服從，即使貴為國王，也不能置身其外，更不能凌駕其上。總之，良善性和實效性是習慣法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而這兩點恰恰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法治之法的基本要求。

由於立法權和司法權從來就沒有集中於國王政府手中，而是保留在了社會大眾手中，故而建國伊始英國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法治傳統。愛德華一世時的一位法學家大膽斷言，國王「根據法律而不是個人意志來引導他的人民，並且和他的人民一樣服從於法律。」 該傳統的一個有效保障和形象化體現就是國王加冕宣誓。從8世紀起，英國的每一位新國王就職之前，都必須跟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問，逐條宣誓作答，其中必不可少的幾條內容是保證維護公認的習慣法、公正執法、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等。可見，英王的加冕宣誓旨在宣示國王義務和責任，這與我國古代皇帝登基大典旨在張揚權力形成鮮明的對照。如果國王背信食言，將有可能被廢黜，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托克維爾曾指出，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和人生道路往往決定於可塑性最強的嬰兒時期，亦即取決於第一時間接觸外部世界時的最初感受。「一個民族，也與此有些類似。每個民族都留有他們起源的痕跡。他們興起時期所處的有助於他們發展的環境，影響著他們以後的一切。」 早期習慣法劃定了英國未來發展的法治走向。從此，英國就沿著這個方向義無反顧地一路走了下去。

二、諾曼封建法與英國法治的成長

1066年諾曼征服後建立起來的諾曼王朝，全盤繼承了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習慣法和大眾化司法傳統。征服者威廉一世即位之初就廣告天下：「保持愛德華國王有關土地及所有其他事項的全部法律。」 另一方面，諾曼征服加速了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並把臻於成熟的大陸封建法引入英國。封建法的引進進一步促進了英國法治傳統的成長。

所謂封建法，指的是調整封建領主與封臣權利－義務關系的規范體系，它是雙方合意的產物，而不是一方強加於另一方的結果。伯爾曼曾對封建法作過法理分析，指出，領主和封臣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單向的支配與服從關系，而是一種以互惠互利為前提的契約關系，就像一種婚姻契約。 在這種關系中，領主和封臣分別享有某些確定無疑的權利，同時又分別負有某些相對應的確定無疑的義務。例如，封臣因領有領主的封地，必須效忠於領主，必須按照封地的大小向領主提供數量不等的騎士義務，繳納繼承稅、助錢或其他封建捐稅，必須應召出席領主封建法庭，參與或接受「同等人」的審判。反過來，領主有權傳召封臣組成封建法庭，審理領主與封臣、封臣與封臣之間的糾紛案件，同時，領主也負有率軍作戰、維護正常秩序、保護封臣人身及土地財產安全的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作為法律規范分別制約著雙方的行為，倘若其中一方單方面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或者要求習俗、慣例規定之外的權利，則被視為「違法」行為，此時另一方有權通過法律程序要求對方改正，即投訴於領主法庭，通過判決獲得救濟。倘若法律程序於事無補，受害一方有權宣布解除封建契約關系。若受害方是領主，可收回其封地；若受害方是封臣，可「撤回效忠」。必要的時候，封臣甚至可以對領主兵戎相見，奪取領主的土地財產，但這只能是在法律解決徹底無望的情況下別無選擇時的最後手段，而且不得傷害領主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體安全。

從本質上說，封建法屬於私法范疇，它所調整的僅僅是某個領主和某個（些）封臣的私人關系。但是，由於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是諾曼征服的結果，英王不僅是全國最大最高的領主——全國所有大大小小的貴族都是國王的封臣，而且是政治上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征服者的生殺予奪大權保證了諾曼王朝對全國的有效統治。這樣，最高領主和實權國君集於一身，從而使得原屬私法性質的封建法實現了公法化轉化，或者說公、私法在此重合在了一起。於是，作為領主的國王所承擔的封建義務亦即作為封臣的貴族所享有的封建權利，實際上構成了一套約束國家最高權力的公法（憲法）規范。在這套規范下，「每一個君主都是一個權力有限的君主」。 因此，封建法意外地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工具」，成為限制王權、推動英國法治傳統成長的積極力量。

