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與民

Ⅰ 我國立法必須尊重民意的根本原因是

我國立法有五大原則，其中包含民主立法原則，又稱堅持群眾路線，實行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原則。立法過程，實際上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過程，任何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都必須堅持群眾路線，認真聽取群眾意見，也就是尊重民意。其根本原因在於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這是由我國的性質決定的

Ⅱ 民法總則體現了哪些新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精神

民法總則吸收了民法通則規定的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規則，同時作了補充、完善和發展，通則到總則 有何新看點？

近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標志著民法典總則編的形成。

從1986年的民法通則到如今的民法總則，一字之變，背後卻是立法理念、精神的變化和制度的創新發展。民法總則有哪些新亮點？記者采訪了全國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員蘇澤林、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呂忠梅、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軼。

① 違背公序良俗合同無效

【法律條文】 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八條 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專家解讀】 蘇澤林：民法總則通篇體現著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代命題和現實需求。不僅有宣示性的規定，還有具體的規定，例如，根據第一百五十三條，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也就是說，如果當事人簽訂的合同有違反道德的內容，那麼這一合同條款是無效的。

② 「綠色」成基本原則

【法律條文】 第九條 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專家解讀】 呂忠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後日益面臨的重大課題，把「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這一綠色原則作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是一大創新，具有鮮明的21世紀的時代特徵。其實，在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的民事責任承擔方式中，就有「恢復原狀」這一項，也就是說，可以要求破壞環境的人以恢復原狀的方式承擔民事責任。這就是綠色原則的具體體現。

③ 保護從搖籃到墳墓

【法律條文】 第十六條 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保護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娩出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一百八十五條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專家解讀】 王軼：民法對人的關懷不僅是從搖籃到墳墓，貫穿人的一生，還延展到人的生前死後。從出生前還是胎兒時，其繼承遺產、接受贈與等利益就受民法總則的保護。比如，在分割遺腹子父親的遺產時，應該為遺腹子留有份額。而人去世後，其姓名、肖像、名譽、榮譽，仍會受保護。現實中，侵害英雄烈士等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的行為時有發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公眾反映強烈，因此民法總則特別規定，這種侵害行為應該承擔民事責任。

④ 8歲就能獨立買東西

【法律條文】 第十九條 八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實施民事法律行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認，但是可以獨立實施純獲利益的民事法律行為或者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

【專家解讀】 王軼：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兒童的認知水平比30年前民法通則制定時，有了顯著提高，獨立意識更強。為了尊重兒童的獨立意願，讓他（她）們適度參與社會生活，同時維護交易秩序和安全，有必要適當降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八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獨立獲得不附義務的贈與，也可以從事買作業本、交學費、借書等與其年齡、智力相適應的民事法律行為。

⑤ 監護人可遺囑指定

【法律條文】 第二十九條 被監護人的父母擔任監護人的，可以通過遺囑指定監護人。

第三十條 依法具有監護資格的人之間可以協議確定監護人。協議確定監護人應當尊重被監護人的真實意願。

【專家解讀】 蘇澤林：「遺囑指定」和「協議確定」監護人是民法總則的一大創新。父母在身患疾病時，可以通過遺囑指定監護人的形式，安排好未成年子女的監護後事，以利於孩子的健康成長。當前，離婚現象普遍，父母在離婚時，可以通過協議確定誰做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但必須尊重孩子的真實意願。

⑥ 村委會也是特別法人

【法律條文】 第九十六條 本節規定的機關法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人、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法人，為特別法人。

【專家解讀】 呂忠梅：將法人分為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特別法人，是民法總則的一大亮點，與民法通則有顯著不同。其中「特別法人」是民法總則的一大創新。在我國，政府機關、村委會、居委會對外簽合同的情況很多，如果不賦予它們法人地位，對它們參與民事活動是十分不利的，對交易秩序和安全也帶來很大不確定性。因此，通過「特別法人」的制度設計，賦予這些組織法人地位，有助於它們依法參與民事活動，獨立承擔責任。

⑦ 個人信息禁止非法買賣

【法律條文】 第一百一十一條 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並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

【專家解讀】 王軼：信息時代，個人信息安全問題日益突出，「人肉搜索」和因個人信息泄露導致的網路電信詐騙頻發，應該加強對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民法總則的這一規定，強調了個人信息的取得必須依法，安全必須確保，對個人信息保護作出了制度安排，回應了社會問題，是民事立法的一個進步。

