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法治

A. 中國古代法制的特點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響，而強調遵循禮教，強調維護綱紀倫常。經過漢儒改造，禮融進了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為"禮教"，成為指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和倫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四)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獄訟是否得平，自漢以來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項目之一。

B. 古代中國是個法治社會嗎

從理念上來說，古代的中國也不是一個法治社會，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真正的關鍵還是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孟子也會說：「徒法不能以自行。」
而且在中國古代你會發現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裡面彰顯的、強調的不都是法律，因為鄉土社會，是一個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社會，大家不是親戚便是鄰居，這樣的一些人之間如果被允許、鼓勵去打官司，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比較緊張，矛盾反而更多，不利於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所以有些時候往往會把法律放在一邊，考慮所謂的人情、感情、長遠的利益關系，當然還要考慮打官司的司法成本。
中國古代法官做出的一個理想判決應該是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兼顧，這才是一個圓滿的格局。所以，要理解中國是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法治的文明，要考慮到制度的結構，也要考慮到規范的系統、規范的特徵。法律不自足，但有天理、人情來平衡它，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情理都很重要。
刑事案件的話，比如那些命案、疑難案件，尤其是疑難案件。疑難案件中國古代有兩種，一種是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另一種是沒有相應法律條文的。凡是疑難案件都必須要走程序，從地方一直報到北京刑部，甚至要報皇帝來裁決。而皇帝在做這樣的權衡時，因為沒有法律依據，他必須憑他所體會到的、所理解到的天理和人情，而天理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存在，所以更多的是考量案件的事實、情節、社會性、政治性，以及皇帝自己在情感上對這個案件的態度，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平衡。所以，古代法律跟我們現在的法律是不大一樣的。而這種綜合性的平衡在古代比現在要多，這又是古代的立法技術跟今天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理解中國傳統的法治文明，要看到官僚體制的系統、社會的結構，還有就是規則系統。從這三個角度去考量，會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把握。

C. 中國古代法制的三大時期

奴隸社會時期
原始社會末期以祭祀祖先儀式為核心的 「 禮 」 由習慣逐漸演變為法 。夏朝國家形成伊始，法制尚處草創階段，奉天罰罪的法制觀 《左傳》中記載的 「 禹刑 」 ，大抵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至商朝，刑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法已初具規模，所謂「 刑名從商 」 。以殘害人體為主的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在商朝已較為通行，但處刑的手段尚未規范化，還沒有一套嚴格的刑罰制度。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到中葉以後，井田制遭到破壞，郡縣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宗法制日趨衰落，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確立。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最重大的改革莫過於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鄭國執政子產，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鄭國鄧析所作竹刑，便於攜帶和流傳，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
封建社會初期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魏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後來商鞅入秦國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秦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家思想和政策。其中韓非的以法治為中心 ，法、術 、勢相結合的思想，對秦始皇政權和法制活動影響極大，成為其指導思想。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司法機構和訴訟制度逐漸形成。
漢朝建立後，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章，製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說的漢律。漢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輔 」 ，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刑罰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至此中國刑罰制度從野蠻走向文明和進步。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機構，訴訟與審判制度。「春秋決獄 」 是儒家文化滲透法制的直接體現，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頗有建樹，魏國的《新律》，東晉的《晉律》(又稱《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統式》，北齊的《北齊律》，北周的《大律》等。這時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禮律日趨融合，其中《北魏律》為隋唐律典的淵源。為維護地主階級特權， 「 八議 」 「 官當 」 入 律。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會發展時期
承上啟下的是隋朝的《開皇律》，無論在篇章體例和基本內容上， 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顯著 改進，是對秦漢律以來的法律的總結，也為唐律奠定了基礎。
唐朝以「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 為法制指導思想上，將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律疏》、《開元律》及《開元律疏》、《大中刑律統類》、《唐六典》 等。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稱《永徽律疏》最負盛名，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 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而且盡可能引 證儒家經典，用以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使 「 疏 」 與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從此 「 天下斷獄，皆引疏分析之 」 ，成為統一解釋律文的法律依據。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備。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這一時期的法律特點是：確認封建的租佃關系和田宅典賣制度，加強活動對司法權的控制，刑罰更加野蠻，折杖法、刺配之法、凌遲等酷刑的濫用是刑罰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沒有顯著進步，有幾個特點：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把人民劃分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殘酷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確認蓄養奴婢的合法性；在繼承漢族法律的同時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習慣法。
封建社會後期
明律於唐律比較，大為嚴苛，所謂「輕其輕者，重其重者」。明太祖以「重典治亂國」為指導思想。《大明律》增加、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明太祖親自製定《大誥》，匯集了當時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范，兼有明太祖對臣民的訓誡，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為調整封建國家各機關權力職責更好地集權於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會典》。
《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清會典》康熙時仿《明會典》制定《康熙會典》，此後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訂。其詳細記載了清朝從開國到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完備的行政法規，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
請採納

