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化進程

A. 當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特點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B. 關於新中國以來 我國的依法治國的歷史進程

從無到有、從有到全
法律體系的建立與完善
「最明顯的成就，就是立法成績。」談起新中國65年的法治進程，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說。
新中國的法治歷程，首先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頒布。5年後，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被審議通過。
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挫折，中國的法治再次啟程。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論斷：「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這一「依法治國」戰略的理論起點，直接催生了大規模的「立法潮」。僅1979年7月，就有《刑法》、《刑事訴訟法》等7部重要法律頒布。之後，1982年新憲法的通過，則為新時期的中國法治打下了堅實基礎。
此後，《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合同法》、《物權法》、《公司法》、《破產法》等一批基礎法律的通過，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構築起了中國法治的框架，使改革開放逐漸「有法可依」。2011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截至今年3月，我國共有現行有效法律242部，同時有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中。經歷了此前「打地基」、「架樑柱」式的基礎框架立法過程之後，現在的立法與修訂，更加註重食品安全、教育、環保等社會高度關注的立法薄弱環節。

C. 新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三個階段是哪三個階段

新時代中國法制建設的三個階段是指：剛開始建國時期法制剛剛建立的階段、法制逐步完專善的階段、現在屬逐步走向法制化軌道的階段。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

我國憲法明確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

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直接行使一定國家公權力。在治理現代化的條件下，執政和行使國家公權力必須以法治為基礎。

D. 簡述建國之後中國依法治國的歷程

我們黨高度重復視法治建設。長期制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積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取得歷史性成就。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法治政府建設穩步推進，司法體制不斷完善，全社會法治觀念明顯增強。

E. 如何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進程

一、進一步明確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的現實意義
首先，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做出了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確定為我們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黨的十七大再次明確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關系黨的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把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作為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核心內容抓緊抓好」。法制建設的狀況和立法、執法水平，直接關系和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就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具體實踐，也是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舉措。
其次，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完善，尤其是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和依法管理的有效機制還未完全建立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任務還十分艱巨。在新的形勢下，市場主體和市場行為需要進一步依法規范，市場意識、誠信意識需要法治的強化和塑造，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市場經濟環節需要法治規范和引導，宏觀調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設需要抓緊推進，經濟違法犯罪需要依法打擊和治理。為此，必須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逐步形成良好的市場經濟法律秩序，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三，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利益格局的調整越來越深刻地觸及到傳統體制的剛性部分，越來越深刻地觸及到與人民群眾現實利益聯系最為緊密的環節。一些改革發展政策措施的推出，可能會使絕大部分群眾受益，但也可能會導致少數群眾利益受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增多，各種利益關系更趨復雜，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我們黨高度重視統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妥善處理各種利益矛盾，以有效整合各種社會關系，促進各種社會力量良性互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要更加註重依靠法治解決社會矛盾、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就必須要依靠法治加強社會管理、打擊各種犯罪，保障社會安定有序，就必須要依靠法律嚴密防範和打擊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只有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現代法治思想內涵全面落實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監督、公民行為和黨對法治建設領導等各個方面，才能更好地協調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從而全面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諧。
二、進一步明確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
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第六部分以「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題，從六個方面集中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對「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了全面部署，報告通篇洋溢著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現代法治精神。當前，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就必須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
（一）拓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新途徑，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
黨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為此，當前法制宣傳教育的重點就是全面落實「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規劃」，在全社會弘揚法治精神，樹立法律權威，培育公民意識，使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公正司法。
一是圍繞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以推進社會管理的法治化為著力點，組織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學習和掌握法學基礎理論、憲法和基本法律，以及與本職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使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能夠自覺運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法治實踐，努力提高依法決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杜絕發生因領導決策失誤、瀆職、違法行政、監管不力而導致的影響惡劣的徇私枉法事件、重大違法犯罪案件、嚴重侵犯群眾利益、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經濟損失等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問題，從而推進社會管理層面的法治化。

