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法治

㈠ 法制和經濟的關系

（一）競爭與有向競爭

譬如在買方市場中，競爭使用戶成為「上帝」，而用戶隨著陰流子傳遞是不斷增多的，因而維護用戶上帝地位就是支持陰流子能力高者，支持陰流子加速流動，擴大陰流子使用效率。

為什麼競爭是有向的呢？現實生活中人人都知道，人的能力是有高低差別的。這種差別是由特長差異形成的，通過競爭可以將它們挖掘出來。事實上這是有向競爭決定的，因為每個人都是五構素體，其能量當量值都差不多，當以社會價值取向為參照系時，人的能力就會呈高低差別，崗位就有不同。有向競爭不僅能防止偷懶還能激發特長的發揮。根據方向不變原理，能量集中朝一、二個方向輻射可形成特長與能力差異，如果能量集中朝著社會某項需要的方向輻射就呈現所謂的特長。所以，沿著社會價值取向修煉自己、體現價值是有向競爭的基礎。簡單地說，有向競爭是指市場競爭有價值取向有規則，本質上說是圍繞測地線實現消費體系而展開競爭。

（二）特長與價值取向

其實人的成功與運氣主要取決於個人特長與個性；取決於社會的價值取向與競爭法則及其實施狀況；取決於個體生活環境或虛物質規定的運作軌跡等。因此，我們難以准確地把握成功與命運，但我們可以通過執行有向競爭、培植發揮每個人的特長，使每個人每個社會層次利益處理得最好，通過開發、存儲社會因技術原因暫時用不上的特長為未來社會發展作好准備。這就是執行全方位的系統化的有向競爭。這個方向是指綜合照顧公私利益關系、當前與預期利益關系。以虛物質公平為准則，在任人唯才、按勞分配價值取向下，在公開公正公平的監管下，發展社會利益。這主要包括二個內容，一是教育發現培植人才結構，按才分工和按勞分配；二是在起點、過程、結果全過程中，實行公開、公正、公平的監管。

人類教育堅持講學習、實習和反復實踐與經驗就是為了使人的能量通過訓練形成一個強大的輻射流通道，以形成勞動技巧。這猶如激光一樣朝一個方向運動形成高能光流束。否則，就會徒有一身骨肉，有力不會使，發力無術、戰斗無招。當然，能量集中於什麼方向也是由基因決定的，並非完全取決於訓練。因材施教正是教育的學問所在。所謂的特異功能、氣功等無非是這種有方向的能量運動表現。

（三）有向競爭二要素

市場、競爭、交換、價格等存在的因素本質上有三個：一是資源能力有限；二是慾望無窮、需求增長；三是能力差異、產品質地等級。而有向競爭的形成需要二個基本要素：一是競爭市場；二是價值取向。只講市場而不講價值取向的競爭是混亂無序毫無意義的競爭，就象未磁化的磁鐵沒有磁力一樣，沒有方向與目標，無進化進步可言。不擇手段所進行的競爭就是典型混亂無方向的競爭，其中必以惡意不勞而獲、剝削為主要表現。違背按才分工與按需按勞分配方向的競爭，就會製造弱勢群體的困苦慘劇，阻礙著社會發展。同樣，只有價值取向沒有角逐場地、背景也只能是空想。拿體育競技來說，田徑賽的場地是操場，價值取向是高快遠；棋藝賽的場地是檯面，價值取向是鬥智。這二種比賽的競爭規則、所獎酬的能力作用對象群、肯定的價值觀、樹立的英雄形象等大相庭徑，前者為身強力壯者而後者為智商超群者，但都是高能者。總之，市場是競爭的氛圍或環境；價值取向是競爭的目標或方向。不同的場地、規則和運作目的方向，其社會效果、取用人才、受惠人群都是不同的。不管哪種形式的場地、取向，只要維護社會發展的方向，堅持沿測地線實現消費體系的方向，有著公開公平公正、氣氛輕松的競技環境，就是我們所要的有向競爭。

