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述評

『壹』 請評述中國法制發展由"固有法"向''繼受法"的轉變

中國固有民法作為客觀規則起源甚早，作為一個法律概念則是一個「近代性詞彙」，因為中國古代國家制定法是一個「化合物」(我們所說的近代意義上的各實體法規范、程序法規范在我國古代國家法典中有機地結合為一體，並無明確的區分)，法律規則體系中有本末、先後之別，卻沒有公法、私法，實體法、程序法的決然區分。中國古漢語中有「民法」一詞，見之於尚書孔傳，而作為私法法典「民律」、「民法」之稱謂則產生於近代翻譯西方法律之時。19世紀七八十年代，同文館化學教習法國人畢利干(Ana．role Adrien Billequin)翻譯的《法國律例》之中，將《法國民法典》譯為《法國民律》，開始採用「民律」一詞指稱近代私法法典；此後清末、民初民法典草案皆稱「民律」草案。「民法」一詞是由日文轉譯而來，20世紀初葉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將《日本法規大全》(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即1901年第三版)譯成中文，其第三類法規為「民法」。
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時期(1912年一1928年，亦稱作「北洋政府時期」)。雖然政局動盪，民主政治由激昂歸於消隱，但是這一時期民事法律的發展是令人矚目的。我們可以從大量的司法檔案材料中發現，清末以來「固有法與繼受法」的二元對立，為民國北京政府的時期法律家們富有創造性的工作所打破：
其一，當時的大理院通過民事判例、解釋例，以漸進的方式推進固有法與繼受法的融合。中國自清末改法修律以來、解釋例，以漸進的方式推進固有法與繼受法的融合。中國自清末改法修律以來，由於內外患的壓迫，法律界一直存在著一種藉助於超前立法迅速實現法律的現代化的急迫心理。清末在較短的時間草訂了《大清民律草案》，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則迅速頒行了民法典。而民國北京政府在16年的時間里，雖然也曾兩次修訂《民律草案》，但主要是通過民事判例、解釋例來創制適合時代需要的民事法律規范。可以說，民國北京政府對中國固有法的改造和對西方民法的繼受，都是採取「持之以恆，行之以漸」的方法達成漸進式的發展，而不是通過立法行為達到畢其功於一役的速戰。當時法律家平和的心態，循序漸進的方法都值得我們深為借鑒。

『貳』 即興評述,道德和法制哪個更重要

同樣重要。

首先，我們先理解法與道德的概念。法理上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即法與道德有無必然聯系。

惡法非法，法與道德有必然聯系。惡法亦法，法與道德無必然聯系。

中華民族歷來是禮儀之邦，最早至周朝就有「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價值觀念。因法律不是萬能，法律有滯後性，僵硬性，這剛好是道德可以填補上的。

我國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同時，應該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在加強法治的同時也提倡加強德治。所以，法律和道德同樣重要。

其他觀點：

道德總體而言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因為道德來源於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文化自覺，是必然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而還沒有到達絕對境界的法律，是人類社會運行的最低限制，它離必然性還有較遠的距離。

但是道德在生活中又具有不能迴避的尷尬境遇，因為它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要求，而就人文而言，我們不能強制要求人們都以這種標准來要求自己的。

