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立法會

『壹』 香港金融風暴是怎麼一回事

1997年1月份，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機商開始對覬覦已久的東南

亞金融市場發動攻擊，開始拋售泰銖，買進美元。泰銖直線下跌。其目的很明確：
攪亂東南亞金融市場，以圖混水摸魚，狠撈一筆。而東南亞一些國家房地產、外匯
儲備、金融市場管理的混亂與失控，給投機者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吃柿子挑軟
的拿，索羅斯的如意算盤是：先從最不堪一擊的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入手
，進而攪亂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最後攻佔香港，以圖造成他
們無堅不摧的印象，擊潰市場信心，引發"群羊"心理。索羅斯認為，只要擊垮一
個國家的金融市場，其它國家就不可避免一個接著一個倒下，這就是所謂的"多米
諾骨牌"效應。
泰國，成了首當其沖的目標。

5月份，國際貨幣投機商開始大舉沽售泰銖，兌美元匯率大幅下跌。面對投機

商氣勢洶洶的進攻，泰國央行與新加坡央行聯手入市，三管齊下，企圖捍衛泰銖陣
地，他們動用了120億美元吸納泰銖；禁止本地銀行拆借泰銖給離岸投機者；大
幅提高息率，一番短兵相接之後，泰銖的地位暫時性保住了。
對此，國際貨幣投機商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他們的招數只有一個：籌集資金

，狠拋泰銖。索羅斯開始節節挺進。與此同時，泰銖貶值的浪潮一浪接著一浪，泰
銖兌換美元的匯率屢創新低。泰政府臨陣換將，原財政部長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
帥印，泰政府此舉，猶如在波濤洶涌的湖面投下一顆重磅炸彈，菲律賓成了受害者
，比索匯率開始大幅起落。
庵雷·威拉旺的黯然而去卻未能阻止泰銖的節節失利。6月份，投機商開始出

售美國國債，籌集資金，再度向泰銖發起致命一擊。泰央行奮起還擊。其時，人心
惶惶，人人自危，在太平盛世掩蓋下的各種弊端一一暴露出來。為了穩定軍心，6
月30日，泰國總理差厄利發表電視講話："我再次重申，泰銖不會貶值，我們將
讓那些投機分子血本無歸。"發誓歸發誓，偏偏其金融市場像個扶不起的阿斗。此
時的泰國央行已彈盡糧絕，僅有的3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早已花光。就在泰總理
講話兩天之後，泰國央行被迫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放棄長達13年之久的泰銖與
美元掛鉤的匯率制。當天，泰銖重挫20％，7月29日，泰國央行行長倫差·馬
拉甲宣布辭職，8月5日，泰央行決定關閉42家金融機構，至此，泰銖終於失守
。
與此同時，菲律賓比索的軟弱可欺使它成為投機商的另一狙擊目標，菲央行曾

嘗試一周之內4次加息，並宣布擴寬比索兌換美元匯率的上落波幅，竭力對抗索羅
斯。但大勢已去，無力回天。7月11日，菲央行宣布允許菲律賓比索在更闊的幅
度內波動，一時間，比索貶值慘不忍睹，實際上，這標志著比索保衛戰的全面失守
。
就像一個癮君子，此時的索羅斯顯然並未心滿意足，他們四下出動，尋找可捕

獵的下一個目標，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進入了他的視線之內。
馬來西亞央行企圖拉高沽空馬來西亞林吉特的成本來阻止投機商的興風作浪，

印度尼西亞也入市支持印尼盾。但終擋不住投機商強有力的進攻，馬幣、印尼幣對
美元兌換比價一低再低。
鄰國陣地的失守開始波及一向有"避難貨幣"之稱的新加坡貨幣。唇亡齒寒，

盡管新加坡也採取了諸如拉高利率等措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新加坡元兌美元
的匯率還是持續下跌。
在索羅斯的強硬態勢下，各國政府均感力不從心，已紛紛放棄了捍衛行動，開

始屈服，一副任打不還手的樣子。任由本國貨幣在市場中沉沉浮浮，另一方面，國
際貨幣投機商更是有恃無恐，在東南亞金融市場上呼風喚雨，橫行一時。
東南亞貨幣狙擊戰弄得人人自危，各國金融當局使盡渾身解數以免掉入這一泥

潭之中，就連在此次風潮中一直作壁上觀的美國也開始表態，美聯邦儲備委員會主
席格林斯潘說，他特別"感到不安的是"這場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由一個國家涉及到
另一個國家，美國願意幫助"受這次波動影響的國家"。
國際投機商咄咄逼人的氣焰已使得國際社會對集體應付貨幣危機的認識正在加

深。7月25日，中國、澳大利亞、日本、中國香港特區、印度尼西亞、韓國、馬
來西亞、紐西蘭等亞太地區11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層代表在
上海開會，會議結束後發出的聲明表示，一個穩定的貨幣市場是非常重要的，亞太
各國將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研究，對有關國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協助成員國在
必要時進行經濟調整，這個消息對東南亞各國來說，至少讓他們覺得在自己與國際
貨幣炒家進行殊死搏鬥時不再顯得那麼孤單。
8月5日，危機重重的泰國，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帶苛刻條件的備用

貸款計劃及一攬子措施。8月11日，為拯救資金短缺的泰國，由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主持，世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行長在日本東京舉行會議，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承諾分擔為泰國提供總共160億美元（後增至1
67億美元）的融資款計劃，其中中國和中國香港都各自承諾向泰國借出10億美
元的貸款。8月21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宣布給予泰國總值33億美元的
臨時貸款，以協助它渡過難關。
就在東南亞各國四處求援、積極謀劃之時，國際投機商卻銷聲匿跡，突然不再

攻擊。8月20日，東南亞各國貨幣匯率暫時回穩，東南亞各國人們均大大喘了口
氣：好了，風暴終於過去了！
就像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平靜的外表下孕育著一片殺機，東鄰各國顯然歡樂還 為時過早，新一輪的"狂風暴雨"只是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而已，令人無奈的是
，這種寧靜僅僅持續了幾天；東鄰各國還沒來得及揩揩身上的血跡。8月底，又一
輪令人目瞪口呆的跌勢瞬間而至。這一次，卻把東盟成員汶萊也拉下了水。
至此，索羅斯一副得勢不饒人的架勢，剩勇追窮寇，再度集中火力掃盪東南亞