市場經濟二要素

作為有向競爭的要素之一，市場競爭有許多種；作為市場競爭的一種形式，市場經濟就是其中一種。

有向競爭有二個要素，市場經濟的形成也有二個要素：一是生產要素與產品交換市場；二是按才分工按勞分配的價值取向。分工勞動、需求差異與能力差異、交換合作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基礎。為了使每個人的特長取得最佳的配合效果，必須在市場中首先引入按才分工按勞分配的價值取向，其次必須營造計消市產模式下的游戲規則，編制好監管公開公正公平的操作程序與過程等。

一個社會是計劃的還是市場的或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三種運作結果是截然不同的。市場競爭的社會經濟性質決定了對某種結構層次用處的人才群之社會地位予肯定或獎酬，其它則半肯定或否定。如關系經濟競爭，其價值取向是按關系配置資源、崗位、分配收益，主要社會表現是：維持小團體或派系的利益，拍馬奉承與錢權色交易者可獲取社會地位、獎酬，不擇手段、擅長公關交際群體成為左右逢源的姣姣者。又如生產勞動的經濟競爭，其價值取向是產生社會效益驅動社會發展的按勞取酬，能獲取社會地位、獎酬的是掌握科學創新成果、生產技能的勞動者和生產要素的所有、經營者等。

（五）差異差距T12與有向競爭

差異與差距是不同的，差異不分高低、好劣，只是表示不同；差距則有高低與好劣之分。差異在有向競爭的市場中才演變出差距，即不同的競賽項目、不同評價標准，不同的審美標准會遴選不同組合的價值取向，差異按照價值取向排序才有差距。差距是競爭的動力，競爭使差異轉換成差距。競爭為消除差距而產生差距。大家都知道電工學中的壓差和電能關系，然差距和競爭也是這種關系，沒有差距就沒有競爭的能動性，沒有競爭就不會發生差距。不過有向競爭的『磁場』方向是沿測地線實現消費體系，差距按縱向和橫向比較出來，競爭使個人奮斗，為的是縮小過去和今天的差距，縮小自己和別人的差距。

（六）有向競爭定義

競爭的資本是能力與信譽，即有向競爭是由爭相表現各自能力者以獲取最多的所需服務或產品而引發的。從這個角度上講，有向競爭能激發放大陰流子的流量和加快陰流子運動速度。根據方向不變原理，有向競爭是虛物質決定的陰流子競相噴發的一種運動表現，而這種陰流子競相噴發是在可對比場合下進行的，如市場、體育館等，以沿測地線充分實現虛物質載體的消費體系為目的。因此廣義有向競爭的定義為：沿著測地線實現消費體系所展開的競爭，在虛物質管理法框定的經濟市場或產 -消通道網路或TMS網繫上進行。而狹隘的有向競爭定義為：有價值取向，有競爭目標、對象，有場地有規則，有公開公正公平的監管。

㈡ 法治與經濟有什麼關系

法制是指社會的制度和環境。我們講法制社會，依法治國。這是社會的大制度專和環境，在這個制度和屬環境下我們可以發展經濟、文化、醫療等事業。大力發展經濟是目前我們國家的發展主體，和主要任務。所以，針對經濟發展，法制有相應的經濟法、金融法等與經濟相關的，用於約束和規范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
通俗的比喻法治是路，經濟是車。車無論往哪跑，怎麼跑，跑多快一方面是根據道路條件（法制的完善、健全程度），另一方面跑在路外面（不能違法）。

㈢ 中國在建設法治國家中的進程有哪些舉措

法治中國建設是當前及未來的重要課題。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學術論著，都對這個主題進行了反反復復的論述。從相互聯系的認識論出發，筆者認為，要理性地推動法治中國建設，還需要認真地處理多個方面的關系。通過比較與提煉，可以發現，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國家法律與黨內法規的關系以及傳統資源與外來資源的關系，是法治中國建設應當重點考慮的基本關系。處理好這五大關系有助於法治中國建設更加順利地展開，亦有助於對法治中國建設形成更加全面的、更加立體的認知。

