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緒論管歐
1.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哪些有哪些經典著作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
1、江平(1930—— ),最負盛名的民商法專家,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編纂負責人,被譽為「中國民法三傑」之一。
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寧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北京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導師。
2、梅仲協
梅仲協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碩士,1933年後在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和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民法講席,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法律學系主任,抗戰期間重慶東吳大學教授。
3、謝懷栻
謝懷栻,男,漢族。湖北省棗陽縣(現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慶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律系,1942年畢業。次年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司法官考試合格。
1944年後歷任重慶、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8年任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學教課,講授民法、民事訴訟法。
1979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員、研究員,擔任過碩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於1988年退休。
4、佟柔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滿族,遼寧省北鎮縣人,中共黨員。生前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專業博士生導師。
國內法學界,尤其民法學界,公認佟柔教授是新中國民法的開創者、民法理論的奠基人,是民法學的帶頭人,稱贊他是中國民法的權威或「泰斗」。
日本有的法學家譽其為「中國民法之父」,美國有的法學家稱他是「中國民法先生」。
5、史尚寬
史尚寬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於1898年農歷元旦,性厚重而穎悟,十一歲能文章,十五歲留學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而東京帝大法律系,獲法學士學位。
史尚寬先生的「民法全書」對民國的立法時間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對後世的法學的研究也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國民法學經典著作:
《民法要義》、《公司法概論》、《公司法教程》、《國際私法新論》、《中國票據法釋義》、《法學緒論》、《中國司法大辭典》等。
2. 法律解釋的種類
二、根據解釋方法的不同
1、歷史解釋:歷史解釋是對某一法律規范產生、修改或廢止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歷史條件的研究作出說明,同時將新的法律規范同以往同類法律進行對照、比較,以闡明法律的意義。強調依據立法史料,探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所依據的事實、情勢、目的等來探知立法者意思
2、目的解釋:目的解釋是指從法律的目的解釋對法律所作的說明。根據立法意圖,解釋法律條款
3、當然解釋:當然解釋是指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根據現有的法律規定,某一行為當然應該納入該規定的適用范圍時,對適用該規定的說明
4、社會學的解釋:社會學的解釋是指以社會效果、社會目的為根據,對法律進行闡釋和說明
5、合憲性解釋:合憲性解釋是指依憲法及位階較高的法律規范解釋位階較低的法律規范的一種方法
三、根據解釋的尺度不同
1、字面解釋:字面解釋是指根據法律條文字面意義作出的解釋,既不允許擴大,也不允許縮小文字本身所表達的內
2、擴大解釋:擴大解釋又稱擴充解釋,是指對法律規范所作的廣於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以充分實現立法原意,包括對象擴張、行為方式擴張、主體擴張等
3、限制解釋:限制解釋是指在法律條文的字面含義比立法原意為廣時,作出比字面含義為窄的說明
四、根據解釋的自由度不同
1、狹義解釋:狹義解釋,又稱嚴格解釋,強調法律條文字面上的含義,嚴格地理解與把握整個法律的精神,較少解釋的自由度。普通法系國家,特別是英國,傾向於狹義解釋
