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憲性立法

㈠ 合憲性審查制度是一種什麼

憲法監督制度。

合憲性審查是一種特別重要的制度，它是一種憲法監督制度。合憲性審查是指由特定國家機關依據特定的程序和方式對憲法行為是否符合憲法進行審查並作出處理的制度。從理論上說，合憲性審查制度是與具有根本法意義的憲法同時產生的，但在實踐中，這一制度的形成要晚於憲法的出現。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

決定要求，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

2014年11月4日，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專家提出，法律體系構成部分中有違憲法精神的都應當修改或廢止。同時，要強化違憲糾錯機制，禁止地方制定帶有立法性質的紅頭文件。

㈡ 合憲性的概念

合憲性-------就是符合憲法屬性。
所謂憲法司法化，就是憲法規范的司法適用。憲法司法化實際至少涉及到兩方面的內容：
一是對國家機關抽象性文件（包括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甚至法律監督機關的文件）的合憲性審查，可稱之為對抽象違憲行為的司法審查；
二是對具體違憲行為的司法審查。筆者不贊成我國對立法的合憲性實行司法審查制度，但對具體違憲行為，則主張採用司法審查方式。之所以如此，根本點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憲法權利的實現，使之在受到侵害時能夠得到有效救濟。憲法是什麼？列寧說：「憲法是一張寫滿人民權利的紙。」
[1]憲法的主要內容，如王世傑所說，無非兩大塊：一是對公民權利的規定，一是對國家組織的規定
[2].憲法規定國家組織的產生、設置、職權、程序等，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保障公民權利。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是公民的最重要的權利、最基本的權利。可是權利如果只是停留在紙面上，就只是語義權利，不是實然權利。毛澤東曾經尖銳地批評那種將人民的憲法權利僅僅表現在紙面上而行專制之實的作法是「掛羊頭，賣狗肉」
[3].人權宣言也指出：「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真正的憲法。」可見，公民憲法權利是否得到保障，是真憲法與假憲法、真憲政與假憲政的分水嶺。

