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社會立法的背景
㈠ 英國君主立憲制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歷史】
孟福爾議會
1263年，英王亨利三世無視《大憲章》，指定親信取代具有否決權的15人會議。國王同貴族之間以及貴族內部出現紛爭，以西蒙·德·孟福爾為首的貴族反對派在內戰中獲勝，他於1265年在威斯敏斯特宮召集會議，出席的除循慣例有僧俗貴族外，還有每郡2名騎士代表、每大城鎮2名市民代表，史稱「孟福爾議會」。
一般認為這是英國議會的開端。
愛德華一世
1295年，愛德華一世（1272～1307在位）為籌集戰費又召集議會。其成分同前一次議會，約有400餘名議員出席。此後議會仿此例經常召開，這次議會有"模範議會"之稱。由於貴族議員和市民、騎士議員的利益、要求各不相同，經常不在一起開會。
中世紀時期
從14世紀以後，議會逐漸區分為上、下兩院。以後，下院權力不斷擴大，到15世紀末，已有提出財政議案權和法律議案權。但總的說來，中世紀時期的議會是封建性質的等級代議機構，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
都鐸王朝後期，代表封建勢力的國王同代表資產階級、新貴族利益的議會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議會成為資產階級同斯圖亞特王朝斗爭的政治中心。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議會成為資產階級同代表封建勢力的斯圖亞特王朝斗爭的政治中心。
《權利法案》
1688年的「光榮革命」推翻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迎立信奉新教的荷蘭執政威廉和瑪麗同時登位。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於1689年召集議會，通過《權利法案》。
1701年又通過《王位繼承法》，從法律上確認「議會主權」原則，給王權以很大限制。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廢除法律或中止法律之實施。並規定，國王必須是信奉英國國教者，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結婚者不得繼承王位。專制君主為受憲法約束的立憲君主所取代。英國議會制君主立憲政體初步確立。
權利法案內容
1.限制國王的權利，保證議會的立法權，財政權等權利。
2.議會不但掌握制定法律的權力，還可以監督政府和決定重大的經濟政策。
逐步確立的過程
隨後議會又制訂了《叛亂法案》，規定平時國王必須經過議會同意才能徵集和維持軍隊，而且這支軍隊只能保持一年。為了防止國王排斥議會而獨斷專行，保證議會能定期召開，議會在1694年制訂了一個《三年法案》，規定每三年必須召開一次議會，每屆議會的任期不得超過三年。英國議會在1701年又通過《王位繼承法》，規定英國國王的王位不能傳給天主教徒，英國國王必須加入英國教會；同時，還對國王的其它一些權利作了明確限制。
上述一系列法案的實施，使議會權力超過王權，國王「統而不治」的君主立憲制更加不可撼動。
【簡介】
英國君主立憲制，是1688年政變（見光榮革命）後在英國建立起來的國家政體， 也稱議會君主制或立憲君主制，屬資產階級民主制政體類型。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立的君主立憲政體大大削弱了國王的權力，議會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國家的權力，這種政治體制雖然有其歷史局限性，但它結束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使得英國走上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它代表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是歷史的一大進步。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這一制度的確立和不斷完善，不僅對鞏固資產階級在英國的統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的制度，也有著巨大影響。
㈡ 19世紀30年代的英國社會背景
19世紀的英國社會幾個層面
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
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 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
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㈢ 英國法的淵源
法律分析：英國法的源頭是盎格魯·撤克遜時代的習慣法。1066年的諾曼征服對英國法律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諾曼人威廉侵入英國後，建立了諾曼王朝，加速了英國的封建化過程，加強中央集權制，建立並完善皇家司法機構，使統一的封建法律體系的建立成為可能，逐漸形成了英國法的三大淵源：普通法、衡平法和制定法，從而使英國封建法律體系得以確立。在此之後，英國法很少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1)普通法的形成。普通法指的是12世紀前後發展起來、由普通法院創制的通行於全國的普遍適用的法律。它的形成是中央集權和司法統一的直接後果。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2)衡平法的興起。由於普通法自身存在缺陷，為適應經濟高速發展的需要，衡平法應運而生。它是根據大法官的審判實踐發展起來的一套法律規范，號稱以「公平」、「正義」為基礎，故命名「衡平法」。15世紀正式形成了衡平法院，並逐漸發展為一個獨立於普通法的衡平法體系。
(3)制定法的發展。制定法即成文法，是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或個人明文制定並頒布實施的法律規范。1215年的《大憲章》是制定法發展的重要進程，根據它的規定逐漸形成英國國會，隨著國會立法權的加強，制定法的數量逐漸增多，地位也逐漸上升。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
㈣ 比較英、法、美、德政治體制的異同（背景、內容、影響）
總結近代英國法國美國德國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 英國：君主立憲制。特點：1 國王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是「臨朝而不理政」；2 議會是權力中心，擁有立法權；3 責任內閣制，英國首相從在下院大選中獲勝的多數黨內選出，一般是該黨的黨魁。首相可以任命內閣閣員，組成內閣，首相是英國的政府首腦。內閣對議會負責。當議會不信任內閣時可以發起倒閣，首相也可以解散下院，提前大選。4 兩黨制的運用，將政治斗爭用一個有序的形式規范起來，避免了流血和暴力斗爭。 美國：聯邦制總統制的共和制。特點：1 國家實行聯邦制，各州政府必須服從聯邦政府，各州法律不得與聯邦憲法的原則相違背，但各州又在各領域享有一定程度自主權。這種制度既維護了中央集權，又能充分調動各州的自主性和積極性。2 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美國國會行使立法權，聯邦總統行使行政權，聯邦法院行使司法權。三權獨立，相互制衡，避免了專制獨裁。3 憲法修正案，使美國的憲法能與時俱進，注入新的內容。4 兩黨制的運用。 法國：議會制的共和制。特點：1 法國總統由參議院和眾議院聯席會議選出，任期為7年，總統對議會負責，總統在獲得參議院同意後可以解散眾議院，同時總統也是三軍總司令，法國總統的權力很大，但要作為總統，前提是祖宗不可以統治過法國。2 這個我還沒想到，不好意思羅。 德國:君主立憲制。特點：1 立憲是虛，專制為實。德國名義上的立法機構是聯邦議會和帝國議會，可是只能在政府預算時對政府施加壓力，對於損害德皇以及容克地主利益的決議一律不準通過。2 德皇是國家元首，集立法 司法 行政權於一身，軍官皆由其任命，宰相也由其任命，宰相是政府首腦，對德皇負責。 英.法.美.德進行革命的原因.確立的政治制度 答：（一）英.