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立法機構涉貪

⑴ 烏戈·查韋斯的經歷簡述

查韋斯於1982年創建了「玻利瓦爾革命運動」，並於1997年創建了「第五共和國運動」。1998年12月，查韋斯作為左翼競選聯盟「愛國中心」的總統候選人參加大選並當選總統，1999年2月就職。2000年7月，查韋斯在根據委內瑞拉新憲法重新舉行的大選中再次當選總統。2006年12月，他連選連任總統。2008年2月，查韋斯當選並擔任委內瑞拉統一社會主義黨主席。2012年10月，查韋斯在總統大選中成功連任，但因體內癌細胞復發，12月11日再度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接受手術治療。 早年生涯（1954年-1992年）查韋斯查維在1954年7月28日生於巴里納斯州的薩瓦內塔。 他的雙親都是學校教師，他是第二個兒子。 他是混合了印第安人、非洲人和西班牙人血統的後裔。查韋斯和其它5名兄弟姊妹在薩巴內塔附近的一棟茅草屋裡長大。在年幼時，查韋斯與他的哥哥一同被送至薩巴內塔與他們的祖母居住，在那裡，查韋斯學習了一些才藝如繪畫、歌唱、和棒球，同時也就讀當地的胡利安·皮諾（Julián Pino）小學。他後來被送至巴里納斯州的城鎮以就讀丹尼爾·弗洛倫西奧·奧利里（Daniel Florencio O'Leary）高級中學，並且獲得科學的畢業 文憑。
在查韋斯17歲時，他進入了委內瑞拉軍事學院， 在1975年獲得軍事學和工程學的碩士學位， 以候補的中尉身份服了幾個月的兵役，接著查韋斯被批准前往卡拉卡斯的西蒙·玻利瓦爾大學研讀政治學，但最後並沒有獲得文憑。
在結束學習後，查韋斯進入軍中正式服役，擔任駐扎在巴里納斯州的反暴動大隊的成員。查韋斯的軍事生涯長達17年，在這段期間中他曾擔任各種職位、指揮、和幕僚人員位置，最後終於提升至中校職。查韋斯也在委內瑞拉軍事學院擔任教師和員工職位，當時查韋斯最出名的是他熱情的教學風格，和經常對於當時委內瑞拉政府及社會作出強烈批評。在這個時期，查韋斯還成立了玻利瓦爾革命運動-200組織。之後查韋斯繼續升任至一些高等級的職位，還數次獲得勛章。 在總統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的執政下，委內瑞拉的經濟狀況一直低迷不振，人民不滿的聲浪也持續高漲，查韋斯為發動軍事政變而進行了大量的准備工作。原本的日期選在1991年12月，最後延至1992年2月4日的早晨才發動。在計劃里，查韋斯所指揮的5個營的武裝部隊將會進入卡拉卡斯市區，攻擊並佔領市內的主要軍事和通訊設施，包括總統官邸、國防總部、軍事機場、和歷史博物館在內。查韋斯的最終目標是俘虜現任總統佩雷斯。
在政變失利後，查韋斯向政府自首。他被允許出現在國家電視廣播上以呼籲其餘的叛亂部隊停火，當他進行呼籲時，他還著名地諷刺道他只是「暫時地」（por ahora）失敗了。查韋斯成為了全國的焦點人物，許多貧窮的委內瑞拉人則將他視為是對抗政府貪污和腐敗的英雄人物。查韋斯被送往監獄服刑，而原本政變所要打倒的目標—總統佩雷斯則在1年後遭到彈劾。在監獄里，查韋斯的眼睛長出了贅肉，贅肉後來還滋長至他的虹膜。他的視力逐漸惡化，盡管經歷許多治療和手術，查韋斯的視力已經永久地減弱了。 在經過兩年的監禁後，查韋斯於1994年被總統拉斐爾·卡爾德拉赦免。被釋放後，查韋斯將MBR-200重新組織為新的第五共和運動（MVR—Movimiento Quinta República, V代表了羅馬數字的五）。 到了1998年，查韋斯開始競選總統。查韋斯以他所提出的玻利瓦爾主義作為他政見的基礎，查韋斯和其追隨者稱他們的目標為「鋪設一個新共和國的根基」來取代現有的制度，他們主張現行的兩黨制度傳統只不過是政治分贓的制度。相當具爭議性的，委內瑞拉最大的兩間外國銀行—西班牙對外銀行（Banco Bilbao Vizcaya Argentaria, BBVA）和西班牙國家銀行（Banco Santander Central Hispano, BSCH）在選戰中違法地資助了查韋斯數百萬元。
查韋斯利用他的領導魅力和華麗的演說風格—大量運用口語和粗話的方式—贏得了委內瑞拉大量的貧窮人口和工人階級的支持。 1998年5月，查韋斯的民調已經上升至30%，到了8月又竄升至39%。查韋斯最後在1998年12月6日的選舉中以56%的得票率獲勝，當選委內瑞拉第53任總統。 查韋斯在1999年就職總統後便展開了廣泛的制度轉變。在查韋斯執政下的委內瑞拉社會，從原本舊政府所採納的自由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原則，迅速的轉變為准社會主義的收入重新分配和社會福利計劃。查韋斯也完全顛覆了原有的外交政策傳統，斷絕原本與美國和歐洲的戰略利益連結，改朝向非主流的外交路線，成為南半球世界發展和整合的範例。
查韋斯的改革獲得了大量的稱贊，也招致大量的批評。許多委內瑞拉人也對他抱持著反感，尤其是社會的上層和中上階級，他也被揭發進行了許多廣泛的政治壓迫和人權侵犯。查韋斯政策所引起的巨大爭議也在2002年醞釀了一場試圖推翻他的短暫政變，和2004年的罷免投票，也有許多陰謀論認為外國勢力企圖經由軍事政變和刺殺、甚至是軍事入侵來推翻查韋斯。
經濟危機和新憲法
查韋斯在1999年2月2日宣誓就職。查韋斯在最初幾個月里主要專注於新的立法和憲法改革，以廢除舊有的政治制度。第二個重點則是即刻分配更多政府資金援助新的社會計劃。
查韋斯的經濟政策與先前的執政者完全不同，停止繼續私有化委內瑞拉的國有股份—例如社會安全制度、鋁產業股份和石油產業。不過，雖然查韋斯希望促進財富的重新分派、增加管制和社會開銷，但他也不反對外國對委內瑞拉進行直接投資。與之前幾任總統相同的是，查韋斯也試圖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湧入，以避免經濟陷入資金外流和通貨膨脹的危機。
查韋斯也降低了委內瑞拉的石油開采，以獲得更高的石油價格，這至少能在理論上提高石油的收入，以此來提高委內瑞拉嚴重萎縮的外匯存底。他還極力游說其它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減少石油的產量。由於這些干涉石油產業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行動，查韋斯被取了一個「價格騙子」的渾名。查韋斯也試著重新談判在他執政之前委內瑞拉與菲利普石油（Philips Petroleum）和艾克森美孚所簽訂的60年開采權契約，這些契約使外國石油公司每年得以從委內瑞拉抽取的大量石油中賺進數百億元，但卻只付出1%左右的稅賦給委內瑞拉政府。後來查韋斯稱他的目的便是要徹底的國有化委納瑞拉的石油資源。雖然與外國石油公司的重新談判並沒有成功，但查韋斯仍專注於改進國內稅賦和查帳制度的效率，尤其是針對主要公司和地主的部分。
不過，到了1999年中旬，查韋斯原先所承諾的反貧窮法案卻在國民大會中遭到反對派議員的阻撓，憤怒的查韋斯於是宣布將在1999年7月再進行兩次全國性選舉—距離之前的總統大選只有一個月。第一場選舉是全國性的公民投票，決定是否要舉行一次全國性的制憲會議，制憲會議將會採用與查韋斯政治意識形態相近的框架作為委內瑞拉的新憲法。第二場選舉則是要選出這次制憲會議的代表。制憲的公民投票以72%的同意票通過，而在第二個選舉中查韋斯的第五共和運動以及其它聯盟政黨聯合組成的愛國者標竿聯盟（Polo Patriotico）贏得了制憲會議中95%（131個議席中的120個）的議席。
到了1999年8月，制憲會議建立了一個特別的「緊急司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擁有排除法官而無須與其它政府分支協商的權力—最後超過了190個法官被控貪污而停職。在同一個月里，制憲會議宣布「立法緊急情況」，由一個7人組成的委員會來取代一般由國民大會所運作的立法功能，於是立法機構對於查韋斯政策的抵抗便立刻癱瘓了，同時制憲會議也禁止國民大會進行任何形式的會議。
制憲會議本身則設計了新的1999年委內瑞拉憲法，由350個條文構成，成為世界上最為冗長的憲法之一。同時也將國家的正式名稱從原本的委內瑞拉共和國改為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新憲法將總統的任期從5年提升至6年，並將原本的任期限制從一屆提升至兩屆，並且設立了罷免總統的全國公民投票制度—也就是委內瑞拉的人民能夠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前撤換總統。這樣的公民投票必須有一定數量的聯署才能發起。新憲法也給予總統解散國民大會的權力，使總統的權力大為增加。新憲法將原本兩院制的國民大會轉變為一院制的立法機構，新立法機構的權力則大不如前。新憲法條款創立了一個新的職位—公共辯護人，公共辯護人擁有監督總統、國民大會、和憲法的行動的權力，查韋斯稱公共辯護人是新政府里的「道德部門」，以捍衛公共和道德利益為職責。最後，委內瑞拉的司法制度被改革了，在新的憲法下，法官必須通過公共的檢驗才能就職，而不是像以前一般只需國民大會的任命。
新的憲法條文經由1999年12月的全國選舉通過了，制憲會議也因此完全依照著查韋斯的意願架構了一套新憲法。查韋斯主張，為了成功和廣泛的推行他所計劃的社會正義政策，這樣的改變是絕對必要的。他計劃要徹底改變委內瑞拉的政府和政治架構，並且依照1998年競選時的承諾，要開放更多委內瑞拉的政治環境給獨立政黨和第三政黨。在這個過程中，查韋斯也試著對反對他的政黨民主行動（Acción Democrática）和COPEI施加致命打擊。
1999年12月15日，連續數周的大雨造成了遍及全州的山崩，奪走至少30,000人的生命。批評者宣稱查韋斯因為專注於公民投票和政府的改革，而忽略了民防組織提出的淹水泛濫的緊急報告。政府則否認這些批評，查韋斯親抵災區領導救災行動。在這之後，2000年又發生了一次山崩，但已減低至只有3人死亡了。 重新選舉
新的一院制的國民大會在2000年7月30日進行選舉，在同一場選舉中，查韋斯也支持重新進行總統選舉。查韋斯的聯盟一舉獲得了國民大會里三分之二的議席，而查韋斯則在總統選舉中獲得60%的選票。國際性的卡特中心監視這次選舉，他們的報告認為由於選舉缺乏透明度、選舉委員會的偏袒態度、和查韋斯政府施加的壓力，國民大會的選舉是違反憲法的，但他們的報告並沒有改變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不過，他們認為總統重新選舉的部分是合法的。
稍後，在2000年12月3日，地方的選舉和公民投票也舉行了。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同意由查韋斯提出的一個法案—強制所有委內瑞拉的工會舉行由國家監督的選舉。這個公民投票被國際的工會組織廣泛譴責，包括國際勞工組織在內都批評這是政府對工會內部的過度干涉，這些組織還揚言要對委內瑞拉進行國際制裁。
在2000年5月和7月的選舉後，查韋斯提出了「授權法案」，並由國民大會通過。這個法案將授權查韋斯以法令治理委內瑞拉一年。在2001年11月，也就是授權法案過期前一個月，查韋斯一口氣頒布了49項法案。這些法案包括了碳氫化合物法和土地法，委內瑞拉商會聯盟（Fedecámaras）和委內瑞拉勞工聯盟（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Venezuela, CTV）則極力反對這些新法案，並准備在2001年12月10日舉行一次產業總罷工，希望總統能重新考慮這些法案，並且針對這些法案進行公開辯論。不過，罷工行動最終並沒有成功影響查韋斯的決定或政策。
當查韋斯執政的第三年結束時，查韋斯的主要政策已經成功打擊了委內瑞拉的地主，查韋斯的改革據稱也改進了社會福利，降低嬰兒死率，並已粗略架構了一個由政府出資的免費健保制度，以及免費的教育制度—最高到達大學教育的階段。到了2001年12月，隨著查韋斯控制資本的政策，委內瑞拉的通貨膨脹已從原本的40%下降至12%，而經濟發展則穩定維持在4%左右。查韋斯的政策據稱也增加了小學的入學人數高達100萬學生。 在2003年何2004年查韋斯進行了一連串的社會和經濟計劃，以維持人民的支持。在2003年7月他展開了「魯賓遜計劃」（Misión Robinson），以提供免費閱讀、書寫、和算數課程給超過150萬委內瑞拉的成年人文盲（在查韋斯1999年執政之前）為目標。在2003年10月12日查韋斯又發起了「瓜依凱布洛計劃」（Misión Guaicaipuro），計劃保護委納瑞拉原住民族群的生計、信仰、土地、文化、和其它權利。在2003年底，查韋斯展開了「蘇克雷計劃」（Misión0 Sucre），以提供200萬名沒有完成基本教育的委內瑞拉成年人免費的高等教育為目標。在2003年11月查韋斯展開「里巴斯計劃」（Misión Ribas），計劃提供改善的教育和文憑給五百萬名委內瑞拉的高中退學生。在魯賓遜計劃展開後一周年的紀念典禮上，查韋斯向50,000名接受識字教育完畢的委內瑞拉民眾演講道「在一年內，我們已經使1,250,000名委內瑞拉人畢業了。」。不過，查韋斯仍然遭遇一些不小的挫折，尤其是通貨膨脹率在2002年飆升至31%，並且在2002年依然維持27%左右，使得貧窮人口生活更為艱難。
在2004年5月9日，126名哥倫比亞人在襲擊一座接近卡拉卡斯的農場時被捕獲，查韋斯立即指控他們是由外國支持的准軍事部隊，意圖以暴力推翻他的政權。這些事件只不過更為激化了委內瑞拉社會里擁護和反對查韋斯的陣營的對立。查韋斯還宣稱在2004年也有一場密謀推翻他的政變，這起政變的真假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定論。在2005年10月，27名被控的哥倫比亞人被判有罪，其餘的人則被釋放並驅逐出境。