我國公民的憲法權利應該如何保障呢？比較流行的一種觀點認為，憲法是根本大法，是總章程，公民憲法權利的保障途徑是國家用制定普通法律的方式將憲法權利具體化，從而用這些普通法律來直接保障公民享有憲法所規定的權利。換言之，憲法規范包括公民憲法權利的這部分規范的直接效用是指導相關立法，而不是直接適用於社會生活。這里，我舉童之偉的觀點作為代表，因為童先生對此有比較完整的論述。童先生認為，通過憲政立法的方式，也就是制定保障公民基本權利方面的各種專門的具體的法律的方式，促使現行憲法規范在社會生活中充分實現。童先生基本不贊成憲法的司法化，他認為即便在當前憲政立法不完善的情況下，憲法的司法適用也只能起到一個拾遺補缺的作用，只具有臨時的過渡的性質。隨著憲政立法的完善，憲法司法化的空間會日益縮小，沒有什麼發展前景[4].這里我要和童先生爭論的不是憲政立法的完善過程會有多長，因為這個過程即便很長，但總要逐漸完成，憲法司法化的空間如童先生所說就會逐漸狹窄，因此我們就應該承認童先生觀點的正確性。我對童先生觀點所持的根本異議在於，公民的憲法權利是否都需要用制定普通法律（憲政立法）的方式去具體化？
這里需要說明，討論憲法是否需要司法化這一問題，單獨以某一個國家現行憲法為例，可能因憲法制定的不完善而導致片面性，故需援引其他國家憲法作為借鑒。考察世界上幾個主要國家的憲法，包括我國現行憲法，都會發現公民的憲法權利不可能也不需要全部用另行專門立法的方式去具體化。這里有幾個主要原因：
（一）公民的某些消極的基本權利，由消極權利屬性決定，不需要另行立法去具體化公民的憲法權利，可以劃分為積極權利和消極權利兩大類。
公民的積極的基本權利的實現，義務方需採取積極之行動。如公民的受教育權、勞動權中的積極權利部分（勞動權也包括有消極權利部分，如勞動選擇權）、休息權、獲得賠償權、獲得物資幫助權等，都需要義務方（主要指國家）積極行動之保障。對公民的積極的基本權利，是應該用專門的憲政立法去具體化。公民的消極的基本權利，他人（主要是國家）之義務是不幹預。「不幹預」這三個字，將權利相對人的義務已經充分表達。因此，至少是公民的某些消極的基本權利，毫無必要再去用專門立法的方式具體化。先舉「思想自由」為例。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公民享有「思想自由」的權利。如：日本憲法第19條規定：「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得侵犯」；德國基本法第2條第1款規定：「人人有自由發展個性權」，第4條第1款規定：「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世界觀自由和宗教懺悔不受侵犯」；土耳其憲法（1982）第25條規定：「每個人都有思想和意見的自由」。據對世界上142部成文憲法的統計，有18部憲法規定了觀點自由，22部憲法規定了思想自由，16部憲法同時規定了觀點自由和思想自由[5].我國憲法尚未規定公民的「思想自由」的基本權利，但是我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現在處於加入該公約的准備階段。該公約第18條第1款規定：「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良心自由」、「世界觀自由」，是公民的一種消極權利，又是一種絕對權利，因為它不可剝奪，不可限制，也沒有辦法規定邊界。「思想自由」需要不需要保護？當然需要。封建時代不論，就是建國以後，由於「左」的錯誤，侵犯公民「思想自由」的情況相當嚴重。如20世紀50年代的胡風，「文革」期間的遇羅克、張志新等。「思想自由」需要不需要另行專門立法保護？毫無必要。義務方（國家）履行「不幹預」之義務就足夠了。思想者不需要其他保護，國家不幹預，他就能在思想的王國中自由馳騁。再舉「言論自由」為例。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各國憲法幾乎都作了規定。「言論自由」當然不是絕對自由，各國憲法、法律以及國際條約對言論自由的邊界都有所規定。但是對言論自由權本身的保護，即在邊界之內的公民的言論自由不受干預，就不需要在憲法外另行立法規定。依筆者所見，世界上也未見有哪一個國家用專門立法的方式來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
（二）公民的某些基本權利在憲法上已經有直接、具體、明確的規定，從立法成本的角度看也不需要再行立法一般說，憲法規范比較原則、概括，但是這並不排除某些憲法規範本身就比較直接、具體、明確。
以德國基本法為例，該基本法第11條規定：「（1）所有德國人依法享有在聯邦領土上自由遷徙的權利。（2）此項權利在下列情況下予以限制：無充裕的生活基礎和給社會增加特殊的負擔；為保護青年不受遺棄；同流行性疾病作斗爭和防止犯罪活動，因而須採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該基本法第12條第3款規定：「根據法律，婦女不得被迫在武裝部隊服務，在任何情況下，婦女不得受雇於武裝部隊。」該基本法第16條5第2款規定：「任何德國人不準受引渡。」由上可見，德國基本法第11條對該國公民的遷徙權及其邊界作了直接、具體、明確的規定，第12條第3款對德國婦女免除兵役的權利作了直接、具體、明確的規定，第16條第2款對任何德國公民免受引渡的權利作了直接、具體、明確的規定。德國公民的這些憲法權利，不需要再採用專門立法的方式去保護。再以我國為例。我國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我國刑法和其他相關法律規定了對侵犯公民通信權的懲罰，我們還需要健全立法，具體規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檢查公民通信的程序，但是至少我們不需要再用專門立法如制定公民通信權法的方式，去具體規定除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之外的哪些組織或者哪些個人不得以哪些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權。