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法治

㈠ 論述與唐朝相比較，明朝法制指導思想和明律的特色及其歷史背景誰有啊

首先唐朝的來法治思想為：一是「源德本刑用」。唐初統治者強調論理道德是治國之本，刑罰鎮壓為輔助手段。因此，「德本刑用」思想成為當時立法的重要依據。二是立法要求寬簡、穩定、統一。唐朝建立時就確定了寬簡的立法思想，貞觀年間 根據這一思想刪簡了舊律，作了不少改重為輕的規定，並保持了法律的穩定與劃一。三是嚴格守法與執法。為維護封建法制的權威，唐朝嚴格了貫徹守法與執法的原則，使得內外官吏「多自清謹」，守法、執法情況較好，保證了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
與之相比明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如下：
一、刑亂國用重典。明初的統治者借鑒元朝滅亡的教訓，尤其是元朝對官吏管理上的姑息養奸，導致政綱紊亂教訓，在治吏上突出重典色彩，用重刑來控制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和穩定。同時，重典也適用於犯上作亂的行為和盜賊犯罪。二、法貴簡嚴。立法上的簡明和嚴厲是明初法制的又一特點。「簡」是指法律要簡明易懂，條文要精簡，不必面面俱到，而應突出重點，著重打擊重大犯罪。「嚴」是指法律處罰要嚴厲，強調法律的威懾作用，使百姓尊法、守法。三、禮法結合、明刑弼教。綱常禮教是明朝政府統治國家的國策，對順從統治的「良民」用禮教教導，對不順從的「頑民」就用法律嚴懲。

㈡ 為什麼明朝用道德代替法制

明朝也是有法制的，但是他拿道德來輔佐法治，因為他們覺得法治的初衷也是為人好的，只有在對人好的法律才是好法，對人不好的法律是惡法

㈢ 明朝的法治核心是什麼

採用重典實施

㈣ 明代法律的特點有哪些

您好，明代法律的特點包括：
1、極端維護君主專治
2、有許多法外之法
3、較為嚴酷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㈤ 明代的律法是否嚴明，歷史地位如何

《大明律》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專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屬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㈥ 明朝的法律特點

《大明律》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明孝宗的修律，更將「不因言殺版人」寫入律法。權大明律是西方啟蒙運動時期備受推崇的法律奠基，近代的歐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都從《大明律》中受益頗多。
《大明律》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典型法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它雖然以《唐律》為藍本，但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有發展。在形式上，結構更為合理，文字更為簡明；在內容上，經濟、軍事、行政、訴訟方面的立法更為充實；在定罪判刑上﹐體現了「世輕世重」，「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的原則，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定罪較輕；賊盜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定罪較重。其律文結構和量刑原則對《大清律》有較大影響。
朱元璋非常重視法律的制定。《大明律》是其一生中「勞心焦思，慮患防微近二十載」的經驗總結，是他經過反復修改，「凡七謄稿」，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他視其為維護朱明皇朝長治久安的法寶。為把《大明律》貫徹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朱元璋還匯集官民「犯罪」事例來解釋律條。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次年又頒《大誥續編》﹑《三編》﹐二十一年又頒賜《大誥武臣》，令全國官吏軍民誦習。其目的是通過律令的教育和宣傳﹐使廣大人民服從封建統治。

㈦ 明朝的文官制度對現代的法制社會有什麼啟發

明朝的文官制度，其抄實相對來說是很民主的，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里，明朝的制度體現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個人看來現在的法制社會制度和明朝時期的區別不是很大，只不過沒有了皇帝，其他的都是一樣的，相對的說法律更健全了，我感覺現在的老百姓還不一定有明朝時期的老百姓幸福呢，明朝時期對官員的管制室空前的，對老百姓管理還是相對寬松的。

㈧ 明朝法治怎麼樣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治理貪污最嚴的一個朝代。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㈨ 明朝法律的特點