在2003年年初和中旬，一個名為「Súmate」的公民投票權利組織開始募集發動罷免總統的公投選舉所需的數百萬份簽名，到了2003年8月已經募集大約320萬份簽名，但由擁護查韋斯者佔多數的選舉委員會則拒絕接受這些簽名，因為憲法規定必須在總統任期的一半（也就是三年）過後才能發起罷免，而這些簽名在查韋斯尚未任職滿三年之前便已開始收集。反對派和國際間的新聞報導查韋斯開始處罰那些參與聯署的人，而查韋斯的擁護者則宣稱許多勞工曾在工作場所被其僱主強迫提供簽名。在2003年11月，反對派又重新收集了一次聯署，在短短4天內收集了高達360萬份簽名。這時有傳聞指稱查韋斯曾使用欺騙手段愚弄簽署的收集者，於是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暴動。
憲法的條款要求必須收集20%選民的簽名才能發起罷免公投。除此之外，簽署人的國民身份證號碼也並沒有被保密住。反對派還指控查韋斯政府藉由給予非法移民和難民們公民權來提升聯署的門坎，選民注冊人數在公民投票前提升了200萬人，使得發起罷免公投所需的門坎大幅提升了20% 。
許多報導也指稱查韋斯政府對公開郵寄聯署簽名的人施加懲罰，政府部門包括國有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卡拉卡斯地鐵、和由查韋斯擁護者控制的公共醫院都被指控曾隨意開除參與簽署的員工。最後，反對派的領導人向國家選舉委員會遞交2,436,830份有效的簽署後，選舉委員會在2004年6月8日宣布召開罷免公投。查韋斯和其政治聯盟也開始動員選民投下「否」的選項。
罷免投票在2004年8月15日舉行，結果有59%的選票投下「否」的選項。歐盟的觀察員宣稱查韋斯政府對他們施加了太多的限制，使他們無法觀察這次選舉[53]。卡特中心的觀察則認為這次選舉是公平而且開放的。批評者宣稱這是虛假的結果，並且以一些文件來證明完全相反的選舉結果，許多人也質疑由政府所有的投票機器是否真實。反對者宣稱這是一次「大規模詐騙」的選舉，並且質疑卡特中心的推論，不過，由反對派所進行的五次民意調查也顯示查韋斯會獲勝。
罷免投票勝利後，意氣風發的查韋斯宣稱他在對抗貧窮之外，也將會展開對「帝國主義」的斗爭。雖然查韋斯保證將會展開與反對派的對話，但查韋斯的政府不久後就開始報復Súmate的發起人，控訴他們叛國和與外國勢力通敵，指控他們經由全國民主基金會收受美國國務院的資金。 由於公民投票的勝利，查韋斯的首要目標—基本的社會和經濟改革以及財富的重新分配都戲劇性地加快進行了。查韋斯再次將「玻利瓦爾任務」的發展和實踐放在他政治行程的最前線。全球油價的飆漲使查韋斯賺進了數十億額外的外匯存底，經濟成長率相當顯著，在2004年到達了2位數字，在2005年也維持9.3%。
許多新的政策都是在2004年之後實行的。在2005年3月，查韋斯政府頒布了一系列的媒體管製法案，判定媒體毀謗和造謠公共官員是非法的行為；對查韋斯和其它官員進行人格詆毀將可能招致最長40個月的刑期。當查韋斯被問到是否會真的因為遭毀謗而拘禁媒體人物40個月時，查韋斯評論道：「我不在意他們（私營媒體）如何稱呼我……如同堂吉訶德說的『如果有狗在叫，是因為人們都在工作』」。查韋斯也借著頒布更多的新法案來擴展土地重新分配和社會福利的計劃，包括了「返回農村計劃」（Mission Vuelta al Campo）、「全國健康計劃」（Mission Barrio Adentro），兩個計劃都在2005年6月展開，並且以建構、支持、革新第二位（整合診斷中心）和第三位（醫院）的公共健保制度為目標，以及「米蘭達計劃」（Mission Miranda），建構了全國性的民兵制度。在同一時期，委內瑞拉的醫生展開了罷工，以抗議新的政策淘汰了他們原先工作的機構，而改以古巴的醫生取而代之。
查韋斯在2004年和2005年開始專注於委內瑞拉的外交關繫上，經由新的雙邊和多邊的協議，包括了人道支持和建設計劃。查韋斯的努力獲得了各種程度的勝利，許多其它國家的領導人，爭取到包括阿根廷的內斯托·基什內爾、中國的胡錦濤、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和伊朗的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友誼。在2005年3月4日，查韋斯宣稱由美國支持的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已經「死了」。查韋斯宣稱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架構是無法套用至拉丁美洲國家的，因此反面的、反資本主義的架構才能增加委內瑞拉、阿根廷、和巴西等國家之間的貿易和外交關系。查韋斯也宣稱他希望建立一個與NATO類似，但屬於左翼的、拉丁美洲的軍事合作架構。
在2004年和2005年，查韋斯也試圖讓委內瑞拉軍隊減少在武器來源和軍事方面與美國的連結。查韋斯統治下的委內瑞拉逐漸改向不同的武器產出國購買軍火，例如巴西、俄羅斯、中國和西班牙。這些軍火的買賣使委內瑞拉與美國逐漸產生摩擦，因此查韋斯直接結束了兩國的軍事合作關系。他也要求現役的美國軍人離開委內瑞拉。除此之外，在2005年查韋斯在米蘭達計劃中宣布創建一支大型的「後備軍人部隊」，包含了由150萬名委內瑞拉公民組成的民兵部隊—作為抵擋外國介入和入侵的手段。在2005年10月，查韋斯驅逐了一個名為「新部落使命團」（New Tribes Mission）的基督教傳教組織，指控他們是「帝國主義的滲透者」並且藏匿中央情報局的人員。同一時期，他授予了亞馬遜族原住民所居住的6,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可割讓的頭銜，使這些土地無法以西方形式的所有權頭銜做買賣。查韋斯以這些改變來證明他的革命也是捍衛原住民權利的革命。
在這個時期，查韋斯更專注於非主流的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模型，許多計劃都雄心勃勃的採取了以整個半球為范圍的國際協議形式。例如在2005年8月20日，查韋斯在古巴派遣前來的醫學院交換學生的畢業典禮上，演講稱他將會建立與古巴類似的醫學院，提供免費的醫療訓練—將花費200億至300億美元的經費以訓練超過100,000名醫師，這些醫生將依據承諾前往貧窮的南半球國家提供醫療服務。他宣稱這個計劃將會繼續進行十年，而新的學校將會包含超過30,000個新地點，以提供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貧窮學生免費的醫學教育。
查韋斯也運用國際舞台上的大量機會來對比他的計劃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兩者產生的結果，最值得注意的，他在2005年聯合國的世界高峰會上指責由新自由主義推行的方針，例如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移除貿易障礙、和私營化等等是造成開發中國家貧窮的原因。查韋斯也警告世界能源危機的逼近，尤其是碳氫化合物的耗盡（根基於哈伯特頂點理論上），他主張道：「我們正面臨史無前例的能源危機……石油已經要開始耗盡了。」同時，在2005年11月7日，查韋斯在阿根廷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中提及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失敗時，宣稱「今天最大的輸家就是喬治·沃克·布希」，查韋斯也把握機會宣傳他所創立的非主流貿易模式--名為美洲玻利瓦爾另類選擇（ALBA—Alternativa Bolivariana para América），由委內瑞拉和古巴合作在2004年12月14日展開。 在2007年1月10日，查韋斯宣誓就任委內瑞拉新一屆政府總統，並發表了演講。他的新內閣中邀請了來自共產黨的大衛·維拉斯克斯和約瑟·拉蒙·利維羅分別去擔任「民眾政權的參與和社會發展部」和勞工部的事務，查韋斯向其新任勞工部長說自己是托洛茨基主義者。
在2007年1月26日，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訪問委內瑞拉，商討減少原油生產來解決市場上的原油供應過剩。兩人表示斥資數十億美元，幫助一些國家擺脫美國的控制，兩國政府還簽署了如旅遊、教育和礦產等領域展開合作的11項協議。
查韋斯在2007年3月25日的電視講話時更表示會實行「集體所有制」，將大型農場收歸國有及重新分配閑置土地給窮人，並在3月30日實行「集體所有制」。
查韋斯在4月30日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群眾集會中表示委內瑞拉政府決定最低工資升至286美元，其20%的增幅超過2年的通賬指數。在公共部門工作的人員還享受209美元的「菜籃子」補貼，成為拉美國家中最低工資最高的國家。2007年5月1日，委內瑞拉提前還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30億美元債務，查韋斯宣布委內瑞拉退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並要求它們歸還原先委內瑞拉繳納的成員國會費。查韋斯在5月14日說，將把由多國公司管理的18個海上石油鑽探平台收歸國有。
2007年5月21日，委內瑞拉國會財政委員會的一份文件顯示，文化部將撥給格洛弗178萬美元，用於影片的劇本創作和實地拍攝。查維斯在2006年曾參觀電影製片廠時指責好萊塢在電影中詆毀南美人的形象。在5月28日，查維斯下令關閉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委內瑞拉（RCTV）電視台，支持小區另類媒體，由新的公營廣播頻道取代RCTV，引起了委內瑞拉國內外的批評及關注。同日，委內瑞拉新聞和通信部長威廉·拉臘在首都加拉加斯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提起訴訟，理由是CNN把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與基地組織首腦本·拉登並列屏幕上。除針對美國電視台，委內瑞拉政府已向國內的環球電視台提出指控，理由是煽動刺殺查韋斯。
5月24日，查韋斯在首都卡拉卡斯向當地大學生演講時表示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制度已經陳舊，認為它導致部分年青學生喪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取消高等學校入學考試制度，同時還將取消學生在高等學校將學習期間的考試制度。
2007年6月1日，委內瑞拉和越南簽署9項能源、科技和政治性質的法律文件，以加強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查韋斯和農德孟簽署了一項聯合聲明，以表明雙方對共同有興趣的不同的國際問題和地區問題的看法，以及對雙邊關系的最新進展情況的看法。他宣布越南將與俄羅斯、白俄羅斯和中國一起在委內瑞拉奧利諾科石油帶胡寧第二區塊的開發，越南將出口石油，有巨大的潛力，特別是外海的石油。查韋斯在6月6日發表演講，盛贊自己的朋友普京「堅決反擊美國帝國主義」，感謝普京在2002年政變時幫助他穩固政權，宣布自己准備訪問「戰略盟國」俄羅斯，屆時可能提出對俄石油公司極為有利的合作建議，同時增加采購俄羅斯武器。 他隨後披露了一個完全不為人知的內幕，感謝普京在2002年委內瑞拉政變期間對他的積極幫助，當時反對派曾經迫使查韋斯連續數日失去控制國家的權力，但他沒有公布普京幫助他穩定政權的細節。6月12日，查韋斯前往古巴，與古巴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進行了長達6小時的會晤，就兩國共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另外，當地時間9日，查韋斯接受了美國媒體的專訪，透露了他和卡斯特羅此前多次會談的一些內幕，並宣稱古巴比美國更民主。他在采訪時強調，委內瑞拉在進行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復制古巴的模式。他同時指出，美國無時無刻不在計劃著入侵委內瑞拉和古巴。
2007年6月12日，查韋斯號召全國人民，把那些不用的冰箱搬到中央廣場去，把自己多餘的卡車、鍋送給窮人。他承諾捐獻25萬美元，並敦促委內瑞拉人民效仿他的做法。6月19日，查韋斯在蘇利亞州出席一座熱電廠的開工儀式時宣布政府將建立200多個「社會主義的工廠」，這是「國家玻利瓦爾革命發展計劃」的組成部分。查韋斯還說在剩下的時間里將在戰略性的部門如食品、建築、服裝、化學產品、汽車零件、計算機等領域建立「社會主義的工廠」。這些企業將「加強我們的獨立和主權，將把滿足所有的人基本需要放在優先的位置」。
2007年6月24日，查韋斯向軍隊發出了新的號召。他稱，華盛頓政府正以心理戰和經濟戰為武器，向委內瑞拉發動非常規戰，試圖顛覆其政府，並且號召委內瑞拉軍隊必須每天都思考並隨時准備打一場抵抗戰。同日，查韋斯宣布將給軍隊漲30%的工資，以推動軍隊的職業化，首先受益的將是第一線的戰斗部隊。在6月21日，他還確認了一項從俄羅斯購買一支潛艇艦隊新的武器購買計劃，保護該國50萬平方公里的加勒比海領土。6月29日，查韋斯對俄羅斯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他於6月28日在莫斯科外國文學圖書館大樓參加拉美文化中心開放儀式時號召與會者學習「有關馬克思和列寧預言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著作，戰勝美國帝國主義」。查韋斯在講話中指出美國計劃在歐洲部署導彈防禦系統是明顯針對俄羅斯，並說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希企圖剝奪自由的伊朗國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更是不能容忍。