⑧ 虛擬財產受法律保護

【法律條文】 第一百二十七條 法律對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專家解讀】 蘇澤林：年輕人玩網路游戲時，會產生網路虛擬財產，它們在網路空間中是有「價值」的，有的還能「交易」，變為現實生活中的財產。

對這些財產要不要保護，過去，有較大爭議，但隨著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種類越來越多、數量越來越大，對其保護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民法總則保持了開放性，明確法律對這些財產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這樣做，為將來的立法留足了空間，也為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提供了上位法依據。

⑨ 「好人法」保護見義勇為

【法律條文】 第一百八十三條 因保護他人民事權益使自己受到損害的，由侵權人承擔民事責任，受益人可以給予適當補償。沒有侵權人、侵權人逃逸或者無力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請求補償的，受益人應當給予適當補償。

第一百八十四條 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

【專家解讀】 王軼：這兩條被稱為「好人法」，直面當前的社會問題。

近年來，因誠信缺失和保障不力，不敢見義勇為、不敢做好人困擾著人們。這兩條規定，打消了人們的顧慮，一方面，做好事受損失，可以從受益人處得到補償；另一方面，做好事時造成受助人損害，依法不承擔民事責任。可以鼓勵更多人做好事。

⑩ 訴訟時效延長到3年

【法律條文】 第一百八十八條 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三年。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

第一百九十一條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自受害人年滿十八周歲之日起計算。

【專家解讀】 呂忠梅：民法總則將一般訴訟時效從兩年延長到三年，有利於權利保護。現實中，因錯過訴訟時效導致討債難的情況較多，給不誠信的人留下了空間，延長訴訟時效，可以更好地避免因錯過訴訟時效而失去勝訴機會的情況發生。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訴訟時效作出特別規定，是對未成年人的特別保護，有利於他們維權和健康成長。

Ⅲ 民族區域自治立法權與一般立法權的關系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的含義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依法制定和變通制定效力及於本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法規的權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可分為制定權和變通權，制定權是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變通權是指上級國家機關的決議、決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適合民族自治地方實際情況的，自治機關可以報經該上級國家機關批准，變通執行或者停止執行，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據此制定的變通執行和停止執行的原則和條件以及內容和程序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是特定的立法權，它屬於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范疇，它是民族自治地方各項自治權中最基本的權力。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的法律淵源

法律淵源是法律產生的根據和表現形式。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的產生首先來源於憲法授權。我國憲法第一百一十六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旗）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或者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這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最根本的法律淵源。其次，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九條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有立法權，第二十條規定了自治機關享有變通權，這兩條規定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的直接法律淵源。所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不僅有憲法依據，而且有民族區域自治法具體執行依據。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的特徵

1.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有特定的區域，它存在於民族自治地方。民族自治地方，是根據當地民族關系、經濟社會發展等條件，並參酌歷史情況，所建立的以一個或幾個少數民族聚居區為基礎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在地理范圍上有大小之別，分為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旗）。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有權立法，而一般地方並不都有立法權。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所產生的法，適用於各相關民族自治地方。

2.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有特定的立法主體，它是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所進行的立法，而不包括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主體，是我國憲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和立法法確定的特定的民族自治機關。民族自治機關，指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旗）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不是所有民族自治機關都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主體，只有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才是立法主體，即少數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旗）人民代表大會享有立法權，而在一般地方縣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一般地市級人民代表大會都不享有立法權。

3.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有特定的表現形式，它限於制定和變通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均屬地方法規的表現形式。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除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外，有的民族自治地方如自治區、自治州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以及自治區、自治州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府，還可以制定其它形式的地方性法規、以及地方政府規章。作為同一般地方立法相對應的特殊地方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表現形式主要是制定和變通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4.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層次結構的顯著特點在於，凡實行民族自治的地方，無論其行政區劃是大是小，都行使地方立法權。現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層次結構有兩點不同於一般地方立法。其一，自治縣（旗）都有立法權，而一般地方的縣沒有立法權；其二，相當於下設區、縣的市的自治州都有地方立法權，而一般地方不是所有下設區、縣的市都有地方立法權。這種區別反映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國策的要求，有利於自治地方的少數民族平等地參與國事和維護自身利益。

