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3覺

㈠ 會計法的立法宗旨是

根據會計法的規定，其立法宗旨是：

規范會計行為，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會計行為是指以會計核算、會計監督和會計管理為主要內容的會計活動。會計資料是指記錄和反映單位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事項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和其他書面會計資料，是會計信息的載體。

加強會計核算和會計監督，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地反映經濟業務活動情況，參與經濟管理和經營決策，是會計工作的基本職能。目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受利益驅動，會計職能被人為扭曲造成會計信息失真的情況十分嚴重。

已經影響到會計資料在加強宏觀調控、改善經營管理、評價財務狀況、防範經營風險、作出投資決策等方面作用的發揮，由此帶來的社會危害和經濟損失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會計行為不規范，是主要原因之一。為了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必須依法規范會計行為，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

(1)立法3覺擴展閱讀：

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一方面要靠國家立法和執法予以保障；另一方面，也要靠全體人民、各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組織自覺遵守法律來實現。即利用法律機制調整和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社會關系。

以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這不僅是市場經濟對法律的要求，也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保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法規范會計行為，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對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將發揮積極作用。

㈡ 立法的基本原則有

立法基本原則可分，有社會經濟政治原則、專門法律原則、立法方法原則等三方面。中版國社會主義立法權總的基本原則是：（1）社會經濟政治原則（2）專門法律原則（3）立法方法原則。在堅持上述總的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中國各方面的具體立法還堅持各自具體的原則。

(2)立法3覺擴展閱讀

以高質量立法引領高質量發展

一、實現高質量地方立法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立法工作必須遵循的重大政治原則和不斷取得新成績的基本經驗。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和省委有關加強黨領導立法工作的文件要求，自覺把黨的領導貫穿到立法工作的全過程、各方面。

堅持重大立法問題和重要法規報請省委決定，建立健全常委會黨組討論協調立法工作重大事項制度。

二、實現高質量地方立法必須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實現良法善治，關鍵在於圍繞中心工作和改革發展實際需要開展立法。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認真做好有關重點領域立法，出台了一大批人民群眾關注、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地方性法規，為推進浙江改革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㈢ 我國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我國法律制定的基本原則如下：

第三專條屬：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

㈣ 立法的基本原則

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由此可以認為當代中國立法的原則為法治原則、民主原則、科學原則。
1．法治原則
立法的法治原則要求一切立法活動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符合憲法的精神；立法活動都要有法律根據，立法主體、立法許可權、立法內容、立法程序都應符合法律的規定，立法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范的要求行使職權，履行職責。
2．民主原則
立法應當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確認和保障人民的利益；應當通過法律規定，保障人民通過各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應具有開放性、透明度，立法過程中要堅持群眾路線。
3．科學原則
立法應當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尊重社會的客觀實際狀況，根據客觀需要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要以理性的態度對待立法工作，注意總結立法現象背後的普遍聯系，揭示立法的內在規律；應十分重視立法的技術、方法，提高立法的質量。