一、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的關系

這並不是一個虛假的關系，而是一個真實的關系。應當看到，法治中國建設既是法治建設，但同時也是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那麼，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是什麼？站在法學、法律、法治的專業立場上，容易過分凸顯法治的價值與意義。法治建設當然極其重要，中國憲法規定了要依法治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建設可以說是法學理論的生命線，是法律人的核心追求；但是，如果從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法治建設就只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國家建設的一個維度。那麼，應該怎麼看待法治建設與國家建設的關系呢？

國家建設需要從各個方面展開。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一個世界體系中的國家，首先要有強大的軍事。在中國古代，在「華夏—蠻夷」的格局中，軍事是否強大雖然也很重要，但並不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問題。譬如，趙宋王朝的軍事就比較弱，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文化照樣很發達，社會生活也比較繁榮，《清明上河圖》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繁榮的寫照。傳統中國王朝的滅亡大多不是由於外國軍事力量的入侵，而是人民的造反。但是，在現代的國際格局中，軍事實力對於國家建設的意義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軍事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真實地位。一個國家所擁有話語權的多少、在全球資源分配中能夠占據的份額，從根本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因此，國家建設首先是軍事建設。軍事建設當然需要法律與法治，因為軍事建設也需要規則，需要在規則之下有序展開。但是，軍事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是：法治建設應當服務於軍事建設。無論是軍事領域的法治建設，還是軍事法律對於軍事行為的治理，都應當服務於強軍這一目標。傳統中國盛行的「兵刑同義」，關於「兵刑同義」，《國語·魯語·上》的說法是：「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在當代中國當然不足為訓，但軍事法治建設以強軍作為目標卻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國家建設的第二個支撐點是經濟建設。即使是軍事建設，也離不開經濟實力的支撐。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就難以為繼。因此，強大的經濟實力是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核心內容。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強大的經濟既包括生產、也包括交易。至於經濟建設與法治建設的關系，多年來，法學理論界已有很多的論證，主導性的觀點是「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1］。盡管這樣的說法不夠細致，但法治說到底是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在經濟與法治之間，經濟建設是目的，法治是手段。法治服務於經濟的基本方式就是提供規則並讓規則得到有效的執行，讓生產和交易持續地、有序地展開。

對於軍事與經濟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早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有所認知。法家學派對「耕戰」的獎勵，就是對於軍事與經濟的獎勵。法家學派重視法律的價值，強調「以法治國」［2］，法家「法治」的具體指向就是「耕戰」，就是要為國家的軍事與經濟服務。當然，那個時代的軍事與經濟都相對簡單，無論是軍事能力的提升，還是經濟實力的增長，主要都依賴於人力的投入。但是，即使是這樣，通過「法治」獎勵「耕戰」的秦國依然在列國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戰國時代的第一強國。

今日的世界體系已經不同於兩千年前的列國體系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國家建設除了軍事與經濟，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那就是科技。在冷兵器時代，軍事實力跟科技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在當代，軍事實力主要依靠科技實力來支撐、來體現。有沒有戰略性武器、信息能力的高低，對於軍事實力具有根本性的決定作用。同樣，經濟建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科技建設問題。科學技術為什麼是第一生產力？原因就在於：經濟的競爭已經轉化為科技的競爭，無論是生產還是交易，科技含量都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近幾百年來，為什麼西方領先於中國，就是因為西方率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在現代科技方面已經走在了中國的前面。因此，國家建設的第三個核心任務就是科技建設。就科技與法治的關系來看，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樣需要法治、法律的保障。

