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靈

A.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人們沒有法治精神丶社會沒有法治風風尚，法對嗎

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是法治的靈魂，人們缺乏法治精神、沒有法治信仰，社會版也就不會有權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有當遵紀守法成為一種自覺、依法辦事成為一種習慣、恪守法律規則成為一種自然，才能使法治釋放更多的規則正能量真正的法律，從來都不是銘刻在銅表上，更不是印刷於華美的書卷中，而是駐守在每個公民的靈魂深處。

建設法治中國，不僅體現在公正高效權威法律制度的表面，而且彰顯於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已經滲入每個公民的內心。只有當全體社會成員都把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理所當然的作為一種重要的生活方式的時候，法治中國也就悄然而至。執政黨依法治國、政府依法行政、民眾自覺守法，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也就會被自覺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之中，紓解矛盾靠法、解決問題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圍也就水到渠成。

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是建成法治中國的硬指標，而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是建成法治中國的真內涵。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建設法治中國的嘹亮號角已經吹響。 建設法治中國絕對不會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我們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努力樹立法治信仰，建成法治中國將不再遙遠。

B. 什麼是法制你是如何理解法制的

「法制」一詞，我國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還是版各有不同。其一，廣義權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狹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和過程。

C. 法治精神是什麼意思呢

法治精神是民主法治社會中所普遍尊崇的法律至上、公平正義、保障人權、權力制約、社會和諧等價值追求的總和。

法治精神是法治的靈魂。人們沒有法治精神、社會沒有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根之 花、無源之水。從客觀上說，法治也並不體現於普通民眾對法 律條文有多麼深透的了解，而在於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的頭腦之中，體現於人們的日常行為之中。

這包括培養人們的理性精神、誠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權威的精神、權利與義務對稱的精神、依法維權和依法解決糾紛的習慣等等。

法治精神的重要原則：

權力制約是法治精神的重要原則。在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看來，一個自由的健全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權力受到合理、合法限制的國家，因為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限制權力，這也是法治精神的重要原則。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為了確保權力正確行使，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就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注重發揮制度的作用，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增強監督合力和實效等。

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要追究。

D. 法治工作還是法制工作

法治工作。法制和法治是有區別的：

1、意思不同。

法制：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法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2、出處不同：

法制出自現代作家巴金的《作家要有勇氣，文藝要有法制》：「這就說明發揚民主要講兩方面，一方面要講勇氣，一方面還要有健全的法制來保障。」

法治出自春秋時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白話釋義：原來的國君桓公統治的土地比今天小，但是他整治法的統治，擴大政治與教化，所以稱霸諸侯。

法治具體體現：

1、立法方面。強調法治必須遵守以下原則：一是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二是研究國家的情況；三是考慮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教育；四是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

2、執法思想。國家執政人員要嚴格執行法律。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嚴格依法執行；法律規定不詳的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法律的原則來公正地處理和裁決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關鍵。國家必須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

E.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是什麼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一，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版含了價值內涵，權強調了人民主權。

二，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

三，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5)法治不靈擴展閱讀：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當前，社會上對執法司法狀況意見還比較多，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還比較突出。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強調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明確了「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對以法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了全面部署。

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貫徹全會精神，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讓人民群眾感到不公時有地方說理、有地方評理、有地方處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讓司法為社會撐起公平正義的天空。

參考資料：網路：法治

F. 人治與法治的優缺點

人治不夠客觀公正 容易因個人的愛好而有傾向性 法治則可以避免以上問題，而法治則緩慢不夠靈活 個人意見不夠全面

G. 法治的意義是什麼

法治的意義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7)法治不靈擴展閱讀

在中國這樣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治。法治建設推進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會成倍放大。

政法機關黨領導下的執法司法力量，行使的是國家權力，服務的是人民群眾，在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進程中發揮著特殊重要作用。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動搖，緊緊圍繞建設法治中國的總目標，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切實將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肩負起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者、實踐者的重任。

要把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作為基本要求，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

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靈魂，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訴訟法律制度，規范執法司法行為，進一步提升執法司法公信力。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重要目標，深化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圍。