進行革命的原因 .1、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經濟基礎 新航路的開辟以後，英國成為大西洋航運的中心，在殖民掠奪的過程中，相對於西班牙和葡萄牙，英國更加重視通過擴大市場，掠奪原料，以及不平等貿易獲取高額利潤。在此前提下，英國的傳統工業制呢業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在制呢業的影響和帶動下，採煤、冶鐵、造船業也出現了手工工場的生產方式。同時，制呢業的發展，對羊毛的需求急增，影響到農村的生產方式，在英國歷史上出現了「『圈地運動」。在農村出現了一批資本主義農場和牧場，出現了農業工人。 2、資產階級、新貴族的形成——階級基礎 新的階級和集團的出現都建立在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上的。16世紀，英國進行海外貿易，同時進行海外掠奪，加上圈地運動，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積累了資本。金融家、銀行家、大商人和手工工場主，都擁有大量資本，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階級，即新興資產階級，那些農村中的牧場主和農場主，有的還經營工業和商業，成為資產階級化的貴族，他們被稱為新貴族，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有著共同的利益，他們的勢力不斷加強。 3、英國都鐸王朝的統治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客觀條件 1485－1603年，英國處於都鐸王朝的統治下，這個時期正是英國資本主義的早期。這個王朝一方面削弱舊貴族的勢力，加強專制統治，另一方面，鼓勵工商業和海外掠奪。揚世紀末，英國打敗海上強國西班牙，成為了大西洋沿岸強國，這一切都促進了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 4、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阻礙了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矛盾激化。 1603年，英國開始了斯圖亞特王朝的統治，歷經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他們都厲行政治專制和宗教專制，迫害「清教徒」。這些都嚴重地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觸犯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導致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爆發。 確立的政治制度：根據1689年《權利法案》確立了 君主立憲制 （二）.法.進行革命的原因 經濟原因（根本原因）波旁王朝的專制統治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政治原因：階級矛盾（特權等級與第三等級之間的矛盾） 思想原因：啟蒙思想的動員作用 導火線：財政危機引發的三級會議召開 確立的政治制度：共和制 （三）美.進行革命的原因 1775～1783年，英屬北美13個殖民地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革命戰爭。 確立的政治制度：總統制 希望對你有幫助
㈤ 19世紀英國法律
一、工業化帶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開始於17世紀40年代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打破了封建專制統治,從而使資產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18世紀後半期開始的工業革命逐步清除英國封建制度中的封建殘余,促使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英國建立。工業革命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機器大工業代替了傳統的工場和家庭手工業,工廠制度確立了在工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促進了英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並使英國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還推動了農業革命,到19世紀30年代,大農場經濟在農業經濟中取得主導地位,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體系在英國建立起來。隨著工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新興工業城市不斷涌現,城市人口急劇增加,並形成了以大城市為中心、以中小城市為依託的新興城市體系。工業革命推動了自由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使英國進入到工業社會。工業社會「是英國現代各種關系的基石, 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動力」[1]。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社會的出現,英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遷。其中最為明顯的特徵是工業資產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階級的形成,並與傳統的土地貴族和金融貴族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結構的變遷意味著利益在社會結構性分布上的變化,利益的驅動使得人們在政治結構中都盡可能地謀求自我利益的實現和擴大,而權力是利益實現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即只有當人們在制度安排中使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代表時,自我利益的實現才有可能。」[2]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金融貴族由於代表不同的利益要求而成為對立的階級。雖然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但是他們在政治上,特別是在議會中缺少自己的代言人,一些新興的工業城市甚至連選區都沒有,致使議會被土地貴族控制。經濟困難很快引起了議會改革的要求[3] ,因為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認識到,經濟困難的根源在於他們在議會中沒有足夠的議員與代表土地貴族的議員相抗衡,進而在議會中不能通過有利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利益的法案,因此他們認定議會改革是走向社會改革和經濟平等的第一步[4]。於是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強烈要求進行議會改革。
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過去的利益關聯體逐漸演變為對立的階級。工業革命中,機械大工業逐漸代替了手工業生產,工人卻由生產的主體淪為機器的附屬品。資本家為謀取最大利潤,總是千方百計增加工時,提高勞動強度,降低工資,甚至僱傭婦女兒童而且給予較低的工資。但是,資本家卻不能給予工人必要的勞動安全保障,勞動環境惡劣,工傷事故不斷,嚴重危害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1841年受命調查煤礦工業的皇家委員會提出的報告,使得整個英國感到震驚。報告揭露出煤礦里種種野蠻景象:僱傭婦女和兒童,工時之長達到殘酷的程度,沒有安全設施,衛生條件和道德狀況普遍很差,令人惡心。關於這個報告的討論以及其他工業揭露出來的類似狀況,幾乎立即在英國文學里反映出來,它們分別從道德和美學的觀點出發,不斷地掀起批評工業主義的浪潮。」[5]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這些負面效應必然要激化勞資矛盾,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對此,政府本應通過勞動立法進行干預。但是,在工業時代之初的英國,自由放任主義大興其道,認為勞資雙方的契約關系是雙方自願簽訂的、法律不應干涉的關系,在履行契約的過程中如果出現了問題也應該自負其責。因此,在當時的英國,盡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是政府的勞動立法進展遲緩,這引起了工人階級的極大不滿。覺醒了的英國工人階級逐漸成長壯大起來,開始於19世紀30年代的爭取民主的工人運動即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標志著工人階級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
