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價值

A. 什麼是立法價值

什麼是立法價值這個命題是以承認立法價值的存在為預設條件的。然而，對於立法或法律能否進行價值的分析與判斷，在西方法律思想家中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分析法學的創始人之一的英國的約翰？奧斯丁主張，對法律的評斷僅僅是對法律規范結構的分析，特別是進行邏輯關繫上的分析。而不必對規範本身的好與壞進行價值上的判斷。奧斯丁說：「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功過又是另一回事」。 不過奧斯丁認為，應當充分考慮功利原則對立法的指導作用，立法者在立法時對功利已做了必要的考慮和分配，法學家所要研究的只是「法律是什麼」而非「法律應當是什麼」的問題。漢斯？凱爾遜創立的純粹法學則強調，只需對法的規范進行客觀地實在研究，而排除任何價值判斷的因素，只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對法律概念進行推理和判斷，而不必考慮法律的「應然」因素。赫伯特？哈特運用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提出了只需研究「實際上是這樣的法」的觀點，一般不主張對法的價值進行道德判斷，竭力反對立法倫理主義，但他承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是和實在法相輔相成的。就傾向性觀點而言，上述學者反對對法律進行價值分析，對認同「立法價值」這個命題也持保留態度。

承認法律價值並主張對之進行立法價值的分析與評判的學者大有人在。主張以正義為立法內在價值的學者如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和現代的羅爾斯，盡管他們對「正義」的解釋不盡一致，但他們都承認有一種價值尺度作為立法的依據，法律不過是通過立法的正義的具體體現。其他一些堅持自然法學說的學者也都把理性、公平或者平等視為法律的內在價值，而立法只是遵循並且再現這些價值原則的具體活動。把屬於道德哲學范疇的價值觀運用於立法和對法律的評價，是支持立法價值論的主要特徵。因為在立法過程中對行為價值的認同或排斥、對社會關系的價值定位，都顯現了人們對社會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的要求。主張以利益作為立法內在價值的功利主義，實質上是把利益需要當做一種核心的價值尺度來要求和評判立法活動，並以立法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確認為其價值取向。

作為價值的正義和作為價值的利益的提出，是對否定立法價值的否定。事實上，「惡法亦法」的形而上學觀點在被法西斯分子利用之後，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傷害是有目共睹的。現在，不顧立法價值選擇的合理性與科學性，而僅僅強調合法性的立法，同樣潛藏著某些否定人類美好價值的危險。例如，有的國家利用立法形式推行反人權的政策，或者通過立法使不公平的財產分配合法化。

什麼是價值和立法價值？在哲學范疇，「所謂價值，就是客體與主體需要之間的一種特定（肯定與否定）的關系。」在人與外界事物的關系中，作為客體的外界事物對與作為主體的人的有用性和有益性，構成了價值的基本關系。立法價值通常不是指立法作用或立法的有用性，而是指立法主體的需要與立法對象（法律所要調整的對象）間的相互關系，表現為立法主體通過立法活動所要追求實現的道德准則和利益。所謂立法主體，在民主政體下是指立法權效力范圍內的全體人民，特別是他們的立法代表。立法者作為全體人民的代表所要謀求實現的，不僅是立法內在的祟高道德准則-正義、公平等，同時也是立法外在的利益形式。這種正義與利益的結合，構成了現代立法價值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在有的西方學者看來，「『公平』一詞常被用來解釋『正義』，但是與『正義』一詞的一般意義最為切近的詞是『應得的賞罰』。一個人如果給了某人應得的或應有的東西，那麼前者對後者的行為便是正義的行為」。 對正義的理解和認識，往往表現為一種「應當」的道德評價。而是否「應當」，剛來自於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中形成的道德體系。亞里士多德和他的追隨者強調「分配正義」，意思是指社會利益和社會負擔應得到合理分配，體現在立法的指導上；就是要使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等的規定處於一種合理狀態。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羅爾斯在他的《正義論》中主張，對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財富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一種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基於這種正義理念，他提出了兩個正義原則：一是平等自由原則；二是差別原則和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第一個原則不難理解，而差別原則是指分配的正義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正義通過包括立法在內的各種制度的合理分配而得到實現。分配的價值取向是實現正義，而正義的外在形式就是公平的利益——有形的或無形的各種利益。 利益能不能成為立法的價值而存在，這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自然法學家主張理性、公平、正義等是立法的價值內容，利益不一定能納入立法價值的體系。不過，也有一些學者比較強調利益作為價值在立法中的導向作用。龐德認為，法律並不能創造利益，但法律發現利益並在確定了它的范圍之後，又制定出保障這些利益（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方法。 功利主義法學家更是推崇利益的價值內涵，把立法的價值完全設定在以利益為核心的價值范疇。

