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信仰

① 十八大四中全會理解依法治國,如何弘揚法治精神,法治信仰

法治精神和法來治信仰是法治的靈源魂，人們缺乏法治精神、沒有法治信仰，社會也就不會有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有當遵紀守法成為一種自覺、依法辦事成為一種習慣、恪守法律規則成為一種自然，才能使法治釋放更多的規則正能量真正的法律，從來都不是銘刻在銅表上，更不是印刷於華美的書卷中，而是駐守在每個公民的靈魂深處。

建設法治中國，不僅體現在公正高效權威法律制度的表面，而且彰顯於法治精神、法治信仰已經滲入每個公民的內心。只有當全體社會成員都把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理所當然的作為一種重要的生活方式的時候，法治中國也就悄然而至。執政黨依法治國、政府依法行政、民眾自覺守法，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也就會被自覺融入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之中，紓解矛盾靠法、解決問題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圍也就水到渠成。

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是建成法治中國的硬指標，而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是建成法治中國的真內涵。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建設法治中國的嘹亮號角已經吹響。 建設法治中國絕對不會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我們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努力樹立法治信仰，建成法治中國將不再遙遠。

② 法律信仰和法治意識的區別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說過一句話：「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許多人都知道這句話，都認同這句話。有人據此論證，若要建設一個法治社會，必須建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使法律成為人們的信仰。

③ 如何弘揚法治精神，樹立法治信仰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法治精神」是兩個內容互相銜接的科學命題。前者的關鍵在於強調法治的社會主義方向和基本原則，諸如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等；後者的關鍵在於強調全面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戰略思想和法治的普適精神。

實行法治，沒有完全相同的模式，在中國實行法治，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完全照搬。在遵循法治建設一般規律的基礎上，迫切需要研究和探索中國特色法治建設的途徑和方式。我國封建社會歷史較長，「人治」等封建思想有一定影響，注重綱常倫理使中國社會具有「關系社會」、「人情社會」的色彩，這都成為了法治建設的歷史和文化障礙。要從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傳統的實際出發，繼續尋找建設法治的可行途徑和方式，實現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唯有如此，在中國厲行法治，才能保持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才能維護社會安定與和諧，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我們所說的弘揚法治精神，就是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現代法治思想內涵全面落實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監督、公民行為和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等各個方面、各個環節上，協調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制社會建設，全面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諧。

我們所說的法治精神就是以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核心，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突出以人為本、人民主體、執政為民、社會和諧；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為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奮斗。

總之，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就是要把作為普適價值的法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實際有機地結合起來，深刻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充分認識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性、長期性、艱巨性，既要堅持法治的一般原則和觀念，又要根據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實際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堅持和有效地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全面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探索建設和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嶄新道路。

④ 如何強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維，帶頭學法尊法用法

1、要堅持帶頭學法，不斷提高法治素養。把學習憲法和黨章作為首要任務，原原本本地學，逐條逐章地看。把學習做好領導工作必需的法律法規作為關鍵所在，既要學習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也要本著「干什麼、學什麼」的原則，有針對性地學習與履行職責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堅持勤學、真學、善學，帶著問題學習，聯系實際思考，在實踐中靈活運用，推動學法常態化、制度化。
2、要堅持帶頭尊法，發自內心信仰法治。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切實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自覺性堅定性，增強在黨的領導下全面推進依法治省的自覺性堅定性，牢牢把握人民在法治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堅持憲法法律至上，大力弘揚憲法精神，切實增強憲法意識，帶頭抓好憲法實施，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把加強道德修養作為堅守法治的思想基礎，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弘揚中華傳統美德，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行引領社會風尚、培育法治文化。
3、要堅持帶頭守法，切實做到依法用權。把握權力邊界，按照「法定職權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要求，對已經明確的權力邊界，要嚴格貫徹執行；對權力邊界不清晰的，要抓緊依法界定清楚。堅持秉公用權，處理好情與法、利與法、權與法的關系，切實做到公正用權、公平處事。主動接受監督，習慣於在「聚光燈」下行使權力，在「放大鏡」下開展工作，確保權力在陽光下規范運行。充分發揮制度的監督約束作用，有針對性地立制度、建平台、定規矩，帶頭強化制度執行，主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4、要堅持帶頭用法，嚴格依法依規辦事。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想問題作決策，把合不合法、合不合規作為決策的前置審查條件，最大限度防止決策不當、決策失誤。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改革發展，自覺在法治基礎上凝聚改革共識，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風險，確保改革於法有據、蹄疾步穩。善於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從嚴管黨治黨，把黨章作為管黨治黨的根本依據，與時俱進加強黨內法規建設，落實主體責任，嚴守政治規矩，不斷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⑤ 如何讓法治成為信仰」徵文

