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立法
㈠ 我國促進就業的主要措施是什麼
為切實解決好就業這個重大民生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並將就業更加充分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進一步明確了促進就業的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
第一,全面准確把握新的就業方針。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充實和完善了我國就業的方針,在堅持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基礎上,第一次將鼓勵創業納入就業方針,並強調引導勞動者轉變就業觀念,鼓勵多渠道多形式就業,促進創業帶動就業。
新的就業方針明確了勞動者、市場、政府在促進就業中應發揮的作用。自主就業體現了勞動者在就業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選擇就業的權利;
市場機制在人力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是調節就業的基礎平台;
政府則通過制定就業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就業服務,發揮促進就業的作用;創業帶動就業效果顯著,需要採取鼓勵創業的財稅金融等扶持政策,加強創業培訓和服務。
第二,認真貫徹落實促進就業的重大政策措施。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第一次將促進就業上升到新的戰略高度,明確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就是要把促進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放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更加註重選擇有利於擴大就業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強化政府促進就業的責任。
落實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是要根據就業形勢和就業工作重點的變化,及時充實和完善各項就業政策,加強就業政策與產業、貿易、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措施的協調。
加大公共財政對促進就業的資金投入,完善財稅金融扶持政策,著力扶持發展吸納就業能力強的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和小型微型企業。
第三,加強對重點群體就業的扶持。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工作和農村轉移勞動力、城鎮困難人員、退役軍人就業工作。
這是今後一個時期就業工作的重點任務。
要繼續將高校畢業生就業放在就業工作首位,暢通高校畢業生在不同地區、不同單位、不同行業之間的職業通道,積極開發適合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崗位,強化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服務,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和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做好以高校畢業生為重點的青年就業工作。
要堅持城鄉統籌,健全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完善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勞動維權「三位一體」工作機制,引導農村勞動力有序進城就業、鼓勵就地就近就業、支持返鄉創業,做好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工作。
要健全對就業困難人員援助制度,完善各項就業援助政策,形成援助困難人員和零就業家庭就業的長效機制,做好城鎮困難人員就業工作。要開展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提供及時有效的職業介紹、就業指導、崗位信息等公共就業服務,落實就業創業扶持政策,促進退役軍人盡快實現就業。
第四,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為進一步提高就業質量,不斷適應新的職業變化,增強就業穩定性,必須切實加強職業技能培訓,注重提升勞動者就業創業能力。
要進一步健全面向全體勞動者的職業培訓制度,切實落實職業培訓補貼制度,充分發揮企業在技能培訓中的主體作用,開展崗前培訓、在崗培訓、訂單式定向培訓等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五,健全人力資源市場和就業服務體系。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健全人力資源市場,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加快統籌城鄉人力資源市場和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建設,是城鄉一體化和就業方式多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
要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人力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加快統一規范靈活的人力資源市場建設,完善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健全人力資源市場監管體系,發展人力資源服務業。
要健全完善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加快以基層公共服務平台為重點的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建設,建立全國就業信息網路。
第六,全面發揮失業保險對促進就業的作用。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增強失業保險對促進就業的作用。
失業保險具有保障失業人員基本生活、預防失業和促進就業三大功能,而現行的失業保險制度只發揮保障基本生活的作用。
要進一步完善失業保險預防失業、促進就業的政策體系,通過實行失業保險基金支付崗位補貼、社會保險補貼、培訓補貼和就業補貼等政策,鼓勵企業穩定就業崗位、吸納失業人員就業,構建穩定就業的長效機制,切實增強失業保險對促進就業的作用。
(1)綜合立法擴展閱讀:
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就業工作的基本要求就業是民生之本。十八大報告高度關注就業問題,進一步明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的就業目標,即「就業更加充分」;
將促進就業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內容,提出要「推動實現更高質量的就業」;
提出了新時期的就業方針,即「要貫徹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和鼓勵創業的方針」;
強調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
從促進就業、鼓勵創業,做好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健全人力資源市場,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加強失業保險對促進就業的作用。
