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刑法學
A. 中國十大刑法學家是哪些
目前來說了，刑法肯定是清華最好，張明楷、周光權、黎宏、勞東燕這個團隊，不但學術水平高，而且，在觀點、理念和體系也領先人大和北師大法學院太多了。
改革派：大陸法學派（德日）：張明楷（清華）、周光權（清華）、黎宏（清華）、陳興良（北大）
保守派：傳統學派（蘇俄）：高銘暄（人大）、馬克昌（武大）、趙秉志（北師大）
兩派理論目前正在交鋒中，傳統學派死抱著蘇俄的四要件理論，根本跟不上形勢，很多理論完全是錯誤的，而且，體系混亂，缺乏邏輯。大陸法學派的三要件更嚴謹，符合邏輯，但中國早晚都會全面採用張明楷學派的理論體系。
四要件和三要件的核心區別也就在於四要件分析犯罪構成時是個平面的思維方式，主客觀處於一個順位的考慮要素，而三階層是個立體的思維方式，先從客觀方面考慮，一層層的排除犯罪性，相當於一個有位階的思維方式。
陳興良本來也是高銘暄的得意弟子，但這些年也發現高馬學派的理論缺陷和錯誤，已經逐步脫離高、馬學派，往張明楷學派靠攏了。
所以，刑法學來說，國內的情況大概如此：
1，清華法學院，張明楷、周光權、黎宏、勞東燕這個團隊的確太牛逼了，中青年結合，朝氣蓬勃，潛心學術研究，連續多年在法學核心期刊上獨領風騷，實力第一；張明楷是刑法改革派的領袖，他的理論，直接動搖了高銘暄學派的理論基礎，所以高銘暄現在也很惱火，被高銘暄及其弟子圍攻批判，不過，真金不怕火燒，批的越凶，越證明了他的正確性，只不過他動了傳統勢力的乳酪，算是發展路上的一個插曲罷了，現在大勢所趨，國內已經開始接受張明楷的理論了，張明楷的刑法學時代已經到來了。
2，北大法學院，陳興良領銜。陳興良是高銘暄的得意門生，最早也是屬於高銘暄學派的，但後來也發現高銘暄的理論有很多漏洞，慢慢就跟就恩師分道揚鑣，目前已經往張明楷學派靠攏，是僅次於張明楷的二號人物。但北大除了陳興良，其他人跟他相差太遠，獨立難撐啊，不過北大排第二應該沒問題；
3，人大法學院，雖然有高銘暄，但年事已老，他的四要件核心理論已經被證明是很落後，很過時的，而且是錯誤的，發現自己理論被動搖後，他發動他的眾多弟子圍攻張明楷和陳興良，但他的學派漏洞太多不能自言其說的。其實作為中國刑法學的奠基人，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順應潮流，而不是阻礙刑法的發展和變革。另一個，人大被趙秉志拉走了幾乎整個刑法學團隊，元氣大傷，年輕一點只有馮軍還不錯，幸好底子還在。
4，北師大法學院及刑法所，靠著趙秉志帶來整個團隊，一下子飆升，不過底子還是差點。而且，趙秉志作為高銘暄指定的接班人，完全繼承高銘暄的過時的四要件理論。趙秉志抱殘守舊，毫無創新，學術水平和理念跟張明楷、周光權、陳興良差的很遠，他走的方向沒什麼前途。。
5，往下的還有中南政法、華東政法、武大、西南政法、中國政法、東南大學等，但這些學校實力都不錯，但缺少大腕牛人。
B. 刑法的精神內涵是什麼(急用,5555...)
立,以致新舊兩派刑法理論長期爭論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舊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歷史劇變。與此相關的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法律制度的變革亦時不我待。《欽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標志性成果。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論新舊兩派激烈爭論的時期。東鄰日本，刑法學界也掀起了新舊學派理論爭論的熱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論指導下制定的。深受傳統律學影響的中國法學界，當時還無力形成刑法學派，更談不上參與新舊兩派刑法理論的爭論，但這並不說明晚清刑律的變革未受到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爭論的影響。事實是，清末的修律者們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學派的理論差異，在起草刑律時是有取捨的。很難說模範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陸法系刑法制度的《欽定大清刑律》是在那個刑法學派影響下制定的，但通過日本刑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傳入中國的新舊刑法學派理論烙印的確打在了《欽定大清刑律》上。探討西方新舊兩派理論對《欽定大清刑律》的影響，既可以探明中國刑法近代化邁出第一時的理論高度，又有助於理清民國刑法變化的理論脈絡。
一、刑法基本原則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則對《欽定大清刑律》產生了全面而深遠的影響。這三大原則均是西方啟蒙思想的產物，是構成近現代刑法的柱石。舊派理論視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則的採用上傾向於古典的舊派理論，特別是罪刑法定主義的明確規定，刪除比附，禁止類推較集中地體現了舊派的理論。基於三權分立和心理強制理論的罪刑法定主義原則首次引入中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也體現了古典刑法學派的強大生命力。同時，立法者們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論關於刑法基本原則含義的詮釋，比如，《欽定大清刑律》在吸納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時，除了舊派的報應論的思想基礎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論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價值，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證。
（一）《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其一，明確宣告罪刑法定原則，否定比附類推。《欽定大清刑律》第10條規定：「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為，不為罪。」[②]這是我國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確規定的「罪刑法定主義」，沈家本在奏進呈刑法草案折中詳細陳述了立法理由：「本條所以示一切犯罪須有正條乃為成立，即刑律不準比附援引之大原則也。凡刑律於無正條之行為，若許比附援引及類似之解釋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審判官得以已意於律無正條之行為比附類似之條文致人於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為一，非立憲國之所應有也。第二，法者，與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應為與不應為。若刑律之外參以官吏之意見則民將無所適從。以律無明文之事忽援類似之罰，是何異於以機阱殺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許審判官得據類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難期統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國視習慣法與成文法為有同等效力。此外歐美及日本各國無不以比附援引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義，不復襲用舊例。」[③]岡田朝太郎認為《欽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謂中國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嚴格刑法解釋。《欽定大清刑律》雖然明確了罪刑法定原則，否定了比附類推，但並不排斥對刑法的自然解釋，若需要對刑法進行解釋，必須符合嚴格解釋的原則。民國初年刑法學者在解釋這一條款時作了補箋；「本例雖不許比附援引，究許自然解釋。自然解釋者，即所犯之罪與法律正條同類或加甚之時，則依正條解釋而通用之也。同類者，例如，修築馬路正條只禁止牛馬經過，則象與駱駝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條禁止鉤魚，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網，而投網較垂鉤加甚，自可援鉤魚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欽定大清刑律》第1條規定：「本律於凡犯罪在本律頒行以後者適用之；其頒行以前未經確定審判者亦同，但頒行以前之法律不以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闡述了立法理由：「本條定刑法效力之關於時者。第一項規定本於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與第十條規定採用律無正條不處罰之原則相輔而行，不宜偏廢也。第二項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審判在施行後，定新舊二律之中，孰當引用也。關於本題之立法例有二：一為比較新舊二法，從其輕者處斷之主義。法國刑法第四條，比國刑法第二條，德國刑法第二條，匈牙利刑法第二條，和蘭刑法第一條第二項，紐約刑法第二條，日本現行刑法第三條第二項，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條第二項，那威刑法第三條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舊二法，概從新法處斷之主義，英國用之。我國明律亦主此義。本朝雖有第一主義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並依新律擬斷之規定。議者謂被告犯罪之時，已得有受當時法律所定之刑之權利。誠如此說，應一概科以舊律之刑，不應復分新舊二律之輕重也。況人民對於國家並無所謂有受刑權利之法理也。或又謂若使新律重於舊律，而舊律時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則與舊律時代受舊律輕刑之同種犯人相較，似失其平。誠如此說，則使新律施行之後，僅此舊律時代之同犯犯人科以舊律之輕刑，彼新律時代之犯人據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較，則又失其平矣。或又謂刑失之嚴不如失之寬。從新律之輕者，所以為寬大也。然刑不得為沾恩之具，非可嚴亦非可寬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國民之程度以為損益。既經裁可頒布，即垂為一代之憲章，不宜復區別輕重寬嚴也。歐美及日本各國多數之立法例，所以採用第一主義者，蓋受法國刑法之影響。而法國刑法之規定則其時代之反動耳，於今日固無可甄擇者。我國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義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與多數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義也。第二項後來頒行以前之律例不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與前微異，蓋一則新舊二律俱屬不應為之罪惡，不過輕重之差。一則新律雖為有罪，而舊律實認許其行為，因判決在後，遽予懲罰，有傷期刻也。」進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語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項既採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則，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為，在新刑律雖酷似有罪之行為，不得據新律之規定而罰之。第二項指未經確定裁判者，雖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訴而變更之。凡案件具此情節，檢察官即得上訴而請求引用新律。其上訴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訴訟法為據。」[⑥]
其四，《欽定大清刑律》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在總則罪行法定原則的精神指導下，在分則中對各種犯罪作了明文規定。分則中共規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類罪名，從而為司法實踐的定罪活動提供了明確的標准。
其五，分則中規定了具體犯罪的法定刑。《欽定大清刑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國交罪」中的第120條規定：「對外國君主或大統領有不敬之行為者，處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罰金。」分則中類似規定，比比皆是。這樣，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種和幅度內根據案情做出正確宣判。同時也避免了絕對罪刑法定原則過於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適應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欽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並將其精神體現在眾多的具體條文中，大體看來，以下方面較集中地體現了罪刑相適應原則。