⑵ 一個國家的上議院和下議院之間的關系是什麼，它們的主要職責是什麼

美國眾議院
the U.S.House
概述
美國眾議院為美國國會兩院之一，另一院為參議院。美國每一州以人口為基準在眾議院中行使代表權，但各州至少有一名議員。院內議員總數經法律定額為435名。眾議員一任兩年。眾議院主席（the Speaker）直譯為[眾議院議長]。 兩院制國會的起源是因為國家的創建者希望擁有一個貼近且跟隨民意公論的「人民議院」；以及與一個較為慎重且具貴族氣派的參議院，以防護集體情緒的狂亂。憲法規定法律之通過須經兩院允許。 眾議院一般被認為較參議院更具黨派色彩。憲法制定者中有很多人企圖讓參議院（一開始是由州議會選舉）成為公民直選的眾議院的制衡機構。於是「建議與同意」權（如批准條約的權力）授權僅由參議院單獨行使。眾議院也有其獨有的權力：倡議歲入法案之權、彈劾政府官員、以及在選舉人團僵持不下時選舉總統。然而，所有這些權力都可由參議院反制（counter-check）。參議院一般較眾議院及眾議員更具威望。參議員任期較長、人數較少、且（多數情況下）較眾議員代表更多的選民。 眾議院會議廳位於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莊南翼。參議院在同一建築物的北翼開會。
歷史
在邦聯條例中，國會為單院制，各州推舉一名代表。邦聯政府在該條例約制下運作，國會因其無效率而於1787年召開大陸會議。各州除羅德島外都同意委派代表與會。國會結構是大陸會議所面對之意見分裂的議題之一。詹姆士·麥迪遜的維吉尼亞方案要求兩院制國會；其下議院應由人民直選，而其上議院由下議院選出。該方案因為要求代表權以人口數為基礎，因而吸引如維吉尼亞、麻塞諸塞、與賓夕法尼亞等大州的支持；然而，小州傾向要求單院制與平等代表權的紐澤西方案。最後，會議中終於達成了康乃狄克妥協案，又稱大折衷案。在該案中，國會中的一院（眾議院）規定為比例代表制，另一院（參議院）規定為平均代表制。憲法在1788年經必要數目的州數（13州中的9州）正式批准通過，但定於1789年三月四日全面實施。眾議院於1789年4月1日第一次達到有效法定人數時開始運作。19世紀上半葉，眾議院與參議院經常因包括奴隸制度在內的區域性不和而起爭執。北方的人口較南方多出許多，所以主宰眾議院。然而，北方在各州行使平均代表權的參議院中並無這項優勢。韋慕特但書（Wilmot Proviso）是一個由眾議院一再擁護而在參議院遭到阻擋的例子。韋慕特但書試圖在經由美墨戰爭所獲得的領土上禁止奴隸制度。奴隸制度與其他多項爭議持續至南方諸州脫離聯邦後迅速爆發內戰(1861年–1865年)為止。這場戰爭以南方挫敗並廢除奴隸制告終。重建（Reconstruction）年代跟著見證了共和黨取得多數，許多美國人將之歸因於聯邦在內戰中取勝。重建年代結束於1877年，接續的鍍金年代以民意的尖銳分隔為特徵，民主黨與共和黨雙方各有數次在眾議院奪得多數席位。19世紀晚期與廿世紀早期也見證了眾議員議長（the Speaker of the House）權力的戲劇性增長。眾議員議長的影響力之高漲始自1890年代，共和黨籍議長湯瑪斯·勃蘭契特·瑞德(Thomas Brackett Reed)的任期中。如其綽號「瑞德沙皇」一般，瑞德試圖使他的看法發揮影響力：「最佳的體系為一黨執政，他黨監督。」眾議院的領導結構約於同一時期發展出來，1899年，院內開始有多數黨領袖與少數黨領袖的職務。少數黨領袖領導眾議院的少數黨，而多數黨領袖在院內的地位僅次於議長。議長的許可權在1903年至1911年共和黨籍的約瑟夫·葛尼·坎農(Joseph Gurney Cannon)任內達到頂點。議長職權包含了議事主席權在內，影響法案委員會（Rules Committee）及對眾議院其他委員會委員的任命。這些權力於「1910年革命」中，因民主黨的影響力與共和黨反對坎農可議的嚴重干涉而時遭削減。民主黨在富蘭克林·羅斯福任內（1933至1945年）長期支配眾議院，通常贏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席次。在接下來的十年共和黨與民主黨各有多次取得多數。在1954年大選獲勝後，民主黨在接下的四十年控制了眾議院。1970年代中期，眾議院有了主要的改革，加強附屬委員會在委員會主席經費開支上的權力，並允許政黨領袖提名委員會主席。這些行為用以暗中削減「資歷」系統，並降低小部分資深委員對其不喜歡的立法工作之阻礙。1970年代同時也為多數黨控製法案帶來轉變。共和黨僅在1995年在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的領導下得到眾議院控制權（見共和黨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金瑞契試圖通過一個由共和黨支持大型法案：「與美國有約」（Contract With America）來對眾議院進行大規模改革。顯著降低委員會主席的任期為三個兩年任期。
議員與選舉
依美國憲法第一條，眾議院席位之分配以各州人口數作基礎，以每十年舉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為依據。但各州至少要有一名代表。憲法中唯一規定眾議院席次數的條款是，選民比例不可多於每三萬人一名議員代表。依在1911年通過的Public Law 62-5，眾議院席次定額為435席。其數量曾在1959年短暫增為437席，以反應新增的阿拉斯加與夏威夷兩州，但於四年後恢復為435席。有權選出多於一名眾議員的州須分割選區，各區選出一名議員。選區重劃於每次人口普查之後進行，而在兩次普查之間允許各州修訂選區界線，每州都可自訂其選區。有些州由不具黨派色彩者負責其程序，另有一些州由州議會來進行。最高法院與「Wesberry v. Sanders」一案中明定不規則選區劃分（malapportionment）違憲，各選區內之人口數須約略相同。另外，在選舉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中，州政府不可基於降低少數民族表決權之目的而將選區劃分為傑利蠑螈（gerrymander）式不規則狀。然而，依政治目的而不規則劃分選區未受禁止，即使因此而牽涉到特定民族的聚居地區亦然。憲法並未規定哥倫比亞特區與其他未成主州府的屬地之代表權。然而，國會也通過法律允許其選舉委任代表（delegates）或居民代表（Resident Commissioners）。委任代表與居民代表允許參與辯論並在委員會中參與表決，但不得在大會中投票。哥倫比亞特區與美屬薩摩亞、關島、美屬維京群島等屬地各有國會代表。僅波多黎各選舉居民代表。眾議員與委任代表一任兩年，而居民代表一任四年。眾議院選舉在偶數年份舉行，選舉日定於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二。一般而言，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大選前數月舉行黨內初選選出其候選人。獨立人士與其他政黨的選舉人產生辦法各州不同。在大選中，幾乎所有的州都使用簡單多數決（first-past-the-post），也就是囊括多數選票（不一定過半）者獲勝。唯一的例外是路易希安那州使用復選式排序投票（runoff voting）。任期內職務出缺必須由同樣方式舉行的特別選舉選出續任者。一旦當選，眾議員可續任至任滿、身故、或辭職為止。另外，憲法規定眾議院可在三分之二多數同意下驅逐個別議員。在美國歷史上，唯有五名議員曾遭驅逐，其中三名於1861年因支持導致內戰的美利堅聯盟國脫離聯邦而遭解職。1980年，麥可·麥爾斯(Michael Myers)因受賄而遭驅逐。較現代的例子則是2002年中詹姆斯·塔福肯(James Traficant)因貪污定罪而遭驅逐。眾議院也有權譴責其議員。讉責案僅須半數通過即可，但不能強迫議員離職。眾議員於姓名前加「閣下」（The Honourable）以示尊崇。只有眾議員們可通稱為「國會議員先生」（congressmen）或「國會議員女士」（congresswomen），參議院雖然也屬國會，但參議員則不適用此稱呼。眾議員平均薪資在2005年為美金162,100。眾議院議長與院內兩黨領袖薪資更高。相較之下，參議員所得同於眾議員，內閣首長為美金180,100，而美國總統為美金四十萬元。
資格限制
憲法第一條第二款設立三項成為國會代表的資格：須年滿廿五歲，須為美國公民七年以上、必須（於選舉日前）為所代表州之居民。然而，並不要求議員須居住於其選區。眾議員在年齡與公民權的資格限制上較參議員為寬松。另外，依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規定，任何聯邦或州府官員，若於宣誓效忠憲法後涉及叛亂或協助美國的敵人，依法取消其任國會代表之資格。此一在美國內戰結束後迅速具強制性的條款，企圖阻止支持美利堅聯盟國者擔任議員。該修正案規定，若國會兩院表決通過移除其資格取消，遭取消資格者仍可回任。
職務
眾議院中擁有最多數席位的政黨稱之為多數黨；次多者為少數黨。議長、委員會主席與其他院內職位通常由多數黨議員擔任。其相對職位（如委員會副主席[ranking members]）則由少數黨擔任。憲法規定眾議院自行推選議長（The Speaker）。憲法中雖無明文規定，但眾議院議長一定是眾議員。議長職權依眾議院內規與慣例制定，憲法並未具體規定。議長同時是眾議院領袖及其所屬政黨（一定是多數黨）的領袖。依1947年的「總統繼位條例」（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眾議院議長的總統繼位順序僅次於副總統。議長為眾議院議事主席，但並不主持所有的議事討論，多半會委任其職權給其他議員。主席席位位於會議廳前方。主席權力廣泛，其中一項重要的權力是控制發言順序。不經主席認可，議員不得發言或提議。而且，主席可裁定「程序問題」（議員抗議發言者違規），但其決議可訴諸全院表決。眾議院議長為其所屬政黨之指導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選擇常設委員會主席。議長裁定由何委員會審議法案、指派法規委員會中中部分的成員。在總統職位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掌握的情況下，眾議院議長可成為事實上（de facto）的反對黨領袖。由於眾議院議長為掌控眾議院實權的政黨領袖，該職位一般為政黨利益所用。院內政黨各自選出多數黨與少數黨領袖。少數黨領袖為其所屬政黨徹頭徹尾的領袖，而多數黨領袖則不然。事實上，議長為多數黨領導者，而多數黨領袖則為次高的領導。各政黨也選出黨鞭以確保所屬政黨的表決意向符合政黨領導者的意願。與參議員相比，眾議員較依賴所屬政黨，並通常會依照政黨領袖意向來投票。政黨領袖選擇委員會主席的權力可激勵議員們合作。其結果是，眾議院中的領導地位較參議院中重要，眾議院中的氛圍被認為更具黨派之見。眾議院內也有不具議員身份者擔任之職位。眾議院主管官員為眾議院執事（the Clerk），負責保管公開紀錄、准備文案、並督導其他院內職員。眾議院執事也在國會每次選出眾議院議長時擔任主持。另一個重要官員為糾儀長（Sergeant-at-Arms）,為眾議院的執法首長，維持眾議院議場的秩序與安全。日常警務工作實際上由國會山莊警察部（Capitol Police)處理，其主管單位為糾儀長所轄的國會山莊警政署（Capitol Police Board)。
議事程序
如同參議院一般，眾議院在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山莊召開會議。眾議院會議廳的一端是議長主持會議的主席台。主席台底層供院內職員及其他官員使用。議員們的議席排列為半圓形，以中央寬闊的走道分隔開。傳統上，民主黨議員的席位在右方，共笸黨在左方，以主持席面對方向為准。會議一般在星期一至五召開，在星期六、日召開的會議極為罕見。會議過程一般對公眾開放，並由C-SPAN頻道對外播出。眾議院議事程序不僅要依法，還要依照多樣的慣例與傳統。眾議院大多依全體一致同意的方式豁免自身若干嚴格的條款（包含辯論時間限制）。任何議員都可以阻擋全體一致同意的協議，但實際上，這樣的反對極其少見。會議主席行使眾議院議事法規，並可警告脫序的議員。會議主席使用議事錘維持秩序。憲法規定院內議員出席過半為法定有效人數。眾議院依規章與慣例向來假定出席率到達法定有效人數，除非經清點後證實並非如此。任何議員都能以「法定人數不足」為由提出程序問題。若議事主席接受此程序問題，便會進行人數清點。雖說大多數的議員通常並不出席辯論議程，法定人數不足的情況罕見成立。在辯論進行中，議員唯有在主席召請時得以發言。議事主席可判定準許特定議員發言，從而控制辯論程序。所有議員必須尊稱議事主席為「議長先生」或「議長女士」。唯有主席可於演說中被直呼，其他議員時須使用第三人稱相互稱呼。議員彼此多不直呼其名，而以其所代表的州作稱呼，如『來自維吉尼亞州的紳士』或『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女士』之類。在法律進入眾議院之前，眾議院法規委員會在正常情況下會對其通過辯論規則。例如說，委員會判斷該法案是否允許有修正案。「開放性法案」允許相關的修正案；「封閉性法案」限制甚或禁止提出修正案。對法案的辯論一般限制在一小時以內，由多數黨與少數黨均分。辯論各方在過程中由監察人（floor manager）領導。監察人分配議員的辯論時間。在激烈爭論中，許多議員都想發言，所以，每個議員可能只有少到一分鍾甚至三十秒的發言時間來說明立場。在辯論達成結論時，待表決的議案便提請表決。眾議院大多以口頭進行表決。由議事主席提出待表決案，而議員們回答「贊成」（Aye）或「不贊成」（No）。議事主席接著宣布表決結果。任一位議員皆可質疑主席的評斷並要求書面表決。此一請求須獲出席議員中五分之一附議，方得認可。實際上，眾議員會基於禮貌附而議書面表決的請求。在某些情形下，例如表決年度預算時，會自動進行書面表決，。眾議院內的表決有三項慣例。第一，眾議院以電子表決器進行表決。議員們使用身份鑒別卡在院內44個投票站之一記錄其表決意向，幾乎所有表決都是以電子表決器進行。第二，眾議院可進行口頭表決。議員們投下色卡以表示其向：綠色表示同意，紅色表示反對，而橘色則表示表決時在場（棄權）。口頭表決一般只在電腦故障時舉行。最後，眾議院可進行唱名表決。院內職員朗讀議員名冊，由被點到者宣布其表決意向。此一程序僅在非常正式的選舉中進行（例如議長選舉），因為點名數百名的議員極為耗時。表決傳統上持續約15分鍾，但在領導者需要聯絡更多議員時可延長。2003年的處方葯津貼（Prescription Drug Benefit）表決開放達三小時，自下午三點至六點。2005年的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表決開放也達三小時，自午夜十一點至二點。議事主席可如其他議員一般投票。表決結果若為平手，議事主席並無投決定票（casting vote）之權（除非他尚未投票）。在平手的情況下，法案宣告不成立。
委員會
眾議院各委員會（及其下的屬附委員會）有多項職能，包含法案復議與監督行政部門。委員會的各成員由眾議院全院正式任命，但其人選實際上由政黨產生。一般說來，各政黨會尊重個咂議員的喜好，依資深程度給予優先權。各政黨在委員會中的席次分配依其整體席佔率而定。眾議院內最大的委員會為眾議院全院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Whole）。如其名稱所示，該委員會成員含括院內所有的議員。全院委員會在眾議院議事議舉行會議，可審議並修訂法案，但無最終認可權。一般說來，全院委員會的辯論程序較眾議院自身的辯論程序更具彈性。多數的委員會事務由20個常設委員會執行，每一個委員會都對諸如農業或國際關系等特定部會具管轄權。各常設委員會對其具管轄權部會的相關法案進行審議、修訂與公告。各常設委員會擁有與法案相關的額外權力：他們可阻擋法規進入參議院。常設委員會也監督行政部門各部會與其官員。若要卸除官員職務，常設委員會有權召開聽證會並傳訊證人與相關證物。眾議院也有一個非常設委員會的永久性委員會，即美國眾議院特別情報委員會（[U.S. House Permanent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另外，國會內也設有共同聯席委員會，成員包含參眾兩院議員。有些共同聯席委員會監督獨立的政府組織。例如說，圖書館共同聯席委員會監督國會圖書館。其他共同聯席委員會用以作咨詢報告。例如說，有這麼個租稅共同聯席委員會。法案與人事案並不提交到共同聯席委員會，所以，共同聯席委員會的權力低於常設委員會。參議院每一個委員會與附屬委員會都由一個主席（一定是多數黨藉）領導。在1970年代之前，委員會主席大權在握。伍德羅·威爾遜稱:權力並不集結在任何一處，反而像是故意政策性的分散給各小小的老大們。權力，像過去的時代一樣，分割為四十七塊領地。每塊各有作為領地貴族的常設委員會，與作為其領主的委員會主席。這些瑣屑的貴族們－其中有些權力稍高，但無人具全權處理的權威－會在其所屬領地上行使專制權威，有時威脅著撼動王國本身。以前，委員會的主席資格純粹取決於資深程度，然而，這樣的規矩在1975年改變，允許黨團推選委員會主席。在1995年委員會主席的權力廣泛，可控制委員會議程，也可阻止委員會通過法案。思想新潮的委員會主席並不會強力運用自己的影響力，雖說仍有些例外。僅次於主席的委員會委員是由少數黨擔任的委員會發言人，通稱副主席（Ranking Member）。
立法職能
大多數法案會送入國會兩院其中之一。憲法規定『所有將增加歲入的法案應由眾議院首議』。所以參議院無權提案徵稅。參議院所無權首議的撥款法案或授權開支聯邦資金的法案，眾議院可自行提出。歷史上，參議院曾論爭此一有利於眾議院的解釋。然而，對參議院所提出的撥款法案，眾議院就是拒絕審理，因此實際上奠定了這項論爭的結果。憲法阻攔參議院討論歲入相關法案是基於英國國會的運作方式，在英國只有英國下議院可行提出該種議案。雖然不能自行提出歲入法案，參議院仍有權對之修訂或駁回。正如伍德羅·威爾遜所寫道 參議員（對歲入案）的修訂權已達到所能容許的最寬松范圍。上議院可以加入自己喜歡的條文，可以完全與初始提案無關且插入全新的條款，調整開支數目甚至其目的。就從眾望所歸的會議廳所送來的資料而言，他們立下的是全新的法條。 包含歲入法案在內，任何法案都須經參眾兩院認可才能成為法律。兩院必須通過完完全全相同一致的法案版本。若有不同，可召開兩院議員聯席的協商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解決。法案通過參議院的流程，請見國會法案（Act of Congress）。
分權與制衡
憲法規定總統僅可在得到參議院『建議與認可』後任命人事與簽訂條約。眾議院在這兩項程序中並無憲法上的作用。所以參議院的權力較眾議院為廣泛。憲法授權眾議院因『叛亂、貪污或其他輕重罪行』而彈劾聯邦官員，並授權參議院作同樣的嘗試。眾議院可經簡單多數表決通過彈劾案，而參議院須三分之二多數表決通過定案。經判決確定的政府官員自動解職，參議院可進一步禁制被告將來再任公職。在彈劾過程中不準有其他的懲處。然而，被彈劾者有可能在一般法庭上面對罪行懲罰。在美國歷史上，眾議院曾十六次彈劾政府官員，其中七位官員遭判決解職（其中一人在參議院完成審判前辭職）。只有兩名總統曾遭彈劾：1868年的安德魯·強森與1999年的比爾·柯林頓。兩椿彈劾案都以失敗告終。在強森一案中，參議院僅以一票之差未達判決成立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在美國憲法第十二修正案中，眾議院有權在沒有總統候選人取得選舉人團多數支持的情況下，推選總統。第十二修正案要求眾議院自選舉人團得票數最高的兩名候選人中選出一名。憲法規定『選舉須由州府舉行，各州的代表各有一票』選舉人團中的平手僵局非常罕見。在美國歷史上，眾議院僅有兩次須打破此種僵局。在1800年眾議院選出湯瑪斯·傑佛遜擠下艾倫·伯爾（Aaron Burr）。在1824年眾議院選出約翰·昆西·亞當斯擠下安德魯魯·傑克森。打破僵局以選出副總統的權力屬於參議院。
編輯本段2007年成員黨派
議員數 共和黨 202 + 1* 民主黨 233 + 4* 獨立人士 1 總人數:435 + 5* *委任／居民代表