㈤ 立法原則有哪些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作為一項立法原則，可以稱其為立法的憲法原則。這一原則，本來可以列為立法的法治原則之中，作為法治原則這一基本原則中的一個方面的原則，或一個具體原則。各國立法遵循憲法原則或憲法基本原則，也就是從一個重要側面遵循法治原則。強調立法的法治原則，首先需要強調的，就是立法應當遵循憲法原則特別是憲法的基本原則。正因此，在闡述立法基本原則時，沒有專門闡明立法的憲法原則，而是在闡明法治原則時，包含憲法原則。在現代國家實行法治，不能不堅守憲法，不能不遵循憲法原則。立法法草案第三條本來也是將立法的憲法原則作為法治原則的組成部分的：「立法應當根據憲法，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但2000年3月所通過的立法法正式文本，並沒有明確確立立法的法治原則，而是將立法的法治原則分解開來，首先確立了作為法治原則組成部分的憲法基本原則。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原則，這是當今各國立法最基本的准則之一。那麼各國憲法基本原則的主要內容有哪些呢？這是問題的一個關鍵。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一國基本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在憲法中的集中體現。各國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是有差異的，因而各國憲法的原則也不盡相同。但是必須指出，由於憲法主要是近代以來所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形式，而近代以來各國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盡管存在差異，卻都是近代以來的主流文明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因而它們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這種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適性體現到憲法中，就使各國憲法盡管呈現種種特色，卻同時也使各國憲法在基本原則方面具有共通語言。觀察近代以來各國憲法，其共通性的原則主要有這樣幾項：人民主權原則；權力制約原則；基本人權原則；法治原則。各國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以這些原則為指導，就是要體現這些原則。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無疑也是要遵循這些原則的。研讀中國憲法，人們不難看到，這些原則在不少條文中得以體現或貫徹。
然而立法法所確立的立法應當遵循的憲法原則中，並沒有明確包含這些內容。從立法法的規定看，中國立法應當遵循的憲法原則，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則。根據立法法的規定，中國立法所遵循的憲法基本原則，是指執政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按照這條基本路線，執政黨及其領導的國家，在現時期以及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為兩個基本點。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按照權威人士的解釋，也就是應當以執政黨的這條基本路線指導立法。這條基本路線是歷史和現實的基本經驗的總結，是中國國情的反映和結論，因而為憲法所充分肯定，應當作為立法的基本原則。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正式確立了這條基本路線，從而使其成為基本的國策。立法以這樣的憲法基本原則為原則，就使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成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國特色的一種憲法原則。這樣的特色，是各國立法所遵循的憲法原則在具體內容上具有差異性的一個表現。不過，如果立法法在確立中國立法的憲法基本原則時，能夠既體現各國憲法基本原則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當會使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完美得多。就是說，在這方面，中國立法法尚待改進和完善，中國立法的憲法原則尚待進一步完備。
中國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憲法基本原則，作為中國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則，這一點已如上述。那麼遵循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內容的憲法基本原則，意味著什麼呢？遵循這項原則意味著：其一，立法應當以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為大局。應當積極制定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積極建設市場經濟法律體系。20多年來，立法實踐已經充分注意這一點，制定了相當數量的經濟法律、法規，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宏觀框架亦已大體形成。其二，立法應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是國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會主義方向和人民民主專政性質不能改變，立法應當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各項事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各項事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因而立法需要堅持黨的領導。立法堅持黨的領導，主要應當堅持以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指導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機關和其他立法主體的立法。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各項事業的指針，也是立法的指針，在現時期特別是要注重以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立法。其三，立法應當與改革開放相得益彰。這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發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產生大量的新的社會關系需要立法調整，由此推動立法獲得很大進展。另一方面，立法也應當積極確認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使改革獲得法的依據從而名正言順地進行；將改革開放的成果和成功經驗確立和鞏固下來，使改革開放能夠穩定地、成功地、深入地進行下去；通過制定有關法律、法規，為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這一原則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內容突出地體現為：一切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都應當有法的根據，立法活動的絕大多數環節都依法運行，社會組織或成員以立法主體的身份進行活動，其行為應當以法為規范，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據中，憲法是最高規格的根據。堅持立法的法治原則，就要有一套較為完善的立法制度，為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為立法活動的進行，提供法的根據。特別要有關於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立法運作程序、立法與政黨、與政府、與司法的關系和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體的法律制度。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憲法和憲法性法律中加以規定。這是各國立法的法治原則的共性方面。
在中國，立法法正式確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則，這就是：「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這一原則一方面反映了現今各國立法的法治原則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國立法的法治原則所具有的國情特色。「立法應當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體現；「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是後一方面的體現。
堅持法制統一原則，是單一制國家的立法區別與聯邦制國家的立法的一個重要特徵。中國是統一的單一制大國，立法應當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從傳統的角度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除了間或存在過少數分裂割據的時期外，包括立法在內的整個法制是統一的，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僅見的。這個傳統不能不影響至今。所以現今中國立法應當堅持法制統一原則，是有厚重的歷史淵源的。就政治體制而言，執政黨的統一領導，也需要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只有堅持這一原則，執政黨及其領導下的國家政權的方針政策，才能通過統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實現。在經濟方面，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全國統一的、開放的、有序的市場環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為基本內容的立法活動堅持國家法制統一原則的。還有，中國無論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還是法治國家建設，所走的都是政府推進型道路，而政府推進的一個基本途徑，便是以統一的法制促進和保障這三方面事業獲取成功。最後，在立法上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同立法和整個法制的本質是吻合的，當代中國立法和法制，從根本上說是為著保障和實現人民的統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實現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統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統一的立法、統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則所具有的共性和個性兩個方面，在中國立法中是緊密關聯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進行，就需要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需要有一套統一的關於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的法律制度。為要使有關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統一，就需要由統一的機關和統一的法律來規定立法許可權和程序。立法法就詳細具體地規定了中國現今中央立法的許可權和程序，特別是立法法集中地列舉了只能由法律規定的十個方面的事項：國家主權方面的事項；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訴訟和仲裁製度；必須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立法法的這一具體列舉，明確和統一了中央立法的專屬范圍。立法法也比較集中地規定了除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以外的各有關地方的立法許可權和立法程序架構。另一方面，立法要堅持法制統一原則，也需要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進行。在中國，法律只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才能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觸。各立法機關或立法主體都應當丟棄以往那種立法行為往往不規范的做法，而遵循相應的立法程序。
