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法

㈠ 明代立法思想包括

明代立法思想和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導思想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一：明初立法指導思想 （一）刑亂國用重典 （二）明禮以導民 （三）法貴簡當 刑亂國用重典的表現一：重典治吏（以重刑維護統治集團內部的紀律和統一）明太祖曾借胡黨之獄，空印案，郭恆案，藍玉案等重案大肆誅殺「謀反」官員，嚴懲腐化官吏。明初法制雖然號稱恢復漢唐傳統，卻不曾恢復唐律中的「官當」制度，並且制頒了重懲貪贓官吏的《明大誥》 刑亂國用重典的表現二：重典治民（嚴厲鎮壓民間犯上作亂的行為）明太祖認為漢族人民在元朝統治時受到「胡俗」的污染，而且元末大亂，民風姦猾，所以要重典治理舊習污染，矯治民風。 二：明代的法律形式 二：令《大明令》 四：條例《問刑條例》 * 明初重典的原因 （1）明初的確處於亂世 （2）元亡殷鑒不遠 （3）朱元璋生於貧賤，長於亂世，知民疾苦。 明代立法繼承和發展了唐宋成就，法律體系更趨完善，其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誥、例、典、榜文等。其中律是主要法律形式，其他形式是律的補充。 一：律：《大明律》 《大明律》是明代的基本法典。定型後的《大明律》共有七篇三十門四百六十條。包括《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 意義：大明律的制定和頒布，扭轉了明朝的法制混亂落後狀況，重新回歸了中華法系的立法統治。大明律無論是體例上還是內容上，都較唐宋律有所突破和發展。 《大明令》是唯一一部完整保存至今的中國古代令典，也是中國發展史上最後一部以令為名的法典。 三：大誥《明大誥》 《明大誥》是明初的重要法律規范，因其為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主要內容包括明太祖親自審判、自認為有典型意義的案例，皇帝就重大案件的判決批示，欽定的特別刑事規定皇帝對臣民的特別訓導告誡，等等。明大誥與明大律的最大不同主要在於《大誥》更加嚴厲的懲治貪贓官吏和害民強豪，把「重典治國」推向極致。 五：會典：《明會典》

㈡ 請教明朝法律制度~~~

一、歷史概況
元朝末年，統治腐朽，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難連年。農民無法生存，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出生佃農的朱元璋率領的一支紅巾軍，不久在江南地區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極為貧寒，從小給地主放牧牛羊，歲時旱蝗大飢，父母兄弟相繼餓死，朱元璋無所依照，投奔寺廟當了雲游和尚。當元軍圍剿義軍，濫殺無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時候，不得已，17歲那年，投奔郭子興的農民起義軍，他作戰勇敢，富有才幹，足智多謀,受到郭子興的器重,被召為女婿。後來，這支起義軍就由朱元璋領導。他善於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應天為京城，稱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統一封建國家之後，採取了獎勵墾荒，減輕賦稅，加強封建法制，整頓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經濟又呈現出暫時的復興景象。為鞏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兒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勢力日益膨脹，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勢力尤其強大.明太祖死後,朱棣為爭奪帝位與建文帝發生了「靖難之役」，1402年，朱棣奪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從南京遷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後，皇帝經常不上朝，大權由宦官掌握。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烈，預示著明王朝的衰敗。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災。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爆發。1644年，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被清軍打敗。明朝滅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㈢ 明朝頒布了哪兩部法律

一、《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是明朝最重要的內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容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
二、《明大誥》 ，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為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㈣ 明朝時期的主要立法活動及評析

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一是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二是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三是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㈤ 《大明律》與明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一）《大明律》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非常重視立法的君主，他總結前朝歷史經驗，本著「法貴簡當，使人易曉」的原則制定法令，早在吳元年冬十月平定武昌以後，即命人制定基本律令，這是明朝立法的開端。律文按唐律取捨編訂，依《元典章》體例按六部順序編定，為以後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礎。此後，經過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訂，不斷損益，基本完成了《大明律》的體例。至洪武三十年，最後完成《大明律》的編撰工作，並頒行全國。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體系結構與唐律稍有不同，即將唐律的十二篇合為七篇，以名例律冠於篇首。具體篇目為：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五刑之外，流徒增加充軍，死刑增加凌遲。十惡、八議之外，又增加六種貪墨贓：監守盜、常人盜、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贓。

從明律的篇章內容看，其脫胎於唐律，但又不同唐律，總結了唐宋以來特別是明初三十年間的封建統治與司法鎮壓經驗，增加和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有人評價，《大明律》的精神嚴於宋，條文簡於唐。