如列舉規定教師不得私拆、扣押學生信件，父母不得私拆、扣押子女信件，單位黨、政組織不得私拆、扣押員工信件等等。因為我國憲法在這里已經規定得十分具體、明確，是除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之外的任何組織和個人以任何理由都不得侵犯公民的通信權。有的同志也許會問，公民通信權為什麼不可以用專門立法方式去具體化？郵政、電訊、網際網路等的專門立法，都可以將公民的通信權具體化。但請注意幾點：其一，上述法律中對公民的通信權保護的內容，在文字上也會與憲法相關條文幾乎無異，並未具體化；其二，郵政、電訊、網際網路等相關法律對公民通信權的保護，涵蓋不了公民通信權的全部內容。如甲公民直接交給乙公民一封信件或委託丙公民轉交一封信件，並未經過郵政、電訊、網際網路等中間機構，這種通信方式屬於不屬於公民通信權的內容？需要不需要保護？當然都是。可是，我們有必要去制定一部《個人直接信件保護法》嗎？毫無必要。在憲法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再用專門立法去規定公民權利，就顯得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從立法成本上看也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三）憲法對公民的某些權利只作原則規定而不過於具體，對調整社會生活利大於弊憲法規范的一大特點是原則、概括，這種原則、概括的特點可能引起操作不便的後果，但是，相應又具有有彈性、張力大的優點。
憲政實踐的角度看，用具體立法的方式保護公民權利未必盡善，很有可能適得其反從歷史上看，憲法規定了公民權利，具體法律卻加以種種限制以至否定，使憲法權利名存實亡，不乏先例。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政論家米拉波曾批評法國國民制憲議會以對《人權宣言》的具體解釋來實際否認公民權利，他說：「從國民制憲議會對人權的每一步解釋中我們都會看到，認為公民不得濫用權利的思想很突出。制憲議會常常由於謹慎而對此加以誇大。由此便產生種種限制、周密的預防辦法和每一條款前精心設置的條件。這些限制、預防辦法和條件幾乎到處都使義務取代了權利，使羈絆取代了自由,也曾經批評資本主義國家將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用具體法律加以否定。歷史事實表明，這種情況不但會發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其他制度的國家也難以完全避免。即便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具體的憲政立法時，也難以保障立法者的基本立足點始終站在保護公民權利的角度，而不是偏向社會管理的角度。如果立法者的基本立足點偏向後者，必然在憲政立法時對公民權利規定種種苛刻的限制。這樣的憲政立法，對於保障公民的憲法權利，負面作用大於正面作用，寧願其無，也不願其有。因為即便公民的這些權利只是在憲法上作了原則規定，它在某種情況下依然可起正面作用，至少可起象徵作用；而某些專門立法卻是對公民憲法權利的實現附加種種苛刻的限制條件，實際是將「權利」變成「義務」。美國憲法規定了美國公民的言論自由權，但美國至今沒有出版法。是條件不成熟，或者是另有深意藏焉？我偏向於相信後者。綜合上述理由，可見憲政立法固然十分重要，但並不是公民的所有憲法權利都能夠、都需要用另行專門立法的方式具體化。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當我國公民這部分憲法權利受到侵犯時，再加之需要用專門立法將憲法權利具體化但因各種原因還沒有做到具體化的這部分憲法權利受到侵犯時，採取何種救濟方式可行、有效？第一種方式，是權力機關救濟的方式。我國憲法第62條第2款和第67條第1款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權之一是「監督憲法的實施」；我國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組織法第8條、第39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職權之一是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憲法的遵守和執行。根據上述法律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公民憲法權利受到侵犯時，有救濟的職責。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我國各級人大一年只開會一次，會期一般十天左右，人大常委會兩個月開會一次，會期一般三五天，人大的工作方式又是合議制，這些條件決定了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大量的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案件的救濟方式，不可能是事事親力親勞，主要還是對其他國家機關的救濟進行監督、檢查和對重點案件的督辦。第二種方式，是行政機關救濟的方式。這種方式不可偏廢。行政機關承擔社會的日常管理任務，侵犯公民權利的主要危險在於行政機關。公民的憲法權利受到侵犯時，通過行政申訴和行政復議獲得救濟是有效方法之一。但是，由於侵權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本身就是行政機關，行政機關在作為仲裁人時，難免會有自我維護的傾向，難以保證超脫的地位，所以，它無法承擔最終救濟人的職責。對公民受侵犯的憲法權利進行司法救濟，比較權力機關在條件上有優越性，比較行政機關在立場上有超然性，因此是一個切實有效的方式。