『叄』 法學研究的歷史沿革

自夏至周，調整奴隸社會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制度已逐漸完備，只是還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法典，規范內容散見於《禮記》等文獻之中。如「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記·曲禮》）,「土無二王」（《禮記·喪服四制》），「里田不鬻」（《禮記·王制》）等，說明當時土地屬奴隸制國家所有和不得買賣的情況。「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買賣者質劑焉」（《周禮·地官·司徒》），說明當時重要的買賣合同必須有書面的契據文書。其他關於婚姻、家庭和繼承的規定也多有記載。
李悝編成《法經》，商鞅又承襲《法經》制定秦律，其中關於土地關系和人身關系的規定，已顯示出封建主義性質。漢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後隨著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刪，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備；其中關於財產所有和財產流通關系，婚姻、家庭及繼承關系，已有較詳細的規定。唐代以後由宋代至清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貨幣關系的發達，律、例、法令中民事內容已有相應的發展，但立法體例、條目遞相承襲，沒有脫離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國近代的民事立法始於清末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漸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傳入，瓦解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加上西歐文化的影響，變法圖強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清政府迫於形勢，宣布「變法」和實行「新政」。光緒三十年(1904)正式開館修訂《大清律例》，於宣統二年（1910）頒行。中華民國時期，參議院於1912年4月決議:「嗣後凡關於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現行律中規定辦理」，其中處理民事案件的規范後來稱為「大清現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圖、服制、名例、戶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毆、錢債，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訂《大清律例》的同時，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開始制訂《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統三年(1911)完稿，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5編，大體仿效日本、德國民法，未及頒行，清廷已亡。中華民國時期於1918年二次設館著手修訂「民律」，至1925年脫稿，此稿除債編部分效法瑞士債務法外，其他各編與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變動很少，是為中國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國民黨政府設立法制局，又著手修訂民律，決定先行草擬親屬、繼承兩編，至1928年脫稿，是為中國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國民黨政府成立立法院，著手編訂民法典，從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編陸續公布，共分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5編，計1225條。這部法典承襲了德國、瑞士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事立法原則和體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義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發展時期的要求，逐步開展民事立法。《共同綱領》第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為貫徹本條的原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制定了許多法律、法令，如《政務院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新區農村債務糾紛處理辦法》和《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令的公布和實施,使官僚資產階級財產歸於國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於農民所有，從而肅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財產關系，而且使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不到3年時間扭轉了國民黨統治時期財政經濟極端混亂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得到了供應，解放了生產力，為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和進一步對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准備了條件。
4.2 1953年以後，中國進入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並開始進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工商業方面，國家公布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關於在公私合營企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以及《關於目前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單行條例，並通過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等合同形式，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濟活動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在農業方面，國家公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等。根據這些法令、規章，國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進行了和平改造，並使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走上了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中國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構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4.3為了調整企、事業單位間，企、事業單位與公民間，公民相互之間在經濟協作方面的各種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陸續制定了調整物資的買賣和購銷，加工訂貨，基本建設工程承攬，財產租賃和房屋租賃，銀行信貸和儲蓄，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貨運和客運，倉庫保管，信託行紀，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等經濟關系的合同法律規范（見合同）；還制定了關於保護智力成果的著作權、發現權、發明權、專利權的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保護工商企業商標權等單行條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把經濟建設作為工作重點。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許多關於不同經濟成分的經濟組織形式和法律地位、關於它們對於財產的所有和管理的許可權、關於經濟組織間開展多種形式互助協作方面的權利和義務、關於發展先進的科學管理和生產技術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法學界也有人認為，這些法律、法規不完全屬於民法，其中有的應屬於經濟法范疇。
4.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本質。它的指導原則主要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保護和鞏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全面提高社會生產經濟效益的原則；當事人權利義務一律平等的原則。

『肆』 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述評

先秦法家在春秋戰國的變革時代對法律起源思想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他們從歷史進化論和人性論的角度分析和研究法律起源的理論前提，並從「利」的層面出發闡發了法律起源思想。歷史地分析和評價其思想有助於對「以法治國」理論的理解!

『伍』 說明依法治國為什麼能為經濟發展帶來新紅利

依法治國為經濟帶來新紅利：給各類企業提供公平環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立法引領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成為國家治理新常態。新華社在長篇述評中說，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從粗放發展階段轉向科學發展階段，必須通過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傾向。

『陸』 江國青的主要成果

《國際法》（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國際法》（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聯合國框架下的中美關系》（參編），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國際法》（參編，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教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現代條約法與實踐》（譯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法——基礎、結構與挑戰》（參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演變中的國際法問題》（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人權的理論與實踐》（參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聯合國專門機構法律制度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現代國際法》（參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有效控制』原則在領土與海洋爭端中的適用動向」（合著），《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6期；
「全球治理與聯合國的改革問題」，《國際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聯合國改革背景下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問題」（合著），《國際法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
「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型法律人才的培養」，《外交評論》，2010年第1期；
「反措施與國際司法：變化中的國際法實施機制」，《中國國際法年刊》，2008年卷；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echanism: Universal Periodc Review, AALCO Quarterly Bulletin, Vol. 4, 2008 ；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法律機構探析」，《外交評論》2006年第3期；
「《聯合國國家及其財產管轄豁免公約》—一個並不完美的最好結果」，《法學家》2005年第6期；
「反恐、保護人權與世界和平」，《外交評論》2005年第5期；
「國際法實施機制與程序法律制度的發展」，《法學評論》2004年第1期；
「論國際法的性質與當今的發展」，《國際法與比較法論叢》，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輯；
「論國際法的主體結構」，《法學家》2003年第5期；
「國際法與伊拉克問題」，《人民日報》，2003年3月8日第3版；
「國際法與國際條約的幾個問題」，《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民主與法制出版社03年版；
「《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核查機制」，《外交學院學報》2003年第2期；
「WTO規則的實施機制：國內層面的考察」，《外交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世紀之交的西方國際法思潮」，《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5期；
「略論主權與兩岸關系」，《法學評論》2001年第3期；
「聯合國的發展與改革」，《外交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條約的締結程序」，《中國人大》2000年第10期；
「恪守憲章實質精神，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光明日報》1999年7月19日；
「人權高於主權——新炮艦政策的旗幟」，《人民日報》1999年5月14日；
「科索沃、北約與國際法」，《民主與法制》1999年第9期；
「格林伍德國際人道法（戰爭法）報告述評」，《西安政治學院學報》1999年第5期；
「國際法與皮諾切特的豁免權」，《法制日報》1998年12月9日；
「保護人權：現代法治的一個主題」，《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4期；
「國際體制理論介評」，《法學評論》1997年第1期；
「聯合國專門機構與功能主義理論的發展」，《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91年第3期；
「聯合國財政危機若干法律問題探討」，《法學評論》1991年第4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決策程序與改革問題」，《中國國際法年刊》1990年卷。