大學，作為青年進入成人社會的預備階段，大學生經常在校園內、社會上看到與法治背離的情形。對此，不少大學生感嘆，法律的實踐效果與他們內心中的效果存在較大的差異，甚至存在以情代法、執法不嚴的現象，沖擊著青年人的法律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青年正處於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傳統的文化思想，加之，在教育體系內，法治教育並不充分，青年的法治信仰存在一定的「缺位」。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已經有這樣一種共識，「法治中國」是重要的途徑之一，也是保障的支柱。因而，作為未來國家建設的主力軍，如何讓法治成為青年的信仰就顯得至關重要。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說過一段膾炙人口的話：「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他將形同虛設。」對於法的重要性，一千個人就會有一千種解釋，各有側重。但可以肯定的是，讓青年具備法治信仰，一定是將法治從法律條文，內化為一種約束、一種責任感。絕不會逾越法律的底線，這是一種將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信仰。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裡。」當下的青年，雖然在中學、大學階段，學習了一定的法律知識，但是對於法治的認同還遠遠不夠。相對於冷冰冰的法條如何因勢利導，讓法制觀念直擊青年的內心深處就顯得至關重要。
目前，大學已經開設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課程，以增強大學的法律意識，同時也是德育課程的重要陣地。可是，在教學實踐過程中，不少老師對這門課並沒有「精耕細作」，有的學生甚至覺得上課有些「無聊」。作為教師，要在課程上下功夫，既不能對內容泛泛而談，也不能只講重點。試著運用理論＋案例的方式，讓課程成為法律常識課程的同時，也進行法治信仰教育。
畢竟，法治不是遠離現實生活的空中樓閣，法律條文也不能喚起人們的尊重。對於青年，只有讓法治的實踐與內心的標准產生「共振」，法治的魅力才能釋放出來，讓更多的人信仰。因此，讓法治成為青年的信仰，就不妨為青年提供具體的情景。比如，中學階段，學校完全可以徵求學生的意見制定校規，讓學生組織監督校規的執行。正如有人所言，法律就是解決紛爭、創造合作關系的程序。對於青年而言，讓法治要成為信仰，並非只是個別法律條文的理解，而恰恰是一種質疑。如此，在實踐中完善法治、理解法治、尊重法治，最終才能激起青年對法治的認同感，才能走出將法治等同於工具的誤區。

⑥ 法治信仰為什麼要根植於人民心中

因為目前我們國家是法治社會，國家推行全面依法治國。

⑦ 法律能否被信仰，是否應該被信仰

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方略，它是人類在歷史進程中經過共同努力和不斷摸索所取得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類共同的崇高理想，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法治國家，市場經濟首先是法治經濟。我國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向法治國家的目標邁進，法治國家要求國民對法律具有虔誠的信仰。當蘇格拉底被指控違反城邦宗教、瀆神和腐化青年等罪被判處死刑時，他雖然有機會逃脫，但仍然堅持一個公民必須遵守法律的信念，最終以身殉法。

法律不僅僅是一種規則、一種秩序和一種統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法律本身隱含著一種公平正義的價值，代表著一種理想信念。法律是公平、正義、道德、倫理的化身，是人類對理想境界和美好生活嚮往和追求的具體體現。法律雖然是生硬死板的文字條文，它生殺予奪、冷酷無情；但它冰冷之中包含著溫情，嚴厲背後充滿著仁慈；它懲罰是為了更好的保護，它限制是為了更多的自由。法律像陽光一樣普照著大地，像春雨一樣滋潤著萬物，它是人類真正的守望者和保護神，人類應當崇尚它，景仰它。我們需要對法律有信仰，法律才能給人們以正義、秩序、自由和福利。作為一名司法工作者，首先要有法律信仰，用法律賦予自己的職權為社會輸送公平和正義，化解社會的矛盾和糾紛。當公共權力受到法律全方位的監督制約、公民權利受到法律父愛般的呵護、人們合理的訴求得到充分的考慮和解決，法律的信仰將深入人心。