簡單說：參眾兩院的區別：

1、總統與外國締結的條約及總統任命的官員須經參議院。參議院有權在特定條件下復選副總統。

2、眾議院有權提出財政案和彈劾案，有權在特殊條件下復選總統。但彈劾案須經參議院審判。

3、副總統是參議院的當然議長；而眾議院議長是全院大會選舉產生。

⑶ 【50分】歷史上治貪制度

明太祖 剝皮實草 肯定是最著名也是最狠辣的啦。朱元璋還鼓勵百姓檢舉揭發，實行全民監督反腐。 兩宋 是士大夫的樂園，很少殺高級官僚，岳飛的死是一個巨大的悲哀和罕有的例子。他們反腐用的是高薪養廉法。 再早就好像沒有明確的制度了，北魏開國一百年後才給公務員發工資，真不知道那些人怎麼養活自己。漢朝以後逐漸形成九品中正制，有道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官位被世家大族所壟斷，上下沆瀣一氣，沒聽說有什麼有效控制手段的。 說來，某某青天、某某青天是從宋代以後才開始叫開的：包青天、海青天、於青天。是不是由於政府對貪官打擊逐漸加強而涌現呢？

⑷ 什麼是洗錢，什麼是反洗錢

1、洗錢是指犯罪分子通過一系列金融帳戶轉移非法資金，以便掩蓋資金的來源、擁有者的身份，或是使用資金的最終目的。需要「清洗」的非法錢財一般都可能與恐怖主義、毒品交易或是集團犯罪有關。

2、反洗錢(Anti-Money-Laundering )，是指為了預防通過各種方式掩飾、隱瞞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洗錢活動，依照本法規定採取相關措施的行為。

(4)台立法機構涉貪擴展閱讀：

常用的洗錢方式：

1、現金走私。在許多的國家並未建立現金交易報告制度，所以將犯罪收益通過走私帶入這類國家，然後存入銀行，是洗錢的重要方式，這也是各國嚴格限制出入境現金攜帶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2、將大額現金分散存入銀行、構建存款。這種方法也叫化整為零，是將大筆資金分散成小額存款，以免引起懷疑。一些國家建立了嚴格的現金交易報告制度，對於超過限額的現金交易，銀行必須向反洗錢情報部門報告。所以洗錢分子往往將大額現金拆分成低於報告標準的金額分散存入銀行，逃避監管。

3、利用現金密集行業。越來越多的洗錢者利用現金密集行業進行洗錢，他們以賭場、娛樂場所、酒吧、金銀首飾店作掩護，通過虛假的交易將犯罪收益宣布為經營的合法收入。

4、直接購置各種動產或不動產。直接購買房產、高價值的交通工具、古玩、藝術品以及各種金融證券等，然後在轉賣中套取現金存入銀行，逐漸演變成合法的貨幣資金。

5、利用證券業和保險業洗錢、無記名債券或期貨。由於證券業交易資金量巨大，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種繁多而且復雜，全球資本市場已經形成，這都為洗錢提供了最好的掩護，所以許多的洗錢犯罪是通過包括股票、債券、期貨在內的證券交易形式進行的。還有許多的洗錢者在保險市場購買高額保險，然後再將保費以退費、退保等合法形式回到罪犯手中，以掩蓋犯罪收入的真實來源。

6、利用離岸金融中心、銀行保密天堂等國家和地區對個人資產過度的保密措施。在某些國家和地區，要麼允許成立匿名公司，要麼對個人資產有著過度的保密措施，使得犯罪收入進入這些地區後，真實來源很容易被隱藏。