馬克思主義認為，法律是一定經濟關系的體現，而「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表現出來」， 「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 經濟關系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歸結為利益關系，這種利益關系明顯地影響、制約或推動著立法的價值判斷與選擇，成為促使立法者產生立法願望的動機和引導立法者實施立法行為的價值目標。

但是，僅把利益作為立法價值或許是不全面的，因為將利益這種價值細化以後，呈現出來的是各種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利益，立法要在諸種利益之間求得平衡，就應當引入更高形態的標准即正義的價值標准，用正義或公平來確定各種利益的歸屬，使利益的分配達到各萬基本能接受的程度。同時，如果只注重立法的利益價值，就可能滑向功利主義一邊，使立法的利益價值發生難以容忍的傾斜。通過立法對私有財產的過分偏袒，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就是實例。在中國，貧富分配不公正、兩極分化的現象同樣存在。從立法價值上分析，「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利益傾斜，盡管也強調了通過勞動依法致富。但是，由誰來「讓」，由政府還是市場？進一步追問：由政府根據什麼規則來「讓」以及由市場按照什麼機制來「讓」，結果都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政府偏私，例如制定了「部門保護主義」的立法，或者具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的立法，或者立法時失察――「好心辦壞事」，或者立法被個別人、利益團體操縱而導致「傾斜」等等，那麼，這些立法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很可能就會有腐敗，官僚主義，或者「以立法謀私」等的嫌疑。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存在的貧富分化正是立法和某些制度造成的。因為所依之法如果失之公允，就可能正是立法導致了這種不公正現象的發生。所以，依法致富並不能完全保證利益分配的公平。只有符合公平價值要求的立法，才能使立法的利益價值得到恰當分配，迸而保證「通過勞動依法致富」具有更明確的合理性和真正意義上的合法性。

市場分配利益也需要公平（正義）的立法機制來調控。市場本身具有按照價值規律分配利益的功能，但市場的內在動力是利益最大化，甚至是「惟利是圖」。市場分配利益只提供了分配的原動力和某些計算標准，但不能保證分配利益的過程及其結果是社會普遍接受的公平（正義）。只有通過事前經充分表達意志、討價還價、相互妥協等社會協商機制，使人們達成相對公平（正義）的價值共識，再把這種共識規范化、法律化，形成為立法，依據這樣的法律規則和既定的程序來進行市場分配，或許才可能有這個社會評價認可的市場分配利益的公平（正義）。

立法價值當然還包括其他內容，例如人權、自由、公共秩序、社會道德、國家安全、文化習俗。這些立法價值還可以進一步細分，例如將人權細分為個人人權與集體人權，少數人的人權與多數人的人權，生命權與人格尊嚴權，政治權利與經濟社會權利，等等。這些立法價值都可能產生沖突、不一致、不和諧等問題，都可能在不同的立法過程中出現，需要立法者去加以權衡和解決。所以說，在憲政民主條件下，立法實際上就是一個實現立法價值、平衡利益需要、解決矛盾沖突的過程。

B. 立法程序的價值

法律分析：一、所謂法律程序價值，既是指法律程序在運行過程中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又是指人們評價和判斷某一法律程序是否正當、合理的價值准則。根據價值關系中「目的」與「手段」的功能特性，法律程序的價值和意義可分為兩個基本方面：第一，法律程序的外在價值。這是基於程序法與實體法的關系，以法律程序在形成某一公正的實體結果方面是否有用和有效作為價值標准。在這里，評價程序結果的標準是獨立的，它們主要是實體正義、和平、秩序等。這些實體價值目標的要求相對於程序而言，是一種外在的更高目標。因此，一種法律程序能否產生好的結果或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好的結果，是衡量其價值的一個標准，即其作為手段和工具的價值。第二，法律程序的內在價值。這是指人們判斷一種法律程序本身是否具有某些內在的優秀品質或善的標准。法律程序並不僅僅是實現實體結果的手段，它作為一個過程，應當具有其內在的、並不取決於能否產生某種好結果的內在的善，如公正、理性、人格尊嚴等。在這里，判斷程序本身是否正當、合理的標准，要獨立於評價程序結果的價值標准。因此，一種法律程序無論是否具有產生好結果的能力，只要它本身具備一些獨立的價值品質，就應當認為具有價值，即作為目的的價值。此外，與程序的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密切相關的是程序的效率價值，它本身也是法律程序的一個獨立的價值。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C. 從我立法程序中體現出哪些法律價值

