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海法治大廈

A. 對於20年前打老師將判刑這件事你怎麼看

備受矚目的學生二十年後打老師案件，今天在河南省欒川縣法院正式宣判。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常某一年六個月的有期徒刑。相對於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這個刑期不算重。定罪但輕判，法院或許也在平衡控辯雙方的立場。
雖然我始終認為，將這個案子定性為尋釁滋事罪太過牽強，但對於這個判決結果，我並不感到意外。理由有三點：
其一，我們國家，檢察機關起訴的刑事案件，無罪判決率總體很低。據有人統計，這個比率大概是萬分之二左右。因此，從概率論上講，有罪判決是大概率事件；
其二，本案影響力很大，社會關注度很高。據說當地有關領導也非常重視，並且做了批示。加之其間裹挾了大量的民意和道德判斷，因此法院判決無罪的壓力會非常大；
其三，近年來尋釁滋事罪的外延不斷擴張，邊界日益模糊，口袋化趨勢非常明顯。凡是找不到其他合適罪名的，就拿尋釁滋事罪兜底。國內已經有大量類似的判例可供欒川法院援引。
但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判決。在這里，我不是在做道德判斷，而是在做法治判斷。我譴責一切非法的暴力，提倡並擁護尊師重教，但我認為這個案子常某的行為不符合尋釁滋事罪的構成要件。我注意到一審辯護律師做的無罪辯護，當事人及其家屬也當庭對判決表示不服。我建議當事人盡快上訴，在法律程序內繼續依法維權，窮盡司法救濟手段。
輿情一發酵，有些地方的有關部門就容易坐不住，動輒上綱上線。這是一個社會不成熟的表現，也與法治精神不符。社會有輿情是正常的，民意也需要有暢通的表達機制，但司法必須要時刻保持清醒和冷靜，牢牢守住自己的閘閥。
我注意到，近段時間以來的熱點案件中，尋釁滋事是高頻度出現的一個詞彙。甚至一些法律人為了迎合民意，也在大聲的為尋釁滋事站台助威，熱情邀其出場。很多人也許不知道，在某一個具體個案上發泄情緒，為聲張所謂正義，將尋釁滋事罪工具化，動搖的是罪刑法定的基石。這個基石動搖了，整個法治大廈都會搖搖欲墜。在某一個事情上也許是真的爽了，讓「壞人」受到懲罰了，但是這些人卻從沒想過由此造成的後遺症會是什麼。
這不，我明天飛內蒙古赤峰市要辦理的就是一個涉嫌尋釁滋事罪的案件。差不多十年前連治安處罰都夠不成的小事情，卻在當前的需要下，炒冷飯上升為尋釁滋事犯罪。也就是說，只要有人想弄你，多小的事都可以變成尋釁滋事。只要想以尋釁滋事罪抓你，總能找到理由。
精確是法治的生命，模糊、彈性立法是自由的天敵。尋釁滋事罪口袋化的趨勢必須要停止了。腎上腺素只能帶來感官愉悅，有時會留下長遠禍患。有些人還沉浸在所謂正義的狂歡之中，殊不知他們正在為自己挖坑。一不留神，自己就會掉坑裡。這個坑的名字之一就是尋釁滋事。

B. 廣義的法治保障體系是由什麼構成的統一體

廣義的法治保障體系是由政治保障、思想保障、組織保障、人才保障、體制保障、履職和實踐運行保障構成的統一體。

如果沒有一系列保障條件，法治就難以實現。法治保障體系既是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支撐法治大廈的地基。它關乎法治各環節的有序運行，為法治總目標的實現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

保障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功能。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能夠以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以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重塑社會秩序、規范社會行為，並內生出社會發展動力。

保障法治工作基本格局的協調推進。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能夠使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工作各個環節有機配合。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世界法治文明的共同成就和永恆追求。通過公民權利保障從「法制化」到「法治化」的實踐過程，切實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使重大改革決策於法有據，改革過程規范科學，實現改革與法治雙輪驅動，改革成果依法共享，讓公民對改革有更多認同感和獲得感。

