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化論文
『壹』 怎麼寫法制論文
現行流浪乞討人員治理的價值困境及改革對策
【內容提要】流浪乞討人員的大量涌現是近年來一個比較引人關注的問題，為了更好的實現對流浪乞討人員的管理，各地政府先後制定了相關的規章，同時也採用了一些救助管理的辦法。這些管理行為在存在正當性的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法律和價值方面的困境。筆者試圖從整體上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通過對流浪乞討人員相關治理歷史、政府治理原因、現行治理中的價值困境的分析，得出政府應該堅持法治原則，通過多方面的努力來解決這一問題的結論。
【關鍵詞】流浪乞討人員 政府管理 遷徙自由 法治原則 公民權利 社會保障
2003年《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正式生效，為了更好的貫徹相關法規，落實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管理工作，各地先後出台了一些地方性規章。其中以北京率先將流浪乞討等行為定義為「禁止性行為」為標志，新一輪針對流浪乞討人員治理的行動宣告開始[1]。然而在實際治理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問題，這種問題集中表現在政府治理流浪乞討人員方面存在著一些價值困境，同時政府現行的管理辦法也有一定的弊端,筆者試圖對這一價值困境展開分析,並給出相應的解決辦法.
一、現階段政府治理流浪乞討人員的價值困境。
目前政府的治理行為，主要源於流浪乞討人員爆炸性的增長對城市的管理已經構成了現實的重大影響，而且各地制定相關的救助管理實施辦法也是為了更好的貫徹國務院和民政部新的《救助管理辦法》及其細則，為了更好的落實對城市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的管理，加強社會救助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從各地出台的相關規定來看，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分工和適當限制也相對合理。【2】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在相關法規的制定上，無論是程序，還是規章的內容都具有很大的正當性。而且其中對救助管理具體實施過程中的詳細規定，也使相關法規能夠得到較好的執行（例如：各地都區分了對不同救助對象的具體救助辦法，以及相關部門，人員之間的分工和協調問題）。應該說，如果認真的貫徹各地的相關規定，對城市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無疑會取得實質性和建設性的進展。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規章的實際執行中，這種合理性卻發生了岐變——即規章自身文字層面上的正當性和規章實際隱含的目的以及規章具體實踐層面產生了巨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現階段流浪乞討人員治理中價值危機產生的原因。
筆者試圖從其隱含目的和實踐操作兩方面對這一價值困境進行分析。
（1）、救助管理中將流浪乞討人員遣送回原籍實際上是阻止流浪乞討人員遷徙自由的行為，這一行為的正當性有待商榷。
現行《救助管理辦法》於2003年開始實施，其實施標志著中國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治理實現了從「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重大轉變。從立法上來看，《救助管理辦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在於對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實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權益，完善社會救助。在具體操作上，也比原有的《收容遣送辦法》有了較大的改進。然而其依然秉承了原有法規對流浪乞討人員治理的臨時性，遣返性的特點。尤其是其中遣返性的特點涉及到限制公民遷徙自由這一基本憲法性權利。盡管現行憲法沒有明確提到「遷徙自由」，但依據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可以推出遷徙自由這一憲法性權利。而且各國的憲政實踐也證明遷徙自由是國家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它直接關繫到公民的生存權利和發展權利。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遣送，無疑妨礙了公民遷徙的自由，也自然是違背憲法的。政府在治理流浪乞討人員的過程中，可以有相應的規范和限制，但這種限制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框架內進行。由於中國目前經濟、社會狀況的限制，要求政府對所有的流浪乞討人員進行妥善的安置存在困難，但政府在制定相關的規定時必須考慮到憲法賦予公民權利以及保障遷徙自由對一個統一的法治國家所具有的重大意義。「憲法為國家的政治統一提供了法律框架，而遷徙自由是政治統一的必然結果，它將不同地區聯合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在這個意義上，遷徙自由不僅是一項個人權利，而且對國家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國家憲法必須保證體現於公民權和遷徙自由的國家統一不會被形形色色的地方限制所割裂」【3】
「在我的國家我可以自由行走」不僅是一種話語上的宣昭，也是公民認可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一部統一的憲法的行動體現，這是一個法治國家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權利，也是政府所應為的最起碼責任。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便地方為了實現這種權利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但這種代價如果是為了國家的統一，憲法的統一，那麼這種付出無論多少都是合理的。
（2）、救助管理實施過程中劃定禁討區的行為其正當性有待商榷。
從各地的規章來看，絕大多數地方沒有劃定禁止乞討區域的文字規定。【4】但在實踐過程中，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行為上或者區域上的限制卻相當普遍。筆者將從三個方面對這一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分析。
1、禁止乞討區域或者對合法乞討行為進行限制是對法律、法規的一種違背，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違法行為。
《憲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劃定禁止乞討區域或者是從行為上對流浪乞討人員限制是對公民這一憲法區權利的侵犯，也是對流浪乞討人員行使憲法賦予權利的一種阻卻。因為流浪乞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或者殘疾、以及沒有勞動能力的兒童，對其進行限制自然構成對憲法的違背。《救助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國家鼓勵、支持社會組織和個人救助流浪乞討人員」，政府對流浪乞討人員劃定禁討區，或者限制乞討行為明顯與該條鼓勵救助流浪乞討人員的立法精神不符，而且也實際上妨礙了他人救助流浪乞討人員的合法權利。第三、由於行政行為自身的特點決定了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合法性原則。也就是任何一種行政行為必須在法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行使才能具有合法的效力。既然各地在制訂流浪乞討人員管理辦法時沒有規定劃定禁討區或者對合法乞討行為一概禁止，那麼行政主體所做的限制行為因法無明文規定而自然無效，而其實施對流浪乞討人員權利的侵犯因無效也構成了違法。
2、劃定禁止乞討區域或者對合法乞討行為進行限制存在著法理上的不足。
在一個重視和保障人權以及自由的法治國家裡，任何公民都享有其所應有的權利。這種權利不僅限於法律規定，而且部分來自道德范疇。法治國家的精神使人民有理由相信，任何限制公民權利的規定都有可能違背法律。政府在制定規則時可以基於其自身判斷確定那些權利應該受法律保護，那些權利應該被法律限制。但對公民權利的限制應該遵守兩個基本原則：（1）、只有社會其他成員的個人權利才是與公民享有的權利足以對抗的權利。（2）、只有將要發生的普遍公共利益，而不是可能發生的普遍公共利益才是阻卻公民權利的充分理由。【5】因此政府對流浪乞討人員進項限制必須至少具備兩個理由：（1）流浪乞討的行為已經對社會其他成員的合法權利造成損害或者構成威脅；（2）流浪乞討人員的行為已經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是普遍公共利益。事實上，至今政府沒有足夠的理由證明流浪乞討人員進行乞討的行為已經對公民的財產權利或者人身自由造成侵害。在現實生活中，施捨者基於同情而施捨的財產顯然是一種自願行為而不是對其財產權益的侵犯，而公民在公共場合、主要街道依然享有自由行走，自由購物、休閑的權利，而並非因乞討者的乞討而構成了限制。當然對於乞討中的非法討要、搶奪、偷竊等行為已經構成了對他人合法權利的侵犯，自然應該堅決打擊。這也體現了各地政府制定法規時的合理性。