朱元璋面對明初復抄雜的政治形勢，襲繼承了「刑亂國用重典」的思想主張嚴刑重典，但仍以禮導民，舉起了明刑弼教的旗幟。就刑罰輕重而言，明初法律呈現出輕重相濟、區別對待的辯證色彩；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上，朱元璋力求簡核易曉，而實際上內容卻很繁密，這就是明初法律的基本特徵。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特徵。我認為：一是基於元朝滅亡的反思和明初復雜政治形勢的挑戰。二是法家的重刑思想和儒家的禮治思想的有機結合；三是朱元璋的經歷和性格直接影響著明代法律特色的形成。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有糟粕，也有精華。如何借鑒明初法律的得失，為我國改革開放後提出的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服務，迫切需要我們不斷地探索。

㈩ 從朱元璋的經歷看法治和人治

一 重典治國政策出台的背景

第一，前車之鑒，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元朝統治末期，政治腐敗，綱紀廢弛。官僚系統更是腐朽不堪，「內用聚斂之臣，外興無名之師，嗜利黷武」（1）是當時統治階級腐朽現狀的寫照，民生凋敝，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水深火熱。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起義風起雲涌，迅速瓦解著元朝的統治，最終，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通過合並、征戰和較長時間的成長，力挫群雄，消滅元朝政府，奪取天下，建立明王朝。朱元璋通過總結元朝覆滅教訓，認為元朝滅亡的最大教訓在於吏治腐敗，綱紀廢弛，統治者失去民心。此外，他認為元朝法律過於寬松，很不利於統治。「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儉也。」「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2）鑒於此，朱元璋決定施行重法，打擊貪官污吏，肅清統治環境，恢復經濟。
第二，鞏固新生政權，促使經濟復甦的需要。明初社會經濟凋敝，百業待興，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政局動盪不安。各種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難題困擾著明初的政局。朱元璋認為，這是亂世的表現，「刑亂國，用重典」成為他的首選的治國理念，對此，他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推行嚴刑峻法，整飭明初社會經濟環境。
第三，朱元璋的個人經歷和個人性格因素。朱元璋自幼出身於貧民家庭，元王朝的黑暗統治和貪官污吏的剝削壓榨使得朱元璋從小失去父母，家破人亡，過著逃亡漂泊的生活。從四處乞討的游僧，到起義軍的首領，再到明朝的開國皇帝，這些經歷使得朱元璋深刻體會到民間疾苦和底層生活的悲慘不堪，更深知貪官污吏對於百姓的殘酷冷漠和無情壓榨。「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不凡的個人經歷造就了朱元璋獨特的心理和性格，使得他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並造就了朱元璋性格暴戾的一面。這些因素使得朱元璋上台後迅速推行以整頓吏治為重點的重刑主義。

二 重典治國在明初法治實踐中的體現

第一，《大明律》。朱元璋親自指導制定的《大明律》，於洪武三十年五月頒行，共四百六十條。《大明律》與被成為古代法律基準的《唐律》相比，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重刑主義的傾向。

（1）增設刑罰種類，刑罰措施的嚴厲性和殘酷性大為提高。在《刑名》部分，《唐律》規定的刑種為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為絞、斬，徒流刑不加杖。然而《大明律》則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尚有凌遲刑和刺字之法，還有閹割枷號之刑，另外徒流刑加杖，徒有總徒四年、准徒五年，流有外遷、充軍。此外，由於明太祖十分注重「重典治吏」，所以在明律中還特地取消了唐宋律當中的「官當」、「除免」等優待官員的制度。（4）

（2）擴大罪名內容，增加了律文的條款。例如，鑒於唐宋幾朝內外官「吏勾結，皇權旁落的教訓，明律專設了奸黨律條，規定：「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門官吏，不執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5）為重懲「賊盜」，明律增設了刺字和「起除刺字」之法以及「盜賊窩主」、「白晝搶奪」等專條，規定：「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6） 「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該徒者役滿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樣者，杖六十補刺。」（7）