C. 法院年會上使用的詩朗誦文稿和小品劇本

小品劇本 人民法院執行官
時間：2006年底
地點：法院執行庭
人物：執行員 申請執行人 被執行人
（幕啟：音樂聲中執行員上場）
執行員：前年榮調來法院，分管執行搞攻堅。司法為民保公正，贏得民心保平安。今天正好我值班，堅持學習又辦案。如果有人來徇情、真好似---小偷遇上鐵門閂。
（辦公桌後坐定，拿起報紙學習起來）
申請執行人民工代表上場：
出外打工真辛苦，苦戰嚴冬和酷暑。
保證質量蓋樓房，不能虧了住房戶。
工程按期已交付，工資還差十萬五。
無奈找到勞動局，換來仲裁裁決書。
眼看臘月二十五，請人寫了申請書。
來到法院找領導，尋求法律來保護。
（進執行庭辦公室）
（執行員見有人進來，趕忙放下報紙，起身迎接，請坐、倒水）
執行員：請問你有什麼事？
申請執行人：俺從河南來貴縣，流血流汗干一年，
幾十多名打工仔，尚未領到血汗錢。
眼看就要過大年，無錢不能把家還。
勞動仲裁已結案，今天申請來法院。
執行員：請把仲裁裁決、執行申請拿出來。
申請執行人：中。（遞上仲裁裁決書、申請書）
執行員：黨中央愛人民，特別關心農民工。
拖欠工資要清理，馬上立案快執行。
（向後台，小王，你趕快給建築公司下達執行通知書，傳公司經理馬上到執行庭）
（後台答應，好，我馬上去辦）
被執行人：傳票讓我到法院，不就為了幾個錢。
本鄉本土事好辦，頂多請上一頓飯。
（進辦公室，遞煙給執行員）法官你找我有什麼事？
執行員：（婉言謝絕）他們家住在河南，眼看就要到年關。
無錢買票回不去，不給工資為哪般。
被執行人：唉！我也知他們打工不容易，整日流汗一身泥。
無奈樓主不結算，叫我拿啥發工資。
執行員：照你這么說，因為樓主不給錢，你就不給民工發工資？
被執行人：（無奈地）一來本人沒文化，不懂法律能說啥。
二來，（把執行員拉到一旁）咱們都是本縣人，不能維護外地人，這樣吧，中午我請客，地點就在玉蘭香，不見不散，待會兒見。（丟下一盒中華煙，轉身欲走）
執行員：（義正辭嚴）站住！
收起你的好香煙，門縫瞧人人看扁。
人民法官為人民，秉公執法不循情。
別說請吃一頓飯，金山銀山也枉然。
手拍胸膛想一想，你是民工該咋辦？
你雇民工搞修建，仲裁機關已結案。
今天你若不履行，要想脫逃難上難。
被執行人：我要是不給錢呢？
執行員：（針鋒相對）依法強制執行，勸你不要既出了錢，又丟了面子。到時別怪沒把道理給你講清楚。
被執行人：請手下留情，能不能少給點兒。
執行員：你拖欠農民工工資，依法應當追加利息，你還好意思再少給。想想，合適嗎？
被執行人：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你們秉公執法，我願全力配合。（掏出一張支票）
就如數給他們吧。
執行員：（喚申請人）請過來，給被執行人出具收據。（申請人打收據）
申請人：（欲下跪）
執行員：別這樣，快起來。（攙申請人）
申請人：你們真是大青天，秉公執法暖心間。
不分外地不護短，拖欠工資一日還。
被執行人：不給工資想徇情，偏遇鐵麵包文正。
付了款還丟了臉，咳——賠了夫人又折兵。
執行員：「榮辱」教育就是好，司法為民創高效。
申請人：感謝人民好法院，錦旗一面送法官。（錦旗開，上書：執法為民）
（造型）