從我國立法程序中體現出正義、效率、秩序法律價值。

1、正義，是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程序性正義是通過法律程序本身而得以實現的價值目標，程序性正義旨在保證機會的公正平等，側重於通過規范化和制度化的程序性操作將正義由理念形態轉化為現實形態的過程。程序性正義體現了程序制度所具有的獨特的道德蘊涵，這種道德蘊涵又具體體現在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兩個方面。

程序的公正性主要表現為限制恣意因素，確保決策的客觀正確；程序的合理性則一般表現在程序的可預測性、形式上的合乎邏輯性、交涉的充分性等方面。程序性正義是立法程序的首要價值和核心價值。立法程序的意義就在於限制和排除立法活動中的恣意因素、廣泛吸納民意、協調利益沖突，以制定具有實質性正義的法律規范。

這其實就是一個經程序制度引導，正義由理念狀態向現實形態轉化、由程序性正義向實質性正義過渡的過程。立法程序通過角色分派、職能分工，各種立法角色在職能上既配合又牽制，在交涉中既對峙又妥協，恣意的餘地自然會受到壓縮，從而使立法決策真正建立在集思廣益之上立法程序的程序性正義這一價值的實現依賴於一系列立法程序規范及制度的庇護，如議事公開制度、立法聽證制度等。立法程序制度為程序性正義這一核心價值奠定了制度化的基石，而程序性正義又堪稱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2、效率，是立法程序的經濟內涵。

經濟分析方法對法律的實質性影響就在於它使效率這個關鍵性概念滲透到了法律意識、法學理論及法律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將效率觀引入法律領域或許並不是經濟學家對法律制度作經濟分析的初衷，更重要的是作為對現實法律制度批判的一個價值維度或理論武器，也就是用效率所體現和蘊含的理性價值反襯現實法律制度的某些缺陷，從而為評價和建構法律制度提供一種現實的可操作性強的經濟標准。

誠然，就法律程序而言，程序具有內在的效率取向，但將效率價值唯一化和絕對化卻是經濟分析學派的最大缺陷所在，因為它顯然遮蔽了其他更為重要的程序價值（如正義）。從邏輯上講，正義和效率是程序價值體系中兩個不同序列的價值。一般而言，正義屬於程序第一系列的首要的、核心的價值，而效率則屬於程序第二系列的基本價值。以正義為主導的法律程序顯然不同於以效率為主導的市場機制，在涉及正義的重要法律領域中，片面追求效率就可能產生負面效應。就實踐層面而言，正義和效率兩大價值形成雙重互補，有利於對程序制度作定性評價和定量分析。

3、秩序，是立法程序的制度理念。

立法程序為立法活動提供了秩序的價值導向，為立法行動運作的有序化、定向化和規范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在立法活動中，利益沖突誘發的爭執、較量、對抗等往往易造成交涉過程中緊張的對峙狀態。倘若沒有程序內在的妥協機制以及議事規則的規范和引導，這種劍拔弩張的對峙狀態極可能釀成混亂不堪的無序狀態。

立法程序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可預測性來實現功能自治的秩序狀態的。立法程序秩序性的基本標志是立法程序系統的功能自治。這種功能自治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立法程序規則自身的完善和周延。可以說，議事規則愈完善、愈周延，則議事活動相應地愈具有可預測性和有序性，立法程序的功能自治性也就愈發達。

D. 立法的意義

立法的意義：
第一，它是國家意志形成和表達的必要途徑和方式；
第二，掌握國家回政答權的階級必須利用立法手段，來確認那些有利於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
第三，立法者利用立法手段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矛盾；
第四，立法還有指導未來的預測功能；
第五，立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前提條件，是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基礎性活動。