（3）提高同一罪名的法定刑幅度，擴大株連范圍。例如，同為謀反及大逆罪，《唐律》規定本人不分首從皆斬，連帶處死的范圍除父子年十六以上者外，其他人可不處死。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斬，父子可不處死，篤疾、廢疾者亦免。但是相形之下，明律對此罪之規定則令人不寒而慄：「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孫、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又如同為強盜罪，《唐律》規定不得財者徒二年；得財者十匹以上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而明律則規定已行而不得財這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8）。

第二，頒布《明大誥》。《明大誥》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時的一種特別的刑事法規。它的名字來自於《尚書》中的《大誥》篇，原本是周公東征時對臣民所說的訓誡。朱元璋為了從重處理犯罪特別是官吏犯罪，就將自己親自審理的案件加以匯總，再加上就案而發的言論，合成一種訓誡天下臣民必須嚴格遵守的刑事特別法。它是在朱元璋親手處理了包括「空印案」和「郭桓案」等貪污害民案後，編成的從洪武十八到洪武二十二年懲辦犯法官吏的四部案例匯編，包括《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雖然不能算正式立法，但由於其所涉及的案例是朱元璋親辦親懲的，且親自主持編定的，因此，它具有法外之法的作用。朱元璋特別重視《大誥》的普及，要求各家各戶都有一本。家裡藏有《大誥》的，犯罪在審判的時候可以罪減一等。《大誥》減刑的這種規定後來成為明朝法律的一個制度。

《大誥》規定，對於犯罪官吏逐層追查，相關層級和人員負連帶責任。《重視預防的皇帝——朱元璋》中說,「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糾贓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賄於部，則拘布政使至，問斯贓有何得，必詣於府，府亦拘至。」可見其對於官吏犯法責任追究的徹底性。另外，《大誥》的處罰措施相對《大明律》要嚴酷得多，不僅法外用刑合法化，還恢復了很多自漢文帝時就廢除的殘酷肉刑，如：墨面文身、剁指、刖足、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等。這裡面就包括特別針對官吏所規定的「剝皮實草」之刑，其殘酷程度與威懾作用可見一斑（9）。《明大誥》不僅是重刑治罪、鎮壓吏民的根據，也是朱元璋政治思想的直接體現。它在打擊奸頑的同時教導天下良民遵守法度，配合皇權，維持社會秩序。《明大誥》是政治的產物，它的頒布是朱元璋「刑亂國用重典」思想的充分落實。

第三，法外用刑。在司法實踐當中，除了對堪稱重典的《大明律》以及《大誥》予以嚴格的執行之外，朱元璋還把法外用刑作為鎮壓平民和懲治貪官的重要手段：

首先，皇帝直接控制審判大權，司法變成了任意生殺的工具。這使得生殺大權任由皇帝的喜好而定，既可以該殺不殺，也可以任意錯殺，導致司法審判全亂了套。有史記載，「蘇人範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年間，拜御使，忤旨下獄論死。」後來，朱元璋發現範文從是「仲淹十二世孫」，於是一反常態，免其死罪，還為其御筆賜詞。

其次，擴大株連范圍，屢興大獄，殺戮功臣，本來按照法律的規定，除「謀反」、「大逆」之外，不能族刑連坐，但是朱元璋為了清除異己和懲治貪奸，便肆無忌憚地擴大株連的范圍。無論是「熊羆之宿將」還是「帷幄之謀臣」，不管其是否有罪和罪情大小，往往被加上「大逆」之罪名，被殺頭、抄家、滅族。像胡惟庸黨案、郭恆貪污案、藍玉黨案等等都是洪武年間駭人聽聞的大獄，被株連殺害的官吏竟達十餘萬人之眾。