㈡ 合作社法的介紹
各國合作社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按照立法體例分為單行立法和附屬立法兩種,前者指制定單行的合作社法規,合作社法與民法、商法並列,如英、美和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合作社立法。後者指合作社法附屬於民法或商法,是民法或商法的特別法、如瑞士、法國、日本等國的合作社立法;(2)按照立法技術分為綜合立法和分業立法兩種,前者指適合各種合作社的綜合立法,如前蘇聯合作社法,美國馬薩諸塞州合作社法等。後者指按照業務類型和行業種類分別制定各種合作社法,如日本的農業合作社法,水產業合作社法、消費合作社法以及中小企業合作社法等。關於合作社及合作社法的起源和發展,尚無定論。一般認為,合作社是由合夥發展起來的。世界上最早設立的合作社是1769年在英國芬維克(Fenwich)成立的食品供給合作社,第一個合作社立法是1852年英國的《產業經濟合作社法》。從此,合作社作為一種不同於公司和合夥的經濟組織形式,逐漸為近代各國所接受和採納。同時,合作社立法也日益被各國所重視。各國一般都根據本國的情況,制定了各自合作社法。中國最早的合作社是1918年創立的北京大學消費合作社。1934年國民政府頒布了《合作社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十分重視合作事業的發展,先後草擬了《農業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合作社法(草案)》、《城市消費合作社章程准則(草案)》以及《農村供銷合作社章程准則(草案)》等多種合作社法規,曾對當時的合作社事業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指導和促進作用,合作社立法又重新為中國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所重視。1983年國務院《關於城鎮勞動者合作經營的若干規定》,是調整中國城鎮合作關系的一項重要的法律規范。
㈢ 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推進依法治市的工作規劃
一、指導思想、目標和原則
1.市人大常委會依法治市工作的指導思想:以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以《憲法》確定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為依據,在中共重慶市委的領導下,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圍繞完成黨和國家交辦的「四件大事」、努力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積極探索,努力創新,全面推進各項事業向依法規范、依法運行、依法管理轉變,保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決議的貫徹實施,保障人民群眾管理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的權利的有效實現,保障和促進重慶經濟社會等各項事業的持續、快速、協調和健康發展。
2、2000—2010年,市人大常委會依法治市工作的總體目標;
——督促和推動全社會的法制宣傳教育,重在培養和強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法治意識,樹立《憲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法治氛圍和法治權威。
——突出地方特色,提高立法質量,構建與國家法律體系相配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國際慣例相銜接,具有重慶特色的地方性法規框架。
——健全民主制度,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逐步形成深入反映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加強人大任免工作,積極穩妥地探索黨管幹部與人大依法任免幹部有效結合的機制。
——突出工作重點,加大監督力度,圍繞「四件大事」及其他重大事項,認真開展監督活動,努力提高監督實效,建立健全有效保護公民權利和制約公共權力的人大監督機制。
通過十年努力,為重慶建設成為與直轄市地位相適應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法治城市打下堅實的基礎。
3、2000—2002年,市人大常委會依法治市工作的階段目標:
——制定市人大常委會依法治市工作規劃和具體方案,建立依法治市工作報告制度,建立健全人大推進依法治市工作的組織指導體系。
——初步建立地方性法規框架的基礎,全面結束適用四川省和原重慶市地方性法規的過渡期。
——開展以移民工作、扶貧工作、減輕企業負擔和生態環境保護為重點的執法檢查,督促「一府兩院」建立健全行政執法責任制和違法辦案責任制。
——指導和督促全面開展「四五」普法活動,為依法治市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推動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和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
——以代表工作為切入點,加強人大制度建設,依法實現我市地方國家政權的順利換屆,為依法治市工作提供有力的組織制度保障。
4、在依法治市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則:
——堅持黨的領導與人大依法行使職權相統一的原則,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依法治市中的主導作用。
——堅持為經濟建設中心服務與嚴格依法辦事相統一的原則,正確處理好經濟建設與法制建設的關系,以法治服務於經濟建設、推動改革、促進發展和保障穩定。
——堅持人大對「一府兩院」工作的監督與支持相統一的原則,通過法律監督和工作監督,支持和促進「一府兩院」嚴格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堅持民主法制的宣傳教育與實踐運作相統一的原則,以宣傳教育引導法治實踐,以實踐成果豐富宣傳教育活動。二、近期的工作重點和主要措施
加強法律監督工作,保證《憲法》、法律和法規的貫徹實施
5、保證《憲法》、法律和法規在本行政區域的貫徹實施,是市人大常委會的首要職責,也是推進依法治市工作的基礎和保證。要加強對《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實施的監督,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
6、組織開展好執法檢查活動。市人大常委會要圍繞移民、扶貧、國企改革與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四件大事,每年選擇一至二項法律法規作為重點,組織執法檢查組,深入調查和檢查,並向常委會會議提交執法檢查報告。要重點監督執法部門嚴格執法的情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常委會對執法工作提出的意見,要交有關國家機關和部門辦理並要求反饋整改情況,必要時可以組織督查或跟蹤檢查。執法檢查要突出重點,注重實效,做好計劃安排,避免形式主義。要制定執法檢查的有關規定,協調好常委會及各專門委員會組織的各項執法檢查;做好與全國人大有關執法檢查的銜接,盡可能地與其同步進行。
7、加強法規的清理工作。堅持地方性法規不與《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原則,及時清理、修改或廢止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西部大開發需要的法規性文件。
