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民主

Ⅰ 如何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立法必須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遵循經濟規律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堅持求權真務實、有效管用，切實增強法律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注意防止產生法律「好看不管用」的現象。認真貫徹實施修改後的立法法，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堅持並健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機制，更加註重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繼續做好立法評估工作，努力做到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應。

Ⅱ 結合民法典的出台,談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本身既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科學，更是關涉國計民生的國家權力行使活動，這就要求立法反映人民的意願，實現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的有機結合。從兩者的關繫上看，民主立法是主導，科學立法是關鍵。立法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行使人民賦予其的國家立法權的活動，立法活動本身及其結果必須要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這是對立法主體性的首要要求，在此基礎上需要科學合理確定人民權利義務及其與國家權力之間的分配關系。可見，沒有民主立法，科學立法就會成為空談，就無法真正體現公權力服務於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要求。
我們先談談民主立法。立法首先要秉持民主立法的要求。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我們的法律是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體現，所以立法的程序和結果都必須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回應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為此就必須要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徵求民意、匯集民智，達成最廣泛的共識。應當說我們在民主立法方面已經有比較完善的立法程序設置。最典型的做法是將法律草案在媒體公布向全社會徵求意見，我們的《勞動合同法》草案就徵集了20多萬條意見，《個人所得稅法》修訂草案徵集了30多萬條意見，實際上此種做法在國際上也是很先進的。我曾經和美國通用公司在中國的分公司法律部負責人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說美國國會在制定法律時也從未將草案向全社會公開，而只是在國會進行辯論，大多數民眾並不了解法律草案的基本內容，所以立法仍然是議員們的事情，他認為中國的做法值得美國學習。強調民主立法，就必須要使立法去行政化和利益集團化，因為無論是部門立法還是受利益集團影響的立法，都不是真正的民主立法。在美國近幾十年來有關金融衍生產品的量化和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之所以能夠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華爾街利益集團游說的影響，以至於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對我國立法也是一個教訓。再比如，美國槍支管理失控，槍擊案不斷，對民眾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威脅，但有關管理槍支的立法始終無法通過，除了憲法的障礙之外，最重要的還仍然是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我們現在已經意識到了部門立法的弊端，也應防止利益集團對立法的不當影響。使法律真正能夠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匯集民智不斷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徵求民意的過程也是一個法律普及的過程，是對民眾參與民主生活的有益訓練，其對於法律的順利實施起到了很好的鋪墊作用。
在民主立法方面，《物權法》作了很好的示範，該法在通過以後之所以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也與其在制定過程中廣泛地吸取民眾的參與有很大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有幾點經驗尤其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一是充分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在物權法制定的前期，一般是立法機關委託專家提出草案建議稿，作為立法的重要參考。由於專家建議稿裡面有立法理由書，這也為立法提供了一些前期准備。尤其是在立法過程中，針對物權立法中的一些重大疑難問題，立法機關委託專家進行專題研究，從而對這些問題有了充分的理論鋪墊。二是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使法律草案能夠反映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聲音。例如，關於小區車位車庫的歸屬問題，立法機關就充分聽取了業主、開發商、主管部門等的意見，盡管各方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但對最終規則的形成，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三是向全民公布草案、徵求意見。當草案比較成熟時，通過向全民公布，徵求意見。2005年7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布，短短一個月內，全國人大法工委就收到了群眾意見11500餘件，8月11日，全國人大法工委將7月27日至8月10日媒體以及群眾來信提出的主要意見進行了分類整理，在互聯網上進行了公布，作為立法中的重要參考，從而將討論引向深入。