第一，法律適用的主體平等。法律適用上的主體平等是罪刑相適應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種種特權，便談不上罪刑相適應了。為此，《欽定大清刑律》第2條至第8條規定了刑律對人的效力。其中第2條規定：「本律於凡在帝國內犯罪者，不問何人適用之。其在帝國外之帝國船艦內犯罪者，亦同。」從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導致適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國封建法律中長期存在的議、請、減、贖、當、免等特權。為平等的適用法律，在立法上創造了條件。
第二，確立了近代刑罰體系。罪刑相適應需要有科學的刑罰體系相配套，《欽定大清刑律》第37條規定：「刑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之種類及重輕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無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滿、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滿，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滿，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滿，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滿，一日以上；第五，罰金；一元以上。從刑之種類如左：第一，褫奪公權；第二，沒收。」《欽定大清刑律》所確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響，1907年日本刑法廢除了重罪、輕罪、違警罪的劃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稱。將主刑分為死刑、懲役、禁錮、罰金、拘留、科料六種，沒收為附加刑。剝奪公權由特別法加以規定，未列入刑法典中。《欽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罰體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簡潔、更概括、更清晰。雖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總體上看，這個刑罰體系按照各種刑罰方法的輕重次序分別加以排列，相關刑種互相銜接，結構嚴密，主附配合。這樣，既能根據已然的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予以適用，具有給犯罪人帶來一定痛苦的懲罰性，從而體現報應的意蘊；又能根據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適用，例如剝奪自由，限制自由，剝奪財產等刑罰，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從而達到功利的目的。科學的近代刑罰體系的確立，為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奠定了基礎。
第三，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欽定大清刑律》根據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同，規定了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其一，防衛過當，緊急避險減輕處罰。第15條規定：「對現在不正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為罪；但防衛行為過當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條規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難、強制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為罪；但加過當之損害者，得減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項之規定，於公務上有特別義務者，不適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減免處罰。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犯之為罪，於分則各條定之。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論。得免除或減輕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規定從犯減輕處罰。第31條規定：「於實施犯罪行為以前幫助正犯者，為從犯。得減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幫助從犯者，准從犯論。」其四，數罪並罰。第五章為俱發罪，分別情況，對俱發罪進行了詳細地規定。以上種種輕重有別的處罰原則，都體現了《欽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則。
第四，規定了近代刑罰制度。《欽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們洞察世界刑法理論發展態勢，借鑒了新派刑法理論規定了一系列刑罰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執行，復再犯罪，此其人習於為惡，實為社會之大憝。若仍繩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無刑之義，故本章特設規定。」[⑧]所謂特設規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規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為「自首制度」，第51條做了一般規定：「犯罪未發覺而自首於官受審判者，得減本刑一等。犯親告罪向有告訴權之人首服，受官之審判者，亦同。」沈家本闡述了自首減輕的理由「自首減刑為獎勵犯罪者悔過投誠而設。各國多數之例，惟認特別自首者，著之於分則。其有規定於總則者，蓋緣於中國法系也。自首必須備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於覺前，若於發覺後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於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於官署就審判。四者不備即不得將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條件者可減輕處罰。其三，酌減制度。第十章為「酌減」，第54條規定：「審按犯人之心術及犯罪之事實，其情輕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為裁抑犯罪，制定分則以下各條。然同一犯罪，情節互異，若株守一致，則法律之范圍過狹，反致有傷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權，臨時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之事實，減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緩刑制度。岡田朝太郎不僅把西方的緩刑制度首次引進日本刑法，而且又把這一制度引入中國。第十二章為「緩刑制度」，第63條規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審判確定之日起，得宣告緩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七年，或前受拘役執行完畢或免除後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職業者；(四)有親屬或故舊監督緩刑內之品行者。」其五，假釋制度。第十三章為「假釋」，第66條規定：「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逾十年後，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後，由監獄官申達法部，得許假釋出獄；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時效制度。第十五章規定時效，第69條規定了追訴時效：「提起公訴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罰金者，六月。前項期限，自犯罪行為完畢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訴者，其起訴權消滅。」第74條規定了行刑時效：「行刑權之時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無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罰金，一年。前項期限，自宣告確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權消滅。」
第六，按刑罰階梯理論設置了分則的順序。《欽定大清刑律》分則共三十六章，各章順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質的嚴重程度從重到輕依次排列。
（三） 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的體現
針對西方封建中世紀的刑罰殘酷性、暴虐性，啟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罰人道主義原則。人類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罰的嚴厲性在長期的演變中緩慢但堅定地日趨緩和，刑罰體系從以死刑為中心，到以肉刑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為中心的歷史發展，背後的決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詞彙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犯罪之實施者的一種寬容的態度，其實質是將犯罪人作為倫理主體對待，而不是物體處理。刑罰人道主義意味著對於人的自主性的承認。可見，刑罰人道主義的基本含義實際上是人道主義形而上學原則的直接套用。只有將這一原則展開為一系列人道主義刑罰規則，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這些規則包括否定性規則和肯定性規則兩個基本方面。否定性規則是人不能被作為手段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肯定性規則是人應當作為目的對待之形而上學原則的展開，一般以「應當……」「盡量……」的語言結構形式表達，這兩個方面統一在一起形成一個規則體系，確保人道主義的實現。而且，否定性規則是刑罰人道主義的基礎，肯定性規則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提升。
經過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們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罰人道主義原則得以在《欽定大清刑律》中確立。主要表現為：
第一，刪除重法，設置近代刑種。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後，對中西刑律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為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為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訾為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借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為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為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一日凌遲、梟首、戮屍」，「一日緣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11]
