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德治關系

⑴ 德治和法治的關系是什麼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

法律是社會主義道德的底線和後盾，凡是法律禁止回的，通常也是答社會主義道德反對的；凡是法律鼓勵的，通常也是社會主義道德支持的。社會主義道德是法律的高線和基礎，是法律具有合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內在依據。

法律的價值、精神、原則等大多建立在社會主義道德的基礎上，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許多行為，往往是法律作出相關規定的重要依據，而多數調整社會關系和規范社會行為的立法，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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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須臾離不開法律與道德的融合、法治與德治的並用、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對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關系的全面闡發，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的重要准則。

⑵ 德治與法治的辯證關系是什麼

一、「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一）「法治」與「德治」區別。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二）「法治」與「德治」聯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二）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⑶ 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是什麼

依法治國是最根本的治國方略。以德治國是在依法治國基礎上，對人們的思想道德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在民主政治建設領域，規范人們行動的標准首先是法律。在道德標准與法律標准發生沖突的場合，在個人權威與法律權威發生抵觸的情形下，最終應當堅持法律的立場，依法辦事。

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屬於不同的范疇。社會主義法治與道德本質是一致的，產生於同樣的經濟基礎，都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兩者分屬於不同的范疇：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

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互促進。法律是道德的重要載體，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充分實現，有利於社會主義道德的推行，有利於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推行以德治國，社會主義道德水平普遍提高又必然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的有效實現。

依法治國的意義：

1、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2、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3、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4、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6、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⑷ 在德治與法治的關系中前者是基礎後者是保障對嗎

法治和德治的關系是：
法治與德治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二者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內但在根本目容的、基本精神和作用方式上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法治是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


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要求統治者集團以身作則，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發揮道德感化作用。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化，「為政以德」，德主刑輔。

⑸ 我國社會主義法治與德治有什麼關系

「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歷來都是法律家們所爭論不休的一個論題.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二者究竟應保持一種怎樣的關系,曾成為一段時期內理論界探討的熱點.由於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既需要有法律來為之保駕護航,同時也離不開道德的影響與支持,因而在我國,「法治」與「德治」應當同步並舉.然而,諸方面的原因,卻使得我國法學界不少人對「德治」的認識有些偏頗,以致許多情況下,當我們一提到「德治」這種說法的時候,便會招來許多非議.江澤民同志在一次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這說明,對「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問題,黨和國家領導人是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的.因此,研究「法治」與「德治」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之間的關系,探討協調二者之間關系的途徑與方式應成為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所必須要思考的現實問題.
一、「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一）「法治」與「德治」區別
1、治國方略上的差異
「法治」與「德治」的最終歸宿都在治國上,但二者在治國的側重點上卻截然不同.換言之,前者主要側重於先「治法」,後者則主要側重於先「治人」.理論上,就「治人」與「治法」的輕重而言,「治人」應重於「治法」.這是因為：首先,「治人」在內容上實際已包含有「治法」的要求,「治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 治人」,在本末順序上,應當是「治人」為本,而「治法」為末.其次,「治人」是「治法」的依託,「治人」有助於更好地「治法」.作為一種規范,法只能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對人的內心世界則無法涉足；要涉足人們的內心世界還需要人本身.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再良好的法制,假如沒有具備應有素質的人去執行,仍無異於一紙具文.因此,單純「治法」不足以「治人」,要實現法治的理想目標,還必須要把最終的依賴點放在「治人」上.否則,即便將完善至極的法律擺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也仍難以實現我們最初設想用法制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現代社會之所以更加強調「治法」,並不是基於「治法」比「治人」重要,而是在策略上所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末端治理模式」.現階段,由於對人的本性問題在認識上難以得出共論,「治人」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還存在較多障礙,難以真正實現科學地「治人」；相反,對於法,由於人們在許多實質或重要方面都已經達成共識,且這些共識在很大程度上已日漸成熟化和科學化,因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治法」都更較為容易地得到實現.
2、「法治」是他律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
從「法治」與「德治」所涉足的領域來看,「法治」是他律之治,即它僅僅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通過約束人們的行為而實現治人,它對人們的內心世界無從干預,屬於治外之治；而「德治」則是自律之治,它不僅可以約束人們的行為,還可以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並通過約束人們的思想意識來達到約束人們行為的目的,屬於治內之治.由於人們的行為總是受一定思想意識所支配的,因而從這一點上來說,「德治」是更高層次的治國模式,是治本之治；而「法治」則是最終實現「德治」 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治標之治.
此外,從他律與自律的角度出發,我們還可以推導出二者之間的如下區別：如「法治」是懲惡之治,「德治」是 揚善之治；「法治」是事後之治,「德治」是事前之治等等.
（二）「法治」與「德治」聯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二、「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辯證關系
江澤民同志在2001年1 月10日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明確指出：「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制國,同時也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論述,為我們正確處理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提供了依據.分析如下：
（一）、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依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 .這是「法治」的主要內涵.
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但與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的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其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作用.
（二）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道德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它們是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反映,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共同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法治與德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體系和思想道德體系,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運行；也只有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始終堅持法制和道德教育「兩手抓」,才能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可見,「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是我國完整系統科學的治國方略.

⑹ 如何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⑺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是什麼

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大優勢。立足當前、面向未來，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行好，最關鍵的就要堅持走法治道路，發揮好這條道路的鮮明特色和突出優勢。這就要求更好地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切實推進以德治為基礎的法治建設、以法治為保障的德治建設。

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也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要應對前所未有的矛盾風險挑戰，從根本上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應當清醒看到，我國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單就法治論法治是不夠的，必須著眼全局、系統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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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法律運作必須遵循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即以最小的成本費用獲取最大的收益，現代西方制度學派的興起，經濟分析法學的產生，效益被導入法律，形成了以效益為基點的法律分析。

道德感是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對不道德行為的譴責是不花成本的，無須成本維持。收益大於成本，則表明該行為有效益，這種行為就會得到強化。反之，則無效益，這種行為就會被弱化，甚至消失而出現不道德行為。

⑻ 法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⑼ 法治與德治的相互關系

親愛的樓來主：
正 法治與德治源的關系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治與德治是相互聯系的,法治與德治雖然范疇、內涵不同,但二者是緊密聯系、辯證統一的。首先,從法治與德治的性質和地位看,二者都屬於人類文明這個總范疇。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二者雖然有別,但在根本性質上,在更高層面上是統一的,即都屬於人類文明。其次,從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看,二者都對社會成員行為起規范作用
祝您步步高升
期望你的採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