H. 法律方法是法治思維的基本要素

所謂法律思維方式，是指按照法律的規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決法律問題的習慣與取向。在通常情況下，法律問題往往還包含著政治、經濟或道德問題，可以從道德的、經濟的、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和處理，但一旦這些問題被納入法律調整的范圍，就應當按照法律的規定、原理和精神來思考與處理。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按照法律思維思考與處理問題，與按照道德思維、經濟思維或政治思維思考與處理問題，會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結論，但在某些情況下，則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 例如，欠債還錢是幾乎所有社會普遍通行的一項道德原則。法律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利，但法律中有訴訟時效的規定。按照我 國《民法通則》的規定，債權人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債權的訴訟時效為二年。也就是說，如果債權人在二年內既沒有向法院起訴債務人，也沒有向債務人提出還債要求，而且債務人也沒有表示要償還債務，那麼債權人的債權就不再受法律保護。法律雖然不強迫債務人履行義務，但並不反對債務人自行履行，因為從道德上說，一項債務不論過了多長時間，債務人都有義務償還。在此類情況下，法律思維與道德思維之間即產生了沖突。必須強調的是，在對法律問題的思考與處理上，法律思維應當優先，不能用道德的原則和道德評價取代法律的規則和評價。

I. 影響法制的因素

重典治國論 評
【摘要】
傳統社會以降，「重典治國」在各朝不同時期備受統治者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往往難以完成統治者的決策預期，收效了了，最終難以逃脫成為歷史陳跡的命運。在認清辨明重典給傳統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同時，不應妄自斷言僅是法典之嚴苛性造成了社會動盪，阻礙了社會進步的步伐。反之，應當透過制度體表剝離並審視導致重典失效的權力結構、社會文化氛圍、法文化為背景等要素群體，反思而進取，此乃是國人不可偏廢的重要任務。
傳統社會以降，歷代統治者依賴「以刑為主」的東方本土式法制路徑，而「重典治國」現象在各朝不同時期也備受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而由中國特有的政治、法制土壤所孕育的「重典論」，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具備的意蘊是有差別的，對社會的作用力也趨於殊途。剝離紛繁的表象，抽取各式重典背後承載的法文化，「重典論」思潮似乎也並沒有隨著中國法律的現代化更新換代而徹底消褪，卻成為隱性的法制因素，供給著目的論化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著國人今日的法治進程。
故而，在不斷辯證借鑒、汲取中國傳統社會法律思想經驗，兼顧吸納國外優秀法律制度的今天，歸納、總結重典治世所發揮之效用，使之浮於水面，愈加明確化，繼而認清利弊，抽取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扶正法治化軌道，乃是國人不可偏廢、僭越的社會工程。
一、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一）重典論之源流概要
翻閱中國歷史，即可發現「重典治國」理論擁有厚重的人文底蘊。上古伊始，發端於禮、刑之中國法，在刑始於兵，刑、法並無二致的年代，實則反映著一部古人類社會群落逐步發展壯大的演化史。國家產生後，統治者為建立統治，維持秩序，啟用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1]之道：邢之目的即為樹立權威，使「民不敢犯」[2]，「禁奸止過」[3]以確保有條不紊。從人類演進學的角度審視法源於刑之事實，也能窺見人類發展史乃至法律制度發展史的諸多共性。