《欽定大清刑律》確定近代刑種為主刑和從刑兩類。其中主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從刑為褫奪公權和沒收。沈家本認為舊律應變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楊鴻烈先生對此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將中國法律最落後不合時宜的部分真能愷切披陳，可算是對中國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減死罪，確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條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對死刑的立法極為重視，雖說廢除死刑的條件不成熟，但減少死刑的適用，也是刑罰人道主義的體現。「死罪之增損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時簡絞刑之屬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稱之。宋用《刑統》而歷朝編敕麗於大辟之屬者，更仆難數，頗傷繁細。元之刑政廢弛，問擬死罪者，大率永系獄中。《明律》斬、絞始分立決、監候，死刑階級自茲益密。歐美刑法，備及單簡，除義大利、荷蘭、瑞士等國廢止死刑外，其餘若法、德、英、比等國，死刑僅限於大逆、內亂、外患、謀殺、放火、溢水等項。日本承用中國刑法最久，亦止二十餘條。中國死刑條目較繁，然以實際論之，歷年實決人犯以命盜為最多，況秋審制度詳核實緩，倍形慎重，每年實予勾決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無死罪之實。持較東西各國，亦累黍之差爾。茲擬准《唐律》及國初並各國通例，酌減死罪；其有因囿於中國之風俗，一時難予驟減者，如強盜、搶奪、發冢之類，別輯暫行章程，以存其舊，視人民程途進步，一體改從新律。顧或有謂罪重法輕，適足召亂者。不知刑罰與教育互為消長，格免之判，基於道齊。有虞畫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誅及偶語，何能禁勝、廣之徒起於草澤；明洪武時所頒大誥，至為峻酷，乃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諸載籍，歷歷不爽。況舉行警察為之防範，普設監獄為之教養，此弊可無顧慮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減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時，也批評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執行方法上同樣能反映刑罰的殘酷與人道；沈家本主張「死刑惟一」。「舊律死刑以斬、絞分重輕，斬則有斷脰之慘故重，絞則身首相屬故輕，然二者俱屬絕人生命之極刑，謂有輕重者，乃據炯戒之意義言之爾。查各國刑法，德、法、瑞典用斬，奧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絞，俱系一種，惟德之斬刑通常用斧，亞魯沙斯、盧連二州用機械，蓋二州前屬於法而割畀德國者，猶存舊習也。惟軍律所科死刑俱用銃殺，然其取義不同，亦非謂有輕重之別。茲擬死刑僅用絞刑一種，仍於特定之行刑場所密行之。如謀反大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等條，俱屬罪大惡極，仍用斬刑，則別輯專例通行。至開戰之地頒布戒嚴之命令，亦可聽臨時處分，但此均屬例外。」[15]《欽定大清刑律》第38條規定：「死刑用絞，於獄內執行之。」
第三，對未成人犯罪的懲治教育。
《欽定大清刑律》第11條規定：「凡未十二歲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對此解釋為「夫刑者，乃出於不得已而為最後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罰，以教育涵養其德性，而化其惡者，使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義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動者，其年齡依各國學校及感化場之實驗，以十六七歲之間為限。故本案拾辨別心之舊說，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齡為主。同十六歲以下無責任之主義。誠世界中最進步之說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後又提出了注意事項「因其情節而命以感化教育。蓋以未滿十六歲者，雖有觸罪行為，不應置諸監獄，而應置諸特別之學校。至感化場規則，當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內。所謂情節者，非指罪狀輕重而言，乃指無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國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憲政編查館認為刑事責任年齡十五歲太寬，主張改為十二歲。最後由皇帝欽定為十二歲，但同時在第50條宥減中加上未滿十六歲人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懲治教育視為《欽定大清刑律》的重大變化之一，特別看重。「犯罪之有無責任，俱以年齡為衡。各國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隨其習俗而定。中國幼年犯罪，向分七歲、十歲、十五歲為三等，則刑事丁年為十六歲以上可知。夫刑罰為最後之制裁，丁年以內乃教育之主體，非刑法之主體。如因犯罪而拘置於監獄，薰染囚人惡習，將來矯正匪易，如責付家族，恐生性桀驁，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貧窶無力教育者，則懲治教育為不可緩也。按懲治教育始行之於德國，管理之法略同監獄，實參以公同學校之名義，一名強迫教育，各國仿之，而英尤勵行不怠，頗著成績。茲擬採用其法，通飭各直省設立懲治場，凡幼年犯罪，改為懲治處分拘置場中，視情節之重輕，定年跟之長短，以冀漸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蓋不外是矣。」[18]
第四，對精神病人、喑啞人行為的特別規定。
關於精神病人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12條規定：「精神病人之行為，不為罪；但因其情節得施以監禁處分。前項之規定，於酗酒或精神病間斷時之行為，不適用之。」草案案語說明了立法理由：「本條系規定痴與瘋狂等精神病人，雖有觸罪行為全無責任。精神病人之行為非其人行為，乃疾病之作為，故不應加刑，而應投以葯石。若於必要之時，可命以監禁。各國之規定皆與本條同。」[19]
關於喑啞人的行為，《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處罰。沈家本認為「聾啞精神不完備者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聾啞有生而聾啞者，有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生而聾啞乃自來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國等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傷而聾啞者，不過肢體不具，其精神、知識與普通無異，則不能適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對老者的宥減規定。
《欽定大清刑律》第50條規定滿八十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釋說：「八十歲以上精神漸昏眊自不能與普通之犯罪者同論，故酌量情節減輕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論
（一）未遂犯
「舊派與新派之爭在未遂論方面的分歧至為明顯，可以認為，客觀未遂論與主觀未遂論是兩派爭論的縮影。」[22]舊派注重犯罪行為所產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為犯罪行為之本質，刑法的目的是保護法益。因此，犯罪行為僅於既遂時，才有處罰之必要。對於重大犯罪，為防止犯罪的發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險性給予處罰。如果僅存犯罪的意思，沒有發生法益侵害的客觀危險性，也不能作為未遂犯予以處罰。對於未遂犯「理應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23]新派認為，未遂犯的處罰根據在於顯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險性的、與法相敵對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種行為已將這種犯罪意思表現在外部，則未遂犯的意思與既遂犯的意思沒有差異。行為的既遂及其結果，並非重要，犯罪意圖的顯示就是犯罪本質的表現，因此，未遂與既遂本質上相同，兩者均應同等予以處罰。雖可根據情節採取較既遂為輕的處罰，但不是必須如此。《欽定大清刑律》第17條規定：「犯罪已著手，而因意外之障礙不遂者，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結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減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條關於未遂犯的規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罰為前提，對其刑罰的適用是較既遂罪之刑「得減」一等或二等。「得減」不是「必減」，也不是「應減」，而是「可以減」。不難看出，《欽定大清刑律》關於未遂罪的規定，明顯地傾向新派理論。關於這一點，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語中有詳細說明：「現行律所載，有謀殺已行未傷及傷而未死，強、竊盜未得財，強奸未成 等，皆屬未遂罪之規定，惟散見各門，並不到諸名例。隋唐以降，後先一軌。然此固不應僅屬二三種犯罪，實 系通乎全體之規則，本案故列於總則之中。歐美各國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則皆在應罰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義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結果，損益尚屬輕微，於法律必減輕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礙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會與既遂犯無異，故刑不必減。惟各按其情節亦或可以減輕。此二主義，前者謂之客觀主義，後者謂之主觀主義。客觀主義已屬陳腐，為世所非，近時學說及立法例大都偏於主觀主義。本案亦即采此主義。」[24]
（二）不能犯
行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實行一定之行為，在客體與行為性質上，從一開始就不能實現犯罪之結果者，稱為不能犯，也稱不能未遂。舊派學說認為，不能犯的行為未侵害法益，也未對法益構成威脅，這種既不能發生犯罪結果又無危害性的行為，沒有處罰的必要。新派認為，行為人的犯罪意思已於外部明顯表現出來，其性格的危險性暴露無遺，對不能犯進行懲罰，實屬當然。《欽定大清刑律》採納新派學說，把不能犯視同未遂犯，同樣規定在第17條中。沈家本解釋說：「未遂罪者，即分則所定之犯罪行為著手而未完結，或已完結而未生既遂之結果者是也。……第一項後半，在於不能生結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於死，及探囊而未得財物之類。在學術上謂之不能犯，其為罪與否頗屬疑問，學者之所爭論而未決之問題也。然此實應與一般未遂罪同論，故特設此規定。」[25]
（三）共犯
C. 刑法學論文題目有哪些
刑法學畢業論文題目：
1. 論犯罪的基本特徵和本質特徵
2. 我國犯罪成立理論的體系性特點及其缺陷
3. 論犯罪成立要件與犯罪構成要件的異同
4. 犯罪本質特徵新說
5. 「犯罪客體不要說」之檢討——從比較法的視角考察
6. 關於犯罪客體的若干問題思考
7. 論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之爭
8. 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關系的新解讀
9. 論刑法中的人身危險性 10. 試論不法侵害的認定
11. 現代刑法中報復主義殘跡的清算
12. 我國法治視野下刑罰目的的理性選擇
13. 報應主義與目的主義之對峙及調和
14. 論刑法中危害結果的概念
15. 論刑法中的行為對象
16. 試析刑法中行為對象與犯罪對象
17. 刑法中的因果關系和客觀歸責論
18. 論犯罪構成的情節要求
19. 關於刑法情節顯著輕微規定的思考
20. 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21. 我國刑法第13條但書研究
22. 論定罪情節與情節犯
23. 刑事政策視野中的情節犯研究
24. 量刑情節適用的若干問題研究
25. 論刑法適用中的隱性不平等：以劉海洋案為視角的考察
26. 罪刑法定原則與刑事司法
27. 罪行法定原則下的刑法解釋及其發展趨勢
28. 罪刑法定原則在實踐中的得與失
29. 罪刑法定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的沖突
30. 善待罪刑法定原則
31. 罪刑法定與自由裁量權
32. 犯罪「故意」的學理分析
33. 從主觀要件中對「明知」的認定問題的探討
34. 明知必然發生能否放任?
