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與法治

❶ 商鞅的法治思想有哪些

商鞅的「法治」思想主要有：
1.「定分」、「立禁」體現的權利保護思想.他認識到「定分」與「止爭」的關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為百,由名分未定.夫賣兔著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說的「名分已定」,顯然是指歸屬已定,即所有權已經明確.他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最初沒有國家沒有法律,法律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已經看到法律產生與權利保護的關系,「初步接觸到了國家與法律是適應保護私有制的需要而產生的這一唯物主義的命題.」
2.「緣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論.商鞅以重法著稱,他極力主張以「法」代「禮」,反復告誡國君「不可須臾忘於法」.他認為,法之重要,是因為它有「定分止爭」和「興功禁暴」的作用.「緣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張,最早由商鞅在秦國實施.商鞅在變法時,改「法」為「律」,並不是簡單的名稱改變,它體現了商鞅對法律的公開性和普遍性的重視.因為「法主要是強調的是內容方面的公平與公正；而律則側重於法律規范在適用上的普遍性和統一性」
3.「刑無等級」、「不赦不宥」的法律適用平等思想.商鞅指出：「法者,國之權衡也.」他將法律看作是稱輕重的權衡,量長短的尺度,判斷是非功過和行使獎罰的公平標准.他反對「刑不上大夫」的舊傳統,否定貴族的特權,主張法律的統一性和平等性.強調在行賞施罰時要做到「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他在關於法律面前貴賤平等的觀點,表述得很明確.
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還有「以刑去刑」的思想.這歷來被認為是他為實行重刑而尋找的根據,因此是虛偽的借口.但是,「以刑去刑」的思想已反映出商鞅認識到法律被普遍、自覺地遵守的重要性.他從用刑的目的是「無刑」、「去刑」的角度去說明「重刑」的合理性、正當性,這說明他已初步接觸到刑罰公子價值的議題.
商鞅在許多方面預見了主權理論,而主權理論在西方哲學里是從16世紀起才流行起來的.

❷ 商鞅法制與法治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制」與「法治」是我們日常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兩個詞，人們有時甚至不加區分地使用。實際上，「法制」與「法治」是有一定內在聯系但內涵並不完全相同的兩個詞。「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

❸ 以史為鑒，「商鞅變法」能給依法治國帶來哪些啟示

「商鞅變法」給抄依法治國帶襲來的啟示：

要樹立法律至上權威，確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公平正義，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開展法律宣傳，促使現代法制觀念深入人心；注重製度創新，同時保障新制度法制化；堅持法德相濟，促使法治與德治有機統一。

(3)商鞅與法治擴展閱讀：

商鞅變法的進步性與局限性：

1、進步性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局限性

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並未與舊的制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

❹ 商鞅變法的治國思想

商鞅堅信通過法治才能強國
戰國初期，秦國國力貧弱，時常受到魏國、楚國等強國的欺辱。同時，秦國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秦國需要變法以實現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商鞅受當時法學名家「吳起、李悝」的影響，堅信只有通過法治才能強國，在秦國推行變法，為之後的秦國一統天下打下基礎。盡管商鞅推行的「法治」與當今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語，但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仍然是一筆寶貴的傳統法律文化財富，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首先，「唯法論」的法治思想，樹立法律權威。商鞅對「依法治國」的力量是極力推崇的，主要表現是「不貴義而貴法」，「任法而治」、「法任而國治」、「不可須臾忘法」。法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官員們能推行法治，國家才能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發展。執法者必須要尊重法律的權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職權。在其「唯法論」思想的指導下，商鞅一方面利用法律打擊傳統的領主勢力，另一方面利用法律保護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維護秦國社會的穩定，這從根本上促進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農戰論」的法治思想，構建經濟基礎。主要內容是：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獎勵軍功、禁止私鬥；廢除舊時的貴族分封制。「農戰論」思想打擊了保守的領主貴族勢力，廢除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井田制度，保護了新興的地主階級，促進了當時秦國的強盛。「農戰論」思想的缺陷主要在於阻礙了秦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而商品經濟不利於秦國的繁榮富強。因此，商鞅對商品經濟採取了限制和打擊。
再次，「刑賞論」的法治思想，規范人的行為。商鞅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提倡重刑主義。《商君書·去強》中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行刑重輕，刑去事成；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商君書·靳令》中說：「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罰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商鞅主張將刑賞規定在成文法中，把人們的行為納入法律規范，減少社會矛盾，定紛止爭。通過這種途徑樹立的法律權威，可以使全社會形成守法遵法的局面。