7、開展顯失公平的進出口貿易，甚至注冊皮包公司，開展虛擬交易。通過開展一些與標的極不相稱的進出口貿易，實現洗錢的目的，或者是以皮包公司偽造的經營業績，把犯罪收入變成合法的經營收入，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手段。

8、先撈後洗。一些貪官在位時拚命撈錢，撈了就辦企業、開公司。這種洗錢的方式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下海後，一般都沒有「嗆水」。他們與有些唯恐露富的私人老闆不同，無論是辦企業還是炒股、期貨，不管實際上是賺了還是賠了，一般都會宣傳自己「大發特發」，惟恐別人不知道自己賺了錢，因為他們要給自己到手的黑錢找個「說法」。

9、邊撈邊洗。自己撈錢親屬經商，這種方式比較普遍，貪官自己利用手中的權力拚命撈錢，親屬則下海開娛樂場所、餐廳，辦企業。如果不是與貪官本人非常熟悉，對貪官與其親屬的關系是不可能知道的，因而洗錢就顯得更容易，案發的可能性就更小些。

10、連撈帶洗。別人公司自己掌權。政府官員或國企老總創辦私人企業，但由別人代理，企業表面上是別人的，但大權由自己掌握。這樣既可以通過經濟往來把黑錢轉移到自己企業的賬戶上，又可通過正常的納稅經營再賺一筆。

11、轉移境外。目前最普遍的洗錢方式是將黑錢轉移出去，或在境外收取贓款並洗白。一種是非貿易方式，一些領導幹部把子女送到國外，用支付教育費、保險費、傭金等方式套購外匯，再匯到境外。另一種是貿易方式，高報進口，低報出口。

12、賄賂金融高官將黑錢匯往境外。一般為*、販毒犯罪集團賄賂金融高官放鬆對資金結算的審查和管理，將黑錢轉移出境。如2001年香港廉政公署搗毀了香港最大的跨境洗錢集團，洗錢金額高達500億港元。

13、利用合法的金融體系洗錢。不法分子通過銀行或非銀行的金融機構清洗贓款，特別是有一些犯罪嫌疑人使用假身份證在銀行開設多個賬戶，用於轉移和藏匿非法所得及其收益。

14、利用互聯網洗錢。不法分子利用網上銀行轉移贓款，有的還通過網上賭博，把黑錢洗「白」。

15、通過投資洗錢。不法分子通過投資興建賓館，開設公司，購買商品房，投資房地產等方式洗錢；有的甚至在境外開設公司，為其犯罪所得披上合法的外衣。

16、利用進出口貿易洗錢。犯罪嫌疑人通過虛報進出口價格或偽造有關貿易單據等方式跨境轉移贓款。

17、旅行支票：海關會對於通關者攜帶的現金要求申報，未申報者超過限制者沒收，但不會對攜帶旅行支票者做金額的限制，重點在於無背書轉讓給第三者，因為支票被存入銀行兌現，最終會回到原發票人的手中。

18、在賭場以代幣間接兌換：在賭場中兌換成代幣，再將代幣直接交付給洗錢的受益人。再由他去將代幣兌換回現金（通常需要 5% 左右的手續費），在外可聲稱在賭場內賭贏的。這樣可以避免透過紙鈔上的編號直接追查到洗錢的受益人。常用於各國可將代幣兌換回現金的職業賭場。

19、古董珠寶或具價值收藏品、高價中古精品 利用低買高賣的假買賣，將錢以合法的交易方式，洗到目的帳號。此方式亦常用於收賄的收錢方式；或購買具價值的古董珠寶或收藏品，再訛稱為自家收藏品在市場上放售，一般會購買沒有記號的物品如文物、郵票或歷史悠久的名廠樂器。或私下購買多部名車，中古私人飛機，珠寶名牌等高價值物轉售。

20、基金會：不肖政客，成立基金會，假捐贈給基金會，誘騙企業捐款，再掏空。企業或財團，利用假捐贈給自己能掌控的基金會，左手搬錢到右手，逃漏所得稅。政客或企業利用賑災名義募款，可是募到的善款私自挪用，或用各種名目扣住善款於私人戶頭。在跨國洗錢活動中，以各地不同慈善名義的基金會中互相轉換款額。

21、跨國多次轉匯與結清舊帳戶：利用轉匯的相關單據有保存期限的漏洞。 直接跨國搬運：利用專機或具有海關免驗的身份者，直接把錢搬到外國，常用100美元的紙鈔方式運送。

22、人頭帳戶：由於最怕黑吃黑，怕人頭到銀行聲稱存摺與提款卡與印章丟失，另行申請新的存摺與提款卡並變更印鑒，進行盜領。所以通常用於人頭本身所不知的外國開戶。

23、外幣活存帳戶：使用多次小額存款的方式存入，再到外國提領外幣。俗稱「螞蟻搬磚」，常配合「人頭帳戶」使用。

24、跨國交易：常見於無實體商品的產業。利用交易金額造假灌水的方式，先透過合法的方式將金錢匯往外國掮客的帳戶，再通過外國帳戶分錢，分清原本的交易金額、掮客的傭金與原本要洗出去的錢。

25、地下匯兌：常見於不肖的賣珠寶金飾的銀樓。除了非法兌換外幣以外，甚至可將現金兌換為外國的無記名與背書的支票，供客戶至外國的帳戶存入。

26、跨國企業的資金調度：常見於金融業，銀行或保險業等，常以大批的現金紙鈔進行跨國搬運。例如以麻繩捆綁、紙箱方式搬運。

27、人頭炒樓：使用人頭購買房地產，向承包商或開發商以市價五至七折買入，以現金支付。然後在短期內快速脫手（例如預售屋在交屋前），獲利約50%－100%。

28、假借貸：常用於收賄或貪污。收錢的人持有對方開立的遠期兌現的本票或支票。即使被查到這張本票或支票，可聲稱為借貸關系。等風頭過了或不在其位，沒有明顯的對價關系時，再把本票或支票轉手給第三者，或是扎進銀行兌現。或是貪污被抓包的人說要還錢，但開立本票或支票，只要沒有兌現就沒有真正的還錢。

29、偽幣或偽鈔：將偽幣或偽鈔，通過多次小金額消費行為，或是利用自動販賣機找零行為，或是紙鈔兌換成硬幣的機器。將偽幣或偽鈔洗成真錢。黑道：購入價值的毒品販毒、地下槍械等。將贓款轉嫁給他人

30、百貨公司的禮券：具有高度的流通性，但由於具有不易兌換回現金的特性，故需有一定的人脈，才方便消化禮券。例如轉賣給各公司的員工福利機構，將禮券做為其各公司員工的節假日獎金方式發放。

參考資料：洗錢（一種將非法所得合法化的行為）_網路反洗錢_網路

⑸ 佩洛西抵達台立法機構，美媒出現內訌，牽出了哪些佩洛西的「黑歷史」

根據最新消息報道，佩洛西丈夫酒駕被抓還檢測出吸毒。還有佩洛西涉嫌內幕交易，重大經濟信息告訴愛炒股的丈夫保羅，導致保羅的盈利點數比股神巴菲特還高了一倍。

⑹ 朱元璋是怎樣懲治貪污

據說，洪武時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定要與妻子訣別，安排好後事，猶如上法場一般，意謂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後闔家歡悅，慶賀又活過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經驗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時朱元璋將玉帶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會輕開殺戒。如果將玉帶按於腹下，肯定怒火中燒，當朝必有不少人難逃殺身之禍。生活在當代社會的人們恐怕永遠也難以體味「伴君如伴虎」的悲涼！

清代學者趙翼在其《廿二史札記》中有《朱元璋重懲貪吏》一節，其中轉引明人筆記《草木子》的內容，特別講到明太祖朱元璋將剝皮作為懲辦貪官的重要刑法之一。朱元璋為整肅吏治，杜絕貪污，鼓勵平民百姓申訴揭發。凡查實貪污款額在白銀60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之後，仍要剝下其皮，填充乾草，製成人皮草囊，掛在公堂之上，以起到觸目驚心的效果。在各個地方衙門的左側，修築一座廟宇，一方面祭祀土地神，一方面作為剝取人皮的專門場所，號稱「皮場廟」。

數百年之後，我們仍不難想見，當年在人皮革囊相伴下明朝官員的驚恐心境。貪污腐化固然十分可惡，但這種剝皮的懲治手段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這大概是歷代懲辦貪吏的一個最極端的表現，這種過激方式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對貪吏的切齒痛恨與其本人的閱歷分不開。

創立元朝的蒙古人武功之盛可謂超邁古今，他們橫掃亞歐大陸，建立起疆域空前的大帝國。元朝建立後，也許是出於對自己武力的過分自信，蒙古族統治者忽視了征服與治理之間的天壤之別，「以馬上得之，又以馬上治之」，其固有的社會組織根本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同時又不注意建立與健全相應的制度與機構，由此導致統治秩序的脆弱與紊亂。在元世祖忽必烈死後，政治危機時常將帝國推向風雨飄搖、動盪不寧的境地。最突出的又最激烈的沖突便是皇位之爭。蒙古族與色目大臣擁有兵權，公然參與皇位之爭，互相屠戮，混戰不休。據粗略統計，從忽必烈去世到元順帝即位，在40年的時間里，有10位皇帝走馬燈似的粉墨登基。這種兵戎相見的皇族惡戰，對元朝統治秩序及社會倫理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皇位往往被稱為「國本」，也就是保證封建王朝正常運轉的軸心，對皇帝的忠誠與盡職盡責又是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石。皇位缺乏穩定，必然導致整個社會的躁動不安。與此同時，揮霍奢侈之風在元朝皇室及貴族中間盛行，其程度達到駭人聽聞的地步。

元朝最高統治集團的內訌和肆意妄為，從根本上決定了元朝官府的風氣。元朝政府公開賣官鬻爵，按官位高下各有定價。這些上任的官吏自然將任職作為巧取豪奪的良機，貨賄公行，「惘然不知廉恥為何物」。各級官吏巧立名目，公開索要，如下級參拜上司就需交拜見錢，無事白要為撒花錢，逢節則索要追節錢，慶賀生辰則要生日錢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就連負責糾察百官的肅政廉訪司的官員進入衙門後，也根本不問政事與百姓疾苦，只是帶著手下檢稱地方官員奉送的銀兩，而奉送的銀兩數量就直接決定著官員的宦途。官場如同市販，政治腐敗已到了無可救葯的地步。

皇族、權貴及各級官吏的揮霍浪費及貪污腐化都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礎上，時有民謠雲：

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

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

哀哉可憐！

地方官吏為滿足自己的貪婪及上司的索要，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財，敲骨吸髓，無所不用其極，在平民百姓看來，這些冠冕堂皇的官員同那些打家劫舍的強盜一樣兇殘。層層加碼的盤剝與敲詐使億萬平民陷入了水深火熱的深淵，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元朝殘暴統治的無數受害者之一。

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身為萬乘之尊的朱元璋已是蒼顏皓首，但依然無法忘卻童年悲慘的記憶，特撰《御制皇陵碑》文，真切地記錄了他童年的遭遇，這篇自傳性質的文獻至今讀來仍令人心中充滿酸楚：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

農業艱辛，朝夕彷徨。

俄爾天災流行，眷屬罹殃，

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孟兄先死，合家守喪。

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

既不與地，鄰里惆悵。

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

殯無棺槨，被體惡裳，

浮掩三尺，奠何餚漿。……

朱元璋出身於貧苦的佃農家庭，一家人終年辛勤勞作，卻依然無法擺脫一貧如洗的狀況。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春，其故鄉淮北地區發生嚴重自然災害，大旱之後蝗蟲又起，加之瘟疫肆虐，朱元璋的父母及長兄相繼過世，孤苦伶仃的他找不到一塊安葬親人的墓地。幸得一位好心人慷慨相助。朱元璋才有一片荒地掩埋親人，但「殯無棺槨，被體惡裳」，草草了事。接踵而至的天災人禍，使年幼的朱元璋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絕境，萬般無奈之下，他與仲兄灑淚而別，各自逃命。為討得口糧，朱元璋經鄰人介紹進入僧廟作雜役。可是時過不久，連寺廟僧眾也逃荒而去。孤苦無依的朱元璋只得四處乞討，嘗盡了人生的悲苦與坎坷：

仰窮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

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泱佯。

西風鶴唳，俄浙瀝以飛霜。

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

曾掙扎於死亡線上的朱元璋在經歷了這些刻骨銘心的苦難後，對那些只知貪污盤剝、絲毫不體恤百姓的官吏產生了切齒的仇恨。即位之後，朱元璋常常對左右侍臣講到這一點。他說：從前我在民間，常常看到州縣官吏個個貪財好色，日日馳逐飲酒為樂，對百姓疾苦漠不關心，我心裡十分痛恨。因此，朱元璋宣布：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革除奸弊，百官定然因循故習，不能振舉。今後，凡遇到官吏蠹害黎民者，絕不寬恕。

