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硬關系

1. 在社會主義社會德治與法治的關系表現為

法治和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內涵豐富，對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1)法治硬關系擴展閱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要著力於發揮好法律與道德各自的獨特功能與作用，取長補短而達至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最終實現法律與道德同頻共振的社會善治。

德潤心，法治行，心主行。國家對社會利益關系的有效協調，需要法律與道德無縫銜接，內外兼治、剛柔相濟，以促進社會成員既有德心又有法行。

法律與道德各自的優勢與局限是鮮明的，法律既具有規范要求的明確性、懲治的強制性、協同力的平等性與普遍性等優勢，也具有法律制定與修改的遲滯性、法律條文的封閉性、法律懲治的滯後性、法律實施的高成本性等劣勢。

同樣，道德雖然具有調節的廣泛性、約束的內在性、運行的低成本性等優勢，但也有道德的弱規范性、弱強制性、評價標準的多元性等劣勢。

2.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五個方面的關系是什麼

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依執公服黨/一隻功專夫黨）。五個屬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五個方面分別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內容，本質要求，價值追求，重要使命，根本保證。（心本價使證/新本駕駛證）

3. 法治政府、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之間的關系

現在我國就是承德市法治政府法治國家法治社會了，不管你是什麼方面？如果你犯法的只要你充分的理由和條件，那那證明那個事實根據經過法律呢城處理。不會。有半點包容私下或者是不清不楚，不明白那種來一做事。

4.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相互關系是：建設法治國家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建設法治國家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基礎，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條件；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社會的保障，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

要在同一時空同一語境解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涵義，可能要循以下三個步驟進行：首先探討國家、政府、社會的不同內涵和外延。

其次，研究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中法治的共同要件；最後，分析法治分別與國家、政府、社會組合後法治涵義重心的差別，法治與國家、政府、社會組合後形成的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個概念的異同。

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輔相成，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三根支柱。法治國家是目標，法治政府是主體，法治社會是基礎，三者本質一致、目標一體、成效相關，缺少任何一個方面，法治中國建設都難以有效推進。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更加凸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深入推進「三個一體建設」。

5. 法制、法治與德治之間的關系是什麼

德治是以德治理,依靠人的品德來治理;法治是以法治理,依靠法律來治理國家\社會,所說的回依法治國就是這個道理;法制是答法的制度建設.只有法的制度建設完善了,依法治國才會更趨於嚴謹,有效.法制與法治應當相輔的關系,所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德治與法治關系其實是對立的,但也可以作為一種包涵關系.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實行品德約束.

6. 法治與法制的關系

一個是制度
一個是國家在處理事物上堅持的方法,像對應與專制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回聯系的兩個概念，答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7. 如何理解法治、憲治之間的關系

法治：由統治者通過強制性的法律來治理國政，管理社會。
（一）法治的涵義
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就是說，所謂法治，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
（二）法治的具體體現
1.立法方面：亞氏強調立法必須遵守以下原則：一是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二是研究國家的情況；三是考慮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教育；四是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
2.執法思想。國家執政人員要嚴格執行法律。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嚴格依法執行；法律規定不同詳的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法律的原則來公正地處理和裁決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關鍵。國家必須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
（三）法治的優越性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第一，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第二，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第四，法律藉助規范形式，具有明確性；第五，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第六，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第七，實行一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四）法治缺陷的彌補
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採取三種補救措施：以個人的權力或若幹人聯合組成的權力「作為補助」；對某些不完善的法律進行適當的變更；加強法律解釋。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來對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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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指在某一社會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訂者和執行者本身。國家機關（特別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必需是法律或法規許可的，而這些法律或法規本身是經過某一特定程序產生的。即，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沒有任何人或組織機構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法治的重要性
現代大部份國家都認同法治的重要，雖然他們產生法律、立法代表的方法不太相同。法治的好處在於能防止有特定的個人凌駕法律而傷害其他大多數人的利益。
法治，是以民主政治為前提和目標，以嚴格依法辦事為理性原則，表現為良好的法律秩序，並包含著內在價值規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種治國方略。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清末的憲政有以下幾個特點。
1在實行憲政之前，慈禧太後為保證其權力捏造出了「預備立憲」這一過程，理由是大清臣民不具備民主意識，需要用很長時間培養。顯示出憲政具有很強的欺騙性。