35. 違法性認識在我國犯罪成立中的地位
36. 違法性認識在故意犯罪中的地位
37. 復合罪過形式理論之合理性質疑
38. 判斷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時不應考慮主觀要素
39. 論刑法適用解釋
40. 司法解釋之刑法謙抑性的背離
41. 狹義刑法解釋若干問題探析
42.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權解釋中的功能
43. 中國刑法司法解釋體制演進過程之檢視與反思
44. 論司法解釋的法律監督
45. 我國刑法立法解釋性質問題初探
46. 刑法有權解釋主體辨析
47. 間接故意犯罪的中止
48. 犯罪中止若干問題思考
49. 論犯罪預備行為的處罰范圍
50. 論我國刑法中犯罪未遂立法的缺失、成因及其完善
51. 結果加重犯基本理論研究
52. 結果加重犯刑事責任根據及其合理性問題探討
53. 論我國刑法中共同犯罪人分類的完善
54. 共犯的停止形態研究
55. 共同正犯的若干問題研究
56. 實行過限問題研究
57. 共謀共同正犯問題研究
58. 片面共犯若干問題思考
59. 過失共同犯罪若干問題思考
60. 共同過失與共同犯罪
61. 過失犯的構成要件構造及其適用
62. 激情犯基本理論研究
63. 過失危險犯基本問題研究
64. 中國刑法上的新類型危險犯
65. 論危險犯的危險狀態
66. 危險犯犯罪形態研究
67. 刑法中的危險及其判斷：從未遂犯和不能犯的區別出發
68. 數額犯中「數額」概念的展開
69. 犯罪數額研究
70. 不純正數額犯略論
71. 單位犯罪若干問題研究
72. 關於「單位累犯」問題的思考
73. 單位犯罪自首制度初探
74. 論單位犯罪停止形態
75. 論單位犯罪主體消亡後刑事責任之承擔
76. 試論單位犯罪的主體結構——「新復合主體論」之提倡
77. 論單位實施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責任
78. 單位共同犯罪的幾個疑難問題探究
79. 關於被害人承諾的若干問題思考
80. 事後承諾與阻卻犯罪成立
81. 被害人的寬恕與死刑適用
82. 被害人承諾成立要件比較研究
83. 建立「受害人諒解」相關制度的設想
84. 刑事和解的理論基礎及其在我國的制度構想
85. 試論刑法中的被害者過錯制度
86. 被害人有過錯的故意殺人罪的死刑裁量研究
87. 試析刑事被害人權利保護立法之不足
88. 對弱勢群體中犯罪現象的觀察與思考
89. 「親親相隱」刑事立法化之提倡
90. 「不認為是犯罪」司法適用中的幾個問題
91. 對不能犯處罰的理論基礎及現實意義
92. 論未遂犯的處罰范圍
93. 《關於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若干問題思考
94. 論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規定
95. 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及其制裁的新理念
96. 青少年違法犯罪原因淺析
97. 完善對未成年人保護的刑事司法制度
98. 將未成年人責任規則擴大適用於青年人
99. 身份犯研究
100. 共同犯罪與構成身份新論
101. 論脅從犯不是法定的獨立共犯人
102. 吸收犯之生存空間論
103. 論想像竟合犯——兼與法條竟合犯相區別
104. 再論牽連犯
105. 我國刑法溯及力若干問題研究
106. 完善我國刑法空間效力立法的思考
107.我國刑法屬人管轄權存在的缺陷和立法完善：兼論海外華僑的刑法保護
108. 淺析刑法條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109. 刑法上的不作為研究
110. 不作為犯罪的行為性
111."重大"道德義務應當成為不作為犯罪作為義務的來源
112. 「見死不救」行為定性的法律分析
113. 刑法因果關系研究——兼評不作為犯的因果關系
114. 論不作為犯罪中的先行行為
115. 先行行為可以為犯罪行為
116. 法益狀態說——作為犯與不作為犯的區別標准新探
117. 論作為犯罪客體的法益及其理論問題
118. 針對網路犯罪之認定探討——兼評刑罰相應立法的完善
119.網路中虛擬財產的法律性質及其刑法保護
120. 計算機犯罪之犯罪客體再研討
121. 論我國網路犯罪的界定：兼論我國網路犯罪的立法現狀
122. 論計算機網路犯罪
123. 試論網路共同犯罪
124. 關於網路空間中刑事管轄權的思考
125. 論「黑哨」的立法定性
126. 我國刑法中無限防衛權的再思考
127. 我國刑法未設立無限防衛：對新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定性
128. 論正當防衛與防衛過當的界限
129. 論「假想防衛」
130.業務過失犯罪研究
131.依命令之職務行為正當化研究
132.論家庭暴力中的正當防衛
133. 刑法競合論 死罪、死刑與期待可能性
134. 論死刑的具體適用——兼對新舊刑法中的死刑適用作一比較
135. 論死刑罪名與死刑限制
136. 試論死刑適用應設年齡上限的合理性
137. 死刑不引渡原則探討——以中國的有關立法與實務為主要視角
138. 關於社區矯正若干問題的思考
139. 行刑社會化及其理論基礎探討
140.試論非監禁刑及其執行體制的改革
141.保安處分的理論與實踐
142.保安處分在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運用
143.大陸、台灣刑法中保安處分制度比較
144.大陸與台灣刑事責任年齡之比較
145.教唆犯罪的理論與實踐
146.論未遂的教唆的可罰性
147.陷害教唆若干問題研究
148.間接正犯研究
149.論轉化犯
150.我國刑法中的轉化犯及其價值趨向
151.轉化犯與結果加重犯——兼論刑訊逼供的立法完善
152.犯罪集團首要分子的刑事責任
153.原因自由行為理論的困境與詮釋
154.期待可能性事由在刑法規范中的具體適用
155.認識可能性與期待可能性
156.特別自首若干問題思考
157.對「以自首論」的理解和適用
158.餘罪自首成立要件解析
159.單位累犯、數罪累犯及未成年人累犯問題
160.論量刑中減輕處罰和免除處罰的適用
161. 論剝奪政治權利刑內容的改革
162. 附加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間重新犯罪如何處罰
163.減刑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4.我國假釋制度的理論與實踐
165. 論我國的緩刑制度及其立法完善
166. 論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167. 論我國短期自由刑的改進
168. 淺議我國刑法中的財產刑
169. 刑法中沒收財物之分類研究
170.論赦免的刑事政策意義
171.論死刑緩期執行變更為死刑立即執行若干問題探討
172.論數罪並罰的根據：兼論我國數罪並罰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173.論酌定從輕情節
174.刑法中關於保護國有資產的立法不足與完善 175.慣犯問題研究
176. 初犯的刑法學界定 177.論刑法中的嚴格責任
178. 緊急避險限度條件的追問—兼論為保全自己生命而犧牲他人生命的行為 179. 淺析避險過當中的幾個問題 180.論對向犯
181. 《刑法修正案(五)》的立法缺陷及理解 182. 《刑法修正案（六）草案》評析 183. 刑罰與損害賠償之關系新探 184.論事實錯誤案件的歸責原則 185.重復評價禁止與想像競合犯 186.論未遂犯與不能犯之區別 187.自救行為論
188.過失實行行為研究
189.試論誘惑偵查在我國的法律規制
190. 論刑法中的被脅迫行為
191. 論刑法中的威脅行為
192. 沉默權的立法思考
193. 醉酒人的刑事責任
194. 關於刑法第17條第2款的思考
195. 以「嚴打」為視角審視刑事政策的趨勢
196. 有關安樂死的立法問題的幾點思考
197.事實上的非犯罪化與期待可能性——對安樂死出罪處理的路徑及其法理解
讀
198. 淺談刑訊逼供產生的原因及現實對策
199. 「嚴而不厲：為刑法修訂設計政策思想 200. 女性犯罪原因及預防
D. 如何更好地學習領會刑法修正案（八）
修訂背景
刑法不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的萬能良葯，19世紀義大利著名刑法學者菲利就說過：如果你能將一個老盜竊犯改造成一個誠實的人，你就可以將一條老狐狸變成一條家犬了。但沒有刑法是萬萬不能的，根據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現實情況，世界上各個國家不斷地對刑法進行制定、修改、廢止。我國1997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全面修訂了刑法。此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根據懲治犯罪的需要，先後通過了一個決定和七個刑法修正案，對刑法作出修改、補充。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社會有關方面提出，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對刑法的有關規定作出修改。同時，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意見也要求進一步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刑法作出必要的調整和修改。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從整體上講，本次刑法修訂是歷次修訂動作最大的，共50條，2011年5月1日起生效。
修訂內容解讀
下面分四個部分對本次修正進行解讀，以便大家從更宏觀的角度來把握修正案八的立法精神。
一、關於調整刑罰結構
這次刑法修改的重點是，完善死刑法律規定，適當減少死刑罪名，調整死刑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間的結構關系。
我國的刑罰在實際執行中存在死刑偏重、生刑偏輕等問題，需要適當調整。一是，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較多，共68個，從司法實踐看，有些罪名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過，可以適當減少。二是，根據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適當取消一些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會給我國社會穩定大局和治安形勢帶來負面影響。三是，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的期限較短，對一些罪行嚴重的犯罪分子，難以起到懲戒作用，應當嚴格限制減刑。據此，對刑法作以下調整：
1.適當減少死刑罪名
取消近年來較少適用或基本未適用過的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體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貴重金屬罪，走私珍貴動物、珍貴動物製品罪，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信用證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傳授犯罪方法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以上擬取消的13個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總數的19.1%。
2.限制對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犯罪分子的減刑
刑法第50條規定，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刑法罪刑相適應的原則，應當嚴格限制對某些判處死緩的罪行嚴重的罪犯的減刑，延長其實際服刑期。據此，對上述規定作出修改，將其中「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減刑幅度修改限定為「二年期滿以後，減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對其中累犯以及因故意殺人、強奸、搶劫、綁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或者有組織的暴力性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對其限制減刑。（修正案第4條）
3.完善假釋規定，加強對被假釋犯罪分子的監督管理
刑法第81條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後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
對累犯以及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
修正案提高了被判處無期徒刑犯罪分子的假釋門檻，改為，「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還完善了假釋適用的條件，「對犯罪分子決定假釋時，應當考慮其假釋後對所居住社區的影響。」
4.適當延長有期徒刑數罪並罰的刑期
根據刑法第69條的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需要並罰的，並罰後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上述規定總體上是適當的，但實踐中有一些犯罪分子一人犯有較多罪行，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總和刑期較高，例如，一個人實施了盜竊、詐騙行為之後沒有被發現，他意猶未盡，還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銀行，於是被捕後，經過審判，盜竊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詐騙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因搶劫罪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高達45年，如果只判處最高二十年有期徒刑，難以體現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原則，應當適當提高這種情況下數罪並罰時有期徒刑的上限。把69條修改為：「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總和刑期不滿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總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過二十五年。」
二、完善懲處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犯罪的法律規定
1.完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法律規定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有必要進一步加大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懲處，對刑法作以下修改：