❺ 商鞅變法和依法治國有什麼不同

戰國時期法家著名人物商鞅在秦國進行了兩次政治改革。主要內容包括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此次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改革，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經濟得到發展，軍隊戰鬥力不斷加強，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諸侯國，為後來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此次變法有三個重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首先是徙木立信。商鞅在國都集市的南門外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告示：有誰能把這根木條搬到集市北門，就給他十斤黃金。有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給他五十斤黃金，以表明說到做到。接著商鞅下令變法，新法很快在全國推行。毛澤東早年在評論「徙木立信」這段故事時指出移動一根木頭並非難事，關鍵是以此而樹立的千金難買的誠信，這也說明立法重點在於取信於民。
其次是一視同仁。在變法的過程中，遭到了較大的反對，太子的老師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立法只是針對平民百姓，對於貴族的約束力不足，認為要按照周禮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對於法令沒有遵行，最後都被商鞅依法進行處罰，秦孝公對此採取了支持的態度。
最後是堅持變法。商鞅在變法過程中得罪了權貴，包括太子在內的權貴多對商鞅有不滿，商鞅也因作法自斃而遭到五馬分屍，但秦惠王和他的子孫都繼續實行新法最終奠定了秦滅六國的強大基礎。

❻ 商鞅立木與法治有關嗎

這個確實跟法制有一定的關系，這是因為商鞅立木樹立了威信

❼ 論述商鞅法律思想體系的主要內容

一、「定分」「立禁」法律起源論體現的權利保護思想

商鞅認識到「定分」與「止爭」『的關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為百，由名分未定。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說的「名分已定」，顯然是指歸屬已定，即所有權已經明確。他在「定分」的基礎上，提出了法律起源和國家專政體制建立的觀點。他說：「……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宮。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鞅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最初並沒有國家和法律，法律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上世、中世、下世三個階段，並將這三個階段描述為「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尚）賢而說（悅）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他認為，社會發展到「下世」階段，出現了「以強勝弱，以眾暴寡」的混亂紛爭局面，於是「聖人」為了定「分」止「亂」，而確定土地、貨財所有權和男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權利確定後，不形成制度不能維護，於是便制定了各種禁令（即法律）；禁令制定後，沒有專人執掌不行，於是設置了官吏；官吏設置後，不統一控制不行，於是又設立君主實行統轄。商鞅已經看到法律產生與權利保護的關系，「初步接觸到了國家與法律是適應保護私有制的需要而產生的這一唯物主義的命題。」①同時也看到了法律與國家政權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在研究商鞅的「法治」』思想時，對其提出的「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論，還應當從另一個視角進行考察，分析「定分」所包含的「權利保護」思想。近現代社會法治的一個特徵是權利與權力合理配置。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權利本位」與「義務本位」（也就是「權力本位」）是劃分「法治」與「人治」的其中一個標志。②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權利意識是極為貧乏的。在當時「義務本位」和「權力本位」思想非常盛行的情況下，商鞅能從「權利保護」分析入手，提出法律起源的觀點。這在認識論和法律思想史上都是難能可貴的貢獻。因此，我們不應簡單地認為商鞅提出「定分」、「立禁」主張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財產私有制，從而否定其法律起源論中包含「權利保護」思想的進步性和合理性。

