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立法

㈠ 制定慈善法人大行使了立法權還是監督權

中世紀歐洲是以法蘭西為代表的等級森嚴的封建統治,但是在十二世紀,隨城市的發展,也有獨立自主的自治城市,其中的資本主義體系還是比較完備的,總而言之,中世紀就是歐洲從封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補充本組筆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進行了探討。李根蟠認為，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理論的提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一個豐碩成果，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新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陳其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關於民族理論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現為：關於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對中國史范圍的處理和歷史上民族統一的不同階段問題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達成共識。張越認為，在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探討過程中，唯物史觀所起的作用重大，意義深遠。王志剛認為，「五四」時期形成的唯物史觀傳播熱潮具有三個顯著的時代特點：即力求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進行系統介紹和全面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創建工作。張利認為，範文瀾在歷史評價問題方面貢獻良多，主要體現在：以歷史主義原則評價歷史人物；從加強各民族團結友好的高度評價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一種中國史與世界史聯系的眼光對歷史演進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評析，揭示其本質。張劍平對新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在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許殿才從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如何運用與發展唯物史觀以及史學與現實的關系等四個方面，對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恩主義史學理論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理論成果進行了闡述。鄒兆辰則認為，在中國史學理論水平的提高過程中，善於分析與借鑒，功不可沒。回答人的補充2009-09-1218:08談到中世紀的政治，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等級、特權和**，很難把它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掛鉤。因為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總是把中世紀的**政治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對立起來，在我國學者寫的幾種介紹西方民主政治或民主思想的歷史書中，也幾乎不談中世紀，在介紹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之後便跳到了近代，似乎中世紀與民主沒有任何關系。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不利於人們了解歷史真實，近現代民主政治之所以會首先興起於西歐，然後擴及世界各地，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用近現代歷史發展可以解釋清楚的，而應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這個根源不是古希臘羅馬的民主，而是西歐中世紀的民主。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可以概括為這么四大要素：憲法政治、議會政治、黨政和選舉制度，而除黨政之外的三大要素都是從西歐中世紀的政治制度中發展而來。一、憲法政治起源於中世紀限制王權的法令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憲法，為了防止當權者個人權力的膨脹、遏制貴族**勢力的發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採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增設當權者的數目來達到相互制約和分權的目的，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為一人，後增為三人，再後增為九人；二是通過縮短當權者的任期來遏制個人勢力的發展，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是終身制，後改為十年一任，再後改為一年一任。在中世紀的西歐，各國的最高統治者國王主要是世襲的和終身的，特殊情況下則由封建主選舉產生，或是通過武力征服獲得，因而中世紀的國王地表現出的是**的一面，也被看作是**統治的代表。但西歐國王的**統治是遠不能同東方的國王**相提並論的，西歐的地方封建主總是在想方設法約束國王**勢力的增長，最主要的措施是：通過簽署特殊的法律文件來限定國王的權力范圍和通過議會或是其它專門機構來制約國王的權力。