⑧ 為什麼要樹立社會主義法制信仰

要實現法治,必須讓公民和政府都信仰法律,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公民的民主政治參與。只有讓公民充分參與立法,法律才能切實反映不同社會階層的需要,才能迫使政府帶頭守法並成為公民的表率,才能促進反對者對法律的尊重和認同 □張千帆 理性人面臨的「囚犯困境」 眾所周知,法治要求我們不僅制定和執行法律,而且也得信仰法律；否則,法律規定得再好,也只是停留在紙上的「畫餅充飢」,法治還是實現不了,我們也得不到良法所許諾的種種實惠。沒有信仰,制度實踐就無法展開；縱然是良法,人們也有N種理由規避其執行,因為良法雖然對社會最有利,但是在具體適用過程中規避很可能會給特定當事人帶來更大的好處。環境保護法不是對社會很好嗎?事實上,良好的環境即便對於污染企業的老闆來說也是好的,誰不願意呼吸更新鮮的空氣、飲用更純凈的水呢?問題是如果老闆要為環保埋單,那麼他在權衡個人得失之後很可能就不幹了。更何況環保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事情,許許多多的污染企業都同樣處在一種「囚犯困境」之中:如果只是他一個人不污染,那麼他的工廠要花大成本更新生產設備,但是大家還是照樣排污,環境質量並沒有改善；反之,如果大家都不污染,那麼他一家企業污染也不足以破壞環境,那樣的話他又何不「搭便車」——免費享受別人自覺守法的成果,自己繼續維持低成本生產和排污?因此,無論別人怎麼做,規避法律對於自己都是最有利的；所有老闆都這么想,自然就沒有人願意做自覺守法的「傻瓜」,個個都想方設法規避法律實施所帶來的成本。 不錯,我們是有執法的,納稅人供養政府執法部門的目的也正在於強制執行那些個人不願意自覺遵守的法律。然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環保部門前來執法,污染企業自有全身而退之道。老闆請客美餐一頓,再送上一定數量的「紅包」,很可能就能「擺平」執法者。要知道,執法者也不是鐵面無私的機器,而是有七情六慾的人,他為什麼要一絲不苟地秉公執法?只要單位不知道、領導不追究,他經辦的事情不出引起社會關注的大事,他又何不多得一點好處,對執法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即便上升到職業道德層次,執法者多少也處於和老闆同樣的「囚犯困境」:大家都這么做,難道靠你一個人就能把社會管好嗎?既然一次秉公執法救不了環境,一次不執法也毀不了環境,那麼又何必跟別人和自己較真呢? 由此可見,純粹的理性人是不會自覺守法或執法的,法律信仰正是讓我們變成不那麼「理性」的守法者或執法者。如果我們的企業老闆信仰法律,那麼環境保護和勞工保護問題自然都迎刃而解了；如果我們的執法者信仰法律,那麼即便理性自私的老闆們不自覺守法,也可以通過嚴厲懲罰使違法變得不「理性」,從而迫使他們就範。非理性的信仰幫助我們打破理性人面臨的「囚犯困境」,最後實現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勞工保障、禁用童工等理性的社會價值。 如何培育法律信仰 問題在於,如何才能讓我們這些理性人信仰法律呢?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就和宗教一樣,信仰幾乎是「天生」的,我們從小受過的教育、目睹的環境乃至家庭傳統都對我們的信仰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逐漸形成了可能伴隨自己終身的價值觀念。一旦形成,價值觀是很難改變的。因此,一個法治環境顯然更有利於培養守法習慣,人治傳統則正好相反。但是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雞和蛋誰先誰後的兩難問題:在一個人治傳統深厚的社會向法治轉型的時候,法治環境還不存在,公民還沒有養成自覺守法的習慣,自私逃避的行為普遍存在,每個人都套牢在不守法的「囚犯困境」中；法治環境需要守法的公民去締造,而守法的公民則需要在法治土壤里培育出來。這是否意味著人治社會將永遠停留在人治,不可能過渡到法治時代?我們當然也沒有必要那麼悲觀。 