劇終

D. 什麼是西方法治傳統 詳細點 麻煩咯~~

西方法治，無論是理念還是制度，都源於人們對人生意義、價值的認知和關懷。古典的法治理念和學說脫胎於希臘時期人文思想的襁褓。而近代法治的生成又得力於人文主義、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張揚。人文精神的理性追求奠定了近代法治主義的思想基礎；人文精神對人的深切關懷喚起了人們的法律信仰；人文精神內在的自由平等精神鎖定了西方法治的價值取向。
如果說，人文精神是對人的存在的思考，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關注，以及對人類命運的把握與探索[1]，那麼，法治就是對人的存在、價值、命運的思考、關注和把握過程中的產物。綜觀近代以來，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逐漸確立了法律至上，並以法制約政黨、政府權力而保障個人自由權利的法治傳統，就不難發現，這一傳統的形成與西方古代社會以人為中心的人文思想和文藝復興以來所確立的以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民主為內容的人文主義具有一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這種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正如馬克斯·韋伯為我們揭示的那樣，任何一項事業的背後都存在某種決定該項事業發展方向和命運的精神力量[2]。西方法治傳統背後深藏著決定其發展方向和命運的精神力量就是西方社會的人文精神。
一
西方文明，無論是精神還是制度，都是伴隨著人的價值的不斷發現逐步向前演進，也正是在人的價值的發現過程中形成了西方人文精神和法治。而在西方人文精神的蓄積和演進過程中，法治吸取著人文精神豐富的「養料」，從觀念萌生發展到制度的確立，都一直在人文精神的哺育中成長。從這一意義上講，西方社會是在「人的發現」時候塑造了它的人文精神，同時又是在「人的發現」過程中「孵化」出了自己的法治。
從歷史淵源上講，西方人文精神在古希臘就已經孕育而成。英國當代著名學者阿倫·布洛克曾說：「古希臘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3](P.14)早在公元前5世紀，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古希臘智者學派，開始改變自然哲學家注重研究事物的客觀性和「神」的本性，而將人的活動和創造性，人的認識和活動的社會意義、性質置於視野之外的研究方向，從對自然和「神」的研究轉向對人和社會的研究。在研究中，普羅泰戈拉認為隨著社會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生產與科技的發展，人們愈來愈意識到人本身的力量。由此他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著名的命題，他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存在時萬物存在，不存在時萬物不存在。」[4](P.138)這一命題，把人從自然界、動物界分離出來，把人看作萬物的核心和衡量萬物的標准，無疑是對人的尊重和地位的提升。正是在這一人文思想的指導下，普羅泰戈拉反對政治、法律上的「自然論」，而堅持「約定論」。（註：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多數智者，在政治法律問題上持「約定論」的觀點，反對「自然論」。所謂「自然論」就是認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法律制度是從自然而來的，有其自然的根據，因而貴族的統治秩序是合理的，並且永恆不變；所謂的「約定論」就是認為當時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人為的，是人們彼此約定的，並沒有什麼自然的根據，因而貴族的統治秩序是可以改變的，民主制可以代替貴族制。）「普羅泰戈拉主張，在政治方面，所謂正義與非正義，榮譽和可恥，事實上是法律使然的。是各個城邦自己這樣看的」。「凡一國視為公平正義者，只要信以為然，那就是公平正義的。」[5](P.434)他認為，政體、法律和道德都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神意的產物，而是人為約定的。因此，它們的約束力只是相對的，只有當它們對社會和約定它們的人有好處的時候，它們才能存在，才是良好的；當它們對人沒有好處和用處的時候應該予以廢棄。所以，絕對不變的政體、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人們只能說，在某種情況下，一種政體、法律和道德是好是壞，或者是適宜還是不適宜。因而公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意志來廢除傳統的法律、道德，制定合乎自己利益的法律、道德。也就是說，法律、道德的存廢都應當以「人」為其衡量「尺度」。從人的需要出發，以普羅泰戈拉為代表的智者們提出了法律正義和平等的要求。他們認為，法律必須是大家同意的，是正義的准則和善惡的標准。他們還以人性相同為依據擴展了平等外延，把平等推及到所有人，將平等理解為所有人在教育、財產、種族等方面的平等，甚至突破現實政治和法律界限，認為平等也應當包括主人與奴隸之間的平等。這在身份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的古希臘時代，是罕見的，它與以人為尺度衡量政治法律良莠的觀念成為西方法治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
蘇格拉底深受智者學派人文思想的影響，注重社會和人生的探索。「蘇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別尊敬，正如西塞羅所說，是因為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地上。人文主義者不斷反復要求的就是，哲學要成為人生的學校，致力於解決人類的共同問題。」[3](P.14)他認為哲學應該以人的自身問題的探討為使命。「至於他自己，則總是討論人的問題，研究什麼是虔敬，什麼是不虔敬；什麼是美，什麼是丑；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義；什麼是謹慎；什麼是魯莽；什麼是通用性，什麼是怯弱；……對這類問題有知識的人是有價值的，善良的，而對此一無所知的人則可以恰當地被稱做奴隸。」[6](P.200-201)由於他經歷了雅典民主制的輝煌時期，又目睹了其衰敗景象。特別是晚年目睹了雅典三十僭主執政期間實行的暴虐統治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使雅典陷入政治、法治和道德的危機，他沒有從制度上尋找雅典政治、法律和道德衰落的根源和解決辦法，而把它們歸結為人本身，即人的精神或靈魂（理智）喪失和道德淪喪。他認為人們丟失了正義和美德，必然引起國家和社會的墮落。於是，他告誡人們應當關心自己的靈魂，因為只有靈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一個把自己的靈魂或理智看成至高無上的人，自然就明白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並且可以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進而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據此，他提出了「美德就是知識」的著名論斷，他說：「知識即德性，無知即罪惡。」[7](P.54)最高的知識就是對「善」這個永恆的、普遍的、絕對不變的概念的認識。蘇格拉底從這一倫理觀出發，認為一個人沒有知識，也就不懂得「善」的概念，也就不能為善；而一個人有了知識，就決不會為惡。善出於知，惡則出於無知。他雖然一再強調美德就是關於善的知識，但他並沒有直接回答「善」的概念。有時他認為善就是對人有用的、有益的，諸如健康、有力、有財富、地位、榮譽等，以及還包括有節制、正義、能力、敏銳、豪爽等所謂「靈魂的善」。但這些行為有時是有益的，有時也有害，究竟有益還是有害，在於他們是由智慧的靈魂還是由愚蠢的靈魂來指導。所以，善源於智慧，美德也就是智慧[4](P.163-166)。這樣，他又回到了「美德即知識」這一命題。
