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前置化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項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在共同推進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過程中，必須堅持立法先行。法治語境下行政執法是指行政主體依法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實現行政目標的活動總稱，也即行政主體將法律的意志加以實現的過程，具體表現為依法律授權而為的行政檢查、行政強制、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行政行為。行政主體在實施行政行為時要有法律依據並受法律規范制約當為行政執法的實質要義之所在。那麼，行政執法的依據應當包括哪些呢？除了法律、法規、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之外，由於立法的不明確，實踐中鮮見有行政主體將法律解釋梳理為執法依據的，近些年在具體的法律適用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操作上的問題，比如包括司法解釋在內的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人民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如何對待行政解釋？同部門法律解釋或不同部門的法律解釋之間出現沖突如何處理？本文試圖釐清前述困惑，以明晰認識，期冀略有指導實踐之效益。
一、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考量
（一）法律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困惑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法律的制定、執行、適用，分別交由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具體行使。三者只能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行使職權，不得超越職權、侵犯其他權力領域。在許多西方國家中，法律解釋權主要歸屬於法院或法官，因此，法律解釋主要是指司法解釋，是法院或法官在具體案件中對法律所作的解釋，按照「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則，個案中的司法解釋對下級法院今後的具體案件審理具有拘束力，形成「法官造法」的效果。行政機關執行的是議會（國會）制定的法律文件，而非司法解釋。關於法院行使司法解釋權是否屬於司法權對立法權的侵犯，在解釋史上很早就存有爭論。從古羅馬開始，法律解釋的發展道路基本上是沿著由立法禁止法官解釋法律再到立法授權法官解釋法律前進的。[1]至今，兩大法系中，司法解釋成為了最重要或最主要的法律解釋，甚至在英美法系中，司法解釋就是直接代表了其所稱的法律解釋。我國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兩家最高級別的司法機關對法律具體適用問題有權進行解釋，我們將其稱為司法解釋。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的司法解釋在性質上是一種能夠重復適用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抽象解釋，它不同於國外的具體個案解釋，這種抽象解釋在許多情形下是對法律的進一步明確界限，很大程度上屬於立法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講，司法權存在侵犯立法權的嫌疑。在缺失明確「糾偏」制度的情況下，行政機關為執法當如何選擇執法依據難免處於為難境地。
至於其他兩種法律解釋，首先來看立法解釋，從權力分工的角度看，立法者只是向社會輸入法律文本，解釋法律不是立法者的事情，而是司法者或執法者的工作。立法者以解釋的名義發布文件，但本質仍屬於立法。既然如此，立法者就不應當具有立法解釋權，立、改、廢才是立法機關的本職，立法者完全可以通過修法來達到立法解釋的目的。其次再來看行政解釋，權力分立原則在本質上也同樣要求法律解釋權不能交由行政機關來行使，否則，法律解釋權一旦擴大配置，將會給我國的行政管理活動帶來兩大問題：第一，這意味著行政機關可以自行實施行政管理活動而無須考慮立法機關的意志；第二，還意味著行政機關受司法機關的監督將成為一句空話。[2]
我國現有的法律解釋體制，盡管有其存在的價值和依據，但體制的架構確實存在法理中無法迴避的困境和不足。至於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能否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確實是一個極其復雜且大費思量的問題。首先，對立法解釋而言，我們一方面強調其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立法解釋在實踐中卻很少見，常被應用解釋所侵犯，致使其在理論上雖可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但因其數量不夠，對行政執法的作用甚少；其次，對行政解釋而言，一方面存有前已述及的缺陷，另一方面，部分行政解釋程序簡單，儼然行政主體內部的抽象行政行為，與依法行政中的「法」不可同日而語，行政解釋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存在可爭論的焦點；再者，對司法解釋而言，雖已成為兩大法系中最重要、最主要、最具權威的法律解釋，但能否作為行政執法的依據，仍是一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綜觀我國的法律解釋機制，從權力的分立與制衡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存在各種困惑與邏輯不足，嚴重影響著我國行政執法主體之執法依據的范圍圈定。
（二）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理論支撐