西歐的地方封建主通過與國王簽署特殊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權力的行使，以維護自身利益，這便催生了憲法政治。英國是近現代憲法政治的發源地，其近現代的憲法就是從中世紀約束王權的法律中發展而來的。早在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就已存在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當國王無視其它貴族的利益，為所欲為時，貴族們便想方設法迫使國王簽署新的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的行為。當無地王約翰在位時，他任意踐踏傳統習慣法，不斷增加稅收，大幅度提高貴族的兵役免除稅（盾牌錢），甚至剝奪貴族的土地等，這引起貴族們的普遍不滿，於是，貴族們聯合起來，並聯絡了騎士和市民，於1215年6月迫使無地王約翰簽署了「大憲章」。大憲章公開闡明了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指出王權必須受到監督，提出了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款，被人們稱為英國憲法制度的起源。在大憲章簽署後，後來的歷任國王在位時幾乎都要簽署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的法律文件。在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權利法案》，對「大憲章」以來的英國憲法作了一個總結，確立了「議會至上」原則，明確了國王的權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權，是確立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重要文獻。至此，形成了英國近代的憲法政治。在西歐的其它地方也出現了專門制約王權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條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頒布的「黃金詔書」，也是德意志諸侯限制皇權維護自身獨立權益的法律文件。就連十字軍東征時期在地中海東岸建立的四個十字軍國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權的法律。1099年，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後組織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起草了《耶路撒冷審判書》，規定十字軍各國國王都要服從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的決議。這說明在西歐社會，封建貴族通過政治斗爭利用法律手段來制約王權是一種很普遍的方式。盡管西歐其它地方的這些制約王權的法律，沒有能夠象英國的大憲章那樣直接演變為近代的憲法，但也為他們能夠較快地普遍接受這一新事物奠定了基礎。關於上述這一問題，我已有專門的文章——《論西方近現代憲法政治的中世紀起源》[1]——進行論述，在此僅作一概述。二、議會政治起源於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因實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不存在代議制機構，有的是全體公民都可以自由參加的公民大會或人民大會，另有由有身份有地位的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或長老院，但都不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的權力機構。古希臘、羅馬的這種直接民主制存在著明顯缺陷：一是只能在小國寡民的城邦社會里實行；二是容易造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因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對近現代的議會政治產生影響。議會政治和憲法政治一樣是起源中世紀的西歐，實際上是和憲法政治相伴隨而產生的。在中世紀中期，為了制約逐漸強大起來的王權，真正實現法律至上的原則，西歐各國普遍建立起了等級會議。近現代西方的議會制度就是從中世紀的等級會議發展而來。最早建立起較完善的近現代議會制度的國家是英國，其它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國議會制度的影響，因而，英國的議會又被公認為是西方議會之母。英國近現代議會制度，就是直接從中世紀的議會發展而來。關於英國議會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賢人會議。賢人會議的成員是世襲的教俗貴族，不是由人民選舉而產生的代表，沒有廣泛代表性，但賢人會議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所起的特殊作用還是對以後英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諾曼底征服後，賢人會議被改造成了「大會議」，後改稱為「議會」。1264年，以孟福爾為首的大貴族在與國王的內戰中取得勝利，控制了政權。為了擴大支持力度，孟福爾在第二年召開議會時，除了通知傳統的教俗貴族參加外，還要求各郡選兩名騎士、各市選兩名市民代表參加，從而使議會第一次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會議。因而，有人把這次議會看作是英國議會制度的起點。在14、15世紀，英國議會已逐步獲得了司法請願權、征稅權、財政監督權、立法權和監督、彈劾政府官員的權力等，已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權力機構；並形成了兩院制：由傳統貴族代表組成的上院和由騎士、市民代表組成的下院，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其立法的基本程序也逐步形成，所有法案都要經兩院分別進行三讀，經過充分討論通過後，由國王批准生效。這種基本程序一直沒用到近現代議會。