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國

⑴ 最早提出以法治國的是那位思想家

戰國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韓非，強調以法治國，樹立君主的權威，建立中央集權專治統治，為秦國所採納。我以前背的初一歷史資料上這么寫的。

⑵ 解釋一下以法治國的意思

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不搞人治。這就是依法治國。

⑶ 以以法治國的作文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者，天下之程式
也，萬事之儀表也。
2014年10月20日至日是十八屆四中全會。總目標
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之法制體系，建設社會主義依法治國。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者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這句話是2000多年前，我國偉大思想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韓非子光輝千年的論斷
。
「無法就會無天」沒有法律，天下就會大亂。「法制」相對於
「人治」，強調的是對規則的遵守，追求的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
罪」的公平公正。過去的幾千年裡，人們曾追求過「人治」的完善
，希望將萬世的繁榮，社會的公正寄託在「聖人明君」或「青天大
老爺」身上，但興之的車輪不僅一次次地碾碎了這一願望，還將「
官府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刻在了舊社會的門楣上。
新中國的成立，開啟了法治中國建設的新征程。1999年，
「依法治國」載入憲法；2013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12
個字」公布，「法治」位列在其中，成為全國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
。這些都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新高度。
目前，法律已成為人們維護自身權益的有力武器。據統計，從
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比前5年上升1
74％，全社會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識顯著提高。
法律的重要性，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
銘刻在公民的心裡。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
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我們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文動性
。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成功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視
崇拜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把法制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
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制知識課程。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弘
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
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
作用。
法律在我們的生活中不可取代。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已經
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需要，依法治國中我們有美好的生活。
法治護航中國，法治護航社會，法治護航我們。我們在法治的
保障下揚帆起航。
爭做法治少年，我們正在路上。

⑷ 歷史：法家的以法治國和現在的依法治國有什麼異同

1、理論前提不同

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論是基於他們對人性和歷史演進的看法。法家主張「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統治階級以法對國家權力的制約，以有效地制約和合理運用公共權力，使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基本原則是依法治國，有法可依。

2、本質不同

法家的「法治」維護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其本質還是為了維護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法家的「法」實質是維護新興統治集團的法，並不能代表整個社會成員的利益。

現代的法治要求是人民是「法」的制定主體，法的作用是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推行法治的方法不同

法家「法治」的方法概括為以法為本，法令必須成為判斷人們言行和行賞施罰的唯一標准。同時主張嚴刑峻法。在法家看來，重刑是達到法治的一個重要手段。

現在法治的法是懲罰犯罪分子，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動都將受到懲罰。

(4)以法治國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現在法治）的必要性：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動搖，緊緊圍繞建設法治中國的總目標，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切實將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肩負起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者、實踐者的重任。

要把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作為基本要求，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靈魂，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訴訟法律制度，規范執法司法行為，進一步提升執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重要目標，深化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圍。

⑸ 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的區別與聯系

「以法治國」與「依法治國」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內涵卻有著本質的區別。「以法治國」是說用法律去治國，法律是一種用來治國的工具。這是傳統的管理主義的法律觀念。這種「法治」，主體是國家機關，是手中掌握權力的人，治理的對象是人民群眾。而且「以法治國」有法律工具主義的嫌疑。國家的管理者如果把法律當作手中的工具，則有可能任意改變這一工具，或者濫用這一工具。因此，這種觀念的實質是法制而不是真正的法治，甚至是人治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依法治國」是說治國必須依法，即治理國家的方式方法必須依照法律的規定。這是現代的控權主義的法律觀念。在依法治國的觀念下，國家的管理者必須依照人民按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出來的法律來行事，並且不得違反這樣的法律。這種「法治」，主體是人民，治理的對象是有可能濫用國家權力的當權者。可見，「以法治國」的實質是「以法治民」，而「依法治國」的實質是「依法治吏」。

⑹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的區別很大嗎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雖然一字之差，但是它們區別很大，具體區別如下。

一、兩者概念不同

1、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的方略。

2、以法治國是韓非法律思想用語。指的是用法律治理國家。主體是人，根本上還是人治，法律是工具，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用。不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因此與依法治國的法治根本性不同。