E. 禁止令的立法價值有哪些

（一）禁止令的立法價值有：1、禁止令是刑罰的立法趨於科學化的結果所謂社區刑罰，是將罪犯不予關押，而留在社區內接受教育矯正的各種刑事處遇措施的總稱。①禁止令對象所適用的管制和緩刑屬於社區刑罰，其中管制屬於非監禁性刑種，緩刑則屬於監禁刑替代措施，兩者均體現了以社區為本的行刑社會化理念。由於社區刑罰屬於開放性處遇，因此其執行制度也呈現出一定的特點。以緩刑為例，②西方國家的緩刑制度發展得較為成熟，常常與具有保安處分性質的保護觀察制度相結合，我國禁止令頒布之前的緩刑制度與之相比，主要在附加性的緩刑指示、緩刑負擔、緩刑監督模式三方面存在差距。禁止令的頒布，使得我國在上述三方面的緩刑立法得到不同程度的彌補和完善，具有促使我國社區刑罰的立法自身發展的價值。2、禁止令制度有利於實現刑罰個別化行刑個別化是指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由行刑機關考慮犯罪人所犯罪行應受責難的情況以及預防其再犯罪的需要，而予以個別化的對待或處遇。行刑個別化主張在刑罰執行中「因材施教」，「對症下葯」，對不同的犯罪人予以區別對待。罪犯矯正思想與行刑個別化兩者之間具有內在有機的聯系，刑罰個別化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罪犯矯正思想的發展，並因而成為刑罰執行個別化具有可行性的重要基礎。《刑法》第39條和第75條分別規定了管制犯和緩刑犯在執行期間所必須遵守的一般性義務，這些義務是所有被判處管制或者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均必須共同遵守的內容，特別是其中的「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更是每個公民必須做到的，對於每個犯罪分子更毫無特殊意義可言。不可否認，一般性義務對於管制和緩刑犯罪分子的再打擊著實具有實效，但是明顯缺乏以矯正教育為目的的行刑個別化的規定，長期司法實踐也表明一般性義務無法促進管制和緩刑價值的充分實現。3、禁止令制度是行刑社會化立法深入的體現行刑社會化從刑罰的執行視角，以實現罪犯再社會化為目標，整合刑罰執行機關和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刑罰的執行過程。作為刑罰執行的基本原則，行刑社會化不但通過促使開放性、非監禁性處遇的發達使得自由刑的執行更有利於罪犯再社會化，而且管制和罰金作為監禁刑的替代措施，也是行刑社會化理念的一種具體實現。因此，管制與緩刑本身已經是行刑社會化理念的制度基礎，而《刑法修正案(八)》第2條、第13條以及《規定》第9條分別規定社區矯正作為管制、緩刑以及禁止令的執行方式。至此，社區矯正的方式比較全面和徹底地貫徹於管制和緩刑的制度中。社區力量配合專門機關對一定的罪犯執行刑罰，對其進行教育和矯正。能夠彌補原來公安機關作為管制和緩刑執行機關所存在的弊端，同時起到與西方國家的緩刑和保護觀察相結合模式的類似效果，對緩刑犯同時實施監督與教育、考察與幫助，是行刑社會化理念在制度層面的更深層的體現。（二）【法律依據】：1、《刑法》第三十八條【管制的期限與執行機關】管制的期限，為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判處管制，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對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實行社區矯正。違反第二款規定的禁止令的，由公安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處罰。2、《刑法》第七十六條【緩刑的考驗及其積極後果】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並公開予以宣告。3、根據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下發的《關於開展社區矯正工作試點的通知》對社區矯正的定義，社區矯正是專門機關和社區力量的共同作用，既有司法行政機關的主持，也有社區力量的參與。

F. 立法的價值取向八下政治哪頁

6-8頁。
道德與法治八下第一課第二框《治國安邦的總章程》。立法的價值取向：在立法的過程中，要堅持民主立法的價值取向。

G. 民法典的立法價值和時代意義

民法典的立法價值和時代意義是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民法典》
第一條__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系，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H. 立法的價值是什麼

法律分析：立法的價值在於：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一條：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I. 科學立法的意義

法律分析：科學立法的價值意義：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立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把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二條 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

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第三條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