近代國家學說認為，國家權力的存在是為了維護公民的權利。[3]如何保障、制約國家權力，使之一如既往地維護公民的權利，成為先賢們思考解決的問題。在最初英國思想家洛克的「三權分立」思想基礎之上，法國孟德斯鳩進一步將其完善並發揚光大，創設出三權分立學說，對西方國家憲政制度的創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按照「三權分立」學說，整個國家權力被劃分為三部分，即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三項權力分別由議會、法院和政府行使，三個機關之間相互分工、相互制約。孟德斯鳩主張，必須強調權力之間的分工制衡，用權力制約權力來達到防止權力濫用的目的，如若立法權與行政權相結合，則自由不再，同樣道理，如若司法權不能在立法權與行政權面前保持獨立，則自由也不再。假設司法權與立法權集中於一人或一個機關手中，專斷的權力就將凌駕於公民的生命與自由之上，這是因為法官自己成了立法者。最嚴重的一種情況則是一個國家如若法律制定權、公共決議執行權、私人犯罪裁判或者爭訟權也交由同一個人或者機關行使，那麼這個國家一切便都完了。[4]我國雖不是實行三權分立制度，但權力分工制約思想是必須體現的。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其他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在人民代表大會的基礎上產生，對其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使人民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意志；國家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權，據法審判。關於法律解釋的性質，理論界一直存在著「是一種權力還是一種方法」的爭議，作為在具體的法律適用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法律解釋是從屬於上述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動的。因此，在國家權力三權劃分的意義上，主流觀點將法律解釋視為一種具有附屬性質的隱性權力，法律解釋權也並非一種獨立的權力類別。據此，可以得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一個理論支撐，法律解釋如果具有國家權力的屬性，那麼它就具有了能夠成為法律依據的先決條件。在我國目前的法律解釋體制下，按照「誰制定，誰解釋」的運行規則，法律解釋的主體必然與三種權力緊密相連並且附屬於特定權力主體自身的許可權，法律解釋權在權力屬性上當然地具有延伸意義的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性質，適用法律解釋的過程便是三種權力運行的結果。對於立法解釋與行政解釋而言，它們成為行政執法的依據毫無問題，對於司法解釋而言，盡管情況復雜，但從三大國家權力的職責分工來講，作為在行政法律適用過程中用來調適法律關系重歸平衡的司法權，具有終局裁決的效力，當然也對前置的行政權力具有約束性。基於此，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其能夠成為執法依據的前提條件。
另外，按照法律解釋的主體和效力不同，廣義上可以將法律解釋劃分為正式解釋（有權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無權解釋）兩種，區別二者的標准在於看其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通常我們採用的是狹義的觀點，法律解釋即指的是有權解釋，必須是有權主體依據有關許可權對法律的具體適用進行的解釋。據此可以引申出法律解釋能夠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的第二個理論支撐，從行政法的淵源進行考察，行政法淵源作為行政法律規范的具體表現形式和載體，如果一個法律文件能夠作為行政法淵源，對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和行政執法行為產生普遍約束力，那麼它必然也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對行政執法機關產生拘束力，行政機關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實施行政行為。行政法學界的通說認為法律解釋是行政法的法律淵源之一，認為一般淵源有憲法、法律、行政法規與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特殊淵源有法律解釋、國際條約、慣例等。按照解釋的主體不同，又可以將法律解釋做出立法解釋和應用解釋兩種區分，在應用解釋之下再做出司法解釋和行政解釋之分。[5]上文已經分析，法律解釋本身所擁有的權力延伸屬性決定了這些有權解釋均具有國家意志性、強制性、普遍性和規范性等作為法律淵源的這些基本特徵。另外，通過1981年《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以及其後一系列法律文件，在立法上也進一步對法律解釋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這一內容予以明確化。受我國現有法律解釋體制的影響，盡管立法解釋、司法解釋、行政解釋在法律解釋體系中存在著效力高低不同、法定拘束力強度不同以及適用人員、事項范圍不同的問題，但是法律解釋本身作為行政法淵源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或一定的法律效力卻是釐清其能否成為行政執法依據的重要理論支撐。法律解釋作為行政法淵源之一，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成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亦是應然。