但中國法之流變有其自身的軌跡。重刑亦非萬能，當鑒於史上因濫施刑罰適得其反，遭至民眾反抗而湮滅統治權的事例，統治者蹣跚般學會，應在可控的范圍內掌握權力行使的適當性，提出了以輕刑、仁政為表徵的「以德配天」、「德主刑輔」、「一準乎禮」「禮法合一」的施政方針，緩和了階級矛盾，為國家政治較為安定、經濟得以漸進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創造了有利的成長期，達到盛世。但是「約法省刑」之國策並非徹底游離於重典論設置的框架之外獨立生存。於此相反，由於中央國家的形成從始便依靠著集權化的政府萬能主義，決定了盛世亦當在此框架項下適度發揮而變形、衍化——其始終不能也不願擺脫「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4]的行為範式，遵守「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5]之法則。看似重典論在法則中位居下位，然而其在較短時期內針對特定對象或為實現特定目標，從重從快，善於高速營建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6]的初始局面，在穩定秩序方面，擁有毋庸置疑的高效性和合目的性，以至於可作為實施其他後續統治行為的有力保障……這些均是輕、中二典在「運行——收益」坐標系中考察時間佔用、整體行為效率上無法比擬的。是故，重典治世絕非單純僅在「亂國」發生，而有著更廣大的作用空間和運行范疇。
（二）傳統社會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在對重典治國理論進行實踐考察，剝除歷代對重典不一的執行理念或表達方式，尋找其中共性時，實則在明確兩個概念：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和「重典」概念本身。其一，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學者指出，古中國所謂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即官僚統治機構的組織法」[7]，簡言之，系由公權力國家行政執法規則和相應治理罰則構成的制度體系。其始終難以超脫「法自君出」、「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模式，生長出如同西方那樣弱化集權條件下獨立完備的私法系統。造成此種局面，原因應當是多方面的，也自然非本文所研究的對象，但必定成為考察重典治世效用時不可或缺的歷史土壤和理論基石。
中國法制結構決定了法制之鋒芒為「士制百姓於刑中」[8]：通過對統治者治下的社會下層進行公法為主要形式的法律約束達到治世的目的。但這並不是說，國人不曾受到統治者施加的私法色彩法律准則的控制。自古便存在的「家族法」、民事習慣，為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而推行的官辦、督辦經濟法律制度，經濟發達時期培育的民事法律大量出現，在推翻有學者認為中國「無私法」論斷的同時，確也說明這些法律措施相較刑事公法而言，不太能淋漓盡致的展現古中國法的特點。
故而，「夫法，所以興功懼暴也」[9]的「典民」結論即定，統治者所關注的刑控社會下層對象，自然為廣大的底層人民，以及為其所用的龐大行政官員機構、被皇權所棄不予保護的貴族群體等（在本文考察中可視為微量化特殊對象），而對最為底部百姓的操控，很多時候是在對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過程中完成的。易言之，高位統治集團以法治官，打造較為高效的官僚結構便能實現統治目的。若假設統治者單純要求重典在適用於底部群體時達到「禁暴止奸」之效果，而由於官僚實質上也應歸屬於統治集團，便在適用法律時會產生與適於民眾有別的效果，則對重刑結果的追求也會不再純粹。
其二，重典之界定。
傳統社會末期，統治者對封建法度的意義作有如下總結：「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10]。而其中「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可達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11]之功效。似乎重典所傳達出的意味僅停留於嚴刑峻法、用刑苛重，能夠從刑種的嚴酷和刑度的不著邊際來體會。實際上，要准確給「重典」下一個定義，應當首先建構於整個法律體系層面，顧及其應當具備的下列特徵：
1) 其體系嚴密，適用領域深廣，並經過歷代不斷修正而得到完善發展。以刑事法為例，不論上古，且從先秦戰國時代之始奴隸制五刑以降，經歷後世各代「輕刑」之改革而達成封建制五刑的確立，再到封建社會中後期部分苛刑的復興及至濫用、重新入律，形成了體制嚴謹、「疏而不漏」的宏觀體系，甚至甚多行政、民事法律責任都會被施以刑罰制裁，如唐律中有「凡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的規文。後世欲了解各代法律制度及政治經濟環境，大致也可從所立刑罰和具體規文中窺視一二。