據史料記載，諾曼王朝基本遵循了封建法的要求，通過每年定期召開三次的大會議和不定期召開的小會議（視為兩種不同形式的國王法庭），與貴族們一起裁決糾紛和商討國事。因此，盡管諾曼王權是當時歐洲各國中最為強大的，有封建集權君主制之稱，但並未給英國法治傳統帶來負面影響，相反，藉助於封建法對王權的限制，法律的權威和英國人的法治意識還有所增長，這從當時一位軼名詩人留下的一首法律贊歌就看得清清楚楚，他說：「法律高於國王的尊嚴。我們認為法律是光亮，沒有光亮就會誤入迷途。如果國王不要法律，他就會誤入迷途。……有了法律，就會國泰民安，沒有法律，就會國家動亂。法律這樣說：依靠我，國王才能統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對待。國王不可以改變確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勵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違法者亡」。

三、普通法與英國法治傳統的穩固

諾曼征服帶來的另一影響更為深遠和重大的後果，就是由此導致的強大王權使得1154年繼位的亨利二世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司法改革，從而成功地將各地分散的習慣法和封建法統一起來，締造出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套具有近代特徵的法律體系——普通法。正如英國著名法學家密爾松所說：「普通法是在英格蘭被諾曼人征服後的幾個世紀里，英格蘭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權和特殊化的進程中，行政權力全面勝利的一種副產品」。

按常規邏輯推論，既然普通法是行政權擴張的副產品，它理應成為王權的御用工具，進而成為妨礙法治進步的不利因素，但實際結果恰好相反，普通法的產生為英國的法治進程注入了新的更強勁的動力。何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哈耶克所說的普通法是一套「自生自發秩序」，它是王室法官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通過判例的日積月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過法官對既有判例的重新解釋和不斷開創新判例而實現自身發展的。在此過程中，王權的實際作用只是充當法官的後盾，為其造法活動提供必要的舞台和權威，而沒有直接參與法律的創制與適用。因此，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是「法律人的法」，它不是專斷意志的產物，更不是權力的附庸，相反，它自始就具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自治性。對此，哈耶克寫道：「（普通法）法官所旨在服務或努力維護並改進的乃是一種並非任何人設計的不斷展開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在權力機構並不知道的情況下且往往與該機構的意志相悖的情形下自我形成的；它的擴展會超出任何人以刻意的方式加以組織的范圍；它也不是以服務於任何人之意志的個人為基礎的, 而是以這些個人彼此調適的預期為依憑的」。
在這樣的法律秩序下，法官通過遵循先例原則維護著法律的確定性，同時又通過司法解釋賦予普通法以與時俱進的靈活性。「法官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而變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 法官肯定是保守的,……他不能致力於任何一種不是由個人行為規則決定的而是由權力機構特定目的決定的秩序。法官不能關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體的需求, 不能關注『國家理由』或『政府的意志』，也不能關注一種行動秩序可能應予服務的特定目的。」 所以，在英國，普通法「一直被認為是獨立於政治權力機構而存在的。」 美國學者伍達德曾把這種自治屬性稱作普通法特有的「榮耀」，他說：「『榮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歸功於任何單個並確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將法律頒布『下來』的神、國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法律傳統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雖然它確實為法律職業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對獨立於政法干預，因為並不存在什麼與它密切結合的『權威性的命令』」。