第一，明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特徵，加大懲處力度。
刑法第249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作了規定。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對「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特徵作了明確界定，為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的內容納入該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徵在法律上作出明確規定；同時，增加規定財產刑，對這類犯罪除處以自由刑外，還可以並處罰金、沒收財產。將刑法第294條修改為：「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並處罰金。
境外的黑社會組織的人員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發展組織成員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犯前三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為的，依照數罪並罰的規定處罰。
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一）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幹成員基本固定；
（二）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
（三）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
（四）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第二，調整敲詐勒索罪的入罪門檻，完善法定刑。
刑法第274條規定，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詐勒索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經常採取的犯罪形式，將敲詐勒索罪的構成條件由「數額較大」修改為「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將敲詐勒索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並增加罰金刑。將刑法第274條修改為：「敲詐勒索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敲詐勒索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第三，完善強迫交易罪的規定，加大懲處力度。
刑法第226條規定了強迫交易罪。以暴力或者暴力威脅等手段非法攫取經濟利益，是當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一種重要犯罪形式，嚴重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破壞經濟社會秩序。對該條規定作出修改：一是將以暴力、威脅手段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強迫他人進入、退出特定的經營領域行為具體列舉增加規定為犯罪。二是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將刑法第226條修改為：「以暴力、威脅手段，實施下列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強買強賣商品的；
（二）強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務的；
（三）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投標、拍賣的；
（四）強迫他人轉讓或者收購公司、企業的股份、債券或者其他資產的；
（五）強迫他人參與或者退出特定的經營活動的。」
第四，完善尋釁滋事罪的規定，從嚴懲處首要分子。
刑法第293條規定了尋釁滋事罪，規定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由於現實生活中一些犯罪分子時常糾集他人，橫行鄉里，嚴重擾亂社會治安秩序，擾亂人民群眾的正常生活。由於這類滋擾群眾行為的個案難以構成重罪，即使被追究刑事責任，也關不了多長時間，抓了放，放了抓，社會不得安寧，群眾沒有安全感。據此，在該條中增加規定：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尋釁滋事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將刑法第293條修改為：「有下列尋釁滋事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
（二）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
（三）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情節嚴重的；
（四）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的。
糾集他人多次實施前款行為，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並處罰金。」
2.擴大特殊累犯的范圍，加大對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懲處力度
刑法第66條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後，在任何時候再犯危害國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論處。規定對實施恐怖活動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後，在任何時候再犯的，也都以累犯論處。
修改刑法第153條關於走私普通貨物、物品罪的犯罪構成條件，將一年內曾因走私被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後又走私的「螞蟻搬家」式的走私行為規定為犯罪。（修正案第27條）
增加規定虛開普通發票和持有偽造的發票的犯罪，以進一步維護經濟秩序。（刑法修正案第33條、第35條）
修改刑法第343條非法采礦罪的犯罪構成條件，增強該罪的可操作性，以進一步加大對礦產資源的保護。（修正案第47條）
三、完善從寬處理的法律制度，規范非監禁刑的適用
根據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從嚴懲處嚴重犯罪的同時，應當進一步完善刑法中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以更好地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的文明和人道主義，促進社會和諧。對刑法作以下調整：
1．完善對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理的規定
對未成年人犯罪予以從寬處理，刑法中已有規定。對老年人犯罪予以從寬處理，刑法雖未明確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一般也有體現。對刑法作出補充：一是，對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不作為累犯。二是，對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予以緩刑。三是，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四是，對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五是，對未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免除其前科報告義務。（修正案第6條、第11條、第1條、第3條、第19條）
2．進一步明確緩刑適用的條件
刑法第72條規定，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各方面認為，應當進一步明確緩刑適用條件，以利於操作。據此，建議對刑法第七十二條作出修改：對於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人民法院認為犯罪分子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對其緩刑後能夠進行有效監督的，可以宣告緩刑。同時，對刑法第七十四條補充修改為，對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得適用緩刑。（修正案第11條、第12條）
3．完善管制刑及緩刑、假釋的執行方式
管制是限制人身自由但不予關押的刑罰。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對管制的執行方式適時調整，有針對性地對被判處管制的犯罪分子進行必要的行為管束，以適應對其改造和預防再犯罪的需要。據此，在刑法第38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2款：「判處管制，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修正案第2條）
同時，針對實踐中對管制、緩刑、假釋的監管不力情況，在刑法中規定，對管制、緩刑、假釋等犯罪分子實行社區矯正。（修正案第2條、第13條、第14條、第17條）
4．進一步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
刑法第67條規定，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為進一步落實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在刑法第67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3款：「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後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修正案第8條）
四、加強對民生的保護，增加一些新的犯罪規定，加大懲處力度
近年來，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議案、建議，要求對一些嚴重損害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加大懲處力度。因此對刑法作以下修改補充：
1．對一些社會危害嚴重，人民群眾反響強烈，原來由行政管理手段或者民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規定為犯罪。主要是醉酒駕車、飆車等危險駕駛的犯罪，不支付勞動報酬的犯罪，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的犯罪等。（修正案第22條、第41條、第37條）
2．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對某些犯罪的懲處力度。針對當前出現的新的情況，並與我國已加入的國際公約的要求相銜接，修改刑法第244條規定的強迫勞動罪，將法定最高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將為強迫勞動的個人或者單位招募、運送人員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修改刑法第358條，明確規定為組織賣淫的人招募、運送人員的，按照協助組織賣淫罪追究刑事責任。（修正案第38條、第48條）
3．為加強刑法對廣大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保護，修改刑法第141條生產、銷售假葯罪，（將刑法第141條第1款修改為：「生產、銷售假葯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143條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准食品罪（將刑法第143條修改為：「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病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第144條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法律規定，調整上述犯罪的構成條件，降低入罪門檻，增強可操作性，並對相關人員進行責任追究。（修正案第23條、第24條、第25條、第46條、第49條）
4．修正案還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有關犯罪，降低了叛逃罪的入罪門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離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就構成叛逃罪，不再要求同時具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5．對盜竊罪的規定等作了修改或者補充（第39條）。主要是廢除了法定最高刑死刑，刪除了原有的兩種法定最高刑情節。
E. 現代社會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麼
現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類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長期司法實踐證明了的司法活動必須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觀念。它的內涵十分豐富，獨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本文側重於僅就公正與效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罰輕刑化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學內涵進行闡述，並就如何進一步樹立和貫徹這些理念進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與效率的理念———「現代刑事司法的永恆主題」