（二）《明大誥》

明初，太祖在制訂大明律的同時，還於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之間，采輯案例，連續編制了四編《大誥》。朱元璋編制大誥，主要是為了進行法制宣傳，用嚴懲官民犯罪的具體案例，樹立善惡、禍福的標准，使人「趨吉避凶」，以預防和減少犯罪，從而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明大誥》共四編，即《大誥一編》、《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共二百三十六條。從其內容上看，基本都是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案例匯編，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懲治貪官污吏的。從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明大詔》的特點：一是法律以皇帝意志為轉移，法外用刑，輕罪重判。由於明朝君主專制制度的高度發展，皇帝的個人意志超出於法律之上。朱元璋統治時期，仕意更改法律，斷罪判刑完全以個人的好惡為轉移。四編大誥中所列舉的許多案例，用大明律來衡量，絕大部分都是屬於輕罪重判的，還有一些是無罪錯判、更有甚者，還有一些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只是因為不合朱元璋的心意或被認為侵犯了他的權威，也被判以重刑。這說明《明大誥》的內容比明律更加嚴酷；二是《明大誥》重點打擊貪官豪強，其內容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懲治貪官污吏和豪強作惡的案例。如《大誥續編》共八十七條，屬於這兩類案件有七十條左右。朱元璋之所以打擊貪官與豪強，固有其改善吏治，緩和階級矛盾，減輕人民負擔的作用。但從根本上來看，還在於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統治。

朱元璋對自己所編制的四編大誥非常重視，竟採用法律手段在民間強制推行。要求每戶一本，命令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要考試大誥內容，一時間天下講讀大誥成風。所以大浩的制定與宣傳，對於保證封建法律的實行，確實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朱元璋死後，四編大誥就逐漸被他的臣民所遺忘，這說明單靠政權強制力量而推行的「御制聖書」，終究要被人民所遺棄。

（三）明例

明朝的例是作為判案根據的判例或事例。明朝判決案件除以明律及大誥為根據外，仍然採用唐宋以來以例斷案的傳統。以例斷案的目的，是為了防止「法外遺奸」，因而例的作用在於補律之不足，「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這是律與例的基本區別。

由於例是皇帝對某一具體案例如何判決的詔令，因而經年日久歷朝積累的例便不斷地增加，並且逐漸由具體案例演變成為通行的條例。至孝宗弘治十三年，僅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就有二百九十七條。萬曆年間編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為正文，例為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到了明代末年，例的數目幾乎與律相等，結果「人不依律，妄意律舉大綱，不足以盡情偽之變，理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對於律，則「因循日久，視為具文」了」。

例的盛行，對於封建法律制度來說，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以例代律或以例破律的結果，使得奸吏因緣為市，任意出入人罪。這也是明朝冤獄泛濫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大明會典》

明代的主要立法，除了《大明律》與《明大誥》之外，還仿照《唐六典》的體例編制了《大明會典》。《大明會典》於明英宗正統年間開始修纂，至孝宗弘治十五年成書。《大明會典》的編纂完成，是明代行政立法的重要成果。

明洪武十三年廢除中書省以後，行政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為了調整日益復雜化的行政關系，統治者注意用法律的形式確認新體制。明英宗以前，曾頒布過《功臣死罪減祿例》、《王府禁例六條》、《宗藩軍政條例》等行政性法規。《大明會典》仿效《唐六典》的體例，全書以六部官制為綱，按宗人府六部、都察院、六科、各寺、府、監、司的次序，分述各行政機關的職權和事例，是規定國家機關活動規則的行政性法典。明代以《會典》為行政立法的總匯，輔以單行的例，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行政法律體系。

㈥ 明初的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自稱「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滅亡為鑒，十分注意總結歷代的統治經驗，對封建法律制度的建設非常重視。他總結元朝失敗的原因，在於「朝廷暗弱，威福下移」，因而綱紀廢弛，官吏放縱，激化階級矛盾，更激發了農民大起義。所以朱元璋極力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用重典懲治「奸頑」，使大權歸於朝廷，用法律手段來維護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所以明朝建立以後，在立法上確立「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

（一）重典治國，明確重刑主義

正由於以朱元璋為首的明初統治者立法的指導思想，主要是「刑亂國用重典」，所以在編制大明律時，朱元璋雖然表示同意丞相李善長等人的建議「今制宜遵唐舊」，但實際上是用重刑思想來指導他們的立法工作。《明史·刑法志》說：「『始，太祖懲元縱馳之後，刑用重典。』」在重刑思想指導下制定的大明律，其所規定的刑罰在許多地方都比唐律要嚴刻得多，而且在實踐中還經常「法外用刑」，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明時大臣常因小過而招致殺身之禍，結果弄得「時京宮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幕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朱元璋對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用刑尚如此嚴厲，其對人民鎮壓的殘酷，就可想而知了。

明初的統治者為什麼要採用重刑思想呢？明太祖在《大明律序》中說：「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論」，統治者企圖用恐怖屠殺來鎮壓人民的反抗，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明太祖晚年曾為其重刑原則進行辯護，認為明初採用重刑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是治亂世不得不採取的措施，而非永久性的原則，如治平世，刑罰自然應當輕緩。實際上，明太祖的重刑思想在明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中是貫徹始終的。大明律制定以後，各朝皇帝根據階級斗爭的需要採用頒發皇帝詔令的辦法作過某些變通，但基本原則與精神實質並無更改。