在中國，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要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出發，就要充分考慮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就要拒絕只強調本部門、本地方利益的狹隘的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還有，立法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就要保持法律體系內部的和諧一致，不同層次或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規章之間應當保持在遵循憲法原則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諧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觸；各種部門法之間，也應當保持和諧，盡可能地相互配合、補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個法律體系中，要盡可能地防止出現矛盾，對已存在的矛盾，應當採取積極有效的對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在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民主原則，其主要理由在於：首先，這是實現人民主權所必需。中國是人民主權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民主的主體，國家活動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確認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特別是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權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則，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讓人民群眾成為立法的真實的主人，正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民主權利的重要體現。列寧說：「民主組織原則……，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都能選舉自己的代表和執行國家的法律。」其次，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觀規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確反映客觀規律，就要注意總結實踐經驗，因為法要符合客觀規律，需要通過社會實踐的中介來實現，而人民群眾正是實踐的主體，讓最有社會實踐經驗的人民群眾成為立法的主人、參與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觀規律。如果只由少數人閉門造法，這種法即使「很完備」，也難以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客觀規律。再次，堅持立法的民主原則，也是對立法實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濫用立法職權、個人獨斷或不盡立法職守所必需。可見，中國立法應當遵循民主原則，是現代立法的普遍規律和中國國情的雙重要求。
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看，中國立法所應遵循的民主原則，其含義和內容應當包括三個要素：其一，立法主體是廣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權在根本上屬於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體是多元化的，中央與地方、權力機關與政府機關應當有合理的立法許可權劃分體制和監督體制。其二，立法內容具有人民性，以維護人民的利益為宗旨，注意確認和保障人民的權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數人的意志為依歸。其三，立法活動過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過程中注重貫徹群眾路線，使人民能夠通過必要的途徑，有效地參與立法，有效地在立法過程中表達自己的意願。
在中國，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則，也需要把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同中國國情吻合起來。首先需要從國情出發，健全較為完備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許可權劃分和立法權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權歸於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級階段由於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平、管理國家的能力和國家的經濟實力、交通條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權，只能將立法權委託給人民代表或有關主體代為行使。其次，要根據國情，在觀念和制度的結合上堅持立法的民主原則。中國是封建專制的遺毒極深的國家，過去沒有民主傳統，缺乏公民權利意識。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則，應當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對封建特權和專制，不允許任何個人、組織和國家機關侵犯人民的合法權益，特別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第三，在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方面，應當注意使立法面向社會公眾，使公眾能有效參與和監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應當客觀，把各方面的矛盾、問題、意見都擺出來，多方徵求意見，集思廣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盡可能把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與集中相結合。在立法的本質、內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經過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經過選擇的有必要提升為國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權方面，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其他法不得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在立法過程中，既要保障群眾能有效地參與立法，也要加強專門機關的現代化建設，充分發揮專門機關、專家和其他有關人員的作用。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中國有著悠久的成文法傳統，積累了豐富的立法經驗。但這種經驗中的主要成分，是統治者運用立法的方式治國安邦維護家天下的經驗，其中堪稱科學立法的因素並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當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學立法的經驗、理論和知識，也難以受到重視，更難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層面而在立法實踐中得以貫徹。最近二十年來，關於立法的科學化問題，在有關立法學者的著述中已引為注意，但立法實踐中對立法的科學化問題，殊少有人看重。這種狀況不能不從負面嚴重影響到立法的質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規難以成為良法，難以在生活中獲取好的實效。轉變這種狀況，提升立法質量，更多地產生良法和更多地減少惡法、笨法，從一個重要的側面推進中國法治現代化，亟待重視科學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國立法的科學原則。
立法遵循科學原則，首先需要實現立法觀念的科學化。要把立法當科學看待，以科學的立法觀念影響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貽誤立法的所謂新潮觀念和過時觀念。構造立法藍圖，做出立法決策，採取立法措施，應當自覺運用科學理論來指導。對立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和經驗教訓，應當給予科學解答和理論總結。立法實踐主要是摸索的實踐、試驗的實踐而不是自覺的實踐，立法經常付出沉重代價、高額學費，這種狀況必須改變。第二，需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要建立科學的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和立法運行體制。整個立法制度應當合乎社會和立法發展規律，合乎國情和民情，合適、合理、完善。立法主體應當由高素質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員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義的，是要解決方法、策略和其他技術問題。從方法說，立法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和注重理論指導相結合，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相結合，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穩定性、連續性和適時變動性相結合，總結借鑒和科學預見相結合，中國特色和國際大勢相結合。從策略說，要正確處理立法的超前、滯後和同步的關系；要按照客觀規律的要求來確定立法指標；要盡可能選擇最佳的立法形式、內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顧及全局並做到全面、系統，同時還要分清輕重緩急，合理安排各個項目的先後順序。從其他要求說，要注意各種法之間的縱向、橫向關系的協調一致，法的內部結構的協調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為人接受，寬嚴適度易於為人遵守；還要特
請採納