當然，國君施刑應本之國法，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他很早就重視王朝法制的建設，曾強調「禮法為國家綱紀，禮法立則人心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在統一全國之前，朱元璋就著手各種法規的制訂，並諭示群臣：「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目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朱元璋的這些觀點是有著前車之鑒的。元朝官府濫施酷刑，並沒有能夠壓制住平民反抗的狂潮，也無法挽回覆亡的命運。親身經歷元末農民戰爭的朱元璋體會頗深。由此可見，朱元璋在建國之初並沒有單純推崇酷刑，而是主張用簡明的法律條文治理天下。

然而，客觀情況的發展出乎意料之外，明朝初年，盡管朱元璋三令五申嚴禁貪殘擾民，但各級官吏因循元朝遺習，貪墨之風泛起，作姦犯科之事頻頻出現，大有屢禁難止之勢，人們形容當時的情景為「贓吏貪婪，如蠅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這使朱元璋極為惱怒。劉辰《國初事跡》曾載：朱元璋於建國之初，編定刑律頒布於各級官衙，諭令遵行，豈料犯法者特別多。朱元璋曾憤憤地說：「我欲鏟除天下貪官污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素以性格剛斷、行事果敢的朱元璋絕對無法容忍這種局面的延續。他公開揚言：「從吾命者，五福備於身家；不從吾命者，五刑備坐於家身。」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大開殺戒，一場全國范圍內的對貪官污吏的屠戮拉開了序幕。

明朝初年發生了著名的「四大案」，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謀叛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貪污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藍玉謀叛案。胡惟庸與藍玉案件習稱「胡藍之獄」，是朱元璋濫殺開國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與郭桓案則是對涉嫌貪墨官吏大規模的鎮壓。

「空印案」發生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根據明代的財政制度，每年各個布政使司及下屬府州縣都要派出審計官吏前往京師戶部，核對其所在衙門交納中央官府的錢糧、軍需事宜。在審核過程中，戶部常常會發現雙方賬目不符之處，一旦如此，就要駁回原冊，勒令該地計吏重新填報，蓋上原衙門的印信，重新上交審批。可是，大多數地方與京師相距遙遠，遠則六七千里，近亦三四百里。在當時交通條件相當落後的情況下，這種往返會耽誤十幾天、幾十天，甚至幾個月的時間。為避免不必要的奔波之苦與時間浪費，各地計吏均帶著蓋有官印的空白冊頁，預備遭戶部駁回時，遵照戶部數額，立即重新填報。這本來是衙門中習以為常的慣例，沒想到細心的朱元璋發現後，認為這是各級官吏營私舞弊、欺上瞞下的惡劣行徑，立刻勃然大怒：「吏員竟敢如此欺朕耶？戶部主事容隱，各省自然膽大妄為。」下令處死戶部尚書及各地布政衙門的主印長官，佐官杖一百，發配邊地。「空印案」中涉嫌被處死者有數百人，受杖發配者達數千人，一時震動天下。

不過，與發生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貪污案相比，「空印案」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朱元璋十分痛恨不時出現的貪污現象，他主觀上判斷朝廷中掌管錢谷、刑名等事的六部，是天下官吏貪污的最主要源頭，因此對六部官員備加提防。郭桓為當時的戶部侍郎，1385年，有人揭發他與北平（今北京）官吏李或、趙金德等人通同舞弊，吞盜官糧。朱元璋聞之大怒，下令錦衣衛拷訊涉嫌官吏，結果這些人供認：與他們勾結的還有刑部尚書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麥志德等人。據記載，這些人的主要犯罪事實為與十三布政使司盜賣入倉官糧，及接受浙西等府賄賂、賣放秋糧等。對於牽涉面如此廣泛的重大案件，朱元璋的處理是十分果決的，六部中凡有官吏與此案有染者，「舉部伏誅」，同時，十三布政使司中管理官糧的官吏也盡數斬殺，「系死者數萬人」。

執法貴在公正嚴明，朱元璋提倡「法貴簡當」、「使民寡過」的立法宗旨並沒有在實際中得到運用，就拿上述兩大案件來講，就頗有可議之處。當時已有朝臣提出異議。如寧海人鄭士利就對「空印案」提出反駁。鄭士利之兄鄭士元是一位剛直而有才學的官員，官至湖廣按察使僉事。「空印案」事發後，凡各布政使司內主印者皆死，佐官杖後戍邊，鄭士元也因此同坐入獄。當時朱元璋盛怒之下，諸位諫官都不敢勸解。鄭士利因兄長涉案，惟恐被人指為假公濟私，故而直到鄭士元戍邊之後方才上書數千言，申辯「空印案」之冤枉。他在上書中講道：「陛下追究『空印案』的原因，大概就是擔心奸吏用空印紙為文欺騙百姓。但是，公文轉移必須完印方可承認，將兩個夾縫印拼合方才有效，即使得到一印一紙也無絲毫的用處。錢谷的數量必經多次核對，在省府核對無誤之後，至戶部才能最後確定。省府距離京師，遠者六七千里，近者也有三四百里，如果在戶部核定後，再回本省府加印，如此往返非數年不能完成，因此各府省先加蓋印章，至戶部再填寫數字，這種權宜之計由來已久，並非今日官吏所發明，何足深罪？」

鄭士利還進一步強調：

國家在制定法律條款之後，必先明示天下，而後觸犯條律者，可明確其為明知故犯。但自我大明開國至今，未嘗有懲治「空印」的律條，各級衙門前後相承，不知其為大罪，如今一旦全部誅殺，如何能使受誅者心服？朝廷招求賢士，安置於重要職位，人才難得，而那些位至郡守者。都是數十年所成就的通達廉明之士，非如雜草，可刈而復生也，陛下為何以不足之罪而壞足用之材！臣竊為陛下惜之！

鄭士利此疏語語中肯，有理有據，實為發自肺腑之言。沒想到朱元璋覽後大怒，命御史推問幕後指使者，鄭士利慨然一人承當。萬幸的是，自感必死的鄭士利只是與其兄一道充軍發配。

誠如鄭士利所雲，「空印」一案在定性及量刑諸方面存在的問題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法律是國家賴以維護的綱紀所在，量刑定罪必須以事實為根據，「空印」之事並非完善無缺，但作為體諒下情、提高辦事效率之舉，為行政部門之慣例，相沿已久，無足厚非。明朝在法例規范之中也並未涉及，此種做法本身並沒有觸犯律條。朱元璋所怒所疑，乃是這一做法可為下吏貪贓枉法開啟方便之門，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定罪必須有相應的犯罪事實，不能以一種「莫須有」的可能性作為定罪的依據。

其次，既然沒有明確的犯罪事實，即興大獄，廣事株連就更加背離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獨斷專橫、濫發淫威的意味。將各級衙門主印者一概誅殺，佐吏也同時受杖發配，牽連人員達數千人之多，朱元璋的處理可謂不公。顯然，雖不能說這些被懲官吏均為清白無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而且這些人一概被剝奪了申辯的權利，其他朝廷官員畏於朱元璋的淫威，也不敢上言，就連以死上諫的鄭士利也被同坐。朱元璋出於對天下貪官污吏的切齒仇恨，決意誅除民害，其本意似無可非議，然而這種一味猜疑、蠻橫專斷的做法本身就是對王朝法令的破壞，其量刑定罪完全出於皇帝的臆斷，將國法置於一邊，其結果並沒使人有為國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悅，相反卻令人產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懼。

如果說對「空印案」的處理有草營人命之嫌，那麼對「郭桓貪污案」的懲治就更讓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明史·刑法志》在記載郭桓案起因時，曰：「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趙德利等與郭桓為奸利。」可見，這件涉及全國的重大案件的發案僅僅是出於朱元璋本人的懷疑，然後又依據這些疑犯的交待，廣事株連。試想「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重刑之下，焉有不誣？朱元璋並不追究這些人所述的真偽，便大開殺戒。禮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問青紅皂白，「舉部伏誅」。

可以想像，「郭桓案」事發後，一時間偌大的官僚機構盡被誅殺一空，其慘況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須與地方官吏攜手方能盜賣官糧，因此，天下各級衙門中與錢糧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難逃。朱元璋概不留情，「死徙數萬人」，真是血流漂杵，慘不忍睹！顯然，這並不像在懲治一起貪污案，而似乎是對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預謀的大屠殺。朱元璋還鄭重其事地追究被盜賣的官糧，其依據同樣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結果「寄染遍天下」，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牽連，無不傾家盪產，這似乎又是朱元璋對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預謀的搜刮。

朱元璋對「郭桓案」的審理與處置，不僅罪名「莫須有」，而且與王朝法律條文背道而馳，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眾的不滿與憤怒，參與彈劾的御史全敏、丁廷舉等人成了朝野譴責的眾矢之的，這使得蠻橫專斷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腳。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氣與不平，他連忙著手挽回局面。他一方面親自下詔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狀，另一方面將負責審理此案的吳庸等人處以極刑，並宣言道：「朕下詔責令有司誅除奸惡，沒想到他們競做出這等奸擾百姓之事，今後凡有此事發生，遇赦不宥。」他將郭桓一案產生的負面效應完全歸咎於辦案官吏，其實這一切的主使皆為朱元璋本人。

與朱元璋本人立言與行動自相矛盾一樣，有明一代所制訂的法律體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雙軌制，一是所謂《大明律》系統，一是所謂《大誥》系統。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據唐朝律令制訂王朝的新法律，經過反復修訂，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後正式頒布。《大明律》系統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貫倡導的「法貴簡當、使民寡過」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訂的同時，朱元璋本人親自審決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誥》就匯集了朱元璋對這些案件處置過程的詳細記錄。「頒之臣民，永以為訓」，即作為日後官吏量刑定罪的範例，《大誥》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行，次年又頒布了《大誥續編》、《三編》。朱元璋處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貪瀆，正如同對待「空印案」與郭桓貪污案一樣，朱元璋一概從嚴懲處。據不完全統計，以凌遲、梟首、族誅等處置的就有幾千個案件，棄市以下判決的更多達一萬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審理過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驚膽戰。不寒而慄。如斷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剝皮實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開始引用的趙翼《廿二史札記》所記載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樹裒談》中對朱元璋發明的多種酷刑作了相當細致的描述：

國朝初年喜用重刑，凌遲處死之外，有「洗刷」，即將裸體置於鐵床之上，澆以沸水；有「鐵帚」，以鐵制掃帚掃去皮肉；有「梟令」，以鐵鉤鉤住犯人後脊懸吊；有「稱竿」，即把犯人縛在竿杪之上，似半懸而稱之；有「抽腸」，也是把人掛在架上，以鉤鉤入穀道而出；有「剝皮」，剝贓官貪吏之皮，置公座之側，令代者見而知儆懲之意。

種種刑罰無奇不有，慘無人道，令人發指。《大明律》明確廢除了歷代相承的黥、刺、劓、閹等酷刑，而朱元璋發明使用的酷刑要比這些刑罰殘虐百倍。大講「禮法為國之綱紀」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為卻率先破壞了國家的法律。以「空印案」與郭桓案為例，朱元璋名義上以懲治貪污為理由，卻以證據嚴重不足的罪責擅興大獄。拷訊成招，廣事株連，不問真偽，充斥著蠻橫與強暴，沒有絲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這樣濫施淫威的君主統治下，各級官吏無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這種濫施刑罰的恐怖主義的統治方式使絕大多數官員噤若寒蟬，惟恐招來殺身之禍。根據明人筆記的說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決心大批殺人。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要是這天他撳玉帶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風暴的信號，准有大批官員被殺，滿朝官員嚇得面無人色，個個發抖；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殺人就不會多。朱元璋真可謂將中國歷史上專制帝王的淫威表現得淋漓盡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統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喪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滿地的屠宰場。

當時有人為朱元璋這種濫施酷刑的做法辯護，說宋元中葉統治者專事姑息，賞罰無章，導致了國家最後敗亡，因此朱元璋為痛懲其弊，才制定嚴刑峻法。官任平遙訓導的葉伯巨指出：「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舉一動都要使子孫有規可守，況且刑者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這種「刑罰己出」的錯誤導向下，明初案件審理出現特別反常的現象：「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獄之平，豈易得哉？」也就是說，正是由於朱元璋不顧具體犯罪事實，對司法審判過多干預，獨斷專行，致使各級官僚在斷案之時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務求嚴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歡心而根本不顧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據事實平反冤獄，卻往往科以「結黨營私」的罪名，這怎能保證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對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評價要算解縉的上疏了。在這篇長達數千言的上疏中，解縉慷慨陳詞道：

竊臣曾聽到過「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的古訓。我朝開國至今，將近二十載，沒有幾時不變之法，也沒有一日無過之人。

