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gdp

❶ 什麼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顧名思義，法治就是"法的統治"。法治是一種貫徹法律至上、 嚴格依法辦事的治國原則和方式。它要求作為反映社會主體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並在全社會得到有效的實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貫徹。

法治作為一種先進的治國方式, 要求整個國家以及社會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國家、治理社會, 是憑靠法律這種公共權威, 這種普遍、穩定、明確的社會規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權威, 不是靠掌權者的威嚴甚至特權, 不依個人意志為轉移。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中國，"法治"和"依法治國"這兩個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國實際就是法治的另一種表述，二者之間是一體兩面的關系。 要全面認識法治的內涵，必須對法治與法制、法治與人治、法治與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們之間的關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與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與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民主促進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強調用法律治理國家，而法律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超然於政治體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與此同時，法治通過規范政治行為、協調政治關系、解決政治問題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參與性以及民主權利的實現，促進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運行。

（二）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

法治，對於限制政府公權力，保障公民私權利具有重要意義。

二、建設法治中國是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國的推行具有重要意義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權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的護航員

（三）法治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安全閥」

（四）法治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守護神

（五）法治是實現中國夢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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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

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

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

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利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

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

法治是依據法律的治理。

法治實際上包含了許多層面的含義，它是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亞里士多德就明確提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法治還是指一種法律價值、法律精神，一種社會理想，指通過這種治國的方式、原則和制度的實現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狀態。

總的來說就是法治包括實質意義上的法治和形式意義上的法治，也就是強調兩者的統一，形式意義上的法治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

❷ 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中等發達國家，這意味著什麼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對外發布。

全會提出實現的目標也就意味著：

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

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後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❸ 國家一直喊著要增長GDP，可是，GDP的增長和國民的直接利益到底有沒有直接關系

當然是有關系的，只有保持一定的GDP 的增長速度，才能保證每年的就業人口，才不會是失業率上升，才會使得社會穩定，不過，GDP的增長速度應該和居民的收入保持相當的速度，這樣才能使人民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才能使人民免於通貨膨脹，CPI上漲過快帶來的煩擾。因此，國家不僅要關注經濟的增長，還要注重財富分配的過程，讓人們能夠真正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

❹ 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我們該怎麼做

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做法：
第一，進一步改革完善行政體制。法治政府不僅是一個有限有為的政府，還應當是一個高效便民的政府。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進一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具體而言，一要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實現行政組織程序的法制化。十七大報告提出要重點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實現行政組織和程序的法制化、規范化和制度化。重點要推進轉變政府職能。現在我國的組織法並不健全，只有一個80年代的國務院組織法，只有十幾條，遠遠不夠用，各部門缺少組織法，而且組織體制和職責許可權尚在變動過程中，還沒有完全穩定到一定程度。所以，用部門規章規定組織的職能和許可權，是可行的也是有必要的，而不能簡單地靠「三定方案」解決。改革開放後開展了6次機構改革，政府職能還沒有完全調整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所以轉變政府職能的任務很重；
二是要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率。不僅要理順垂直管理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關系，還要理順行政機關內部各種職能關系，要減少政府層級優化結構；三是要規范行政行為，減少行政審批，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四要加大機構整合力度，健全部門間的協調配合機制。第二，完善立法、執法和司法，使體現正義的良法真正得到有效實施。目前，我國的立法、執法、司法這三個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部門立法仍然很普遍，部門起草法律，不可避免就有部門的色彩和因素，要改革現在的部門起草法律制度，要增加公眾的參與、民主的論證，以及其他部門———特別是人民代表機構，對行政立法有效的約束和監督。讓立法更加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順應民心，反映民意。
執法問題更為重要，因為我們的法律還沒有進入自動運轉的狀態，還是運動式的執法。法律是不自動運轉的，法律的實施靠媒體的曝光、領導的批示。通常事情發生之後，先是媒體曝光，然後是領導批示，接下來才是執法司法機關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所以，很多重要的法律被架空了，無法有效實施，甚至有越來越多的人試圖規避法律，拒絕執行法律。法律不能自動運轉，是目前中國法治領域最重要的現象。因此，如何增強法律的權威、保證法律有效實施是當前法學界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也應當成為決策部門重點關注的問題。
司法公正尤為關鍵。司法在法律實施乃至公民權利保障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更為獨特。如果司法不公或者司法腐敗，司法不能公正、獨立地行使審判權、監督權，這個作用也發揮不了。所以，現在嚴格實施法律的重點，是保證法院、檢察院的司法權威，保證它公正、獨立地公開行使這些審判權力、監督權力。
第三，進一步健全行政程序和激勵監督制度，是未來行政法治很重要的任務。如果沒有行政程序法，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就是不完整的。所以，制訂行政程序法，是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們的重要任務之一。為此，建議各地的黨政部門，要把執行、實施法律，作為政績考核標准中最重要的指標。這個地方經濟抓得好不好是一個指標，但是這個地方法治搞得好不好是更重要的指標。如果以犧牲、破壞法治的方式取得了經濟的發展，那是一種倒退，應該受到批評、受到苛責。所以「法治GDP」比經濟GDP更重要。因為政府的職能，政府的作用，就是實施法律、執行法律，保護老百姓的權利，維持社會的公共利益。如果不講法治，繼續走「經濟GDP」崇拜之路，那我們就會離法治越來越遠，不可能達到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這樣宏大的目標。
第四，重新認識信訪和訴訟等糾紛解決制度，將各類糾紛有效引導到法治軌道上來。必須對信訪制度、訴訟制度等進行較大力度的改革，使之更加適應新形勢下社會矛盾和糾紛解決的要求。重新認識信訪功能，嚴格限制信訪范圍，使信訪回歸到下情上達、了解信息、轉交信件的最初定位。盡可能限制信訪在案件實體處理方面的功能，將各類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剝離至司法救濟渠道。同時建立起信訪與復議、訴訟、申訴等法定糾紛解決渠道的銜接機制。鼓勵行政復議機關與人民法院在信訪機構設立接待室，使大批涉法、涉訴的信訪案件直接進入復議訴訟等程序。還應該修改相關法律，擴大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等受案范圍，降低起訴條件，改革審判方式，擴大調解和解范圍。改革兩審終審制度，將審級增加為三級，降低當事人訴訟成本，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度，將各類爭議盡可能引導到正式的救濟渠道上來。各級領導在重視信訪工作的同時減少批示、增加指導，將各類爭議逐步引導到糾紛解決的主渠道上來。應當充分發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分清主次，鼓勵公眾更加理性地選擇救濟渠道，更多運用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等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第五，弘揚法治精神，提高全民法律素質，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人文基礎。進一步提高公民特別是領導幹部公務員的法律素質和法治觀念，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人文基礎。通過日益廣泛的法學教育和普法宣傳，樹立法律的權威，目前社會公眾特別是公務人員的法治意識和規則意識仍然比較淡薄。盡管政府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進行了比較廣泛的法律普及工作。但是，法學教育與普法效果並不平衡。表現為三個方面，即公眾權利意識強，規則意識弱；公務員權力意識強，責任意識淡；上級政府法治觀念強，下級政府法治意識弱。進一步完善法律普及與法律教育制度，重點做好權利與義務，權力與責任、上級與下級的均衡普法，鼓勵公務人員通過實踐掌握與運用法律。提高公眾的素質，減少和抑制糾紛，鼓勵公眾通過合法正當的渠道解決爭議。