基於以上分析，盡管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確實存在著源自法理上的障礙，但是從其作為國家隱性權力的基本屬性、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法淵源之一等支撐來看，法律解釋在理論上是當然並且必然能夠作為行政執法的法律依據。除了法理上的支持，法律解釋作為行政執法依據還存有現實的需要，並且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不僅能夠明確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為行政機關落實、完善國務院「三定規定」提供理論支持，有助於行政機關科學梳理行政執法依據，進一步明確各單位權責，合理配置行政職權；而且便於行政主體身份的確認，明確行政訴訟被告資格，滿足實際部門和群眾對行政行為進行准確及時監督的需要，完善法律解釋機制，進而推動行政法學的發展；最終推動我國法治建設，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為法制的統一提供保障，實現依法行政。
❷ 抽象危險犯的增加為什麼會帶來刑法與行政法的交叉
抽象危險犯刑法以另一種侵害結果替代抽象危險，比如盜竊槍支的危險是開槍才產生具體的危險，但是刑法以行為人實現對槍支的控制（已經造成抽象危險）作為侵害結果（既遂標志），這是由於這種危險太大。所以我理解的是抽象危險犯是在行為未產生具體危險就可以定罪的犯罪。抽象危險犯並不是不會產生具體危險，只是立法技術上把犯罪結果提前。
抽象危險犯增加帶來行刑交叉問題、從立法到司法：行刑交叉解答方案的路徑轉換和二元化犯罪模式與行刑交叉的立法解答。他表示，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來，我國已先後頒布出台了九部刑法修正案。經濟刑法中抽象危險犯的增加，必然會帶來刑法與行政法、經濟法之間的沖突問題。行刑交叉的問題在當前較為突出，會帶來司法操作上的混亂。解決行刑交叉的教義學方案可以從法益再定義理論、一次性刑法理論和違法相對性理論來考慮。同時我們應重視解決行刑交叉的立法路徑。他認為，要把行政處罰手段置於比刑罰手段更優先的地位，強調行政處罰手段在預防與懲治經濟不法行為中的作用，並以刑罰手段作為保障，是二元化犯罪模式有別於傳統犯罪之「有罪必罰」的地方。二元化犯罪模式意味著當行政手段可以解決經濟沖突之時，則可以不採取刑罰手段這一犯罪模式，採取二元化犯罪模式可以很好的解決行刑交叉問題，刑法與行政法之間的區別並不都表現為危害程度的輕重差異，而是基於法律的規定而產生的。總之，隨著風險社會命題被提出並日漸受到重視，以刑法控制風險，就成了立法者增設抽象危險犯的制度追求，由此帶來了法益保護的前置化與抽象化。然而，控制風險帶來的刑法擴張，也使刑法自身成為了風險，帶來對人權保障的漠視可能。如何在控制風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二元化犯罪模式是一個更優的制度選擇，它既滿足了控制風險的需要，又能夠體現人權保障，應該引起立法者的重視。
❸ 論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程序的必要性
勞動仲裁是勞動爭議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必經程序。
提起勞動仲裁的一方應在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一年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
為了緩和雙方當事人的對立情緒，立法者不希望把勞動爭議都推倒法院以訴訟方式解決，而是希望主要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來解決，即使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解決不了，也可以對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產生一定的緩沖作用，避免矛盾激化。
有些勞動爭議涉及的專業性很強，先經過勞動仲裁機構的處理可以發揮勞動仲裁部門勞動業務熟悉的優勢，在勞動仲裁部門作出裁決後，再由法院審理，更有利於法院及時、准確地處理勞動爭議案件。
法院的民事糾紛案件種類繁多，審理期限較長，而勞動爭議仲裁結案期限相對較短，將仲裁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使一大批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階段得到處理，能夠使勞動爭議處理期限縮短，防止久拖不決，損害勞動者利益。
【法律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七十九條 勞動爭議發生後，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 當事人不服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作出的裁決，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第八十條 在用人單位內，可以設立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由職工代表、用人單位代表和工會代表組成。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主任由工會代表擔任。
勞動爭議經調解達成協議的，當事人應當履行。第八十一條 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同級工會代表、用人單位方面的代表組成。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主任由勞動行政部門代表擔任。第八十二條 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仲裁裁決一般應在收到仲裁申請的六十日內作出。對仲裁裁決無異議的，當事人必須履行。第八十三條 勞動爭議當事人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一方當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起訴又不履行仲裁裁決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❹ 為什麼勞動仲裁必須是訴訟的前置程序，這背後有什麼原因
勞動法之所以把勞動爭議仲裁作為訴訟的必經程序，是有原因的。