市場競爭的加劇,還造成了大批窮人,社會出現了不平等和貧窮現象。到19世紀晚期,英國國內有近百萬人失業,急需政府出面予以救濟。在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資產階級藐視人權,不把失業工人和窮人當做人來看待,認為貧困是由於「個人懶惰」所致,因而應由「個人負責」[6]。以這樣的思想觀念為指導, 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這部法律規定,在各地建立濟貧院,凡無生活來源、需要社會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但是被救濟者在濟貧院內被迫從事繁重體力勞動,裡面的生活條件又極為惡劣。「如果接受救濟的人生活得同自食其力的人一樣好,那麼這種救濟制度就會從根本上使所有人喪失勤奮努力、刻苦自勵的精神,如果真的實施這種制度,那麼作為其補充,就需要一種有組織的強迫勞動制度,來迫使那些沒有自立動機的人像牛馬那樣幹活兒。」[7]可見,這部濟貧法實際上把「救濟窮人」變成了一種「懲治窮人」的手段[8]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擺脫濟貧稅負擔和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來源。大量工人失業和貧困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構成了強大壓力。這一事實迫使政府開始認識到,貧困問題是社會原因造成的,政府理應承擔起救濟貧困的責任。
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在經濟領域里出現了無序、惡性競爭,生產與資本高度集中壟斷及其他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行為。這在當時奉行經濟自由主義哲學的人看來是很正常的。他們認為,個體的自由競爭和自由放任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一切經濟事務由市場主體去自我管理和調節;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主張政府應充當「守夜人」的角色。但是自由放任主義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總體上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利於政府宏觀目標的實現。工業社會中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迫使政府改變統治策略,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對政治、經濟、社會事務實行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進行政治和社會變革,否則將危害社會穩定和國家統治。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指出的那樣,「19世紀的英國其國際地位因為拿破崙的戰敗而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強大,但是國內卻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時期。工商業已成為經濟活動的中心,擁入城市的工人不斷增加,但議會兩院仍由極其保守的世襲貴族、主教和土地貴族把持著。這時,由於拿破崙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歐洲大陸對英國工業所能提供的出口市場十分有限,因而英國的失業人口猛增,工資下降。而土地所有者卻實行穀物的關稅制,以抑制糧食的廉價進口,這進一步加深了民眾的苦難。飢餓、罷工使英國的進步力量開始認識到,如果想要避免革命,就必須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9]整個19世紀英國的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二、自由主義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回應
邊沁、密爾、格林的功利主義理論和自由主義思想為政治、社會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國家干預的必要性進行了理論論證,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自由放任與國家干預關系進行了探討,解放了人們思想,影響了改革實踐。
傑里米·邊沁( Jeremy Benthan, 1748～1832年)是著名的自由資產階級法學家、倫理學家、功利主義的創始人。邊沁政治法律思想的倫理基礎是功利主義。所謂功利,意思即是指「一種外物給當事者求福解禍的那種特性,由於這種特性,該外物就趨於產生福澤、利益、快樂、善或幸福,或者防止對利益攸關之當事者的禍患、痛苦、惡或不幸。假如這里的當事人泛指整個社會,那麼幸福就是社會的幸福;假如是具體指某一個人,那麼幸福就是那個人的幸福」[10]。邊沁認為,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它決定人的一切行為的動機和目的,因而它能夠成為人類行為的指南,目標是追求最大快樂及將痛苦減少到最低程度。同時,它又是人們衡量和評價一切行為是非、善惡的唯一標准和尺度。人們對外界事物或某種行為贊成與否、實行與否,是根據它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帶來快樂、能否給個人和社會增添福利來決定的。人們判斷一件事對自己有利就應該去做,反之,則不應該去做。這就是邊沁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總之,在邊沁看來,趨樂避苦是人們一切行為的宗旨,是解釋和說明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終極標准。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運用於立法理論中。他提出,增加個人和社會的幸福的手段應該從立法開始,政府的任務或立法者的任務就是遵循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通過立法用賞罰的方法,特別是用懲罰破壞幸福的行為的方法來增進社會幸福。這就是說法律、制度應以功利為原則。同時他還提出,判斷國家法律、制度的優劣也應該以功利為根本標准。如果某個法律或某項制度對於人們來說樂多於苦,那麼它就是優良的,有益於人們的。反之,如果苦多於樂,那麼它就是低劣的,無益於人們的。邊沁的理論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密爾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總體上主張個人自由和自由放任,堅持「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則」[11]。鑒於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和問題,密爾提出了新的功利主義,為其具有新內容的自由主義思想奠定倫理基礎。他認為,功利主義所謂的幸福和快樂並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全體的幸福和快樂,人們在追求幸福和快樂時要平等地顧及到一切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個彼此平等的成員組成的社會[12]。以此為出發點,密爾提出了政府有限干預理論,認為「國家一方面應當尊重每人在特關自己的事情上的個人自由,同時另一方面也有義務對它所允許每人施用於他人的權力保持一種注意的控制」[13]。密爾認為政府幹預的范圍和界限是:在某一時期或某一國家的特殊情況下,那些真正關繫到全體利益的事情,只要私人不願意做或沒有能力和條件去做,就應該而且也必須由政府來做;有利於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事情,即利他行為,如果由私人去做,因其從中得不到相應利益而不願做,這時就應該由政府去做。政府應干預的具體事務主要有:第一,向人民提供教育。教育是公共事業,主要是用來提高人類素質的東西,它的價值是決不能用市場上的需求來檢驗的,因此應該由政府向人民提供教育。「自由放任這個一般原則,尤其不適用於初等教育」;「政府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規定父母在法律上負有使子女接受初等教育的職責。但要使父母承擔這種責任,則政府就必須採取措施確保人們能夠免費或以極低的費用接受初等教