。進入9月份，這場風暴持續肆虐已進入第三個月，外匯市場的頹勢仍在繼續。東
南亞各國經濟狀況繼續惡化。10月19日，泰國財政部長他農·比達亞也滿腹惆
悵卸任而去。
直到11月上旬，這場對東南亞來說噩夢一般的4個多月的黑色風暴才漸趨平

靜。據業內人士分析，這場動盪已告一段落。但對東南亞，特別是身處震源的泰國
來說，彈冠可以，相慶卻已苦澀難提。
無可奈何花落去

在這場危機中，受害最慘的恐怕非泰國莫屬，猛烈的金融風暴把這個國家一下

子砸到了谷底。而在此以前，泰國以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形象令人神馳目暈，一
個小業主回憶說："好像我們挺有錢，以至於每個人都著手准備去買賓士。"他們
熱衷於海濱別墅，瑞士歐米茄、法國XO、德國賓士、日本松下。像美國人一樣，
他們每年也瀟灑地安排去歐洲旅行；孩子送到私立學校……當你在曼谷郊外碰見一
個鄉下主婦，甚至街頭叫賣的小販，說不定就是股票大軍的一員；"錢來得太容易
了"，那時候，他們會以這么一種調侃的語氣說正准備去歐洲旅行。可是現在，泰
國人目瞪口呆地瞧著索羅斯之流從他們手裡搶走原本屬於他們的一切；家庭轎車被
警察拖走、失業開始困擾自己、浪漫的歐洲之旅只好取消，孩子也只好轉到便宜的
公立學校……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說："這個傢伙（指索羅斯）來到我們的國家
，一夜之間，使我們全國人民十幾年的奮斗化為烏有。"
泰國一銀行行長差旺說："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瞧著索羅斯這流氓強盜剝奪我們

曾經擁有的財富，我們只想說，你不就是要錢嗎？"
對所有的東南亞人來說，他們過去曾擁有一大筆財富瞬間化為烏有，薩馬特電

訊公司總裁查奴瓦斯特說：曼穀人甚至還沒來得及享受榮華，汽車剛下生產線，房
子新刷的油漆還沒有干。但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切。印尼音樂家邦尼勒古馬赫為買一
幢夢中花園而奮鬥了30年，正准備遷入時，風暴來了，"我不得不退掉它。"他
說。
一個為吃飯而憂的時代，一個需要省吃儉用的時代已不可避免，但曾經滄海的

感覺，讓他們仍沉浸在富有的回味中。在曼谷市中心的廣場里，有小販在聲嘶力竭
地叫著出租衣服，"你可以租到任何東西，私立大學的學生們為了保持體面，幾乎
從頭到腳都租。"小販說他的生意還挺火的，禮拜天的商場里，依然人頭攢動，唯
一不同的是：囊中已羞澀，只能閑逛。就像許許多多的北京老人遛鳥一樣。
那些腰纏萬貫的富豪，也只能傻看著自己50％甚至更多的財產無影無蹤而去

，據估計，從3月到9月，馬來西亞排名前12位的富翁，僅在股票市場就損失了
130億美元，印尼總統蘇哈托的子女們也被迫出售他們的公司，以免顆粒無收局
面的出現。"過去的世界不復存在。"泰國第三大銀行農業銀行總裁拉姆薩姆如是
說。
曼谷奇異的風光依然那麼美麗動人，吉隆坡的高樓大廈依然那麼鱗次櫛比；可

是，曾經的富有與現在的貧窮的鴻溝卻是那麼遙不可及。"這不僅僅是一種失落感
"，泰一大學教授無奈地嘆氣。
直面現實，也許這是東鄰人最痛苦又最無奈的選擇！

三個月之後，席捲東南亞地區的金融風暴登灘香港島---狼終於來了。

黑色星期一

也許，在許許多多的香港人的記憶當中，1987年10月的香港"股災"就

像一場噩夢，至今仍心有餘悸。
1997年的金秋10月，又一輪"大熊市"席捲整個香港股市。10月20

日是美國華爾街股市慘劇"黑色星期一"的10周年紀念日，正因為此，它成了投
資分析家們最為焦灼不安的一天，然而，恐怖氣氛卻並未在華爾街股市出現，恰恰
相反，道·瓊斯指數一周之間跌落210點之後，當天卻反彈了74點。
正當投資分析家們額手相慶之際，在地球的另一端卻早已危機四伏、暗潮洶涌

。事隔10年之後又一個"黑色星期一"開始降臨，只不過，這次籠罩的是有購物
天堂之稱的香港。
10月20日，香港股市開始下跌。10月21日，香港恆生指數下跌765

．33點，22日則繼續了這一勢頭，下跌了1200點。23日，對於港元前景
的擔憂使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節節上揚，21日僅為7％左右的隔夜拆息一度暴
漲300倍。在這種市場氣氛下，港股更連續第四次受挫，下跌達10．41％。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當天表示，香港基本經濟因素良好，股市下跌主要是受
到外圍因素暫時投機影響，投資者不必恐慌。他說："我不認為這是股災。"他認
為，無論如何，特區政府首先是要捍衛港元匯率。雖然此前一天晚間有炒賣港元的
投機活動，但此時炒賣活動已被平息。與此同時，香港金融管理當局總裁任志剛也
發表講話，聲稱金管局已於前一天晚上擊退炒家。
也許是因為特區政府強有力的干預措施，也許是因為特區政府和金融管理人士

的信心感染了投資者，24日，在連續4個交易日大幅下跌後，香港股市在這天強
力反彈，恆生指數上升718點，升幅達6．89％，27日，曾蔭權再次重申，
香港現行的聯系匯率制度不會改變，在這次活動中受損失的只會是投機者。
此時，全球各地股市形成惡性循環式的普遍狂跌，27日，紐約道·瓊斯指數