8、組織開展好對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工作。認真執行《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的規定》,加強對「一府兩院」和區縣(自治縣、市)人大及其常委會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市人大法制專門機構每年應向常委會報告上一年度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情況。
加強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
9、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市的基礎性工作。地方立法要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服務,為增強重慶的綜合實力服務,為提高全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便民利民服務。要認真貫徹《立法法》,堅持法制統一,突出地方特色,改進立法方法,提高法規質量,發揮好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中的主體作用。
10、堅持地方立法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點,處理好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在立法中,要體現權利與義務的統一,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防止部門利益傾向和地方保護主義。
11、擴大地方立法的公開性。要堅持立法走群眾路線,發揮好市人大代表、區縣(自治縣、市)人大常委會、立法咨詢委員和社會各方面人士的作用。對關系市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規草案,要在《重慶日報》上全文刊登,並採取在報紙、電台、電視台開辟專欄討論以及召開座談會、舉行聽證會等方式,廣泛聽取專家學者和市民的意見。
12、加強地方立法的計劃性。要按照市人大常委會1997—2002年制定地方性法規規劃和各年度計劃,分輕重緩急,有序進行。在規劃和計劃之外新增法規項目,須嚴格按程序辦理並經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決定。
13、注重地方立法的科學性。要制定重慶市關於地方立法程序的有關規定,搞好立法調研、協調和評估,完善法規草案的委託起草制度。要嚴格把好地方性法規的起草關、專門委員會的審查論證關、法制專門機構的統一審議關,堅持法規案的二審制度。要探索地方民族立法的路子,探索就某一方面管理事務進行綜合立法,科學地規范立法行為和行政行為。
14、注意地方立法的適用性。突出地方特色,加強經濟立法,注意法規的精煉和實用。重視法規解釋工作,需要由常委會作出立法解釋的,由有關專門委員會或工作機構提請主任會議討論決定提交常委會審議通過。
圍繞中心工作,依法行使好重大事項決定權
15、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行好決定權,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是依法治市的本質要求。要認真貫徹《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的規定》,圍繞全市工作的中心,加強與「一府兩院」的聯系與協調,依法聽取有關重大事項的報告並作出決議或決定。要認真審議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年度計劃和中長期發展規劃,認真審議重慶市實施西部大開發總體規劃。要建立健全決議決定作出後的跟蹤督辦制度,開展好相關的檢查或調研活動,保證決議決定的貫徹落實。
16、要進一步推進重大問題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對涉及全市改革、發展、穩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重大事項及改革方案的討論,要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特別是市人大代表和基層人民群眾的意見。
加強任免工作,探索黨管幹部與人大依法任免幹部有效結合的機制
17、依法任免本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憲法》和法律賦予人大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是依法治市的一項重要工作和組織保障。要堅持黨管幹部的原則,積極探索黨管幹部與人大依法任免幹部的有效結合機制。要堅持群眾公認和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擴大人大代表、人民群眾對人大任免工作的參與程度。
18、對市人大常委會任命的幹部,要堅持和完善任前法律知識考試制度,增強被任命幹部的公僕意識、國家意識和法治意識;堅持提前15天將有關任命材料送交常委會組成人員的制度,保證常委會會議的順利進行;完善述職評議制度,每屆選擇10至15名被任命幹部提交市人大常委會進行述職評議,同時探索進一步擴大評議范圍、改進評議方式的途徑。對某些重要部門或崗位幹部的任免,要同時審查其在原部門或崗位工作的離任審計報告。
加強對「一府兩院」的工作監督,督促「一府兩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19、將監督工作放在與立法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改進監督方式,完善監督程序,加大監督力度,提高監督實效。
20、認真聽取和審議「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和專題匯報。要開好每年的人代會,認真聽取和審查「一府兩院」的工作報告;在人代會閉會期間,市人大常委會及主任會議和各專門委員會要根據依法治市的需要,聽取和審議有關專題工作匯報,提出意見和建議,督促「一府兩院」改進工作。要制定《重慶市預算監督管理條例》,加強對經濟工作的監督和對計劃與財政預算的審查。
21、加強對政府機關依法行政情況的監督。要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門搞好機構改革;規范政務管理、加強制度建設、嚴格依法行政。要制定《重慶市行政執法責任制條例》,督促和支持市政府及其部門建立健全行政執法責任制;督促市政府抓緊制定實施地方性法規的配套規章和其他規范性文件。
22、加強對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工作的監督。要督促和支持司法機關積極穩妥地推進司法改革,嚴格依法辦事,獨立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要加強制度建設,進一步完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與人大代表的聯系制度;督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認真落實審務公開、檢務公開制度;加大對審判、檢察工作中重大案件的監督力度,嚴格執行違法辦案責任制。對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工作中出現的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等問題,要督促其及時查處並依法糾正。
23、開展對「一府兩院」的工作評議。認真執行《重慶市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評議工作條例》,有重點地選擇有關市級部門,開展工作評議。要加大對重點部門的監督力度,探索對市裡管理而又非由人大常委會任命幹部的有效監督形式。
24、加強人大信訪工作。做好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接待工作,辦好執法監督公開電話。
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推進依法治理工作深入開展
25、法制宣傳教育是依法治市的先導性工作。要督促全面完成「三五」普法任務,參與「三五」普法檢查驗收活動;督促有關部門編制「四五」普法規劃,作出關於「四五」普法宣傳教育的決議。