我覺得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最讓我感動的是：物權法草案公布以後，有大量公民積極建言獻策，提出立法建議。這一方面反映了我國正在不斷推進民主立法的進程，另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公民參與國家立法事務的熱情不斷高漲。尤其令我感動的是，其中一位盲人通過盲文的形式提出了長達數萬字的建議，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我相信，物權法是我國民主立法的一個良好寫照，為今後立法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益經驗。這些經驗實際上是立法機關開門立法、民主立法，最大限度聽取民意的充分體現，這為我們未來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在強調民主立法之外，還要注重科學立法。科學立法要求立法反映客觀規律，符合實際的需要。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曾經有一種理論認為，有關市場的法律規則應當根據市場自身自發的法律秩序來構建，純粹應當根據所謂「試錯」的規則來不斷調試，而不能完全依賴於立法者的理性，因為立法者的預見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理性是極其有限的，是常常會犯錯的。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美國近幾十年來，在資產證券方面通過了一系列法案，不斷放鬆監管，鼓勵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的自由交易，以至於形成了嚴重的次貸危機。但是，德國很早就頒布了資產證券法，該法案還是嚴格按照市場的規律對金融產品的交易進行了干預，從而避免了危機的發生。這就說明完全否認立法者的理性而將立法完全交給市場，也是不妥當的。因為立法者雖然不能預見到未來的一切，但是立法本身是一門科學，立法者能夠按照科學的要求，准確把握社會經濟的規律、對未來的發展作出一定前瞻性的預見，並且能夠引導市場秩序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而不是盲目地交給市場這個無形的手去控制。我國近幾年在科學立法方面，立法機關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一是對立法立項的科學評估，即哪些立法議案應當獲得立項，必須經過科學分析。同時在立法過程中也要進行科學評估，確定客觀情況是否已經發生變化，該法在通過後是否會滯後。二是在執法檢查中對立法進行評估，發現現有法律在適用中的問題，為以後的立法提供建議。三是廣泛徵求專家學者的意見，甚至將一些法律事先委託專家學者擬定建議稿。四是加強立法的前期調研工作，在立法過程中通過前期調研能夠充分發現立法的需求。這些做法其實都是為了准確把握立法的客觀規律，然後將之反映到立法過程中去。
從整體上說，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之間是不矛盾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之間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沖突。例如，在破產立法中，勞動債權是否可以優先於抵押權，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如果要徵求民意，大多數民眾可能要求，勞動債權要優先於抵押權。而從科學立法的角度來看，抵押權優先於勞動債權，不僅符合法學原理，而且，有利於鼓勵交易，最終有利於社會的整體發展。所以，我認為，對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來說，兩者不可偏廢，前者強調立法要反映民意，但民意不一定都符合客觀規律的，所以又要通過科學立法來准確把握這些規律，努力提高立法的質量。
科學立法是確保立法質量的關鍵，當然，在科學立法過程中我們還存在很多不足，我認為要注重科學立法，還應該注意如下幾個問題：一是立法既要保持其適度抽象，又要保持其可操作性。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差異很大，法律如果規定的過於具體化就有可能影響其在一些地區的實際效果。但是如果仍然奉行「宜粗不宜細」的做法，法律就會缺乏可操作性，不能發揮其實際的效果。二是在矛盾沖突中作出決斷。現在立法普遍會存在一種「擱置爭議」的做法，凡是爭議較大的問題，就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認為對這些問題的規范時機尚不成熟，在立法中避而不談。我認為立法不能迴避社會矛盾，正像彭真同志所指出的，立法就是要在矛盾焦點上「打杠杠」。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時代，立法機關要勇於和善於對社會生活中的利益沖突作出妥當的決斷。三是要解決好法律的前瞻性和穩定性的問題。立法既要注重時效，不能脫離現實，總結現實的經驗，同時，立法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們強調，法律必須是經驗的反映，但是，法律是對實踐的經驗總結，而不能完全等同於實踐做法。在我國的轉型階段，立法沒有前瞻性，就容易導致法律的滯後性，這必然要求不斷進行法律的廢、改工作，從而有損法律的權威。四是立法既要注重本土性，又要注重國際性。立法應當總結人類社會的規律，吸收國外的先進立法經驗。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對有關經濟領域的法律規則，我們不可能游離於國際通行規則之外，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立法並努力爭取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同時，我們對經濟領域中的一些先進規則應大膽借鑒。當然，對一些婚姻家庭等固有法領域的規則，仍需保持我們的優良傳統和生活習慣做法。五是應當注重對立法之後的實效評估。法律的出台並不意味著立法工作的結束，還要關注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效。要充分關注有些法律沒有發揮實效的真正原因，有的法律出台後就很快被束之高閣，沒法有效發揮對社會生活的規范作用，這就需要我們認真評估並找出問題所在。同時，這也為以後的立法積累經驗、總結教訓。
法治的重要內容是良法之治。立法工作應該是一項非常嚴肅的、科學理性的工作，同時又是一個廣泛吸納民意的民主過程。只有將民主立法與科學立法結合起來，才能真正保證立法的質量、實現良法之治。