㈢ 合法性與合憲性的區別

一、功能的差異--本質的區別

一般來說，合憲性審查（違憲審查）的目的主要在於防範最高立法權， 即避免最高民意代表機關侵犯少數人的權利，構成"多數人的暴政"，可以說，這是二戰以後世界各國取得的普遍共識。二戰以前，對於歐洲國家來說，由於受立法至上的傳統的影響，對於最高民意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危險性一直缺乏充分的認識；而美國，則由於獨特的歷史因素，在獨立戰爭之前對英國議會立法的"深惡痛絕"，促使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違憲審查制度。這標志著近代"憲政"思想的出現。

所謂合法性審查，這里的"法"並不包括憲法，而是指一國法律體系中除憲法之外的其他"上位法"，因為根據"法的效力等級體系"的理論，一國法律體系統一的標志就在於低級規范（下位法）從高級規范（上位法）處獲得效力，下位法符合上位法。所以，合法性審查也可以稱為"合上位法性審查"。但是，從合法性審查產生時的功能來看，它的主要目的在於防範行政立法權，也就是防止行政立法違背最高民意代表機關的法律。因為，20世紀初以來，隨著行政事務的增多和行政權的擴大，原本不享有立法權的行政機關也逐漸從立法機關那裡獲得了部分立法權，這就是行政立法的出現。由於行政立法不屬於一種"本源性"的立法權，因此，很多國家將其稱為"委任立法"或者"授權立法"。既然這種立法權來自於立法機關的授權，那麼，作為授權機關的立法機關，自然要對行政立法進行監督，防止其違背自己的意志，造成行政立法權對民意機關立法權的僭越。 可以說，這也是"法治"思想的要求。

所以，合法性審查與合憲性審查的功能是不同的，決定這種不同的最根本因素在於兩種制度所反映的思想的不同，前者是法治，後者是憲政，前者法律是審查的依據，後者法律則成為審查的對象，故在某種程度上，憲政是"反"法治的，法治崇尚立法至上，憲政則對立法進行懷疑，然而，憲政與法治並非全然沖突的關系，憲政毋寧是對法治的一種彌補，法治的"法"必須是"合憲法之法"。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合憲性審查的功能主要不是針對最高立法機關，不僅《立法法》第90條沒有將法律納入違憲審查的范圍，而且也沒有設置專門的審查制關。這與我們在理論上假定人民代表在代表人民時具有一種代表程度上的理想性有關─我們認為人民代表在代表人民時是完全、徹底、全面的代表，代表者與被代表者之間完全契合而沒有矛盾，因此不必為他們之間可能出現的縫隙尋找彌補途徑，這是一種對民主的迷信，也是一種對代議制的迷信。 故從法理上講，我國的制憲機關與最高立法機關是重合的，最高立法機關全國人大享有修憲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釋憲權，因此，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是"無所謂違憲"的，即使違反憲法，也可以視為對憲法的修改。 所以，在我國，合憲性審查主要是審查法律之下的其他立法在沒有上位法的依據的前提下，是否違反憲法的問題，即控制行政立法權、地方立法權。而合法性審查的功能在於：（1）防範行政立法權對國家立法權的侵犯；（2）防範地方立法權對中央立法權的侵犯；（3）保證行政立法權、軍事立法權內部的統一。

二、審查對象的區別

合法性審查中的"法"最高就是法律， 是依據法律進行的審查。因此，合法性審查的對象是在效力等級上低於法律的其他立法，與法律位階相同的授權立法 、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 不包括在內。因此，合法性審查的具體對象有：（1）行政法規，根據《立法法》第56條第1款，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此處的"根據"的含義是什麼？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解釋，這里的"根據"的含義在於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權。 同時，這種授權不同於授權立法中的"授權"，前者是法律的授權，後者是專門的授權決定的授權。（2）地方性法規，《立法法》第63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此處採用了"不抵觸"的用法，那麼，它的含義是什麼？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解釋，"不抵觸"意味著，第一，法律、行政法規已經作出規定的，地方性法規不能與之相違背。第二，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的，地方性法規可以先行立法，如果後來制定了法律、行政法規，不得與法律、行政法規的明確規定相違背。 可見，對地方性法規的合法性審查的程度要弱於行政法規。（3）規章，根據《立法法》第71條和第73條，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這里同樣採用的是"根據"，也就是說，對於部門規章而言，必須有法律、行政法規的明確授權，對於地方政府規章而言，必須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明確授權。（4）軍事法規、軍事規章。根據《立法法》第93條，軍事法規必須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軍事規章必須根據法律、軍事法規制定。