狂跌近554．26點，是有史以來跌幅最慘的一天，因而導致中途自動停盤一個
小時。東京股市開盤後即狂跌800多點。28日香港恆生指數狂瀉1400多點
，跌幅達13．7％，全日最低達8775．88點，以9059．89點收市，
下跌點數創歷史之最，在這種狀況之下，香港股市的震盪已並不僅僅局限於自身因
素了。
對此，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強調，香港股市的震盪只是暫時性的調整。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沈國放表示，香港股市以往也出現過這種波動，不足為怪，港股波動是
特區政府要自行處理的事物，中央政府將依照"一國兩制"的原則，不會直接干預
香港的股市和港元匯價。北京方面對香港整體經濟仍充滿信心。
特區臨時立法會財政事務局局長在回答議員的提問時說，社會對於穩定聯合匯

率制度十分關心，關於市場的運作，特區政府的一貫政策是"自由"，行政干預應
減到最少。
特區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則勸市民保持冷靜，反應不要過敏，入市時要審慎並

要量力而為。
香港輿論則表示了強烈的信心，《星島日報》發表評論指出："過去，在經歷

了經濟危機後，本港會很快復甦，而且更加彭勃，這次亦應不例外。美國財政指出
，自1987年全球股災後，香港股市過去10年的回報率居全球股市之首。經過
九七股災後，本港只要大力發展經濟，十年後的回報率又可能是全球之最。"
港幣保衛戰

由索羅斯所引起的這場"看不見的戰爭"，如火山噴發般地震驚了全球，身處

震源中心的泰國、馬來西亞自是苦不堪言。另一面，隔海相望的香港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加綳緊了自己的神經。人們都意識到：這股"黑色金融暗潮"登灘港島只是
時間問題而已。面對國際金融炒家們咄咄逼人的氣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謹
慎地表示，香港特區的外匯儲備豐富，經濟正穩步增長，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區背
後有強大祖國的支持。所以這一風暴對香港不會形成特別嚴重的影響。
事實上，早在1997年8月份，投機商就幾次試探性地對港幣進行了沖擊，

8月14日和15日，一些實力雄厚的投資基金進入香港匯市，他們利用金融期貨
手段，用3個月或6個月的港元期貨和約買入港元，然後迅速拋空。致使港元對美
元匯率一度下降到7．75／1。7．75被稱為港元匯率的重要心理關鍵點。香
港金融管理當局迅速反擊。通過抽緊銀根、扯高同業拆息去迎擊投機者。金管局提
高對銀行的貸款利息，迫使銀行把多餘的頭寸交還回來，讓那些借錢沽港元買美元
的投機者面對堅壁清野之局，在極高的投機成本下望而卻步。故在很短的時間內，
即8月20日使港市恢復平靜，投機商無功而返。
然而，人們心裡非常明白，這批炒家並不會就此罷休，雙方的血腥搏鬥終不可

避免。香港當局更是未雨綢繆，政策、輿論攻勢雙管齊下，提醒這批"金錢游鱷"
不要輕舉妄動。香港金融管理當局態度極其明確：堅決維護聯系匯率制的穩定。正
在英國訪問的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離開倫敦前強調，特區政府有極大的決心維護聯
系匯率；財政司長曾蔭權、財政事務局局長許仕仁一起會見傳媒，重申維持聯系匯
率是港府首選目標，為了這一目標而導致利息飆升，屬無可避免，希望香港民眾稍
安勿躁，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則呼籲所有人保持冷靜，香港總商會發表文告聲明支持
聯系匯率制度，並呼籲金融市場中人冷靜思考，重新檢視香港經濟根基，從而穩定
市場。曾蔭權在一次投資會議上說："我要重申，我們不會改變我們的貨幣制度或
我們同美元的關系，拿港元投機而喪命的只有投機商。"
國際投機者三番五次狙擊港元的行動不僅志在港元匯價上獲利，而且採用全面

戰略，要在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上獲益，他們的做法是，先在期指市場上積累大量
淡倉，然後買上遠期美元，沽遠期港元，大造聲勢。待港府為對付港元受到狙擊而
採取措施大幅提高息口時，股票氣氛轉淡，人們憂慮利率大升推低股市與樓市，這
時投機者便趁勢大沽期指，令期指大跳水。於是，股票市場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
沽出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倉而獲取豐厚的利潤。換言之，投機者雖然在港元匯價
上無功而返，甚至小損，但在期指市場上卻狠撈一筆。
對此，香港金融管理當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們的措施，一是動用龐大

的外匯儲備吸納港元，二是調高利息並抽緊銀根。一番對攻之後，港股在連續下跌
中止住腳步並開始強勁飆升，主要是有中資及外地資金入市，24家藍籌、紅籌上
市公司從市場回購股份，推動大市上揚。中國電訊重上招股價以上水平，也產生一
定刺激作用，令紅籌、國企喘定並作反彈。加上祖國內地減息亦成大市上揚的題材
，這些因素令恆指急速反彈。在股市強勁反彈之下，港元匯價恢復穩定。至此，這
場驚心動魄的港幣保衛戰告一段落。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大加贊揚財政司司長曾蔭
權及其同僚把這次危機處理得"實在值得贊賞"。這場較量雖說以香港金管局的艱
難取勝而告終，但它所帶給人們的震撼卻並不僅僅局限於這場危機本身，它迫使更
多的人去思考。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終於公開表示，港府將盡快進行內部檢討，並約晤學者和商