『柒』 法律評述怎麼寫 格式

A 試析離婚房產規定的法律述評與助推效能

論文摘要：《婚姻法解釋三》頒布後，有關離婚房產問題的兩條規定引發了媒體和學界的廣泛批評。新司法解釋的進步意義主要體現在符合《婚姻法》夫妻財產制的發展趨勢、符合《物權法》與《合同法》的基礎原理、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則三個方面。對於《解釋三》的施行將對我國現存法律體系產生的可能性影響，本文歸結為「訴訟模式的轉變和契約精神的弘揚」、「傾向性立法的重視」以及「婚姻家庭法多元化發展進程的開啟」三個方面的助推效能。

關鍵詞房屋權屬夫妻財產制女性離婚

一、問題的提出

2011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25次會議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下稱《解釋三》），並自2011年8月13日起開始實施。該司法解釋共19條，涉及親子鑒定、婚內財產分割、妻子單方面中止妊娠等多個方面的內容，其中，有關房產問題的兩條規定所引起的關注與爭議最多。

《解釋三》第7條規定：「婚後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條第（三）項的規定，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由雙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該不動產可認定為雙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資份額按份共有，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

第10條規定：「夫妻一方婚前簽訂不動產買賣合同，以個人財產支付首付款並在銀行貸款，婚後用夫妻共同財產還貸，不動產登記於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離婚時該不動產由雙方協議處理。依前款規定不能達成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該不動產歸產權登記一方，尚未歸還的貸款為產權登記一方的個人債務。雙方婚後共同還貸支付的款項及其相對應財產增值部分，離婚時應根據《婚姻法》第三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原則，由產權登記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補償。」

媒體和學界對《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之規定的批評不絕於耳，究其緣由，擔憂這兩條規定弱化了法律對家庭中的弱者（主要為女方）的保護，進而將擴大男女兩性之間在實質上的不平等，可謂是其成為眾矢之的主要原因。有論者認為，這種「公婆買房、兒媳沒份」的現象違反我國傳統的婚姻倫理，破壞了「修齊治平」的家國文化，它勢必將嚴重沖擊甚至於摧毀為國人奉行千年之久的婚姻倫理價值。摒棄特殊的國情和傳統文化對婚姻家庭關系的影響，違反「築巢引鳳」的生物定律和性別分工的社會定律，一味地推行「誰投資誰受益」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司法的社會認可程度將會大打折扣，司法的實際功效將無從產生，司法的權威將逐漸損減殆盡」。

還有學者甚至稱其為「吹響了『中國家庭資本主義化的號角』」，認為這樣的規定是「以個人主義壓倒家庭價值，使得涵養道德、培養善良風俗和民情的家庭細胞，感染上個人理性算計的病毒，父慈子孝傳統將煙消雲散」。若將這一資本主義的個人財產原則引入中國的婚姻實踐，「破壞的就不僅是婚姻，還有人心」。

然而，這些口誅筆伐也引發了人們的思考：《解釋三》的改弦更張是否意味著我國的婚姻家庭法對女性和婚姻的立法理念發生了轉向？是否真如學者所說，是一個「調撥婚姻家庭關系、敗壞人倫親情」的「離間者」？

二、離婚房產規定的法律述評

《解釋三》的進步意義不言而喻。無論是從理論體系的釐清還是在司法實務的操作上，離婚房產規定的立法設計都是進步得，其積極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符合《婚姻法》夫妻財產制的發展趨勢