❺ 綠色GDP與傳統GDP的關系詳細一點~ 急用

綠色GDP是指在通常的GDP指標中，扣除自然資產損失，即扣除生態成本之後形成的真實的國民財富。這個指標，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綠色GDP」的提出，是為了校正傳統GDP的缺陷，在關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關注環境的保護。中國政府正在制定標准，用綠色GDP來考核官員。
簡介
1993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在修訂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提出。可分為總值與凈值。總值即GDP扣減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降級成本。凈值即GDP扣減資源耗減成本、環境降級成本和固定資產折舊。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課題研究組提出的綠色GDP為： GDP扣減自然部分的虛數和人文部分的虛數。自然部分的虛數從下列因素中扣除： （1） 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環境質量下降；（2） 自然資源的退化與配比的不均衡；（3） 長期生態質量退化所造成的損失；（4） 自然災害所引起的經濟損失；（5） 資源稀缺性所引發的成本；（6） 物質、能量的不合理利用所導致的損失。人文部分的虛數從下列因素中扣除： （1） 由於疾病和公共衛生條件所導致的支出；（2） 由於失業所造成的損失；（3） 由於犯罪所造成的損失；（4） 由於教育水平低下和文盲狀況導致的損失；（5） 由於人口數量失控所導致的損失；（6） 由於管理不善（包括決策失誤）所造成的損失。
價值
綠色GDP能夠反映經濟增長水平，體現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和諧統一的程度，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綠色GDP佔GDP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對自然的負面效應越低，經濟增長與自然環境和諧度越高。實施綠色GDP核算，將經濟增長導致的環境污染損失和資源耗減價值從GDP中扣除，是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直接體現，對「統籌區域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是有力的推動。同時，綠色GDP核算有利於真實衡量和評價經濟增長活動的現實效果，克服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傾向和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GDP唯上的政績觀，增強公眾的環境資源保護意識。
編輯本段詳述
國內生產總值（GDP）是反映經濟走勢最重要的指標，但它沒有扣除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所造成的損失。為了校正這一缺陷，世界銀行在1997年推出了「綠色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將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能源耗竭、礦產品耗竭和二氧化碳的排量等記錄進綠色帳簿。將這些資源耗量與二氧化碳的排量等摺合成美元，再對GDP進行核減，形成綠色GDP。用以衡量各國扣除了自然資產，包括環境損失之後的真實國民財富。綠色GDP佔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負面效應越低，反之亦然。在我國，北京、浙江、安徽、廣東、福建、江蘇等多個省市早已明確要求將計入環保等方面損失的「綠色國內生產總值」納入其經濟統計體系。
什麼是綠色GDP？
GDP代表著目前世界通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它的發明與產生來之不易，是三百多年來諸多經濟學家、統計學家共同努力的結果，1953年才初步成型。由於GDP核算體系仍然存在著一些統計上的技術缺陷，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又經過1968年和1993兩次重大修改。由於世界各國都普遍採用GDP核算體系，GDP作為核心指標，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程度的統一標准。 經濟增長，資源消耗率不會增長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經濟產出總量增加的過程，必然是自然資源消耗增加的過程，也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過程。我們從GDP中，只能看出經濟產出總量或經濟總收入的情況，卻看不出這背後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經濟發展中的生態成本有多大呢？目前世界各國還沒有一個准確的核算體系，沒有一個數據使我們能一目瞭然地看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情況。環境和生態是一個國家綜合經濟的一部分，由於沒有將環境和生態因素納入其中，GDP核演算法就不能全面反映國家的真實經濟情況，核算出來的一些數據有時會很荒謬，因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能增加GDP。例如，發生了洪災，就要修堤壩，這就造成投資的增加和堤壩修建人員收入的增加，GDP數據也隨之增加。再例如，環境污染使病人增多，這明擺著是痛苦和損失，但同時醫療產業大發展，GDP也跟著大發展。中國在20多年來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但這「增長」又是通過多少自然資本損失和生態赤字換來的呢？不說環境與資源，既便從社會學角度看，GDP也不能反映社會貧富差距，不能反映社會分配不公，不能反映國民生活的真實質量。總之，GDP統計存在著一系列明顯的缺陷，長期以來被人們所批評，但長期以來沒有得到修正。
綠色國內生產總值
上世紀中葉開始，隨著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興起，一些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們，嘗試將環境要素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以發展新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這便是綠色GDP。綠色GDP是指綠色國內生產總值，它是對GDP指標的一種調整，是扣除經濟活動中投入的環境成本後的國內生產總值。國內外許多專家多年來致力於此項研究，雖取得了重大進展，卻也存在著不少爭論。目前，有些國家已開始試行綠色GDP，但迄今為止，全世界上還沒有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模式，也沒有一個國家以政府的名義發布綠色GDP結果。
編輯本段困難
技術觀念難點
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面臨著技術和觀念上的兩大難點。
先說說技術難點。