正是在這一道德觀念的基礎上，蘇格拉底指出正義是法律的一種美德。雖然他並不主張建立正義的法律統治，而主張賢人即哲學王的統治，但他卻把正義看成治國的准繩和法律的靈魂。與普羅泰戈拉的觀點相同，蘇格拉底確信「一種美德必然總是有益於它的佔有者」[9](P.98)，正義的法律必須合乎人們的利益，能夠促成人們美好而公正的生活。與普羅泰戈拉的觀點不同的是，一方面，蘇格拉底對法律是否正義的判斷不是經驗或感覺，而是知識或理智，從而創立了理性的法律觀。就此，美國學者特倫斯·歐文指出：「普羅泰戈拉的因襲論觀點將道德與正義當作慣例的事情來對待，這種觀點也使得它們免於受到理性的批判。與此相反，蘇格拉底認為，事實上，我們在判斷一個規范或慣例是否公正時應用了某種進一步的標准，而這種標准使得慣例性規范可以接受理性的批判。」[8](P.94-95)蘇格拉底的理性法律觀奠定了西方古典理性主義的法律學說的基礎，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學說產生了深遠影響。另一方面，蘇格拉底還把遵從和恪守法律的尊嚴看成人的美德。他不僅把這種美德藏於心中，而且身體力行而成為雅典公民守法的典範。面對不公的而合法的死刑判決，他不願在朋友的幫助下逃離雅典而苟活，而寧願服從法律而死。因為他相信「正義有時傷害他的佔有者」，「自我利益與義務之間會發生沖突」，而正義的義務需要人們恪守「與他人達成協議，尊重他們的權利，並考慮到他們的利益」[9](P.98)。他認為自己遵守雅典的法律，是「他和國家之間神聖的契約，這是他不能違背的」[9](P.417)。在他看來，法律具有獨立的權威性，不論它的內容是否合乎正義，也不論違反法律而受到的判決是否有效，人們試圖規避這種權威，就是違反與國家的協議，是不道德的行為，而服從這種權威則是人具有美德的表現。
當然，蘇格拉底的嚴格守法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假設作為前提，那就是法律作為一個整體而言，是對社會有利的。不能因為法律所規定的個人利益和義務不夠公平，就以此認為法律違反公平。為了實現這一假設，蘇格拉底強調制定法律的人必須由大多數公民授予權力，這樣，制定法律的人所做出的決定就會近似於大多數人的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認為應當接受這樣一個推理：凡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對一切人都具有約束力。在這里，我們不能不承認，蘇格拉底捍衛法律尊嚴和維護法律崇高權威的思想和示範，促進了西方尚法精神的形成，也正是這樣的精神積淀和普及，支撐著西方的法治大廈。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代，希臘哲學的主流已經由自然哲學轉變為人的哲學。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學說，就是這一轉變的產物。在柏拉圖的政治哲學中，人即是它的出發點，也是它的最終歸屬。以人的利益和幸福為最終目的，柏拉圖先後提出兩種治國方略即賢人之治和法律之治。早期的柏拉圖根據人的德性，提出哲學家治國的方略。這種方略的思想淵源是他老師蘇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識」思想。他認為人的靈魂由理性、意志、情慾三個部分組成，與此相應就派生出三個階層的人，即統治者、軍人和人民。而三個階層的人身上又存在著三種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和節制。智慧是治國的才能，是統治者必備的品質。如果治國者是有智慧的，整個國家便會有智慧，如果治國者無智慧，整個國家就會陷入愚昧；勇敢是軍人必備的品質，是國家安全的保證；節制是農民和工匠的品質，它是控制自己慾望，用高尚的品質抑制低劣品質。統治者是最高的、決定性的等級，他們是智慧的化身，因而只有哲學家才能擔當。他說：「研究政治藝術的事情天然屬於愛智者的哲學家兼政治家。」[10](P.173)「在各種政體中有一種政府，不管其是否按法律來統治，也不管臣民是否願意，只要它的統治者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地掌握科學知識，那就是十分正確的政府，也是惟一的真正的政府。」[11](P.19)很顯然，柏拉圖把法律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因為他理想中的統治者——哲學傢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實的知識，又具有杜絕偏私和拒絕腐蝕的品性，與智慧相比，法律顯得蹩腳。因此，在柏拉圖看來，讓哲學家的智慧受制於死板和教條的法律，就等於使真實的知識服從於大家的「意見」，使人類的智慧屈從於習慣和偏見。而法律不是為智者創設的，而是針對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設立，哲學家沒有一般人的缺陷。所以，哲學家的統治就是知識或智慧的統治，是理想的治國方式。
晚年的柏拉圖，由於用他的哲學家治國的方略勸說敘拉古國王的失敗，再加上兩次西西里之行的悲慘境遇，由此對自己設計的哲學家治國方略發生了懷疑，促使他產生法律治國的念頭。他在此時的一封書信中說：「不要讓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從人類的主子（雖然這樣的服從是我的學說），而要服從法律。服從對主子和臣民都是不利的，對他們本身、對他們子孫後代統統是不利的。」[12](P.97)在《法律篇》中，柏拉圖不僅主張恢復法律頭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又重新構想一個「第二等好的理想國」，即法治國家的藍圖。他開始走出「理念」的圈子，關注希臘政治的現實。認為在哲學家那樣智慧的國王不能出現的時代，法律是上帝籍以傳達其命令的聲音，任何城邦都應受法律的支配，而不應受某一統治者或特殊利益集團的支配。如果有超越法律的絕對權力存在，無論是對權力者還是權力的服從者都只能帶來禍患。同時，他不再依據人的德性，而是從人性出發，認為沒有法律，人類就和「野蠻的動物」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法律應當凌駕國家的一切官吏和公民之上，一切政治和社會活動都應當遵從法律。他強調，「在一切科學中，最能使人完善並且使他們感興趣的就是法律科學。」[13](P.151)而統治者和公民服從法律的國家，必將得到神的拯救和賜福。由此可見，柏拉圖以人為邏輯起點，首先提出人治，但是為了人的現實利益，他最終接受了法治。