到都鐸王朝時期的議會與英國近代早期議會已是非常近似，在兩院構成、立法程序、代表產生方式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都鐸時期的議會在換屆、會期等方面還不規范化，有點隨國王之意。在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694年，議會通過了「三年法案」，規定議會至少三年召開一次，每屆議會不得超過三年，使議會的召開、換屆走向規范化。而議會其它方面的重大變革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後的19世紀才進行。在西歐各地，如法國、德國、西班牙、尼德蘭等，在中世紀中後期都出現了等級會議。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得到充分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尤其是獲得立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因而，這些國家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很自然地由中世紀發展到近現代。但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這些國家中世紀等級會議的存在對後來資本主義議會制度形成的影響，在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籌建全國議會和利用議會進行斗爭都是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在西歐的其它地方，雖然等級會議發展得不是很充分，但城市議會卻發展良好。在13－15世紀，在法、德、意等地取得自治權的城市中，由選舉產生的市議會普遍存在，且是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在德國的城市同盟中，也存在著由各城市代表組成的同盟議會，同盟的重要決策都是由同盟議會來決定。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有明顯局限性的，也未能直接促使近現代的國家議會政治的誕生，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歐洲市議會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的政治觀念，使西方人很容易想到議會斗爭這樣一種政治斗爭的手段，也樂於接受國家議會這樣一種國家民主的政治形式，甚至有人認為中世紀中後期出現的等級會議就是市民議會政治在國家政治中的最初表現。關於這一問題，本人也另有文章進行專門論述，可參見愚作《論西方近現代議會政治的中世紀基礎》[2]，在此不贅述。三、選舉制度起源於中世紀的有限選舉制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就已存在著選舉制度。但在古希臘和羅馬，選舉的是官員或陪審團成員，而不是選舉議會的代表。在近現代的西方民主選舉活動中，選舉總統或總理等國家首腦雖也是其重要內容，但更主要的是選舉議會或國會的代表。單純地選舉政府官員和選舉議會是有著根本性區別的，前者是選舉個人，當選者個人的素質、能力對政治的影響較大，後者是選舉一個群體，或是選舉一個機構，通過這個群體或機構來制約政府、影響政局；前者不僅只能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實行，而且政策難於延續、政局難於穩定，後者則不受地區范圍的限制，也不會因政府官員個人的行為而輕易改變政策、影響政局。因而，這也就決定了古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難於持久穩定地發展，只能是在歷史上曇花一現。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包括議會選舉和重要官員的選舉，其中議會選舉最為重要，因為議會選舉的走向會左右重要官員的選舉。議會選舉制度和議會制度一樣是起源於中世紀。在西歐中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等級會議中，教會貴族的代表是來自那些有著較顯赫地位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世俗貴族的代表是來自國王指定的世襲大貴族，這些代表都不是由選舉產生，但其中的第三等級市民的代表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是由自治城市選舉產生。盡管這種選舉和現代選舉有著天壤之別，只是富有階層極小范圍內的選舉，其實叫選派更合適，但畢竟不是指定的，不是靠特權和世襲地位獲得的。在英國，不僅每個自治市的兩名代表是由選舉產生，而且每個郡的兩名騎士代表也是由選舉產生。在議會分裂為上下兩院後，市民代表和騎士代表正好共同組成了下院。這樣在英國就有一個完全靠選舉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在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大多數西歐國家，因其等級會議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擁有立法權和監督權的獨立政治實體，致使其選舉會議代表的選舉活動也未能制度化、規范化。而在英國，由於議會擁有了一系列實際的權力，尤其是下院憑借其擁有廣泛的代表性獲得了征稅權和同上院平等的立法權，議會議員還獲得了在與會期間擁有言論自由和不被逮捕的權利，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成為議員，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議員選舉。這也自然使得英國選舉下院議員的活動逐漸規范化、制度化。15世紀，英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有關選舉的法令。第一個選舉法於1406年頒布，它規定：郡長必須按照正當的選舉程序組織選舉，選舉應當是完全自由的，選民不受外界壓力的影響。而後又做出補充規定，授權大法官監督各郡選舉，對違犯選舉法的郡長處於懲罰或監禁。[3]1429年的選舉法又明確規定了郡選民的財產資格，凡年土地租金收入達40先令的土地持有人擁有選舉權。1432年，又申明選舉人必須在參選郡中居住或在該郡擁有地產。