GDP通常以市場交易為前提的，產品和勞務一進入市場，其價值就由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它傳達出來的是以貨幣為手段的市場價格信號。一個產品值多少錢，得在市場銷售中才能確認。這就是說，市場供求規律所決定的自由市場價格，是GDP權威性的惟一來源。但我們如何來衡量環境要素的價值呢？環境要素並沒有進入市場買賣。例如砍伐一片森林，賣掉原木，原木的銷售價，即可表現出價格，即可以納入GDP統計。但因為森林砍伐而導致依賴森林生存的許多哺乳動物、鳥類或微生物的滅絕，這個損失是多大呢？再因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積水土流失，這個賬又該如何核算呢？這些野生的鳥類、哺乳動物、微生物與流失的水土並沒有市場價格，也沒有貨幣符號，我們確不知用什麼數據來確定它們的價值。專家們提出過許多辦法，其中一個是倒演算法，按市場成本來估算一個專題。例如，使黃河變清要花多少錢？恢復一片原始森林要花多少錢？如果做不到，那就是價值無限，不準砍伐，不準破壞。另外，按市場價格，有的具體項目的環境成本也可以科學推測。例如，昆明的滇池近幾十年來嚴重污染，周圍的農田、化工廠是主要污染源，如果將這些農田和化工廠幾十年來的利潤匯總，有幾十個億，雖然帶動了當地的就業，創造了物質財富，但同時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如果現在要使滇池水變清，將劣五類水變回到二類水，最起碼要投入幾百個億。這樣一筆賬算下來，即便不包括滇池內許多原有的魚類和微生物的滅絕，也不包括昆明氣候變化所造成的影響成本，滇池周圍幾十年來的經濟活動可就虧大了！如今，各方面的專家們已研究出了不少測算模型與方法，各有優點，各有側重，也各有缺陷，這只能在實踐中逐步補充完善。
再說說觀念的難點。
綠色GDP意味著觀念的深刻轉變，意味著全新的發展觀與政績觀。GDP是單純的經濟增長觀念，它只反映出國民經濟收入總量，它不統計環境污染，不統計生態破壞，不反映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綠色GDP則力求將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統一起來，綜合性地反映國民的經濟活動的成果與代價，包括生活環境的變化。綠色GDP建立在以人為本、協調統籌、可持續發展的觀念之上。一旦實施綠色GDP，人們心中的發展內涵與衡量標准就變了，扣除了環境損失成本，當然會使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數據大大下降。一旦實施綠色GDP，必將帶來幹部考核體系的重大變革。過去各地區幹部的政績觀，皆以單純的GDP增長為業績衡量標准，現在要將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環境保護放在一起綜合考評，這會使很多幹部想不通，會因此形成諸多阻力。但任何觀念的轉變都有一個艱難漸進的過程，因為這是一項改革，是使公平與效率雙贏的一個創新，更是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一次重大升華。可以想見，隨著綠色GDP的研究和實施，環境的保護或破壞，必成為選拔幹部的一項重要標准。
啟動實施
綠色GDP的啟動實施，雖面臨著許多技術、觀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礙。但沒有這樣的指標體系，我們就無法衡量我們的真實發展水平，我們就無法用科學的基礎數據來支撐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策，我們就無法實現對整個社會的綜合統籌與平衡發展。因此，無論有多少困難，我們都應當立即開始進行探索，立即開始從具體項目到局部地區進行不斷的試驗，逐步建設起符合中國國情的綠色GDP，為全世界的綠色GDP核算體系的發展作出較大的貢獻。
編輯本段實踐
成績
綠色GDP的環境核算雖然困難，但在發達國家還是取得了很大成績。 挪威 挪威1978年就開始了資源環境的核算。重點是礦物資源、生物資源、流動性資源（水力），環境資源，還有土地、空氣污染以及兩類水污染物（氮和磷）。為此，挪威建立起了包括能源核算、魚類存量核算、森林存量核算，以及空氣排放、水排泄物（主要人口和農業的排泄物）、廢舊物品再生利用、環境費用支出等項目的詳盡統計制度，為綠色GDP核算體系奠定了重要基礎。 芬蘭 芬蘭學著挪威，也建立起了自然資源核算框架體系。其資源環境核算的內容有三項：森林資源核算，環境保護支出費用統計和空氣排放調查。其中最重要的是森林資源核算。森林資源和空氣排放的核算，採用實物量核演算法；而環境保護支出費用的核算，則採用價值量核演算法。 實施綠色GDP的國家還有很多，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如法國、美國等。 墨西哥 特別值得一說的是墨西哥。墨西哥可是發展中國家，居然也率先實行了綠色GDP。1990年，在聯合國支持下，墨西哥將石油、各種用地、水、空氣、土壤和森林列入環境經濟核算范圍，再將這些自然資產及其變化編製成實物指標數據，最後通過估價將各種自然資產的實物量數據轉化為貨幣數據。這便在傳統國內生產凈產出（NDP）基礎上，得出了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減成本和土地轉移引起的損失成本。然後，又進一步得出了環境退化成本。與此同時，在資本形成概念基礎上還產生了兩個凈積累概念：經濟資產凈積累和環境資產凈積累。這些方法，印尼、泰國、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紛紛仿效，並也立即開始實施。
歷史事件
1995年，世界銀行首次公布了用「擴展的財富」指標作為衡量全球或區域發展的新指標。擴展的財富概念中包含了「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四大組要素。「財富」的內涵更為豐富了。 2003年開始，我國國家統計局對全國的自然資源進行了實物核算。物流核算是綠色GDP核算的重要基礎。2004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和國家環保總局已成立了綠色GDP聯合課題小組，正在組織力量積極進行研究和試驗。
編輯本段參與
綠色GDP與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和綠色GDP有什麼關系？這是因為，許多環境因素很難納入貨幣核算，國外就發明出了一種可稱為公眾評估的辦法。例如，某些規模巨大的公共工程項目，要核算它的生態影響，不同的核演算法有時會產生出不同的結果。所以，環境專家們便訴諸於公眾的主觀評價。圍繞這些公共項目，要允許相關的專業部門與較獨立的專家機構，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公眾咨詢與調查。將支持和反對的意見都寫清楚，最後請公眾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來進行選擇。老百姓講話，人心本是一桿秤。公眾對關繫到自己身心健康的事情，都會有真實的表述。因此，實施綠色GDP，要有一個公眾參與的社會氛圍。要認真收集與了解公眾對經濟收入和環境破壞的主觀評價，這種主觀評價的數據應成為綠色GDP的重要補充。
環境保護的公眾參與，
直接表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發育程度，也直接體現著一個國家公民素質的高低水平。人民既需要經濟的增長，也需要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更需要一個公正和諧的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本身就包含著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三個方面的內涵。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就必須實現這三者的平衡。公眾參與，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平衡杠桿。
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
不能過於迷信技術手段，因為技術手段總是在不斷完善的。科學的綠色GDP數據有助於科學決策，公眾參與和民主法治，才能保證每項決策能真正服務於大多數人的利益。從世界環境保護的發展歷程看，沒有公眾參與就沒有環境保護。所以，在強調下大力氣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同時，一定要強調公眾參與。