如果存在先天的法治環境,法治信仰固然獲得了得天獨厚的土壤,但是即便這種信仰先天不存在,也不是說後天不可能培養出來；否則,世界上第一個法治社會是如何產生的呢?如果我們不接受「血統論」、「宿命論」或「上帝選民論」的話,那麼我們就得探討如何培育法律信仰。為此,我們首先要問法律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既然已經脫離了信仰形成階段,成年人是不會因為思想政治教育而改變基本成型的價值觀的；無論在道德上如何強調守法的重要性,每個理性人在輪到自己的時候還是照樣感受到規避法律的自然沖動。要克服這種沖動,只有依靠每個人內在的道德力量,讓守法成為個人道德戒條的一部分,讓個人在面臨違法沖動的時候產生愧疚、恥辱和不安。久之,個人在面臨法律成本的時候就不會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搖擺不定；只要法律並不違背自己認同的基本價值與原則,那麼即便法律對自己不利,每個人還是會義無反顧地遵守法律。 然而,我們呢?或者說,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可能信仰法律?我們會信仰納粹時期通過的迫害猶太人的法律嗎?當然不會,因為這些法律在我們看來是非正義的；既然我們的道德觀念從根本上排斥這類不合法的「法律」,信仰自然也就無從談起了。因此,法律信仰的第一個基本條件是法律本身的實質正義,也只有公正的法律才值得信仰。如果不公正的法律規定並不是偶然個案,而是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常見現象,那麼公民壓根不會對整個法律體系產生信任和信仰,我們也沒有理由信仰或要求別人信仰這樣的法律。 更重要的是,實體正義是以程序正義為前提的,不公正的立法程序往往產生不公正的法律。如果立法機構不是經過選舉產生的,或選舉過程存在致命缺陷,或候選人和選民之間不能進行自由和充分的交流,以至立法者不能代表選民的基本利益、不知道選民需要他做什麼或因為欠缺合理機制而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那麼這樣的「立法機構」所制定的法律往往不符合社會需要,而社會需要它制定的法律則往往不能及時出台。這樣的法律體系也很難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尊重、服從和信仰,法律條文將形同虛設,違法和規避行為比比皆是、防不勝防。 公正的程序本身就帶有巨大的道德威力,而這種力量遠超過政府的強制執行力；一旦法律有廣泛的民意和輿論作為後盾,其道德正當性是任何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所不能比擬的。 最後需要有公正的民主立法程序,也就意味著政府的其他權力也受到人民的有效約束。代表民意的立法機構不僅會更有效地制定符合社會需要的法律,而且也會更賣力地監督行政執法。在民意監督下,政府的任何部門都不敢貪贓枉法、為所欲為,而爭先恐後地搶著做依法守法的表率,為人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中國老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其實在任何國家,政府都發揮著一種表率作用。如果負責立法、執法和司法的政府本身都不守法,普通公民對政府行為乃至重要法律缺乏基本信任,那麼我們又如何讓公民信仰法律呢? 總之,要實現法治,必須讓公民和政府都信仰法律,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公民的民主政治參與。只有讓公民充分參與立法,法律才能切實反映不同社會階層的需要,才能迫使政府帶頭守法並成為公民的表率,才能促進反對者對法律的尊重和認同——一言以蔽之,才能使法律成為我們尊重和信仰的對象。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立法進步不小,但是法治進步卻因為執法不力、司法不公而遇到了瓶頸。原因在於我們並不真正信仰法律,而根源則在於民主政治參與仍然受制於種種制度局限。只有消除制度障礙,中國法治才能進步,我們才會真正信仰法律。