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完善了柏拉圖的法治學說。在維護法治的信念上，他比柏拉圖更為堅定。不過，與柏拉圖相同，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也是建立在對人的認知和關懷上。他認為，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這是人的本性。於是斷定：「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動物。」[14](P.7)人怎樣才能獲得幸福呢？他說關鍵在於人的行為必須具有理智的生活。而一個人行為合乎德性，就在於他的意志和情慾等非理性主義行為能否服從理性。只有當意志和情慾服從理性的律令時，其所作所為才是有德性的行為。然而，與柏拉圖對人的認知不同，亞里士多德並不相信哲學家那樣的人成為統治者就只具有智慧和理性，而不被意志和情慾所動，所以法律對他們沒有意義。他說：「人類由於志趨善良而有所成就，成為最優良的動物，如果不講禮法、違背正義，他就墮落為最惡劣的動物。」[14](P.9)他認為統治者和常人一樣，也有意志和情慾。所以他指出，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用感情治事的統治者優良。「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14](P.169)在他看來，法治的優越性在於：法律是多數人制定的，體現了多數人的智慧。一般說來，多數人的智慧要高於少數人或一個人，而且多數人還不易腐敗。加之法律是不帶情感因素、合乎正義的「中道權衡」，它能夠杜絕常人的偏私和抑制常人的情慾。因此，他認為，「誰都承認法律是優良的統治者」，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14](P.171、167-168)。因為人性中有惡的存在，亞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主張。但他沒有就此打住，他又根據人的利益需求，對法律的統治提出了若干要求。比如，他認為法律應該體現民主，特別是立法應當反映多數人的願望。他告誡「立法家和政治家應該認明民主主義的諸措施中，哪些是保全民主主義的，哪些卻恰好足以破壞一個平民政體」[14](P.274)又如，他認為法律的使命不在於對自由的奴役，而在於對自由的保護。他說：「公民們都應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規則，讓各人的行為有所約束，法律不應該看作（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14](276)亞里士多德的這些思想，直接成為西方近代自由主義者關於民主基礎上的法律和「法律下的自由」的思想淵源，以及建立法律統治的正當理由。
以上敘述表明：古典法治理念不僅成長於人文精神的襁褓中，而且處處體現一定的人文關懷。從此意義上講，人文精神構成了西方法治理論的精神底蘊。
二
西方真正的「人的發現」是從文藝復興運動開始，它的標志是與「神為中心」相抗衡的人文主義的形成。因此可以說，西方的人文精神完善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也正是人文主義的產生和張揚，為近代法治主義和法治國家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精神基礎。
人文主義作為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集中表現，在與「神性主義」的抗爭中，奪回了人的尊嚴。在人與上帝、人與自然的關系認識中，人文主義高揚人的價值和現世幸福。也正是在人文主義思潮的啟導下，西方在17、18世紀爆發了以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現代民主為追求目標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只是人文主義傳統的某一階段，而這一傳統本身卻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世界和文藝復興時期對這個世界的發現。」[3](P.270)我們不難發現，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以及後來的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思潮，與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現代民主精神在本質上的同一性；它們的同一性正好說明了它們的先後承續關系，表明了人文精神在西方不同時期的表現。也正是在這一場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中，人文精神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權、博愛和民主精神喚起了人們對法治的追求，並成為西方法治主義的應有之義。那麼，西方人文精神為近代法治提供了哪些有價值的精神資源呢？
（一）人文精神奠定了法治的理性基礎
理性主義對西方法治主義的影響最為深遠，不僅表現在理性是西方法治的固有內涵，而且還表現在理性追求是西方法治始終如一的關懷。然而，支持法治形成的理性精神卻不是偶然自生的，它是西方人文精神在長期積淀中派生的精神分支，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內容之一。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孕育而成的理性精神催生著西方法治主義的誕生。
西方理性主義的發展是曲折的，這就註定了西方法治主義形成的曲折性。早在古希臘時期形成的理性傳統在中世紀很快就被神性所取代。因而在古希臘開始萌芽的西方法治理念在中世紀也遇到了挫折。後來以理性為基礎的法治主義是在戰勝了以神性為基礎的神治主義之後確立的。眾所周知，中世紀是一個非理性的時代，以神性取代人性的神治主義籠罩著歐洲大陸，神是世界的主宰，人是沒有任何獨立性的軀殼。就其現實的人的生活而言，人的自由幾乎被完全剝奪，封建等級制度與基督教神學的相互結合，使人的獨立、尊嚴及自由遭受了普遍的壓抑與否定；就其思想方面來看，它屬於最沉悶、最缺乏生氣的時期。在神性壟斷的西方，只能導致神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泛濫的局面。這種背景下，要形成與神治主義和人治主義相對抗的法治主義就必須從根救起，那就是恢復和重建人類理性。於是以反對神性、呼喚人類理性為宗旨的人文主義或人道主義揭開了人類解放運動的序幕。人文主義者用「人道」來反對「神道」，提倡「個性解放」、「個人幸福」，反對封建束縛與宗教的禁慾主義；肯定「人的尊嚴」、「人的偉大」，肯定人的智慧、知識和力量，肯定個人的努力能揭示宇宙的秘密，並為人類謀取福利等等。這一時期人文主義張揚人性，反對神性，為理性主義在西方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人文主義思潮的啟導下，18世紀西方爆發了規模宏大的啟蒙運動。這是繼「文藝復興」以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這次運動中豐富的人文精神為後來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法治主義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運動中，啟蒙思想家高舉「理性」的旗幟，把理性當做一切現存事務的惟一裁判者。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些權威是什麼。宗教、自然觀、社會形式、國家制度等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最無情的批判。他們認為，專制制度和宗教窒息了人們的理性，致使人們長期處於愚昧和苦難之中；如今他們恢復了理性的權威，發現了「永恆的正義」。他們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國」，重新構建人類秩序。於其將這場人類的啟蒙運動定性為人類思想的解放，還不如說是人類理性的解放。它的成就，首先表現在理性主義的確立。正如英國著名學者布洛克所言：「啟蒙運動的了不起的發現，是把批判理性應用於權威、傳統和習俗時的有效性，不管這權威、傳統、習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政府方面的，還是社會習慣方面的。提出問題，要求進行試驗，不接受過去一貫所作所為或所說所想的東西，已經成為十分普遍的方法論」[3](P.84-86)。這個「方法論」不是別的，就是理性主義。