D.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4)古代法治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E. 中國古代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

中國古代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法治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方略."德治"篤信"為政在人"重在人之版"德"上,其本質權是人治.法家"法治"名為法治但僅限於"君下法治",法對民不對君,君主脫離在法治范圍之外,其本質還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雖在人性前提(儒家傾向善,法家傾向惡)、哲學依據(儒家找內因,法家找外因)、理論基礎(儒家篤信"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篤信"為政在法"重在法、勢、術相結合上)、對象考量(儒家針對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針對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著傾向上的差異和對立,但是二者之間並沒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為君主專制系統中互補的兩翼,這說明中國傳統國家權力理論的邏輯出發點是君權,而不是民權.這種只見君權不見民權的傳統政治思想正在為近代和現代中國的社會實踐所顛覆,追求民權成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主流.

F. 中國古代和現代「依法治國」有何不同

盡管從實質上說，中國古代法治實為人治，法律只是統治階級統治工具。但從形式上看，中國古代法治的推行對於促進中國封建社會進步，推動中國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中國古代法治切切的說是啟蒙於「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這一時期也是社會由奴隸制社會轉型於封建社會的大轉變時期。從此中華大地進入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儒、道、法等學派也相繼產生，
首先戰國時，韓國國相申不害教韓昭侯「術治」，其時的「術治」即「法治」。韓非解說：「術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實質為君主個人的集權統治，要求君主們要不擇手段，以法律的威嚴鎮壓群臣百姓，以達到鞏固王權統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權國家的目的。
但是面對「法治」總是逃脫不了「人治」「德治」和「術治」的思想這一不變的規律，總有一股思潮敢於突破禁忌，往前邁上一大步。在秦孝公時，商鞅攜《法經》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視，先後兩次在秦國主持變法。商鞅以《法經》為藍本，結合秦國的具體實際情況加以修訂、擴充、制定了秦律。商鞅著重強調法治及其威嚴，要求相對意義上的人人平等，以至於商鞅自受其法。如果這一治國之法維持下去也罷，可在中國很容易走偏，可是在秦國統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為主導，一方面採取各種措施加強中央集權；一方面大力排擠其他各大學派，焚書坑儒，殘殺儒生。此時法家思想達到頂峰。「法治」達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機勃勃的種子。此後的漫漫封建社會長夜裡，「法治」從來就沒有真正地退出過歷史的舞台，不過已然變味，不是孝公時所要的依法治國之思想。

雖然「法治」的生命力旺盛，但是封建法治始終是受到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的羈絆。封建法治顧名思義地只能存在於與其適應的封建社會。因此，必然要結束於封建社會末期即晚清時期。早在明清之際，就有著名的法家王夫之、顧元武、黃宗羲等對封建法治提出疑義。他們反對君主集權，主張真正的「法治」，即法律高於一切。此後，由於外國入侵，中國古代法治也逐漸遭到西方法治思想的沖擊，慢慢退出了歷史的舞台。漸漸進入現代，我們對「法治」的深刻認識，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方略之後。
依根溯源之後，我們可得出一個結論，即中國古代「法治」思想有其積極的一面，特別是在反奴隸社會的斗爭中，是極其先進的，但由於其先天不足，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它的最大局限性就在於沒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無法要求民主，反而主張把包括立法權在內的一切最高權力完全交給君主，所推行的中央集權實質就是君主集權。「法治」主要是靠君主的權戚自上而下推行，即法家所稱的「勢」，雖然提倡「刑無等級」，但在實踐中根本就行不通。另外，中國古代「法治」思想消極的一面還表現在走了「法治」的極端，過分迷信和依賴嚴刑竣法來治理國家。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統治者往往對基力情有獨鍾，不計後果加重刑罰，橫征暴斂，濫殺無辜，極易引起反抗。
以史為鑒，我們今天實施依法治國簽本方略，必須堅持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墓本經濟制度，以民為本，堅決落重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在依法治國中的主體地位，充分體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體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才能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G. 關於中國古代法制

明朝《大明會典》復
明洪武十制三年，皇權與相權爭斗的結果，使明政府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制度，六部等中央行政機構擺脫了宰相的控制，直屬於皇帝領導，中國的封建行政體制出現了重大變更。這一變化，加速了明朝行政法規的建設。自明英宗時期開始編纂具有封建行政法典性質的《大明會典》，至明孝宗弘治十五年初編制完成，又經過明武宗正德年間的參校補正，正式頒布天下
在刑事方面有一條。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則：「斷罪無正條」時確立「比附」類推原則。
原文實在找不到，不好意思