㈥ 國家通過立法支持家庭，具體體現在哪三個方面呢

一、推動父母變成教育者

1.協助父母變成主動的教育者

客觀主動是一種相對高度醒悟的人生境界，父母做為教育者的客觀主動，最先表現在有清楚的教育觀念，了解如何培養孩子，知曉應當干什麼和為什麼要去做；次之是主動的教育個人行為，在家庭日常生活，父母親的身教重於言教，父母親有目的管束自身的情形便是實際的反映。最終還表現在父母教育小孩積極的責任擔當。

3.賠償干涉體制

深入了解協同育人中不一樣行為主體的困難及短板，根據互相配合、公平協作的價值核心理念，搭建致力於助推弱勢人群，以專業知識能力建設、網路資源歪斜分派為核心的協同育人賠償干涉體制。

4.綜合性評定體制

全方位掌握院校、家庭、社會發展教育中間的對接現況和問題，根據共享資源、教書育人主題活動雙邊協定核心理念，創建致力於推動院校家庭社會發展對接全線貫通和教書育人品質全面提高，對協同育人的總體目標、機構、主題活動、結論完成全方位評估的協同育人綜合性評定體制。

㈦ 立法守法的傳統美德

1. 文明禮貌
文明禮貌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是人們在日常人際交往中應當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則.在人們的互相交往中,和悅的語氣、親切的稱呼、誠摯的態度等等,是相互尊重、友好的表現.俗話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因此,講文明禮貌能促進人們的團結友愛,是溝通人與人之間情感的道德橋梁.
講文明禮貌是社會文明和個人道德修養的標志之一.人的行為舉止最能反映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和文明程度.每一個自尊自愛的人都應當把講究個人禮儀當作獲取成功的素質去培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仍會看到種種不講文明禮貌的現象,如一些人常常出言不遜、惡語傷人,失禮不道歉,無理凶三分,騎車撞倒人後揚長而去,乘車爭先恐後,在公共汽車上見老人或抱小孩的婦女不讓座……如此等等,都是不講文明禮貌的表現,必須認真克服.
文明禮貌包含的內容和要求很多,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文明禮貌的要求和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更新.例如,中華民族歷來有好客的傳統,「有客上門,當降階而迎」,但是現代社會探親訪友不僅要輕聲敲門,而且需提前通過電話等形式預約.另外,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我們與外國友人的交往越來越多,必須了解、掌握對方的風俗習慣,尊重對方的禮儀.

