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的背景

A. 依法治國的背景原因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牢固樹立法制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一、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
二、依法治國的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徹底否定人治，確立法大於人、法高於權的原則，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
三、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國是一切國家機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方針：「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五、立法機關要嚴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條件。
六、行政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它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七、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總之，依法治國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依法治國與以法治國的區別：依法治國是依據法律治理國家，法律就是一個尺子。以法治國，用法律治理國家，法律就是一部真理。

B. 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我們如何依法行政又怎樣依法從業

依法行政，是指國家各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據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許可權，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項社會事務，依法進行有效管理活動。它要求一切國家行政機關和工作人員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充分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行政職能，作到既不失職，又不越權，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依法行政的范圍，包括行政立法、行政執法、行政司法都要依法進行，其核心是行政執法。因為行政執法，是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行使國家公共權力，按照法律、法規賦予的職權，對管理相對人採取直接影響其權利義務的行為，或者對管理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的行使和履行情況直接進行監督檢查並作出處理結果的行為，最容易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所以，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行政執法。
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國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依法治國由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和依法監督等內容組成。在這些內容中，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和重點。因為一個國家的整個管理活動，不是靠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軍事機關，而主要是靠各級人民政府進行的。如果各級行政機關都能依法行使職權，依法進行管理，那麼，依法治國就有了基本保證。堅持依法治國的方略，又為依法行政創造了大環境和前提條件。如果沒有依法治國的方略和大環境，就根本談不上依法行政。但沒有依法行政，依法治國就會落空。因此，依法行政是現代法治國家裡政府行使行政權力所普遍遵循的基本准則，也是實現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

C. 依法治國的出台背景是什麼

腐敗造成的後果顯而易見，如果沒有法制的理念來管理，就沒有合理發現的希望。

D. 依法治國、依法治企的背景是什麼是怎麼來的如何理解他們的關系。希望具體一點

建國後國家頒布第一部《憲法》為依法治國打下堅實基礎。凡是在中內國境內容的一切活動都要依法進行。之間的關系：依法治國為了企業更好生存，沒有法制國家就沒有好的企業。
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E. 什麼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是什麼

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如下：

這里指的是「有法可依」，即有法可依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雖然中國特色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實現了有法可依。但完善中國特色法律體系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

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這是提高立法質量的根本途徑。科學立法的核心在於尊重和體現客觀規律，民主立法的核心在於為了人民、依靠人民。

依法治國的背景：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黨領導人民制定法律，並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F. 韓非子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