首先，為了緩和雙方當事人的對立情緒，立法者不希望把勞動爭議都推倒法院以訴訟方式解決，而是希望主要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來解決，即使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解決不了，也可以對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產生一定的緩沖作用，避免矛盾激化。
其次，有些勞動爭議涉及的專業性很強，先經過勞動仲裁機構的處理可以發揮勞動仲裁部門勞動業務熟悉的優勢，在勞動仲裁部門作出裁決後，再由法院審理，更有利於法院及時、准確地處理勞動爭議案件。
再次，法院的民事糾紛案件種類繁多，審理期限較長，而勞動爭議仲裁結案期限相對較短，將仲裁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使一大批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階段得到處理，能夠使勞動爭議處理期限縮短，防止久拖不決，損害勞動者利益。
❺ 勞動糾紛前置程序
法律分析：勞動爭議仲裁作為訴訟的必經程序，為了緩和雙方當事人的對立情緒，立法者不希望把勞動爭議都推倒法院以訴訟方式解決，而是希望主要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來解決，即使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解決不了，也可以對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產生一定的緩沖作用，避免矛盾激化。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第十六條 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
建立勞動關系應當訂立勞動合同。
第十七條 訂立和變更勞動合同，應當遵循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原則，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勞動合同依法訂立即具有法律約束力，當事人必須履行勞動合同規定的義務。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是應當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
(一)勞動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醫療期滿後，不能從事原工作也不能從事由用人單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的;
(三)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原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經當事人協商不能就變更勞動合同達成協議的。
第四十六條 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實行同工同酬。
工資水平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國家對工資總量實行宏觀調控。
第五十一條 勞動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喪假期間以及依法參加社會活動期間，用人單位應當依法支付工資。
第七十九條 勞動爭議發生後，當事人可以向本單位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不成，當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❻ 勞動仲裁前置的法律規定
勞動爭議仲裁的前置規定，是我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仲裁前置）：因確認勞動關系發生的爭議；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
司法實務中，人民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是以是否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過為前提的，即通行的所謂「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程序」。?????????????????????????????????????????????????(一)為了緩和雙方當事人的對立情緒，立法者不希望把勞動爭議都推倒法院以訴訟方式解決，而是希望主要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來解決，即使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解決不了，也可以對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產生一定的緩沖作用，避免矛盾激化。
(二)有些勞動爭議涉及的專業性很強，先經過勞動仲裁機構的處理可以發揮勞動仲裁部門勞動業務熟悉的優勢，在勞動仲裁部門作出裁決後，再由法院審理，更有利於法院及時、准確地處理勞動爭議案件。???????????????????????????????????????????????????民事糾紛案件怎麼處理？
法院的民事糾紛案件種類繁多，審理期限較長，而勞動爭議仲裁結案期限相對較短，將仲裁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使一大批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階段得到處理，能夠使勞動爭議處理期限縮短，防止久拖不決，損害勞動者利益。
綜上所述就是勞動仲裁前置的法律規定以上已有明確規定，政策非常詳細，條目清晰可觀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
（一）因確認勞動關系發生的爭議；
（二）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
（三）因除名、辭退和辭職、離職發生的爭議；
（四）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培訓以及勞動保護發生的爭議；