2、廣義解釋:廣義解釋稱較自由的解釋,強調不拘泥於文字的、比較自由的解釋。一般法官尊重立法者原意,不願違背法律條文規定,但在一些特殊社會條件下(如社會矛盾激化、發生危機、對外戰爭等)會作出改變法律字面含義,甚至改變立法原意的解釋。民法法系國家較傾向於廣義解釋
文理解釋:文理解釋又稱語法解釋或文義解釋,即依照文法規則分析法律的語法結構、文字排列和標點符號等,以便准確理解法律條文的基本含義。這種解釋要防止脫離法律的精神實質而斷章取義或陷於形式主義。
邏輯解釋:邏輯解釋是運用邏輯的方法,分析法律規范的結構內容、適用范圍和概念之間的聯系,以求對法律規范的含義作出確定的解釋
系統解釋:系統解釋是從某一法律規范與其他法律規范的聯系,以及它在整個法律體系或某一法律部門中的地位與作用,同時聯系其他規范來說明規范的內容和含義
3. 三步教你寫好法學學術論文
(一) 緒論(introction)
緒論,即常見的“序”、“前言”或“引言”.緒論部分可大可小,根據論文而定。緒論是一篇合格論文的開頭部分,一般包括下列內容: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識空白,理論依據和實踐基礎,預期的結果及其在相關領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義。
緒論的篇幅大小,並無硬性的統一規定,需視整篇論文篇幅的大小及論文內容的需要來確定,長的可達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
(二) 本論(straight matter,main body)
撰寫本論時應當注意兩個問題,即法學論文寫作的步驟與論文對他人資料的引用。
1. 論文寫作的步驟
第一步應當介紹該問題的歷史發展、現實存在的問題、學說史或者歷史沿革,目的在於考察該問題的來龍去脈,讓讀者對該問題有大致的認識。
第二步是歸納學說。在提出問題時,應當對問題的背景、學說等作出解釋或者歸納,使讀者了解該問題在整個學科領域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第三步是探索與問題有關的法律思想。
第四步是對判例進行研究。
第五步是做社會調查。
第六步是比較法研究。比較法的方法是法學研究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環境法研究中。
第七步是討論。即對自己所想提出的思想觀點展開論證,同時對自己所不贊成的理論觀點進行批判,提出並闡釋自己的理論見解。
2. 論文引用
在法學論文寫作中經常需要引用到前人的觀點,以及當前的一些政策法規,我們需要對引用部分進行標記,並在參考文獻中體現出來,這是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也有助於提升學術人員的道德修養。
(三) 結論(result,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畢業論文的結論是對全文觀點的總結,按照(1)、(2)、(3)的模式編寫,當然並不一定寫上(1)、(2)、(3)。結論是以研究成果為前提,經過嚴密的邏輯推理和論證所得出的最後結論。在結論中應明確指出論文研究的成果或觀點,對其應用前景和社會,經濟價值等加以預測和評價,並指出今後進一步在本研究方向進行研究工作的展望與設想。結論應寫得簡明扼要,精練完整,邏輯嚴謹,措施得當,表達准確,有條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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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理學的學習方法是什麼,
首先講第一種方法,抓住法理學所涉及到的重要概念和術語。
法理學在法學專業中屬於基礎理論課程,重點介紹法學基礎知識,它是學習其它法學課程的基石,而其中既作為法理學基石,又作為法學專業基石的是法理學中的名詞解釋。掌握了它們就能夠把握住法理學這門課程的精髓。
通過歸納,可以重點掌握以下名詞和術語:法學、法理學、社會調整、法、法制、法治、法的歷史類型、法系、一國兩制、法律調整、法律意識、法律文化、法的創制、法律規范、法的體系、法的部門、部門法、法的淵源、法的實現、法的適用、法律規范、法律關系、合法行為、違法行為、法律責任、法律制裁、法律監督等。
第二種比較有效的學習方法是按照范疇掌握相關內容。
我們使用的教材是按照法理學課程本身的特點,將內容分成了若干范疇進行編寫,分別是緒論、法的一般原理、社會主義法的基本理論、法的創制和法的實現。在每一個范疇里都有相應的內容:緒論主要是介紹法學和法理學的基本情況。法的一般原理重點講述法的起源、概念、作用、歷史類型及與之相關的法系;社會主義法的基本理論實際上是法的一般原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具體體現;法的創制和法的實現是法的運行過程中主要環節。其中法的創制是法的運行的前提,與之相關的內容是法的創制的概念、基本形式、創制的程序、創制的基本原則、法律規范、法的體系、法的部門、法的淵源等。法的實現是法律規范在人們的行為中的具體落實,即權利被享用,義務被履行,禁令被遵守。直接影響法的實現的因素有法的適用、法律規范的效力、法律解釋、法律關系、合法行為、違法行為、法律責任、法律制裁、法律監督等。
最後一種學習方法是以點帶面,以面含點。
點主要就是指概念、名詞。具體的名詞和概念就是濃縮的一個知識點,往外擴充就成為簡答題、論述題的內容。以法律關系為例,最基本的內容包含在名詞當中,圍繞基本內容稍作深入就是一道簡答題,如「簡述法律關系的特徵」,再加上詳細的介紹就是論述題的內容,如「試述法律關系」,必須回答出法律關系的概念、特徵、種類和三個要素。以點帶面可以幫助同學們在復習時發現教材中的考核點,大的考核點可能是簡答題或論述題,小的考核點可能是填空題、選擇題和名詞解釋。