Ⅲ 如何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一、著力抓好中央確定的重點立法項目。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2015年工作要點》明確了需中央研究的重大立法事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和《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也提出了一批重要立法項目。要把這些立法項目擺在常委會立法工作重要位置抓緊抓好，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嚴謹細致的作風，依法按程序認真做好法律草案起草和審議工作，保證順利出台。立法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重要情況，由常委會黨組及時向黨中央請示報告，按照中央決策依法認真做好相關立法工作。

二、及時調整常委會立法規劃。

本屆常委會立法規劃是2013年確定的。我們要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重大決策部署，根據新形勢新要求及時對常委會立法規劃作出必要的調整。凡需要在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任期內完成或啟動的立法項目，一般應列入常委會立法規劃，由常委會黨組報請黨中央批准後組織實施。每年的常委會立法工作計劃要根據立法規劃作出具體安排，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堅持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統一、相銜接，使常委會立法工作更好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三、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這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修改後的立法法對此已作出明確規定。我們要切實增強責任感和使命感，健全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健全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參與起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本次會議初次審議的證券法修訂草案、種子法修訂草案，就是由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分別牽頭組織起草並依法提請審議的。今後要堅持和完善這一做法。立法規劃調整後，有關委員會牽頭組織起草的任務增加了，責任也更大了。各專門委員會、工作委員會要認真做好法律草案的研究論證和起草工作，著力提高起草工作質量，更好發揮主導作用。對「一府兩院」方面牽頭起草的法律草案，有關委員會也要提前介入、積極溝通，及時掌握工作進展情況，做好審議准備工作。

四、要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立法必須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遵循經濟規律、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堅持求真務實、有效管用，切實增強法律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注意防止產生法律「好看不管用」的現象。認真貫徹實施修改後的立法法，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加強和改進立法工作。堅持並健全法律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機制，更加註重發揮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的作用，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繼續做好立法評估工作，努力做到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應。

Ⅳ 如何理解中國立法民主原則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Ⅳ 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措施有哪些

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
健全向下級人大征詢立法意見機制，建版立基層立法聯系點制度，推權進立法精細化。
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起草徵求人大代表意見制度，增加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人數，更多發揮 人大代表參與起草和修改法律作用。完善立法項目徵集和論證制度。
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立法的途徑和方式。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
健全立法機關和社會公眾溝通機制，開展立法協商，充分發揮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工商聯、無黨 派人士、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在立法協商中的作用，探索建立有關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專家學 者等對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調整論證咨詢機制。拓寬公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
健全法律法規規章草案公開徵求意見和公眾意見採納情況反饋機制，廣泛凝聚社會共識。
完善法律草案表決程序，對重要條款可以單獨表決。

Ⅵ 為什麼要堅持民主立法，科學立法

民主立法，就是在整個立法過程中，國家堅持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向，使社會公回眾參與和答監督立法的全過程，建立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立法機制，推進法制建設的科學化、民主化，使法律真正體現和表達公民的意 志，真正成為保護人民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良法。 科學立法是一國法律體系是否完善的價值判斷標准之一，那麼，如何科學解讀科學立法的內涵及相關問題就是理論界和法治實踐不能迴避的。正是基於此種現實需要，對科學立法科學性的構成要件、科學立法科學性的阻滯因素、科學立法科學性的實現路徑等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認為科學立法科學性的主體要件是立法權的專屬性、主觀要件是立法過程的有準備性、客體要件是立法事態的法調整性、客觀要件是立法行為的程序性；要實現科學立法，法律形式的相對吸納化、立法邏輯的自下而上化、立法視野的全球化、立法案形成的專業化、立法效果的社會反饋化都是不可缺少的。