「公正與效率」意味著司法不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訴訟不僅要講求公正，而且要講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質及特徵，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內容。只有正確把握二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實踐這一永恆主題。
1.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法制化的命題。「公正」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於它是哲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一個永恆命題；其常新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歷史內涵又有現實意義，可謂見仁見智。正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言：「正義具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之形狀，並具極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機關適用法律、解決紛爭的公正。它是「司法權運作過程中各種因素達到的理想狀態，它包括與司法權運作有關的各種因素，從主體到客體，從內容到形式，從實體到程序，從靜態到動態，均達到合理而有序的狀態。」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廣泛應用而又賦予不同的內涵。它既有時間和速度的內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內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過充分、合理運用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獲得最大的成果。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觀念的更新，司法領域已逐漸認識到法院講的公正與社會上及傳統觀念中的公正內涵是不同的。法院講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這個公正是由法律來規范和調整的，是以法律真實為標準的，是以證據裁判為原則的，是以法律事實為依據的。而一般道德觀念意義上的公正則不同，如通常說的「殺人償命」就是一般道德觀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當殺人這一事實進入訴訟程序以後，還要看案件事實，看犯罪情節，純看定案的證據等等，總之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因此，不能認為，法院對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對有法定從輕情節或證據有問題的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則恰恰體現了司法公正。可見，我們講的司法公正與德觀觀念中的公正有時也會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要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須把什麼是司法公正這一問題搞清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科學化的命題。公正與效率理念的科學性在於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規律性，即法院必須奉行被動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能主動要求當事人來打官司，更不能「無案找案」甚至「無案造案」；同時，司法審判還奉行中立性原則，法院和法官相對訴訟雙方，應該不偏不倚。
3.正確把握公正與效率的辯證關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價值。刑事審判必須做到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正確應用法律，嚴格執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適應及無罪推定等原則，做到定罪准確，量刑適當，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應當確保公正。效率理念則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獲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訴訟時間實現訴訟目的。公正與效率是辯證統一的。沒有公正，效率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效率，公正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因為「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正義被耽擱等於正義被剝奪」。由於刑事審判涉及可能剝奪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審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訴訟的靈魂和生命。古人雲：「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對於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魚」而不是「熊掌」，故決不能用通過犧牲公正的方法來提高效率。所以效率應當絕對服從並服務於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質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證，最終還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司法資源進行糾錯，這不僅有損公正，而且效率價值本身也得不到實現。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僅不能及時解決沖突和糾紛，而且會誘發社會的情緒和行為，導致社會的無序和混亂狀態的加劇。因此它是最沒有效率的」。③
同時，在保證公正的前提下，必須強化效率意識，盡可能地提高審判效率。在新世紀之初，最高人民法院著重提出司法效率問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說它具有時代特徵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講究高效率，人們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說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為世界各國司法改革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為面臨大量的訴訟案件，提高效率是社會的需求。所以，不講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與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義；沒有效率，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須協調發展，單純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對整個司法價值的損害。
二、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有罪則判，無罪放人」
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同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目的，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不僅要依法懲治犯罪，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維護社會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權，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全國人大已經批准我國加入《國際人權最低保障公約》，「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已載入憲法。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我們必須強化人權保障意識。我們樹立這一理念，就是一要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的原則；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三要做到嚴格執行審限，防止「兩超」案件發生。
1.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原則。「有罪則判，無罪放人」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對於刑事案件經過審理後，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依法作出有罪判決；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以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特別是應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請迴避、辯護、舉證、最後陳述、上訴等各項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活動中真正體現依法保障人權。為充分體現依法保障人權，兩高兩部制定了《關於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其實質就是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進一步落實辯護制度，強化人權保障意識，促進司法公正。
3.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嚴格執行審理期限，嚴防「兩超」案件發生。人民法院依法懲罰犯罪，必須在法定時限內審結案件，才能確保刑罰產生預期的打擊和威懾作用；同時，對於在法定時限內，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終止訴訟程序，宣告被告人無罪。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權的具體措施，也是人民法院嚴格依法辦案的必然要求。嚴禁隨意延長羈押期限或者變相超期羈押被告人。
貫徹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切實解決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造成「兩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視的原因，有審限意識淡薄的原因，有防範機制不全的原因，但筆者認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兩超」現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國刑訴法規定的審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審限僅一個半月。若扣除雙休日，一般案件的實際工作日僅有23天；二是審判期限與羈押期限相聯系，因此在審限內不能審結案件也就自然對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羈押；三是無論案件的繁簡，都實行一樣的審限，很不科學。上述因素造成的後果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法院老是違法，總是出現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但深究原因，與立法不完善息息相關。為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刑訴法時應從立法層面對此加以解決：一是延長審理期限。縱觀世界各國，英美法系的國家沒有審判期限，辦理一個案件法官需要多長時間就可以用多長時間；大陸法系國家雖有審判期限，但它比我國的審限要長得多。因此，我國的刑事審判期限應該有所延長。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釋為主、羈押為輔的強制措施制度。三是將審理期限與羈押期限相分離，並根據繁簡分流的原則改革、完善審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預審程序，嚴格案件交付審判的條件。當然，在刑訴法沒有修改之前，解決的辦法就是進行繁簡分流，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簡化審，進而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理念———「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
人民法院審判刑事案件，不僅要嚴格依照刑法的規定，而且要嚴格執行刑訴法的規定，這是公正司法的起碼要求。司法公正不僅包括實體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刑事實體公正表現為有罪必罰，無罪不罰，罪刑相適，罰當其罪。而程序公正則表現為訴訟程序本身的正當性、合法性。我國傳統刑事訴訟觀念將程序僅僅視為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價值長期受到漠視。實際上，程序公正是現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僅僅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還具有自身獨有的價值內涵，它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馬克思曾對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作過精闢論述，指出：「審判程序和法二者的關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律就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內部生命的表現。」④這一論述非常清楚地說明，刑訴法和刑法之間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也說明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是方法和任務的統一。