5. 北京大學法學本科的教材有哪些
法學院本科生用教材:
一、法學院9字班版本法學緒論(入門課):沈宗靈《法理學》(不常用)
憲法學:許崇德《中國憲法》(不常用),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 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民法學(1)(總論部分、物權):馬俊駒《民法原論》(主要是上冊) 民法學(2)(合同法):崔建遠《合同法》(修訂本)
刑法學(1、2):張明楷《刑法學》 民事訴訟法學:張衛平《民事訴訟法教程》 婚姻與繼承法學:楊大文《親屬法》、同系列的《繼承法》
中國法制史:葉孝信《中國法制史》(新編本) 知識產權法:鄭成思《知識產權法教程》 刑事訴訟法:陳光中、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
商法學(1)(商法總論、公司法): 王保樹《中國商事法》(同時也是商法學2) 王保樹《中國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這兩種)
外國刑法學: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濟法:王保樹《經濟法原理》
國際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二、法學院0字班版本(更新至2004年)1 法學緒論/法理學(高鴻鈞、王晨光,許章潤老師)
《法學緒論》使用張文顯主編的21世紀課程系列,北大/高教版。 但實際上基本不講教材。許章潤老師的《法理學》課有參考書單。 2
比較法總論(高鴻鈞老師) 《外國法制史》,由嶸編 《比較法總論》,茨威格特、克茨著 《比較法研究》,沈宗靈 3
刑法學(張明楷、黎宏、周光權老師)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最新版,黃色封皮的。 4 憲法學(王振民、程潔老師)
許崇德《憲法》,人大出版社出版。金黃色(灰土黃色封皮) 5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學(田思源老師)
姜明安主編的兩本,一本是21世紀教材系列,北大/高教版。 一本是法律碩士(JM)教材系列,法律出版社的,42塊錢的那本。
兩本教材各有特點,似乎教師更推崇後者,因為比較新,收錄了很多新法規。 6 民法學(師資眾多,不一一列舉)
歷史上曾經使用過馬俊駒老師的《民法原論》,法律出版社九五規劃教材。 物權、債權、侵權法請往下看。 7 國際公法(李兆傑老師)
無教材,主要看講義。李兆傑老師的教材據說年內會出版。 8 國際私法(李旺老師) 李旺《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版,黃色封皮的。
9 國際經濟法(車丕照、傅廷中老師) 車丕照《國際經濟法概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39.50元。 10 物權法(程嘯老師)
2001級使用《物權法》,梁慧星,法律出版社95規劃教材。
2002級是程嘯老師自編講義,但指定的是王利明主編的《物權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1 國際貿易與技術轉讓法(傅廷中老師)
王傳麗的《國際貿易法》政法大學出版社 12 西方法律思想史(高鴻鈞老師) 《西方法律思想史》人民大學出版社,谷春德主編,
另有凱利的《西方法律思想簡史》為重要參考書,法律出版社。 13 債權法(崔建遠、韓世遠老師)
法律出版社2003年出的崔建遠老師的《合同法》(新版是黃色封皮的)、法律出版社
2004年3月版的韓世遠老師出的《合同法總論》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的張廣興先生的《債法總論》老版本。 14 侵權行為法(程嘯老師)
王利明《侵權行為法歸責原則研究(修訂版)》,政法2003 楊立新《侵權法論》(第二版),人民法院2004
6. 北大法學專業的本科生用學高數,線代或者微積分嗎
沒有。
法學院教材版本
法學緒論(入門課):沈宗靈《法理學》(不常內用)
憲法學容:許崇德《中國憲法》(不常用),王世傑/錢端升:<比較憲法>
龔祥瑞<比較憲法與行政法>
民法學(1)(總論部分、物權):馬俊駒《民法原論》(主要是上冊)
民法學(2)(合同法):崔建遠《合同法》(修訂本)
刑法學(1、2):張明楷《刑法學》
民事訴訟法學:張衛平《民事訴訟法教程》
婚姻與繼承法學:楊大文《親屬法》、同系列的《繼承法》
中國法制史:葉孝信《中國法制史》(新編本)
知識產權法:鄭成思《知識產權法教程》
刑事訴訟法:陳光中、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
商法學(1)(商法總論、公司法):
王保樹《中國商事法》(同時也是商法學2)
王保樹《中國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這兩種)
外國刑法學: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經濟法:王保樹《經濟法原理》
國際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 權利的概念及其學說(急)謝謝
權利的概念及其學說
權利
指法律對法律關系主體能夠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為,以及其要求他人相應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為的許可與保障。