在理性的昭示下，以人本主義為基礎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受到人們的青睞。古典自然法學派高擎理性大旗，宣稱：法是人類理性的體現。為了證明這種理性的存在並進行現實表述，他們虛構了一個至高無上的自然法的存在。認為自然法就是正當理性規則，它指示任何與我們理性和社會性相一致的行為就是道義上公正的行為。人的理性是自然法的內在特質和終極目標，而且「自然法的基本原則是屬於公理性的，就象幾何學的定理一樣」[15](P.12)，這個恆定的「基本原則」就是突出人的價值和尊重人的基本人格。因而自然法必須是體現人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良法」。在啟蒙運動中崛起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經歷了理性主義的熏陶之後，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古典自然法思想，並以此形成了一套理性主義的法的觀念、價值、原則和制度。他們正是在這些觀念和原則的基礎之上創立了各種法治模式。
（二）人文精神促成了對法律的信賴
對法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義的重要傳統和內容。西方法治大廈的構造，如果其外在要素是一系列法治的原則和制度本身的話，那麼其內在要素必定是人們對法的普遍信仰。沒有人們對法的普遍尊重和信仰，再完善的法治原則和制度都將無法支撐法治大廈。然而，對法的信仰並不是人的一種先天存在，它的後天形成也不具有自發性這一特徵，而必須經歷對法治的認知——信賴——篤信的心理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催化和支撐作用。
西方人並非天生就親近法律，對法律充滿著堅定的信念。事實上，他們對法的信仰的形成，在一定程度是以西方人文精神為其內在動因。更確切地說，人文精神的大力張揚鞏固和促進了人們法律信仰的形成。
首先，以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為中心的人文精神建立起了人們對法的信賴。眾所周知，人道主義或人本主義的核心是人性論，它首先強調的是「人」和「人性」。人性可以分為人的自然屬性和人的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文主義者首先強調人的自然屬性。認為宗教的統治使自然的人性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中世紀的宗教思想認為，是神創造了人，人因為犯了「原罪」，所以降到世上。人只有信仰宗教，服從上帝才能解除罪惡，重升天堂。人文主義者與此相反，認為人是自由的，人可以達到一切他所想達到的目的，因此，人是偉大的，人是有他自己的尊嚴的。建立在人本和人道主義基礎之上的西方法治，就是以實現人的價值和人格尊嚴為目標，這在客觀上增強了人們對法的信任和依賴。人們能在法的實現中，找回了自己的尊嚴，體現了自身價值。因此，他們沒有任何理由不去信仰和依賴它。
其次，人文精神對理性的崇尚也有助「法律至上」這一理念的形成。在西方，人們對法的普遍信仰主要表現在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的理念生成。我們知道，信仰作為人的一種絕對精神，處於人類意識的核心層，它的形成往往不是簡單和直接的，必須憑借或依賴多種因素的輔助。再說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法在早期並非作為一種信念存在於人們意識之中，而僅僅是作為一般心理或觀念而存在。因為當初法作為人類的必要「工具」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並非充分表現其「善」的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種強權，表現為野蠻和專橫，充滿著恐懼和罪惡，因而人們對它的信仰依據並不充分。在西方，人們對法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也不是從對法的直接認識形成的，它主要源於兩個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是源於宗教信仰的支持，二是人文理性的支持。眾所周知，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大背景，致使中世紀以來的西方文化的任何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基督教的氣息。在法律文化里，基督教的「氣息」雖然在法律制度里被逐步清除，但在民眾的意識中卻是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識不但不與法律意識形成對抗，相反卻形成有力的支持，特別是諸如「法即神意」的觀念，在客觀上有利人們在心靈深處樹立起法律的崇高形象，形成對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理念的支持。在人們對上帝存在普遍信仰的日子裡，人們之所以能夠尊重法律，與其說是畏懼懲罰，倒不如說是相信這些法律所包含的普遍准則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法律規定權利和義務不是人定的，而是天賦的、不證自明的。據此，伯爾曼斷言：西方法律至上的理念來自於超現實的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幫助[16]。昂格爾也認為，法治秩序產生的一個條件就是「存在一種廣泛流傳的信念，在不那麼嚴格的意義上，可稱其為自然法觀念」，而自然法觀念首先來自於羅馬法學家在人性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萬民法和商品交換的支持，「對自然法觀念的另一支持來自超驗性的宗教。」[17](P.68-69)因為在西方人的眼裡，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間的惟一真神，至高無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是宇宙自然和世界萬物的創造者。它既是世界萬物運動變化的支配者，是生命的給予者，人類苦難的拯救者；又是善惡行為的裁判者和人類最高的立法者。雖然世俗的法律由國王制訂，但是國王沒有自主性，他只是上帝的使者，根據上帝的意圖制訂世俗的法律，他自己也應受到法律的約束。阿奎那認為，「就法律的支配能力來說，一個君主的自願服從法律，是與規定相符合的。」「按照上帝的判斷，一個君主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導力量的約束，應當自願地、毫不勉強地滿足法律的要求。」[18](P.122-123)因而在人們的理念中，上帝是神聖的，具有超越一切世俗權力的權威，因此作為上帝意志表現的法律無疑也具有神聖性和至高無上性。人們基於對上帝的崇拜而產生信仰，而一切法律都是源於上帝的旨意，那麼信仰法律也就構成信仰上帝的一部分。事實上，在中世紀，法律與宗教混同，法律從屬宗教，法律的社會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體現，但法律在人們心靈中的尊嚴和權威並未受到宗教的沖擊而消失。相反人們在對上帝的普遍信仰中，獲得了法律的神聖性和至上性的理念。
雖然，中世紀法律至上理念的形成對後來法治主義的誕生有積極的影響。但是法治主義與神治主義的根本對立，就意味著法治主義