二是圍繞促進市場經濟建設，以維護經濟活動依法、公平、有序、協調發展為重點，組織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學習憲法、國家基本法律特別是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法律法規，教育引導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牢固樹立法制意識、市場意識、誠信意識，依法規范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市場經濟環節，宏觀調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設需要抓緊推進，經濟違法犯罪需要依法打擊和治理。
三是圍繞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以「學法律，講權利、講義務、講責任」為主線，在全體公民中開展憲法和國家基本法律的宣傳教育，學習宣傳與公民工作、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增強公民學習法律法規的積極性、履行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以增強青少年法律意識為重點，努力構建「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及法律教育體系，根據學生的不同年齡、心理特點、接受能力，精心設計並依託青少年學生喜愛、樂於參與的豐富載體，組織生動活潑、寓教於樂的法制教育活動，使青少年學習掌握憲法以及預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權益保護等與青少年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把他們培養成崇尚法律、依法行為的新人。與此同時，作為少數民族地區，要加大對各族人民群眾進行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教育力度，使各族人民群眾牢固樹立公民意識和國家意識，自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構建和諧社會夯實法治基礎。
（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兩個不完全適應」不僅僅存在於立法方面，也存在於執法領域。報告在分析過去五年工作中的問題和差距時，指出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為此，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認真貫徹《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嚴格運用法律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實現行政行為的程序化、規范化、法治化。
一是要繼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樹立職權法定意識、責任意識，嚴格按照法定職責、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職權，把依法行政作為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進一步轉變職能，切實將政府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實現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努力建設一個人民信任和滿意的親民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
二是要健全完善政府決策機制。為確保依法決策、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各級政府應當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定相結合的行政決策機制，對事關本地區發展大局和各族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方案，在決策權行使過程中應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並引入公示制度、聽證制度，使民情得到匯集，民意得到充分體現，使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此同時，應當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推進政務公開，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三是要進一步理順行政執法體制。加快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執法體制，進一步減少行政執法層次，規范審批程序和環節，改變多頭執法和執法缺位、越位、錯位的狀況，促進行政執法活動的規范化、法治化。
四是要不斷強化行政執法監督。實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執法依據公開制、執法行為評議考核制和執法過錯追究制，完善並嚴格執行行政賠償和補償制度，做到執法有保障、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健全以行政執法責任制為核心的行政執法監督和考核評議制度體系，積極探索行政執法績效評估和獎懲辦法。
（三）堅持司法公正，切實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兩個不完全適應」也存在於司法領域，司法不公、久審不決、執行難等問題，直接影響到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權威，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一是要強化司法機關職能作用。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嚴厲懲治犯罪，依法調節經濟社會關系。首先要健全維護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工作機制，保證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享有各項訴訟權利，妥善調處涉及公民財產權利、人身權利的案件，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要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其次要加大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的力度，推動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再次要加大案件執行全程公開力度，強化適用執行強制制裁手段，切實解決執行難的問題。
二是要健全對司法機關內部的監督制約機制。必須完善司法辦案責任制、錯案責任追究制和司法賠償制，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增強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時要健全公、檢、法、司等職能部門既分工負責，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監督制約機制，檢察機關要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依法監督審判機關、偵查機關的司法、執法活動，依法查處司法領域中的腐敗問題，確保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
（四）強化監督，建立健全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機制
一是要加強監督體制建設，確保有法必依、違法必糾。以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監督為重點，構建全方位的監督網路。充分運用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民主監督及黨內各種監督手段，加強權力制約，確保公共權力置於嚴密的監督之下。
二是要強化黨委、人大、政府、司法的監督職能。加強黨的監督，充分發揮紀委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的職能作用，加大對黨組織、執法部門及黨員、執法人員的監督力度；加強人大監督，進一步健全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評議制度，支持和督促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加強政府機關的內部監督和層級監督，及時糾正、嚴肅查處各種違法行政行為，確保依法行政；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濫用職權等現象。
三是要充分發揮社會監督職能。加強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監督，健全舉報制度，加強信訪工作，進一步暢通群眾監督渠道，發揮社會公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確保監督的廣泛性和有效性。
（五）規范和拓展法律服務，切實發揮法律服務組織的作用
一是要規范法律服務主體。完善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務體系，充分發揮法律服務的市場中介作用，幫助群眾解決訴訟難等實際問題。
二是要加強對法律服務業的管理。逐步完善司法行政部門行業管理和法律服務機構自律性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系。培育和規范法律服務市場，規范法律服務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營造良好的法律服務執業環境。
三是要拓展法律服務領域。圍繞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部署，進一步推動法律服務介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並向社區延伸，更好地服從服務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局，為地方經濟建設和深化改革提供法律服務。
（六）深入開展平安建設活動，健全確保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
綜合治理是促進依法治理、實現法治理念的機制。當前，我們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構建和諧社會要求我們要統籌安排，整體思考，協調多元的利益沖突，使社會系統中的各要素、各部分處於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狀態，實現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和而不同、元素互補、彼此互動、全面協調。因此我們必須科學、合理地運用政治、經濟、法律、道德、行政等多種手段，統籌各種社會資源，實行綜合治理。在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時候，既應充分肯定依法治理的積極功效，又要認識到綜合治理的重要性，以彌補單純法治的不足。
一是要健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統籌協調，科學規劃，形成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機構協調，以政法機關為骨幹，以群防群治為依託，以社會面、居民區和單位內部的防範工作為基礎，以案件多發的人群、區域、行業、時段為重點的社會治安防控大格局，做到「人防抓落實、物防抓鞏固、技防抓提高、協防抓合力」，實現運作高效、防範嚴密、控制有力、管理到位的目標。
二是要健全人民內部矛盾排查調處機制。建立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逐級建立健全人民調解工作的協調領導機構，形成黨政掛帥、部門聯動、各方參與的大排查大調解的工作格局，實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更多採用調解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依法及時合理地解決群眾反映的困難和問題，預防和減少群體性事件，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
三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事件應急處置機制。進一步完善處置重大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專項預案，健全預警體系和快速反應機制、應急處置機制、應急救援機制，切實提高應急處置能力，確保公共安全，維護社會穩定。
三、深入開展「法治六進」活動，全面推進依法治理工作
為落實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規劃，自治區黨委率先制定了開展「法治六進」活動的實施意見，要求全疆各地首先要抓好「法治進機關」，在此基礎上全面推進「法治六進 」。並強調要注重強化法治實踐，提高公務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依法履責、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大力加強各級領導班子法治化建設，認真解決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以及公職人員在依法履責、依法辦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設法治政府。作為石油工業城市，克拉瑪依在抓好 「法治進機關」的同時，應當重點抓好「法治進企業」和「法治進社區」活動，以此夯實依法治理的基礎。
一是要完善居民自治，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進一步加大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力度，實行社區事務公開，依法保障社區居民的民主權利。充分發揮社區居民委員會的作用，全面推進社區建設、社區管理和社區服務工作。健全群防群治組織，維護社區治安秩序，積極開展刑釋解教人員幫教安置工作。
二是要完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加強企事業單位的依法治理，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落實事務公開制度，保障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三是要抓好專項依法治理活動，增強依法治理效果。抓住影響和制約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突出問題和社會關注、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依法進行專項治理，切實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與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治與保障民主制度、規制權力運作的重要性。黨的十七大再次強調指出，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就是要從法律制度上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保證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的貫徹落實。黨能不能正確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黨越是重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黨的執政能力就越能得到增強，黨的執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理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形式，是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實踐，弘揚法治精神，推進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廣大群眾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決策，又要規制權力的濫用，維護法律的權威，唯有此，才能在全社會樹立起對法治的信心，才能確保黨的十七大確定各項目標得以實現。