如果把軍事、經濟、科技看作國家建設的物質層面，那麼，國家建設還有一個精神性的層面，即主要體現在文化教育領域，或者說是精神文明領域。從歷史經驗來看，秦王朝的短暫潰敗就體現在文化建設的落後上。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建設不能不重視文化教育事業。當今世界，一流的國家無不有一流的文化教育。高水平的大學與研究機構是文化強國的集中體現。而且文化建設還是塑造優秀國民的根本渠道，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會有什麼樣的國家，國家建設依賴於國民，國民的塑造則取決於文化教育。所以，百年大計，樹人為本。從文化教育與法律、法治的關系來看，同樣是法律、法治服務於文化教育。

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之外，國家建設當然還包括其他方面的內容，但是，這四個方面是國家建設的核心。法治與國家的軍事、經濟、科技、文化建設的關系主要是，前者服務於後者，前者是後者的手段、工具。這就是法治建設與中國建設或國家建設的關系。那麼，相對於國家建設來說，法治建設有沒有獨立的價值與意義呢？當然也有。譬如，法治可以成為一種文化財富、精神財富，成為文化、精神的一個因子，但是歸根結底，法治建設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這是主線，是無法扭轉的。

二、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

2014年春天，有一個從挪威奧斯陸大學歸國的法學同行問我：你承認自由、民主、人權的普適性嗎？我說我當然承認。自由、民主、人權，抽象地說，它們都是好東西。這些東西都像善良、德性、友誼等好東西一樣，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自由是什麼呢？讓小孩子在街頭便溺是自由嗎？把私家車停在城市道路的兩側是自由嗎？在小區廣場上放著喇叭跳健身舞是人權嗎？對今日泰國的民主又該如何評估呢？問題就在這里。抽象地說，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積極的。但是，只要一落到實處，問題就出來了。「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這句話是18世紀法國政治家羅蘭夫人於1793年臨刑之前留下的名言。這句充滿悖論的名言指出了在自由的理想與自由的實踐之間還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法治也是這樣。有沒有普適性的法治？當然是有的。法律規則的治理就是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有法律，並按照法律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政府，就是法治的普適形態。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作為法治之依據的法律應當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穩定的。這些要求都具有普適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存在普適法治，應當確認、接受這樣的普適法治。

但是，我們用這種普適法治提供的標准來衡量我們的現實生活就會很麻煩。譬如，已經被廢棄的勞動教養條例，按照這部出自國務院的行政法規來進行勞動教養，從形式上看，完全符合「法律之治」的要求，而且這部行政法規也是普遍的、公開的、明確的，在50多年的時間里也是穩定的。按照普適法治的要求，勞動教養條例及其實踐沒有任何問題。然而，時至今日，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普遍都認為這部行政法規不能繼續適用，應當予以終止。再放眼看看當代中國成千上萬部法律、法規、規章，哪一部法律、法規、規章與普適法治的要求構成了明顯的沖突呢？幾乎沒有。我們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處於這些法律、法規、規章的治理之下。但為什麼還有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法治水平並不高、甚至較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普適的法治標准跟自由、人權一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是一個「大詞」。這個「大詞」是有意義的，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我們對法治的認知僅僅止步於這樣一個「大詞」，其實是無濟於事的。誰都知道法治很好，應當實行法治，但怎麼實行呢？這就是具體的法治。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建設，法治中國建設應當著眼於具體法治的研究。

所謂具體法治及其建設就是通過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法治建設。一切應從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來討論法治，語境化地討論具體的法治。譬如，法院管理體制的改革、勞動教養制度的廢存、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去留等，就屬於具體法治問題。公眾普遍關心的房價太高、就醫太難之類的問題，如果從法律、法治的角度來觀察，就是現實性極強的具體法治問題。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法治建設只能針對具體問題，建設具體法治不是去建設一個抽象的法治，亦不可能建設一個普適的法治。