再次，以檢校、錦衣衛參與偵察審判。作為專設之特務人員，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而作為軍事特務組織的「錦衣衛」，則設有監獄和法庭，全國重大的政治性犯人，都要交它審判和處刑。《通鑒輯覽》記載：「明天下重囚，多收系錦衣衛斷治」，「帝時有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法司」，可見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權力無邊的特別法庭。

三 重典治國思想對明朝政局的影響

首先，朱元璋實行的一系列明刑重法措施扭轉了明初惡劣的吏治環境。不可否認，在吏治腐敗，百業待興，民生凋敝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典治國的舉措，在社會各個方面尤其是整頓吏治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幾有兩漢之風，且駕唐宋之上」（10）社會風氣得到極大改善，為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朱元璋的重典治國一系列立法措施建立了整個明朝的基本法律體系，對明朝的法治進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明代的後世諸君，基本沿襲明初的典章制度。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既促成了明中前期比較繁榮的社會經濟局面，也為明朝後期極端腐敗的政治埋下了禍根。明朝中後期的吏治腐敗，宦官專權，以及無法扭轉的頹勢局面，無不跟明初的重刑主義有直接聯系。

四 對於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認識。

第一， 重典治國根本在於為專制和集權服務。

「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完成高度集權和直接控制行政權利的典型案例。洪武十三年，丞相胡唯庸謀反案發，胡本人被處死，受誅連人數之眾達一萬五千人，而此案最大的影響則是朱元璋將自秦以來沿習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徹底廢除，形成皇帝直接管轄六部的行政組織架構。自秦漢以來，皇權與相權的爭奪伴隨著封建制度的不斷發展從未停歇，且有越演越烈之勢。相權對於皇權的削弱，甚至威脅成為封建君主維護自身政權的首要障礙，封建制度發展到明初，相權也成為皇帝對國家進行直接控制的最大障礙，因此，廢除丞相制度是封建制度發展的必然選擇。朱元璋所推行的重典治國，顯然也是其完成封建集權統治，完全達到個人專制的顯著表現。

第二，重典治國強調「重其所重，輕其所輕」。

首先，不能簡單地把「刑亂國用重典」理解成為朱元璋的重刑主義思想。「刑亂國

用重典」語出《周禮?秋官?大司寇》，原文為「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

曰刑亂國用重典」，意思是刑罰應該根據不同的社會情況和社會時期而制定。太平盛

就可採取條文簡約、處罰從寬的法律，而對於亂世則應堅持重典治國。可見，「刑亂國用

重典」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重刑主義。其次，從明初時期的立法及司法實踐來看，並不是一味的強調刑罰，而是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寬猛相濟、禮刑並用的原則。雖然貫穿洪武一朝始終的法治主線始終是明刑重典，但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先正綱紀」、「懲創奸頑」，懲治朋黨及貪污腐敗，以鞏固新生政權。這從朱元璋後來特別告誡繼任者朱允炆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11）。故而，筆者認為對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理解仍應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世輕世重」原則（12）。

第三，重視法制宣傳，務求立法簡明彰顯歷史進步。

朱元璋十分重視法制的宣傳和普及工作，這與歷代君主所認為的法為「神秘利器」不同，他認為法律的普及與宣傳能使普通百姓知法而不致犯法，使萬民「奉法守分」。《明大誥》制定完畢，朱元璋親御午門，面諭群臣。闡明其制大誥示臣民的目的。他說：「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要「臣民熟視為戒」，並「令天下府、州、縣民，每里置塾，塾置師，聚生徒教誦御制《大誥》，欲其自動知所遵守。」「民間子弟於農隙時講讀律令」，規定村社節日、民眾集會時，官府專人負責講解《大誥》內容。為了強化普及法律，他甚至還規定民家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13）。如此重視法律的宣傳和普及，這在古代社會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朱元璋同時強調立法一定務求簡明，朱元璋認為法律簡當則無出入之弊，嚴明則民知畏而不敢輕亂，立法簡當可以言直理明，人人易曉；相反，若法網嚴密則國無全民。《大明律》在制定過程中，充分吸收各朝立法成功經驗，務求簡約通用。在簡明務實的思想知道下，《大明律》的制定完全擺脫《大元通制》的繁冗體例，甚至比有古代法律基準之譽的唐律還要簡約，篇目從唐律的十二篇減為七篇，條文從唐律的500條減為460條，但卻含蓋了比唐律更為寬泛的內容，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重大進步。