法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均已證明，法律自治是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不過，法律自治從來就是一個動態概念，換言之，法治總是體現為法律自治程度由低到高的量變過程。一個國家走向法治的歷史，也就是法律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歷史。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社會（包括國家產生之前的社會）都有某種形式的法律制度，而且，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包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然而，在不同形態的法律制度中，法治含量卻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多之又多，多到讓人們時時、事事、處處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與威嚴；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則少之又少，少到幾近於無。對於這種含量的差異，美國法學家昂格爾曾用「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兩個稍顯簡單的概念來加以區別，他說，「比較古代中國和現代歐洲的法律經驗」可以看出，「它們分別代表了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兩種極端」，而其餘的「大多數文明形態始終位於上述兩種極端之間。」 昂格爾的這個結論特別是關於古代中國法製法治含量最低的說法雖然有待商榷，但他試圖按照含量高低排序的思路是完全可以借鑒的。總之，法制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定性分析層面上，必須借鑒數學和經濟學的量化分析方法，亦即引入法治含量概念。
那麼，法治含量分析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有沒有可操作性呢？我們認為，盡管難以用數學上的精確數字來衡量和評斷法治，但完全可以借用英語語言學中的「比較級」、「最高級」之類的模糊方法，先設計一個評價模型，亦即指標體系。 竊以為，這個體系模型至少應當由以下三個不同向度的變數指數組成：一是法律規范（包括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的正義公正性，即法律規范的倫理道德性。 二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調節廣度與深度，即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覆蓋范圍和滲透力度。其中，首當其沖的是政治生活，而在這裡面又以政治權力特別是最高政治權力是否受到法律的調節以及受其調節的范圍與程度最為關鍵。三是法律對社會生活調節過程的自治度、自主度，即法律運作的獨立程度，其核心自然是司法獨立。這三者可稱之為「法治三維」。「三維」越高，法治含量就越高。反之，法治含量就越低。
總之，由於普通法初步實現了法律的職業自治化和制度化，法治含量高，所以到15世紀末，隨著普通法制度的日臻完善，英國的法治傳統趨於穩固。從此，法官們藉助於有形制度的支撐，能夠理直氣壯地以「正義聖壇的主人」自居，勇敢地排斥包括國王在內的外界強權的干預，獨立地行使司法審判權。不過，此時的英國距離法治的真正確立還有一段路程。
四、「光榮革命」與法治的確立
到16－17世紀，西方乃至整個人類的法治事業都遇到了嚴重挑戰。此時，絕對專制主義正以不可阻擋之勢風靡歐洲大陸，從西班牙、葡萄牙到法蘭西、俄羅斯，紛紛走出封建割據時代，建立了以王權為中心的絕對君主專制制度。這時統治英國的都鐸王朝自然不會置身國際潮流之外，也試圖步歐陸專制王權的後塵。它通過宗教改革，摧毀了教會堡壘；通過「政府革命」，從體制上強化了國王政府的政治權威。在中央政府，設立了樞密院，取代了原先鬆散低效的諮議會。樞密院由出身社會中下層的欽命大臣組成，他們忠君不二，精明干練，成為都鐸王權最得力的統治工具。在地方政府，都鐸王朝擴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職權，把他們變成了中央王權的「雜役女傭」，全權負責地方管理。在司法上，都鐸王朝建立了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北方法院、威爾士邊區法院等一系列特權法院，特權法院依附於行政權，採用糾問制，不用陪審團。這樣，一套帶有專制主義傾向的政治體制建成了，王權的觸角從橫向說擴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縱向說伸展到最基層的普通居民。
但是，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以普通法為載體的法治傳統此時已經植根於英國日常生活和文化傳統中，成為橫亘在都鐸專制道路上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都鐸王朝始終未敢將專制企圖推向極端，只能適可而止，自我滿足於「有限專制」。 在立法和決策上，都鐸諸王基本上遵循「正當法律程序」行事，對普通法法官的獨立司法要求也算尊重，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蠻橫罷免的事例屈指可數。 所以，在全世界都屈從於絕對君主專制的國際大背景下，英國奇跡般地獨善其身，堅守住了法治的底線。難怪在都鐸王權最強大的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倫敦主教約翰•埃爾默仍堅決否認女王是專制君主，因為「首先不是她在統治，而是法律在統治」。
然而，隨後上台的斯圖亞特王朝卻沒有都鐸王朝那麼明智和剋制。該王朝信奉「君權神授」論和「王權無限」論，決心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於是，凡是不利於國王利益的法律活動皆被取締，「即使閱讀愛德華三世時普通法法院的宗教案件審判檔案也被禁止，因為（那些檔案）與當時的政治相悖。」 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利益，國王經常於開庭前召見法官，施加壓力，力圖操縱法庭判決。有時強迫法庭把有損國王利益的案件擱置一旁，不了了之。如果法官違抗王命，則立即免職。斯圖亞特王朝還利用特權法院打壓獨立性較強的普通法法院。大法官法院經常依據衡平法原則簽發禁令，中止普通法法院的審判活動或阻止其判決生效。星室法院和宗教特權法院則成為國王鎮壓政治反對派和宗教異端的有力武器。普通法的主導地位及其代表的法治傳統陷入生死存亡的嚴峻危機。
在此關頭，普通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科克挺身而出，高舉法律至上的大旗，為維護普通法的獨立性、反對政治權力的任意侵犯，與國王政府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堅持普通法高於一切和國王權力必須限於法律之內的原則，認為司法權只能由法官獨立行使，國王絕不能幹涉法院判案，更不能擅自從法院調走案件或直接裁決案件。1608年科克不畏強權、犯顏直諫的那次君臣對話，成為法治史上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科克的斗爭盡管因勢單力薄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畢竟高揚了法治精神，打擊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主義氣焰，鼓舞了議會中國王反對派的士氣。1620年科克被免職後進入下院，立即與國王反對派結成同盟，反專制斗爭從此進入不斷勝利的新階段。1641年，議會宣布廢除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等特權法院，剝奪了政治權力干預司法的主要手段。接著內戰爆發，王政傾覆。在法治與專制的首次正面交鋒中，法治原則獲得了初步勝利。
到17世紀80年代，隨著國內政治斗爭的激化，斯圖亞特復辟王朝試圖重溫專制舊夢，肆無忌憚地侵犯議會權力，罷免法官，干預司法，法治再次面臨生死抉擇，由此激發了「光榮革命」。在這一最後的決戰中，法治徹底戰勝了專制。1689年議會頒布《權利法案》，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國王經常用以干涉法官獨立司法的法律豁免權和中止權，明確規定國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實施，未經議會同意，也不得行使法律豁免權。1701年，議會又制定《王位繼承法》，宣布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職；法官只有在議會兩院的請求下才可罷免；法官的基本薪俸應予以保障，從公共財政中支付。第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由此誕生。