5.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的行使不同於一般地方立法。首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根據相應的隸屬關系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效。憲法和立法法對此未做出不得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限制。其次，根據立法法第六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只要不違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不得對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以及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專門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規定做出變通規定外，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地民族的特點，對法律和行政法規的規定做出變通規定。這種變通權以及與中央法律、法規的關系，一般地方性法規是不存在的。這些情況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在從屬性和自主性方面，與一般地方立法迥然有別。

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權與經濟特區立法權的區別

1.立法權的來源不同。經濟特區的立法權來源於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的授權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權來源於憲法、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立法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規定。

2.立法的效力和調整范圍不同。由於經濟特區立法權與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的來源不同，經濟特區立法的效力和調整范圍，也不同於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一般說，經濟特區地方立法的效力和調整范圍，在總體上不像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那樣具有確定性。經濟特區立法所產生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其效力一般低於授權主體本身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但又高於一般地方經過授權所制定的普通規范性法律文件。經濟特區立法的范圍，以不超出授權主體的授權范圍為限；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所調整的范圍，是以憲法、立法法、民族區域自治法所規定的事項范圍或者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主體職權范圍為限。

3.經濟特區地方立法雖然比一般地方立法帶有明顯的先行性或試行性，但立法自主權和前瞻性以及授權立法范圍均不如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廣泛。

4.在立法程序和范圍方面，經濟特區立法范圍帶有特殊性和不確定性，經濟特區立法權在時間和空間等方面受到種種明確的限制；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許可權范圍和程序是常規的和確定的，其自主權較大，如自治州、自治縣（旗）地方性法規不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批准，立法主體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基本原則的前提下自主立法解決各種問題。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有特殊的立法權，是我國國情的要求和表現，在我國立法體制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發展很不平衡，特別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發展很不平衡。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護各少數民族的利益，是國家的一項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就是少數民族的區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就是少數民族聚居地方的立法。實行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制度，是實現和保護各少數民族利益、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必需。

Ⅳ 全國人大立法與民意互動的意義

民主立法，就是在整個立法過程中，國家堅持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向，使社會公眾參與和監督立法的全過程，建立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立法機制，推進法制建設的科學化、民主化，使法律真正體現和表達公民的意 志，真正成為保護人民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良法。
民主立法途徑
第一，立法規劃、立法計劃要公開。編制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是立法工作有序進行的前提。通過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按照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要求，對立法項目的輕重緩急作出統籌安排，分清主次，突出重點，把基本的、急需的、條件成熟的法律先制定出來。社會需要哪些法律，人民群眾最有發言權，起草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必須開門納言，採取多種方式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可以直接向人民群眾徵求立法項目建議，也可以通過代表提出的議案，選擇出社會需要最迫切、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最密切相關的立法項目，優先安排起草和審議。經廣泛徵求意見後形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要向全社會公開。
第二，法律草案的起草要公開。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在由相關部門承擔的同時，應當更多地發揮科研院所、有關組織和專家學者的作用，專業性強或者涉及的利益關系比較復雜的法律，可以委託有關組織和科研院所在立法機關的組織和指導下起草建議稿，避免有的部門通過起草法律草案不適當地擴權諉責，防止「國家立法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律化」。法律草案起草階段就應當允許公民、利害關系人和社會團體以適當方式發表意見，以便及早地更廣泛地匯集民意。起草單位要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廣泛聽取意見。還可以就立法過程中存在重大分歧意見的問題公開召開專題聽證會，直接聽取爭議雙方的相反意見，做到兼聽則明。
第三，法律草案的審議要公開。有關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的會議，可由委員會決定向新聞單位開放；全國人大常委會全體會議或者分組會議審議法律草案，可以適當地選擇一些社會公眾普遍關心的法律，安排電視或者網路進行直播。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讓社會公眾更深入地了解法律審議情況。
第四，徵求意見的情況要公開。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特別是需要設定普遍性的公民義務的重 要法律案，要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通過電話、信件、傳真、網路等多種方式，徵求有關機關、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意見。人民群眾提出了哪些意見，也要採取適當的方式予以公開。對於人民群眾和代表的意見，不但要廣泛地「聽」，更要認真地「取」，以保證制定的法律充分體現黨的主張和人民的意志。
第五，立法文件和資料要公開。除需要保密的以外，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委員發言的記錄、有關部門的意見以及相關的立法資料等，可以摘要在新聞媒體上發表；代表大會和常委會審議法律草案的簡報等資料，應當允許專家學者和有關人士查閱。要通過立法信息的公開，保障和促進立法民主。
第六，充分發揮代表作用是立法公開的重要內容。人大代表是人民選舉出來行使權力、管理國家事務的代表，立法工作中必須充分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從提出立法議案建議、參與研究起草、列席參加審議等環節，使人大代表更多地參與立法。確定列入立法規劃的立法項目，應當主要以代表提出的議案為基礎和依據；法律草案起草過程中，要徵求提出議案的代表和相關領域代表的意見和建議；召開座談會、研討會和進行調查研究，應當適當吸收代表參加；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可以根據情況將草案發給有關代表徵求意見，常委會審議時邀請相關領域的代表列席會議；常委會審議法律的情況要向代表通報。充分發揮代表作用，是立法公開的重要內容。起草單位和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要及時向代表提供多方面信息，讓代表知情知政，既了解當地民意，又了解全局情況，為代表依法履行職權，更有效地參與立法創造條件。