2) 其成文法範式呈現嚴苛性，同時存在大量特別「法」細胞，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彈性。奴隸制五刑之嚴苛被逐步改良而更新為封建制五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許多人類蠻荒時代具有的同態復仇、肉刑充斥的現象，代之以較為文明的刑罰，無疑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其中依舊保留了「罪人以族」、充軍、刺字、枷號等罪，明清時代更以凌遲入律，彰顯了傳統重典的嚴酷性特徵。同時，肉刑殘余在一定時期以鎮壓、整肅、爭權為目的被濫用而肆虐興盛，但往往不存在成文的法律依據，被歸為法外酷刑。但因注意到法自君出，大體也可將其視作某種意味上的特別「法」，只是缺失了常規法律制度所應具備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被賦以較大的伸縮性和隨意性補充了重典實施的威力。其彈性還表現為，存在大量同罪異罰的情形構成重典體系中較為重要而特殊化的組成環節：按受罰主體待遇的迥異程度可將此環節作一二分：一方面被免除部分乃至全部的法律義務，諸如贖刑之適用；另一方面則可能承擔重於律文規定的刑罰，抑或被施以特別「法」所定的極端刑罰。
3) 其類型繁復，具有強烈的合君權目的性，決定在不同歷史時期分具不同的內涵，並伴有些許理想主義色彩。依據制定和運行重典的統治需要不同，區別出即如學者歸納的幾種模式：極端重典主義、重重輕輕主義、相對弱化重典主義及其他特殊化重典主義[12]。極端重典主義以秦朝刑法為典型，以繁於秋荼而著名於史。重重輕輕主義以北宋中期頒行重法地法和 「盜賊重法」、明代相較漢唐法制的「重其重法、輕其輕法」的刑法特點為代表。相對弱化主義則以主張「約法省刑」為代表，刑罰中正，多出現於國家初創或社會經濟遭受重大破壞，需要長久時期修養生息之時。至於特殊化的重典推行,不宜歸納為上述任何一列，多是統治者為達到某種目的、由個人好惡及注意力之轉移而發生，諸如明太祖時期頒行《大誥》、重典治吏，便具有強烈的政治整肅目的。同時，統治者通過施用重典欲達到社會秩序長治久安，萬世為君的目的在史上不乏個別，懲治奸黨、屠戮權臣，往往滲透了許多道德衍生的理想主義情調，而大多卻事與願違，此留待後文詳述。
故而，由上可以簡單描繪出有關傳統社會重典的輪廓：即一種為實現統治目的服務，依據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理想化設置而架構的，以統治權治下所有社會群體、機構建築為施用對象，運用刑事法律為主體並結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會嚴密、靈活而具備相當彈性的法律制度體系。
二、重典治國理論之效用考察與合理性分析
（一）重典論之效用考察
本文給出的重典論之意義界定系以整個傳統社會法制結構的發展承繼為背景，就某個歷史時代為考量目標，由於統治者對重典的理解正如上文中學者給出的諸多分類方式那般所異，其欲施用達成的目的也有不同，從而在後世對重典論的績效考察過程中，需要略作抽樣區別。
從較為狹隘的范疇入手，中國傳統社會傳承的人治氛圍里，歷來將開明專制主義奉為經典興國政策，重典適用也自是以較為低級化的工具姿態非獨立性存在於此制度土壤之中。故而，欲對重典制度的績效得出相較合理與理性的結論，必須首先區分出較為適合開明專制統治生長的政治經濟條件。作為既成事實，今日對重典的分類方式便在社會形態的選取中比作相應參照系。亦由此，上述分類中較為明顯的，如同有秦一代等典型的極端重刑主義在考量該理論效用時，予以參照似屬不妥。
其次，相對弱化重典主義以使國家修養生息為立足點，多為修復脆弱的自然經濟而設立。統治者總結歷史，普遍考慮到暴刑荼重致使民眾反抗、社會動盪，給統治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後適度反省，能夠識知「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13]，此環境中，重典用為上層建築，由其本身性質與較為脆弱的社會資源條件相左，決定了其不宜作為長久制度存在。於是乎當約法恤刑，弱化對廣大民眾適用的重典因素。此種政策多發於封建國家權力初創但保有較強的統治力，抑或公權力所能調配的社會資源數量尚處於上升趨勢中的時期，經濟政治制度本身還具有較強的生命力，通過法制變革易於釋放被前不合理桎梏所封閉的發展動力。此種重典制度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民生得以穩定，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易導致在重典治理對象中，可能對官僚群體的監控力度鬆散不足而日益滋生並加速此群體的潰爛。在此也應說明的是，在傳統社會中盛行的諸如「八議」、官當、請、減、贖、免等制度，並非統歸於相對弱化主義，正如上文所提及，是重典制中較特殊的同罪異罰環節的組成部分，它具有對重典制度的較強「離心力」，但囿於皇權權威的維護始終未能游離，但確對重典所達之效用有抵銷之反作用。