界人士，總結這次金融風潮，尋找更好反擊之法，以防範港幣再受到外匯投機的狙
擊。

『貳』 香港華仁書院的著名校友

曾蔭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瑞麟-香港政制事務局局長
孫明揚-教育局局長
胡經昌-前立法局議員黃星華-前房屋局局長
王永平-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鄔維庸-前醫管局委員,前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前全國人大代表張炳良-前立法局議員,新力量網路發展主席,行政會議成員
徐家祥-香港首位華人政務官蔡宗衡-匯賢智庫理事及創會會員黃宏發-前立法局主席,前立法會議員
何京文-大律師
陳兆愷-終審法院常任兼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
余叔韶-香港首位華人檢察官徐塗-前文康廣播司
李福深-前任香港賽馬會副主席,公民黨黨員,大律師
關卓然-胡關李羅律師行首席合夥人
周湛燊-前馬會副主席, 前屋宇地政署署長
徐嘉慎-律師, 前保護海港協會主席 胡應湘-合和實業主席
邱木城-商人，富豪，前東華三院主席方中-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摩斯倫馬賽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副會長
方俠-香港交易及結算所董事,香港資深會計師方津生-沙士信託基金委員會主席
石鏡泉-著名財經專家
陳南祿-國泰航空行政總裁
李修良-商人,上市公司力豐（集團)主席
關超然-前長江實業獨立非執行董事,信德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前海洋公園公司主席,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前主席
林孝文-碓利達國際及現任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
蘇權國-香港支持奧運聯會榮譽會長,商人
伍步剛-永隆銀行有限公司副董事長,香港銀行學會副會長
羅先煜-JL Capital Pte Ltd, Managing Director
鄔碩晉-會計師,第三屆立法會候選人
丘銘劍-百盛集團非執行董事
關亨時-南海商會副理事長
何世柱-香港福利集團董事兼總經理，臨時立法會議員
倪少傑-港事顧問，臨時立法會議員，日豐企業有限公司，歐亞機器工程有限公司，高中地產有限公司，北京金業畜產有限公司主席
何偉志-童軍總會司庫葉德銓-長實執行董事胡文新-合和聯席董事總經理
方正-證監會主席
陳仲尼-金鷹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李克勤-歌手
倪震-DJ,倪匡兒子
鄭嘉穎-歌手，演員
張智霖-歌手，演員,華仁小學
房祖名-歌手，成龍兒子
尹子維-歌手，演員, 華仁小學
蕭亮-資深傳媒人，演員
鄭君綿-歌手，演員
秦沛-演員
梁繼璋-香港電台副台長，DJ
杜浚斌-DJ，歌手
郭偉安-DJ
韋基舜-香港體壇前輩
吳煜民-作家
李我-知名廣播人
譚偉權-演員
韓志勛-著名畫家
黎偉聰-作家,大學講師
胡世傑-電台主持
蘇耀宗-香港商業電台DJ，司儀，配音人
盧大偉-主持 余國藩-芝加哥大學榮休教授
黃展華-著名教師，英語粵劇創作者
呂大樂-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專欄作家
雷鼎鳴-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專欄作家 何兆煒-前香港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鄭志堅-腫瘤科顧問醫生
譚廣亨-香港大學副校長,醫學院小兒外科講座教授
簡悅威-前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會長,首屆邵逸夫生命科學獎得主
蔡永業-中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醫務衛生署署長,前香港心理衛生會會長
胡定旭-醫院管理局主席
曾浩輝-衛生署顧問醫生
梁柏賢-前衛生署副署長
鍾尚志-前中大醫學院院長,是Sars的英雄之一
李健鴻-香港大學校董,前香港醫務委員會主席
吳敏倫-香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教授
李大拔-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社區及家庭醫學系教授
陳力元-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葯物治療學系教授 鄧以明-天主教廣州總教區首任華籍主教、耶穌會會士
Ratna Kutrakhul-後稱 Robert Ratna Bamrungtrakul)天主教叻丕府教區（1969-1975）及泰國清邁府教區（1975-1986）主教
郭春慶-澳門耶穌會神父 葉金豪-百萬富翁25萬得主,首位各出奇謀參賽者
莫乃光-香港網際網路協會主席
吳煜民-資深注冊建築師
沈怡謀-香港資優生
盧文柱-第一個華人十優狀元

『叄』 the Isle of Man的中文名字它不屬於英國

the Isle of Man的中文名字：馬恩島。

馬恩島於華文地區內並沒有統一譯名，所以本島於各地都有不同譯名，甚至會出現某個華文地區中有多個譯名的情況。普遍譯名：

1、中國大陸：馬恩島。

2、香港：馬恩島（天文台），人島（運輸署）馬恩島（臨時立法會，稅務局），曼島（海事處）。

3、台灣地區：曼島。

4、新加坡：馬恩島。

馬恩島是英國王權屬地，嚴格來說在法律上並不是英國的一部分。該島的自治政府歷史悠久，早在10世紀就已經有自己的國會，首府為道格拉斯（Douglas）。在部分場合，馬恩島與不列顛島、愛爾蘭島合稱為英倫三島。

馬恩島位於英格蘭與愛爾蘭間的海上島嶼，而從更精確的地理角度來看，馬恩島正地處於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和愛爾蘭共和國的中心點。

(3)臨時立法會擴展閱讀：

馬恩島是一個獨立於英國的自治獨立地區。它有自己的收入稅、進口稅和消費稅服務。它一直是獨立於英國，收取低稅的地區。較低的公司賦稅和個人稅，以及不收取遺產稅，使得該地區成為世界上有名的國際離岸商業中心。

馬恩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萬年前。島上原先居住的是克爾特和諾曼人的後代，先由蘇格蘭王國統治，1828年歸英國統治。但是，馬恩島只有國防和外交由英國統一掌管，其他諸如選舉總統、政府和議會等事宜，全由馬恩島獨立進行。

馬恩島擁有自己的國旗、國歌與國徽，法院具有終審權。來島上的投資者只向島政府納稅，稅收遠遠低於英國。馬恩島使用自己的貨幣，是一種背面印著三條奔跑的腿的紙幣，與英鎊價值等同。

『肆』 香港的歷史回歸

1841年，英國強佔香港島後，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
北京政府時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和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問題。但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本來有兩次機會收回香港和九龍租借地。可是，蔣介石政府執行錯誤政策，又兩次坐失收復良機。
香港回歸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1841年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開始至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的一個半世紀，中國經歷了晚清時期、民國（包括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和新中國時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時期的北京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為收復香港進行過努力。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歷史表明，只有新中國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在香港回歸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顧一下百餘年來我國收復香港的艱苦歷程，將有助於真正理解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含義，並從中得到應有啟示。