建國以來的《婚姻法》在夫妻財產制的問題上經歷了一個從「夫妻一體主義」向「夫妻別體主義」轉變的趨勢。「一體主義」的財產立法傾向於將婚前和婚後的財產盡量納入夫妻共有財產。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規定：「雖屬婚前個人財產，但已結婚多年，由雙方長期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均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第6條規定：「一方婚前個人所有的財產，婚後由雙方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生產資料經過8年，貴重的生活資料經過4年，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而「別體主義」的財產立法則會盡可能增加夫妻個人財產的范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一改先前的慣例，明確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不會因為婚姻的延續而轉化為共有財產。《解釋三》更是將婚後取得的贈與房屋和獲得產權的按揭房屋從共同財產的范圍中劃分出來。可見，我國的法律制度對女性的保護卻是越來越全面的，並沒有隨著財產制的變化而減弱。《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恰符合現代家庭立法從「一體主義」向「別體主義」的發展軌跡，更側重於對女性的財產獨立與人格獨立予以雙重保障，不僅回應了新時代的性別平等訴求，也實現了立法理念的更新。

（二）符合《物權法》與《合同法》的基礎原理

依據「物權性的期待」理論，在物權合意做出後，獲得產權前，買受人享有物權期待，此時的債權具有物權的屬性。買受人財產形式從債權到物權的變化都僅圍繞其自身為主體而發生，在買受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到獲得房屋產權證期間，插入一個結婚法律行為也不能改變按揭房屋為婚前個人財產的權屬界定。在「物權公示原則」下，按揭房產的取得與變更皆以權屬登記為依據，締結婚姻關系不能產生所有權變動的法律效力。

從合同的「相對性」理論出發，僅在買受人和銀行之間存在的債權債務關系既無需公示，也沒有因婚姻關系的變化而當然地將所欠貸款從個人債務轉化成為夫妻共同債務。「婚後以夫妻共同財產還貸，相當於買受人的配偶以默示的方式自願償還他人債務，是典型的債務承擔行為」。它只能在雙方之間產生債權返還請求權，而不是共有關系。值得注意的是，《解釋三》明確規定按揭房屋的首付方必須對另一方婚後還貸的款項及其相應的財產增值給予補償，此處實為新司法解釋的閃光點。

（三）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則

父母出資為子女購房所形成的是民法上的贈與法律關系。在此問題上，原權利人（出資父母）的意思表示對於財產的移轉起決定性的作用。從尊重現實的角度出發，由法律明確規定獲贈房產僅登記在出資父母的子女名下，即視為父母做出僅將房屋贈與自己子女而不包括其配偶的意思表示，也是最具有可信性、最接近贈與人真實意思和最符合民法意思自治之基本原則的法律推定。將獲贈房屋一概認定為夫妻共有財產很可能導致出資父母用大半生積蓄為子女買房但其子女在離婚時卻沒分得房子的不幸結果，這將嚴重違背贈與人的意願和利益，完全違背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則。如此一來，夫妻雙方的「財產自治」就被架空，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則也將嚴重減損。《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正是從民事法律關系的角度出發所做出的修正，明確承認了父母贈送房產的真實意思表示是對自己兒女做出的這一「利己」的事實，使得贈與合同的標的不會因為離婚析產而「改名易主」。

三、離婚房產規定的助推效能

將《解釋三》有關離婚房產的法律規定放到更加寬闊的視野中，它將對現存法律體系將產生怎樣的影響，對此，我們不妨大膽的預測一下。筆者認為，它的助推效能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訴訟模式的轉變和契約精神的弘揚

從事司法實務工作的同仁反映，簽訂婚前協議的情況悄然增多，極具可能性的一個後果便是，以後離婚訴訟的模式或將有所改變——不僅僅是在法庭上進行博弈，還有簽訂婚前協議時的較量，其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中最直接的便是司法成本的節約和訴訟效率的提升。加之，雙方當事人於擇偶時、結婚時就已經明確了各自的權利義務，那隨後一系列的行為也將不再盲目，整個社會活動的成本也將隨之降低。另外，在個人財產權利優先原則確立後，當事人對雙方財產關系的自我治理將得到增進，進而，社會整體的契約精神也將得到推進。這種重視契約精神的私法理念既是發展市場經濟的結果，也會反過來促進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它對市民社會的形成、私法體系的完善和法治國家的建設都至關重要。