㈣ 合憲性審查制度可以保證誰的根本法地位

法律分析：合憲性審查制度可以保證憲法的根本法地位。合憲性審查是現代法治國家實施憲法、約束公權力、保障憲法實施的重要機制，其重要功能已經為許多國家的憲法實施經驗所證實。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八十七條 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第九十九條 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對報送備案的規范性文件進行主動審查。

㈤ 如何推進我國合憲性審查制度

法律分析：1、限定提出合憲性審查建議的主體

（1）審判法院在審理具體案件中，認為法律規范違反憲法，直接運用該法律進行裁判會侵犯到公民憲法權利時，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合憲性審查的建議；

（2）具體案件的當事人，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認為涉及的法律規范侵犯其憲法權利時，有權向法院提出合憲性審查建議。若法院未能採納其意見，依法作出裁判，當事人在窮盡所有法律救濟的可能性之後，仍認為憲法權利遭受侵犯，則有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合憲性審查的建議。

2、明確合憲性審查的對象

現階段我國進行憲法監督的對象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等規范性文件以及有權機關作出的決議和命令。但是這些對象並沒有進行集中規定，而是散現於法律等規范之中，因此完善合憲性審查制度需要集中明確規定合憲性審查的對象。

3、合憲性審查程序規范化、具體化

目前我國關於審查程序的規定缺乏嚴密性，如啟動的條件、受理的形式審查、受理程序、審查原則（如公開審查原則）、審查程序、決定的形式、決定的效力等，均未有明確規定。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合憲性審查制度，必須要細化、具體化審查程序，正當的程序是實現實體結果的必要條件。

4、明確合憲性審查的方式

針對法律等規范性文件的合憲性審查主要採取的方式為事先審查和事後審查兩種方式，事先審查是指在法律等規范性文件正式生效之前，對其內容進行審查，要符合憲法構建的框架要求，也要符合憲法的內在實質精神，事後審查主要是對法律等規范採取備案制度。合憲性審查的方式還應當包括針對具體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規范的合憲性審查。

5、明確違憲責任

目前我國的憲法監督的責任措施為：不批准違憲法案；撤銷違憲的法律、法規、決定和命令；罷免國家機關負責人職務。合憲性審查的後果包括合憲和違憲，其中違憲包括立法違憲和適用違憲，針對不同的情形應採取不同的責任形式。出現違憲情形時，必須開展責任追責，既要及時維護憲法的權威性和統一性，也要防止違憲情形再次發生。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

㈥ 合法性和合憲行的關系

合法性和合憲性是有區別的。
在我國，合憲性審查主要是審查法律之下的其他立法在沒有上位法的依據的前提下，是否違反憲法的問題，即控制行政立法權、地方立法權。而合法性審查的功能在於：1.防範行政立法權對國家立法權的侵犯。2.防範地方立法權對中央立法權的侵犯。3.保證行政立法權、軍事立法權內部的統一。
國家的合法性是國家存在的最大最高理由，它經常與社會正義社會公理相聯系，也是社會公眾檢驗和接受其國家存在合理與否的最根本尺度。國家的一切活動，從其根本意義上講，都是為維護其合法性而展開的。由於判斷國家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尺度掌握在社會公眾的手中而不是國家手中，這就決定了國家的一切活動都要有利於社會公眾的利益。這種外在強制變成國家承擔大部分公共職責的內在要求，也為國家不斷地改進工作效率，甚至推行某些強制性的制度變遷提供了最好的註解。

㈦ 合憲性審查是一種重要的制度它是一種什麼

憲法監督。

請違憲審查又稱憲法監督，是指特定的機關依據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對法律、法規和行政命令等規范性文件和特定主體行為是否符合憲法進行審查並做出處理的制度。其作用在於保障憲法的實施、維護憲法權威、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先後建立了違憲審查制度。

2014年11月4日，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專家提出，法律體系構成部分中有違憲法精神的都應當修改或廢止。

同時，要強化違憲糾錯機制，禁止地方制定帶有立法性質的紅頭文件。

㈧ 如何推進我國的合憲性審查制度

法律分析：一、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三、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四、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五、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六、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七、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

法律依據：《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 第二條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要把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貫穿立法全過程，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堅持立改廢釋並舉，增強法律法規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