二、「緣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論

商鞅以重法著稱，他極力主張以「法」代「禮」，反復告誡國君「不可以須臾忘於法」。他認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具有「定分止爭」和「興功禁暴」的作用。「緣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張，最早由商鞅在秦國付諸實施。他認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張「法治」，是以「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為主要理論根據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人性好爵祿而惡刑罰。」商鞅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張，對儒家所倡導的「禮治」學說進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為了防止儒家的「禮治」、「德治」思想對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響，商鞅提出「燔詩書而明法令」的主張。商鞅認為要實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須讓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張要布法於眾。他反復談到：「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實行變法時，改「法」為「律」，並不是簡單的名稱改變，它其實體現了商鞅對法律的公開性和普遍性的重視。因為「法」和「律」兩字雖然均有強制性規范的含義，但意義不盡相同。「法主要強調的是內容方面的公平與公正；而律則側重於法律規范在適用上的普遍性和統一性。」③我們應當注意到，商鞅所主張的「緣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與近現代意義的法治思想，有著本質的不同。因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認並極力維護君主專制權力為前提的。他主張，「權者，君之所獨制」，「權制獨斷於君則威」，認為統治的大權必須統攬於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國的主體。因此，必須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君尊則令行」；君主必須「操權一正」並「專其柄」，才能確保君主專制政體的鞏固。在商鞅看來，法律並不是最主要、最權威的治國方法，而是君主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就這點而言，商鞅所倡導的「法治」與儒家主張的「禮治」、「德治」並無本質區別，其只能算是「人治底下的法治」。當然，我們不應苛求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君主專制年代的商鞅能夠象近現代的政治家、法學家那樣，提出以「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體制為基礎的法治思想。在當時君權思想極為盛行的社會環境下，君主的地位、權威是不可懷疑、不可挑戰的。商鞅要推行其「法治」思想，實行變法，必須以得到君主的認可與支持為前提。如果他敢於挑戰君主的統治地位和絕對權威，則即使是象秦孝公那樣開明的君主，也會讓他人頭落地。此外，一種理論的提出，如果完全脫離實際，為時代所無法接受，那麼這種理論再「先進」，也只能是一種「空想」。所以我們在看待商鞅的「緣法而治」、「專任法治」的思想時，應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不應簡單地以商鞅的「法治」理論與近現代的法治理論存在質的區別，而抹殺其歷史進步性；或者忽略商鞅提出的「緣法而治」與當前我國所提倡的依法治國的本質區別，進而得出在中國古代已經存在近現代意義的法治傳統的錯誤結論。

❽ 商鞅變法給依法治國帶來的啟示

商鞅變法是我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時期一次最全面而深刻的偉大變革。商鞅變法對我國當前依法治國的啟示，即樹立法律至上權威，確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維護公平正義，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開展法律宣傳，促使現代法制觀念深入人心;注重製度創新，同時保障新制度法制化;堅持法德相濟，促使法治與德治有機統一。

❾ 商鞅主張什麼，這個主張具體內容是什麼

一、商鞅主張「法來治源」。

二、這一主張的具體內容

1、頒布法律，制定什伍連坐制度，輕罪用重刑。

2、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

3、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於一」的功能。「緣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論。商鞅以重法著稱，他極力主張以「法」代「禮」，反復告誡國君「不可須臾忘於法」。他認為，法之重要，是因為它有「定分止爭」和「興功禁暴」的作用。

4、輕罪重罰，強化法律意識，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商鞅指出：「法者,國之權衡也。」他將法律看作是稱輕重的權衡，量長短的尺度，判斷是非功過和行使獎罰的公平標准。

5、反對禮制，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規定除國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
商鞅反對「刑不上大夫」的舊傳統，否定貴族的特權，主張法律的統一性和平等性。強調在行賞施罰時要做到「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❿ 商鞅如何論述法治的必要性

准確說，商鞅論述的只能是「法律」的重要性，而不可能是「法治」的重要性。
雖然中國古代存在儒法之間的所調的「法治」與「人治」之爭，但究其根源，其爭論的質僅僅是「相對固定的執法模式（法家）」與「相對靈活的執法模式（儒家）」之爭。
簡單說：法治應當包括：立法，執法，司法，三個重要環節。立法是基礎。而縱觀中國歷史，無論是商鞅時代還是其後至今的其他皇權時代，在立法環節，都屬「法自君出」，這是基本的人治。在中國，沒有哪一部法律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議機關制定的。失去了這個最基本的基礎，談什麼法治。
法治的基礎，是憲政。憲政是什麼呢？「偉人」早就說過：「憲政就是民主。」因此，民主也應當是法治的基礎。假如沒有真正的民主，哪來的法治？真是天大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