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特區立法

A. 經濟特區的含義是什麼

經濟特區立法抄可以有兩種意義上的理解：（1）性質意義上的經濟特區立法，指80年代以來中國有關地方出現的經濟特區的有關國家機關，基於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專門授權而形成的，制定效力不超出經濟特區范圍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一種地方立法。（2）地理意義上的經濟特區立法，指被稱為經濟特區的地方所有立法的總稱，這種經濟特區立法，除包括性質意義上的經濟特區立法外，還包括經濟特區中那些原本根據憲法和有關憲法性法律的規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地方國家機關，制定地方性法規和行政規章的活動。廣東省、福建省、海南省以及三省省會城市等，就既有性質意義上的經濟特區立法權，又有制定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權。本章以下闡述的是前一種經濟特區立法，這是中國地方立法的又一種特殊形式。

B. 特區的一般性法規需要通過省人大嗎

經濟特區是在國內劃定一定范圍，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採取較國內其它地區更加開放和靈活的特殊政策的特定地區。在我國，是中國政府允許外國企業或個人以及華僑、港澳同胞進行投資活動並實行特殊政策的地區。在經濟特區內，對國外投資者在企業設備、原材料、元器件的進口和產品出口，公司所得稅稅率和減免，外匯結算和利潤的匯出，土地使用，外商及其家屬隨員的居留和出入境手續等方面提供優惠條件。中國經濟特區立法是中國在經濟特區[1]實行特殊的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是隨著經濟特區的建立和發展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間，中國經濟特區立法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而2000年3月1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並於當年7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卻是中國經濟特區立法完成新舊格局轉換的最為重要的里程碑。在《立法法》頒布和實施之前，我國的經濟特區立法主要表現為授權立法的形式，是基於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專門授權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地方立法。1988年4月，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關於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決議》，授予海南省人大及其常委會有權制定法規，在海南省經濟特區實施，揭開了中國經濟特區授權立法的序幕。1992年7月和1994年3月以及1996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又先後作出了《關於授權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深圳經濟特區實施的決定》、《關於授權廈門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廈門市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廈門經濟特區實施的決定》以及《關於授權汕頭市和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人民政府分別制定法規和規章在各自的經濟特區實施的決定》，分別授予深圳、廈門、汕頭和珠海經濟特區授權立法權，至此中國五大經濟特區都擁有了授權立法權。在《立法法》公布實施之前，中國經濟特區立法已走過了十多年的歷程，在這十多年中，中國經濟特區的授權立法都成為經濟特區法制建設中最為活躍的部分，其立法成果為經濟特區的經濟與法制建設的快速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國家授權決定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加之立法監督不力等原因，中國經濟特區立法也存在一些問題，諸如重復立法、越權立法等在一般地方立法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在經濟特區立法中也時有存在。理論界與立法部門也多有探討，並力圖解決這些問題，但由於各種原由，這些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不能不影響經濟特區經濟和法制的建設，甚至影響到我國法制的統一性和權威性。解決這些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為統一規范立法活動，2000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了《立法法》，該法以基本法的形式規定了中國經濟特區立法的新體制，中國經濟特區立法呈現出新的格局――授權立法與職權立法兩種不同性質立法的並存。在這種新格局下，經濟特區的授權立法制度和立法主體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首先，就經濟特區的授權立法制度來說，根據《立法法》第65該條款的規定[2]，經濟特區的授權立法制度發生了三大變化：其一，統一了經濟特區立法權的來源，規定經濟特區授權立法主體的立法權僅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其二，減少了授權立法主體，規定享有授權立法權的僅為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其三，減少了授權立法的形式，規定授權立法只採取法規的形式，今後不會再有新的專門適用於經濟特區的規章的出台。此外，就經濟特區立法主體來說，根據《立法法》第63條第2款、第4款及第73條第1款的規定，[3]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作為「較大的市」，其人大及其常委會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其人民政府享有規章制定權。這樣，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不僅是授權立法的主體同時也是職權立法的主體，而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則由原來的授權立法主體變為職權立法主體。中國經濟特區授權立法體制及立法主體的這些變化，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中國經濟特區由過去單一的授權立法改為職權立法與授權立法的並存，授權立法主體和職權立法主體承擔不同的立法任務，這不僅將緩解經濟特區授權立法主體的繁重的立法任務，而且將改變過去職權立法與授權立法混同的現象，使經濟特區的立法更加規范化。第二，由於取消了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的人民政府的授權立法權，一方面不僅從立法上理清了中國權力體系的關系，而且還將避免權力交叉而引起的立法的混亂現象；另一方面將避免重復立法所造成的立法資源的浪費，減少立法成本。[4]縱觀中國經濟特區的立法，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試驗性。中國經濟特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區和發展對對外經貿關系的窗口。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之所以授予經濟特區授權立法權，其目的之一是通過授權使經濟特區立法主體在授權范圍內，就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尚不宜制定為法律的事項先行立法在特區實施，進而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更成熟、更穩定、適用於全中的法律積累經驗、准備條件。因此，經濟特區的授權立法具有明顯的試驗性。而中國經濟特區自有授權立法權以來，在這方面也已取得了不少的成就。第二，靈活性和自主性。較之職權立法，經濟特區的授權立法具在較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根據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決定以及《立法法》的規定，經濟特區授權立法主體只要遵循憲法的規定，不違背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就可以根據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自主地制定法規，甚至可以作出一些變通性的規定。而職權立法的基本原則是不得與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因此相對而言，經濟特區的授權立法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第三，優越性。經濟特區是中國自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為發展對外貿易，特別是吸引外資，引進技術而實行某些特殊政策的地區。經濟特區的魅力和生命力在於「特」，「特」在除了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具有「窗口」的歷史地位和「試驗區」的作用外，還「特」在國家讓特區實行與一般地區有所不同的特殊政策。以國家賦予的優惠政策為啟動機制，並同區位優勢相結合，這是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特區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主要原因，[5]同時也是經濟特區立法的優勢所在。第四，雙重性。授權立法與職權立法並存，這是自《立法法》頒布實施以來中國經濟特區立法的首要特徵。職權立法的主體是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及人民政府，適用范圍是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整個行政區域；授權立法的主體是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僅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在這種格局下，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便擁有職權立法和授權立法的雙重立法權，既可致力於經濟特區建設，又可不耽誤整個城市的城市功能建設。第五，多樣性。隨著《立法法》的實施，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以職權立法主體的身份制定地方性法規或者以授權立法主體的身份制定法規，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民政府可以制定規章。這樣，經濟特區的立法形式既有地方性法規，又有規章；既有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又有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既有適用於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又有適用於經濟特區的法規，立法形式呈多樣化的特點。