五、英國的法治進程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經驗。

第一，建立適度強大的政治權威，進而實現政治與法律的良性互動，是順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雖然理論研究業已證明，法律和政治的分離，是實現法治的必由之路，但無容置疑的是，法律和政治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它們作為國家上層建築的兩大核心組成部分，總是結伴而生、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政治的有序運行離不開法律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律價值的實現也離不開政治後盾的保障。然而，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由於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其首要目標是獲取和運用權力，而法律的核心是權利，其基本價值是界定和保障個人權利，因而政治和法律之間又總是存在一定的張力和沖突。為了權力，政治有可能無視權利，壓製法律；為了權利，法律必須約束權力，規制政治。所以，政治和法律既相輔相成，又相反相剋。二者關系結構的不同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進程。如果相輔相成關系居於主導地位，則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法治文明將順暢發展；如果相反相剋關系占據了主導地位，就會阻礙法治文明的進步。其中，政治因素是影響雙方關系結構的主導力量，因為在二者的矛盾中，政治畢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質言之，如果政治權威強大適中，政治權力的作用發揮合理有度，雙方便形成良性互動關系，進而推動法治發展，如若不然，後果無非兩個：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弱小，無力將社會整合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法律的統一和有效實施難以保障，法治自然無從談起；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強大，超越法律之上，變法律為自己的工具，結果就會走向法治的反面——專制。
對於英國來說，在走進國家文明後就建立起了一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既完成了國家的政治統一，又沒有吞噬掉原始民主習慣，遂使法治傳統的萌生成為可能。隨後的諾曼征服進一步強化了王權，但由於貴族聯合力量的抗衡作用，並未強大到東方國家那種程度，從而形成了一種集權而非專權的國王政府，結果就為法治傳統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左右逢源」的良好政治環境：集權性賦予國王政府以足夠的力量，使它有能力通過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實現法律的統一，而非專權性又決定了它沒有「過剩」的力量可以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自治得以實現和鞏固。由此可見，建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對於法治的生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這是英國留給後人的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經驗。