二、兩者的歷史背景不同

1、以法治國、以法為本是韓非法律思想用語，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法家奉行「以法治國」，主張「國不可一日無法」。即使在獨尊儒術以後，其法治的精神也滲透到儒術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獨裁的主張，奠定了秦以後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理論基礎。

2、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三、兩者的意義不同

1、法家反對「禮治」，主張「法治」的重要觀點，對秦朝法制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對中國封建法制的確立、鞏固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

2、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⑺ 春秋戰國時期以法治國的是誰

法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以法治為核心的思想學派.這個學派否定了世襲貴族天然傳承的等級制度,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毀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這種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而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申不害來自韓國、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有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學派思想由韓國人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
法家這種學說乃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這種思想在斗爭中確是相當實用,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裏」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
有人認為法家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意識形態.
代表人物
春秋時
管仲
子產
戰國時
韓非
商鞅
李斯
申不害
吳起
李悝
代表著作
《商君書》
《韓非子》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敬仲,史稱管子,出生於潁上（今安徽潁上縣）,春秋時代的政治家,哲學家.《史記·管晏列傳》、《管子》、《左傳》記載他的生活傳記,《論語》（憲問第十四）也有關於孔子對他的評論,北宋蘇洵的《管仲傳》也有一些分析.
年輕時家境貧困,鮑叔牙發現管仲有才能,交為好友,經常和管仲往來,管仲常佔小便宜,鮑叔牙並不引以為意,反而處處為他設想,一直都善待管仲（蔚為美談,史稱「管鮑之交」）.後來,管仲輔佐齊國公子糾,鮑叔牙輔佐其弟公子小白.
前686年,齊襄公逝世,他的侄子公孫無知篡位.
前685年春天,齊國大夫雍廩殺了公孫無知,公子小白即位,立為齊桓公,魯國卻支持其兄公子糾,因此齊國和魯國之間發生戰爭,管仲射箭中了齊桓公的帶鉤,齊桓公裝死,騙過了管仲.後來齊國戰勝,鮑叔牙向魯庄公要求處決公子糾,並把管仲交給齊國.
在鮑叔牙強烈推薦下,齊桓公不計前嫌,拜管仲為相,甚至尊為「仲父」.管仲在齊國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倡「尊王攘夷」,終於幫助齊桓公成就了霸業.
孔子曾言：「為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司馬光說：「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鄙其小器.」（〈訓儉示康〉）
子產(?～前522年),復姓公孫,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稱公孫.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清朝的王源推許為「春秋第一人」.
據記載,子產出生於鄭國的貴族家庭,他的父親子國是鄭穆公的兒子.子產少時就很聰明,有很成熟的政治見解.鄭簡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鄭人立子產為卿.執政二十三年.鄭定公八年（公元前522年）,子產卒.《賈氏說林》載：
子產死,家無余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亡.丈夫舍玞佩,婦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於邢山.
孔子聽說後,曰：「古之遺愛也.」現有墓,位於河南省新鄭市西南17公里陘山頂上,墓冢高約5米、周長約50米.據《新鄭縣志》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東有廟」.1987年3月4日,鄭州市政府公布為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子產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判斷是：「國小而逼,族大寵多.」子產從政後,在鄭國進行了內政改革,整理田制,整頓貴族田地和農戶編制,承認土地私有,按田畝征稅等等.接著,他又用200多斤鐵鑄造了一隻鼎,把新制定的刑書鑄在鼎上,放置於王宮門口,讓百姓都知道新刑法.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刑鼎.子產推行法治,寬猛相濟,安撫百姓,抑制強宗,保持國內政局長期穩定.不毀鄉校,以聽取「國人」意見.對外進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動,維護了鄭國的利益,使鄭國免遭兵革之禍.子產「知人善用,擇其能者而使之」,為政數十年,政績顯赫.《左傳》：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長期不令而治.
子產的思想接近於孔子以前的儒家思想.子產具有人本主義的思想,強調人事,但也不否認鬼神.提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在子產看來,人道先於天道,天道可以存而不論,人道則不能不察.
慎到（約前395--約前315） 趙國人.戰國時道家、法家思想家.