「權利」是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及法學的核心觀念,其意義為個人自主性為正當。本文通過對「權利」一詞在晚清文獻和《新青年》雜志中使用時的意義分析,以及初步統計研究,試圖揭示中國現代文化形成中是如何接受和使用個人權利思想的。研究表明,由於「權利」在中文中原有意義是權力和利益,晚清中國知識階層是從維護國家權力和利益角度意識到國家和群體的自主性為正當。這是用「權利」翻譯rights的原因。在1900至1915年間,自主性的理念適用范圍從國家(群體)拓展到個人,這一時期「權利」的意義比較接近西方文化中的原有含義。由於中國文化中任何正當性都與道德聯系在一起,政治文化離不開道德判斷,中國人難以接受某種不等同於道德的正當性理念。新文化運動是塑造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關鍵時期,本文選取《新青年》為個案,對其使用「權利」理念進行意義分類及初略統計,並與晚清、辛亥時期「權利」觀念的意義比較。我們發現五四時期「權利」觀念日益道德化,權利一開始被當作一種新道德,人們甚至用道德的種種屬性來評判權利。這種意義演變是以《新青年》為代表的部份知識分子拋棄自由主義、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本文使用的方法是關鍵詞(「權利」)的意義分析和統計,並結合思想史內在理路的疏理,來探討中國現代政治文化形成。我們力圖將某些重要觀念在中西不同文化價值系統的原有意義及翻譯傳播同重大歷史大事件對人思想的沖擊結合起來考察觀念演變。
一、從嚴復對「權利」的翻譯講起
1896年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曾用「權利」一詞表達英文中rights,當時他就感到這種翻譯是有問題的。在英文詞源中,自九世紀起至今,rights核心意義均為「直」和「尺度」,從中可引出「正當」的含義。而中文中「權利」這個詞中,無論「權」還是「利」均無「正當」這種價值判斷。嚴復認為:用權利來翻譯rights,是以霸譯王;經過深思熟慮,嚴復主張將rights譯為「民直」或「天直」。在彌爾OnLiberty的譯本《群己權界論》中,嚴復在不同場合分別將rights譯為「民直」、「天直」和「權利」,以准確表達英文rights的復雜內涵。一百年過去了,嚴復對rights的翻譯並沒有為中國人所接受。為甚幺今天中國人用權利來代表rights?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一個翻譯中用詞的問題。但是只要我們去考察權利這個詞在過去一百年中意義的變化,並將它同rights的意義在西方語境中的演變作比較,就可以揭示出中國文化在近現代轉型中是如何選擇性吸收西方理念的。
眾所周知,權利在西方文化中有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是法律的,即它指那些合法性正當權力和利益;第二個層面是普遍價值,它作為近代西方自由主義核心概念,其含義為「個人的自主性」;它是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例如,當人們強調擁有某種權利時,是注重每個個人的獨立自主,並不涉及這些行為應不應該,或是好是壞。權利主張人的自主性具有非道德的合理性。即並不要求在自主性名義下人的行為都是好的、向善的;只要這些行為不損害他人利益(或公共規則),人就有權做這些事,權利保證了這些行為的正當性。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今天西方政治哲學家在界定權利時,爭議的焦點之一就是權利具有甚幺意義上的道德含義,並把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也歸為倫理學。但是必須注意,今天政治哲學家在討論權利的道德屬性時,道德的定義已同我們通常所說的不同。根據康德的定義,道德是「向善的意志」。而今天政治哲學家所討論的權利的道德屬性,大多屬於麥金太爾所說的「規則的道德」(Moralityofrules),其道德定義已同傳統使用的定義不同。因此,如果我們固守康德對道德之為非道德的正當性。其實,只有的定義,那幺就可以說,「權利既不是道德的,亦非『不道德』(immoral)的」,我們可以稱將權利看成非道德的正當性,才能彰顯出現代社會的組織原則。所以哈柏瑪斯高度重視自主性概念,認為它是現代性的本質。一旦對權利概念的認識出現價值偏差,如將其理解為帶有某種強制性的傳統的道德,就很可能出現價值理念上滑向極權主義或革命烏托邦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權利這一觀念不是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又會變成甚幺樣子?顯然,當權利所包含的平等自由變成古典意義下的道德,即使權利的具體內容不變,由此引出的推論和社會制度運作原則就會和自由主義沖突。道德作為一種向善的意志,具有權利不可能有的如下兩個特點:第一,道德是應然,它反映在社會制度上,就是那些代表道德價值的社會是應然的社會。由此可以根據道德原則藍圖來設計社會,這時道德原則就具有某種建構社會之功能,它的實施極易轉化為烏托邦社會工程。第二,道德是一種善,反對這種道德價值就是不善,不道德和破壞道德是應該受譴責的。如果把這種觀念上升到社會制度層面,本來屬於工具性的處於不斷試錯中的某種制度就會和道德價值劃上等號。即使這種道德價值是所謂「自由與平等」,但對不道德之譴責也極易變成迫害不同政見的人。作為道德的自由平等轉化為社會制度,就存在著形成一個取消個人自由的專制或極權政府之可能。