❻ 中國這幾年的GDP分布有何特徵

進入新世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充滿活力，日益開放。與此同時，也要求我們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以使我們制定和實施方針政策時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我們需要很好掌握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和內在規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價值規律調節社會主義生產和流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傳統的計劃經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有根本的區別，前者起基礎性作用，即主要調節者作用；後者則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價值規律是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調節者；而在傳統計劃經濟中，價值規律不起調節作用，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是國家的指令性計劃.

我國之所以實行改革開放，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因為原來實行的計劃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發揮了一段積極作用以後，其弊端日顯突出，效率低，缺乏活力，貨不對路，致使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距拉大，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很慢。與此不同，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在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經濟發展加速，25年間年均增速達9.4%，處於世界前列，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均GDP到去年超過1000美元，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總體上已達到小康水平。這表明，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能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能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資源，取得更為豐碩的發展成果。

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支配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最主要的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波動，供過於求時上漲，供不應求時下跌，各個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變動，決定和調整自己的生產和經營，從而維系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平衡。這就是價值規律調節社會生產和流通的主要含義。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過，「價值規律正是商品生產的基本規律。」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就講過，「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這句名言用於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最恰當不過的了。因此，我們說在經濟工作中要尊重客觀規律，首先就是要尊重價值規律，以及相關的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等。各項市場經濟活動，除屬於自然壟斷的、具有外部性的、提供公共品的等等以外，都應放手讓價值規律調節即市場調節。