育」[14]。第二,保護兒童、青少年和婦女的權利。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少年兒童的權利和利益,「只要國家照看得到,就應保護少年兒童,禁止僱傭他們做過於繁重的工作。之所以應禁止少年兒童勞動的時間過長或勞動強度過大,是因為如果不加禁止的話,他們就總是被強制這樣去做。就兒童來說,簽約自由無異於強制自由」[15]。密爾主張,政府應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為她們開辟更廣的就業門路,使她們享有同男人平等、公正的社會地位。第三,政府應干預公共事業的壟斷行為,維護公眾利益。密爾認為,許多行業如煤氣、自來水供應、運河、鐵路等雖然應讓私人經營,但是實際上這些行業毫無競爭,他們比政府更加不負責任,更加不聞不問人們的抱怨,所以國家應從社會公共利益著想,不能完全放任私人公司的經營,對於這類公共事業應保留將來收回的權利,或保留並自由行使規定最高收費的權利和經常變動最高收費的權利[16]。第四,縮短工人勞動時間。普遍把工廠的勞動時間從10小時縮減為9小時,並且使工人勞動9小時得到的工資和勞動10小時一樣多或基本一樣多,這對工人是有好處的。第五,救濟窮人。密爾認為,人類是應該相互幫助的,窮人更需要幫助,所以應通過社會組織救濟亟待救濟的窮人,制定濟貧法,進行社會救濟。第六,政府應主動承擔起那些沒有私人去做但又是關繫到社會利益的公用事業的建設重任,如道路、碼頭、港口、運河、灌溉設施、醫院、大中小學等,因個人無力承擔,所以必須由政府來做。
總之,密爾對利己的功利主義倫理學進行修正的目的在於如何協調社會轉型後個人與社會的矛盾,尋找一個能夠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有效協調起來的契合點,以最終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17]。他的這一思想和努力具體應用於其自由理論及國家的性質與功能理論中,就是在堅持自由放任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適當運用政府幹預來解決自由主義帶來的破壞作用和弊端,以實現個人自由和政府幹預之間動態的平衡。所以他的理論處於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的過渡階段,為形成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促進英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司法改革奠定了基礎。
19世紀末20世紀初,同樣基於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大量使用婦女和童工、廣大工人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社會道德淪喪、各種社會矛盾激化等社會現實,誕生了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在當時英國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希爾·格林( 1836 ～1882 年) 、霍布豪斯( 1864 ～1929年)和霍布森( 1858～1940年) 。格林是新自由主義的始作俑者。「他論證了社會公共利益的存在,並力圖把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統一起來。他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人所追求的道德上的善,本質上是社會成員共同享有的善。任何個人的道德發展都必須與其他社會成員的道德發展相一致。個人與他人是相互依存的,人與人之間都應該互相幫助,離開他人和社會,個人不可能得到幸福。進而,格林認為,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人們實現共同的善,實現共同的利益,因此國家不應該是消極的、放任的國家,而應該是積極的國家,應該干預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從而為實現個人利益、為個人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在此基礎上,他論證了國家應該干預土地買賣,強迫實行教育,規定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工作時間, 為工人提供必要的住房等措施的合理性。」[18]格林和其他幾位思想家的自由主義主要是重新解釋自由的概念和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提出並且論證了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的主張。這些主張對20世紀初英國政府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工業社會的到來意味著社會轉型,嚴酷的社會現實導致了社會結構和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為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向新自由主義轉變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新自由主義的逐步確立也就意味著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管理方式要由自由放任型向政府積極干預型轉變,消極政府向集權政府轉變。也就是說,繁多復雜的經濟社會事務增添了國家的社會職能,由過去的「守夜人」角色轉變為經濟社會事務的積極調控者和管理者。在堅持自由主義的前提下,政府對自由資本主義發展中出現的弊端主動進行糾正和干預,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社會、司法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
三、英國政府實行干預政策和立法改革
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 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 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 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在20世紀初,英國政府頒布了一批福利法律。如: 1908年的養老金法, 1909年的勞工介紹法, 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 1918年的教育法, 1922年的住房法。這些立法奠定了現代英國福利法的基礎[19]。「隨著19世紀的前進,社會立法不斷增加,據有資格的觀察家的看法,到了1875年前後,議會實際上拋棄了個人主義作為它的指導原則,轉而接受了集體主義。人們以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處於劣勢,立法機構破天荒地通過了合乎社會福利也就是合乎最大幸福的立法,這是同老式的自由主義思想背道而馳的。」[20]