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建設是關乎法治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英國的法治傳統雖說源遠流長，但在12世紀以前，由於尚未建立自成系統的法律設施和制度，因而只能寄託於政治系統的外殼之下。既然 「寄人籬下」，難免「仰人鼻息」。在此情形下，倘若出現一個權迷心竅的政治家且決心建立專制統治，法治傳統將面臨生死抉擇，如若不想坐以待斃，只能訴諸於人民的非法暴力反抗以求自保（如約翰王時期的武裝叛亂），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可資利用。普通法的產生終於使這個問題得以解決。換言之，普通法的形成過程亦即英國法律自治傳統的制度化過程。如果說在此之前英國的法治傳統尚處於「蛹化」階段，那麼，普通法的產生則標志著它已經「化蛹為蝶」。完成制度化後，英國的法治傳統終於登上不敗之地。從此後，不管遇到多大的艱難險阻，它都能憑借著制度化的物質力量而化險為夷。都鐸王朝在專制道路上的自我剋制，斯圖亞特王朝專制夢想的最終破滅，都充分顯示出了法律制度化的強大威力。從這個事實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另一條具有普適價值的歷史經驗：制度化建設對於法治事業來說，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

第三，法律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的建設。英國的司法制度化既早於、又快於行政制度化。早在12－13世紀，伴隨著普通法的產生，英國就基本實現了司法制度化，而在行政制度化方面直到16世紀才真正啟動。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號稱是都鐸專制王權的頂峰，但她既沒有常備軍，職業官僚也只有1000人左右，不及當時法國的一個省、中國的一個縣。由於司法制度超前發展、自治「早熟」，行政制度發展相對滯後，所以，英國的行政管理在很長時期內主要通過司法渠道來完成，由此形成了行政司法化傳統。這與我國行政制度發展最早、最快、最完善以及由此決定的司法行政化的傳統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英兩國的法治進程和命運也截然相反。

⑻ 為什麼說近代西方法治理論與制度的發源地是英國

1.英國法治被復公認為普通製法法治或程序法治模式，它是以普通法（廣義）來展現自身的，而普通法本身又是以訴訟程序為中心起家和維續的，簡言之，英國法治是關於程序的、關於救濟的、關於司法先例的，其制度背景是強大的法院。
2.英國法治模式是對理性經驗主義哲學的體認，是一種復雜的經驗過程，歷經長期的磨和和適應。英語中所謂的「法治」在德語中可以被稱謂「法治國」。法治國是德國人經過200年的探索所找到的一種實用可行的和平的治國方略。
3.法治國的思想產生於德國18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研究表明：法治國不僅有形式的也有實質的，而不是中國有的學者所認為的「法治國只是形式的」。德國的法治國經歷了自由法治國、形式法治國、混合法治國、「實質法治國」和公正法治國等階段。美國的法治起源於英國，但是，歷史的獨特性導致了美國走向了自己的法治模式。這種法治模式體現為：超越政治、權利至上、法律（憲法）至尊和法治自主等。

⑼ 法治原則的歷史由來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

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9)英國法治原因擴展閱讀

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

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

⑽ 試述英美法中的法治精神，利用外國法制史的知識

在中世紀之後,西方國家開始進入近代的發展階段。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過去曾經被半遮半掩地加以討論的問題,這時已公開化。先從政治思想家對於法治問題的認識談起。

首先是英國的洛克,因為他對於確定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法律思想有特別重要的作用。洛克的法治主張包括個別要求和一般原則兩個方面。就個別要求而言,洛克在《政府論》中強烈主張國家的最高權力機———立法機關「應該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進行統治。」而所謂一般原則是指:「無論國家採取什麼形式,統治者應該以正式的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臨時的命令和未定的決議來進行統治。」 除主張權力必須根據法律來行使之外,洛克還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說:「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 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中主要討論了什麼是政府權力以及它的限制等問題。在當時,英國的政治制度並沒有權力分立的特點,它與其說是權力分立,不如說是不同權力的並存,而且還是一種不倫不類的並存。洛克的偉大貢獻在於,他把這種混亂的、多種權力並存的政治現實概括為權力分立,從而使它獲得了理論上的合理性。