Ⅶ 立法聽證會屬於民主決策還是民主監督

民主決策，公民直接參與決策有四種方式，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立法聽證會便是社會聽證制度體現。聽證於民是為了決策利民。

Ⅷ 全國人大立法與民意互動的意義

民主立法，就是在整個立法過程中，國家堅持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向，使社會公眾參與和監督立法的全過程，建立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立法機制，推進法制建設的科學化、民主化，使法律真正體現和表達公民的意 志，真正成為保護人民財產權利和人身權利的良法。
民主立法途徑
第一，立法規劃、立法計劃要公開。編制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是立法工作有序進行的前提。通過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按照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要求，對立法項目的輕重緩急作出統籌安排，分清主次，突出重點，把基本的、急需的、條件成熟的法律先制定出來。社會需要哪些法律，人民群眾最有發言權，起草立法規劃和立法計劃必須開門納言，採取多種方式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可以直接向人民群眾徵求立法項目建議，也可以通過代表提出的議案，選擇出社會需要最迫切、與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最密切相關的立法項目，優先安排起草和審議。經廣泛徵求意見後形成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和年度立法計劃，要向全社會公開。
第二，法律草案的起草要公開。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在由相關部門承擔的同時，應當更多地發揮科研院所、有關組織和專家學者的作用，專業性強或者涉及的利益關系比較復雜的法律，可以委託有關組織和科研院所在立法機關的組織和指導下起草建議稿，避免有的部門通過起草法律草案不適當地擴權諉責，防止「國家立法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律化」。法律草案起草階段就應當允許公民、利害關系人和社會團體以適當方式發表意見，以便及早地更廣泛地匯集民意。起草單位要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廣泛聽取意見。還可以就立法過程中存在重大分歧意見的問題公開召開專題聽證會，直接聽取爭議雙方的相反意見，做到兼聽則明。
第三，法律草案的審議要公開。有關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的會議，可由委員會決定向新聞單位開放；全國人大常委會全體會議或者分組會議審議法律草案，可以適當地選擇一些社會公眾普遍關心的法律，安排電視或者網路進行直播。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讓社會公眾更深入地了解法律審議情況。
第四，徵求意見的情況要公開。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切身利益，特別是需要設定普遍性的公民義務的重 要法律案，要向社會公布法律草案，通過電話、信件、傳真、網路等多種方式，徵求有關機關、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意見。人民群眾提出了哪些意見，也要採取適當的方式予以公開。對於人民群眾和代表的意見，不但要廣泛地「聽」，更要認真地「取」，以保證制定的法律充分體現黨的主張和人民的意志。
第五，立法文件和資料要公開。除需要保密的以外，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委員發言的記錄、有關部門的意見以及相關的立法資料等，可以摘要在新聞媒體上發表；代表大會和常委會審議法律草案的簡報等資料，應當允許專家學者和有關人士查閱。要通過立法信息的公開，保障和促進立法民主。
第六，充分發揮代表作用是立法公開的重要內容。人大代表是人民選舉出來行使權力、管理國家事務的代表，立法工作中必須充分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從提出立法議案建議、參與研究起草、列席參加審議等環節，使人大代表更多地參與立法。確定列入立法規劃的立法項目，應當主要以代表提出的議案為基礎和依據；法律草案起草過程中，要徵求提出議案的代表和相關領域代表的意見和建議；召開座談會、研討會和進行調查研究，應當適當吸收代表參加；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可以根據情況將草案發給有關代表徵求意見，常委會審議時邀請相關領域的代表列席會議；常委會審議法律的情況要向代表通報。充分發揮代表作用，是立法公開的重要內容。起草單位和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要及時向代表提供多方面信息，讓代表知情知政，既了解當地民意，又了解全局情況，為代表依法履行職權，更有效地參與立法創造條件。