英國政府頒布多種法律,積極干預經濟活動。針對無限責任公司阻礙投資增長的問題, 1855年,英國頒布《有限責任法》,規定股東僅以自己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債務承擔有限責任。這個法律激發了社會投資熱潮,促進了英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金融業經營不規范的問題,政府出台了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一系列法律,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管和調控。針對19世紀中後期債務人惡意宣告破產以逃避債務的現象,法院通過幾個判例完善破產法,從法律上防範了欺詐行為。針對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生產與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現象,到19世紀末,普通法開始對競爭自由採取一定的靈活態度,它不再機械地把一切限制競爭行為都視為違法,而是綜合考慮競爭雙方的經濟實力、商業地位、限制的特定地域和時間等多方面因素[21]。這些立法和干預措施防止了自由放任主義所帶來的弊端和消極影響,保護了投資者和廣大民眾的利益,促進了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條件下的有秩序發展。
「這種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對產業革命的破壞性和對無情地推進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破壞作用而無保障措施的一種自發防衛。主要的動機是一種受威脅感,即認為沒有節制的工業化和商業化對社會的安全和穩定帶來威脅。⋯⋯徹底修正自由主義理論要求重新研究國家的性質和職能,研究自由的性質、自由和法律強制之間的關系。那樣的重新研究又揭開了個人人性及其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這個老問題。從倫理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看,潮流是在脫離個人主義,趨於探求某種集體主義的觀念」[23]。
工業社會講求成本和收益,提倡快節奏和高效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逐步確立必然對英國的司法制度產生影響。到19世紀英國進行司法改革前,作為上層建築主要內容之一的司法制度仍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司法組織混亂,訴訟程序繁瑣僵化,審判效率低下,費用高昂,警察組織不完備,監獄制度落後[24]。司法制度中存在的這些弊端,顯然與講求效率、講求成本和收益的工業社會不相適應。漫長的訴訟過程和高昂的訴訟費用已經成為工業社會中的人們尋求司法救濟和實現正義的障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從長遠來看,這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不利的。提高訴訟效率、降低訴訟成本、實現社會正義已成為工業社會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訴訟哲學由過去的追求實質正義轉變為分配正義[25]。迫於社會公眾的強大壓力,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政府對不合時宜的司法制度和審判程序主動予以干預,意圖以國家的力量促進這些價值的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下, 19世紀英國政府進行了民事司法改革。
對此,英國的政治法律界予以高度關注,一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思想家對傳統的法律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論證了進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其中邊沁的政治法律思想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起到了推動和指導作用。邊沁把他的功利主義立法理論用於考察英國的普通法制度,並對其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認為, 1688年以後的英國法律從內容到形式都充斥著封建主義的痕跡,法律原則復雜模糊,司法工作人員因循守舊,就連英國的成文法大多也是「由500年來收集的和無數個別的議會法令、條例組成的,這些法令和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26] 。他還對當時的司法組織和司法程序進行了批判,稱其已經「腐敗透頂」,「充斥著不必要的繁瑣程序,對於訴訟當事人來說,這只能導致拖延、筋疲力盡以及更大的開支」[27]。對於存在的這些問題,邊沁認為,普通法的傳統制度「不是以合理的設計為基礎的普通法規則,簡直是進行重要社會改革道路上的障礙」[28]。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法律改革思想。他指出,英國的法律體系既古老又不完善,既費解又專橫,既不安全也不平等,實有批判、改革和重新制定的必要。因此,他主張不但要進行立法原則、立法內容、立法形式的改革,而且要對當時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造。在司法制度改革方面,邊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民主原則。他主張,在司法審理中,法官不能隨意解釋法律條文,律師不能擔任法官,同時,法官不能包攬全部司法審理權,應允許選民推薦自己的代表參與司法。選民代表享有半個司法權,他們不參與裁決,但應參加並監督司法審判的全過程,並可根據實際情況要求法院為貧民免費提供律師與辯護條件,以至要求法官復審案件[29]。邊沁的法律改革思想為19世紀英國的司法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其法律改革思想的影響下,人們形成了這樣的共識:要想建立適應現實需要的司法制度,必須對舊的法庭組織和訴訟程序進行全面徹底的改造[30]。於是,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議會得以通過一系列司法改革法案。這場世紀改革主要圍繞著調整司法管理體系、簡化繁瑣的訴訟程序、理順普通法和衡平法兩種法律體系的關系這些目標而展開[31]。為了消除令狀制度所造成的普通法法庭訴訟程序繁瑣僵化的弊端,首先對令狀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令狀制度的改革主要通過頒布一系列法令完成,這些法令主要是1832年頒布的《統一訴訟程序法》、1833年頒布的《不動產實效法》、1833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852年、1854年分別頒布的《普通法訴訟程序法》。這些法律實施後,令狀制度逐步減少使用,令狀制度迅速衰亡[32] ,普通法訴訟程序繁瑣而僵化的弊端得到了根本糾正。通過1852年《大法庭訴訟條例》和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條例》,衡平法庭的訴訟程序被大大簡化。為了徹底解決普通法和衡平法二元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司法組織混亂和職權交叉重疊的弊端, 1873年制定了《司法法》,合並了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建立了統一的最高法院;統一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基本原則,當兩種法律原則發生沖突時,普通法原則應服從衡平法原則。這意味著法官在審判中應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發揮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導作用;允許普通法法庭使用衡平法的訴訟程序,簡化了訴訟程序,而且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訴訟效率高。由此重建了整個司法制度,提高了訴訟效率。