26、搞好法制教育和培訓工作。要督促和協助有關部門健全領導幹部和執法人員的學法制度、建立法制宣傳教育領導責任制;督促有關部門加大對青少年法制教育的工作力度。要搞好市人大常委會的定期法制講座和新頒法律、法規的學習培訓,努力提高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法律水平;開展對被任命幹部任職後的法律培訓並逐步制度化。
27、搞好法制宣傳工作。辦好《公民報》和《公民導刊》,督促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文化、信息管理等部門和單位將宣傳依法治市作為重要任務,加強對法律、法規實施情況的宣傳報道,加強對地方性法規制定過程和主要內容的宣傳報道,充分發揮新聞輿論在依法治市中的正確導向和宣傳動員作用。
28、推進依法治理工作深入開展。督促市政府及有關部門建立健全以保障和促進改革、發展、穩定為目的,基層依法治理為基礎,行業依法治理相配套,地方依法治理為主體,各個層次縱橫結合的依法治理網路體系。支持他們把依法治理同精神文明建設、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同社區建設和創建文明安全小區,同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同推進農村小康建設等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依法治理活動。
29、促進法律社會服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督促市政府及有關部門加強律師、公證、仲裁、調解、基層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工作,發揮好律師、公證員、仲裁員、人民調解員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依法治市中的獨特作用。爭取在較短的時間內,使我市的法律服務事業有較大發展,服務水平有較明顯的提高,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法律社會服務體系。
㈣ 從世界范圍看,知識產權法採用的立法形式基本是:法典、綜合法、單行法、判例法。是哪個
比較多的是綜合法,單行法及判例法(英美法系國家),法典比較少.我國是採取單行法
㈤ 政治研究性學習:我國法制建設
摘 要:中國社會保險法經歷了初創與調整、破壞、重建、全面建設和發展等階段。社會保險法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社會保險概念的界定達成共識,制度框架已經明確;制度轉型的任務基本完成,國家立法具備了較好的基礎;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立法開始提速。但社會保險立法存在理念落後,基本法律缺失,法律規范不統一甚至混亂,法律實施機制偏弱,缺乏法律救濟制度等問題。。加快和完善社會保險立法必須樹立科學的立法理念,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關鍵詞: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權,立法,社會保險法律
社會保險權是社會保障權的核心內容,是一國公民的基本人權。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享有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客觀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從應然的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進而轉化為現實權利。制定並出台《社會保險法》,關繫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治國方略的實現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法》已經被列入立法規劃,在此背景下,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的現狀,總結其利弊得失並對其未來發展進行展望,有利於為《社會保險法》的制定提供理論指導。
一、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歷程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等不同形式的規范性文件和相關的政策構成的社會保險法制體系。社會保險法制在相當程度上指引和規范了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成為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和發展的指南。經過多年的改革和試點,中國特色社會保險體系框架開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獨立於企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規范化、管理服務社會化的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已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封閉運行的制度安排,轉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責任共擔、社會共濟的保險體制。社會保險的基金來源改變了過去國家包攬的狀況,實行了國家、單位和職工個人三方合理負擔,並在主要項目上實行了社會統籌。我國公民的社會保險觀念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完全依附國家、單位轉向責任共擔,這表明我國社會保險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艱難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保險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已經成為國家立法的寶貴資源,社會保險國家立法已經具備了較好的實踐基礎。
(三)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依據
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的相關問題作了兩個重要規定:「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該憲法修正案對社會保險立法的意義在於:一方面從根本大法的高度規定了社會保障制度,昭示著建立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責無旁貸的責任,從以往的黨和政府的決定、主張上升為國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會保險權在內的人權人憲,使得社會保險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確立。「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和「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條款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有了憲法原則依據以及憲法規范依據。
社會保險法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社會保險立法開始提速