值得注意的是，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基礎性作用方面，目前還存在一些欠缺的地方，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能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採用計劃經濟辦法，因而帶來浪費和損失。有時還因政府對市場進行壟斷和封鎖，而影響公平競爭的開展，造成市場信號失真。因此，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就是要政府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左右市場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而是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主要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作出生產經營決策。

二、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

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就必須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和利益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對於非國有企業來說做到這一點較為容易，盡管政府的行政干預至今還不少，需要逐步解決。而對於國有企業來說，就不容易了。改革開放20多年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從作為主管部門的附屬物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一方面，從企業來說，原來事事靠上級主管部門，照他們的指令辦事，經濟效益好壞不在乎，沒有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有活力。現在要轉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就必須努力適應市場，參與市場競爭，承擔風險。搞得好，就能不斷發展壯大，經營者和職工也能增加收益，否則就可能虧損甚至破產。市場機制如同一條無情的鞭子，督促著企業不斷改進技術，改善經營管理，向前再向前，永不停步，永不懈怠。另一方面，從政府來說，原來直接指揮各項微觀經濟活動，對企業各種經濟活動進行審批和下達指令。由於對企業往往多頭管理，多龍治水，企業生產經營搞得好，各個部門爭相把功勞記在自己名下，而一旦出了問題，則互相推諉，誰都不願承擔責任。因此推進市場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府不再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撤銷一些原來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由於這樣的改革觸及不少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官員的利益，因而往往受到這些部門的阻撓而困難重重。當「婆婆」慣了，一旦不能發號施令，便很不適應。所以，國有企業要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必須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必須有政府職能轉換的配合，政府不再干預微觀經濟活動，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即轉變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需要指出的是，直到現在，政府職能轉換，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的改革，仍未完全到位。有的原來行政主管部門轉為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仍然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即使對國有企業進行了股份制改革，但只要是國有股一股獨大，政企就很難分開，因為國有控股公司實際上成為股份公司的「婆婆」，而控股公司往往就是前面所說的行政性公司，翻牌公司。這就使股份公司表面上改了制，但並未做到政企分開，仍不是真正的市場主體。還有政府部門，特別是不少地方政府，對本地區的企業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往往「愛護有加」，不但通過封鎖市場為本地企業產品打開銷路，排斥外地產品，而且從立項、融資、稅收、土地使用等方面，有時甚至不擇手段包括違法違紀地為本地企業的建設和發展提供方便條件，如2004年江蘇省出現的「鐵本事件」便是例證。一個只有3億元資本金的民營小鋼鐵企業主，一下子要建投資100多億元的年產800萬噸以上的大型鋼鐵企業，不申報立項，不經環保部門審核，違規侵佔農地2000多畝，沒有當地政府大力幫忙，是不可想像的事。再有，本地企業因經營不善面臨破產或債務纏身時，地方政府又會站出來，充當保護傘，向中央政府求情，向中央部門要錢或請求貸款解救，相當於為企業負無限責任。這是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的，是政府職能的嚴重錯位，也是企業尚未成為真正市場主體的表現。

為使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不但要政企分開，還要政資分開，即實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與政府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能分開。政府對國有獨資和控股、參股企業的國有資產履行出資人職能時，只是當老闆、股東，不能當婆婆，不能扮演董事會和經理層的角色，否則就成為老闆加婆婆，仍然是政企不分。

可見，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首先要使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政府主要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應當看到，這方面的問題還未解決，仍要繼續深化改革，逐步到位。

三、國家宏觀調控主要是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並不是完全放任由市場機制調節的，而是有國家的宏觀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這樣。

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這是對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宏觀調控豐富經驗的科學總結，是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世界上許多市場經濟國家，都把上述四個方面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中外的實踐表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很好地處理增長與穩定的關系，既要促進經濟增長，又要保持經濟穩定。從長遠看，在經濟穩定中實現經濟增長，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快速的。不然，片面追求經濟增長，不重視經濟穩定，不在穩定中求增長，就很容易出現大起大落，而大起大落必然帶來生產力的浪費和損失。這樣一來，走了彎路反而慢了。在前面四大目標中，頭一個是促進經濟增長，後面三個是保持經濟穩定的內容。因此，可以把國家宏觀調控概括為促進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要點在於，在經濟穩定條件下，市場信號比較穩定、准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可以較好地發揮，從而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實現較快發展。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搞好宏觀調控，就要樹立和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驗的重要總結。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容是以人為本，五個統籌，即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的實質是協調，五個統籌的實質是做到五個協調發展。做到五個統籌，就既能有效地保持經濟穩定，又能不失時機地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採用經濟和法律手段。這同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主要運用行政手段調節社會經濟活動有根本區別。具體來說，就是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經濟過熱或出現過熱傾向時，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反，在經濟過冷或出現通貨緊縮時，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目的都是保持經濟的穩定，努力熨平經濟波動的波幅，防止大起大落。有時人們把這種操作稱之為反周期措施，旨在使經濟上升時不要升得太高，力求上升時期延長一些；經濟蕭條時不要降得太多，延續時間不要太長。因此，國家的宏觀調控，以及實施從松或從緊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是為的實現短期(一般一二年)的經濟平衡，而不能將其長期化。據此，如果將1998年以來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長期化，似與市場經濟下宏觀調控的功能不太一致。與此相聯系，我們似乎也不應將擴大內需作為一項長期的方針。在發生通貨膨脹或存在明顯的通貨膨脹壓力時，我們能否籠統地談擴大內需，這是值得研究的。比如，2004年主要是擴大消費需求，而對投資需求則不但不能擴大，相反的要加以限制，因為從2003年起，我國投資總的已經過熱。