可見, 19世紀的民事司法改革充分體現了工業社會的特點和要求,適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根本需要。為了貫徹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改革的過程中,不斷弱化普通法法庭對案件的管轄權,逐漸強化衡平法法庭的司法管轄權,這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動干預,反映了國王的集權意志,以此來實現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的轉型,這是符合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社會思潮的。從根本上講,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以及干預型國家的出現最終導致了這場世紀司法改革。
英國近代著名法學家亨利·梅因在1874年寫道:「自邊沁時代以來,我不知道哪一項法律改革能不追溯到邊沁的影響。」[33]改革派大法官布魯厄姆在1838年寫道:「法律改革時代就是傑里米·邊沁時代。他是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奠基人⋯⋯他第一個抱有嚴肅思想來揭露我們英國法律制度的弊病⋯⋯過去20年來,我們法律制度已經取得的全部重大的進步⋯⋯自然使我們想起邊沁先生和他的學派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啟發性的勞動。」[34]
㈥ 英國憲章運動背景
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英國的商業和運輸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壯大起來，他們進而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統治地位。1832年議會改革，他們的政治要求得到滿足，登上了統治地位。工人階級在議會改革運動中支持了資產階級，但一無所得，政治上處於無權地位。這是憲章運動的政治背景。
工人階級之發動憲章運動，也是英國工人階級本身階級意識提高的結果。
工人階級自發的階級意識 在工業革命發展過程中，工人階級逐漸感覺到，大工業的一切生產過程和產品都是他們血汗的結晶，所以意識到自己在生產中的重要性。他們也認識到，像大工業這樣的大規模生產，工人靠個人或少數人永遠也無法取得掌握大企業所有權的地位，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地位，真正成為工業生產的主人，只有走聯合斗爭的道路。但是在政治上，工人們還沒有發展到形成自覺的要求和理論。
這時工人階級的覺悟表現出下列特點：意識到自己在大工業生產中的重要性，意識到自己的勞動未能得到相應的報酬；認識到靠個人的努力無法在大工業制度下爭得應有的物質改善和社會地位。但在政治上提不出獨立的綱領和目的，只好跟著工業資產階級走。
工人思想中的新因素 在工人階級為爭取議會改革而斗爭的過程中，有少數工人在斗爭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些新觀念。表現在：有的工人認識到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可調和，提出不要與資產階級建立聯盟，而要開展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第二個新因素是關於大罷工的思想。一部分工人認識到，工廠是由工人開動並進行生產的，如果工人一齊停止工作，對資產階級和政府將是很大的威脅。第三個新因素，是一部分工人開始從信任議會依靠議會的思想中解放出來，認為議會也是維護統治的工具。越來越多的工人認為不能再把希望寄託在議會身上，也不能跟著資產階級只為爭取議會選舉權而奮斗，而應該找一條工人階級的獨立道路。
以上新因素是工人階級從自發的斗爭中逐步萌發出的自覺意識的表現。
1832—1834年的立法和政治斗爭 圍繞議會改革進行的斗爭對英國工人階級是很好的政治教育，他們在斗爭實踐中思考並了解到很多問題，有些工人及其領導者，開始試圖從理論上來尋找有關現實政治問題的答案。有一部分工人的報刊已發表一種論點，即階級斗爭是社會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
1832年議會改革後，由於選舉權的擴大，新當選的議員中，輝格派佔了多數。當權的統治階級一心一意為本階級謀利。雖然新議會在1833年也通過了一些改善工人狀況的立法，但在主要問題上，議會仍然對工人採取敵對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它對待工會的態度和它在1834年制訂的濟貧法上。
1825年頒布了新的結社法後，工會運動蓬勃發展。
1832年議會改革後，工人發現自己在改革運動中受騙了，所以轉而把注意力放在發展工人組織上，工會運動發展更快。1834年2月成立了「全國各業統一工會」，公開宣布目的是「要建立一種新秩序，只有社會中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階層，才能管理國家事務」。政府立刻進行鎮壓。有的地方的資產階級也配合政府迫害工會會員。各地工人紛紛集會抗議。工人們對議會改革後的新政府反工人的真面目認識得更清楚了。
1834年8月議會通過的新濟貧法，對刺激工人運動發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舊濟貧法使資產階級每年大約負擔700萬鎊巨款，用以對貧苦無告者施以救濟。資產階級力圖改變這種規定。新濟貧法規定設立勞動院，領救濟金的人必須到勞動院參加勞動才能領取。同時勞動院中的生活水平不能高於院外任何地區。勞動院中的惡劣條件和監獄差不多，工人稱之為「窮人的巴士底獄」。新濟貧法首先在英國南部和東部的農業地區實行，1837年又推行到北部。因之全國各地爆發了反對新濟貧法的騷動。所以新濟貧法在大部分地區未能推行下去。
1837年英國又遭到經濟危機襲擊，工人階級生活狀況惡化，不滿情緒增長。工人們要求新的議會改革，反對新濟貧法。要求10小時工作制，爭取工會權利、出版自由等。政治斗爭形勢迫切需要把全國工人的運動統一起來，並制訂出各方面都同意的統一綱領。同時，工人已認識到，當地主資產階級控制國家政權的時候，他們的要求是無法達到的。工人必須奪取國家政權才能夠爭取工人的解放。
這樣就產生了憲章運動。
㈦ 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是怎樣形成發展的
光榮革命
1688年政變（見光榮革命）後在英國建立起來的國家政體， 也稱議會君主制或立憲君主制，屬資產階級民主制政體類型 。
孟福爾議會
1263年，英王亨利三世無視《大憲章》，指定親信取代具有否決權的15人會議。國王同貴族之間以及貴族內部出現紛爭，以S de孟福爾為首的貴族反對派在內戰中獲勝，他於1265年在威斯敏斯特宮召集會議，出席的除循慣例有僧俗貴族外，還有每郡2名騎士代表、每大城鎮2名市民代表，史稱「孟福爾議會」（見金雀花王朝）。一般認為這是英國議會的開端。
1295年，愛德華一世（1272～1307在位）為籌集戰費又召集議會。其成分同前一次議會,約有400餘名議員出席。此後議會仿此例經常召開，這次議會有"模範議會"之稱。由於貴族議員和市民、騎士議員的利益、要求各不相同，經常不在一起開會。
中世紀時期
從14世紀以後，議會逐漸區分為上、下兩院。以後，下院權力不斷擴大，到15世紀末，已有提出財政議案權和法律議案權。但總的說來，中世紀時期的議會是封建性質的等級代議機構，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
都鐸王朝後期，代表封建勢力的國王同代表資產階級、新貴族利益的議會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議會成為資產階級同斯圖亞特王朝斗爭的政治中心。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議會成為資產階級同代表封建勢力的斯圖亞特王朝斗爭的政治中心。
《權利法案》