早年學黃老道術,曾以齊國稷下講學而負盛名,受上大夫之祿.齊湣王十七年（前284）離齊至韓,為韓大夫.《莊子·天下》把他與田駢同歸一派,後成為從道家分化出來的法家,主張「尚法」和「重勢」.由「棄知去己」觀點,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慎子·君子》）的法家政治主張,強調「官不私親,法不遺愛」.同時重視「勢治」,以為「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蹳賢者」（《韓非子·難勢》）,權勢者應「抱法處勢」,「無為而治天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謂其著有十二論.《漢書·藝文志》著錄《慎子》42篇,列法家 ,現存殘本僅7篇.
韓非為韓國的公子,與李斯一同拜荀子門下學習.
在韓非生長的年代,韓國為戰國七雄當中最弱小的國家,但由於他患有口吃的毛病,所以多次上書韓王陳述他的思想,而不為所用.之後《韓非子》一書流傳到秦國,書中《孤憤》、《五蠹》內容被秦王嬴政所贊嘆,甚至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便以戰爭為要脅,逼韓非出使秦國.
韓非到秦國後,受到秦王政的欣賞,准備重用他,但招李斯忌妒,對秦王進讒言,陷害韓非入獄,最後在獄中服毒自盡.
韓非總結了商鞅、申不害、李悝的思想,主張君主應該用法、術、勢結合起來治理國家.
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宦官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卬將軍,魏割西河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梁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秦國貴族多怨.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太子駟即位,太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西南）人,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在諸子百家中,李斯是荀子的學生,後和韓非都成為法家學說的代表人物.
秦王政四年（前237年）爆發韓國水工鄭國為間諜案,在宗室大臣的鼓噪下,秦王下令驅逐一切客籍官員,李斯因此上〈諫逐客書〉於秦王,說明有容乃大的重要性,他認為「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於是秦王政下令取消逐客令,重用李斯,並加強對各國進攻.韓國恐懼,韓王派韓非至秦求和,秦王將韓非扣留在秦國,秦王政十四年（前227年）,他害死自已的同學韓非.他協助秦始皇一統天下,廢除分封制,推行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全國幣制.始皇三十四年（前207年）,李斯建議銷毀民間所藏《詩》、《書》等百家之學,又坑殺儒生,史所謂「焚書坑儒」.
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7月秦始皇死於沙丘平台（今河北廣宗）,李斯密不發喪,和趙高合謀矯詔扶立嬴胡亥即位,並賜死嬴扶蘇.秦二世元年（前209年）7月,陳勝、吳廣起義爆發.不久趙高誣陷李斯想割地稱王,又誣陷李斯子三川郡守李由與亂軍私通,李斯上書申冤,卻被趙高扣下,並投入監獄.後來李斯不堪酷刑,終於被迫認罪,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腰斬於咸陽,臨死前對兒子說「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父子對泣,夷滅三族.
李斯主張以小篆為標准書體.對漢字的規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傳為由李斯書寫的刻石有《泰山封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嶧山刻石》、《會稽刻石》等.
申不害（?～前337年）,河南滎陽人.「史記」在「老子韓非列傳」後面寫他是「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記有「著書兩篇,號曰申子」的話,漢書有「申子六篇」的話,但全都亡軼了.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
「韓非子」有一段話,說到這點：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吳起（前440年—前381年）,中國古代軍事家和政治家.
吳起,戰國時衛國左氏（今山東定陶縣西）人,曾經拜魯國曾子為師,學習儒術.敢於改革,善於用兵.
早年得魯國國君賞識,及後齊魯交戰,吳起因在魯國娶了一位齊國宗室女子為妻,魯國人對即將擔任統帥的吳起表示懷疑,吳起為博得魯國信任,竟將自己妻子殺死.魯國雖然保住了,但是吳起以殺妻來求得將位,這種行徑為魯人所惡,因而最終還是被魯國的國君所辭棄.
之後吳起到魏國,被魏文侯和李悝重用,任西河守,推行李悝的變法.後來又去楚國為宰相,同樣推行變法,想要廢掉疏遠的公族、蓄養戰士,但是做事過於急切嚴厲,被許多皇族所恨.
楚悼王死後,楚國貴族即向吳起展開圍攻,必殺之而後快.吳起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便來一招借刀殺人,同歸於盡.他逃跑至太廟,躲藏在楚悼王的屍體下.吳起雖然仍被亂箭射死,但也有不少箭射到楚悼王的屍體上.楚悼王的兒子即位後立即命人以楚悼王屍體上的箭捉拿在放箭的人,並以大不敬之罪誅滅了七十多家貴族,也算替吳起自己報了仇.
吳起的變法時間較短,基礎不深,繼任者楚肅王又對吳起的變法並不感興趣,吳起在楚國的變法收效甚微.吳起是與孫子齊名的偉大軍事家,他治兵有術,在戰略戰術上留下許多佳話；但母喪不臨、殺妻求將,在品德上沾上重大污點,向為儒家學派所誣.這種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性格,雖然使他治兵有術名揚天下,卻也註定了悲劇的宿命.
李悝（約前455年—前395年）,中國戰國時代著名思想家,主持魏國變法,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故一般認為他是法家的始祖.
李悝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進行「盡地力之教」,其具體內容已不可知,但主要為鼓勵農民精耕細作,推廣成功的耕作經驗,提高產量.並且實行「善平糴」的政策,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奴隸主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國家的人,按照功勞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吳起為西河守,用西門豹治鄴.經過變法,魏國國力增強,成為戰國初期強國之一.
他還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六篇《法經》,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同《法經》到秦國去.現僅存篇目,內容已失傳.