第四，全力反腐，整肅吏治是重典治國思想留下的歷史光輝。

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重要落腳點就在整頓吏治上，《明大誥》的制定和頒布，以及令人驚嘆的普及程度，是朱元璋全力治貪，整肅吏治的集中表現。《明大誥》中，絕大部分的條款是針對官員貪污地方豪強地主，只有一小部分是對強盜、賊殺等行為的懲處。作為底層農民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清醒地意識到官員的貪贓枉法和地方豪強的不法行為會是危脅國家的長治久安最大隱患，「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因此，朱元璋始終堅持重典治吏方針，對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毫不留情。朱元璋言出必行，執法不分親疏、不論功過，只要犯法，一律重處。例如，駙馬歐陽倫販賣私茶被處死，對侄子朱文正橫行不法嚴懲不怠。他對貪官污吏施以最殘酷的刑殺，官員貪污只要上六十兩即梟首示眾，還特別發明「剝皮實草」的刑法，專門針對官員的腐敗犯罪。可見，朱元璋的重典治國方略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官員的貪贓枉法。這是朱元璋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

第五，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明太祖通過廢除宰相建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但事實證明，這種集權制度在封建社會是行不通的，它不但要求執政者不僅要勤於政務，而且還要有高超的執政能力，這必然與封建社會的世襲君主制發生嚴重抵觸。朱元璋自己恐怕也做不到皇帝丞相一起做，從而管理好整個龐大的帝國。他的後繼者們就更難做到了，如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居然連續罷朝28年，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只會對精細的木工活感興趣，導致封建皇權旁落，給明代的宦官專權和廠衛特務的橫行留下最大機會。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14）是不無道理的。事實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入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但卻並沒有帶來統治者所期待的「天下太平」與「皇位永固」，反而使人治體制下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這說明封建專權里的人治因素早已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桎梏。

其次，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與法治體制，重典治國的成效註定是曇花一現。朱元璋在打擊官員腐敗方面挖空心思，費盡心力。但並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狀態，反而使得他以後的明王朝怪相叢生，貪腐橫行，整個國家陷入癱瘓。究其原因，這是由封建集權制度本身所決定的。君主集權制度要求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於皇帝，「朕即國家」，「國者，君之車也」，但皇帝卻不可能事必躬親，必須通過官僚集團來執行自己的意志，皇帝雖然痛恨官僚集團的腐敗，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個官僚集團，這就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吏治整頓上的惡性循環規律，嚴厲打擊則官員個個自危，政局萬馬齊喑。一旦放鬆則腐敗馬上反彈，無法控制。歷史表明，官僚的腐敗根源在於封建專制體制，民主法治才是防治腐敗的根本措施，只有人民成為國家的主體，真正實現依法治國，才能把政府官員納入有效的權力監督之下。

最後，朱元璋任意踐踏法治，大搞殘酷的法外用刑，是中國的法制進程倒退。誠然，朱元璋是中國古代集權政治和人治思想的理論大師，他的一整套理論和措施對當時社會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但破壞作用同樣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廠衛特務組織的設立，其權力凌駕於「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權，破壞國家正常的法治秩序，這都必然導致朱元璋重典治國藍圖的落空和整個帝國大廈的傾塌。此外，他還大興殘酷刑罰，恢復了自漢文帝以來就被逐步廢止的肉刑，使明代法製表現出及其殘忍和野蠻的一面，也讓後世理解這個朝代時都心生陰暗。所有這些，都阻礙了中華法制文明的發展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