1688年的「光榮革命」推翻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迎立信奉新教的荷蘭執政威廉和瑪麗同時登位。威廉三世和瑪麗二世於1689年召集議會,通過《權利法案》。1701年又通過《王位繼承法》，從法律上確認「議會主權」原則，給王權以很大限制。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廢除法律或中止法律之實施。並規定，國王必須是信奉英國國教者，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結婚者不得繼承王位。專制君主為受憲法約束的立憲君主所取代。英國議會制君主立憲政體初步確立。
逐步確立的過程
隨後議會又制訂了《叛亂法案》，規定平時國王必須經過議會同意才能徵集和維持軍隊，而且這支軍隊只能保持一年。為了防止國王排斥議會而獨斷專行，保證議會能定期召開，議會在1694年制訂了一個《三年法案》，規定每三年必須召開一次議會，每屆議會的任期不得超過三年。英國議會在1701年又通過《王位繼承法》，規定英國國王的王位不能傳給天主教徒，英國國王必須加入英國教會；同時，還對國王的其它一些權利作了明確限制。
上述一系列法案的實施，使議會權力超過王權，國王「統而不治」的君主立憲制更加不可撼動。
㈧ 英採用議會制君主立憲制的原因
立憲君主制。或稱君主立憲制，又稱有限君主制。在實行此種制度的國家中，君主名義上為國家元首，執掌國家的最高權力，實際上君主的權力受到憲法和議會、政府等機關的限制。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確立君主立憲制的國家，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是英國「光榮革命」後建立起來的。大約在13世紀中期，貴族在同英王亨利三世的斗爭中獲勝，成立議會。13世紀末以後，議會經常召開，議員由貴族、市民和騎士組成，由於各個階層的利益不同，常常不在一起開會，14世紀以後，議會逐漸分成上下兩院。此後，下院的權力不斷擴大，15世紀末，下院已經有提出財政議案和法律議案的權力。但是，這一時期議會仍然是封建性質的等級代議機構。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議會成為資產階級同代表封建勢力的斯圖亞特王朝斗爭的政治中心。光榮革命以後，議會相繼通過《權利法案》和《王位繼承法》，從法律上確認「議會主權」原則，進一步限制王權。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擅自批准法律、廢除法律或中止法律的實施；並規定，國王必須信奉英國國教，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結婚者不得繼承王位。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初步確立。在這種政體下：
1.國王（女王）處於統而不治的地位。
國王（女王）必須根據國會意願行使行政權力。國王（女王）名義上是國家元首、聯合王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和英國國教的世襲領袖。就法律地位而言，國王（女王）可以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和各屬地的總督，召集、停止和解散議會，批准和公布法律等。實際上處於統而不治的地位，與封建專制制度下擁有絕對權威的封建君主相比，立憲君主只能是依法而治的君主。其存在主要作為國家的象徵。在對外交往中代表英國；英王（女王）是英國國家的人格化，提供了國民效忠的對象，成為民族團結的紐帶和國家統一的象徵；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英王（女王）具有被咨詢權、支持權和敬告權；英王（女王）作為英聯邦首腦，還起著維系英聯邦紐帶的作用。
2.議會成為國家權力中心。
議會擁有立法權、財政權和對行政的監督權。表面上，議會通過的法案要經過國王批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形式。18世紀以來，英王從來沒有否決過議會通過的法案。
3.國王必須信奉英國國教（即是新教徒），天主教徒或同天主教徒結婚者不得繼承王位。
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立憲君主制優於專制君主制，但共和制又優於立憲君主制，英國保留君主制實行君主立憲制是封建殘余濃厚的表現——但現在有很多學者對此有不同看法。比如歷史學家劉宗緒、劉祚昌、唐德剛等都反對簡單地把君主制與封建殘余等同，認為在特定歷史環境下君主立憲制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可能更大。
比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確立的君主立憲政體大大削弱了國王的權力，議會及政府逐步掌握了治理國家的權力，結束了英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使得英國走上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化的道路，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它代表了歷史發展的趨勢，是歷史的一大進步。不僅對鞏固資產階級在英國的統治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對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建立新的制度，也有著巨大影響。
回答者：一諾yinuo - 經理 四級 5-17 08:10
內容有點多,不過怎麼復雜的問題三言兩語是說不清楚的。
1．英國是採用君主立憲制政體的國家。君主立憲制又稱有限君主制，就是君主作為國家元首，但他(她)的權力要受憲法的限制。英國君主立憲制是資產階級和貴族妥協的產物。
1640年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把國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建立了共和國，後來又經歷了克倫威爾軍事獨裁統治、司圖亞特王朝的復辟和1688年的光榮革命，英國革命最終以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的妥協而結束，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在這個過程中充滿著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斗爭和妥協，通過斗爭和妥協又制定了一些憲法性文件，確立了只有法院具有審判和提審權的制度。1688年光榮革命後，為擴大議會權力，限制王權，議會於1689年制定了"權力法案"，1701年王位繼承法的制定又進一步擴大議會權力，限制了王權。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資產階級力量的強大，還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英國大量的慣例，如國王的權力和法律地位；英國內閣的建立和職權；內閣與議會的關系；首相的地位等，這些慣例使英國議會內閣製得以建立和完善，從而使君主立憲制最後鞏固下來。
2．英王的權力及其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
英王的權力在法律上和實際之間差別很大。按照英國憲法規定，國王是世襲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立法機關的成員，法院首領，聯合國武裝部隊總司令，英國國教世俗領袖。從法律上英王是國教最高統治者。
按照慣例，英王在政治生活中要根據下述原則進行活動：
第一，國王執行職務時必須依照內閣和議會的決定，大臣的建議而行動，不能自行其是；
第二，國王不能直接捲入政治的紛爭之中；
第三，國王在各政黨間保持中立立場；
第四，國王對整個國家政策沒有答復責任，其言行對國民不負責任；
第五，國王對大臣提出的建議和勉勵對大臣無任何約束力。
以上原則概括起來就是"統而不治"，"國王不為非"，"國王中立"，這些原則的貫徹目的正如英國憲法學家白傑浩特所說的是為了"使國王成為萬眾一心的一個光輝象徵"。同時也使英王的實際權力已經名存實亡，正如恩格斯所講："王權實際上已等於零"。(馬恩全集1卷，第682頁)
雖然如此國王仍然是整個國家機器的不可缺少的組成環節，沒有這個環節，國家機器就運轉不靈，在"王權"的行使中仍有一些形式上的職權需要英王來行使。