⑻ 以法治國的重要性

已解決問題 收藏 轉載到QQ空間 求教：中國古代法律思想原則在現今生活的遺留 [ 標簽：法律 思想,法律,生活 ] 如題。請註明出處，最好能詳細一點。 Gunner鬼見愁 回答:2 人氣:6 解決時間:2009-11-21 22:42 滿意答案 中國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對後世的影響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至少在公元前21世紀左右的夏朝已經建立了國家，形成了法制 .中華法制不僅起源早，而且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一直沒有中斷過，這是在世界文明古國中所僅有的。因此中國法制的歷史沿革非常清晰，無論是某一部法典，還是某一項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關系，形成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統。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於春秋時期。夏、商、周三代實行的是一種封建制度。國家是在家族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當時的國家的體制是一種家國一體的體制，在社會上是一種宗法制，國家的人際關系都按禮的原則來建立。進入春秋時代以後，封建制開始解體。體現在國家方面就是直接導致了天子、國王力量衰微，諸侯崛起；體現在諸侯國中就是國家內部卿大夫的勢力強大起來，開始控制了諸侯國的權力，接下來開始篡奪君位；體現在封邑層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會這個層面上，從前維系社會關系的這一套綱紀逐漸失效，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表現在國家方面是諸侯力征，同時大國兼並小國，一方面大國要侵佔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國，小國要自衛，天下混戰，國與國之間沒有基本的規則，無論大國、小國都希望富國強兵。法家適應這一時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張，法治的一個基本的東西就是擴張君權，以法治國。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於鼎」（刑即為法），後來，晉國也「作刑書」。鄭國與晉國先後採取了把刑法鑄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這在當時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具體體現在：開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眾公布法律，使得民眾也可按照這種明示的法律來解決社會爭端。而在這以前，法律都有一種隨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後，法律開始具有公開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韓非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准。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准則和規范，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法外。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面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術」就是國君駕御群臣的權術，由國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們摸不清國君的心理，不敢輕舉妄動，背後搞鬼。「術」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韓非子認為，申不害重術不講法，往往造成新舊法令相互抵觸、前後矛盾；商鞅重法不講術，則難於對官吏察辨「忠」和「奸」，導致國君的大權旁落於大臣之手。所以韓非主張「法」和「術」必須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韓非子還認為，「勢」就是國君占據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也是統治者實行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勢」的理論最終是由慎到提出的。韓非子吸取了這一理論，他認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權術，必須依靠權勢；沒有權勢，既使是堯這樣的賢明君主，連三戶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韓非子提出「抱法而處勢」的主張，認為只有穩固地掌握了權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術。