那麼能否以流浪乞討行為中存在諸如非法討要、搶奪、偷竊、欺騙等非法行為便禁止所有的乞討行為呢？答案顯然是不能，因為假如按照這種邏輯那麼社會上的幾乎所有行為都應該被禁止了。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某種行為中的部分違法因素並不足以影響到整體行為的效力，除非這種非法的比例已經達到足以顛覆整體行為合法性的地步。自然我們也不能因為流浪乞討中的部分非法因素而應然的推斷這一行為整體非法。目前政府劃定禁止乞討區域的理由主要是此類行為有礙城市形象，影響社會治安，或者是違法乞討行為屢禁不絕（可以參見各地制定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根據）。但這種理由只是一種推斷或者說是一種猜測，而不是具體的實證分析。也就是說還是可能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將要發生的事情。在政府不能充分論證流浪乞討行為的危害性之前，流浪乞討行為可能發生的後果還處於未知狀態，我們自然沒有理由去推崇流浪乞討這種行為，但同時也沒有理由宣布這種行為為非法而予以禁止。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斷然的認為流浪乞討行為為禁止行為至少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3、劃定禁止乞討區域或者對合法乞討行為進行限制存在著道義上的不足。
我們無法否認的是，現階段政府加強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治理部分源於社會整體排斥心理的影響。城市居民對外來人員的排斥（包括流浪乞討人員）很大一部分源於城市就業的壓力，社會保障水平等現實因素的影響。這種歧視從城市居民對貧困的態度就可以看出，據調查，有69.1%的被調查者認為貧困問題時自身造成的，只有22.4%的人認為貧困是社會原因造成的。在涉及政府是否應該對此類人員救助時，約40%的被調查者認為不是政府的義務，而是政府出於社會穩定的考慮，甚至還有少部分人認為政府不應該救助。【6】
正因為政府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限制部分是順應社會整體排斥心理的結果，政府頒布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治理的規章大大降低了政府所承擔的風險。現階段，司法對政府制定的各種規章或者條例還沒有審查的權力，依據行政法的規定，對於政府抽象行政行為，公民沒有起訴的權利。事實證明，假如司法對規章之類的規范性文件沒有審查的權力，而依靠人大備案只是一種事後監督，依靠上級和人大以及群眾監督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的情況下，那麼政府制定侵犯一部分人合法權利的規章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便僅僅是道德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將絕大多數民眾帶有歧變色彩的社會排斥心理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強化，政府的道德風險便會降到最低點。而且以一個龐大的政府和一個絕對多數人對法律還缺乏必要的熱情的社會氛圍來分析，這種道德壓力又進一步得到了分解。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制定這類法規的原動力便會得到強化，因為這幾乎是一種超利潤的行為——既防止了地方福利的流失，又不需承擔本身應該承擔的風險。這也是各地禁止乞討如火如荼的原因之一， 同時這種彼此的學習效應和承擔風險的一體化也降低了原來就少的可憐的風險，或者是壓力。
在一個沒有多元對抗文化的社會中，流浪乞討人員幾乎沒有話語權，也沒有可以為其辯護的代言人。也許有學者可能會辯解：憲法以及法律規定了公民享有監督政府、發表自身言論的權利，但事實上，法律的規定與實際的存在向來都會有巨大的差距。試想：一個經濟上毫無地位，而生活上又依靠他人的救濟消極生存，道德上承擔著巨大壓力的群體，有多少動力去聲明自己的權利，即使聲明又有多大的話語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是政府承擔風險的降低，另一方面是流浪乞討人員話語權力的喪失，政府在制定相關法規或者是實際執行過程中幾乎不承擔風險。但這種不承擔自身應有的風險的行為本身便是不道德的。作為社會權力的集中實行者，政府有責任維護其每一個成員的合法權益，而不論其經濟社會地位如何。在資源的配置上，政府更應該講求公平和公正。在引導社會意識上，政府應該做到善良和理性。民眾可以依據其無知而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歧視，但政府不能順應這種無知，相反，卻是應該通過制定規則，通過實際的行動來削弱這種歧視，達到社會公平，維護社會正義。這是一個有為政府最基本的責任。
二、對流浪乞討人員治理的建議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政府在規章層面上做到了應有的公正，但謔導手蔥兄腥匆蛭�髦衷�蚨�薹ㄊ迪止����閉��謐齜ㄉ隙粵骼似蛺秩嗽鋇南拗剖遣緩鮮實男形�R虼擻斜匾�韻衷謚釗綞粵骼似蛺秩嗽苯�星菜突蛘呋�ń�蠱蛺智�虻刃形��泄嬤疲��備ㄒ雲淥�侄我勻繁6粵骼似蛺秩嗽鋇鬧衛砟芄蛔齙膠戲ā⒐��⒂行А1收呷銜�梢源右韻錄阜矯孀銎穡?
1、堅持依法行政原則,認真貫徹相關法規規章的規定.
法治國家的最基本原則之一便是要求行政主體做到依法行政。在具體實踐中,政府的一切行政行為應該依法而為,受法之約束.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管理是政府行使其行政管理職能的一個體現,這一行政行為自然應該堅持依法行政原則。既然國家和各個地方都有相關的法規或者規章，而且這些規章自身基本符合法治精神，那麼行政主體在具體管理中便應該遵守這些規定，而不能做出法規或者規章規定之外的行為——例如劃定禁止乞討區域，或者類似的限制性規定。
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不僅應該遵守依法行政原則，也應該堅持行政便民原則和行政公開原則。目前，各地限制流浪乞討人員實際上使用的是一種「潛規則」——即以救助管理為名而實際上限制流浪乞討人員。這種潛規則的使用盡管是部分的，不足以影響目前治理工作整體的良好狀況，但也對各地規章或者立法宗旨構成了現實性的威脅。這種潛規則的使用，違反了行政公開原則，應該引起各級政府主管部門以及相關監督部門的重視。在治理流浪乞討人員時，相關職能部門應該認真貫徹相關法規、規章的規定，堅持自願、合理、便民的一些基本原則。只有這樣才能使各地的規章落到實處，真正起到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和管理。
2、司法權力應該為流浪乞討人員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濟。
正如前文所言，地方規章整體上體現了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管理的立法宗旨，而在實際執行中部分發生了歧變。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行政機關應該對此類行為加強監督，而且司法機關應該在流浪乞討人員合法權利遭到侵害時為其提供必要的救濟。具體做法可以主要包含兩個方面：（1）司法權力對地方規章涉及違反法律、法規宗旨或者規定的享有審查的權力。（2）對行政主體的侵犯流浪乞討人員合法權利的行政行為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濟。需要強調的是，司法權力為此類人員提供司法救濟應以必要為限，而不得違反司法權力自身消極性的特點——即司法部門不能主動干涉或者引導有關人員對行政機關進行訴訟。
另一方面，鑒於流浪乞討人員自身的特點，目前的法律援助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
3、建立、完善農村社會保障
流浪乞討人員的大量涌現，從根本上說體現了城鄉經濟的巨大差異從社會保障水平上來看，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為15％，而農村只佔有0.18％，城市人均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是農村90倍之多。在目前所能及的范圍內，想要解決這一問題，最可行的方法便是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只有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減弱城鄉社會保障水平的差異，才能使流浪乞討人員最大可能的降低。這也是目前解決流浪乞討問題的一個最有效的方法。對於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制，目前學界有不同的說法，比較有影響的主要有兩類：(1)。以土地換保障。(2)。加強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具體做法有：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及救災制度;盡快建立農村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制度。【7】
4、強化財政撥款制度，實行激勵機制.