可見,一旦權利道德化,現代自由社會就會退化或變質,在某種程度上會退回到傳統社會組織形態或成為極權主義。然而,從追求自由平等轉化為認同革命烏托邦,以至最後形成類似於極權主義制度,這恰恰是中國近代思想和社會變遷的重要脈絡之一。這樣一來,研究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如何使用「權利」這一詞彙,就不僅是一個翻譯中如何用詞的問題,它可以揭示「權利」的意義在不同時代的演變。這有助於發現中國思想如何拒斥西方自由主義、接受馬列主義的內在理路。1997年,我們開始了中國某些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該研究計劃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上半葉部分重要報刊言論中出現的政治文化術語作出統計分析,這使得系統探討中國近代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成為可能。據此,我們可以從「權利」觀念的演變來透視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並探討決定這一命運的思想史方面的因素。為了展開這一分析,我們有必要先討論一下權利這一代表非道德正當性的理念是如何在西方形成的,以作為中國文化近代如何從自身意義結構接受西方觀念的背景。
二、非道德正當性的起源
早在古希臘哲學和羅馬法中,就有類似於權利這樣的詞。當時它的意義是在某種前提下特許做的事;在價值上,權利和「正確」、「正義」意義相同,它是一個純粹法律概念,意義為法律保護的利益和可做的事情;並無今日具有的「自主性」、「自由」之含義。權利這個詞被引入歐洲語言中大約是十四至十五世紀。據柏林考察,像個人私隱權這種代表自主性的觀念在西方出現,最早不會超過十六世紀。也就是說,權利一開始作為一個純法律概念,演化到個人自主性為正當這一理念,經過了漫長的過程。西方思想史家在研究這一演變過程時,大多重視兩個環節:一是基督教世俗化的貢獻,如自然法和對靈魂價值的推崇如何有助於確立天賦人權。另一個環節是啟蒙運動。而我們認為,有一個因素長期來引起足夠重視,這就是文化系統如何對道德進行論證。
傳統社會的人生活在由等級和身份組成的關系網中,不可能有個人自主性為正當這樣的理念。而在近代打破人的等級、解除傳統束縛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肯定自由和平等時,又極易將其視為一種具有向善意志的新道德。我們認為,權利從一個純法律概念轉化為非道德正當性,其前提是人們意識到「正當」(對某種行為的肯定)與「應該」是不同的。「應該」不僅意味認同的該行為是「善」,而且在其背後還存在向善的意志。那幺,人在何種社會條件下會意識到肯定某種行為(或規范)而同時又不將善的意志指向它呢?這只有在道德基礎論證失敗時才會發生。西方文化大傳統中道德有兩大來源,一個是對上帝的信仰,這是希伯萊傳統;另一個是注重求知,這是古希臘傳統。基督教在其發展過程中吸收和消化這兩種傳統,形成了西方傳統文化中特有的道德論證結構。一旦社會發生轉型,例如市場經濟的發展,主權國家的出現,需要論證個人自由和平等這些新價值的合理性時,上述傳統結構基本上是無能為力的。對上帝的信仰至多隻能維系傳統的道德,隨著社會的世俗化,由基督教提供的傳統道德逐漸退到家庭和私人空間。至於新的行為規則,不可能將其視為上帝和人之間的契約。另一方面由於知識本身無所謂好壞,只有真假之分,所以由知識來證論自由、平等這些新價值合理性,就會碰到實然不能推出應然這一邏輯困難。於是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像自由這種新價值很難成為一種新道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非道德的正當性才順利地成長起來。麥金太爾(AlasdairC.Macintyre)考察了啟蒙運動以來西方道德基礎論證的歷史,他有一個驚人而重要的發現,這就是十七世紀後直至今天,西方所有道德基礎的論證都是失敗的。我們認為,西方近現代對道德基礎論證的失敗和非道德正當性的形成,實為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個人權利作為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歷史上主要是在英國逐步成熟的。思想史家常常津津樂道如下事實:自十六世紀以來,英國思想家開始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特別是保證個人自由避免受任何權力集中可能帶來的威脅。格林利夫(W.H.Greenleaf)稱其為Libertarianism。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可以視為這種價值理念在政治領域中的成熟。彌爾頓(JohnMilton,1608-1674)的《論出版自由》和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政府論》,就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十八、十九兩個世紀中,這種自由的理念進一步擴張到經濟領域,表現在自由貿易、商業和有關勞動階層等各個方面的討論。如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天賦自由」(naturalliberty)概念,彌爾(JamesMill,1773-1836)對市場經濟是體現自由價值的論證,以及邊泌(JeremyBentham,1748-1832)提出功利主義(主張有利於個人的行為也有利於社會),都是這方面典型的例子。然而問題的實質在於:為甚幺恰恰是英美的經驗主義傳統,成為孕育非道德正當性——權利這一理念並的溫床呢?