從理論上看，普適法治與具體法治的關系就相當於自然法與實在法的關系，甚至是傳統中國所謂的天理與王法的關系。應當追求普適法治，它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普適法治就像自然法、天理一樣，只能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大致的方向。普適法治就像一面旗幟一樣，必須把它懸掛在那裡，但革命的成功不能僅僅依靠那一面旗幟。作為一個「大詞」的普適法治也是這樣。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總體方向，但同時也要清楚：實踐中的法治只能是具體法治，只能是以有效解決具體問題為追求的具體法治，只能是把事情辦好、辦妥、辦成的具體法治。這樣的具體法治才是法治研究應當聚焦的對象。

對於當下的法治研究來說，不必在普適法治的概念與理念上過多地糾纏。應當把研究的重心放置於具體的法治問題上，套用胡適所說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名言［3］，我們也可以說，少談些普適法治，多研究、解決些具體法治。在實踐中，嚴格地說只有具體的法治，而沒有普適的法治。

經典作家馬克思出身於法律專業，在他的眾多著述中討論了大量的法律、法治問題。但是，馬克思幾乎沒有專門論述過法治的概念，尤其沒有對普適的法治進行討論。馬克思對法治問題的論述都是具體的法治問題。譬如，關於書報檢查制度的討論、關於普魯士林木盜竊法的討論，還有恩格斯關於英國憲法的討論等等［4］。應當學習經典作家關於具體法治的研究路徑，更好地推進當代中國的具體法治建設。

三、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

在法治中國建設中，還存在著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二元劃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式法治以程序正義的名義得到了廣泛的學術認同。譬如，有學者認為，公正的程序是促進現代化的社會變革的基本杠桿之一，法律程序的價值與特徵主要體現在：對恣意的限制、理性選擇的保證、「作繭自縛」的效應和反思性整合［5］。這種對法律程序的強調體現了形式法治的精神實質。按照這樣的學術觀點，法治主要是一個程序性的問題。

在形式法治理論之外，還有實質法治理論。有學者研究後發現，形式法治理論存在著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較薄弱的觀點主要強調以法而治，即法律是政府的工具；而相對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主要強調形式合法性，強調法律規則應當是普遍的、面向未來的、明晰的、確定的；更加濃厚的形式法治觀點強調民主與合法性，要求由合意來決定法律的內容等等。與形式法治理論相對應的實質法治理論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版本：比較薄弱的實質法治理論主要強調個人權利，特別是個人的財產權、隱私權、個人自治；相對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尊嚴或正義；更加濃厚的實質法治理論強調社會福利，包括實質平等、福利以及共同體的發展等等［6］。

如果這樣的二元劃分可以成立，那麼，該如何處理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的關系呢？筆者認為，法治建設的這兩個方面都不可偏廢。如果沒有形式法治，實質法治就沒有外衣，就處於裸露狀態；但如果沒有實質法治，形式法治就像是一件外衣，卻沒有身軀。這就是說，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都是必不可少的。就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而言，形式法治是一個初級目標，較之於形式法治，實質法治才是高級目標。因為形式法治的形式性，其總是容易做到的。有一種觀點認為，「重實體，輕程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們都『重實體，輕程序』，而西方則有程序優先的傳統。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受中國漫長的封建法制影響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長期的農耕文化的影響。」［7］這樣的觀念盡管很流行，但卻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傳統中國的「程序法」已經很發達了。傳統中國的禮儀已經發展到堪稱煩瑣的程度，這些禮儀本質上就是程序法。喪禮、婚禮、祭祀之禮，以及其他種種禮儀，以現代的規則分類標准來看，都是程序性的法律規范。當然，現代意義上的訴訟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程序）在傳統中國確實不夠細密，但這種狀況與傳統中國對審判的固有觀念是聯系在一起的。「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孔子的意思是，司法、審判都是不得已的惡，是道德教化不成功的產物。換言之，訴訟最好不要發生，即使不可避免，也不宜濃墨重彩去渲染。因此，傳統中國由於固有的法律觀念，沒有發展出細密的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成熟的程序法。從某個角度來看，傳統中國的程序法是相當成熟的。