第一，在立法權方面形式上的權力。招集停止和解散議會需要經過英王的命令進行。平民院議長選出後需取得英王的同意。兩院通過的法案，最後需經英王批准公布後才能生效。
第二，在行政方面形式上的權力。在形式上英王有任免官吏、指揮軍隊、對外宣戰、主持外交活動、加封貴族等權力。
第三，在司法方面形式上的權力。形式上一切法院的判決，一切刑事追訴都以國王的名義進行，一切犯罪都認為是對國王的犯罪，法官以國王的名義任命，殖民地法庭上訴到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審理的案件，以國王的名義作最後裁定。
第四，當英國兩大政黨勢均力敵或發生嚴重矛盾時，國王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態度進行調解，作出決定，正如工黨一理論家珍妮.李說："君主制是個有價值的緩沖器"。
第五，英王是英聯邦團結的象徵。自從大英帝國沒落後，英國及其自治領、殖民地和其他成員國組織了一個鬆散的集合體－－英聯邦英王在法律上是英聯邦的元首，英國駐各自治領和殖民地的總督都由女王委派，英國資產階級利用英王的威望把英聯邦成員國聯合起來，並通過她和王室的活動起著紐帶作用。
除此以外，英國憲法學家白傑浩特認為英王還有三種殘余權力，即知會權，警告權和鼓勵權。所以英王有權獲得有關內閣會議和所屬各委員會的詳細報告和記錄。歷任首相每周有一次要向她匯報國情，重大的國家事務首相也要與英王磋商，國王如認為內閣的決策有問題可以向首相提出警告，在遇困難時可鼓勵首相剋服困難。由於英王在任時間長，了解情況多，政治經驗豐富，因而她的建議往往得到首相的重視，從而對內閣決議產生實際的影響，這就是英王的"潛在大權"。
恩格斯曾指出：「英國憲法沒有君主政體淡化不可能存在的，在……去掉王權整個這一座人造的建築物便會倒塌。英國憲法是一座顛倒過來的金字塔，塔頂同時又是底座。所以君主這一要素在實際上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它在英國人的眼光中意義就會越重大。大家知道，沒有一個地方比英國更崇拜統而不治的人物。」
㈨ 針對工業革命引發的社會問題, 19世紀的英國進行了哪些社會立法
在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激烈斗爭下,受變化的自由主義的影響,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英國政府對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制度實行積極的干預政策,進行一系列立法改革。首先進行了議會選舉法改革。通過1832年和1867年兩次議會選舉法的改革,工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爭得了選舉權,資產階級逐漸控制了議會議席,議會里土地貴族的優勢地位逐漸喪失,這樣工業資產階級和大商人就能通過自己在議會中的代理人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要求的法律。為了保護工人的人身權利,從19世紀30年代起,議會就開始通過一系列社會立法。1834年,在工業資產階級的推動下,政府制定了一部《濟貧法》。幾次頒布《工廠法》,嚴格限定童工和女工每個工作日的工作時間為9小時; 1847年通過了(成年男工) 10小時工作日法案;通過一個《煤礦法》,規定了井下作業應採取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法案旨在保護工人的身體健康和人身安全。對勞動爭議的處理, 1896年議會通過的《調解法》規定,由政府成立調解委員會,負責處理各地委員會不能處理的勞動爭議問題。這些都反映了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利益和要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政府不斷制定社會立法,進一步加強國家干預的力度。
㈩ 英國的標志性憲法,制定背景及其特點
一、英國憲法的特點：
英國不是成文法國家，沒有統一的憲法典，英國憲法的形成經過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從《大憲章》的提出到《王位繼承法》的通過，歷時近五個世紀，逐步確立了議會主權原則、分權原則、法治原則，具有鮮明的原生性、連續性和繼承性等特點。
二、英國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大憲章》，被視為英國憲法起源的標志。
1215年的《大憲章》 由一個序言和63個條款構成。主要內容是貴族和教會的權力不受國王的侵犯。它體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原則精神，那就是「王權有限，法律至上」和保護公民權利。這是在黑暗的中世紀人們試圖用法律的形式限制王權的第一次嘗試；它對英國以後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力，成為後來英國資產階級對抗王權，反對專制的一個重要法律依據，為日後英國政治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後來被掌權的資產階級確認為英國的第一個憲法性文件，被視為英國憲法起源的標志。
三、英國憲法的產生、發展
17世紀上半葉，英國的政治經濟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一方面在經濟領域，圈地運動後，商品經濟相當發達，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關系已基本取代封建主義的經濟關系，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步登上歷史舞台；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斯圖亞特王朝極力加強王權，封建貴族們在社會中擁有特權，而資產階級卻處於無權地位。這種政治體制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為開辟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1640年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一直持續到1688年才結束，大致經歷了內戰階段、克倫威爾軍事獨裁時期、斯圖亞特王朝復辟時期和「光榮革命」四個階段，最終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確立了君主立憲制。
英國憲法就是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中產生的，它主要包括憲法性文件、起憲法作用的法院判例和憲法性慣例等內容。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沒有徹底清除封建制度，最終以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的妥協而告終。因此這種革命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對英國憲法的產生及其內容和地位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形式上看，先後通過了一些憲法性文件，創設了一些憲法性慣例。主要包括1641年和1694年的《三年法案》、年的《施政條例》、1679年的《人身保護法》、1689年的《權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從內容上看，憲法逐步擴大了議會的權力，確立了議會至上的原則；限制了王權，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規定了公民的權利，並建立了有效的保障措施。
在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制定和通過的這些憲法性文件，逐步地限制了王權，確立了議會至上的原則，建立了君主立憲政體。這既是英國人民斗爭的結果，也是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妥協的產物。它們在英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指引著資本主義憲法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