Ⅸ 從民主角度分析說明立法部門應如何提高戶籍立法工作的科學性民主性

立法實踐證明，良法的產生有賴於民主的立法程序。從這個意義上講，具有民主性和公開性的立法程序堪稱孕育良法之母。所謂立法程序是指具有立法許可權的國家機關創制規范性法律文件所遵循的制度化的正當過程，是限制立法者恣意進而使立法活動彰顯和實現程序正義的制度設置，也是國家通過立法手段協調利益沖突、規制社會秩序及配置社會資源的合法路徑和正當法律程序。...
法程序的民主性與公開性
立法實踐證明，良法的產生有賴於民主的立法程序。從這個意義上講，具有民主性和公開性的立法程序堪稱孕育良法之母。所謂立法程序是指具有立法許可權的國家機關創制規范性法律文件所遵循的制度化的正當過程，是限制立法者恣意進而使立法活動彰顯和實現程序正義的制度設置，也是國家通過立法手段協調利益沖突、規制社會秩序及配置社會資源的合法路徑和正當法律程序。
現代意義上的立法是與民主的理念及制度息息相關的。否則就有可能蛻變為服務於少數利益集團的「私人產品」。立法的民意代表性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立法程序的民主性彰顯和體現的。現代立法程序其實就是一種通過多數表決作出民主決策而使一切法律具有可變性的制度設置。
當然，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是相對的、有局限的。嚴格地講，現代立法程序基本上可以達到多數表決制所要求的尊重多數人理性的民主目的，然而卻難以真正實現尊重少數人意志的民主的另一層涵義。尊重少數」意味著討論時少數派應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其言論、觀點應受到重視並記錄在卷，以供參考和選擇;意味著表決時應做到兩面俱呈，即對法案贊成或反對的兩方面必須分別表決出;意味著少數所享有的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公民權利，不能被多數所剝奪。

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意味著只有通過民主的立法程序，直接參與立

法的議員才真正有機會充分表達民意，並通過討論、交涉和表決形成

符合多數人理性和實際情況的國家意志，產生具有權威性的法律;立

法程序的民主性也意味著正是由於立法程序的屏障作用，最大限度地

排除了恣意、任性和偏執，使法律的立、改、廢實現良性運作，而避

免立法政策隨領導人個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避免滋生「言出法隨」、

「以言代法」、「以言廢法」等人治社會特有的現象;立法程序的民

主性也意味著民主的立法程序可以作為社會各方面利益沖突的緩沖帶，

避免利益沖突的激化和矛盾的加劇，進而可以消除社會動盪的隱患。

「議事公開」乃是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現代意義上的立

法活動都是公開進行的，是一項「陽光下的事業」。從一定意義上講，

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是以其公開性為前提的。公開性一旦喪失，則民主

的基本通道便被堵塞，民主也就成為一句空話。

作為民意代表機關，議會本身具有高度的開放性，立法程序的公

開化便是這種開放性的突出體現。具體而言，立法程序的公開性要求

議員的具體立法活動，包括提案、質詢、討論、審議和表決等應當讓

公眾知曉;立法聽證應當公開進行，盡可能通過新聞媒體對外傳播。

除涉及國防、外交或其他重大事務不宜公開的外，任何立法會議均應

公開舉行。除可以自由旁聽和采訪外，立法會議的一切文件及記錄均

應公開發表或允許公民自由查閱。

立法程序的公開性是公民行使知情權的必然要求。現代社會的公

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權，有權了解和知曉立法機關及立法人員的所作所

為，並以行使知情權作為間接參與立法的前提條件。作為民意代表機

關的議會亦有義務為公眾提供有關立法活動的信息，有義務接受社會

各界的輿論監督。

立法程序的開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在某些特定情況下，立法程序

奉行不公開的原則，如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重大利益的議事記錄就

不宜公開;表決活動中基於對投票人自由意志的尊重，投票行為可以

實行秘密原則，如無記名的秘密投票。

綜上所述，民主性與公開性是現代立法程序的基本屬性，也是現

代立法程序作為一種制度文明的重要標識。具有民主性和公開性的立

法程序堪稱良法之母。

Ⅹ 民主立法這一說法正確嗎

民主立法這一說法是正確的，因為法律社會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他也應該徵求廣大人民群眾對法律的看法和意見，我國的法律都是通過民主集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