遷延至當代，經過幾十年的法治建設，當代中國的程序性法律已經比較發達了。訴訟程序法自不必說，行政程序法、監督程序法已經到了疊床架屋的程度了［8］。但是，公眾還是在抱怨法治不健全，有學者甚至認為，法治呈現出倒退的趨勢［9］。問題出在哪裡？就在於：僅僅強調形式法治，並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法治說到底還是要滿足社會公眾的實質性的需要。因此，在形式法治與實質法治之間，在形式法治的基礎上，實質法治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高級目標。

實質法治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有學者認為，「法治的永恆主題」是自由權利［10］。對此，本文持有不同的看法。自由權利雖然很重要，但法治與權利自由沒有直接的關系，因為法治的核心指向就是法律的統治。在法律規則的統治下，人類能夠收獲的只能是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與個體的自由權利雖有某些聯系，但絕不能完全等同；人們在法律規則之下行事，固然享有一定的自由權利，但沒有法律人們同樣可以享有另一種自由權利。譬如，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既沒有統一的、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也沒有統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這種遠離「法律統治」的狀況恰恰為很多人提供了自由行動的巨大空間。可見，在「有法律的自由」與「沒有法律的自由」之間，到底孰高孰低，還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否則，一生尋求自由的莊子為什麼要強調「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莊子·胠篋》）？

㈣ 經濟體制與法制屬於同一個內容嗎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一，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

二，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

三，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4)經濟與法治擴展閱讀：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當前，社會上對執法司法狀況意見還比較多，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還比較突出。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實現公正司法的目標，強調了「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明確了「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任務，對以法治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出了全面部署。

我們必須認真學習貫徹全會精神，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讓人民群眾感到不公時有地方說理、有地方評理、有地方處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讓司法為社會撐起公平正義的天空。

㈤ 淺析經濟基礎與民主,法治,自由等的關系

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實踐的發展，民主與法制的關系不斷被人們深入認識，強調法制是民主政治的保障，重視民主政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這些認識基本上都是立足於法制來看待民主與法制的關系。那麼，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下，民主與法治又是什麼樣的關系呢？民主是法治原則確立的前提。法治並不簡單地是指法律制度本身，它更重要的是指人們行為的合法性內涵，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行為的合法性內涵，它要求國家權力必須以法律為依據，源於法律並依法行使，即法治原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治是一定民主政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是依法行使國家權力，不允許任何組織或個人享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的一項原則和制度。這樣一種法治原則從歷史上來看是近代社會的產物，是民主革命的結晶。法律成為規范國家權力的根據，其前提是社會產生了制約國家權力的力量和觀念。直至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力量的出現和主權在民觀念的確立，權力制約的原則才開始在人們的觀念和國家結構中紮下根來，法治原則的建立和推行才有了堅實的基礎。西方國家的法治以多元民主為基礎，我國社會主義的法治有著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基礎，社會主義國家在人類歷史上以無可比擬的廣度和深度實現了民主和主權在民原則，同時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法治原則。社會主義的法治也只能建立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上，在這一點上，不同性質的社會分享著共同的經驗。但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先進性決定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容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法治。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是法治缺陷的深層原因。建國以來，由於對法制的認識存在一些誤區，導致法制建設相對落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法制建設快速發展，法律體系逐漸完善，並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在法制建設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令人憂心的問題：法律制度的過程化嚴重不足。如果將法治看成是法律規范制度及其機構的建立（制度化）與這些制度規范在實際過程的有效運作（過程化）兩方面的有機結合，那麼相對於「制度化」而言，法制的「過程化」顯得匱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比較普遍，實際工作中「以言代法、以權代（壓）法、以錢代法、執法犯法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執法問題已成為我國法制建設中急需改進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為何我國的法制會出現這種缺陷？法律「制度化」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諸如法律體系不完善，立法質量不高，法律缺乏統一性、穩定性和可作性等原因會影響法律的「過程化」不足。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但法制建設上的缺陷不僅僅只是一個法律問題，在深層次上，它是一個民主問題，反映了民主政治建設的不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國民主政治的基本結構。然而，由於初級階段的局限性，我國民主政治生活具體環節上的缺陷使得民主機制的運轉存在一些不理想的局面，沒有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優越性，由此引發出一系列問題。在實踐中這些問題主要以破壞法制的形式表現出來。文革時期我國法制建設破壞殆盡，根本原因是民主政治遭到嚴重破壞。民主政治改革是法治原則完善的保證。法制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根源於民主政治的不完善性，因此，解決問題的手段就要同時加強法制建設和民主建設，其中，民主政治建設尤為重要和優先，民主政治建設是完善法治原則的前提保證。並且，法制建設的許多內容其實就是民主政治建設的題中之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法制建設所取得的每一進步，都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為後盾的。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指出，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健全法制，處理好法治與人治的關系