E. 什麼是法律信仰

我認為，法律信仰就是對法律的尊重，對法律公平的期待。現在這個社會，讓我們這縣法律人太失望，但人總要有信仰，堅持下去，為了這個信仰。

F. 付子堂的人物評介

在法學教育教學工作中，付子堂教授既是一位優秀的教學工作者，也是一位出色的組織管理者。 身為主管教學工作的副校長，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行政管理者。2002 年主管學校教學工作以來，他與同事一道大力推行教學改革，全面完善各項教學管理制度，以本科教學為重點，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學質量控制體系，有力地推動了學校教學秩序的優化和整體教學水平的提升。2003 年，他牽頭組織進行國家司法考試閱卷工作，以高度負責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做到了計劃周全、管理到位、協調合理， 充分體現了管理隊伍的團結與高效， 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同年，在他的組織下，西南政法大學成功申報全國首批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單位，順利獲准設立法學博士後流動站。尤其是 2004 年以來，他受學校黨委的重託，主抓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在迎評工作中，他大力推行「以評促教，以評促管，以評促建，評建結合，重在建設」的方針，與其他校領導班子成員一起，繼續加強學校教育教學質量建設，有效實現了教學水平上台階。2007 年，他與學校其他班子成員一道，作為執行總指揮，領導學校順利通過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獲得「優秀」成績，成功實現了學校以「爭優升格」為核心內容的「第三次創業」階段目標，為學校的可持續發展贏得了彌足珍貴的機會，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法律—法學—法學教育，是支撐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重要鏈條。對於自己直接參與的法學教育實踐，付子堂教授深知其對於同輩學人共同求建的「法治大廈」的重要功用。而要真正發揮這一功用，必須要對共通性的規律。為此，付子堂教授近年來開始將自己的研究范圍拓展到法學教育領域。針對近年來法學教育中出現的現實問題，他提出，21 世紀所需要的是復合型的法學人才。因而，法學教育必須密切聯系中國的司法實踐，強化法學教育的實踐性。在具體教育理念上，他主張針對學生進行生存教育和人格教育，反對以反社會的激進主義的立場教育學生，贊成學生應更多地適應社會，做社會進步的建設者。為此，他認為法科學生在校階段應加強合理的價值觀教育和實務操作能力培養。他與同事們明確提出在校學生應著力培養的幾種能力，包括學習能力、創新能力、交流能力、表達能力等，尤其強調要形成以適應社會為取向的能力結構。正如他在給一份研究生刊物題詞時寫道的 ： 「傳承知識，培養能力，適應社會。 」此外，他還在主持完成的司法部關於司法考試課題中提出，隨著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的逐步規范和完善，其發展趨勢必然成為一種對法律人才的素質評價測試形式，最終與現代高等法學教育的宗旨殊途同歸。因此，建立國家司法考試與高等法學教育的良性互動關系，在當今中國的法治社會，就顯得尤為必要和重要。
顧炎武先生說 ： 「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付子堂教授就是這樣一個求索在法治理想和社會現實之間的問道者。

G. 如何深刻理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內涵要求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1、這是歷史的深刻啟示。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較好地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相反，一些國家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少國家沒能解決好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沒能跳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從我們自己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既吃過破壞法治的苦頭，也嘗到了法治昌明的甜頭。歷史深刻啟示我們，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要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秉持法律這個准繩、用好法治這個方式。
2、這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中國正經歷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保持穩定的秩序，在各方競逐的市場領域維護公平的規則，在意見碰撞的觀念世界堅守文明的底線，必須織密法治之網、強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濁，以法定治亂。」只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3、這是長遠的戰略謀劃。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5年時間，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這一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但「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後，我們還要向著「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前行，還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還將應對可能更為復雜的局面和問題。之後的路該怎麼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定不移厲行法治，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民族復興籌、為子孫後代計、為長遠發展謀。
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五個深刻內涵。
1、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
憲法作為根本法，對於整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具有統帥作用。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 依法治國核心是黨依法執政。