接著，解縉還深入剖析了朱元璋專求苛厲的態度對明朝官吏作風的影響：近年以來，朝廷綱紀不肅，專以審斷囚犯多寡為勛勞，根本無助於培養清廉公正的風氣。御史糾彈，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每當聽說皇上要有赦宥之令，則必故意爭執。以為如此，就更能體現皇恩厚重，這都是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為了迎合朱元璋嚴刑厲法的意志，明朝眾官都以多拘囚犯作為自己政績的表現。御史彈劾朝官，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寬宥天下罪犯之時，這些官吏百般阻撓，試圖以此顯出朱元璋的恩德，博取朱元璋的歡心。長此以往，必然導致「天下官員毫無賢愚之分，只須多拘囚犯即可：犯人進入刑部就無枉直之判，必得從嚴懲處」的結局，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國家大法，任喜怒為生殺，官吏專以苛迫為己任，毫無忠奸之辨。

洪武以後，許多後世的士大夫似乎對朱元璋嚴刑厲法頗多贊許之詞，如方孝孺曾描述當時情形雲：「郡縣之官雖然遠在窮山絕塞之地，距離京師萬余里外，都悚心震膽，猶如皇帝之神明親臨其庭，不敢稍加放肆。如犯有毫發出乎法度、悖於禮義之事，朝廷定會朝夕之間予以懲辦，注重名實辯否，真是前古所未有也。」就連被譽為清官的海瑞也對朱元璋的政績推崇備至，他曾說：「我太祖高皇帝愛民如子，秉承《周禮》護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對於毫發侵漁百姓者立加慘刑，數十年天下民得安生樂業，可謂千載一時之盛也。」《明史》撰寫者們也對當時吏治頗有稱道之語：「一時間，天下守令畏懼觸犯科條，潔己愛民，吏治煥然大變也！」

從保護天下平民百姓的權益出發，明初嚴懲貪官污吏種種舉措，無可非議，因為它是以維護黎民百姓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朱元璋出身貧苦，曾深刻體驗到官吏貪暴對百姓的生計與王朝政治的危害，元末農民戰爭的親身經歷更使他不能坐視官吏的營私舞弊。他萬分擔心大明王朝的命運，千方百計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因此他毫不猶豫地打擊欺上瞞下的行為，同時為了殺一儆百，不惜施用重刑酷法。總的來說，朱元璋懲治貪官污吏，屬於官僚統治階級集團內部的調整與斗爭，對於普通百姓的損害並不十分明顯，甚至應該說，具有相當大的積極意義。貪官污吏的收斂無疑是百姓的福音，對貪官污吏財產的剝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國家財政收支的困窘，減少了對無辜百姓的攤派。

但是，在朱元璋懲治貪污的行動中，矯枉過正的消極影響也是非常嚴重的。不能否認，朱元璋嚴刑厲法，大開殺戒，無論對貪官還是清官，震懾力是可想而知的。功高望重的公侯尚且避之猶恐不及，一般官吏更是整日惶恐不安，不知何時大禍臨頭。表面上看起來，各級官吏都努力廉潔自守，但這種局面是極不正常的，各位官吏每日只擔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哪還有心思顧及其他？而且動輒得咎，並無申辯的權利，每日生活於恐怖之中，只想到苟延殘喘，哪還有心思忠君愛民追求政績呢？因此，後世士大夫在脫離當時具體環境之後，出於對貪官污吏的痛恨，對朱元璋大加褒美，不免帶有強烈的理想色彩。一國之君應倡導各級官吏遵守國家法令，違法者必究，而不能讓所有官吏無端受戮，生活於恐怖之中。即使這種恐怖統治可以在一段時間內使國內政治清明平靜，但這種清明平靜是虛假而可悲的，也是無法長期維持的。

更有甚者，朱元璋在懲治貪污的過程中，往往是親自審理，對於犯罪事實的判別並不是依據法律條文及事實真相，往往臆度專斷，同時隨意施以慘刑，其結果屈打成招，廣事株連，「鍛煉」成獄。這種真偽不分、忠奸不辨的懲辦只能使天下百姓對當朝政權感到失望，「法度嚴而民玩」，「法網密而民不從」，正是說明了這種情況。這又給了那些阿諛奉迎的官吏以隨意誣陷、挾仇報復的可乘之機。

由於廣事株連，官員動輒得咎，到朱元璋統治後期出現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的局面，也就是說，大批官員被戮，直接影響到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對此，相傳劉基等人也婉言上諫「嚴冬過後，必有陽春」，「誅戮太甚，恐傷和氣」，朱元璋本人也明確意識到了這一點，故而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對於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不過此為力挫奸頑的權宜之計，並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後嗣君統理天下，謹守《大明律》與《大誥》，不許使用黥、剌、刖、劓、閹割之刑。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朱元璋雖然一再告誡後世子孫不得再用慘刑，然而後世君王似乎在他的行為中悟到了更多的東西，這也就是法律條文不過是一種可以任意擺弄的玩偶，慘刑是一種加強淫威的有力手段。可以說，朱元璋的示範作用確實拉開了明朝法制史上濫施慘刑的序幕。如「剝皮實草」的懲治方式就在明朝歷史上屢見不鮮，這不能不說是朱元璋首開惡例。明成祖朱棣便是在朱元璋諸子中最能得其父衣缽的一位，他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弄得建文帝下落不明，一批誓死忠於建文帝的大臣不免成為朱棣屠戮的對象。如景清被捕後，傲然挺立，破口大罵朱棣，朱棣命衛士拔其齒，景清且拔且罵，含血直噴到朱棣的衣袍之上。朱棣大怒，命「剝其皮，以草填充，懸掛於長安門之上，碎割其骨肉」。另外一名大臣胡閏也因大罵朱棣，朱棣命手下將他勒死，以灰蠡水浸脫其皮，剝下後，以草填充，懸掛於武功坊。明末魏忠賢專政之時，是宦官擅權，特務政治最為黑暗的時期，魏忠賢為壓制天下的不滿，同樣濫施慘刑。「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擒戮，甚至剝皮斷舌，所殺不可勝數」。看來，朱元璋不僅沒有成功地解決官吏貪污問題，卻為後代樹立了濫施慘刑的榜樣，更為那些圖謀帝王之位的奸惡之徒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⑺ 試論關於職務犯罪 特點、成因及對策

[內容摘要]：職務犯罪是公職人員常見的犯罪，其社會危害性較大，必須加以整治。文章分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務犯罪的新情況新特點及其主客觀原因，並從思想上、立法上、完善監督機制和加大打擊力度等方面深入探討具體的治理對策。努力營造「不想犯」、「 不敢犯」、和「不能犯」的氛圍。
[關鍵詞]：職務犯罪、特點、成因、對策

所謂職務犯罪是指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濫用職權或者放棄職責、玩忽職守而危害國家機關正常活動及其公正、廉潔、高效的信譽致使國家、集體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職務犯罪是腐敗現象的極端表現，它侵害了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以及公職人員行為的廉潔性，危害改革開放，破壞經濟建設，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危及政權核心。因此只有掌握其特點，了解其成因，制定出對策，才能更好地做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和「教育、制度、監督並重」，有效防治這個「政治之癌」，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經濟建設、法制建設、黨風和社會風氣的健康發展。

一、當前職務犯罪的新特點

（一）大案要案急劇增多。十六大以來的近5年中，全國查處的貪官達20多萬人。過去貪污受賄數萬元可算為大案，而現在犯罪金額在幾十萬元、幾百萬元甚至上千百萬元的屢屢出現，金融界犯罪金額上億元的也不乏其案。如成克傑任職其間單獨或夥同他人收受賄賂款物4000多萬元。浙江第一貪官溫州王天儀收受賄賂180多萬元、美金1萬元、巨額財產來歷不明1400多萬元。

（二）從「高幹」到 「村官」一樣犯案。如已查處的案件中，有高級領導幹部陳希同、王寶森、成克傑、胡長清等；僅2003年，就查處15個部級領導幹部，平均每周有一個廳級幹部落馬，每天有一個處級幹部犯案。有湖南政府原副秘書長王道生，江西紙業集團公司姜和平以及棗陽市原土地局局長章大梁等廳處級以上領導幹部等案件，這些案件涉案金額均在幾百萬元至上千萬元，他們位高權重，所造成的破壞後果極為驚人。而過去被認為不入「官」流的「村官」也屢犯大貪案。如安徽省隆崗村守業賢參與私分公款31萬元，受賄1萬元。中國「村官」經濟型職務犯罪呈逐年上升趨勢。2003年，浙江省長興縣檢察院立案查處了農村基層幹部貪污挪用土地專項資金55件。

（三）窩案串案、團伙作案日增。表現為犯罪分子內部串通、內外勾結、合夥密謀、長期群體作案坑害國家。如廣東湛江走私案、廈門遠華走私案和福州陳凱特大販毒、走私、組織偷渡案中的貪污受賄以及中國華潤總公司下屬的鄒秀海、劉板、楊三合夥挪用公款2.4億元，受賄67.5萬元特大挪用公款案、窩案、串案觸目驚心。其中陳凱案件中的原福州市委常委秘書長方長明因收受巨額賄賂而造成國家的經濟損失1000多萬元之巨。

（四）經濟職務犯罪廣為蔓延。腐敗不但在經濟管理熱點行業，而且在科教文衛等「清水衙門」也不斷出現，教育部門已不再是一塊凈土，貪污、受賄呈現出惡劣蔓延趨勢。教育系統在基建發包、教學設備、物品采購、輔導資料印刷、代理發行、人事調動、幹部任免等環節也屢屢發生職務犯罪。從2004年南京市檢察機關查處的南京中醫葯大學馮小龍受賄案，涉案金額102萬元；南京經濟學院基建辦方慕鈺受賄案，涉案金額155.9萬元，美金2000元；南京財經大學副校長劉代寧受賄案，涉案金額161.7萬元，美金3000元及實物字畫等幾起重大案件足以說明教育部門經濟職務犯罪的趨勢及其嚴重性。

（五）國企領導犯罪突出，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由於國企體制存在著深刻弊端，腐敗案件呈上升趨勢，領導利用職權貪污受賄，揮霍浪費，挪用公款，隱匿、轉移、私分國有資產等現象日益突出，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北京市豐台區法院在分析2002年以來審理過的國家工作人員涉嫌貪污犯罪案，發現國企領導幹部和財務人員犯罪現象突出，占被告人總數的76%，涉案金額達678萬元，占涉案總額的91.8%.據統計，2003至2004年8月，全國檢察機關共查辦國企人員貪污賄賂犯罪25322人，國企改制過程中的職務犯罪造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北京市檢察機關的有關資料顯示，犯罪造成的損失從5年前的不足億元增加到了4.7億元。從已查的案件中，國有資產嚴重地隱匿、轉移、私分、流失嚴重，成為「最後晚餐」。如陝西西光電儀器廠原總經理劉某以隱匿手段把1300餘萬元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福建廈門市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某趁國企改制之機以轉移手段，侵吞公司股權及紅利3700餘萬元。浙江金華市某飲食服務公司領導班子在公司改制時，集體決定將公司價值1700餘萬元的房產不報評估，後變更產權共同予以貪污等等，足以說明其嚴重程度。

二、產生職務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主觀原因。

⒈思想道德防線潰敗，以權謀私。面對改革開放復雜的外部環境和個人工作生活經歷，有些國家工作人員迷失了正確的政治方向，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喪失了黨性，與黨離心背德，在關鍵時刻把握不住自己。私慾觀念和特權思想作祟，思想變質、道德防線潰敗，不以為人民謀利益為己任，反而處處以權謀私，最終走上腐敗墮落的不歸之路，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一個人走上犯罪道路是從思想上變質開始，然後道德上滑坡，最後觸犯刑律、落入法網。

2.自律意識法制觀念淡薄，存在僥幸心理。職務犯罪者由於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蛻變，使他們成為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俘虜，導致他們在思想上貪得無厭，行為上放縱自己缺乏自律。為所欲為，視黨紀國法於不顧，最終背棄了黨和人民鋃鐺入獄。

（二）客觀原因。

1.社會的負面影響。體制改革為我們黨和社會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給一些職務犯罪者有機可乘，他們鑽制度的漏洞，混水摸魚，在「空檔」地區打「擦邊球」，大肆進行貪污受賄；貪官給人們樹立了「腐敗的領導人榜樣」，社會分配不公，「不撈白不撈」 ，對貪官懲治不力，受賄數百萬也不會被處死。