現行對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主要有三個特徵： (1)臨時性;(2)遣返性;(3)無償性.這種特徵在存在合理的同時,也有其弊端,主要表現在救助管理的臨時性和遣返性無法真正解決流浪乞討人員的生存問題。治理流浪乞討人員從各地來看是其地方管理的問題,將此類人員遣返會減少當地的社會壓力。但從全國范圍來看,這種遣返並未解決問題——流浪乞討人員並不會因為遣返而減少，政府在遣返過程中並未解決問題，相反卻因遣返增加了管理成本，這種行為從整體上來說是不經濟的。但各地為何還有積極性去從事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救助管理的經費是由各地財政支付，也就是說流浪乞討人員實際上是在消費地方的社會福利 。事實上，很多流浪乞討人員進入城市便源於「福利移民」的潛在誘惑。由於城鄉經濟的巨大差異，以及城鄉社會保障水平的反差。很多人乞討的錢可能要比自己在家鄉的勞動收入高得多。【8】而且伴隨著政府治理理念和服務方式的轉變，流浪乞討人員享受城市的部分福利待遇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在目前的情況下，既要做到對流浪乞討人員的合理救助，又能激發地方治理的積極性，筆者認為比較可行的辦法是由中央財政對地方救助管理工作進行一定的補貼，在具體補貼上實行傾斜支持。對救助管理壓力比較大的城市，中央財政可以撥付較多的款項，而救助管理壓力較小的城市可以適當的減少經費。同時對救助管理機構由省級政府統一協調，合理布局，以期使有限的救助管理經費在使用中做到經濟、效能。
另一方面可以將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管理納入當地政府部門的政績考核指標之中，確立激勵機制。這樣便於救助管理工作的開展，也會為流浪乞討人員治理提供一種動力。
5、放寬慈善機構進入標准，發揮慈善機構救助作用。
據統計，2002年我國慈善公益組織大約有100多個，而在1998年美國政府僅豁免稅收的慈善機構就達120萬個【9】。中國的慈善事業遠遠落後於外國，而且大多數慈善機構並非社會組織而是政府的官辦組織。《救助管理辦法》規定：「國家鼓勵社會和個人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因此，加強慈善機構對此類人員的救濟，廉價的收集社會愛心，無疑也是解決流浪乞討人員問題的一個比較現實的方法，事實上，在歷史上，諸如英國之類的國家在濟貧問題上便一直走的是政府救濟與社會慈善救濟想結合的道路，而且最終效果很好。在實際操作中，政府應該降低此類機構進入的標准，為其運作提供較好的法制環境，鼓勵和扶持慈善機構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
流浪乞討人員的治理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問題，由於其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人權保護狀況，憲政實施程度以及政府治理理念。因此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治理必須堅持法治原則，從公正、合理、有效的原則出發，通過多方面的努力來解決。在具體操作中，應該不斷針對治理過程中的具體問題有針對性的調整治理方法，相信經過政府的不斷探索和努力，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治理會不斷取得進步。
注釋與參考文獻
[1]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有北京、上海、雲南、重慶、蘇州、南京、常州、廣州、深圳、珠海、成都、長沙、沈陽、西安、鄭州等省市出台了針對流浪乞討人員進行救助管理的辦法或者劃定了「重點救助區域」。
【2】這種相對合理主要源於對規章本身文字價值的判斷，各地的限制性規定（按照規定應當處罰的）主要包括以下幾類：1、在重要公共場所擾亂社會秩序的；2、影響交通運營安全的；3、偷竊、詐騙、搶奪、拐賣兒童、參加黑社會性質乞討團伙等犯罪行為的；4、以暴力、威脅等手段妨礙執法的。
【3】張千帆：《流浪乞討人員遷徙自由及其憲法學意義》，《法學》2004年6月，54頁
【4】目前在規章層面上明確規定劃定或者允許設定禁討區的主要有雲南省、南京市，例如南京便將14個區域設為「重點救助區域」——即所謂的禁討區。
【5】參見德沃金：《認真對待權利》，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243～270頁。
【6】楊立雄，2004
【7】】楊翠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差異及統籌改革思路》，《浙江大學學報》2004年3月，12~20頁
【8】管健：《職業乞丐現象透析》，《社會》2004年6月54～57頁
【9】贛濟香： 《「禁討令」出台的深層原因》，《中國社會導刊》2004年5月，18~19頁。
『貳』 寫一篇以法治建設為主題的論文
制約我國法治建設前進的因素
我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傳統的文明古國，曾經的輝煌文明造就了我們這個優秀而偉大的民族。在現代化建設的今天，中華民族也正在不斷創造著人類的輝煌歷史。這其中就包含了我們的法治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當然，法治建設在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遇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和干擾。本文將就此問題做一個初步的探討。
從中國目前法治建設的基本現狀來看，我們感覺有以下幾大因素嚴重製約了中國法治建設的進行：
第一、我國的司法不夠獨立，各級共產黨的機關和行政的司法的干預過大。
除全國人大在立法方面較為獨立之外，各級司法機關均被置於黨委和政府的控制之下。這些司法機關的財務、人事等方面的權力都掌控在地方黨委和行政的手中。因此在涉及國家機關和黨政要人違法時，這些機構在行使職權時常常感覺阻力巨大，甚至工作人員都不敢涉足。這樣就造成了地方黨政部分的法律盲區，我們國家在市場經濟時代出現的諸多腐敗案件，制度的根源也就在此。
第二、經濟發展的嚴重不平衡，使司法公正的天平無法實現真正的平衡。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在實際的司法過程中，廣大的貧困階層最需要法律的保護和幫助，由於經濟的因數，他們無法支付高昂的訴訟費用而被迫選擇忍受傷害和侵犯。當這種忍受達到一定限度時候，他們會為採取一些極端的手段來解決侵犯和傷害，從而成為法律懲罰的對象。因此，法律對他們來說就成一種專制的工具。從這一角度來說，法律實施過程中根本談不上「平等」。
第三、中國傳統的法文化嚴重製約我國法治現代化的進程。
我們國家有5000年的文明，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對國民的影響巨大。在處理日常的法律關系或相關問題時，我們常常習慣於 「私了」、「算了」，這樣的行為模式一方面使個人的合法權利得不到保證；另一方面，由於大多數人的讓度，使得公共利益的維護和自覺遵守無從實現。因此在我們國家經常出現公共權利受到侵犯而無人出面制止，大家都憤憤不平但又都選擇忍氣吞聲。
以上我從法律制度、社會經濟和文化三個大的方面分析了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挑戰，當然，中國法治建設的發展，決不僅僅受這些因素的制約。
挑戰就在眼前，當我們正確的把握和認識了挑戰，相信在各方面的努力下，我國的法治建設比較實現長足進步和發展。
『叄』 法治伴我成長 論文
從呀呀學語到幼兒園，從a、o、e到難解的x、y、z,無論是年少，還是成年，法律一直伴隨在我們身邊。法律，對我們來說不僅不陌生，還可以說是非常熟悉，可是就是這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事，不能再熟悉的字，你一旦沖撞了它，滋味也不是好受的，
有資料表明，青少年觸犯法律的人數，每年都有所增加。其實，只要我們從小樹立起強烈的法律意識，長大了就不會去觸犯它。
青少年違法犯罪事件數不勝數，在此，我想給大家說幾個真實案例。
2008年9月25日，倉集鎮召開了一次公開處理大會，其中一個叫xxxx的，正處於花季般的年齡，卻因犯了詐騙罪而被依法逮捕。看到這一幕，我驚訝萬分，一個充滿陽光的青少年，正是青春年少、含苞欲放時，不是應該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努力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嗎？可此時的她，以後只能在不見天日的牢房裡對著牆壁後悔、傷心。我知道，如果她年少時就能夠重視法律，樹立起強烈的法律意識，那麼她還能在花季般的年齡時進入那陰暗潮濕的牢籠嗎？
在這次會上，還有一個叫xxx的，也是一個青春活力的中學生年齡，卻因搶劫罪而被逮捕。看著他在台上無助的眼神，我在想，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如果他在第一次借錢不還時就能夠醒悟，那麼事情還會發展到今天這個結局嗎？
通過這兩個實例，我不知大家有何感想？我只想告訴大家，法律陪伴著我們，也時刻提醒著我們，不要妄想沖破法律的約束，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你觸犯了法律，就不會逃過法律的制裁，我不知大家是否想過這個問題，我們是祖國的未來，是家庭的希望，如果我們有一人觸犯了法律，可知道將有多少家庭破碎，多少親人傷心？！
我們是一株幼苗，那麼青春就是我們綻放的花朵，不要以為花開花落，人之常情，關鍵是花開的要盛，要艷。花兒是脆弱的，任何一次小的風雨，都可能會使它的花瓣凋零；花兒是勇敢的，只要堅定決心，守住信念，即使花落了，也會有重新開放的那一天。就像人一樣，從小隻要堅定自己的法律觀念，那麼長大又怎麼會無視法律的約束？！如果你能夠堅定信念，再大的誘惑利益都不會讓你觸犯那神聖的法律。
從小到大，法律總是陪伴在我們身邊，像是一口鍾，時時向我們敲響，法律是鐵面無私的包公，不會對任何觸犯它的人手下留情。
法律伴我們成長，法律常在我們心中，讓我們的生命之花綻放異彩，讓我們的生命之果，沒有一點瑕疵！
『肆』 德治與法治的論文