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保險法一直被認為是勞動法的一部分,而勞動法盡管歷史悠久,但在我國卻是一個長期不被重視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門,至於包括社會保險法在內的社會法更是不在人們的視野中。然而,作為與經濟並列的社會領域的事務也需要法律加以調整,公民政治權利和民事權利之外的社會權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護,於是社會法應運而生,並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問題的增多而逐漸受到重視。2001年,九屆人大第四次會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應該包括社會法在內的7個主要的法律部門。自此,社會法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門,它承載著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尤其是公民社會保障權的功能,引起了法學界和社會保障學界的廣泛關注。在此背景下,曾經擱置多年的《社會保險法》,又被提到立法議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把制定《社會保險法》列入立法規劃,社會保險立法開始走上快車道。
三、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反思
由於社會轉型、東西部差距和城鄉二元結構等原因,我國在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上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為今後的社會保險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也存在著現實的迫切需要與立法相對滯後的矛盾。
(一)社會保險立法理念落後
當今社會,社會保險(保障)權利已成為人權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權,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社會保險立法的起點和歸宿。從法理方面看,社會保險法無非是公民社會保險權的確立和實現問題,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即社會保險立法的首要任務是規定社會保險權利的享有和保障。權利是目標與基礎,權利處於基本的主導地位。然而,目前,社會保險權利保障的理念遠未被學界和立法者所認同,社會保險立法更多地定位於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因為國有企業改革使得原有的單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漸受到人們重視的,社會保險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自己的邏輯基礎和理論定位。缺乏先進的立法理念,必然導致在社會保險法的基本價值、原則、適用范圍等重要問題上無法形成共識,導致社會保險立法基點不當,缺乏前瞻性、主動性和回應性,阻礙了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建設。
(二)社會保險基本法律缺失,社會保險法治化程度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經驗。在社會保險制度建構方面,我國雖頒布了大量的規范性和非規范性文件,但非常遺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卻沒有一部專門調整社會保險關系的基本法律——社會保險法。社會保險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對其進行規范的社會保險制度理應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據憲法理論和我國《立法法》的規定,涉及社會保險的重要事項的立法應該由法律規定。盡管,早在1994年,全國人大就把《社會保險法》列入當屆人大必須制定的115部法律規劃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勞動法》已於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會保險法》至今仍處於千呼萬喚之中。社會保險基本法暫付闕如,對社會保險的規范主要是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及各部門的規章。在現行的社會保險的各項單行制度中,也鮮有專門的法律。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導致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缺乏權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穩定性和可操作性,難以定型;導致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效力層次偏低,體系功能弱化,與社會保險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法律地位極不相稱;導致遵從社會保險內在規律和本質要求的相關法律制度無法及時建立起來,一些本應由法律來調整的社會保險關系一直游離於法治之外。社會保險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長期處於非法治化的、政府單方面主導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狀態。這種不合理狀態,既阻礙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也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公平正義」的價值理念相去甚遠
(三)社會保險法律體系內容存在局限性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法律體系中,社會保險法規或政策的適用范圍明顯過窄,享有社會保險的對象是非常有限的,社會保險僅僅是一部分社會群體的「專利」,覆蓋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沒有真正建立。第一,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險制度僅處於起步階段,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乎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制度之外。盡管我國開始探索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農民還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內,無法享受到應有的社會保險權益。第二,城鎮社會保險覆蓋面也比較窄。我國社會保險制度是針對正規用人單位「固定」的就業形式而設計的,沒有充分考慮到勞動關系多樣化、復雜化和就業方式靈活化等因素。大量的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等靈活就業人員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他們很難享有社會保險利益。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險開始打破長期以來只覆蓋城鎮固定職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農民工延伸,但總體上看,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基本上沒有覆蓋農民工,如大多數農民工沒有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參保率低,傷殘得不到經濟賠償和治療。」大量的非正規就業的職工不能享受到社會保險待遇,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社會保險也存在很大差異。這些情況大大地破壞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公平原則。