如果我們撇開十六、十七世紀英國有助於個人權利觀念成長的獨特政治和經濟條件,僅僅從思想內部尋找原因,就可以清楚地發現,英美經驗主義思想比歐陸理性主義,更不利於對個人自由和平等這些新價值作出道德性論證。也就是說,對新價值道德論證的無效,乃是非道德正當性成熟的文化條件。在歐陸,笛卡爾(ReneDescartes)把那種來自於科學的幾何式推理的清晰思想方式作為自明的理性,從理性可以推出上帝的存在,也可以建構人類道德的原則。在英國,卻把道德基礎歸為信仰,不屬於理性,即認為人類的理性不足於發現宗教真理。他們認為上帝的存在和道德的基礎並非理性所能證明,而必須基於信仰。而信仰只能用來支持人們早已熟悉的傳統道德,它們和自由平等這些新價值無關。這樣,這些新價值要存在,只能是一種非道德的正當性。
今天,思想史家在討論英國經驗主義的起源時,十分強調主張不能從理性推出道德的信仰主義,促使了英國懷疑論的成長。十七世紀後,這種二元論信仰主義和皮洛懷疑主義(Pyrrhonism)結合,把一種知性上的謙卑灌輸到人類心靈中去。我們認為,隨著懷疑論成為英國經驗主義的重要成分,英國啟蒙思想家終於發現,要給自由、平等這些新價值以道德論證是不可能的。他們最早認識到應然和實然之間的斷裂。這方面,休謨(DavidHume)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實然不能推出應然。休謨曾這樣論證:「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的連接,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系起來的,......對於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系如何能從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系中推出來,應當列出理由加以說明」。
懷疑論者一旦意識到由知識推不出「應然」,那幺理性就永遠不能成為道德論證的根據了。因為在他們看來,理性至多是人指向求知的意志。「實然」和「應然」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使得人的意志無法與自由平等整合。故麥金太爾將休謨發現實然和應然之間的不可推導性,稱為道德論證運動的墓誌銘。確實,正是休謨成為從懷疑論角度論證權利是一種非道德正當性的集大成者。例如他把這種懷疑論推衍到政治方面,提出如果沒有政府,人們可能過得更好。這種態度一直貫穿到邊泌和其它英國自由主義哲學家。懷疑主義一方面用信仰作為基督教的基礎,盡可能保持它不受科學革命和政治變革的影響,但同時並不把來自數學和科學的理性置於人的心智之上,使它成為道德的基礎。這時,自由平等自然被理解為一種和自主性有關的權利而非道德。
縱觀西方近現代思想史,我們可以發現,只要人們不是那幺清醒地意識到道德論證失敗,權利一旦超出法律含義,轉變為普遍價值時,極易滑向一種新道德。這方面,歐陸理性主義的發展就是明顯例子。歐陸理性主義者普遍相信理性和人的感情應該是道德的基礎。德國哲學力圖用理性推出道德,而法國啟蒙思想家則更喜歡用人的感情來論證道德的合理。他們並無英國經驗主義那種道德論證失敗的認識。即使他們也發現「實然」與「應然」有別,甚至「實然」不能推出「應然」,但理性的追求可以含混地看作趨向普遍規則的意志,它可以和道德聯系起來。這樣,當他們把自由平等這些價值看作是從理性或感情推出時,就很容易滑到一種道德論證,即它被納入人的向善意志。在這種結構中,權利不僅代表正當和善,還帶有某種「應然」即道德的性質。例如彌爾在《論自由》中指出,法國式的自由是平等為先的自由,這里平等首先被理解為一種道德價值,而不僅僅是權利。又例如,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把自由分為自然的自由和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是人的一種新道德。柏林(IsaiahBerlin)將自由分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種,認為歐陸理性主義所認同的自由更接近於積極自由,它有別於英美強調免於別人干預的消極自由。為什幺自由有積極與消極之分?我們認為,積極自由的本質是把自由看作主體性並強調應該去實現自由這種價值。這里自由已被等同於善,而追求自由則是一種向善的意志。人的意志指向善恰恰是道德的基本結構。因此積極自由之所以不同於消極自由,乃是因為它比消極自由具有較多的道德色彩。
一般來說,道德注重應然即強調人的義務。積極自由既然把人在法律許可下的自主性視為一種應然,「應然」自然也包括人的義務。這樣,在積極自由和理念中,人為社會盡義務是他享受權利的前提。此外,當權利僅僅用以刻劃人的自主性為正當時,並不要求人一定有能力可以實現權利所規定的各項內容。而一旦權利(或自由)道德化,道德要求其內容為人之可欲;人們就會認為人的權利一定是人之可以做到,即如果有人沒經濟能力實現法律賦予他權利時,就認為權利的虛妄。進一步,把每個人向善的意志集中起來,就是公共意志。公共意志作為向善意志的普遍化,就是一種道德。這樣一來,社會制度作為公共意志的表現當然也就等同於新的道德。在盧梭那裡,社會公義既是公共的大我,又是全體人結合而成的公共人格和道德,它既是國家,又是公民。民主則被認為是一種實行了新道德理想的制度;而法律的行使,應該有助於人類的道德化。這就構成了張灝所說的高調民主,它有別於英美自由主義將民主視為一種保護個人權利制度的低調民主觀。而一旦把社會制度作為道德價值的實現,必定包含著用理想原則來設計的含義,它極易轉化為烏托邦。
因此,我們可以用自由平等這些理念中所包含的道德價值成份多少(即對向善意志強調程度的不同),將相應的觀念和觀念系統分類(表1)。隨著權利這一觀念中所蘊含的道德成份增加,出現權利的道德化,個人權利和消極自由也就變為積極自由和強調義務的權利。進一步將積極自由道德化,個人權利完全轉化為平等,自由也變成號召人們參與解放事業的一種公共意志。與其相應的觀念系統是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和共產主義。
三、十九世紀中國人對「權利」的認識
為甚幺中國人要用權利一詞翻譯rights?這同「權利」一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義直接相關。我們知道,中文裡「權」和「利」兩個字連用,一般有兩種意思。一是指權勢和貨財;另一謂權衡利害。先秦文獻中很少使用「權利」,但《荀子.勸學》中已有這樣的用法:「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其中「權利」就是指權勢與貨財。但「權利」也有權衡利害的意思,如《商君書.算地》:「夫民之情,朴則生勞而易力,窮則生知而權利。易力則輕死而樂用,權利則畏法而易苦。」到漢代,文獻頻頻出現權利二字聯用,其含義大多是權勢與貨財。值得注意的是,專題討論國家權力、利益與儒家道德關系的著作《鹽鐵論》中「權利」一詞的用法。該書有十一處使用「權利」(見表2),其意義均為權利和利益。漢以後,權利的主要用法是泛指權勢和利益。這表明,或許除了權利一詞外,另外找不到更合適的詞來表達在某種條件下特許的權力和利益這一意義。我們認為,近代中文裡之所以用權利譯rights,是為了表達rights法律含義中對國家或個人權力和利益兩方面的界定。