摘要：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依法治國、舉措而已」、「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人類關於法、德的經驗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義與構成，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法治離不開道德。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必須加強道德建設。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關鍵詞：法治；德治；社會控制模式引言：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概括起來講，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一、法治的含義、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在英文中，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依法統治」、「通過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並堅決貫徹實施，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即所謂「依法治國，舉措而已。」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使法、勢、術相結合；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即所謂「君尊則令行」，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合理的社會，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在現代社會，所謂法的普遍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實質是法律至上；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也即法的正義性。隨著法治的實踐展開，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規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即權力控制與制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同時，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⑸進入帝國後，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中世紀，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⑹近代以來，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不論其行使者是誰。」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展開，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從而使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來，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筆者認為，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中國自孔子開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在中國，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推行「禮法結合」，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改為第二等的選擇：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這樣，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但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種理想，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第一、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但不是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很難想像，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歷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時，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例如，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第二、法律應具有道德性，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事務繁多。按西方的設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意識、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呈現出不確定性。再次，憑藉輿論和內心，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確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同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但法律絕不是權力，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統性和強制力，使它在與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競爭中，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雖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但間接來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良法具有道德性，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從道德方面說，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同樣，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在物質基礎、指導思想、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錯位，最終也將犧牲雙方。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甚至有一種說法：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例如，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論法治與德治
『伍』 依法治國1200字論文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都是上層建築組成部分，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關系，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調整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 是保持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的基礎，也是維系社會進步、保障人民福祉、促進經濟繁榮的關鍵所在。以德治國是根植於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良道德傳統，繼承和發揚了我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優秀成果，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站在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發展方向的高度，以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關鍵所在。首先依法治國要有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公正的執法、司法態度。依法治國須有法可依；依法治國需要司法公正。其次以德治國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德治觀」。社會主義的「德治」把道德建設和道德教育提高到治國方略的高度；社會主義「德治」的根本目的，是要通過加強道德建設，把提高人的道德素質作為實現中華民族振興的一個重要環節；社會主義的「德治」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道德准則。第三「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治與德治，一個靠國家機器的強制和威嚴來起作用，一個靠人們內心信念和社會輿論來起作用，二者其目的都是要達到調節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對於一個正常社會的健康運行，各自起著獨特、不可替代的作用。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經濟基礎之上，並為經濟基礎服務，都以權利和義務為調整內容，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和手段，存在著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相輔相成的關系。第四發展社會主義，必須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運用立法、執法、法制宣傳等手段，促進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發動群眾制定和執行各種道德守則、公約，法律對這種活動則給予一定支持；從嚴治黨，使廣大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成為遵守社會主義法律和實踐社會主義道德的表率，成為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有力推動者。
『陸』 求一篇800字的法制教育的議論文
大學生對法政治教育的看法