在我國，產業政策也常常作為進行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政策來運用。這是一個相當復雜且在經濟學界頗有爭議的問題。過去，由於政府制定和實施的產業政策在實踐中基本上不起作用，甚至政府鼓勵的產業往往發展不起來，限制的產業則發展得很紅火，因而不少人懷疑產業政策的有效性。考慮到中國擁有強大的國有經濟和數額超過年GDP的國有資產，政府的經濟職能一直較強，政府常用產業政策來調整產業結構，所以宏觀調控除了主要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外，還可運用產業政策，以改善產業結構，加強薄弱環節，約束某些產業的過度擴張。至於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否有效，主要看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是否符合國家的長遠發展戰略，是否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平穩和較快發展。

四、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科學評價市場經濟活動效果，難點不在企業，而在於政府，特別是如何評價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的政績。

過去，人們一般用GDP及其增長速度作為評價政府績效的主要標准，年年評比排座。GDP增長率高的，政績就優；GDP增長率低的，政績就差。結果各地競相攀比，全力以赴爭取GDP的快速增長，而且都想爭第一，你快了我要比你更快。因此人們形容這些地方政府是GDP政府。但是，多年的實踐，特別是近幾年的實踐表明，這樣做存在不少問題。

第一，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主要指標，必然忽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造成經濟發展腿長社會發展腿短的不協調局面。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發展既包括經濟的發展，也包括社會的發展，即包括科技、教育、環保、文化、醫療、衛生、健身、旅遊、休閑、娛樂等事業的發展。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最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就既要求經濟發展，使社會物質財富越來越多，也要求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使人民有接受良好教育、醫療、保健的條件，生活環境優美，文化生活豐富多采。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要做到這一點，只有經濟發展、GDP增長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社會事業的發展。所以，看一個地方政府的政績，不能只看GDP增長。

第二，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助長政府的短期行為，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經濟的增長、GDP的增長，可以採取有水快流的辦法，即用粗放外延擴張的形式，消耗大量的資源和能源，破壞生態環境，在一個短時間內實現高速增長。這對於我國這樣一個資源相對不足，生態脆弱，環境污染嚴重的國家來說，顯然是不可取的，也是難以為繼的。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即」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報載，建國50多年來，我國GDP增長了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也增長了40多倍。去年我國消耗的國內資源和進口資源約合50億噸，原油、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別約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創造的GDP僅相當於世界總量的4%。呵見，對我國來說，急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能只看GDP增長，還要看GDP增長後面付出了哪些代價。近來，有少學者建議改用綠色GDP作為評價經濟發展的指標，即從GDP增長中扣除為此付出的自然與環境的成本(比如1973年日本政府規定空氣、水、垃圾等環境污染的可允許標准，超過污染標準的，必須將其改善經費作為成本從GDP中扣除，按此方法，當年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這是值得大家重視和進一步研究的。

第三，把GDP增速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唯一或最主要指標，還會促使有的政府官員造假。過去流行「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說法，指的主要是官員造假虛報GDP數字，誇大成績，然後騙得陞官。有的地方官員不是根據實際數字，而是先探聽周圍地區的GDP數字，然後指示統計部門報高於其他地區的GDP增長數字，以顯示自己政績比別人高出一籌。而GDP數字造假，老百姓一般是難以監督的。

為了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制定科學的評價體系，就全國或一個地區來說，首先是逐步改GDP增長單一指標為多方面指標，比如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出了社會、環境、經濟、制度四個方面的指標。我們可以借鑒。其次是將GDP指標逐步發展為綠色GDP指標。再有就是加強對統計數字的核實，嚴肅查處作假者，增強統計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確性。可見，尋找正確評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效果的指標體系，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五、依法規范市場經濟活動，保障市場經濟健康運行

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中外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比較有效地發揮其積極作用，減輕因其自發調節帶來的種種消極作用。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實行公平競爭，以提高效率。這就必須對如何競爭進行規范，形成有效的競爭規則或游戲規則。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才能保證其健康發展。