在我國，治國理政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求更加註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實施依法執政。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具體表現，就是依法執政、依憲執政。
3、 依法治國重要內容是政府依法行政。
依據我國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務院及其下轄的各級政府行政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執行機構，從屬於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通過行使立法、重大事項決定、重大人事任免、監督權力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各級行政機關通過執行人民大會立法、決定來體現執行人民意志。換句話說，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立法、重大事項的決定，都要通過國務院及其下轄的各級政府行政機關付諸實施。這樣行政機關就成為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意志得到貫徹實施的關鍵。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使政府真正依法履行各項職能。
4、 依法治國要確保司法獨立。
法治國家要求司法機關擁有獨立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都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5、 依法治國要全社會樹立法治觀念。
如果說一個國家的權力機構的立法活動、政府的執法活動、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是一個國家法治大廈本身的話，那麼，一個國家的全體成員的法治觀念、守法意識就是這座大廈的基礎。

H. 如何深刻理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1、這是歷史的深刻啟示。綜觀世界近現代史，凡是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較好地解決了法治和人治問題。相反，一些國家陷入這樣那樣的「陷阱」，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門檻，很大程度上與法治不彰有關。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少國家沒能解決好法治和人治的問題，沒能跳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從我們自己來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既吃過破壞法治的苦頭，也嘗到了法治昌明的甜頭。歷史深刻啟示我們，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56個民族的大國，要保證國家統一、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必須秉持法律這個准繩、用好法治這個方式。
2、這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中國正經歷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要在紛繁復雜的社會中保持穩定的秩序，在各方競逐的市場領域維護公平的規則，在意見碰撞的觀念世界堅守文明的底線，必須織密法治之網、強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濁，以法定治亂。」只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確保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3、這是長遠的戰略謀劃。現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有5年時間，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這一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但「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後，我們還要向著「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前行，還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還將應對可能更為復雜的局面和問題。之後的路該怎麼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我們黨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定不移厲行法治，一個重要意圖就是為民族復興籌、為子孫後代計、為長遠發展謀。
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五個深刻內涵。
1、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
憲法作為根本法，對於整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具有統帥作用。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2、 依法治國核心是黨依法執政。

在我國，治國理政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求更加註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實施依法執政。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具體表現，就是依法執政、依憲執政。
3、 依法治國重要內容是政府依法行政。
依據我國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務院及其下轄的各級政府行政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執行機構，從屬於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通過行使立法、重大事項決定、重大人事任免、監督權力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各級行政機關通過執行人民大會立法、決定來體現執行人民意志。換句話說，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立法、重大事項的決定，都要通過國務院及其下轄的各級政府行政機關付諸實施。這樣行政機關就成為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意志得到貫徹實施的關鍵。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使政府真正依法履行各項職能。
4、 依法治國要確保司法獨立。
法治國家要求司法機關擁有獨立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法律都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5、 依法治國要全社會樹立法治觀念。
如果說一個國家的權力機構的立法活動、政府的執法活動、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是一個國家法治大廈本身的話，那麼，一個國家的全體成員的法治觀念、守法意識就是這座大廈的基礎。

I. 為什麼法律不是萬能的

法律只是我們人類生存在某一 區域的准則,但不一定就是生活中的標准或是正確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對於任何事情其實只有自己才知道什麼對於自己是對的或是錯的,可是為了社會和世界的穩定和管理,必須有法律~
建構理性主義在當前我國法學界的突出表現就是一種所謂法律萬能論的抬頭。不少法學界人士熱衷於探討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建構問題，寄奢望於建構一個萬能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而忽視了市場的內在秩序的培育。意料之中的是，中國立法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景象，有時一天之內竟然有六七部法律同時表決通過。這種深受建構理性主義影響的立法觀片面地強調立法(尤其是經濟立法)的超前性，追求立法的數量和規模，似乎法治大廈只需用立法這台萬能機器生產的法律之磚便可壘成。同時，盲目迷信法律移植而無視法律本土化所依賴的民族文化傳統。

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法律自身的局限性，所謂法律萬能的論調是無知而且危險的。當代中國經歷了從五十年代的法律蒙昧階段，到六十年代的法律虛無階段，直到八十年代的法律工具階段，如今法律萬能的神話又開始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流行。我們需要廢棄傳統的法律工具論，也應破除新的法律萬能論。所謂法律萬能論其實是法律工具論的變種，只不過是將法律奉為一種無所不能的工具，實質上是盲目迷信人類理性的建構理性主義的怪胎。

中國法治社會在其孕育、生長的初始階段，尤其需要一種「消極」的法治觀。這就猶如幼苗的生長自然離不開水、陽光和土壤，然而過量的水、過強的陽光、過肥的土壤都可能致其夭亡。這種有意義的「消極」主要表現在立法(尤其是私法的制定)應當遵循客觀規律，變片面地追求立法的數量為注重立法的質量和效益，同時應當尊重社會秩序所依附的道德規范、民俗習慣等民族文化傳統。「立法者應該把自己看做一個自然科學家，他不是在製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律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許多自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法學家卻往往把馬克思這一極其深刻的忠告當做耳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