法制教育是培育大學生良好的法律品質、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增強法制觀念的有效途徑，而加強法制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全民族的法律意識和學法、知法、守法、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任何法律的制定、遵守、執行都離不開一定社會的法律意識的指導和支配。高校承擔著為國家培養各類高級專門人才、後備幹部和各級管理人才的重任。加強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引導大學生學法、知法，使他們形成較強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進而做到守法、用法、護法，對於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然而，我國高校目前普遍存在法律素質教育得不到認真、全面、深入的實施的不爭事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法律素質教育遠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近年來頻頻涌現的大學生犯罪現象和日益攀升的大學生犯罪數據足以說明：現行的高校「法制教育」課，既沒有讓學生真正懂法，更沒有達到對學生予以「觀念改造」的效果。也警醒我們：「高校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發揮，需要構建一個屬於法制教育本身的體系完整且地位獨立的法制教育安排。」面對當代大學生，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我們應該反思原有法制教育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不足：
其一、法制教育觀念陳舊，定位不準。把學校「法制教育」視同為「觀念教育」的認識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以思想道德教育的套路來開展法制教育課，不僅難以達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還將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沒。
其二、法制教育的形式和內容單一。法制教育是一項理論性和實踐性都很強的綜合教育。目前，在高校法制教育中，教育形式仍局限於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偏重於法律理論知識的傳授，缺少有針對性的以案說法的內容，忽視了實踐教學環節，
其三、法制教學考核方式不合理。目前，各高校評價法制教育效果好壞的惟一辦法是閱卷考試，考核的內容主要集中於法律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知識，惟一的標準是考試成績，學生追求的僅僅是該課程的分數，考完後就將法律知識放在一邊了，並未真正的培養自己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
其四，從大學生自我法制意識方面看，普遍存在法制觀念淡薄，權利意識不強等現象，認為只要不違法、不犯罪，法律跟自己就沒關系。接觸法制教育活動少、渠道單一，很多學生在權利與義務、紀律與自由、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上的認識仍是模模糊糊，雖然學法、知法，但守法、用法意識差的現象普遍存在，大學生年齡普遍較低，心理和生理都很不成熟，對復雜的社會環境缺乏深刻的認識，極易受到不良思潮的影響而偏離正確的思想軌道。甚至有些大學生會因為物理環境、人際環境、文化環境等等因素的影響，造成強大的心理和情緒沖擊導致知法犯法、違法犯罪的發生。
對大學生法制教育應當時時處處進行，注意將課堂教學與課外教學、校內教育與校外教育，顯性教育與隱性教育等結合起來，全方位、全過程地對大學生進行教育。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對高校法制教育進行改革完善：
第一、加強課程的實效性，真正發揮法制課堂作用
只有理論聯系實際，加強教學內容的針對性，才能滿足大學生守法的需要，實現培養大學生社會主義法律意識的根本目的。學校應加強對法制教育課的檢查和評估工作。在選擇法律教學案例時，應選擇那些既有利於大學生對法律知識的理解，又具有思想教育意義的案例。其次，要注重法制教育內容的相關性，圍繞怎樣預防大學生犯罪，結合大學生的專業特點進行相關教學，深入了解大學生關注的法律問題，有針對性的開展法制教育，既要考慮到全國的統一要求，又要照顧到不同地區、不同學校、不同專業的具體情況。如針對經濟類專業學生，可開設預防經濟犯罪專題講座。再次，改革法制教育方式和方法，
第二、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和教育氛圍
高校是人才最集中、思想最活躍的地方，我們要充分利用這種優勢，努力創造高品位的校園文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法治氛圍，引導學生認識到法律必須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首先，必須順應法治社會的要求，依法治校，使各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讓學生明白自己該做什麼和該怎麼做。其次，要嚴明校風校紀，有法必依，令行禁止，讓學生明確若不遵守紀律，則會受到相應的處罰。再次，積極開展大學生喜聞樂見的法制教育和生動活潑的校園文化活動，通過豐富多彩的活動，鼓舞學生志氣，激勵學生向上精神，為學生的身心健康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三、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法制教育實踐活動。
法制教育實踐能夠鍛煉學生運用法律知識、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提高法制意識。大學生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於校園，而應該開展社會實踐活動，讓他們走向社會，去了解法律的社會影響力，了解法制建設，從而強化學生的感性認識。如，走出校園，旁聽庭審、參觀監獄和勞教所、等，從而了解社會、服務社會。
第四、開展心理咨詢和輔導，鞏固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現在，我國社會處於轉型期，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念和思想倫理觀念急劇變化。大學生進入大學後，學習環境、學習方式、人際交往、自我評價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為此，高校要開展心理咨詢和輔導，幫助其消除不良的心理狀況，最大程度上預防和避免因心理問題引發的違法行為，從而 鞏固大學生法制教育的成效。
總之，加強大學生法制教育是一個艱巨復雜的系統教育工程，是一個非常重要而迫切的現實課題，需要引起大學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和社會上的司法行政部門與法制工作者的高度重視，更需要各方的相互協作，共同努力，使大學生對法律有科學的認識、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掌握，使得他們不僅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更能理解法的精神、法的作用，增強自身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
『柒』 結合實際談談你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理解的論文,1500以上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以執政黨最高政治文件和最高政治決策的形式,對在新形勢下進一步引導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通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法治軌道上積極穩妥地深化各種體制改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製度化、法治化的引領、規范、促進和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對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內容。我國憲法規定,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奮斗目標,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基於「沒有法治,就沒有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思維,基於依法治國「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新認識,基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的新判斷,基於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的新理念,我們必須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高到落實黨和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總抓手的新高度來把握,把弘揚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納入到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范疇中來展開,把維護憲法法律權威、保障憲法法律實施置放到維護國家治理權威、夯實黨的執政基礎、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大格局中來落實,把建設法治體系、發揮法治功能的基本要求貫徹到引領深化改革、促進全面發展、構建有序社會、保證長治久安的具體實踐中來實現。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新形勢下發展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依法治國的要義是,通過反腐治權、依法治官和監督制約公權力,通過尊重保障人權和基本自由,實現人民民主。