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了依法治國的方略。這是我國從人治轉為法治的重大轉變。與此相適應，黨的十六大提出，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2010年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要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為鞏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服務。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推進經濟法制建設，即按照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著眼於確立制度、規范權責、保障權益、加強經濟立法。主要包括：完善市場主體和中介組織法律制度，使各類市場主體真正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和責任能力。完善產權法律制度，規范和理順產權關系，保護各類產權權益。完善市場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維護公平競爭。完善預算、稅收、金融和投資等法律法規，規范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完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切實保護勞動者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完善社會領域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按照法治經濟的要求，一方面，微觀經濟行為主體，主要是企業，要依法經營，照章納稅，依法處理企業內部關系特別是要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遵守環保、安全、契約等法規。同時，要依法保護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獨立性和各項權益，保護企業法人財產權等等。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對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要依法管理，不能隨便發號施令。國務院於2004年初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提出，中國將通過十年左右的不懈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目標，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第一，實現政企分開。第二，提出法律議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第三，法律、法規、規章得到全面、正確實施。第四，科學化、民主化、規范化的行政決策機制和制度基本形成。第五，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範、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第六，行政權力與責任緊密掛鉤，並與行政權力的主體利益徹底脫鉤。第七，提高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素質。可見，今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和干預，要依法進行，不能再像過去計劃經濟時期那樣，主要採用行政手段，發布指令。既然政企分開，政府的經濟調節就是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實施恰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採用利率、稅率、匯率等經濟杠桿來進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正確界定政策、市場和企業的關系非常重要。一般來說，凡是靠市場能解決而又有效率的，政府都不要去管。凡是公民、企業、社會組織包括中介組織等能夠自主有效解決的，除法律另有規定的以外，政府也不要去管。政府主要從事公共管理。政府在使用納稅人交納的錢財時，要節儉、高效、清廉。政府官員要懂得，不僅權力是人民給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人民交納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有的官員提出，要做到政府給老百姓的，多於從老百姓取來的，這是不可能的。政府的錢都是納稅人交的，老百姓交納的，能夠將錢用之於民就不錯了。政府不是財富創造的主體，政府能做到消耗少一點，為人民服務的事多辦一點就不錯了。所有這些，都要用法律法規確定下來，成為大家的共識和行為准則。

此外，必須公平執法。無法可依不行，有法不依不行，執法不嚴、不公也不行。如果不能公正執法，再好的法律也用處不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然不能在法治軌道上運行。因此，必須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觀念和守法意識，形成良好的司法環境。在這方面，除了進行宣傳教育等外，政府領導幹部要帶頭執法，嚴格執法，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❼ 未來經濟發展應如何對待gdp

改革開放取得了如下主要經濟成就：一、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最偉大成就就是快速發展。具體來說，30年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主要是快速發展了社會生產力，極大地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迅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國家先後啟動了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和中部地區崛起戰略，極大的促進了我國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推動下,國家創新體系,科技基礎設施和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得到加強。諸如載人飛船成功返回和繞月探測衛星的發射,標志著中國的科技研究的一些高、精、尖領域，已經跨入世界先進行列。二、鞏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30年的改革開放，在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堅持公平、正義，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相互促進新格局。而且初步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格局。各種改革不斷深化,國企改革穩步推進。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逐步形成。三、改革開放使中國的農村經濟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廣大農村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廣大農村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這使得城鄉人民的生活差距縮小、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新農村建設也取得了矚目的成就，新型農村醫療保險覆蓋了廣大農民群眾，農村經濟正快速發展。四、形成了改革開放的新格局。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由初期非均衡的「梯度推進」發展到了比較均衡的「點區輻射」，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格局。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轉型，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創立了一種社會主義的新模式，這是一種完全不同於當年蘇聯傳統社會主義的新模式，它對於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具有重大意義。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也存在不少的問題。這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問題。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一、我國經濟總量雖然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佔有量依舊處於世界較低行列。而且我國經濟的發展主要靠投資拉動，近年來我國投資放緩，經濟也增長緩慢。由於推動投資增長的主要動力是政府行為，缺乏市場機制的內在推動力。經濟增長對政府政策性投資的依賴過大，社會投資也明顯不足。二、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市場驅動力明顯不足。我國依舊靠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由於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上升，出口壓力也相應增大。又由於我國出口產品技術含量較低，這也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不良影響。三、金融貸款總量增速下降，資金供應渠道不暢的問題突出。這造成我國民營企業資金運行困難，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生存困難。四、就業矛盾突出。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企業招收員工困難。雖然中國人口數量世界第一，但是企業也面臨著嚴重的勞動力不足的情況。這也使了我國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五、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更加突顯出來，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表面上是對經濟增長速度的沖擊，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沖擊。因此有必要在現在加快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就必須轉變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的關鍵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也是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這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也是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經濟發展規律的科學反映，是對我國經濟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的深刻把握。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已經不能僅僅靠GDP數量的增長，而應當納入到社會這一大系統中去統籌兼顧，要有更為全面、更為辯證的要求，要更深刻、更自覺地把握經濟發展規律，下更大的決心、採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提出是我國對世界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認識進一步深化、理智和清醒的判斷。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對經濟發展指導原則的新發展新跨越。我們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時期已經認識到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作用，特別是強調了從粗放式經濟向集約式經濟的轉變，為此，提出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基本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把粗放式經濟增長轉變為集約式經濟增長；把盲目地單純追求GDP量的擴張轉變到更加註重優化經濟結構、提高經濟效益和經濟增長質量上來；把見物不見人的陳舊理念轉變到以人為本，更加註重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讓廣大人民群眾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切實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新的發展理念上來。我們要實現的是速度和效益的統一，我們要走的是一條既有較高發展速度又有較好效益的國民經濟發展路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並不能保證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因此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經過長期探索，現在對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取得了新的重大進展，形成了科學發展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必須從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樣的發展目標以及由此所決定的發展方式，顯然是經濟增長方式難以全面涵蓋的，也就是說，單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能保證實現科學發展，因而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實現途徑。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的戰略任務，並在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對我國發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指出了我們必須適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把握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和規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的基本綱領。這就要求要增強發展的協調性，使國民經濟朝著又好又快的方向發展。這就要求我國經濟必須向結構優化、效率高、消耗低、環境友好方向轉變。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才能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使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落到實處，從而使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才會進一步深入落實，全社會發展觀念進一步增強，法治政府建設取得新的成效。基層民主制度會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能力也會顯著增強。也才能有效加強文化建設，適應人民需要的文化產品更加豐富，以明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實現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培養水平明顯提高。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佔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實現生態文明的建設，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鞏固樹立，生態環境質量才會明顯改善。也只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會更加完善，自主創新能力才會進一步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上升，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居民消費率穩步提高，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增長格局。