(四)社會保險法律規范的不統一和混亂
我國在保險法制建設方面,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少,國家行政機關制定的法規和地方立法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多,立法主體多元,層級無序,規范分散。如關於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國務院統一發布了通知,確定了兩個試點方案,允許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據本地情況自主選擇,結果是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選擇不同的實施方案,造成這項本應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處於不統一的混亂局面。近年來,還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制定《養老保險條例》,進一步固定了養老保險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體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國社會保險制度的不統一,制度定型難度加大。立法層級的無序導致社會保險法律、法規、規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門,互不統轄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這給社會保險法的實施帶來了不良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現了社會保險「有法難依」的困境。例如,農業部等五部委頒布的《減輕農民負擔條例》中,把「合作醫療」列為農民負擔不許徵收,有些地方也將社會養老保險的開展視為增加農民負擔。這些行政法規或政策性規定與社會保險法律法規缺乏協調,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險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續性。
(五)社會保險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缺乏合理約法律救濟制度
法律責任制度是法律規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強制力的直接體現。我國社會保險法在立法技術方面,缺少對違法行為進行制裁和對不作為行為進行追究的法律責任制度。法律責任制度的缺失導致法律實施機制薄弱,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靈,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指引、激勵、規范、制裁和保護功能。現有的社會保險法規不具有法律的權威,社會保險領域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突出。
有權利必有救濟,沒有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社會保險權需要法律救濟措施。許多發達國家都建立有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使社會保險方面的爭議能夠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決,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我國不僅沒有建立專門處理社會保險糾紛的機構,沒有便捷、高效的解決爭議的程序,甚至還出現過由某市社會保險局和市高級法院「協商—致」,下發文件規定勞動者依法要求用人單位補繳養老金案件不屬於法院管轄范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也不能受理的怪現象o。這剝奪了勞動者提起仲裁和訴訟的權利,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成為紙上的權利。
四、中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之展望
根據上文分析,我國社會保險法制建設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這些不足讓我們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樹立科學、先進的立法理念
社會保險(保障)權是一項基本人權的思想已經成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和構建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據。從法理上講,社會保險權屬於生存權這一人權的基本范疇,其核心內容是公民在遭遇社會風險(年老、傷害、疾病、失業、生育等)時,可以請求國家和社會提供物質幫助,以確保每一個公民有尊嚴地、體面地生活,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保險法本質上是國家對公民社會保險權的保障和救濟,社會保險立法的邏輯起點和歸宿是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社會保險法是權利保障法並非僅是社會保險事務管理法,更不是社會保險管理的權力分配法。這是現代文明和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對公民權利的漠視、忽視甚至權利的被剝奪。2004年我國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因此,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險權,維護社會公平,讓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地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應該是我國社會保險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國社會保險制度建設或變革的普遍規律。自19世紀末以來,德、英、美、日等發達國家大都通過社會保險(保障)立法,從法律上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過社會保險立法,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利才能從應然的權利向法定權利轉化,再從法定權利向現實權利轉化,公民的社會保險權才能真正實現。考察西方的社會保險立法,我們可以發現,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因為,社會保險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業與個人的責任分擔和不同社會群體或利益集團的利益調整。許多社會保障立法事實上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相互博弈與妥協的結果。對社會保險來說,立法的意義不僅在於對社會保障制度的權威規范,更在於實現社會保障責任與權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國人大——民意機構審議的(社會保險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單方面主導社會保險政策而難以兼顧責任主體各方利益的缺陷,從而確保社會保險的各項制度更為公平合理。