因此,發展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作為國家和社會主體的政治地位和主權權利,必然是依法治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發展人民民主對依法治國的新期待,不僅表現或者停留在公民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依法享有管理權、知情權、參政議政權、監督權等政治民主和政治權利方面,更多的是表現在對社會民主與社會權利,如自我管理、社會保障、醫療養老、住房就業、教育衛生、公共服務等;經濟民主與經濟權利,如參與經濟決策和管理、獲得財產或企業股份、參加工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帶薪休假、適當生活水準權、安全生產等。廣大人民群眾不僅需要抽象的民主政治權利、民主政治參與,更需要具體實在可參與、被尊重、平等公正的民主政治權利；不僅需要玻璃天花板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民主政治權利,更需要兌現實在實惠實用的人身財產權利、經濟社會權利、環境生態食品安全權利等具體權益。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反腐治權的治本之道。權力腐敗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死敵,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最大障礙。應當更加重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權力放進法律制度的籠子里,完善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充分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反腐治權,切實從體制、機制和法治上遏制並解決權力腐敗問題。腐敗現象千變萬化,腐敗行為林林總總,但歸根結底是公權力的腐敗,因為權力不受制約必然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所以各法治國家要依法分權和治權。公權力腐敗的表現形式五花八門,公權力腐敗的原因不盡相同,但歸根結底是權力尋租,是掌握和行使公權力的各類主體的腐敗,而這些主體基本上都是政府官員和公職人員,所以各法治國家不僅要依法治權,而且要依法治官、從嚴治吏。在我國,依法治權、依法治官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是法治思維下反腐治權的必然要求。反腐必須治權,治權必靠法治。
『捌』 你對依法治國的理解論文1500字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實現這個總目標，必須堅持以下原則。
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統一起來，把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依章程履行職能、開展工作統一起來，把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法律同黨堅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統一起來，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中央權威、維護全黨全國團結統一。
二、堅持人民主體地位。
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須堅持法治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必須保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必須使人民認識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使法律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運用。
三、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尊重憲法法律權威，都必須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都必須依照憲法法律行使權力或權利、履行職責或義務，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必須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切實保證憲法法律有效實施，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必須以規范和約束公權力為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行為。
四、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必須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培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五、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相適應，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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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文章《法律之我見》
近來，常能聞見一些似乎很懷了些憐憫之心的「有識之士」，臉上也很流露出了些不忍之色，然後，再用很帶了些責備的口吻教導著那些已然在生活中很受了些委屈與傷害的人：「碰上諸如此類的事情，你決不可妥協、軟弱！應該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與之堅決斗爭到底！」
對於此類極富「打抱不平」精神的「有識之士」之善意，我向來是既深以為然，也頗以為許的。但是，無庸諱言，我卻也始終認為這番循循善誘依稀與「你應該放棄仁慈、寬容，斤斤計較起來！」實有異曲同工之嫌。
當然，盡管如此，倘憑心而論，至刻下我也尚未絲毫懷疑過這類「有識之士」的其心可鑒，甚而至於，心下更是頗感其精神之難能可貴。因為，倘處身於一個誰都念著要佔別人便宜的食親財黑環境及氛圍中，不容置疑，確實很有針鋒相對且決不退讓之必要，做人更是如之說的：絕不應該心慈手軟而任人欺凌、擺布！
不過，理雖及此，我卻依然頑固於發自內心之深以為：問題似乎都得從根本上去著手解決才更恰當穩妥，否則，貿然地截鶴續鳧，實有引足救經適得其反之慮！而像現在這般純粹靠著「你打我一拳，我必踢還你一腳！」的法子，就妄圖解決人性及社會安定方面的系列問題，以我個人的看法，恐怕非僅不是一個什麼長久之計，更實隱了得不償失之後患。
也因而此，憑著自己的若般一得之見，我就更堅定了這樣的一個早先還尚有些疑慮的信念：雖然法律應該建設也更有必要得到完善，但卻實在不適宜把來作為人們日常行為的導向標志！原因在於：倘把法律姑且看作底線，那麼，崇高的道德、思想則就遠在之上遙遙相對了。而我的一己想法之延伸也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蜂擁著那條作為底線的法律准繩，難免就會弄出些有意無意間或願意不願意間被擠過了法律准繩的狀況，倒不如，引導大家都靠攏了道德、思想，或者景況就會有所改觀了：絕大多數人遠離了因為太過於擁擠而常常出事的底線附近危險區域，那麼，視野寬闊了，也不再人多手雜了，若是誰膽敢在此時再於路斷人稀處欲越過法律准繩的話，大抵也僅是個自討苦吃之舉了。
然而，道理固然簡單，觀點也夠鮮明，但我卻更深知，若是真想讓如今的有些人也明白個中的道理，認同這個觀點，事情卻絕非那麼簡單。因為，問題就出在這個道理實在是太過於簡單了，以致於反而會使得那些特擅長於化簡為繁之人，更不可能會去關注、重視、思索，並由此而欣然接受了。
我們假設：有一個地方，因為那裡人們的道德、思想水平普遍的都很高，因此那地方的犯罪現象就很少，而犯罪現象少也就從而使得正常生活著的人們很少能聽聞到法律啊法制啦什麼的；而另一個地方，因為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社會又動盪不安，迫於保護自己的無奈或者趨於貪婪的慾望，那裡的人們因而無論是唬唬人的還是真干實做的，嘴裡就不得不整天嚷嚷著法律、法制了，而這般「法律天、法制地」熱鬧的「盛況」，自然會令人倍感了法律、法制的「無處不在」與「不絕於耳」了。
倘若於此作個判斷：這般的兩個地方究竟是哪一個好？哪個地方更適宜人的生活？大概很有人會以為，這種問題豈能成為問題？這還用得著說嗎？然而，實際上這問題卻恰恰就是個連有些專家學者與教授們都至今糊塗著的「難題」。而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更是，有一些專家學者與教授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或弄來弄去弄不懂倒也罷了，不懂就是不懂，就不要再去厚顏無恥裝什麼懂了，可這些傢伙就是不緘其臭嘴，居然一邊贊揚著混亂一邊更去譏笑太平盛世的「少法律」「少法制」，似乎社會風雨飄搖人們被弄得焦頭爛額，於他們來說，是件挺有進步意義的事情。
日前，著意之下，我就很見識了幾個這樣的無視道德、思想而單抱著法律、法制就認為已經找到了足以匡時濟世良方的專家學者，其幼稚可笑的言論中居然還很夾雜了一些崇洋媚外的由頭，不時揚眉提到了一個當今犯罪率舉世無雙的國家，並把之頂禮膜拜成了凡國家都很該認真學習且效仿的楷模榜樣。
那麼，這個被些許「國人」高度頌揚的而自己也經常自吹自擂所謂的老牌法律國的法律狀況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呢？也許，我們也不妨實地去見識觀摩一下，或者，我們也就能不只有個大體上的感性認識，更能大致的對之端倪可察了。
在一間搞得外表很「入眼」的大房子里，幾十甚至上百個熟悉法律的人士靜靜地坐著，他們前面有幾個彷彿對法律更加掌握得透徹之人在輪番慷慨激昂著法律，而再往前的高台後面還坐著一個對法律幾乎是了如指掌的人。然而，盡管法律就一個，而大家也都似乎胸有成竹，但是，處身於這般濃厚法律氛圍之中的被告席上的人，卻依然瞪著茫然不知就裡的眼睛。
那麼，作為主角的被告，為何會是這么一副猶如置身雲霧中的神態呢？因為，面前的那幾個穿戴整齊的人盡管講的都不外是些不知被講了多少遍的同一法律，但是，被告卻在他們未能停止「這么講來講去」時，其命運究竟如何竟然尚且是個充滿了無窮變數的謎。而尤為重要的更是，被告的命運居然也恰恰正是由這幾個人的「這么講來講去」所決定：被告可能會就因為「這么講來講去」而無罪，但也可能就因為「這么講來講去」而小罪，或者中罪、大罪甚至超級巨罪都「得當」成立。