這樣一來，衡量重典治世績效較為上佳的樣本，即剩下區分對象的重重輕輕主義和特殊化重典主義。
重重輕輕主義重典模式有著縱橫二向有別的不同意域：從縱向而言，以規范性法律文件傳承的角度，指出後世重典較前期規文在適用對象和程度上的區別，這是歷史差異的顯示，如有明一代較唐律所作出的改進；從橫向而言，是對當期使用法制時對象和程度的差別性規定。易言之，即同罪異罰環節中擴大受動主體承擔義務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盜賊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
傳統社會篤信「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北宋時期，由於立國未經過大規模的土地兼並改革、外患深重、加強中央集權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觀上塑造了一個階級對立相對嚴重的時代，以至於統治中期便較早的開始顯現危機，盜賊之患即是表徵之一。對此，由北宋仁宗嘉佑6年始歷經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惡治惡、加重打擊賊盜力度而擴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盜賊重法等，依據今日傳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從未能有效發揮統治者預期的治理效果。不但如此，還引發了更為嚴重的社會混亂。如熙寧十年（1077年）二月，「京東、河北盜賊不禁，至白晝殺人於市，攻略鎮邑，執縛官吏」[14]；元豐年間（1078-1085年），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在其治下，「盜賊遂清」。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齊地「群盜晝掠塗巷」[15]……即便在京都附近，「 盜賊充斥，劫掠公行」，作為執法主體的軍隊、官員多是「勢力怯弱，與賊不敵」，「縱能告捕入官，其餘徒黨輒行仇報，極肆慘毒，不可勝言」[16]。
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異，在於其非但不能彰顯統治者所謂「審慎刑罰」，也不是出於如同北宋王朝那樣嚴酷的統治環境，導致統治集團「被迫」推行嚴酷的法度，整肅社會秩序——決策者在主客觀方面都未遭遇「窘境」。客觀上，其時常處於較為安定的統治時期，甚至萬象更新、盛世之狀初見端倪；主觀上，決策的制定並非外部因素推動的應激反應，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慮的結果。更確切地說，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對自己利益的檢討。此種模式時常被篩選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貪之幾十年風雲歷程。
親歷社會底層疾苦的明太祖，對元末官員貪瀆、政治腐敗而遭滅亡感觸頗深，故嚴厲法度，重典治貪，對封建官吏的嚴罰可稱空前絕後。最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將久已存在的、體現各代統治者嚴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別「法」因素轉換為真正意義的制定法模式，使傳統社會的重典體制更加完備化，盡管這些成文法實際發生效力的時間極為短暫。但應看到，終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達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標。凡舉一例即可：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國布政司及府、州、縣來京朝謁官員幾千，其中所謂稱職者僅435人。對此太祖晚年也認識道：「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17]至成祖永樂初年廢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誥》收效不佳後束之高閣，《大誥》之刑漸漸棄用後數載，貪官污吏已遍布內外，顯示了掙脫重典之束縛後強勁的反彈力。