C. 全國人大是什麼時候允許深圳市立法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

中國的立法權

1982年底以前，中國有權制定法律的只有憲法確立的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1982年12月，五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第四部憲法。 這部憲法授予
了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部分立法權。同時規
定，國務院 和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等單位，有權制 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
自治條例。後經修改的地方組織法又增加了省、自治區人民政 府
所在地的市和經過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
法許可權。

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廣東、福建省人大及其常
委會制定經濟特區各項單 行經濟法規，使其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
起「立法試驗田」作用。

1988年，海南省在建省之初便開始享有地方立法權。

1990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
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

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
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1994年，全國人大授予廈門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

1996年3月，全國人大授予珠海和汕頭兩個經濟特區地
方立法權。 至此，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和大特
區的海南省享有了地方性立法 權。

我國的地方立法權
狹義的立法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和相關決定的活動。廣義的立法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規范性文件即法律和地方性法規的活動；另一種是指包括制定法律、法規、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與規章在內的所有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活動，其立法主體除國家權力機關外，還包含國務院及其部門和有立法權的地方行政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立法制度採取的是分散立法許可權的模式，縣以上各級人民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享有立法職權，在其職權范圍內對所轄行政區域內的部分或者全部事務依法行使立法職權來進行管理。在這種立法模式下，提高了立法效率，從中央到地方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
1954年制定新中國首部憲法，確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惟一機關。取消了一般地方享有的法令條例擬定權，意味著宣告中國絕大多數地方不存在地方立法；它僅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單行條例。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授權常務委員會制定單行法規的決議》，把享有國家立法權的范圍擴大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常務委員會依照憲法的精神、根據實際需要，適時地制定部分性質的法律即單行法規。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廣東、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經濟特區各項單行經濟法規，使其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起「立法試驗田」作用。
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第四部憲法。這部憲法授予了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部分立法權。同時規定，國務院和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等單位，有權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條例。後經修改的地方組織法又增加了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過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較大的市」的概念及其法律依據源於此。
1990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1994年，全國人大授予廈門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1996年3月，全國人大授予珠海和汕頭兩個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至此，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都有了地方性立法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以來，我們已制定了近300項地方性法規。在外商投資方面，1997年我市就頒布了對外商實行國民待遇的法規。
在教育法規建設方面，自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市地方立法權以來，市人大頒布了3部地方性教育法規，主要有《深圳經濟特區成人教育管理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教育督導條例》和《深圳經濟特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若干規定》。

D. 經濟特區政府是否享有立法變通權

我國大陸的立法權由全國人大掌握，其他地區無權制定、變更法律，所以不要想太多了。而且，在我國大陸（注意），沒有你說的什麼立法變通權。

E. 經濟特區都有哪些優惠政策

范圍：深圳、廈門、珠海、汕頭、海南省。

1、特區企業減稅。特區內外商投資企業和設立機構、場所從事生產經濟的外國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2、特區銀行減免稅。特區內外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等金融機構，投資1000萬美元以上，經營期10年以上，減按15%徵收所得稅；並從獲利年度起，第一年免稅，第二年和第三年減半徵收所得稅。