英國強佔香港島及清政府武力收復香港島計劃的破滅

自1841年1月英國武力強佔香港島起，清政府即開展了收復該島的斗爭。為了說明這一斗爭的情況，首先必須弄清英國佔領該島的經過。
迄至目前為止，一些著述和傳媒是這樣描述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如何佔領香港島的：1840年8月英軍在佔領定海之後，北上到達天津白河口，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琦善去大沽與英國全權使臣懿律和義律談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與英國簽訂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國軍隊就佔領了香港島。這種說法似乎認為英國佔領香港島有確實的「條約根據」。其實英國是在毫無條約根據的情況下強占該島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聞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謀收復之舉。
依據中英兩國的檔案記載，1840年8月30日，義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遞交《巴麥尊子爵給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提出割讓東南沿海一島或數島給英國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據道光帝的旨意拒絕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勸說英軍退回廣東再繼續談判。幾個月之後，琦善抵達廣州繼續與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確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堅持其侵略要求，即採取果斷措施，堅決用武力抗擊侵略者。但是琦善懾於英軍船堅炮利，力求妥協。由於道光帝的態度非常強硬，因此琦善在與義律談判時只同意賠償煙價，拒絕割讓香港島。1841年1月7日，英軍野蠻地攻佔了虎門口的大角、沙角，隨即又提出霸佔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軍武力脅迫下，萬般無奈，復照英方，英軍若退還定海、沙角等處，可奏請道光帝於珠江口外給予「寄寓一所」。1月14日，義律提出割佔九龍尖沙咀、香港兩地。琦善答以只能選擇一處「寄寓泊船」，俟英方選定後，再由他上奏請旨。1月20日，義律突然宣布，他已經與琦善達成共有四項內容的「初步協定」，其中第一項就是將香港島及港口割讓與英王。1月26日，英軍在沒有任何條約依據的情況下，悍然侵佔了香港島。1月27—28日，義律為了迫使中方承認其侵佔香港島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與琦善在蓮花山進行會談。兩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條款，即割讓香港島和通商等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琦善表示對義律所擬定的協定草案再行籌思後方能具復。由此可見，1月20日義律宣布的「初步協定」實屬無稽之談。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照會中方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再次謊稱義律已與琦善「說定諸事，議將香港全島地方讓給英國主掌，已有文據在案，」並要求撤走島上各處的中國官兵。兩天之後，英軍又在香港島張貼告示，妄稱「現經與欽差大臣爵閣部堂議定諸事，將香港等處全島讓給英國寄居主掌，已有文據在案。是以香港等處居民，現系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歷史事實是，琦善在英軍炮口下，確有允許代為奏懇皇帝，准許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當時香港一詞，並非指香港全島，而僅僅指該島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卻故意將一隅變成了全島，將「寄寓泊船」變為割占，將「代為奏懇」說成是「議定諸事」、「已有文據在案」。這充分說明英國這個老牌殖民帝國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擇手段的。
英國武力侵佔香港島以後，清政府極為震驚，立即為武力收回香港島進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廣東巡撫怡良關於琦善將該島擅與英人、英軍侵佔香港島並擅出偽示的奏摺，即認定英軍侵佔香港島是琦善越權私與造成的，諭稱：「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准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並下令將琦善革職鎖拿解京，查抄所有家產。道光帝嚴懲琦善絕非偶然，他對琦善在廣東一味向英人妥協的行徑早就不滿。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將琦善交部議處。三天後，他又命御前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南下征討英國侵略者。英軍侵佔香港島後，武力收復香港島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時奕山等人還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稱：「即使香港並非險要，亦必設法趕緊收回，斷不準給予該夷，致滋後患。」之後他又接二連三地下達收復香港島的諭旨：「至該逆所佔香港，務須設法克復，使該逆永絕窺伺，方為不負委任。」豈知道光帝下令調集的奕山軍隊人數雖然數倍於英軍，但全部是陸軍，只能由陸上防守廣州，根本無力進攻港島。1841年5月18日，英軍幾乎傾巢出動，前往進攻廣州。奕山倉促應戰，清軍大敗，廣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訂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內交付了600萬元賠款，並把軍隊撤出了廣州城。事後奕山謊報軍情，諱敗為勝，致使道光帝誤認為，英軍於條件得到滿足後從廣州退回港島，是天朝征討「英夷」的勝利。至於香港島，道光帝接受新任兩廣總督祁 �的建議，同意暫緩圖之。此間恰好港島遭到兩次颶風，很多英船沉沒、被毀。道光帝得知這一消息，立即頒發大藏香二十柱，讓奕山等去各廟宇答謝神靈，並誤以為以後「夷膽震懾，不敢再有覬覦」。
1841年8月21日，英國派來接替義律擴大侵華戰爭的璞鼎查，留下少數陸軍及5艘軍艦在香港，親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為英軍主力北上，港島勢必空虛，這是收復香港的良機。他告誡奕山：「如能設法收復香港，則從前辦理不善尚可少贖罪戾。」之後，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訓練鄉勇，乘機收復香港。奕山經過廣州之戰的大敗，已深知英軍實力，陸上攻剿一敗塗地，遑論渡海收復港島。加以虎門內外炮台早被鏟為平地，無險可扼，水師無船無炮，他認為當今之計，只有嚴守陸路，以防焚掠而已。盡管道光帝一再諭令收復香港，斷不準遲延觀望，但是廣東方面依舊我行我素，隱忍苟安，不圖攻剿。1841年10月，英軍相繼攻佔浙江定海、鎮海和寧波，中英雙方開始在陸上交戰。道光帝認為陸戰是清軍長處，他任命奕經為揚威將軍，從全國各地調集軍隊，准備一舉擊敗英軍，收復失地，並再次諭令奕山等，乘廣東海面英船無幾、香港空虛之際，即行剿洗，並收復香港。誰知清軍陸戰再次失利，揚威將軍遁逃杭州。鐵的事實證明了清軍不僅海上不能打，陸上同樣不可恃。但是英軍盤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塊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將軍，並於4月11日頒給他欽差大臣關防。5月 18日英軍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時，5月25日道光帝卻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帶欽差大臣關防馳赴廣州將軍之任，諭令他稱：「至香港地方豈容被逆夷久據，現在廣東炮台等工事如已妥為預備，正可乘機進取，明攻暗襲，收復香港，以伸國威。」這是我們所能見到的最後一道收復香港的諭旨。但是，10天之後道光帝不得不改變主意，命令耆英暫緩赴粵，在浙確查英人動向，專辦對英羈縻事宜。此時的羈縻實際上已經成了乞降的代名詞。當英軍攻陷吳淞、上海、直抵鎮江時，道光帝更授權耆英便宜行事，決意投降。其後英軍攻陷鎮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裡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議和條款，並在8月29日簽訂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條約》，終於將香港島割讓與英國。