（二）「明禮以導民」，強調禮義教化的作用

明初雖然採用重典來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但並不放棄禮義教化的欺騙手段。在頒布大明律時，朱元璋明確指出「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這就是說，對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禮義來教化，使之放棄反抗斗爭，自覺地遵守封建社會秩序。對不聽教化而決意反抗的「頑民」，則用法律強制手段來鎮壓，以消除對封建政權的威脅。統治者認識到專用刑罰只能取得一時的社會穩定，教化才能達到長治永安。為體現這一思想，《大明律》卷首增列「八禮圖」和「五刑圖」，律文中規定了「存留養親」、「同居相隱」等體現禮法結合原則的內容。

基於上述認識，明初統治者根據階級斗爭的發展，巧妙地運用禮義與刑罰這兩個統治工具，把教化與鎮壓結合起來。具體到法律規定上，則表現為：明律一方面加重了對直接觸犯封建統治行為的鎮壓，另一方面減輕了對非直接觸犯封建統治行為的刑罰。例如，聞父母喪匿不舉哀，唐律流二千里，明律減為杖六十，徒一年。大明律的「輕其所輕，重其所重」的辦法，自然是以封建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為轉移的，這表明了封建統治與刑事鎮壓經驗的充分積累。

㈦ 明朝有哪些法律典章

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㈧ 明朝主要的民事法律規范有哪些

（一）所有權的規定

明朝從保護君主專制所賴以發展的經濟基礎出發，保護官僚、貴族、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從宋元以來，土地國有制打破，土地自由買賣，也不再實行均田制，所以明律廢除了唐律以來的「占田過限」的條款。這是封建社會後期地主經濟發展的結果，但也致使明代的土地兼並更加嚴重。目洪武至孝宗一百四十年間，自耕農士地畝數減少一半。

明初，通過核實田畝編造「黃冊」和「魚鱗冊」，確認了各種形式的上地所有權。明律禁止盜種、強種土地，以此保護土地的所有權。不論官田還是民田，都在保護范圍之內。「凡盜種他人田者，一畝以下答三十，每畝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荒田，減一等，強者，各加一等。系官者，又各加二等。花利歸官、主」。另外，明律規定，盜賣、換易、冒認及侵犯他人田宅者，分別答五十至徒二年。為保護土地、房屋交易的合法性，以及雙方的權利，又規定，典賣四宅應稅契，不稅契者，分別笞杖，罰沒一半價錢人官。

明律有關土地所有權的法律規定，比唐律明顯要寬得多。

（二）婚姻家庭制度

明律關於婚姻方面的法律規定，基本沿襲唐宋舊律。如父母的婚姻決定權，婚姻締結的要件，離婚條件的「七出」等。但明律所確認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基於時代的演進而有所發展。

其一，定婚時，有「殘疾老幼、庶出、過房乞養者」，要明確告知，然後再立婚書，依禮聘嫁。

第二，府州縣長官不得於任內娶所轄地區民女為妻、妾。

第三，不得收留在逃女囚為妻妾，否則治罪。

第四，不得強占良家妻女為妻妾，如強奪、奸占、或賣與他人為妻均處重刑。

明律在繼承方面強調嫡長子繼承製，立嫡違法者，杖八十。對財產的繼承，不論嫡庶，諸子平分。只有對戶絕財產，才由所生親女承受。寡妻無子守志者，繼承屬於亡夫份額。明繼承法較前朝詳密，反映了封建社會後期，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所帶來的財產關繫上的復雜性。

四、明朝主要的經濟法律規范有哪些？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安生養息」，恢復和發展生產，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措施，如嚴禁略賣良民為奴，解放勞動力；招誘流亡，移民開荒；興修水利，疏通河道；實行屯田；開發邊疆等等，由於得到法律的強制保證，這些措施推行得比較順利，封建經濟也因此得到了顯著的發展。與此相應，明代的商品經濟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制訂了許多相關立法，以加強對經濟關系的法律調整。富有特色的如下：

（一）工商禁榷制度

明朝繼承前代傳統，對鹽、茶採取買賣控制原則，《大明律》中規定有明確的《鹽法》、《茶法》。

鹽法的基本內容是：國家統銷，須專賣許可販售，嚴禁私鹽，不但禁私煎（制）、私販，買者亦有罪，罪止杖一百。特別注意懲辦監臨官吏等參與破壞鹽法的行為。

明中葉後制定的禁私茶的條例、比照私鹽條例處理。

（二）金融稅收制度

明律中專列有「錢法」和「鈔法」，以保證貨幣正常流通。

明政府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對投入流通的產品都依法征稅，並對匿稅者規定了刑事責任。明律中還對外貿往來的稅收有明確的「十稅一」的規定，這表明了維護國家稅主權的嚴正立場。

此外，明律對借貸、買賣及市場管理都有具體規定，並且大體內容與唐律基本相同。

明朝的經濟立法，反映了統治者力圖運用法律調整手工業和商業的意願，這對於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明初經濟立法的指導思想，是為中央集權制度造就雄厚的物質基礎，具體表現為削弱和打擊足以構成地方割據勢力的經濟力量，同時也貫徹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政策，使商人不可能形成舉足輕重的社會政治力量。在明朝的經濟立法中，還經常以刑罰的手段處理違反經濟法規的行為，這也反映了中國封建專制時代的法制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