3、老市區特定企業減稅。在特區內的老市區，設立從事技術、知識密集項目；投資在3000萬美元以上，回收期長的項目；能源、交通、港口建設項目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減按15%徵收所得稅。

4、老市區企業減稅。在特區內的老市區設立外商投資企業，減按24%徵收所得稅。

5、特區服務性企業減免稅。特區內的服務性外商投資企業，投資500萬美元、經營期10年以上的，從獲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徵企業所得稅，二、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6、特區企業減免稅。特區各類企業，從事生產性行業，經營期10年以上的，從獲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三年至第五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

7、外商分得利潤免稅。特區內合資企業的外資方，從企業分得利潤匯出境外時，免徵所得稅。

8、出口企業減稅。特區內外商投資產品出品企業（出口產值佔70%以上）減按10%徵收所得稅。(細則第75條)

9、海南特區企業減免稅。海南經濟特區設立從事港口、碼頭、機場、公路、鐵路、電站、煤礦、水利等基礎設施和農業開發經營的外商投資企業，經營15年以上的，從獲利年度起，第1年至5年免稅，第6年至10年減半徵收所得稅。

(5)經濟特區立法擴展閱讀:

特區發展

一、制度兼容、演進與經濟績效

正式制度的目標取向與組織中個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決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兩者的兼容與否決定了組織和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終決定了經濟績效的影響，主要通過激勵、監督費用和強化成本三方面進行。

一是當一個組織的正式規則與子群體中的成員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時，將會大大提高組織的經濟績效。組織中的成員受到一種自我激勵，這種激勵通過正式制度的確立而更加明確。而當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規則一致時，它們將相互強化。

二、WTO規則與特區制度兼容、經濟績效

加入WTO，中國面臨WTO規則與中國現存制度的兼容問題。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強整個制度的經濟績效已成為當務之急，即使中國的經濟特區也不例外。

WTO規則的變遷、演進具有「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雙重性質，是兩種正式制度的制度結晶體。但對加入WTO者來說，則明顯具有「強制性變遷型」正式制度的特徵。

尤其對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即發展中國家這種表現更加明顯，而加入WTO者本國原有的制度則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因此，兩者既存在著相容的可能性，也存在著不相容的可能性。

三、強化經濟特區的制度兼容性，保持經濟特區的高績效

與WTO正式制度比較形成的各國的制度雖屬「非正式制度」，但各國的制度又存在著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分。

加入WTO國家的制度兼容，將面臨WTO規則與本國的正式制度兼容和與本國非正式制度的兼容兩方面的難題。而由於WTO制度具有「強制性變遷型」正式制度的特性。

決定了加入WTO國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居於屈從地位，並應努力改變本國現存制度，以適應WTO制度，強化整個制度的兼容性，達到加入WTO提高經濟績效的目的。

F. 經濟特區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設定行政處罰 有依據

經濟特區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不能設定行政處罰，經濟特區人民代表專大會和人民代表屬大會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行政處罰。
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十三條「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以及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可以在法律、法規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作出具體規定。
尚未制定法律、法規的，前款規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規章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可以設定警告或者一定數量罰款的行政處罰。罰款的限額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規定。」
條文所列舉的可以規章設定行政處罰的有：
（1）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2）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
（3）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人民政府
根據《立法法》63條第4款，本法所稱較大的市是指
（1）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2）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
（3）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
搞法律的人都知道，規章和地方性法規是兩碼事

G. 經濟特區有沒有立法權

經濟特區有在全國人大授權下,制訂法規,在特區實施的權力.
依據:
1988年4月內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容議審議了國務院建立海南經濟特區議案，除了決定將海南島列為經濟特區外，還「授權海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海南經濟特區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遵循國家有關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和國務院有關行政法規的原則制定法規，在海南經濟特區實施，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

H. 經濟特區的法律由誰制定

經濟特區抄的法規由全國人大授權，襲授權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及其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和法律的原則，根據經濟特區的實際情況，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根據授權制定的法規應當報授權決定規定的機關備案；經濟特區法規報送備案時，應當說明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作出變通的情況。

(8)經濟特區立法擴展閱讀

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外，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

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

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依照本條第二款規定行使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職權。自治州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依照前款規定確定。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I. 深圳市有獨立的立法權嗎

深圳有獨立立法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內立法權。
獨立法權是省、容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生效後，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優缺點

優點

地方立法權的存在是中央和地方治理分工的需要。地方立法權是地方發揮積極性、更好履行治理職能的制度保證。地方立法權有利於提升立法質量。地方立法權有助於降低立法成本和風險。地方立法權有利於促進地方政府競爭，推動制度創新。

缺點

泛立法傾向明顯，立法繁瑣細密。重復現象明顯，地方特色不足，立法質量不高。在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作用下，法律沖突現象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