2憲法極其保守：a憲法由封建統治者制定，從名稱《欽定憲法大綱》就可看出。
b欽定憲法大綱是參照當時世界上最保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制定的。
c從內容上看，憲法完全是為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制定的。欽定憲法大綱共23條，前十四 條是君上大權，後面的是臣民的義務。將人民稱為臣民，就是封建殘余，而且竟然沒有規 定人民的權利。
3建立內閣制後，第一屆內閣大多數是皇室貴族，被稱為「皇族內閣」，政權完全被清朝皇室把持。
清末實行的憲政雖然在客觀上促進了民主思潮的傳播，但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可以看作清王朝維護其封建統治的手段。

8. 如何准確認識依法治國的三大關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切實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部署落到實處，就必須在認識和行動上釐清和處理好三個關系。
第一，正確處理黨的領導在依法治國中的地位問題。當前，存在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等現象，是因為部分地方和部門把權力凌駕於法治之上，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黨的領導在依法治國中的地位問題。首先，黨對依法治國負有領導責任。執政黨與法治關系的調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核心問題。我黨對法治負有領導責任，這是依法治國應有之義。必須正確認識依法治國和黨的領導的關系，將黨對法治的領導應貫徹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其次，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是一致的。黨與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也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黨要領導法治不是說黨可以超越凌駕於法治之上。再次，黨的領導幹部依法執政，要帶頭遵守法律。《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黨員領導幹部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要接受管理，更應依據憲法和法律的要求和黨內法規去治國理政。黨員領導幹部不能混同於普通黨員和群眾，應在依法執政中走在老百姓前面，帶頭遵守國家法律。
第二，正確處理治國理政與法治的關系。依法治國強調的就是要依據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主體的政府應以建設法治政府為目標，依法確立政府的權力清單和法定責任清單，依法履行政府職能，加快改革政府的執法體制，把自己建設成為法治政府。首先，依法履行政府職能。法治政府與人治政府本質的區別是，人治政府往往權大於法、情大於法、人大於法，政府權力不受制約，政府部門以權壓法，政府領導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現象普遍存在。法治政府的顯著標志是政府機構職能、許可權、決策程序、責任法定化，政府應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和結果公開，以政務公開為常態，以不公開為例外。其次，政府要依法執政，接受法律監督。近年來，頻繁出現的政府部門野蠻執法現象，表明政府在執法方面存在比較突出的問題，也反映了執法部門超脫於法律之外，存在著以權代法的行為，當執法過程中出現了不符合依法執政要求的現象時，就要求依法對政府執法機構和人員進行制約和監督，深化執法體制改革，堅持文明、公正執法。最後，要建設法治政府。治國理政是黨和政府的基本職責，治國理政必須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這就要求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政府。

第三，正確處理全面深化改革與法治的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大任務。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依法治國需要繼續全面深化，另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又離不開法治這個根本保障。因此，必須處理好改革與法治的關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改革要於法有據。首先，要改變過去一些地區和部門的「改革要上路，法律先讓路」的錯誤理念，堅持改革立法先行，發揮立法對改革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其次，改革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法治思維是相對於人治思維的。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去推動改革，必須摒棄黨員領導幹部人治思維和方式；改變領導幹部以改革名義想怎麼樣干就怎麼樣乾的錯誤做法；改革中要健全依法決策機制，在改革中堅持法治意識、法治精神、法治思維和法治的方式，確保改革決策的科學性、決策實施的合法性；最後，要實行改革法律責任倒查。要確保改革決策公開公正，為改革決策失誤倒查責任的落實創造條件，對重大決策要實行領導終身負責制，使改革決策於法有據，改革決策實施程序於法有據，改革失誤追查於法有據。

9. 如何理解法治與改革的關系

法治與改革是當下中國最突出的主題。然而，對於社會秩序的形成來說，法治與改革是存在沖突的兩種思維路徑。如果不能協調好相互關系，兩者對社會和諧發展的積極功能很可能相互抵消。改革與法治之間的協調關系不僅涉及政治局面的穩定，還牽涉到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在政治掛帥的前提下，以往奉行的是改革與法治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的思路。這對三十多年的改革與法治事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形勢下，需要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識，用法治來統合改革與法治的關系，因而需要重新詮釋法治與改革的關系。法治方式不僅是指立法手段，還包括了各種法律方法的綜合運用。在協調改革與法治關系的過程中，需要把法治放到優先建設的位置，即不僅把法治當成手段，以法治方式推進改革，而且還應把法治當成目標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10. 論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
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於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並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
「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於道德觀念的真正鬆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並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准上面傾向於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
「2」 道德是法律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
「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於政治上層建築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於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
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於行為，而道德著眼於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准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
「4」 「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
「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繫上實行德主刑輔，並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繫上採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
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於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於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於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於人心，在於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託，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
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准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於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准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像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於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後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並彌補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聖經》，法律管行為，《聖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佔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採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於，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准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強。
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
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於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於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治民，而在於服務，在於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