2. 助人為樂
當一個人身處困境時,大家樂於相助,把別人的困難當作自己的困難,給予熱情和真誠的幫助與關懷,這就是助人為樂.
在現實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人際交往中生活,每個社會成員都不能孤立地生存,而在生活中人人都會遇到一些困難、矛盾和問題,都需要別人的關心、愛護,更需要別人的支持、幫助.如果在社會生活中,每個人都能主動關心、幫助他人,從自己做起,從小事做起,從現在做起,使助人為樂在社會上蔚然成風,那麼,你就能隨時隨地得到他人的幫助,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從這個意義上講,「助人」也就是「助己」.因此,人人都應該發揚助人為樂的精神,積極主動地愛護他人,幫助他人.具體來說應做到：一是「我為人人」.每個人都應該從乘車讓座、幫助殘疾人過馬路等小事做起,養成關心他人的習慣.二是「遇難相幫」.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當他人發生不幸、出現困難時,熱情幫助,為其分憂解難.三是「見危相救」.比如,在遇到歹徒行凶時,遇到有人恃強凌弱時,遇到意外險情等危急情況時,每個公民都應該挺身而出、捨己救人、弘揚正氣.近年來,我市先後涌現了秦炳奎、張東京、左寶忠、盛曉虹等一批見義勇為的模範人物,他們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四是熱心公益.社會公益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新型人際關系,與每位公民息息相關.每個公民都要關注和支持社會公益,多獻一點愛心,多添一份真情,在社會生活中做一個熱心人,如賑災救荒、捐資助學、義務獻血、為社會福利事業捐款捐物等等,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3. 愛護公物
公共財物包括一切公共場所的設施,它們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大家享有各種服務和便利的物質保證.對待公共財物是愛護、保護,還是浪費、破壞,是一個公民有沒有社會主義道德的反映.每個公民都應該自覺遵守社會公德,愛護公共財物.一要愛護本單位的公物,做到公私分明,不佔用公家的財物,不化公為私.但在實際生活中,有些人不愛護機器、設備；有些人在家裡千方百計節約用電、用水,在單位卻對「長明燈」、「長流水」滿不在乎,視而不見；有些人甚至化公為私,隨意佔用公家財物,並認為「公家的東西不拿白不拿」.二要愛護公共設施,如電話亭、路燈及有關通信線路、交通設施等,還要包括保護文物古跡,使其為更多的人服務.有些人不注意愛護公共設施,我們遺憾地看到：街頭的公益廣告牌被故意損壞,宣傳櫥窗的玻璃被人為破壞,市區新公園內設置的幾只「梅花鹿」、「小山羊」有的已經成了「殘廢」；一些人就是喜歡在公園、文物古跡等地「信手題詞」；有的人甚至把公共設施視為「發財致富的源泉」,惡意偷盜窨井蓋,導致夜間行人受傷致殘.三要敢於同侵佔、損害、破壞公共財物的行為作斗爭.有些人經常抱怨公用設施差,但是對隨意破壞、損害公共設施的行為無動於衷,視而不見,見而不問.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和義務,同侵佔、損害、破壞公物的行為作斗爭,時時、處處關心和愛護公共財物.
4. 保護環境
環境問題,是當前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近年來,黃河的長時間斷流,沙塵暴的頻頻發生等一系列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危害,使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環境和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能不能有效地保護環境,關繫到每個公民的生活質量和切身利益,關繫到人們的安居樂業,關繫到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否持續發展.保護環境,就是保護我們自己.保護環境不僅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社會公德的一項基本要求.
保護環境,首先要增強環保意識.有些人認為,現在是初級階段,首先要把經濟搞上去,環境治理以後再說.豈不知環境問題已成為我們發展經濟的一大制約因素,況且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已遠遠超過前幾年污染企業所產生的「效益」.據有關部門測算,治理太湖至少需要投入2000億,利害關系可想而知.但是,仍有少數人認為：天空那麼大,放點煙氣算什麼；江河這么多,排點污水算什麼；天地這么廣闊,有點噪音算什麼.我們每個公民都必須明白,「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不僅要「金山銀山」,還要「綠水青山」.其次,要樹立「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的觀念,從自己做起,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努力養成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如自覺節約能源,反對浪費,不亂倒垃圾、污水,不損壞各類環境衛生設施等.此外,還應積極參加植樹造林,保護綠化成果.
5. 遵紀守法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對一個公民來說,是否自覺維護公共場所秩序,紀律觀念、法制意識強不強,體現著他的精神道德風貌.遵紀守法同時也是保護社會健康、有序發展的基礎.
遵紀守法,首先要知法.隨著「三五」、「四五」普法活動的不斷深入,市民的法制意識普遍提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因為對法律的無知,為了一些不足道的小事,惡語相向,拔拳斗毆,傷害對方,甚至鬧出了人命案子,成為終身憾事.這種慘痛的教訓屢見不鮮.所以,每個公民都要認真學習法律知識,不斷增強法制意識.首先要學習與自己工作、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搞清楚什麼事可以做,什麼事不能做,什麼是法律允許的,什麼是法律禁止的.其次要守法.有少數人認為,現在實行市場經濟,崇尚自由競爭,因此,有的人就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盜用他人專利或商標權,製造假冒偽劣產品,有的甚至製造、銷售淫穢音像製品.實質上,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更是法制經濟,任何人都必須嚴格遵守各項法律法規,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要護法.有些人仍信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在違法犯罪行為沒有危害到自己的利益時,就認為「與己無關」、不必去管「閑事」.如果人人都只考慮自己的安危,見惡不鬥、見凶躲避,甚至目睹有人同犯罪分子搏鬥時也不去相助,出現使「英雄流血又流淚」的情況,就會使邪氣上升,使社會不得安寧.今天流氓侮辱了過路婦女,大家不過問,明天說不定就會降臨到你的家人頭上；今天小偷扒竊別人的錢包,大家不制止,明天說不定那隻罪惡的黑手就會伸進你的口袋.因此,我們每個人都要敢於扶正祛邪,同一切違法違紀行為作斗爭,努力為他人、為自己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㈧ 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法律制定，又稱法律創制，法律創立，最通常的稱之為「立法」。它是指有法的創制權的國家機關或經授權的國家機關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補充、修改和廢止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認可法律的一項專門性活動。一般也簡稱為法律的訂、修、廢活動。這種活動，是將一定的階級（階層或階級聯盟）的主張上升為國家的意志，成為規范性法律文件。