Ⅳ 立法自治權與民族立法權的區別是什麼

您好。請看解釋：
1、立法自治權：我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各自治區具有立法自專治權、經濟自屬治權、文化管理自治權、變通執行權和其他自治權。
2、民族立法權：（1）制定和變動地方性法規的權力，它由自治區、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2）制定和變動地方政府規章的權力，它由自治區、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市的政府行使；（3）制定和變動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力，它由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行使；（4）一定程度的立法監督權：（5）一定程度的授權立法權。

Ⅵ 民商立法體制與我國的模式選擇及理由

法律分析：民法並非市民法, 民商本為一體, 傳統民商合一具有局限性, 傳統的民商合一並未真正合一."民離商缺其生命,商離民少其根本".真正的民商合一和中國的民商立法應當是制訂一部統一完備的 《民商法典》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Ⅶ 關於這種「開門立法」、「問法於民」的做法，哪說法是准確的

「開門立法」、「問法於民」是群眾路線在立法領域的體現(民主立法)，目的上以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立法為民)；
標准上以人民滿意為本；
方式上充分依靠人民群眾，擴大公眾的有序參與(增強立法主體自身民主性)，
實行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
故選C。
A項錯誤，法律平等原則中不包括立法平等。
D顯然錯誤，「開門立法」涉及的是專門機關與普通公眾之間的關系，而非不同權力部門之間的關系。
C項不準確，題目涉及的不是執法領域而主要是立法領域的民主。
[注意]：
C項也不能完全說錯，關鍵看「執法為民」的「執法」知何理解。
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作為五大基本內容之一的「執法為民」，「執法」是在廣泛的內涵和外延意義上講的，是指社會主義法治實踐的全部活動，不僅僅局限於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的執法司法行為，也包括立法、法律意識等。執法為民不僅對執法活動有著明確的指向作用，而且對立法、公民法律意識的培養等整個法治建設都有重要意義。但是從一般意義上理解，「執法」僅指行政執法或司法。
題目本身不夠嚴謹，但是兩相比較，B項答案最優。

Ⅷ 論述人民民主原則在我國立法中的體現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Ⅸ 如何解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沖突

關鍵在於審核制度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需要一部更好的「管法的法」。備受關注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8日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從草案來看，我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將從49個增加到280餘個。

地方立法權成倍「擴容」用意何在，此舉將對地方的改革發展帶來幾多利好，各地能否順利承接立法的大幅賦權，放權、擴權同時如何防止地方「濫權」，這些都是各方高度關注、期望求解的重要問題。

緣何大幅擴容？

現行立法法規定，享有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包括三類：「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總共49個。

此次修正案草案新增加一類：235個「其他設區的市」。新舊相加，全國284個設區市將全部享有地方立法權。另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8日在做草案說明時建議，賦予不設區的廣東省東莞市、中山市和甘肅省嘉峪關市以地方立法權。

「多年的呼籲終於有了突破！」來自溫州的全國人大代表鄭雪君說。當選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至今，每年兩會她都建議將溫州批准為「較大的市」，獲得地方立法權。