F. 中國法治化進程大概

個人認為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國法制化的時間比較短。了解中國的法制化進程的人應該知道，我國開始法制化的真正開始時間是我國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我國才正式的開始法制化的進程。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1979年才編修成典的。而建國到1979年之間這段時間我國沒有一部完成的刑法典，大多是各個條例約束人民的行為。而且我國的封建社會是全球來講最為強大的和對影響也是最為深遠的。直到1912年我國剛開始擺脫封建社會的，而我國的封建社會講求的是儒家的以禮治國的思想，所以法律，法典大都圍繞著鞏固皇權而編修的，並非現在意義上的以法治國。而西方，尤其是美國是以個殖民國家，原住民是印第安人。美國受到封建社會思想的影響非常非常少，美國的建立是1776年，而且他們從成立那天就開始了他們的法制化進程，足足比我們早了200多年。所以從一定意義上我國的法制化建設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

G.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H.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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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資料查詢顯示：培養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識，加強國家整體建立是克製法治化遇到的困難的必要選擇。
1、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開始了法治化的進程，但是進程緩慢。在選擇法治的進程中，各種困難嚴重阻礙著中國法治的發展。
2、但是法治化的進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最終形成法治優於人治的一種狀態。因此進一步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完善相關理論、培養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識、加強國家法治整體建設是克服法治化進程中困難的必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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