在洛克之後,法國的孟德斯鳩也曾經研究過法治問題。與同時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鳩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法學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現了豐富的法律知識,在他生活的時代,他可以說是最博學的法學家,而且他還提出了自己的法理學觀念。事實上,他不僅提出了最廣泛的法律定義：法是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而且還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法律的方式,即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來理解法律。孟德斯鳩在分權制衡理論方面論述較為系統,且影響較大。首先,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應可能地體現自由和保障自由。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著重闡述了自由與法律的關系,並說明它已在英國的法律中建立起來了。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或是政治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那麼,如何才能取得政治自由呢? 為此,他討論了法律自由的關系,認為自由分為兩種,一是哲學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自由。他根據自己在英國的觀察發現,政治自由不是人們追求道德的結果,而是精心組織的政治制度的產物。第二,與一些抽象論述自由價值的理論不同,他意識到了自由與政治體制密切關聯。他精闢指出,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第三,在他看來, 「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因為權力不受約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約束與人民的約束都遠沒有權力之間的約束來得更直接和更有效。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絕對凌駕於其他機關之上,獨斷專行,從而達致政府權力的動態平衡。

繼孟德斯鳩之後的法國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是盧梭。盧梭在許多方面都不同於時代的其它思想家,但是,也有相同之處,即他也是明確主張法治的,並且把是否實行法治作為共和政體的惟一標志。他在《社會契約論》中就表示:「凡是實行法治的國家無論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都稱之為共和國。」 盧梭的法治思想大致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立法和守法。就立法而言,盧梭特別強調法律自身的記錄,它以「自由和平等」為自己的兩大主要目標。就守法而言,在盧梭看來,遵守法律不是什麼恥辱,而是公民的驕傲。他主張,任何人都不能擺脫法律的光榮束縛,而且這種束縛不僅僅是嚴厲的純粹的限制,它還是溫和而有益的約束,有益於人們追求善業。盧梭心目中所嚮往的是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極力反對分權主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則是對主權生命有機體的肢解。

在16 世紀至18 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在探索具有正當性的社會秩序的過程中,提出了法治思想,但是他們並沒有對法治的概念及其要素予以明確界定。自19 世紀中後期,才有學者開始系統論述法治的概念、原則、要素。他們所論述的法治,主要是民主形式法治。實踐中,這種法治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也成為主導的型式。

在19 世紀後期,英國法學家戴雪結合本國的憲政和法治實踐,提出了法治三原則。它們是:「除非明確違反國家一般法院以慣常合法方式所確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懲罰,其人身或財產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駕於法律之上,且所有人,不論地位條件如何,都要服從國家一般法律,服從一般法院的審判管轄權」;「個人的權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決定之」。與前人相比,他的認識似乎有這樣一些特點: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完全是對英國當時法律的理論抽象。第二,他不再把法治看作是理想,而是當作事實,並視其為英格蘭政治制度的特點。第三,他的法治觀念主要包括個人與法律的關系。第四,英國憲法的原則來自於具體案件的司法判決,從而突出英國法律的特點是法官造法。戴雪的法治觀念是從觀念向制度轉移的一個里程碑。但是戴雪的法治觀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的法治觀念僅僅基於英國的經驗,不具有普遍性;其次,他雖然強調法律至上,但並沒有考慮到「惡法」之治的可能性;最後,他所要保護自由仍然是消極自由;他強調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是一種掩蓋實際不平等的形式平等。

與戴雪同時期的德國學者們也對法治問題思考,經過幾代人的長期努力,他們為世界貢獻了「法治國」 ——英語「法治」一詞的德語表述。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康德為法治國概念的產生准備了基礎。在康德的政治思想中有三個要點: (1)國家與法律是密切聯系有一起的。(2)國家與法律密切聯系的關鍵在於它們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3) 國家與關系的核心是國家必須依法管理,國家的統治者依照法律的規定行使權力。在康德之後,德國思想家洪堡也曾經論述過國家權力與公民自由之間的關系。他堅持認為國家的目的不是積極地為公民的幸福創造條件,相反,國家的目的是消除罪惡。由於這兩個思想家在理論上重新安排了國家權力、法律與自由之間關系,從而為後來法治觀念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