⑨ 如何讓法治成為國民信仰

伯爾曼有句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亞里士多德認為，構成法治要素的「法律」必須是「良法」，而且這種「良法」必須被國民所信奉，所遵循。「我們應該注意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依然不能實現法治。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一種不可能喚起民眾對法律不可動搖的忠誠的東西，怎麼可能又有能力使民眾普遍願意遵循法律」？顯然，伯爾曼所主張的對法律的信仰實際上是指對良法的信仰。綜上觀點，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必須被國民信仰，且被國民信仰的法律只能是良法。而一個國家的國民有良法可依、可循，且國民都信仰良法，遵循良法，這個國家就是法治國家了。既然作為國民信仰的法律只能且必然是良法，而國民普遍信仰和遵循良法就構成法治，那麼，國民對法律的信仰實際上就是對法治的信仰。
國民為什麼要信仰法治，因為法治優於人治，法治能限制公權力的膨脹、濫用、腐敗，為國民提供民主、權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平等、安定、可預期的秩序，提供環境、生態保護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沒有法治，人們就要面臨和經受很多苦難、災難。過去人類在幾千年的社會里，受人治之苦、之難已經是夠多的了。人類從自己的經歷、經驗里應該深深感受到法治對自己的意義、價值，人們信仰法治應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現實並非如此。我們的許多國民，包括一些擔任國家公職並不信仰法治：有法不依，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信訪不信法。有些國民，雖然在一些時候、一些場合也依法、守法，遇事通過法律途徑、法律方式解決問題，但他們並非相信和信仰法治，他們依法、守法，走法律途徑、循法律方式辦事，只是在一定時候、一定場合迫不得已做出的選擇，或僅將之作為一種博弈的策略。只要有非法律途徑、非法律方式可選擇，並可能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他們會首選其辦事和解決他們的問題。

⑩ 如何讓法治成為信仰

如何讓法治成為信仰?在人治傳統根深蒂固的中國，這的確是個難題。信仰法治，關鍵是要消除人治。因為法治的對立面是人治以及人治背後的封建文化，正是人治封建傳統阻礙了法治。破除封建人治意味著，不僅要破除封建特權的思想，還要觸動某些特權者的利益，不僅要建立平等民主的文化制度，還要清除封建等級制的思想基礎。應該看到，社會不會自動接受法治，特別是當法治與人們的傳統觀念和自身利益發生沖突時，人們自然會選擇已經習慣了的人治，故而法治之路依然漫長。

雖然法治信仰的形成過程異常艱難，但不是沒有希望。只要我們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全力推進法治宣傳教育，努力建設法治國家，營造法治氛圍，法治的種子總有一天會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法治信仰必將形成。具體而言，離不開以下幾個前提：

首先是領導幹部率先垂範。如果執政者意識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夠率先垂範的話，整個社會的法治氛圍很難形成。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員的一舉一動影響著整個社會。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公正司法、立法機關科學立法，這些都是影響法治信仰的重要因素。比如上訪就是封建人治文化的產物，消除此類現象，就必須使領導者意識到這種人治方式的弊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

其次是媒體要理性傳播。媒體是信息的傳播者，是培育法治文化樹立法治信仰的關鍵一環。媒體的理性和規則意識、自律和責任擔當，對整個社會形成法治信仰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新興媒體快速發展的今天，其影響力不可小覷。媒體的導向很重要，現在有些媒體對明星八卦過度熱衷，但對關系民眾基本權益，關系社會正義與良知的社會問題無動於衷。只有當媒體展示真相、客觀表達、嚴守規則、維護公義的時候，社會才能恢復理性、尊崇法治，我們期待的法治信仰才會形成。

三是學校要承擔起教育責任。文化的養成不可能速成，必須從小灌輸、教育、訓練。法治信仰涉及三觀，只有通過家庭的耳濡目染，教育機構的長期努力，全社會的共同推進，才可能逐漸形成。尤其學校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現在所有學校都開政治公共課，但是最需要的法治課卻遲遲開不起來。學校應該把法治課作為必修課，讓每個學生從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強規則意識、程序意識、責任意識和誠信意識，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長。

四是民眾要理性表達和行動。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礎在廣大民眾。當「中國式過馬路」、「信訪不信法」、「走關系」強於「走程序」大行其道時，我們就必須反思，是什麼力量讓規則失效，是什麼力量讓理性缺位?為什麼人們不願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按照法律渠道解決問題呢?為什麼人們遇到熱點問題就無視規則競相從眾?如何才能保持理性按規則行事?這值得我們認真思考，也是法治信仰形成過程中每個公民的責任。

五是法治信仰還需制度保障。比如美國的信用體系是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號是全國統一的公民唯一的證明記錄，考試作弊可能就是一個污點，商場偷東西也成為污點，人一生中不斷累積的這些污點不僅影響著繳納保險金額的高低，還影響未來的職業選擇，影響政治前途。社會信用制度對人的行為和習慣有明顯的規范作用，其後又有強大的威懾力保障。由於信用體系不健全，執法者和相對人都缺乏有效約束，甚至可以說生產銷售假冒偽劣產品是執法隨意和腐敗造成的。社會信用缺失本質上還是制度缺失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形成法治信仰還有賴健全並落實各項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