據劉廣京考察,中文用權利一詞翻譯rights比日文書刊要早,它最先出現在1864年總理衙門斥資刊印的《萬國公法》上。這證明,中國人對權利的認識也同西方一樣,是從其法律層面開始的。《萬國公法》由西方傳教士丁韙良主譯,是一部討論西方國際法及其歷史的著作。該書提到權利一詞有幾十處,其含義大多是法律的,指合法的正當權力和利益(見表3)。《萬國公法》用代表權力和利益的權利來翻譯rights法律意義,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當」這樣的意思外,基本上表達了合法的正當權力和利益之意思。這一翻譯應該說是符合rights的原意。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中國,正當性極為牢固地和儒家道德相聯。特別是由於對甚幺是正當的權力和利益,中西文化是有不同理解的。在近代西方,法律為權力的正當性根據,而中國傳統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倫理作為正當權力和利益的基礎。例如在《鹽鐵論》這十一個例句中,「權利」除了一般意義上指涉權勢與利益之外,大多與「王道」、「仁義」對用。也就是說,在討論國家或個人權勢和經濟利益時,不能脫離儒家倫理。特別是漢代以後,權力和利益的正當性越來越明顯地與儒家倫理而不是法律掛
8. 推薦一本法律學入門書,謝謝,我15,MM,我一點都不懂法。要通俗易懂哦,謝謝。
法學入門
出版社: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第1版 (2006年1月1日)
平裝: 400頁
開本: 32開
ISBN: 7562027293
條形碼: 9787562027294
產品尺寸及重量: 21.1 x 14.7 x 1.6 cm ; 440 g
ASIN: B0011CKK6A
編輯本段內容簡介作者以豐富的閱歷、學養,淺白的文字,引領初學「法學」的讀者,一窺法律之貌。本書共分為三編,第一編為法學緒論,第二編為主要法律概述,第三編為法學原理,期盼讀者能藉此書,對法學產生興趣。
本書的目的,主要對於有志於專修法學者,提供一「指標」,因此,本書作者盡量留一空間,讓讀者擅加推理、思考,並探究其真意,以利於讀者的研習。
9. 我國正式法律解釋可以劃分為個別性解釋和什麼
你好: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不同把法律解釋分為法定解釋和學理解釋兩大類。
(1)法定解釋
法定解釋又稱正式解釋、有權解釋,官方解釋和有效解釋,是指法律確定的國家機關或個人依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對法律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法定解釋的特點是:解釋的主體是法定的,不是任意的;所進行的解釋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與所解釋的法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對法定解釋,人們往往依據解釋主體的不同,劃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
(2)學理解釋
學理解釋又稱正式解釋、無權解釋、任意解釋,是指非法定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法學工作者以及報刊等對有關法律、法規的內容和含義所做的說明。其特點是不具有法律效力。
--李龍主編:《法理學》,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頁。 法律解釋按照效力來劃分有法定解釋(有效解釋)和任意解釋(學理解釋)兩大類。法定解釋是指根據法定許可權由特定的主體進行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釋。學理解釋是指沒有法定普遍約束力的解釋,主要表現為理論研究、案件辯論和法制宣傳。
我國法律解釋從主體地位及其效力來劃分,大體上有以下幾種:
(1)立法解釋。這有兩種情況:一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憲法和法律條文本身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的問題所進行的解釋。另一種是指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針對地方性法規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
(2)司法解釋。指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審判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所進行的解釋。
(3)行政解釋。指由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針對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的具體應用問題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規所進行的解釋。
--張文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377頁。 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來劃分,法律解釋可分為法定解釋和非法定任意解釋。
法定解釋又稱正式解釋、有權解釋。是指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基於法律的授權規定對法律進行的解釋。法定解釋又可以分為立法解釋、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