韓非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韓國人。他吸收了先秦法家的治國思想，在總結各國治國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依法治國」(《韓非子．有度》，下引只注篇名)的策略方針(諸如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等)，因而被世人稱之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歸結起來韓非的治國思想有三個境界。 在治國之道的選擇上，韓非認為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制分》)在韓非看來，治理國家的最高境界，是依法治國而不用人治。依法治國的提出是相對以禮治國而言的。因為從西周到春秋戰國初期，是依靠禮來調解社會關系、維系社會秩序的。但以禮治國並不排斥刑罰，而是以禮為主、以刑為輔;禮和刑分別施予不同對象，「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上)，對宗法貴族施之以禮，對平民施以刑罰，這是禮治最明顯的等級性特徵;禮治社會沒有成文法只有習慣法，且「禮和刑罰秘而不宣」，刑罰的裁決只是官吏根據風俗習慣來判定，呈現出隨意性和不公開性。 韓非之所以主張依法治國，其一是因為宗法貴族內部已經「禮崩樂壞」，禮治已經喪失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功能，需要用具有強制力的法來調整;其二是在靠實力說話的時代，需要用法來明確規定賞罰的內容，以鼓勵民眾努力耕戰進而富國強兵。韓非之所以把依法治國看成是治國的最高境界，是因為:法具有規范性。「一民之軌，莫如法。」(《有度》)「明主之法，揆也。」(《六反》)有了法，臣民會按照法的規定來調整自己的行為，進而會形成「以功受賞，臣不德君……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的局面(《外儲說左下》)。法具有公平性。「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敢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有度》)法律不偏袒權貴，無論是宗親貴族，還是平民百姓，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具有公開性。「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難三》)法具有強制性。法律是關於賞罰的號令，因而它具有強制性和嚴肅性。韓非認為「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將寧。」(《揚權》)「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飾邪》)在韓非那裡，法律的強制性是與道德相比較而存在的，而法製作為治國的最高境界，也是針對德治和人治即禮治而提出的。 在執法過程中，韓非認為最高的境界是嚴格按照法律辦事。「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有刑法而死無螫毒。」(《用人》)法律是臣民行為的標准，執行法律的最高境界，是有賞賜和懲罰但卻沒有君主個人的喜怒，有刑法而沒有君主個人的狠毒。其一，韓非認為執法要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辦事，在《安危》篇中，韓非通過對危道和安術兩個方面的論述，把嚴格執行法律看成是關涉國家安危的大是非:「危道:一曰:斫削於繩之內，二曰:斫割於法之外。」「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安危》)他以射箭為例:「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在他看來，放棄了靶子而胡亂射箭，雖能射中小的東西但不能算技巧;放棄了法制而胡亂發怒，雖然殺了人但姦邪的人不害怕。因而，必須嚴格執行法律的規定。其二是不能隨便賞罰。法律是關於賞罰的標准，嚴格執行法律就是要恰當地實行賞罰:「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民不懲易為非。」(《難二》)「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飾邪》)「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難二》)韓非認為:打開倉庫賞賜貧窮者，這就是賞賜無功的人;審查監獄釋放輕囚，就是不懲罰有罪的人。其三，使用刑罰的最高境界是「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晉文公問狐偃刑罰的極限在哪兒?狐偃說不迴避親人和權貴，對所寵幸的人也施行法律。晉文公說，好!第二天，下令在陸圃圍獵，以中午為時限，遲到的人處以軍法。這時，文公所寵愛的一位叫顛頡的大臣來遲了，執法官請求按法治罪，文公流著淚猶豫不決。執法官說:請讓我執法。於是斬了顛頡的頭公開示眾，藉以證明法律的真實。韓非認為:法律是規定臣民的行為標准，是實行賞罰的標准，如果執法過程依據情理就會喪失法律的度量，法度的喪失，並不是法律本身的失誤，而是有了法律之後又兼用智慧的惡果。(《制分》) 法律既是懲治犯罪的工具也是預防犯罪的手段。如何使臣民不犯罪、犯罪後能得到應有的懲罰?「凡治之極，下不能得。」(《揚權》)韓非以為，治理天下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讓臣子無機可乘。那麼怎樣才能不給臣子留下犯罪的機會呢?「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奸。」(《飭令》)在韓非看來，一是要使法律完善;一是要保證法律規定的內容一定施行。法律的完善，就是法律的制定要從人性好利惡害的實際出發，充分考慮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這樣一種現實，而不看重、不指望「自直之箭、自圓之木」(《顯學》)和「太上之士」(《忠孝》)，而是「不恃人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顯學》)，「不僥幸期望亂臣不欺詐」(《守道》)，在法律制定的問題上，韓非主張「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其法易為，故令行」(《用人》)。法制容易遵守，因此命令得以執行。設的獎賞應該是百姓能夠爭取得到的，懲罰的舉措百姓能夠迴避。如果不是這樣，百姓就不會被驅使和震懾。人們在有法律、有懲罰措施的情況下所以會犯罪，在韓非看來是因為法律和懲罰措施不一定實行，因而人們有僥幸心理。他指出，「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採金。採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內儲說上》)韓非的主張是:要制止犯罪，就要在完善法律和發現、懲罰犯罪上下功夫。

G.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H. 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歷史背景包括什麼

新時代堅持全面依法冶圓歷史背景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幸福安居樂業的太平日子

I.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在什麼背景之下

國內政治局勢動盪，且世界格局出現變化。國內有鐵腕人物整合國內資源，以絕對的權利，推行改革，在十年內重整國內秩序，基本完成各項法律，這方面，要多多想學習「商鞅」，秦國變法圖強。

J. 依法治國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什麼

一、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

依法治國是一種治國思想體系、原則體系和制度體系的總成，包含有豐富的內容。其中，憲法佔據著至關重要的位置。憲法是法治的標志，沒有憲法,就沒有法治。

(1)憲法是民主政治的保障。

(2)依法治國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部首侵犯,而憲法則是公民的權利保障書。

(3)"法律至上"是法治國家的基本要求,但是沒有"憲法至上","法律至上"就難以實現。

二、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其根本目的在於：保證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

(10)依法治國的背景擴展閱讀：

全面依法治國背景原因：

歷史教訓

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

「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國記者如何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錯誤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發展需要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並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

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實行依法治國，必須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牢固樹立法制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實現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的民主化與法治化。

問題挑戰

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為：

1、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願，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

2、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現象仍然存在，執法司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現象較為突出，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

3、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

這些問題，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