2.監督乏力，監督機制不到位。權力高度集中，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到位等弊端，給犯罪者提供了犯罪的空間和條件。而失去制約的機制必將產生腐敗。雖然已建立各級人大、政協、紀檢、檢察機關、政府的監察審計和人民群眾監督等多層次監督體系，並已頒布《黨內監督條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但受「官本位」思想影響，大部分監督機關不敢於監督、不善於監督，尤其是對 「一把手」的監督形同虛設。正如原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胡建學被捕後所說的：「官當到這個份上，就沒有人管了，想干什麼就可以干什麼。」
①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監督。由於歷史的原因，我國長期實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又由於民主集中制沒有有效地貫徹執行，使權力過分集中到個別領導者手中。權力過分集中的一個主要弊端就是容易產生特權現象，以及對領導幹部監督管理的軟弱無力。過大的權力集中膨脹了一些自恃大權在握者的個人意志，他們為所欲為，自恃無恐，驕橫跋扈 ，違法亂紀，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大肆進行貪污受賄，終於鑄成了胡長青、成克傑之類的高官和李乘龍、肖作興等廳級幹部走進了犯罪的深淵。李乘龍在案發後曾經說：「我任玉林市委書記5年，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話，如果我開始犯錯誤的時候有人提醒我一下，我也許不會走上死路」。可見權力作為雙刃劍，既是造福社會的手段，又是腐敗的根源。古今中外的歷史一再證明如果權力失去制約，就必然出現濫用權力的現象，不受監督制約的權力只能導致腐敗。

②制度不健全，監督管理不到位。表現在：個別單位無章可循、有章不循，有些制度形同虛設，制度不健全，漏洞多，空隙大，內部管理混亂，財務賬目不清，從客觀上給經濟職務犯罪提供了空間；私設小金庫，搞體外循環，賬目不公開，「一支筆」審批，缺乏監督，客觀上為犯罪分子提供了便利條件，成為滋生腐敗和犯罪的溫床。這不僅表現在行政、事業、經濟管理部門，就連不起眼的村一級也因私設小金庫，財務混亂，監督管理不到位，而出現了守業賢之類的貪污受賄職務犯罪。

③監督機構形同虛設，輿論監督不夠。盡管我國設置了諸多的權力監督機構，監督機構之多是世界上罕見的，幾家監督機關的重復監督還不如香港廉政公署工作效率高。但由於體制沒有理順，致使監督機制不暢，監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監督機構形同虛設。同時輿論監督也乏力，表現在群眾對貪官的抨擊常常很難轉化為組織制度的有效制約，從而使得某些握有權力者的無所顧忌。現實中，對一些貪官的看法，群眾意見歸意見，提拔的還是照樣提拔，助長了貪污受賄犯罪行為。

3.法網疏漏，執法不嚴，打擊不力。

①廉政法制不夠完善。財產申報是廉政法制的重要內容，可至今尚未出台相關法律。即使已有的法律，也因為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也難以有效地懲治職務犯罪，特別是經濟職務犯罪。

②執法不嚴，打擊不力。近年來，盡管查處了大批經濟職務犯罪，特別是領導幹部職務犯罪，改變了過去「刑不上大夫」的做法，但由於立法不完善，地方保護主義，關系網干擾，查處力度相對薄弱，對經濟職務犯罪發案不報，包庇袒護，打擊不力 ，表現為立案少，有影響的大案要案少，判決少，辦案效果差等情況的發生，使得查處犯罪數與實際發案數相差很大。同時由於受「自古不打送禮者」觀念的影響，司法機關比較少查處行賄者，這雖然是從考慮有些行賄者是為了辦事方便，出於無奈才去送禮的，但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職務犯罪的打擊。由於執法不嚴，影響了法律法規的嚴肅性，也達不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使違法犯罪人認為有利可圖，膽子越來越大，助長了犯罪的僥幸心理，從而出現了經濟職務犯罪上升，涉案金額大，大案要案增多等令人擔憂的現象。

三、防治職務犯罪的具體對策

（一）加強思想教育，提高拒腐防變能力

一個人走上犯罪道路是從思想上變質開始，「千腐敗、萬腐敗，都是思想先腐敗」，高官落馬是從思想蛻化變質開始，逐步滑向腐敗深淵的，這已經成為一條規律。為此必須加強思想教育，築起預防職務犯罪的堅固堤壩。

1、加強理論學習，提高思想政治水平。要把反腐倡廉納入當前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中。使黨員幹部認真學習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每個公務員尤其是領導幹部都要帶頭學習政治理論和業務知識，「多學習、少應酬」，「活到老、學到老」，要把黨性教育和法制教育作為黨員幹部培訓的必修課。加強思想教育是一個基礎工程。既要突出教育的廣泛性，又要講究教育方法的多樣性和針對性；既要講時效，又要造成一定的聲勢。
2、提高道德素質，築牢思想道德防線。貫徹實施《公民道德實施綱要》，不斷提高道德素質。要把反腐教育與道德修養結合起來，面向全社會，努力營造濃厚的法制氛圍，使每個公民都能學法、懂法、守法，堅持「八榮八恥」，樹立正確的榮恥觀。堅定理想信念，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和黨性修養，築牢思想道德防線，增強拒腐防變能力。要集中力量，發揮優勢，形成網路。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自覺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和改革開放的考驗，預防減少職務犯罪，使領導幹部不想犯也不敢犯罪。
（二）強化監督機制，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職務犯罪的本質是對公共權力的濫用，以公權謀取私利。如果掌權者得不到制約，那麼就很容易違法犯罪。為此，在權力系統中必須強化監督和制約，才能營造不能犯的外部條件，從客觀上預防和控制職務犯罪。

1、強化黨內監督。要通過加強民主集中制，加強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加強對黨員領導幹部的評議制度等，強化黨委內部的監督和紀委的監督。

2、強化權力機關的監督。要充分發揮權力機關對「一府兩院」的監督作用。監督其是否正確行使國家賦予的權力。對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有違法、瀆職行為等依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職能，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濫用權力等行為是一種強有力的制約和抑制，對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的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有利於解決監督機構形同虛設的問題。

3、強化行政監督。應當擴大政府監察部門的許可權，例如，給予監察機關查閱、查封銀行存款權、停職檢查權、獎勵權，以及開除的處分權等。同時要完善行政監察管理體制，使之能真正依法獨立行使監察權，不受其他機關、團體或者個人的干涉。

4、強化群眾監督。《憲法》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力；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和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力。為此，要明確便於群眾對於權力監督的重要內容和監督的方法，同時要依法保護群眾的監督權，調動群眾監督的積極性，提高群眾監督作用。

5、強化輿論監督。要在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嘗試給予新聞媒體的知情權、調查權、評論權、曝光權，使之不失為制約職務犯罪的銳利武器，營造不能犯的外部條件。
（三）建立和完善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體系

1、借鑒外國立法經驗，建立預防職務犯罪的法律體系。職務犯罪是全球性問題。我們要借鑒世界各國的立法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有效途徑。筆者認為，預防職務犯罪法制化是應然之選擇。具體途徑可以有以下幾種：一是由立法機關制定《預防職務犯罪法》和《反貪污賄賂法》；二是在刑訴法中增加預防職務犯罪的內容；三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一項關於預防職務犯罪的決定。

2、對職務犯罪人員增設資格刑。如何預防和控制職務犯罪人員服刑後故伎重演，重犯新的職務犯罪，這是近年來較為突出的問題。筆者建議對職務犯罪人員增設資格刑處罰，即在人民法院判決其有期徒刑或者其他刑罰之後，附加限制其在刑滿後一定時間內，或者管制、緩刑期間，不得擔任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的領導和重要管理型工作，以減少職務犯罪。

（四）強化刑事司法，加大查處力度，震懾犯罪分子

1、確保刑罰的確定性。公檢法、紀檢監察、審計等執法執紀部門既要通力協作，積極配合，打擊查處經濟職務犯罪，但又要明確職責，做到紀檢等部門一旦發現公務人員有可能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就應立即移交給司法機關，以確保刑罰的確定性。

2、確保刑罰的及時性。案件能否及時偵破，直接關系犯罪人能否早日發案，不致再犯，而且也關系刑罰威懾效果的強弱。因而，刑罰具有威懾性與有效性，不可避免性和及時性。《刑訴法》明確規定了公、檢、法三機關的辦案期限，保證及時打擊犯罪分子。

3、嚴格執法。檢察機關作為職務犯罪的偵察機關，必須加強自身建設，即要有過硬的業務素質，又要有敢於碰硬的心理素質，在辦案中敢於排除各種干擾，剛正不阿、執法如山。要堅決杜絕以言代法，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罰代刑，以及貪贓枉法的職務犯罪問題的發生，做到發現一件，查處一件，嚴懲不貸，「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特殊公民。只要違法的都要依法嚴懲，以震懾犯罪分子。

4、打擊行賄行為。行賄之風在當今社會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從生病時要給醫生送紅包，到辦各種證件要送紅包，一直到集體性的「公賄」。行賄行為直接促成了職務犯罪的泛濫成災，按照現行《刑法》規定，行賄也要承擔法律責任，因而很有必要對行賄者給予打擊。但受「自古不打送禮者」觀念的影響，司法機關比較少查處行賄者，這是考慮到有些行賄者是為了辦事方便，出於無奈才去送禮的。

5、加大對重點部門的打擊力度。當前必須嚴肅查處行政、企事業單位、經濟管理、建設、司法等熱點部門的經濟職務犯罪，重點查處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司法人員，行政執法人員的貪污受賄經濟職務犯罪案件，國家工作人員充當黑勢力「保護傘」利用職便參與包庇、縱容、破壞經濟秩序從中收受賄賂犯罪案件。通過打擊犯罪，震懾犯罪分子，有效地抑制經濟職務犯罪率的上升和蔓延。

（五）深入體制改革，從源頭上預防經濟職務犯罪

經濟職務犯罪的許多方面與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因此必須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和創新，從「思想反腐」過渡到「制度反腐」，建立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從源頭上治理腐敗，營造不能犯的外部條件，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1、深化幹部人事改革，推進幹部人事工作的制度化。貫徹實施《國家公務員法》，杜絕「拉關系、走後門」、「買官賣官」、「跑官要官」現象，加大考試力度，公開競聘，擇優錄用，營造學習型機關，培育專家型領導。讓有能力、有水平的人出任要職。福建省委省政府於2005年公開向社會招考20名副廳級領導幹部，共有4000多個公務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報考，社會反響良好。大家希望今後加大考試力度，減少考核幹部的數量。

2、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完善規范政府行為的制度。認真貫徹落實《行政許可法》實施政務公開，從源頭上堵住「審批腐敗」，讓「權力尋租」沒有市場；有關行政許可事項、條件、程序、收費、審批時限以及審批結果等必須公開，不允許暗箱操作，讓公開、透明原則及制約機制，為政府行為透明化提供法律保障，防止行政機關在設定和實施行政許可中出現灰色地帶而帶來腐敗。

3、深化財政、金融和投資體制改革。形成財政資金規范、安全、有效運行的機制；實施金融法律法規，建立健全現代金融企業制度、金融監管制度，確保資金運營安全；建立和完善投資監管體系，改進並加強對政府投資的管理。

4、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制定和修改有關法律。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形成職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完善訴訟程序、人民陪審、審判公開等相關制度，完善檢察機關監督職能。健全司法工作規范和違法司法行為責任追究制度。

5、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從源頭上治理犯罪。規范和完善工程建設招投標、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政府采購等制度，建立完善相應管理體系和監管制度。通過體制制度改革和創新，推進從源頭上治理經濟職務犯罪。同時建立檢察、紀檢、監察等部門個案聯系制度，發現漏洞，及時堵塞，做到各個部門齊抓共管、形成合力，互相配合，綜合治理，有效地預防懲治經濟職務犯罪。

綜上所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務犯罪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只有理論聯系實際，針對職務犯罪的特點，分析其成因，採取有效對策，才能有效地預防和治理職務犯罪這個「政治之癌」。懲治腐敗是提高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志，相信在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下，隨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的不斷推進，公務員隊伍將會更加廉潔，政治將會更加民主和諧，社會將會更加文明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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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機關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72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另外，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授權決定，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遵循憲法的規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制定經濟特區法規，在經濟特區的范圍內適用。

(8)台立法機構涉貪擴展閱讀

制定地方性法規應當遵循的原則

1、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的原則

在制定地方性法規的過程中，無論是制定執行性的地方性法規，還是在中央尚未立法而先行立法的情況下，都要注意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有針對性地立法。那種在地方立法中貪大求全的傾向，是不可取的。

2、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原則

我國憲法規定，中央和地方國家機構的職權劃分，遵循在中央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不抵觸」原則正是在地方性法規與中央立法的關繫上體現了上述中央與地方關系總的原則。根據不抵觸原則：

首先，地方性法規的制定要有利於國家法制統一，只能由法律規定的事項，地方性法規不能涉及；法律、行政法規已經作出規定的，地方性法規不能與之相違背。

第二，在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中，應充分發揮地方立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結合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因地制宜，保證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實施，同時有針對性地解決地方性事務。

對於專屬立法權之外的事項，考慮到國家處於改革時期，中央立法不能一步到位的，地方可以先行立法，在總結實踐經驗後，再上升為中央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