非法定解釋,又稱非正式解釋,是指未經立法機關授權的機關、團體、社會組織、學術機構以及公民個人對法律所作的解釋。非正式解釋有學理解釋和任意解釋之分。
法律解釋方法不同,可以將法律解釋劃分為很多種,主要有:系統解釋、邏輯解釋、擴充解釋、限制解釋、字面解釋、歷史解釋。
--卓澤淵主編:《法學導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7-81頁。 根據我國法律解釋許可權的劃分,我國的法律解釋大體上可以分為立法解釋、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
(1)立法解釋。從狹義上說,立法解釋專指國家立法機關對法律所做的解釋;從廣義上說,則泛指所有依法有權制定法律、法規的國家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對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規進行的解釋。這里所說的法律解釋是廣義的。它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憲法的解釋,以及對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補充規定的法律的解釋;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對自己制定的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行政法規的解釋;(3)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其他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地方人大常委會對自己制定的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地方性法規的解釋。
(2)行政解釋。行政解釋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在依法行使職權時,對有關法律、法規如何具體應用問題所做的解釋。它有兩種情況:國務院及其主管部門對不屬於審判和檢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如何具體應用問題所做的解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對地方性法規如何具體應用的問題所做的解釋。
(3)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是指國家最高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法規的過程中,對如何具體應用法律、法規的問題所做的解釋。它包括:審判解釋;檢察解釋和審判、檢察聯合解釋。
--葛洪義主編:《法理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389頁。 就解釋對象而言,它有廣義與狹義之分。
再就解釋主體而言,可以把法律解釋分為學理解釋和法定解釋。由於解釋主體性質的不同,法定解釋還可以進一步分為立法解釋、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
--楊一平著:《司法正義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201頁。 法律解釋的種類從形式和方法上說,有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從效力上說,有學理解釋和強制解釋;從實質上說,有擴充解釋和限制解釋。
--朱采真著:《現代法學通論》,世界書局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版,第80頁。 依解釋之主體,可分為有權解釋與學理解釋。
(一)有權解釋。又可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
(二)學理解釋。為根據學理,定法律之意義,無法律上之拘束力。依解釋手段之不同,又可分為文字解釋與論理解釋。
1.文字解釋。謂依法之字義而解釋法律。
2.論理解釋。謂不拘泥於法文之字句,由立法之目的、沿革、社會生活之需要,法典全體之組織,與其他法文之關系,法律適用之結果等各方面觀察,用論理的方法,求貫通法律全般之統一的精神。由法文之文字與其意義之關系,又可分為下之種種方法。
a.擴張解釋
b.縮小解釋
c.變更解釋
d.反對解釋
e.當然解釋
以上所述之論理解釋方法,多足以濟文字解釋之窮,可見先文字解釋而後倫理解釋之舊說,實無一顧之價值。文字解釋與倫理解釋,並無先後重輕之別,必兩者相俟而行,始能得法律之真意義。
--吳學義著:《法學綱要》,中華書局,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版,第71-72頁。 由於進行解釋法律的機關與人員的不同,解釋有下列幾種形式:一、正式解釋;二、司法解釋;三、學理解釋。
解釋按其所採用的方法,可分為下列數種:一、文法解釋;二、邏輯解釋;三、系統解釋;四、歷史解釋。
按解釋的尺度可分為:一、字面解釋;二、限制解釋;三、擴充解釋。
--蘇聯科學院法學所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與法權理論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511-517頁。 從國家看,法律之解釋可大別為有權解釋和學理解釋兩種分類。
(一)有權解釋:有權解釋又分為立法解釋,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三種。
(二)學理解釋:學理解釋又分為文理解釋和倫理解釋兩種。
――李岱著:《法學緒論》,台灣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62-65頁。 (1)機關解釋。此種解釋亦稱法定解釋,或有權解釋,蓋其解釋之效力較強也。復分為三種:①立法解釋。此項解釋,情形有二:一為事前解釋,一為事後解釋。②司法解釋。此項解釋亦有兩種情形,一為判例,一為解釋例。③行政解釋。此種解釋以適用法令時對該法令本身發生疑義之解釋為限,而對於憲法之疑義,或法令與憲法有無抵觸之疑義則無權解釋。
(2)個人解釋。此種解釋亦稱學理解釋。此種解釋,無拘束力,故亦稱無權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