法家主張審時度勢，「法後王」，「法今聖」，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確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這種進化的歷史觀，堅信「當時而言法，因事而制禮」，從而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①。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歷史進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②，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而「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亂變化的人，反而竭力謳歌先王之法，頌揚先王之書，這只會加劇今世的動亂，絕不會帶來任何益處。因此，「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細分析研究當代面臨的問題，根據現實來制定各項措施。 回答人的補充 2009-11-14 22:14 法家崛起於戰國時代。這個時候，「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分封制已經崩潰。到戰國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虛設，其地位與一般小國無異。春秋時代的一百餘國，這時也僅存十餘國，整個中國為戰國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規模兼並戰爭，也正在推動著中國從封建割據走向封建統一，在這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下，維護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沒有任何可能，而且從根本上說，乃是歷史的倒退。法家順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力主普遍推行郡縣制度。商鞅說過：「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⑤眾多的縣，都實行統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從，奸官就不敢飾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過而貶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飾其錯誤。推行縣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員，把縣變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不再是獨立、半獨立的王國，這樣就把全國的軍政大權集中到了中央，從而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政體，有利於從劫亂走向安定，從割據走向統一。韓非又進一步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⑥進一步發展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理論。

法家主張「一斷於法」，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商君書。賞刑》說道：「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敗於後，不為虧法。」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張的「刑無等級」有兩大特徵：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於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於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後來戰勝山東六國，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於天下，「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又別置「法官」作為主管吏民法律的顧問，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這種法律觀念，一直為後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 廉吏執法與法制建設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記載。清明的吏治是實施法制的必要條件，也是法制建設的內在要求，它反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認識到治吏對推行「法治」的重要意義。先秦時，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論斷，其實質不在於輕視和否定治民，而在於強調吏治的重要性。孔子「為政在人」的觀點突出強調了君主與官吏在國家治亂和「法治」興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更明確地闡述了「法」與「人」的關系。他認為作為統治者的「人」決定著作為國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執行和適應變化，都離不開「人」的靈活、廉潔和清明。荀子重視人治，並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發揮法的作用與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執法是治國之關鍵。唐「貞觀盛世」的出現是與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潔，帶頭守法分不開的。

法制歷史深刻地告訴我們：徒法不足以為治，繁法也不足以為治，制定嚴密完備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諸實施並深入人心則並非易事，它要通過執法者公平的執法和廣大民眾自覺的守法來實現。因此，我們說，良法與廉吏是實現法治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它們相互聯系，承前接後，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設中，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結合社會現實，根據社會要求，能夠真正反映社會生活，指導並規范人們的行為。但是立法只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前提，只有依靠秉公執法的官員才能夠使國家立法走向現實，如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則無異於虛設之條文。 回答人的補充 2009-11-14 22:23 四。 法治的現代意義

中國古代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就是社會秩序穩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封建法制相對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為盛世最明顯的標志。法盛則政興，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現所體現的共同特徵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殺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封建法律的服務對象是地主階級，其著力維護的是專制主義統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廢法，權大於法。盡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現，內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許多內在規律成為法盛政興的必要條件。深入法制歷史，分析法制現象，從封建法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法制經驗和規律，不失為今天法制建設的有益借鑒。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會里，皇帝一方面凌駕於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規范。漢文帝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才有了張釋之的執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詔治罪之舉。在保證法令順利實施方面，監察制度在中國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並且歷史悠久，其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糾舉失職，監督司法，以使官吏執法不阿。中國古代的監察機關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自成體系，不受行政系統的干涉。為充分發揮其職能，歷代都由皇帝掌握監察御史的任用權。監察御史雖品級不高，權力卻非常大。也正因為如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監察機關確實起到了應有的法律監督作用，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極大的保證作用。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顯示借鑒意義。

依法約束權力，法制就能得以維持，盛世就有出現的可能；權力超越了法律，社會秩就會混亂，衰世就必然出現。以法律約束權力是維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

法制推動社會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保證國家的政治制度，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歷史證明，重視法制就會推動社會的發展，使國家昌盛富強；破壞或淡視法制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導致政權的衰敗。可以說，「法治」是盛世的標志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認識到了法治對一個國家盛衰的作用，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這就使得民主法制環境大有改觀，司法執法隊伍不斷擴充，糾正了以往不講法制，強調人治的作法，司法和執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國的司法執法狀況與法治的內在要求仍相距甚遠，長期以來形成的人治觀念仍然沒有根本消除，權大於法的現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的現象仍很普遍。我們知道，失去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也必然損害法制，影響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立法定製的根本目的在於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實施法律取決於司法執法機關的活動。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就是司法和執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與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