❽ 依法治國的建設體系是什麼2014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為未來中國建設法治國家描繪出新的路線圖。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本期應知為您解讀。
專家解讀
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內涵
四中全會提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及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框架，這五大體系是統一的有機體。
■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
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是依法治國的基礎。2011年3月10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由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7個部分構成，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3個層次。
專家建議：
建設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首先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增強法律法規的系統性，解決因體系性不強導致的法律規定在邏輯上、價值取向上相互「打架」的問題。
其次要重視發揮立法對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推動作用，變政策引領為立法引領，堅持改革於法有據，使改革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進行。
再次要改進立法體制，健全立法機關主導、社會各方有序參與的途徑和方式，去除立法部門化，使立法真正成為凝聚社會共識、調整利益分配的過程，更好地體現廣大人民的利益和社會公平正義。
■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法律的生命力和權威在於實施，這也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法律能否得到有效實施，不僅取決於法律的公正性、權威性、嚴密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同時，執法的機構必須權責清晰，執法人員必須素質良好，能夠嚴格公正規範文明執法。
專家建議：
科學立法是基礎。立法要克服部門本位主義，超越部門利益，制定出公正合理、操作性強的「良法」。
嚴格執法是關鍵。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整合執法機構、充實基層執法、強化綜合執法，做到嚴格高效執法。
合理的激勵、評價制度是動力。應運用「法治GDP」考核、提拔、任用能夠確保法律有效實施的幹部。
■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
法治監督體系主要包括六大環節，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大監督，人大和人大常委會常用的監督方式是對官員的質詢。其他環節分別是紀委監察監督、審計監督、行政機關內部的督查監督、輿論監督和司法監督。司法對公權力最重要的監督形式是行政訴訟。
專家建議：
建設法治監督體系必須以法律為前提，任何機關、組織或個人都不能幹擾、阻撓甚至破壞法律的實施，這是法治監督必須遵守的前提和原則。
要強化監督問責機制，形成全天候立體監督模式，讓執法者須臾不敢忘記法定的職責，司法者絲毫不敢違背法律准則，確保法律的嚴格、公正實施。
監督主體之間必須銜接到位，要明確規定各職能機構的監督權、監督范圍、內容和程序等，明確監督機構的分工和相互關系，絕不能出現法治監督方面的空白。
■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
法治保障體系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舉措，是憲法法律得以貫徹實施的重要手段。法治保障系統主要包括法治人才隊伍，法律糾紛、爭議化解機制，國民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等。
專家建議：
首先，應加快推進省以下司法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其次，理順司法權與司法行政事務權、司法權與監督權的關系，健全辦案組織體系，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加快推進司法職權配置科學化。
再次，加快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推進司法職業化。
同時，加快推進人權司法保障法治化，完善法律援助、法律服務等工作。
■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是法治的核心。將黨內法規體系視為法治建設的重要一環，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一步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尤其對保證依法執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也為執政黨在依法治國中的作用確立一個明確的坐標。
專家建議：
一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監督體系。用制度規范權力的運行過程，強化腐敗的制度治理。
二要以憲法原則為指導，始終貫徹依法執政理念，實現黨內法規法治化，使黨的權力結構及其行使方式符合國家法治建設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要注意處理好與憲法法律的關系，把黨內法規體系建設作為國家法律體系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一體推進。
相關鏈接
健全制度推進法治實踐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並為實現這一目標明確了重大任務。這些部署，針對性強，切實可行，充滿了新意和亮點。
健全憲法實施和監督制度，完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
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
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
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矛盾預警機制、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救濟救助機制，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法律渠道。
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完善法律職業准入制度。
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
名詞辨析
從法律體系
到法治體系
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從立法層面談，法治體系是一個立體的、動態的、有機完整的體系，而法律體系、法制體系是相對靜態的。法律是指載有法律規范的書面文件，法制是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而法治則是指運用法律和制度治理國家、治理社會。
另一方面，法律體系、法制體系相對於法治體系，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完善法律體系和法制體系是為建設法治體系和法治國家服務的。我國法治建設的任務，已經從以立法為中心轉向以落實憲法和法律規定為中心。從法律體繫到法治體系，實現了從制度到制度實踐的飛躍。從形成法律體繫到形成法治體系，是黨和國家對法治建設認識的深化。
此外，一些專家認為，法律體系、法制體系的「法」包括規范公民行為、社會生活和市場秩序的法，也包括規范國家、政府、政黨治理行為的法，但前者是其最大、最主要的部分。而法治體系的「法」主要是指規范國家、政府、政黨治理行為的法，也就是說，法治的「法」主要是指治官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