此外,社會保險權屬於公民的基本人權,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社會保障(險)的主要事項應該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還有,制定《社會保險法》可以使社會保險主體權利義務和職責明晰化,有利於社會保險制度的定型,形成社會公眾確定的心理預期,維系社會誠信。基於法律的國家強制力和巨大的權威性,可以使社會保險糾紛依法解決,社會保險制度有效運作並持續發展。總之,加快社會保險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階的社會保險法律不僅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任務之一,而且已經成為完成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及構建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三)在立法技術上應當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國、法國等為代表的多部社會保險單項法律並存,相互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國為代表的集多項社會保險項目為一體的綜合立法模式。我國1994年在社會保險法的立法規劃中,採用的是綜合立法即制定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模式。目前,關於社會保險的立法模式存在較大爭議,如有學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險立法應該採取化整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針對社會保險的不同項目(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等)分別立法,條件成熟時再制定社會保險基本法②。
本文認為,社會保險分散立法的觀點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較靈活、便於修訂等優點,但是,分散立法由於缺乏統攝全局的社會保險基本法的制約,非常容易產生社會保險各單行法律之間的重復、矛盾和沖突。因此,國際勞工局專家組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的研究報告中主張「分散的社會保障法律應綜合並盡可能匯集起來,法律應當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語言來起草」的建議,值得我們在選擇立法模式時予以重視。第二,從國外的經驗看,固然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險立法都經歷了從某一項社會保險制度開始,立法內容逐漸擴展,從單一到綜合的過程,但綜合立法不是沒有成功的先例。美國就基本上是以其綜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而著稱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綜合性的社會保險法。而原先採用分散立法的國家如德國,為了使社會保險立法系統化和明朗化,於1970年進行了《社會法》的法典編纂。美國、智利綜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國的《社會法》法典編纂的經驗,充分說明社會保險制度是具有內在的統一性的,這也是我們選擇《社會保險法》立法模式時需要參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國目前社會保險制度零亂、立法層次低、立法內容粗疏的情況下,必須制定一部綜合的、統一的社會保險法,以規范社會保險各項目所具有共性的內容,解決當前社會保險制度建設中急需解決的若干突出問題,為社會保險制度定型確立法律框架。實際上,即使採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對社會保險的具體制度和事項做出特別詳細的規定,反而會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復和立法資源的浪費。而制定綜合、統一的社會保險法,規定社會保險的基本原則和重要制度,至於各項社會保險制度的具體模式、各項社會保險待遇的計算辦法等具體事項,可以留待行政法規或者法律解釋等作規定,為社會保險具體制度的發展留出空間,這是目前非常現實、經濟、有效的選擇。
我國的社會保險法應該以建立全國統一的法律體系為目標,制度框架應該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公務員退休養老、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臉、工傷保險、生育保險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項目。社會保險法還應對政府的社會保險職責、社會保險費徵收體制、社會保險待遇、社會保險經辦、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法律責任等重要問題做出規定。
(四)強化社會保險法律的實施機制,健全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
社會保險法律制度功能和效用的發揮需要有強有力的法律責任制度和權利救濟措施做後盾。一方面,社會保險法要加強法律規範本身的強制性,建立相關的法律責任制度,對拒絕繳納法定的社會保險費,拒不履行社會保險支付義務的,挪用、侵佔、貪污社會保險基金的等行為,依法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關於刑事責任,考慮到需要和刑事立法相協調,可以在社會保險法里作一概括規定,然後由立法機關通過刑法修正案或刑法解釋的方式,對社會保險方面的刑事犯罪做出規定,從刑法方面為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權利救濟制度是社會保險法實施的另一條保障線。國際勞工局在《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險的發展》中明確指出:「人們對他受到任何社會保障機構的對待方式應有提出控訴的明確權利。假如此種控訴在社會保障機構本身范圍內的控訴程序不能滿意的話,應提交給一個獨立的主管機構處理。」這充分說明,社會保險權利的救濟,除了需要社會保障系統內部的行政救濟外,還需要相應的司法機構。按照我國1994年勞動法的規定,社會保險爭議屬於勞動爭議的一部分,爭議解決必須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的解決機制進行。2001年5月7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頒布了《社會保險行政爭議處理辦法》,改變了過去在勞動爭議的框架內,依據《勞動爭議處理條例》解決社會保險爭議的具體規定,擴大了社會保險當事人權利救濟的渠道,是我國社會保險權利救濟制度的重大發展。社會保險是涉及面廣,與社會成員利益密切的制度安排,由此產生的爭議帶有特殊權益爭議的性質,爭議能否得到合理快速的解決,直接關繫到公民權利的實現和社會秩序的維護。為了保障人們社會保險權的實現,維護社會秩序,社會保險法需要規定社會保險爭議的解決程序,借鑒國外普遍實行的專門法院審判方式,設立專門的社會保險審判機構,專門從事社會保險爭議案件的審理,使公民的社會保險權在遭到侵害時獲得及時、便捷、有力的司法救濟。
初二,要是覺得多了,就減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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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合作社法的內容
合作社法即規定各種合作社的設立、組織、活動和解散以及社員權利義務等法律規范的。一般認為,合作社是由合夥發展起來的。中國最早的合作社是1918年創立的北京大學消費合作社。
合作社法大致可分為哪幾種類型?