H. 為什麼中國古代的法律不能引導中國走向法治

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圍繞著「家族」以及「階級」這兩條主線展開的，所以它散發著濃重的「血緣」和「特權」的味道，因此就決定了它自身具有難以融入當代法制建設的局限性，與當代法制建設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罰不徇私情」等原則格格不入。
中國古代自然法思想肯定國家的絕對合理性，有國家、民眾而無個體、有君權無人權，缺乏普遍正義和人民民主思想，國家、家族、男性至上；社會人際關系自家族開始，以血緣紐帶貫穿始終，國家自然化，一切立足於治理國家，法律、國家一體，仁義禮法道，人性善惡無不如此；法律決定於國家需要、完全工具化，反之亦然，國家也工具化，成為君主實行統治的手段。

中國自然法的法律觀始終是法制、道德合一。如仁法、道法、博愛互利法，都十分強調道德規范的重要性，所謂以家國天下為先，捨生取義，自我犧牲。

一、周公制禮

1、[1]西周初期，相傳「周公制禮」，即在周公主持下，對以往的傳統習慣進行了補充、整理，制定出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中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2]｛1｝它始終貫穿著這樣幾個原則，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也。」｛2｝「親親」，就是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必須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級服從上級，必須做到不許犯上，不許違抗。

2、周公認為，統治者應勤政修德，加強自我剋制，實行以「親親」、「尊尊」為原則的禮治，推行德政。

二、仁論

1、[1]｛1｝孔丘提出，治國執法必須從「修身」開始：「修己以安人」。統治者「身正」即能以身作則，他的政令便可通行無阻；反之，「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政令便無法貫徹。｛2｝孟軻也認為法律關系首先是上行下效的關系，君主的道德維系天下的綱帶，「身正而天下歸之」，「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2]孔丘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贊揚周公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因此以」克己復禮「為己任。[3]孔丘認為，」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1｝君子時時刻刻都不能違背」仁「的要求，無論遇到什麼情況、在任何場合都要堅持」仁「。｛2｝仁的基本精神是重視人，仁的基本含義是」愛人「。將」愛人「用之於處理家庭關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之於處理政治關系，就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用之於處理統治者內部關系，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用之於處理君子與小人的關系，即使」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會則足以使人「。｛3｝」愛人「必須從」親親「開始，由親及疏，由己及人。

2、以「愛人」為中心，以孝悌為根本，以「克己」、「忠恕」為手段，以恢復和完善禮治為目的，這就是孔丘「仁」論的實質內容，也是他自然法思想的主要結構。

三、兼相愛，交相利

1、墨子說：「子墨子置立天志，以為法儀」。他認為，天（自然或上帝）最公正無私，他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而沒有絲毫偏向，它給人們吩咐的恩澤卻不要求感恩戴德，它的權威普及四方經久不衰，所以聖王治理國家應該效法這種「天志」來制定法令和政策。

2、用「天志」作為測定是非善惡的客觀依據，作為衡量人們言行的最高標准，是因為，1）「天志」愛人，「天」是為了庶民百姓的利益而造就世界萬物得。2）「天」具有主宰人間賞罰的最高權威，君主也必須按照「天志」辦事。3）「天」兼有萬物，一視同仁，「天志」的公正無私是普遍和永恆的。4）「天」是人類的良知和正確認識的總根源。

3、1）「兼愛」和「交利」是墨家用來消除混亂，改造社會，實現理想的總綱領。2）[1]墨家強調謀求公利、眾利，即「百姓之利」、「萬民之利」，堅決反對之為一己一身而損害他人的私利，即「虧人自利」。[2]墨子說：「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

四、無為之法，道法自然

1、1）老子認為，最理想的社會是「天下有道」的社會，而判斷是否「有道」的關鍵在於是否合乎「自然」。2）[1]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法」是效法，遵從的意思。「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聽任萬物自由發展，沒有任何人為或者強迫的成分。[2]老子把「自然」當作一切事物的起點和歸宿，作為支配和決定一切事物發展的規律。

2、老子的自然法觀念主要表現：1）道是宇宙的本體，主宰著天地萬物。「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正是這無所不生、無所不有的道，化生和主宰著宇宙和人類社會。2）[1]道充滿與天地，普遍而且公正無私。[2]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乃久」，「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3）道「獨立而不改，周興而不殆」。「反者，道之動」。「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老子認為「道」是客觀的。4）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禮」，「大道廢，有仁義」，只有道菜是最高的准則。5）老子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燀然而善謀」。因此，「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3、老子說：「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處無為之是，行不言之教」，「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即人類最高的德行，就是真正地按「道」行事。總之，人定法要服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