上述事實說明，英國強佔香港島之後，清政府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帝為此下了幾十道諭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並咨會奕山，要求武力收復香港島。但是，清政府最終不僅沒有收復香港島，反而以條約形式割讓了香港島，表明了清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國家的落後，統治階級的腐敗，從根本上決定了這一結局。1860年，英國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割佔了九龍半島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英國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攫取了我國新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235個島嶼連同廣闊水域的「租借權」，為期 99年，並將其改稱「新界」，並入英國的香港直轄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戰爭前中國爭取收回九龍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曾根據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會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龍租借地）的問題。由於和會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兩個主要戰勝國英、法所把持，它們在中國都佔有租借地，根本不願意放棄其既得利益。和會主席、法國總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國的提案「不在和會許可權范圍之內」，推說這件事應由國際聯盟今後去加以考慮，輕易地予以否決了。眾所周知，這個標榜建立「國際公正」、以「締造世界永久和平」為宗旨的和會，以其極不公正地對待中國，通過將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讓與日本的決議而誘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並促使中國代表拒絕在和會的對德和約上簽字。
1921年12月3日，中國代表顧維鈞在華盛頓會議上，又重新提出廢止各國在華租借地的議案。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壞中國領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沖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當時正值戰後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時期，中國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人民大眾「外爭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浪潮洶涌澎湃。與此同時，美、日在遠東互爭雄長，美國力圖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擴張勢頭，其他列強之間也矛盾重重。以上兩個因素促使英、日兩國不得不分別同意放棄威海衛和膠州彎租借地。但在廢除九龍（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問題上，中國代表卻遭到英、日代表的強烈反對。英國出席會議的代表、樞密院長、以「血腥人物」著稱的貝爾福，借口「沒有九龍租借地則香港不能自衛」，堅決拒絕歸還。12月7日，顧維鈞在會議的遠東委員會上據理駁斥了貝爾福的謬說。貝爾福對此置若罔聞，日本代表緘口不言，美國代表則無動於衷，作壁上觀。此後，華盛頓會議再沒有討論九龍租借地的問題。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正當要求，終因英國的頑拒和當時中國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和缺乏實力作外交的後盾而嚴重受挫。
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民對會議結果大失所望。廢除不平等條約，日益成為全國各黨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主持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同月23日通過的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奮斗目標，其中將取消列強在華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寫道：「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這段話成了後來一個時期中國外交的指導方針。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雖然對帝國主義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賴性，但是為了鞏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慮廣大民眾的迫切願望和孫中山先生渴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遺願，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外交方針，多次要求列強廢除租界和租借地。但這一修約外交，除了在關稅自主、收回幾處租界和按照英國先前的承諾於1930年收回了威海衛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南京國民政府甚至從來沒有向英國正式提出過歸還九龍租借地。
和國民政府相反，英國政府及港英當局一直關切著九龍租借地的前途，神經過敏地注視著國民政府和中國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動向。港督金文泰不僅堅決反對歸還這塊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議本國政府將它正式割占，辦法是以歸還威海衛作為交換條件，或是故意挑起與中國的沖突來製造兼並的機會。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另一位港督羅富國也企圖乘人之危，於1938年提出中國急需外國貸款來支持它的貨幣，不妨利用這個機會用貸款來換取它割讓九龍租借地或延長它的租期。但是以上兩位港督的建議沒有得到英國政府採納，它寧可對這件事採取拖延、沉默、迴避的方針。只要中國不提出，它決不主動涉及這個問題。
英國政府雖然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中國防範甚嚴，卻沒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給它對香港的統治帶來致命的危險。多年以來，英國一直奉行對日本綏靖、討好、縱容的方針，幻想與日本達成妥協，以維護它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利益。孰知這一政策非但沒有奏效，反而鼓勵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終於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和日本對整個香港地區的佔領，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正如一位澳大利亞學者所說，「在這個時期，幾乎可以說，對香港……的較大威脅與其說是來自中國人，勿寧說是來自英國外交部。」