從一定意義上講，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於在懲罰犯罪的過程中突出注重人權保障。從目前的現狀看，由於我國還沒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因此，「二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證據規則，依法排除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得的言辭證據，強化證人、鑒定人出庭，進一步落實保障人權和無罪推定原則。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建立和完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探索和研究。
四、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書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憲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司法原則，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職責。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必須站在中立的立場，強化中立裁判意識，既重視控方的意見，又重視辯方的意見，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對待控辯雙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體現公平和正義。為保證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對具體案件不能搞公、檢、法「聯合辦案」，因為這不符合司法審判的中立性原則，也不利於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樣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審判法官應當牢固樹立文明司法的理念，無論是開庭審判、調查取證還是宣判、執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時，要做到形象公正。由於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訴訟角色和社會身份，法官在語言、表情上表現出來的先入為主的情緒，都有可能給人以不公正的感覺，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為轉變審判作風、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內容，採取切實措施抓出實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須公正，做到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審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權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堅決擯棄和杜絕司法活動中不文明的做法。過去，有的地方通過捆綁、遊街等形式，來營造「嚴打」聲勢，展示「嚴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適應歷史進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應當堅決擯棄和杜絕。集中統一宣判、集中統一執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堅決廢止。
六、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如何正確適用刑罰不僅是個嚴肅執法的問題，也是一個刑罰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為此，必須樹立正確的刑罰指導思想和科學進步的刑罰觀，樹立正確的刑罰價值取向。
1、樹立正確的刑罰觀必須高度重視量刑問題。長期以來，重定罪輕量刑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人認為刑事案件只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准確、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內輕一點、重一點沒關系，特別是在「嚴打」中，認為重是方法問題，輕是立場問題，不論對象，一律從重判處，沒有做到罰當其罪，這是錯誤的。量刑是適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樣關繫到案件的公正與否，量刑失當，該重而輕，該輕而重，或者同一類案件在不同地區量刑結果出現較大差異，甚至同一法院對同一類案件作出差異較大的判決，都會削弱和降低刑罰的適用效果及功能。只有嚴格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准確量刑，才能充分發揮刑罰的效能，實現刑罰的目的。
2、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輕刑化的道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曾指出的：「歷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從未使決心侵犯社會的人回心轉意。」⑤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刑罰的輕刑化是一種必然。產生犯罪的原因是復雜的，犯罪的增加決非判得不狠、不重。嚴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懾犯罪的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防止和杜絕犯罪的發生。長期實行重刑主義，必然會使刑罰的負面作用逐步積累起來，形成危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如果處罰不當，尤其是輕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屬、親友對國家、社會產生不滿甚至仇視心理。這些人集聚得越多，對國家和社會的威脅也越大。所以我們必須從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確地運用刑罰這一手段。
首先應當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並逐步減少死刑，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也正在於此。死刑問題，人命關天，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迄今為止，人類設計的司法制度還不盡完善，而且永遠也不可能完美，無論標榜多麼公正的法官，都可能會因為錯誤的證據、虛假的事實而作出錯誤的死刑判決。」而死刑是剝奪被告人生命的刑罰，一旦用錯，將無法彌補和回轉，因為人死不能復生。毛澤東曾指出：「凡介於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⑥在刑事審判中，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辦成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於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於判處死刑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緩。不能為了所謂「平民憤」就把可殺可不殺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還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案件，要注意宣傳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導社會公眾觀念的轉變。
其次，要依法充分適用管制、緩刑、罰金、剝奪政治權利等非監禁刑罰。無論是主刑還是附加刑、監禁性還是非監禁刑，都是我國刑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手段。對於那些罪行嚴重、社會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適用監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對於一些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現、不關押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依法適用非監禁刑，同樣有利於貫徹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對立情緒，增強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覺性，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於減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機會，對社會的長治久安也有著長遠的重要意義。同時，還可以減輕監押負擔，降低刑罰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罰資源。對此我們應及時更新觀念，對於那些罪行較輕，主觀惡性不是很深，或者確有悔罪表現，不關押也不致於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特別是罪行較輕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應當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充分適用管制、緩刑、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罰。
F. 刑法學本科教材請問張明楷和高銘暄的刑法學誰的更好，為什麼
他們各方都有擁躉，現在高校法學教材採用高的，司考採用張的，都值得看看，不過合理性一看就知道。
G. 中國刑法的體系
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是當前我國刑法學研究的重大課題，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刑法理論的發展表明，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本系，又是一項極其艱巨的任務。
建國初期，我國還沒有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當時不得不從學習蘇聯開始。五千年代後期，開始出現了我國自己的刑法學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所建立的刑法理論體系雖然在某些問題上反映了我國刑法實踐的特點，但從總的方面看，無論是基本內容還是體系結構，都非常明顯地打著蘇聯刑法理論體系的烙印，即一方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映了社會主義刑法的本質；但另一方面又把犯罪構成提到不適當的高度，並似此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的體系。後一種做法存在許多缺陷。因為，研究犯罪構成本來是為了解決構成犯罪的標准問題，但是犯罪構成本身並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使一個行為完全符合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就此確定該行為構成犯罪，要確定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還必須藉助對危害程度和罪過程度的判斷以及對應否受刑罰處罰的認定，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正當防衛的，緊急避險的行為。相反，一個行為不完全具備犯罪構成的全部要件，也不能確定該行為就不構成犯罪，如犯罪的預備等。並且，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無法說明犯罪行為的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罪過程度與刑罰輕重的關系，不能指導刑罰的適用。因此，隨著刑法理論研究的深入，許多同志都提出了建立中國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的要求。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方針，為我國刑法理論的研究帶來了光輝燦爛的春天，廣大刑法理論工作者積極探索我們自己的刑法理論體系，並且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盡管如此，我們還不能說我們已經建立了系統地反映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包括全國高等院校統編法學教材《刑法學》在內，我們的刑法理論體系還是以蘇聯40—50年代的犯罪構成理論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在一些基本原理上沒有突破蘇聯刑法理論的框框。然而，值得慶幸的是，李光燦同志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刑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邁出了一大步。其主要表現是：
1．充分反映了我國刑法在體繫上的獨創性。1979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總結我國建國以來刑事法制建設經驗教訓，批判地借鑒我國古代和外國的刑事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孕育而誕生的，在體繫上具有獨創性。例如，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刑法的指導思想和制定根據，這是其他國家的刑法所沒有的。我國刑法在明確規定犯罪概念的同時，又明確規定了不負刑事責任的一些情況，還明確規定了「死緩」制度和減刑制度。這些在刑罰體繫上都是獨樹一幟的。在刑法分則體繫上，我國刑法根據公民個人利益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相一致的原則，按照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主義社會關系的主要方面，對犯罪進行分類，也具有獨到之處。我國刑法體繫上的這些創新，在《刑法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並在許多問題上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作了系統深刻的發揮。例如，在「犯罪」一章中用二萬多字展開論述刑法中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在「刑罰」一章中，對「死緩」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死緩」制度存廢的爭論、現行刑法關於「死緩」的規定等作了詳盡的論述。