㈥ 全面依法治國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

探討市場經濟與依法治國的問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領會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精神實質，對於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保證我國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就是經濟法制化的過程。只有建立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才能使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市場秩序規范化。沒有法治，不依法治國，不僅國家不能長治久安，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健康發展。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這是因為:
首先，市場經濟是一種規則經濟，它比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更需要法律規則。其主要表現為，第一，市場經濟與社會分工緊密相聯，其經濟活動是以商品交換而進行的，為了保證商品交換有序進行，必須有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作保障。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經濟利益的交叉與沖突將成為現實，為了保護不同利益主體的正當利益，清除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各種障礙，也必須依靠法律規則的作用。第三，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統一的市場與統一的經濟活動，與之相適應的是要求其基本行為准則的統一，使所有的市場主體按照統一的市場准則在公正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沒有統一的市場准則，就沒有公平的市場環境，就不可能有平等的市場競爭，而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統一的市場准則就沒有市場經濟。
總之，市場經濟對法治的要求是由市場經濟自身的性質決定的。沒有完備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其次，法治與市場經濟是雙向互動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法律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但法律對經濟狀況和經濟關系絕不是機械被動反映，法律在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又與經濟相互影響並對經濟狀況發生積極反作用。實行市場經濟，政府不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市場主體有廣泛的經營自主權。但市場本身又會帶來無序化，為了防止市場秩序的混亂，國家必須加強對經濟的宏觀管理。這種管理既有經濟手段，更有法律手段，完善的法律體系能避免市場經濟帶來的負作用，使市場經濟沿健康的軌道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取向是追求社會的公正與平等，而對市場的趨利性不予引導就會偏離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因此在中國必須強調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強調市場經濟必須在社會主義法制軌道上運行。只有實行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才能通過法制的渠道，合理積極地利用市場經濟的各種合理因素，限制與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相悖的消極因素，使市場的趨利性有利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完善與發展。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離不開龐大復雜的社會主義系統，各個社會系統因果互動，相互制約和影響，而法治則是這一社會系統的曾.控制器，通過實行依法治國理順各方面關系，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志在辯證地分析了法制與經濟的相互關系時，提出「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偉大思想。只有法制完備了，經濟才會搞好，社會才會發展和前進。
最後，世界經濟的實踐證明，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有比較完備的法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統一市場的形成，世界各國的生產、交換和消費，都日益超出一國范圍，走向國際化。世界各民族之間經濟上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逐步取代了原來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狀態。我國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走向國際市場，就一定要學會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為加速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由於各國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水平各異，雖然經濟交往日益頻繁，互相依賴和互相合作也日益緊密，但相互競爭也不斷加強，有關當事國或當事人的利害得失也常有矛盾沖突，彼此之間的經濟關系需要按照國際慣例和國與國之間約定的規則辦事，需要藉助於統一的法則加以指導、調整和約束。因此，依法治國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世界的需要。
二、依法治國是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
改革呼喚法治，法治貫穿改革，法治與改革同步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從我國改革的實踐來看，經濟體制改革是對人們利益關系的重構，政治體制改革將調整人們權利義務關系，不管是利益關系的重構，還是權利義務關系的調整，都需要法治作保障。社會主義法治集中體現了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的特殊地位，它能使在改革深化過程中，各階層群體的利益得到正確處理與協調。法治對改革的作用具體表現為:首先，法治為改革制定統一章法。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改革應按照總體設計，在總結試點借鑒他國經驗基礎上，將具體的改革措施和步驟用法律形式明確加以規定，然後依法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離開法治的改革就難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亂，造成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其次，法治為鞏固和保障改革取得的成果提供有效手段。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需要及時把一些成熟的經驗上升為法律規定。這樣一方面可以消除人們怕變的思想顧慮;另一方面又可以為深化改革提供依據，促進改革向縱深發展。最後，法治為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保障。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它不可能不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要排除各方干擾，必須運用法律這個有力武器。