一旦「這么講來講去」完了——通常時間都很長很長，那麼，法庭就會讓另一些始終在一旁呆聽「這么講來講去」的人，根據這個聽來的「這么講來講去」的自己聽了多少與自己的理解能力再加上自己的想法，來得出一個結果——被告的結局——也就是法律的宣判。換言之，進了庄嚴肅穆的法庭，被告曾做過些什麼，其實相對而言已經不再是那麼重要了，反倒是最終在法庭上真正起了關鍵作用的，除了次之的在一旁呆聽的都是些什麼人之外，主要的卻居然就正是那個「這么講來講去」。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也勢必感嘆其深不可測的是，無論是那些懂得法律的抑或不懂得法律的，卻每個人心中都竟然雪亮著：錢多找個「好」律師與沒錢只能靠「壞」律師，其間，雖然還是同一法律同一被告，其結果卻往往會就因為「好」律師與「壞」律師間的「這么講來講去」之有所不同而差了天壤之別，有的時候，甚至更是生死之分！
法律，本該是用來伸張包含公平、公正在內的正義的，這一點大抵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然而，現在居然被搞得非只是模糊且具彈性，最後更使得神聖不可侵犯的正義也反而受其拖累而成了貧富立判的待價而沽之商品，——在老實巴交的老百姓面前，堂而皇之地把至高無上的正義，通過所謂的「法律」「光明正大」地給徹底扭曲了，——使得法制也陡然變成了人制與錢制！或許，這聽上去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更似乎像是個天大的笑話或者諷刺，但事實上這卻正是當今資本主義國家公認的治理社會之無上法寶了。
究其惡醉強酒之原因，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與體制決定了其無可奈何只得緊抓著這根「救命稻草」，明知於事無補卻也不得不然，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都是以錢來說話，錢凌駕於正義、真理之上，人人都渴望著自己能夠盡量剝削壓迫別人，最終成為剝削階級把正義、真理掌握在手裡聽憑自己玩弄，因此，資本主義社會根本就無法做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對道德、思想的重視！
所以，清楚並明確了法律與道德、思想間的關系，也知道並肯定了本末位置的重要，更明白且確定了只有在道德、思想的引領下法律才能夠真正成為正義的之一工具，我們就不難看出那些外表道貌岸然，刻意不談道德、思想而大喊大叫唯法律、法制能救國、治國，實質卻正是在企圖敗壞人們的道德、思想，使得社會禮壞樂崩人慾橫流，導致法製成為人制與錢制，以便達到其徹底毀壞法律、法制目的之人的居心了。
也因此，倘若今後再有人擺出了一副一本正經的樣子，——一看就知又來哄騙老百姓了，故意繞開或撇開道德、思想大談法律、法制，那麼，有了一份清醒認識與警惕的我們，或者就能即刻透過裝模作樣的外表，直視其心底之險惡了。
『玖』 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論文
淺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人們對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實施所持有的內心信念和觀念。先進的法治理念能夠引領和指導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的法律活動,是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國家權力、服務人民、管理社會的行動指南,是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承擔責任的思想基礎和價值標准。
2005年,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一意義重大、內涵豐富的政治和法律命題。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念下,在我們國家法制建設的過程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持和遵循依法治國、公平正義、公正司法、司法為民等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內涵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觀念,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原則的概括和反映,是立法、執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基本指導思想。一定的法治理念由一定的社會歷史制度、法律文化和價值觀所決定,一旦形成,便固化於人們的思想中,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持久性;有什麼樣的法治理想、信念和觀念,就會表現為什麼樣的立法、執法及守法行為。法治理念是靈魂,決定著法治的效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偉大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正確的法治理念。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先進的社會制度,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也一定是先進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體現以下本質要求,必須反映和堅持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反映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反映和堅持黨的領導,反映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反映和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的原則要求,必須反映和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
按照這些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的內容。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這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二、堅持貫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必要性
(一)時代發展的需要
當前我國處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的發展階段。新的發展時期,必然要對法制建設提出新的要求,政法隊伍、政法工作要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就必須有一個科學、明確、符合時代需要的執法指導思想。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各種經濟成份不斷出現,使經濟實體呈現多元化,必然導致經濟利益的多元化。這一時期,既是戰略機遇期,也是社會矛盾尖銳化時期和社會問題多發期,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各階層收入差距的拉大、就業形勢嚴峻等社會矛盾和問題不斷增多,人們的思想、觀念、利益也同時發生著變化,各種利益沖突不斷發生,這也要求政法機關要有一個科學、正確的法治理念,在實際工作中體現出公平、正義,維護各個階層群眾的合法權益。因此,在我國政法戰線堅持和貫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時的戰略舉措。
(二)法制建設的需要
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不斷擴大和深化,司法體制的改革和調整也必將提上日程。當前我國立法體制中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立法的超前、快速、規模龐大、盲目立法等,使出台的法律、法規難於滲透到社會生活實際領域,難於被民眾認同、消化、接受,最後變為一紙空文。目前中國的法律很難經得起理性的檢驗,中國的執法困境,立法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包括司法制度、執法機制怎麼改、如何改才能適應我國民主法制建設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法制需求,也需要我們有一個統一明確的認識。
(三)社會穩定的需要
中國的發展、富強、崛起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但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目前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因素還大量存在,改革和發展中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逐步暴露出來,人民內部矛盾凸顯,有的甚至引發**。社會管理、經濟管理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也不斷出現,極易滋生和誘發違法犯罪,甚至導致嚴重刑事犯罪高發。而擔負維護穩定重任的政法機關需要進一步明確自己的使命,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法治理念。
(四)執法的需要
在建設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人民群眾民主法治意識日益增強,人民群眾通過司法程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要求不斷提高。而我們政法隊伍、檢察隊伍在執法中存在的執法不嚴格、不公正、不文明、不作為的現象,甚至執法犯法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上述行為的背後存在著不合時宜的執法觀念急需糾正,混亂的執法思想需要澄清,不適應新形勢的執法思想迫切需要得到改變。
面對新形勢,法律工作者必須主動應對新挑戰,積極適應新要求,盡快提高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防範和打擊違法犯罪的能力、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的能力、公正執法的能力。而要做到這些,必須用科學、先進、正確的法治理念武裝政法幹警頭腦,也就是說,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政法工作。
三、踐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途徑