（二）適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
由上，傳統社會無論何種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屬了了，呈現整體低效甚至無正效用但卻有長久活力的奇怪姿態。對此進行合理性解釋的角度可有多個，但欲以單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徑為切入點，應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構與發展史及其客觀運行評價作為突破關鍵。
首先，重典發揮的階段性正效益對維護統治具有強吸引力，統治者可將其作為改變行使統治權不利局面，尋求優化時的博弈行為。中國古來之重典是成系統的，規范嚴密，且表現為某種封閉性的獨立發展結構[18]，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特徵。同時中國自古而來較西方強烈甚多的集權型治理模式，也能將資源集中到足以確保由上而下執行某種制度初始階段所要求的嚴格性，甚至嚴苛、殘暴性。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時間確實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樣「彰善癉惡，激濁揚清 」[19]。雖然只是違法者受到重懲造成社會相關主體感到自危後，所受規制的社會反常暫時停滯甚至隱蔽的反應。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強，其受用波及越廣，影響便越深，停滯症狀維持時間便較長久，雖然不乏孕育著更劇烈反彈的可能。但這不能不給統治者以想像的空間，繼續預期所深惡痛絕的受動主體自覺進行良性轉變，以至設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終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長治久安。而在傳統社會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社會呈現多元化趨勢和統治者所欲維護的簡單生產基礎下社會治理手段產生沖突，更凸現了無法與時俱進的一般法典修正補充技術的落後地位。為擺脫此種不利局面，採用有別於一般法制制約力的重典，不能不說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無奈。
其次，適用重典是統治者認可的，永葆國家機器運轉動力所必需賦加的「托賓稅」。在傳統社會這架巨型機器運轉二千餘年的過程中，官吏始終作為統治者實現統治效能，控制普通民眾不可缺失的組成利器。官吏集團與最高統治者之間本質上存在的是一種特殊僱傭關系：因為高度集權社會中權力之行使，實際亦是建立在地方權力為中央權力直接控制，卻也過分集中的情況下。故各級官僚機構在中央之下扮演的角色，即為雇員也為在局部受制的大領主，系一種具有人格化的工具[20]。故「國家之敗，由官邪也」[21]是古人對官之於國重要性的認識，於是堅守不放「治國莫大於懲貪」、「治天下首在懲貪治吏」[22]之圭臬。時時用重法剔除國家機器中不合理因素，整肅行政紀律，即如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經濟學家所言為齒輪良好運轉而不時放入細沙般效果的課稅雷同，治理官員腐敗懈怠而致階級矛盾過分擴大化，促進行政效能的提升、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生產的發展。
再次，適用重典反映了傳統社會「禮法合一」條件下泛道德化的「和諧」行為預期。兩漢以降，法律道德化色彩逐步加強，隆禮重法成為中華法系一大特色。引禮入法，一方面為統治者鼓吹「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宣揚仁政和統治地位合法性提供理論支撐；另一方面，善用禮中豐富的道德規范培育發達的家法族規，使社會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字塔狀結構，也有利於減輕維護統治所需耗費的成本，「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惟「以德化天下 」，「明刑制以齊之」[23]，國家可長久矣。應該說，決策者乃至國民均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並預設了人性向善的儒學基點，努力以道德化行為範式來改造既定的不合理因子，其中一方通過隆禮以導民向善，減少不必要的統治開支；另一方則企盼上為政以德、匡扶正義——權力義務極不對稱兩方群體在社會構建中共享著基於不同認識形成的「和諧」雛形表徵之嚮往。但由於傳統社會局限性，社會矛盾無法消解，人們註定長久面對大同理想和嚴酷現實之沖突。於是乎統治者每每「痛下決心」，對人性論稍作一修正，試圖以滅除惡之人性的剛猛之法以惡治惡，樹立權威，瓦解法制運行不暢的阻礙；國民也時常希冀青天在世，向給自己帶來深重苦難的官僚腐敗集團表達失望和憤慨情緒之時，事實上也早已偏離了人性善之預期，復燃原始復仇主義之觀念，同時卻也清楚意識到民眾分散力量之孤立弱小，被迫對善治之論尚存遐想，有通過接受由上至下的重典洗禮來達到社會革新，重建「和諧」的心理准備和要求。
作為傳統社會法文化的標志之一，尚不能忽略法自君出、權尊於法的事實。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會性因素而單獨從研究決策者入手，時常可以發現重典適用的軌跡與君主自身對外部環境的應激及心理狀態的描繪極其相符。正是統治者「口含天憲」，不受權力約束，決策之合法性歷來沒有適格的評價標准，而合理性則可在決策定立時由下而上反饋得以損益，但依舊無法擺脫深烙有統治者自身對歷史、社會現狀、皇族利益思考和抉擇之泥淖，甚至表達了其對以往自身經歷「辛酸」面的反思或抵觸、逆反情緒，重典的拋出也不外如是。

J. 關於法治內容

第十三章法與社會
第一節法與社會的一般關系

一、法與社會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會是法律的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

社會是法律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律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第二，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

法對社會的調整，首先是通過調和社會各種沖突的利益，進而保證社會秩序得以確立和維護。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社會的調整手段主要有三種：即法律、道德和宗教。

當然，法律不是萬能的。

首先，在某些社會關系領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說不是最佳的手段。

其次，我們還應當看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號召民眾守法，更重要的還在於教育民眾用法。只有人人都善於使用法律，法律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二、法與社會和諧

【當代中國法律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 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可能自發地實現,有關和諧社會的價值理想需要一系列方針和措施來體現,其具體要求也 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實施和保障。

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必須藉助於法律制度的推動和保障。

首先，和諧社會的原則精神與基本目標和要求不僅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復雜的利益關系，而且還關繫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們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法律，通過法律來體現,以獲得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

其次，由於涉及上述復雜關系，和諧社會的原則、目標和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甚至破壞，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總之，和諧社會離不開法，法也離不開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第一，法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和基礎，社會 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

第二，法通過確認並保障正義標準的實現，協調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第三,法可以為誠信友愛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法為激發主體的活力創造制度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