當前，我國的改革已進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全局性整體推進的新階段，新階段的一個重大特點，是要大力使體制和政策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由過去的依靠行政手段轉向依靠法律手段來引導和調控，從而推進和保障我國的改革。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所有制結構、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以及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的對外貿易新體制等等。上述新機制或新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離不開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只有完備市場經濟法制，使市場經濟關系、經濟運行和管理規范化、制度化，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有效運行。因此，法制建設必須與經濟建設同步進行，法治必須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我們應當把實行依法治國放在與經濟建設、改革開放並重的高度來認識。
三、依法治國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的可靠保障
社會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整個社會系統的協調進步。社會歷史發展的事實表明，沒有法制，不依法治國，就不可能有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社會生產力也不可能高速持續增長。現代政治學認為，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只有將權力納人法治軌道，把它置於大多數人的共同制約下，並在實踐中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實現依法治國，才能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
鄧小平同志極為重視法治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為重要。這些方面制度好可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鄧小平還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律。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實現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社會長期穩定。穩定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穩定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秩序穩定、人心穩定等。穩定和發展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兩大最高利益。
依法治國是實現社會穩定與發展雙重目標的最佳方略。這是因為:首先，法治是現代國家社會穩定的保證。社會穩定是指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等社會要素處於協調平穩狀態，不出現根本破壞性變化，追求社會穩定就是使社會處於有序狀態。而法治則是引導社會按照法律規定，有條不紊地進行各項活動，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法治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緩和、協調、化解和預防社會矛盾與沖突，為建立和維護一定社會秩序服務。其次，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制度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國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一項重要工作是建立健全我國的法律制度。當前，我們要抓緊制定與健全發展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使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獲得可靠保障。最後，法治是將社會穩定與發展統一起來的有效手段。社會關系的調整可分為個別性調整和規范性調整兩大類。所謂個別性調整是指針對某一具體情況，確定一個具體的標准來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調整的方式。其特點是有助於對具體情況作出恰當處理，但缺乏普遍適用的標准。所謂規范性調整是指根據反復適用於同一類型情況的規則來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調整的方式。

㈦ 如何理解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

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徵，成熟的市版場經濟體制與健全的法治相呼應權。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最為重要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受法律約束和保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需要公平、公正、公開地配置各種資源，更加公平地實現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相應地要求制定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以法律來保護市場競爭，維護市場經濟運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政府作用的充分發揮需要法律規范。法律不配套不健全以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市場經濟體制就建立不起來。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這是30多年來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的准確清晰界定。
法治經濟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客觀規律

㈧ 為什麼說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

市場經抄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

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徵，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與健全的法治相呼應。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最為重要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受法律約束和保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需要公平、公正、公開地配置各種資源，更加公平地實現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相應地要求制定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以法律來保護市場競爭，維護市場經濟運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政府作用的充分發揮需要法律規范。法律不配套不健全以及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市場經濟體制就建立不起來。

市場與法治被稱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經濟發展主要關注社會財富的生產,法治則保障財富的交易與分配。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兩者又緊密融合、相互影響,「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已成為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