其基本原則有：

1、科學性原則。法律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它要為國家、社會以及普通公民確立一種合理的組織結構，一種規范的行為模式，一種正確的價值選擇，這就決定了法律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

立法的科學性原則，首先表現為它的理性化方面。法律是一種有確定性、明確性、普遍性的行為規范，它的制定是建立在人類能夠鑒別、判斷、評價和認識客觀事物真理基礎之上的一種高度自覺性的行為。

立法的科學性原則的第二個體現是合理化。同理性化相比，合理化則更進一步地體現了科學性原則，合理性是對事物之間相互關系的恰當界定。立法的科學性原則的第三個體現，就是主觀符合客觀，法律既不是一種純粹主觀的現象，也不是一種純粹客觀的事物。是一種主觀同客觀、理性和經驗相結合的產物。

立法的科學性原則的第三個體現是主觀符合客觀。這一特徵同前兩者有密切聯系。法律既不是一種純粹主觀的現象，也不是一種純粹客觀的事物，如同它既不是單一的經驗產物或單一的理性結果一樣，法律是一種主觀同客觀、理性和經驗相結合的產物。

2、適時性原則，即是指一個國家的法的創制，必須不斷地順應歷史發展和時代的變化，及時地、適時地根據這種變化，去創制出符合時代需要的法律。適時性原則建立的依據，是由法律本身的社會屬性所決定的。

3、民主化原則。在一個國家的法的創制中，貫徹民主化的原則具有非常廣泛和深刻的意義。它除了維護民主自身的價值外，還對其他的一些法的價值諸如平等、資源、自理、自由、契約乃至法治等都奠定一個基礎性的條件和保證。

4、合憲性原則，即是指在法的創制過程中，必須同憲法相符合，包括職權的合憲性，內容的合憲性，程序的合憲性等等。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三條 【立法原則】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 【法制原則】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 【民主原則】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 【實際與科學原則】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

㈨ 論述人民民主原則在我國立法中的體現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㈩ 三權分立的利弊

利：防止國家權力濫用，維護公民權利。相互合作、相互制約。

弊：一是影響國家權力的統一，特別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往往造成幾個權力機關各說一套，多個聲音，造成社會上人們的思想混亂，無所適從。這是西方國家普通民眾對政治冷漠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是由於三權之間的互相牽扯，往往導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現象發生。

(10)立法3覺擴展閱讀：

三權分立，是西方一種關於國家政權架構和權力資源配置的政治學說，主張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不同機關掌握，各自獨立行使、相互制約制衡。

為了制約封建王權，英國學者洛克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法國學者孟德斯鳩在此基礎上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提出通過法律規定，將上述三種權力分別交給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管轄，既保持各自的許可權，又要相互制約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