她說，溫州一直以來都是改革先行區，素有敢闖敢拼、勇於創新的基因。「溫州人一遇陽光就燦爛、一遇雨露就發芽，但就是缺少那麼點陽光和雨露」。沒有地方立法權，導致很多改革探索無法開展，或沒辦法深入推進。

不單是溫州。許多城市在經濟發展、城市建設等方面進展迅速，但各種問題和矛盾也成倍增加。由於缺乏立法權，它們往往只能以「紅頭文件」替代，但容易引發新問題。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行政法專家馬懷德說，隨著改革發展的深入，地方在立法方面的需求更加強烈。「以城市管理為例，城管執法機構需要規范運行，中央沒有城管立法，地方想立法又沒有許可權，不立法又解決不了管理難題。這就構成了矛盾。」

釋放幾多紅利？

在立法權方面，合肥無疑是讓溫州羨慕的。今年初實施的《合肥市城市管理條例》，因對廣場舞等集體健身行為作出規范，進入了公眾視野。

作為此前49個「嘗鮮」地方立法權的城市之一，截至目前，合肥市政府已制定規章68件，提請市人大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45件。這些立法，涵蓋了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公共資源交易、城市管理等多個方面，為改革發展創造了更可靠的制度「小環境」。

全國人大代表、合肥市市長張慶軍舉《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條例》為例。這項合肥的「自選動作」，對依法治湖的行為進行了規范，劃分了幾級保護區，比如對
一級湖面及入湖河道一定范圍內的，除在建項目外，對新建項目嚴格控制。「除此之外，這還有效避免了人事變動、政府換屆等造成的朝令夕改，也對政府行政權力
形成了有效制約。」張慶軍說。

根據草案，享有立法權的地方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和歷史文化保護等3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對原有49個較大的市已經制定的地方性法
規，涉及上述事項范圍以外的，繼續有效。專家認為，賦予設區的市立法權意義重大，一些創新舉措、重大項目等都可以通過地方立法而加速推進。

可以發現，草案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成倍增加的同時，其立法范圍縮減了。「法律、行政法規和省級地方性法規日益完備，對較大的市的立法許可權適當限制是必要的。這樣可以避免重復立法，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研究室主任梁鷹說。

能力是否達標？

「當務之急，是要做好地方立法權承接准備工作。」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笑華說，溫州市人大常委會已成立立法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她坦言，溫州急需這方面的人才，立法的指導和培訓工作也亟待加強。

獲得許可權之後，立法質量是否夠格，立法能力能否匹配，也是擺在各地立法部門面前的嚴峻考題。一些公眾還擔憂，地方會不會制定出差法、惡法、甚至「奇葩法」？

這並非杞人憂天。幾年前，某省制定實施母嬰保健條例，但這部地方法規違背了上位法《婚姻法》中有關「取消強制婚檢」的內容，被一些專家質疑有「越權立
法」之嫌。還曾有地級市出台地方法規，要求當地所有房產開發企業在售房前必須繳納每部不低於25萬元的「首次電梯更新費」，不交錢就不發房屋預售證，引起
企業和公眾廣泛質疑。

專家認為，立法是一項復雜的工作，需要很高的專業水平。地方在機構設置、人員能力等方面亟待補足短板。

需要指出的是，賦權之後，地方立法進度不是「一刀切」。此次修正案草案規定，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
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如何防止濫權？

「沒有立法權的時候，一些地方政府就搞出許多『紅頭文件』與民爭利；一旦有了立法權，豈不是更可以光明正大、肆無忌憚了？」「如果說一次違法的執法只是污染了水流，那麼一次違法的立法就是污染了整個水源」……

針對地方立法權的擴容，網友們表達的擔憂指向一個關鍵問題：如何避免立法權被地方濫用？這么多城市都擁有立法權，如何對其進行有效及時的監督和審查？

根據草案，除了對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范圍進行限制外，還規定製定地方政府規章，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依據，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范。此外，對行政法規，要求其在起草過程中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意見。

民意將對地方立法權形成有效制約。草案要求，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開展立法協商，完善立法論證、聽證、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等制度。

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姜明安說，全國人大和省級人大應建立專門的法規、規章監督審查機構，人大的其他專門委員會和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可配合其監督審查；立
法法應明確規定審查機構受理機關、團體、組織和公民申請審查的時限、實施審查的時限，向審查申請人反饋審查結果的時限等。只有這樣，審查制度才能真正發揮
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