如何使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走入執法者頭腦,讓他們在深刻理解、共同感受、真切內化這些法律理念的基礎上,引導和自律執法辦案行為,應當成為政法隊伍建設共同面臨、必須正視和認真對待的一項重要而極有現實意義的任務。
(一)堅持依法治國
所謂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實踐依法治國理念對執法工作具體有以下三點基本要求:努力提高法律素養——踐行依法治國理念的前提;堅持嚴格執法——法治的基本內涵;模範遵守法律——執法者的應盡責任。
(二)堅持執法為民
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是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執政理念對政法工作的必然要求,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在政法工作中的具體體現,是政法工作始終保持正確政治方向的思想保證。
執法為民,就是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要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各項政法工作中切實做到以人為本、執法公正、一心為民。正是因為執法為民理念對於政法工作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級政法機關和廣大政法幹警,要在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中,全面深刻理解執法為民內涵,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牢固樹立執法為民理念。
(三)堅持追求公平正義的理念
公平正義是自古以來人類社會共同的、不懈地嚮往和追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最高價值目標追求和重要任務,維護和實現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永恆主題和神聖職責,也是政法幹警崇高而偉大的使命。只有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才能使憲法規定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落到實處,才能真正維護人民的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1.合法合理。合理性是指執法中正確行使自由裁量權,所採取的措施、作出的決定合乎理性,符合案件事實、情節,防止濫用職權、顯失公平。法律設定自由裁量權是使執法機關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既遵守一般要求又體現個別化,按照合理而公正的原則作出正確的選擇和判斷,從而更加准確地貫徹法律的意圖。
2.平等對待。平等對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在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具體要求,是公平正義的載體和支撐。沒有平等對待,正義便成為抽象的空談。平等對待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反對特權,法律上的平等對待,排除任何特權,反對給予同等條件者不同的待遇。要求在執法中堅持依法平等保護各類主體的合法權益,不分地域、不分公私、不分貧富、不分民族出身,一律提供平等的司法保護和法律服務。二是禁止歧視,與反對特權相對,法律上的平等對待不允許對任何在社會關系中處於劣勢地位的主體有歧視待遇。按照公平正義原則的要求,這些人不但不應當受到其他人的歧視,而且還應當得到社會給予他們的關懷援助。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未成年人在刑事訴訟中的特殊規定等都貫徹了這一原則。
3.實體與程序公正並重。程序公正不僅是實體公正實現的前提和保障,而且本身也具有獨立的價值。在現代社會,程序法是否完備並得到嚴格的遵守執行,是衡量一個國家法制文明、司法公正、訴訟民主、人權保障程度的重要標志。程序公正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目的和價值:一是應當保障實體公正的實現。實體公正是一種結果的公正,而任何結果都是經過一定的過程得以實現的。程序的設計配置,首先是保證執法司法機關正確地發現案件的真實情況,全面客觀地收集證據,准確地適用法律,正確地處理案件,保證實體法的實現。二是賦予當事人充分的權利並提供權利被侵犯時的救濟渠道,有效地保障人權。程序公正要求以人為本,充分尊重當事人、行政相對人的人格尊嚴和主體地位,保障其應有的知情、參與、陳述、抗辯、申訴、獲得法律幫助等各項權利,使其感受到客觀、公平、充分參與、主張和意見得到充分表達,增強行政執法決定和司法決定的可接受性。三是規范執法行為,克服執法者的隨意性,防止權力的濫用。任何權力都有濫用的可能,僅僅把正義實現的希望寄託於執法者良好的道德修養是不夠的。只有藉助制度的力量和約束,人們才能對執法的結果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預期,而程序正義的一個突出功能就是對權力可能被濫用進行限制和制約。
(四)樹立服務大局思想
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是執法機關應切實履行的重大職責。牢固樹立服務大局的理念,要求各級執法部門要把執法工作放到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來認識、把握和部署,立足本職,全面正確履行職責。
1.牢固樹立服務大局的思想。要善於圍繞大局籌劃部署工作。學會從大局出發、從大局著眼,自覺地把各項工作融入到大局之中來思考、謀劃和部署,把本地、本部門的工作作為保障黨和國家大局的必要環節努力做好,使各項工作切實體現服務大局的要求。為此,要做到兩點,一要統籌兼顧;二要善於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同時,適時地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研究工作思路,確定工作重點,調整策略方法,增添工作舉措,確保在服務大局中更有作為。
2.立足本職。立足本職是服務大局的基礎。執法人員要立足各自的工作崗位,結合自己的職責任務去服務大局,切實執好法、辦好案、服好務,不能把大局看成是「摸不到,夠不著」的目標,對服務大局無從著手。實際上,我們的日常工作與大局工作就是緊密相關的,按照崗位職責要求,認真盡職盡責做好每一項工作,辦好每一件案件,就是為大局服務。本職工作做不好,服務大局就會成為一句空話。要依法做好本職工作,按照法律賦予的許可權,嚴格依法辦事,公正文明執法,熱情周到服務,不失職、瀆職,不濫用職權,不違法辦案、執法違法,優質高效地做好崗位職責所要求的具體工作,正確有效地為大局服務,使人民群眾滿意,黨委、政府滿意。
3.正確履職。正確履職是服務大局的關鍵。執法部門、執法人員只有全面正確履行好各自的職責,才能正確而有效地服務大局,取得好的效果。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靈魂。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的:「理念是行動的指南。我們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要積極加強法制建設,又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特別是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堅持貫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對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拾』 法制論文
要充分而全面地構建一個法治社會，首先要從每個人、每一件小事上做起，才能團結一心、眾志成城，最後事半功倍。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要做到國泰民安，才能強盛興旺。而國泰民安，也並不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雖說，現當今的社會沒有槍聲，沒有戰亂，但是我們總能從各個細節中感受到有些人行為的污穢，靈魂的骯臟，這本是與「法治社會」的醒目標題所相排斥的，如果不杜絕這一現象，讓犯罪者無法醒悟，或風華正茂的青年又走上絕望的不歸路，那麼無疑，「構建法治社會」將永遠成為一句空話，一句只能付諸東流、而無法兌現的空話。於是，我們也深深領悟到期間的意義之大，責任之重。同樣，這也需要每個人身體力行，把那些犯罪者從絕望的谷底拉回現實，邁向美好。作為祖國的花朵，未來的希望，除了要學好文化知識，全面發展，更重要的是竭盡所能，為這個社會作出一絲小小的貢獻。雖然我們力量微薄，但是只要有汗水的付出，就會有歡欣的回報。我是這樣做的，希望可以和大家共勉，以追求更大的進步：每天清晨，當我們邁著輕快的步伐，走進那個充滿歡聲笑語的校園，我會忙不迭地向夥伴們提醒幾句：「看到紙屑我們一定要把它撿起，丟進垃圾箱。「記得要打掃小崗位，保持校園整潔。」……我明白，這些並不僅僅是一個小小的舉動，一個小小的意識，它更體現了人們心中強烈的環保觀念，還帶動著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每天上課，我會提醒自己要努力學習，只有好好學習，全面發展，長大之後才會成為國家之棟梁，民族之驕傲，更為構建和諧社會起到帶頭作用，為人民的幸福穩定盡一份自己的力量。每到假日，我會焦灼地打開電腦，不是為了休閑娛樂，而是希望能由我在鍵盤上的敲擊，來為網民們宣傳一些有關法治的信息，讓他們時刻記得：自己作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肩上擔負著神聖的使命，同樣也為不法分子以及處在正義與邪惡徘徊點的朋友，敲響警鍾……
其次，要消除人們「萬事為己」的錯誤觀念，避免有些人走向極端，做出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培養國民 「無私奉獻」、「勤勞朴實」的品質，多舉辦有意義的群體活動，並分設一些獎項，讓大家有更強的動力來全面構建法治社會。並且，在實踐中有突出表現的要給予嘉獎，讓他成為一個榜樣，希望每個人都來效仿，甚至是超越。
之後，強化人們的法制觀念，建設一個現代化的法制社會，否則，人們的言語和表情就只能永遠書寫「無知」二字。每個人都像我一樣，多了解法律知識，開闊視野。同樣也要在了解法制信息的同時，多閱讀書籍，因為書是無價的的，它的璀璨，超過了冬日最絢麗的那道光芒；它的深度，遠遠超過了人們想像中的疊加！讓大家不斷地充實自己，磨練自己，最終才能升華自己，提高自己。
只要人人都行動起來，終有一天，「構建法治社會」的諾言會用我們每個人的雙手來實現這個理想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