注釋：

①《商君書。更法》

②《韓非子。五蠹》

③《韓非子。顯學》

④《韓非子。五蠹》

⑤《商君書。墾令》

⑥《韓非子。揚權》

⑼ 以法治國基本國策，有什麼 特點

1、全局性

全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應該由法法律調整的都要實現法制化，都要依法治理：這一方針應成為執政黨、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廣大公民的共同行為准則。那種認為法治主要是「治民」而不是「治官」的觀點是

首都群眾慶祝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誕生[16]

不正確的。法治有古代法治與現代法治之分。

古代法治雖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總是代表著先進的階級、階層以及開明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利益和願望，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但當時的統治者往往把法律當做治民的工具。

現代法治與此則有很大不同。老百姓的行為雖然也要受法律的約束，但法律的作用主要是治官，這是由民主政治代替了專制政治所決定的。憲法出現在近代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憲法的內容很多，但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確認和保障公民的權利，使其不受侵犯；二是設定和約束國家的權力，使其不被濫用。同時，那種認為法治只是一項具體工作而不是一項影響和決定全局的方針的看法也是不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制定和實行了一系列完全不同於以往的方針和政策，其中有四項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深遠戰略意義，即：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行計劃經濟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從實行閉關鎖國轉變為實行對外開放；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整體性

依法治國是一項從中央到地方，從地區到行業，從立法到執法、司法、護法、守法、學法的系統工程。應上下呼應，左右協調，前後銜接。那種認為依法治國只是中央的事情，「依法治省」、「依法治村」、「依法治水」等等提法不科學、措施無意義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實行依法治國，首先是中央的事情，首先要從中央機關及其領導成員做起；制度改革首先要從中央一級的層次上實施，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且實行這一治國方略成敗的關鍵也在中央一級。不強調這一點也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不應低估從1985年開始的、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和深入開展的「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意義。依法治理包括區域治理（省、自治區、直轄市、地級市、縣）、行業治理和基層治理，內容涉及立法（還有行業與基層的建章立制）、執法、司法、護法（法律監督）、普法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方面，是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它已經超越「學法必須用法」的視角和把依法治理僅僅當做普法的一個環節的眼界，發展成為一個把依法治國方針和措施從中央推向各級地方、各行各業和所有基層單位的宏偉局面。[17]

3、目的性

戰略目標是相對於策略手段而言的。法治國家作為現代一種最進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目標模式，其基本標志和要求是豐富的、具體的、確定的、可預測的。它不應是一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八屆人大四次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的「法治國家」概念，在以往黨和政府的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從未出現過，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當然，學者早已提出過）。我們強調狹義上「依法治國」是方針，「法治國家」是目標，主要意義是說明「法治國家」有其具體的豐富的內涵，是一種國家在政治和法律上的類型與模式，它應具有一系列現代法治原則，不應簡單地將它理解為只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它應有中國的一定特色，又必然具備現代法治國家的各種共同特徵；它應有自身的性質和客觀規律可循，又可以在總結實踐經驗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予以創新。研究、發展、設計和明確其基本標志及具體內容，以作為前進的目標、努力的方向和行動的向導，是完全可能的和十分必要的。

4、長期性

法治國家的建成同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是同步的。法的內容與形式，法律制度的模式選擇及其實現，不可能孤立地存在與發展，而必然受當時當地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具體條件的影響與制約。同時，人們認識的提高和經驗的積累也須要有一個過程。特別是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情況復雜，歷史包袱沉重。因此，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使其達到理想的境界，在我國大約還需要三十年以至五十年左右的時間。這一長期性決定了建設法治國家的歷史性進程具有漸進性、持續性和階段性的特點。在這個問題上，既不能不顧主客觀條件而操之過急，也不能不去做那些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停步不前。如何實現在觀念更新尤其是制度變革上的持續性，以始終保持這一歷史性進程的發展勢頭；如何在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上選擇某些重大改革措施，以影響和推動全局的進展，是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⑽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的區別

1、概念不一樣：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版治理國家，而不是依權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

以法治國是用法律治理國家，法律就是一部真理。

2、歷史背景不同：

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

以法為本是韓非法律思想用語，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

3、意義影響不一樣：

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以法作為治國的根本。法家主張「法治」的重要觀點，對中國封建法制的確立、鞏固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對秦朝法制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對後世封建法制的重視也有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