（二）傾向性立法的重視

有學者一言蔽之的指出，對離婚房產問題的爭議「實質上可以歸結為到底要用夫妻財產共有制還是用夫妻財產分別制來實現男女平等的問題」。德國、英國、瑞士以及中國台灣等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所採取的夫妻財產分別制在實際操作上的方法對保護女性、實現兩性平等這一立法目標有著異曲同工、殊途同歸的效果。在分別財產制下，女性擁有獨立的財產權和人格權，其實際上的劣勢可以通過規定家庭共同生活費用主要由男方承擔、增加離婚扶養費的數額、或者男方對女方做出補償等等制度來彌補。畢竟，法律對權利的保護遵循的是其特有的發展規律，即「無財產即無人格」。

（三）婚姻家庭法多元化發展進程的開啟

較之於《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有關父母婚後贈房的法律規定，離婚房產的權屬界定使得女性從婚姻中得到的利益卻不如前，其婚姻投資的熱情也有所降減。在女性經濟地位普遍提升、社會保障制度日益健全、職業發展限制減少、教育年限不斷延長等諸多復雜的社會背景之下，國人的婚戀行為表現出初婚年齡推遲、離婚率攀升、非婚同居悄然增多等現象。婚姻對女性的吸引力降低了，非傳統家庭的不斷涌現給婚姻家庭法的適用情形提出了新的挑戰。新司法解釋的規定使得回歸家庭與發展事業的選擇會導致女性在離婚時將面臨截然不同的財產境遇。家庭形態的推陳出新必將促使「婚姻」一統天下時代的結束，而家庭法多元化發展的進程也將隨之開啟。

四、結語

《解釋三》的立法背景是80後、90後的獨生子女一代在進入婚戀階段後所面臨的「兩地分居」、「房價激增」和「短命婚姻」等快速工業化、城市化所積累的矛盾並發局面。不論是牢不可破的共同財產制還是一清二楚的分別財產制，它們都不是為了確保婚姻美滿而設置的。正如耶林所說：「法律上的強制並不造就善良的母親」，強制的「財產共有」無法保障女性能從婚姻中獲得足夠的關愛與安全。當男女平等已成為這個時代家庭倫理奏曲中的強音，那財產上的平起平坐也必將成為《婚姻法》的價值追求。這種新型的平等倫理觀、法律觀將日漸沉澱於人們的心中，進而成為國人的法律信仰。因此，《解釋三》的出台是順應時代變遷的結果，是繼續對同籍共財之封建家國文化和性別統治婚姻的反叛，也能夠繼續承擔起加強女性獨立人格和促進兩性平等的使命。

前述引言（問題的提出）及法律評述部分，你可以作為參考。

『捌』 法律與政治關系的幾種理論學說述評

邏輯聯結;共生;欲拒還迎;關系模型;構成性聯系
法律是國家創制並保證實施的以實現一定的社會自由與社會責任的統一為目的的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政治是階級社會里各社會利益集團為實現自身利益而以謀求、行使政治權力為直接目的的控制和調整社會的活動。在人類社會的任何時期,法律和政治都構成了社會發展的主題。在當代,「民主政治」的國家也必然是一個法治國家、國家權力、政治統治是建立在法律調控下的規則治理,對政治文明的訴求則反映了國家在積極尋求亞里士多德倡導的良法之治的思想。如何定位法律與政治的關系,顯然成為任何一個標榜為民主政治的國家都必須面對的問題。關於法律與政治的關系的論述頗多,學界觀點各異。
一、國內幾種有關法律與政治的關系的學說
法律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發展變化過程。在古代中世紀時期,法律從屬於政治是普遍現象,但近現代以來,政治服從於法律逐步占據了主導地位。用塞爾茲尼克和諾內特的話說,前一時期的法律是「壓制型法」,①後一時期的法律是「自治型法」。②國內關於法律與政治的關系的研究及論述頗多,比如「工具說」、「聯系說」、「區別說」、「邏輯聯結說」、「共生說」、「平衡說」、「平行說」等。
(一)工具說
工具說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手段,以政治為指導,為政治服務。具體而言:第一,政治和法律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但政治比法律涉及的范圍廣泛。在一國中,法律體系是單一的,而政治力量都是多樣的。法律直接反映統治階級的政治要求,為統治階級政治服務,反對被統治階級的政治。第二,法律是統治階級進行政治斗爭的有利手段之一,法律和統治階級的政治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第三,法律必然以政治為指導,沿著政治的方向發揮自己的作用。這特別表現在政治的發展變化,直接導致法、法治的發展變化。當法的狀況和法的制定、修改、廢止是由於政治的發展變化引起的時候,當法反映政治目的和要求的時候,這種法的活動,可以說是為政治服務的。

『玖』 評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如何協調好天理國法人情的關系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協調好天理國法人情的關系，應該把法治放在根本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