至於被選舉權，1445年法規宣布：各郡競選議員者的社會地位必須在騎士之上，當選騎士應有20鎊以上的年收入。[4]以上都是針對各郡選區的選舉法規，至於城市選區，因為只有自治市才有資格選舉議員，而自治市因選舉市議會都有自身的選舉法規，一般而言都是局限於獨立的經濟納稅人，包括地產主、商會會員、行會師傅等在內的擁有選舉權。擁有被選舉權的則都是富有的納稅人。我國著名學者趙文洪在他的論文《中世紀英國議會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起源》中也曾概括道：中世紀英國議會就是「納稅人的代表機構」，是「以財產為基礎的權力機構」；「議會成員是納稅人的代表」。[5]據1436年納稅人登記簿估算，當時全國選民僅在10000－15000人之間，15－16世紀之交，有選舉資格的人數約為30000人左右。[6]這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從以上英國15世紀的議會選舉法規可以看出，英國中世紀的議會選舉制完全是一種有限的選舉制，在各郡選區主要是照顧了封建主政治的利益，在城市選區主要是照顧了經濟納稅人的利益，對於廣大的勞動人民來說是沒有選舉權的。而實際上英國近代早期的議會選舉制也是有限選舉制，其現代議會的普選制是從有限選舉制一步一步發展而來。在光榮革命之後的1710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選舉法，規定在各郡選區中，選舉權統一授予所有年收入達40先令的地產者。這實際上是重申了1429年的選舉法規。對於被選舉權則進一步提高了門檻，規定各郡選區的議員只能由年收入不少於600鎊的人來充任，各城市選區的議員則由年收入不低於300鎊的人來充任。據統計，在1761年，全英國700萬居民中只有25萬選民，不足居民總數的4％。[7]因而，針對於這種情況，恩格斯曾指出：當時的下院「無非是一個不依賴人民的關門的中世紀同業公會」。[8]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在選區劃分方面，也是沿襲中世紀的，由於經濟的興衰、人口的變遷，到19世紀初，出現了很多沒有實際意義的「袖珍小邑」或「腐敗選區」，而又出現了一些新興大城市不是選區，沒有資格選舉議員的現象。「在18世紀，不僅下院議員選舉制度與中世紀相差無幾，其組織狀況和立法程序也無多大變化。」[9]這種情況一直到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之後的19世紀的議會改革才逐步被改觀。1832年修改選舉法，使中小資產階級獲得選舉權，1867年使產業工人獲得選舉權，1884年使農民獲得選舉權，到1928年則最終實現了男女平等的普選制。在歐洲的其它地方，雖然沒有出現象英國那樣由中世紀一脈相承地發展到近現代的議會選舉制度，但也普遍地存在著城市議會的選舉。在中世紀中後期，取得自治權的城市普遍建立起了市議會。市議會作為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其議員都是由市民選舉產生。「11世紀末期，義大利和法國南部最先開始實行由議會和執政官進行管理（1095年在阿斯蒂，1117年在米蘭，1127年在克雷莫納）。在德國，許多城市是從13世紀初期起開始實行議會制（科隆是在1216年）：（選舉出來的）議會是公社最高的行政機構，監督整個的行政管理。」[10]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不能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比的，實際上只是在極少數富裕市民間實行的民主。如從1297年起，義大利威尼斯共和國選舉最高的立法和監督機關（大議會）議員的權利只屬於「黃金簿」上列名的幾百個家族，行政權屬於從大議會中選出的小議會（或稱元老院），它的首領是選出的終身總督。而義大利另一個城市共和國佛羅倫薩，於1229年制訂的「正義法規」規定：最高機關長老議會，由七個大行會（被稱為「肥人」的大企業家同盟）各選一名議員，十四個小行會（被稱為「瘦人」）共選兩名議員組成。它的首領稱為「正義旗手」，既是議會議長，又是民軍指揮。[11]從中可見，市民議會的選舉也是極為有限的，只是在少數上層市民間進行。但這種選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著重要意義的，至少為後來各地近現代議會選舉制度的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礎。我國學者應克復甚至認為，「由城市市民自己在特定的資格限制的候選人中選舉官員，這證明是西方現代選舉制的開始。」[12]而且歐洲其它國家的近現代議會選舉也同樣是經歷了一個從有限選舉制到普選制的發展歷程的。如法國在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後通過的選舉法規定：只有能交納其值相當於當地三日工資的直接稅的積極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選舉權，可在初級會議中投票選舉選舉人；被選出的選舉人應交納相當於當地10日工資的直接稅，可參加省一級會議選舉議員；被選出議員必須交納相當於26－52天工資的直接稅，才能參加全國議會。[13]在以後多次修改的憲法中，對於選舉和被選舉人都有一定的財產資格限制。後經過長期的民主斗爭，法國在1944年戴高樂的新政府實現了普選制。綜上所述，西方近現代的憲法政治是從中世紀英國的法律至上原則和約束王權的法律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議會政治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尤其是英國的等級議會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則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議員的選舉活動，尤其是英國下院議員的選舉活動中產生、發展而來。而憲法政治、議會政治和選舉制度是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組成部分。因而，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首先興起於西歐，尤其是最早形成於英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根源的。