1942年中英關於歸還九龍租借地的談判和兩次收復香港良機的喪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是時英國忙於歐洲戰事及保衛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僅僅18天即棄甲曳兵而走。港督楊慕琦於同年聖誕日向日本投降，英國對香港的百年統治由日本取而代之。與此同時，英國王牌軍艦「威爾士親王號」和「卻敵號」在馬來海面為日本襲擊而檣櫓灰飛煙滅，英國在遠東和東南亞的殖民體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軍已先後退出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日本陳兵印緬邊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門之勢。大英帝國往日的雄風，掃地殆盡。英國在香港和東南亞的大潰退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通過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來的遠東國際均勢已徹底破壞。中、美、英此時已成為共同反對日本侵略的盟邦。這一形勢迫使英國不得不考慮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
當時，東西方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片，中國的抗戰與各同盟國的作戰匯成一體。國際形勢的變化不僅有利於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也為收復香港提供了良機。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戰場對日本的巨大牽製作用，為了使國民政府堅持對日作戰，為了戰後填補英國在遠東可能留下的真空，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開始攻擊英國在中國保留殖民特權、不將香港歸還中國等做法。美國的態度無疑對英國是一個壓力，對國民政府是一個鼓舞，並促使它採取行動。
1942年8月底，國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國與中國舉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談判，藉以促使英國與中國也舉行類似的談判。英國外交部聞知此事後，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駐華大使薛穆「採取主動」。10月10日，美、英兩國分別發表聲明，准備與中國政府談判「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之條約。中美、中英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另訂新約的談判隨即開始。此次談判涉及放棄在華租界問題，國民政府認為租借地與租界屬於同一范疇，乘勢提出了歸還九龍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這本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後，美、英兩國分別提出關於新約的草案以供考慮。中英談判在重慶舉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和薛穆分別代表兩國。英方草案包括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辛丑條約、將一些租界交還中國等內容。但是，英方雖然明知中國至為關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卻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這個問題。 11月10日，英國戰時內閣首相丘吉爾更親自出馬，針對香港問題強硬地宣稱：「我當國王的首相不是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國」，又說他「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的任何一塊領地」，從而表明了英國堅持它對香港殖民統治的頑固立場。
11月13日，國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訂草案》，其中加上了廢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內容：「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應該說，這里僅提出歸還九龍租借地，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地區，已屬妥協退讓。是時重慶輿論激昂，反對任何外國繼續佔領中國領土，美國公眾意見也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於中國有利。
當英國收到中方《修訂草案》後，急忙研究對策。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斷然拒絕；（3）盡量拖延。他認為第一個方案不行，因為新界在經濟和戰略上對香港至關重要；第二個方案也不行，會引起美國的不滿和非議（戰時英國對美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此，他認為應該選擇第三個方案，能拖就拖。對於這位司長的主張，外交大臣艾登認為是既不堅決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對。他傾向採取第二個方案，即斷然宣布九龍租借地不屬於本條約的討論范圍，拒絕歸還。艾登的主張得到丘吉爾的大力支持，並在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英國對九龍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國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國不準備同中國談判九龍租借地問題。宋子文反復重申了中國收回該租借地的原則立場。雙方發生爭執，未有結果。蔣介石得知這一情況後表示，中英新約內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內容，他就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談判陷於僵局。
在此情況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發生了動搖。他為了打破談判僵局，准備拿原則做交易，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對英讓步。但他不敢對蔣介石直陳他的主張，於是請求當時正回國述職的外交界元老、駐英大使顧維鈞去勸說蔣介石對英讓步。顧維鈞受託前往，對蔣介石說，他「明白委員長的意思，說送來的禮物應當一次送來，可是英國願意分兩次送」，「依我看還是先收下這第一份為宜，可以暗示我們正等待這第二份禮物的到來，這樣可以不致引起什麼誤解」；而且，戰時盟國間的「團結一致」「極為重要」。顧維鈞的勸說對蔣介石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在此後的談判中，英方繼續堅持殖民主義的頑固立場。宋子文為了使談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發表一項表示今後願歸還九龍租借地意向的聲明，為此中方在戰爭結束前決不催促英國歸還九龍租借地，同時著重宣布，如果英方連這樣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國將不在條約上簽字。對此，英國只同意「於取得戰爭勝利後討論該租借地的前途問題」，不願就戰後歸還該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諾，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絕簽訂新約」相威脅。恰在此時，正對中國進行血腥野蠻侵略的日本，為了攪亂人心、挑撥盟國間關系，提出「盡速撤消」日本在華租界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以圖搶在中美、中英之前與汪偽訂約。蔣介石在英國「拒簽新約」、日偽可能搶在中英之先訂約的雙重壓力下，向英國作了根本性的讓步，於1942年12月31日指示國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將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與取消治外法權等問題合並提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英外交，頗費心神」，「九龍（租借地）交還問題英堅不願在新約內同時解決」，他只得「暫忍之」，同意在中英條約上簽字；「待我簽字之後，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他還信誓旦旦地寫道，作為「最後手段」，他准備「一俟戰後，用軍事手段（將九龍租借地）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
蔣介石的本意是趕在日偽之前於1943年元旦簽訂中美、中英新約。但由於英國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簽訂這兩個條約（日偽條約已於 1月9日簽字）。在當天於重慶簽字的《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中，隻字沒有涉及九龍租借地問題。同一天，宋子文照會薛穆，聲明中國政府對九龍租借地「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戰時中國收回九龍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1942年是中國廢除列強在華特權和不平等條約的有利時機。不能諱言，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雖然對英美有嚴重的依賴性，但當時確想乘機收回盡可能多的外人在華利權。通過1943年1月的中英新約，中國廢除了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收回了北平使館租界及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權，收回了天津、廣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這件事發生在英國用炮艦打開中國大門、逼簽中英《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際，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巧合。這是中華民族廢除不平等條約斗爭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個成就的取得，從根本上說，應當歸功於正與日寇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
然而應該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確是國民政府的無能。國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約簽訂後的第二天發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國自此已獲得與各國「並駕齊驅」的「完全獨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過其實。此次中國未能收回九龍租借地，固然是英國堅持殖民主義所致，但與國民政府爭取不力、態度軟弱也有直接關系。如上所述，當時收回九龍租借地，有絕好的國際國內條件。本應把握時機，據理力爭，堅持原則，以求成功。即使英國頑固不讓，也不妨拒簽新約，以待來日。即便如此，英國亦無法責難中國破壞盟國團結。相反，英國作為中國盟國，抓住在華租借地這種特權不放，倒是有害於盟國團結的。故條約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漲，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崩潰已經不可逆轉。即使新約暫時不訂，戰爭勝利以後，英國豈能長期保持在華特權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勢，目光短淺，心理軟弱，企圖以妥協退讓來換取與英國的「團結」，結果中國愈退，英國愈進，終於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無理而制勝的局面。對此，宋子文是不能辭其咎的。至於蔣介石，他雖然想收回九龍租借地，並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國死硬的立場面前，仍沒有堅持到底，最終還是對英國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龍租借地一事功虧一簣，坐失良機。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收復香港的良機再至。可是，由於蔣介石奉行矛頭對內、堅決反共的錯誤政策，急於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他早已把自己關於戰後重新提出交涉和「用軍事力量從日軍手中取回」九龍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雲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國宣布他對香港「沒有野心」。結果是讓英國搶先重新佔領了香港。不僅如此，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戰區（香港屬於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本有權接受香港日軍的投降，可是最後連這個受降權事實上也被英國人奪去。這是國民政府在收復香港問題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機，是對「四強」之一中國的莫大諷刺，也是它的歷史悲哀。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中國半殖民地時代的終結，第一次為香港地區的回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我國國力的日趨強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將屆滿和國際形勢出現有利的變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1984年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原則上最終解決了香港的回歸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久前產生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任命了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官員，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已在意料之中。這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和港人治港方針的成功實踐。百年屈辱，即將滌盪殆盡，國人無不為此而揚眉吐氣，並對回歸後香港的繁榮穩定充滿信心。
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的同時，我們切不可忘記收復香港的漫長而艱苦的歷程，當思今日成就的取得來之不易。收復香港的百餘年歷史，再一次向我們證明了落後必挨打、弱國無外交這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證明了一個閉關自守、不求革新、內部不穩、國力不振、腐敗落後的國家，是斷不能保持自身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要求它「重頭收拾舊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才能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夙願，只有改革開放，保持穩定團結，自立自強，力爭先進，不斷增強國力，才是唯一的衛國興邦之道。