2．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刑法論》在自己所研究的各個方面，都注意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踐，研究社會現實中各種犯罪的特點及其活動規律，探討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途徑。
《刑法論》在論述犯罪的本質和社會根源時，除了概括論述剝削階級社會犯罪的本質和根源外，著重分析了我國社會主義階段犯罪現象存在的原因和條件，從罪犯本身的特點、犯罪分子的社會聯繫到犯罪現象生存和持續的時間性等方面，深入研究了當前犯罪規律的特殊性，論證了對犯罪進行綜合治理的方針。
在關於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概述中，《刑法論》除了論述該類犯罪的概念、特徵和構成外，還著重論證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的重要意義，研究了該類犯罪的規律及其在當前形勢下的特點，指出了同該類犯罪作斗爭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研究故意殺人罪時，《刑法論》除了論述故意殺人罪的概念、特徵和處罰之外，還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研究，論述了殺人罪的歷史根源，分別介紹了「文革」以前、「文革」期間以及當前故意殺人罪的基本情況，分析了這三個不同時期故意殺人罪的類別、原因和特點，提出了對故意殺人案件定罪量刑應當注意的問題。
所有這些，都使刑法理論研究緊密地與我國刑法實踐相結合，使它的研究成果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能夠直接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服務。
3．放棄了以犯罪構成為中心建立刑法理論體系的傳統。《刑法論》雖然也堅持了犯罪構成理論但並沒有把它提到不適當的程度，沒有以此為中心建立我國的刑法理論體系。其最明顯的突破表現在犯罪論的體系和分則各章的論述之中。
1952年蘇聯司法部全蘇法律科學研究所集體編著的《蘇維埃刑法總則》[1]中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章，犯罪的概念；第二章，犯罪構成；第三章，犯罪客體；第四章，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第五章，犯罪主體；第六章，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第七章，免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情況；第八章，故意罪的發展階段；第九章，共同犯罪。
1982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我國高等學校法學統編教材《刑法學》中的「犯罪論」[2]體系是：第六章，犯罪概念，第七章，犯罪現象及其原因，第八章，犯罪構成，第九章，犯罪客體；第十章，犯罪客觀方面，第十一章，犯罪主體；第十二章，犯罪主觀方面；第十三章，排除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第十四章，故意犯罪的階段；第十五章，共同犯罪。[3]
而《刑法論》第二章所建立的「犯罪論」體系是：第一節，犯罪的階級性質和根源；第二節，犯罪和刑事責任；第三節，犯罪中的因果關系；第四節，刑事責任年齡；第五節，故意犯罪；第六節，過失犯罪；第七節，刑法中一些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第八節，犯罪的預備、未遂和中止；第九節，共同犯罪。
從上述比較清楚地看出，《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幾乎一致，與《刑法論》與《蘇維埃刑法總則》在「犯罪論」體繫上則完全不同。那麼，這種不同有何優點呢？
我們認為，《刑法論》把犯罪構成置於犯罪概念之中，有助於用犯罪概念所揭示的犯罪木質特徵統轄犯罪構成的各個要件，不再使人感到犯罪構成可以獨立於犯罪木質特徵之外而存在。把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作為犯罪的兩大類型重點進行研究，有助於全面認識故意犯罪與過失犯罪在主客觀方面的不同特點和各自的發展規律，從而克服過去把它們放在犯罪構成的主觀方面進行研究所造成的人為局限，使刑法理論研究更能符合犯罪的客觀實在。把刑法總則中規定的各種不負刑事責任的情況放在一起專門進行研究，能夠在區分罪與非罪的問題上給人以系統的認識，從而避免了傳統的犯罪論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所造成的零碎現象。此外，《刑法論》在分則部分對各類犯罪的研究中，也不是以犯罪構成為中心，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有關問題的論述與我國關於該類犯罪的立法，把該類犯罪的法律特徵與歷史演變結合起來論述，從而使讀者能夠深刻把握各類犯罪的本質，獲得對各該類犯罪的木質和構成要件的一致認識。
《刑法論》在體繫上的這些創新，使我們感到，這是一部我國自己的刑法學。當然，《開J法論》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方面，還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在理論體系的科學性方面，還有探討的餘地，在許多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上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但是，它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的。
在《刑法論》的啟迪下，我們對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產生了一些初步的想法。藉此機會，我們不揣冒昧地把它奉獻給讀者，祈望得到刑法學界同仁們的指教。
我們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是指充分反映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刑法意識，反映我國社會主義刑事法制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特點，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刑法的基本要求的理論體系，它應當是建立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與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經驗相結合、把刑法的基本原理同中華民族新的刑法意識相融合的理論體系。因此，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刑法理論體系，除了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刑法思想為指導，保持我國刑法理論的社會主義方向之外，還應當著眼於以下幾點：
1．在刑法理論研究中反映我國刑法制定、施行的時代特點，為實現刑法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在結束了長期存在的「左」的指導方針，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條件下，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之的。它的基本任務是運用刑罰同一切反革命罪和其他刑事犯罪作斗爭下，維護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所必需的這些環境。我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日益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的逐步加強和健全，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涉及我國在
H. 比較犯罪構成四要件說與三階層的犯罪論體系
犯罪構成中的分體系有四個：客體、主體、犯罪構成的客觀方面和主觀方面。哪一個必要要素不存在，更不用說一個分體系不存在，就會導致整個犯罪構成體系的瓦解，就會導致人的行為中不存在犯罪構成。犯罪構成要素是犯罪構成的組成部分。犯罪構成要素的要件決定它們的特點，使人們能夠將一犯罪構成區別於另一犯罪構成，以及劃清罪與非罪的界限。犯罪構成要素和分體系的要件規定在刑法典總則和分則的規范當中。」
古典三階層：犯罪體系是從實定法的規定歸納出來的，歸納的方法則受到自然科學自然主義(Naturalismus)的影響。自然科學實證主義和刑法上的罪刑法定主義互相契合，在19世紀末影響德國的刑法學。古典三階層犯罪體系便是這種自然科學實證主義風潮下的產物。貝林於1906年發表的著作《犯罪的理論》則標志著古典犯罪論體系的確立，同時，李斯特對於這一體系的實質內容也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貝林主張「構成要件具有客觀性、記述性和規定性的特徵」。
三階層犯罪論體系中構成要件該當性的演變歷程的闡述可以看出，從新古典犯罪論開始，構成要件不再是中性無色的純客觀事實描述。
麥耶認識到規范性和主觀性構成要件要素的存在，認為構成要件是違法性的認識根據；麥茲格更加明確地論述了規范性構成要件要素，並認為構成要件是違法性存在根據，主張構成要件就是違法類型。此後，無論是何種體系，其構成要件中不僅有描述性的、客觀的構成要件要素，同時還具有主觀的、規范性的要素。可見，構成要件由「指導形象」到「犯罪定型」的變化表現為價值不斷填加的過程。
(8)新時代刑法學擴展閱讀
19世紀以來，在實證主義的壓倒性優勢下，任何學科都必須保證其「科學性」而成其為「科學」。在自然科學作為科學典範的時代，法學（刑法學）為了保有「科學」的地位也只能走自然主義的道路。
德國古典犯罪論體系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哲學背景、方法論背景下被造就的：中性無色的犯罪該當類型、中性無色的不法狀態以及中性無色的承擔罪責的心理事實——作為社會科學的刑法學，在犯罪成立的理論上卻恪守自然科學的准則。
實證主義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要以實施自然科學的精神來改造和超越傳統形而上學的流派。實證主義對古典犯罪理論的影響，主要是指用實證主義的基本立場或思維方式，特別是用從自然科學中概括出的實證方法來構建和研究犯罪理論體系。
許玉秀教授在論及古典犯罪論體系的「機械性現象」時指出：「自然科學的方法論一直到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才對刑法學產生明顯的影響，亦即認為犯罪行為也可以作機械的切割、分析和檢驗，犯罪行為因而很理所當然地被切割成主觀和客觀兩個部分。
I. 現代刑法的理念是什麼（論文參考，請高手進）
今天的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國刑法必須進行現代化的變革。中國刑法的現代化首先是刑法觀念的現代化．形式意義上的罪刑法定主義實質是社會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構成缺失人權保障，過於追求報應或社會效應的重刑主義濃厚。這些觀念問題反映出重社會利益輕個人利益、重國家權力輕個人權利的傾向．以以人為本、關注個人權利保障的基本理念為導向來構建中國現代化刑法應該是中國刑法的基本路徑和必然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舉辦了「現代法治社會的刑法理念」學術講座，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主講。陳興良認為，理解刑法理念的重要性超越了對刑法條文、刑法原理的研習，他分別闡述了人權保障、刑法謙抑和形式理性等刑法理念。
陳興良認為，人權保障的刑法理念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指的是對被告、罪犯的權利的保障。這種保護是法治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是通過罪刑法定原則實現的。謙抑是削減、壓縮的意思，意在防止刑法的濫用。刑法不能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應用盡量少的刑法達到好的威懾效果。當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發生沖突時應以追求法律效果為目標，即以形式理性為上。法治文明的社會應該能夠忍受住實質理性的部分缺失而守住形式理性的陣地。
還有一個論文網站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http://www.59165.com/fileshow.asp?id=12876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464/14992/1330156.html
J. 張明楷在我國刑法學中的地位如何
眾所之知，當代抄中國刑法學界，張明楷教授的學術地位已經相當鞏固。
毫無疑問，張明楷教授是一個非常勤奮的學者。在我的書架上，擺放著張明楷教授的如下書籍:刑法格言的展開，未遂犯論，外國刑法學，犯罪構成體系與構成要件要素，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刑法原理。不難發現，張明楷教授的書籍呈現以下特點。一是書籍大多以專著為主，幾乎沒有與他人合著或充當書籍的主編;二是書籍大多堅持連續的學術觀點，不存在矛盾和含糊之處，如張教授在其著作中，始終堅持的便是結果無價值論;三是對所謂學術權威，堅持以理服人的學術態度，既不妄自菲薄，無原則地逢迎，更不會無原則地反對。在我看來，正是上述學術態度，使得張明楷堅持的一系列學術觀點逐漸為理論與實務界所接受。
與其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卻大多缺少持之以恆的學術體系，最為關鍵的是，大多數學者甚至缺少必要的學術專著以闡釋其自認為科學合理的學術觀點。換句話說，在目前的刑法學界，很可能只有張明楷教授一人通過其各種學術專著，持之以恆地將其堅持的學術觀點展現給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