(1)按照立法體例分為單行立法和附屬立法兩種,前者指制定單行的合作社法規,合作社法與民法、商法並列,如英、美和中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的合作社立法。後者指合作社法附屬於民法或商法,是民法或商法的特別法、如瑞士、法國、日本等國的合作社立法;(2)按照立法技術分為綜合立法和分業立法兩種,前者指適合各種合作社的綜合立法,如前蘇聯合作社法,美國馬薩諸塞州合作社法等。後者指按照業務類型和行業種類分別制定各種合作社法,如日本的農業合作社法,水產業合作社法、消費合作社法以及中小企業合作社法等。關於合作社及合作社法的起源和發展,尚無定論。一般認為,合作社是由合夥發展起來的
世界上最早設立的合作社是1769年在英國芬維克(Fenwich)成立的食品供給合作社,第一個合作社立法是1852年英國的相關法律。從此,合作社作為一種不同於公司和合夥的經濟組織形式,逐漸為近代各國所接受和採納。同時,合作社立法也日益被各國所重視。
總結: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及有關組織,依照本法規定,依據各自職責,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建設和發展給予指導、扶持和服務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第一條為了支持、引導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規范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和行為,保護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成員的合法權益,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
第二條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同類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自願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
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其成員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
㈦ 中國第一部針對網路安全方面的綜合性立法是什麼法
中國第一部針對網路安全方面的綜合性立法是《網路安全法》
㈧ 綜合法典定義
法典(拉丁語:codex),指就某一現行的部門法進行編纂而制定的比較系統的立法文件。
㈨ 我國《旅遊法》採取綜合立法模式。對還是錯
我國旅遊立法來的宗旨是促進旅源游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基本原則:
⑴採取綜合立法的原則
⑵保障旅遊者合法權益的原則
⑶國家監管、行業自律和市場調節相統一的原則
⑷旅遊資源合理保護的原則
⑸旅遊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原則
⑹堅持旅遊業發展應當遵循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
⑺堅持與我國現行法律和國際通行做法相銜接的原則
故:我國《旅遊法》採取綜合立法模式是對的
㈩ 我國發不正當競爭法採用的立法模式是什麼
我國支持合並立法和分別立法模式。
從我國競爭立法的過程來看,最初起草的思路是合並立法模式,但是由於在反壟斷條款方面爭議太大、無法統一,而於1993年先行出台了主要是為了解決市場競爭無序問題、解決微觀競爭秩序問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至於涉及宏觀競爭秩序的反壟斷條款,大多被拿掉,僅保留了現實中亟待規范的若干限制競爭行為,有關反壟斷法的原則性規定及企業合並控制、卡特爾控制等基本制度未有涉及。由此來看,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一部主要調整不正當競爭行為、兼及部分限制競爭行為的法律,可以稱之為綜合的或混合的立法模式。至於反壟斷問題,按照當時有關人士的看法,應「單獨研究完善,爭取在三四年中也能立法」。[2此後,反壟斷法被列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有關國家機關一直在進行起草、論證工作。顯然,從近期的立法實踐來看,我國選擇了分別立法的競爭立法模式。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是現實、合理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