『伍』 誰知道香港立法委員會主席是誰

范徐麗泰

『陸』 黃英豪的介紹

黃英豪，男，1967年出生，廣東江門人，英國根德大學法律系畢業，曾是最年輕的臨時立法會議員。現任投資公司Perfect Ace Investments Limited(PAIL)董事，全國政協委員。2015年8月1日，香港廉政公署落案起訴PAIL現職董事黃英豪，以及兩名前任董事徐傳順和尹應能，控告他們涉嫌就上巿公司海域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海域化工)的重組，向該公司一名前任執行董事提供利益；而其中一人另被控就海域化工一項收購項目，以認股權行賄海域化工前任執行董事。

『柒』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演變

立法會在過去一個半世紀經歷了不少重大轉變，由作為一個諮詢組織演變為一個具職權以制衡行政部門的立法機關。現載述立法會自1843年起的演變如下：
1843 設置立法局，連總督在內，共有四名官方議員（總督兼任議員及主席）。
1844 立法局舉行首次會議。
1850 委任首兩名非官方議員。
1857 增委兩名官方議員及一名非官方議員。
1884 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七名官方議員及五名非官方議員，其中包括一名華人。
1896 進一步擴大立法局的成員人數至八名官方議員及六名非官方議員。
1929 立法局共有10名官方議員及八名非官方議員，其中包括三名華人及一名葡籍人士。
1976 立法局共有最多可達23名的官方議員（包括五名當然議員），以及23名非官方議員。
1983 立法局共有最多可達29名的官方議員（包括四名當然議員），以及29名非官方議員。
1984 立法局共有最多可達29名的官方議員（包括四名當然議員），以及32名非官方議員。
1985 立法局舉行有史以來首次選舉後，共有11名官方議員（包括四名當然議員），以及46名非官方議員，其中22人由總督委任，12人由功能組別選出，一人由全體市政局議員推選，一人由全體區域市政局議員推選，另外10人由各區全體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團選出。
1988 增設兩名由功能組別選出的議員，以取代兩個委任議席。
1991 總督在立法局議員中委任一人為副主席，負責主持立法局會議。立法局成員包括四名當然議員（包括總督，他仍為立法局的主席及議員，但不再出席該局的會議），18名委任議員和39名選任議員。選任議員中，21人由功能組別選出，另外18人則由全港各地方選區以直接選舉方式選出。
1993 總督不再出任立法局議員，並於2月將立法局主席一職移交一位由全體非官方議員互選出來的議員擔任。
1995 在英國統治下之最後一屆立法局60名議員全部由選舉產生，其中30名由功能組別選舉產生，20名由地方選區選舉產生，10名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立法局主席由議員互選產生。
1996 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於1996年3月24日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決議通過成立臨時立法會。負責籌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的400名推選委員會委員，於1996年12月21日選出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推選委員會亦負責選出第一屆行政長官。

『捌』 香港立法會的透明

香港回歸後享有立法權，立法會是特區的立法機關。回歸後的十年，立法會經歷了臨時立法會議員和兩屆立法會議員的選舉，范徐麗泰三度當選為立法會主席。對於這十年的變化，范太說，立法機關可以說越來越透明，比港英時代還要透明。對於香港的未來，她很有信心，因為有強而有力的國家作後盾，而且香港人有「永不言敗」的精神！
在中環皇後像廣場的一側，有幢百年的古老英式建築，上面三角楣飾的頂部，豎立一尊泰美斯女神鵰像，女神右手持著代表公正的天秤，左手持著象徵權力的劍。女神蒙上雙眼，表示法律精神不偏不倚，公正嚴明。這幢建築作為港英時期的立法局和特區立法會的辦公地點，已經有三十二年了。
然而，回歸前，市民並沒有機會參觀這幢大樓的設施。范徐麗泰在大樓的辦公室接受中新社記者訪問時說：「回歸後，立法會才開始對外開放，歡迎市民前來參觀，包括立法會主席辦公室都開放。而且，在立法會的網頁上，所有委員會開會的時間、議程、記錄和完成的報告，以及討論的文件，都可以在網頁上找到。」
橫跨港英時期的立法局、特區臨時立法會及立法會三個歷史階段，范太可謂閱盡香江政壇滄桑。但她認為，香港回歸後十年，立法會的功能和角色得到發揮。如今香港市民對政治的參與提高，平時也會觀察立法會議員的言行。立法會的透明度，拉近了與市民的關系。
她指出：「回歸前，統治香港的是港督，他是英女王的代表。在港督委任下，才有行政機關和立法局。港英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才引入代議政制，然後才有選舉。之後，香港市民才有機會投票選出自己的代表。現在，六十名立法會議員都是經選舉產生的。立法會也重視向選民的交代。」
回歸後十年的情況，是否如她之所料，范太坦承，有很多事情，確實之前從來沒有想過，但卻發生了，例如經濟泡沫的爆破、經濟曾持續多年的低迷，沙士疫情等。「但是，這些事情提醒我們，必須要『居安思危』，時時要有準備可能會面對突然發生的危機。然而，在逆境中，我們也看到香港人那種『永不言敗』的精神。」
她認為：「香港人往往能夠困難中找到新的機會，努力去發展這些機會，這種不怕困難、全力以赴的精神，很難得！當然，香港人在很多方面還要自我增值，包括對內地的了解，大有提升的空間。但是，香港人不怕轉變，而且往往在新的轉變中，找到新的機會。」
對香港的未來，范太表示：「我有信心！因為，香港有強而有力的後盾--國家，如今國家經濟正在勝飛，在這一過程中，香港的專業服務、金融服務、貿易經驗，以及香港人的創意能力，可以和內地互補不足，相輔相成。香港和內地的合作，可以在開拓國際市場方面實現雙贏。

『玖』 香港立法會大樓的香港立法機關會議場地

在最高法院大抄樓被改作襲立法局大樓之前，香港立法局會議場地如下： ·舊中區政府合署（1930年代至1941年、1945年至1957年）·中區政府合署（1957年至1985年）
由於中英兩國就政制過渡安排談判破裂，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組建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於1996年12月選出臨時立法會。為避免香港同時存在兩個立法機關，臨時立法會於香港主權移交前的日常運作及會議均在深圳市進行。曾經暫作為臨時立法會會議場地的地點如下：
·深圳華夏藝術中心正廳（1996年12月至1997年6月）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1997年7月1日） ·庄士敦樓（1843年至1846年）
·堅道總督官邸（1846年至1855年）
·總督府（1855年至19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