㈡ 《慈善法》究竟要解決哪些問題

從2014年4月26日到12月1日，由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共同發起，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承辦的「慈善立法半月談」總共舉辦了13期，開展了關於慈善立法的開放學術討論。

今天下午，在這13期沙龍討論和研討的基礎上，首部慈善立法專家建議稿公布。

從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議開始，《慈善法》已經在漫長的立法道路上躑躅了近十年。

立法步伐明顯加快出現在2013年11月，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並最終確定由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牽頭起草。

2014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召開慈善事業立法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列出了立法時間表和路線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曾經介紹說，根據初步計劃，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務是開展廣泛調研，召開專題會議，在充分調研與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借鑒國外慈善事業發展的經驗，爭取在年底形成正式的法律草案稿。如果進展順利，預計2015年上半年可以提交審議，即進入正式立法程序。

目前，已經至少有五個版本的立法建議稿在起草中。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慈善法》出台一再推遲，是因為各界對慈善問題的看法還存在很多分歧和爭論。

據了解，我國現行慈善方面的立法已經有1999年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和規范我國三種社會組織—基金會、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注冊和基本行為的三個行政法規。

在今天的專家建議稿發布會上，學術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現在要制定的《慈善法》應該超越這些，成為一部基本法，對慈善的組織、行為，以及如何培育、扶持和監督慈善組織，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真正大發展，作出明晰准確的法律規定。誰來籌集慈善資源

目前，我國有很多籌募善款的主體，第一就是政府，遇到重大災害，民政部門和有政府背景的機構籌集的資源較多。其次是人民團體如工青婦組織，還有由國務院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核定、並經國務院批准免於登記的團體，包括相關的事業單位。第三是有政府背景的正式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在這些之後，才是那些登記注冊的民間社會組織。第三和第四項加起來，據2013年的統計，為54.1萬個。而第一、二項有很多基層組織，總量據測算有近千萬個。第五是企業，包括國企和民企。最後，還有未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及個人。

㈢ 2014年時事熱點

1、慈善法開門立法 國家與社會積極互動

2014年，社會各方群策群力、有序參與慈善立法，向牽頭起草的全國人大內司委積極提供慈善立法的材料和觀點，多所高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有關機構自發組織、主動提交了7個民間立法草案稿。

中國靈山慈善公益促進會於年底組織了清華、北大等5家慈善法民間版本研討會，邀請全國人大內司委、法工委有關人員出席，將社會參與的開門立法推向高潮。2014年慈善法開門立法展現了國家與社會良性互動的效果和價值，為中國的立法史記下重要一頁。

2、暴力恐怖事件和惡性犯罪

暴力恐怖事件和惡性犯罪引發社會不安，受到官民一致的嚴正譴責。2014年3月1日夜晚昆明火車站的暴恐事件，是幾十年來第一次在內地非民族地區公眾場所針對平民百姓的較大規模恐怖襲擊。

雖然此後烏魯木齊早市恐怖襲擊的死亡人數更多，但還是美麗春城的這個恐怖之夜在網上引起了更大的心理震撼。以此為拐點，政府反恐舉措凝聚了全社會的高度認同和擁護。

3、邪教故意殺人案

28山東招遠邪教故意殺人案，讓基層隱而不彰的邪教問題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此前山西臨汾6歲男童被伯母挖眼事件，也被疑為有邪教背景。

4、公眾人物的失德事件近年來持續發酵，轉型期社會的道德倫理引發社會反思。2014年有柯震東、房祖名在京吸毒事件，還有其他文藝界名人吸毒嫖娼案，以及曾經困擾了紅十字會3年的郭美美參與性交易和網路賭球被刑拘。這些公眾人物倫理操守的得失，對年輕網民來說是人生觀、價值觀的樣本警醒。

5、壹基金、天使媽媽遭質疑 公信力建設任重道遠

近兩年，嫣然基金、壹基金、天使媽媽等透明度較高的專項基金或基金會相繼陷入網路曝料或質疑風波，其日常運作和公眾信任深受影響。這些質疑已超越信息披露的范疇，將公民教育的問題擺到了慈善行業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