（五因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等發生的爭議；
（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勞動爭議。
❼ 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讀
法律分析：《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點修正內容包含對社會熱點事件的立法回應以及與其他部門法的立法銜接。本次修正案總體上遵循了從嚴從重的立法整體趨向。本次修正案有關刑事責任年齡的重大突破更多的是對低齡未成年人惡性暴力犯罪現象的立法回應以及對社會公眾激昂民意的安撫，與我國的現實國情和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刑事政策有所不符。本次修正案通過增設新罪、修改構成要件以擴大原有犯罪適用范圍以及前置化刑法干預起點等修法技術和途徑，本質上實現了對我國犯罪圈的擴張。加重多個罪名法定刑的修法現象同樣體現了我國刑事立法重刑化的發展趨勢。應堅持刑法對社會治理干預的適度化，盡可能減少「輕罪立法」，避免「現象立法」，以杜絕「情緒性立法」的發生。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
第一款 關於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佔單位財物的規定。「侵佔」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佔有本單位的財物的行為。「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是指進行企業登記從事經營活動的非以公司形式組成的經濟實體。「單位財物」，包括動產和不動產，既包括所有，還包括依法或者依約定而佔有、管理、使用、運輸中的財物。
第二款 關於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利用職務便利侵佔單位財物的規定。屬於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的范圍，應當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認定為貪污罪。
❽ 勞動仲裁前置的法律規定
勞動爭議仲裁的前置規定，是我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仲裁前置）：因確認勞動關系發生的爭議；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
司法實務中，人民法院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是以是否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裁決過為前提的，即通行的所謂「勞動爭議仲裁前置程序」。 (一)為了緩和雙方當事人的對立情緒，立法者不希望把勞動爭議都推倒法院以訴訟方式解決，而是希望主要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來解決，即使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解決不了，也可以對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產生一定的緩沖作用，避免矛盾激化。
(二)有些勞動爭議涉及的專業性很強，先經過勞動仲裁機構的處理可以發揮勞動仲裁部門勞動業務熟悉的優勢，在勞動仲裁部門作出裁決後，再由法院審理，更有利於法院及時、准確地處理勞動爭議案件。 民事糾紛案件怎麼處理？
法院的民事糾紛案件種類繁多，審理期限較長，而勞動爭議仲裁結案期限相對較短，將仲裁作為訴訟的前置程序，使一大批勞動爭議案件在仲裁階段得到處理，能夠使勞動爭議處理期限縮短，防止久拖不決，損害勞動者利益。
綜上所述就是勞動仲裁前置的法律規定以上已有明確規定，政策非常詳細，條目清晰可觀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的下列勞動爭議，適用本法：
（一）因確認勞動關系發生的爭議；
（二）因訂立、履行、變更、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發生的爭議；
（三）因除名、辭退和辭職、離職發生的爭議；
（四）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社會保險、福利、培訓以及勞動保護發生的爭議；
（五因勞動報酬、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等發生的爭議；
（六）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勞動爭議。
❾ 行政先行處理原則的優點有哪些
行政先行原則，也叫復議前置原則，是指不服行政處理決定的行政管理相對人，依法應首先向作出行政處理決定的行政機關或其上級行政機關申請復議；對復議仍不服，才可在一定期限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1）可以使行政機關充分行使行政管理權。
（2）行政機關對該案所涉及的內容及法律規定比較熟悉，處理起來簡便、迅速。
（3）實行行政機關先行處理原則，會使相當一部分的行政糾紛化解在行政機關內，減少行政案件對法院的壓力。
引自：http://ke..com/view/5051576.htm
❿ 有哪些地方立法權造成了地方保護主義
首先，地方立法權擴容謹防「法盲立法」。當前大多數設區的市，不論是組織機構還是人員素質皆難以擔當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權的49個城市，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經濟特區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人大常委會的組織機構比較健全，常委會委員或人大代表的素質相對較高。而此次擬新擴容的設區的市，其不僅大多沒有專司立法的專門委員會或者是工作機構，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極低，熟悉立法理論與實踐的人才幾乎缺乏儲備，在此種情況下，未經任何試錯即輕率打開地方立法之門，其後果委實難以想像，此種後果在實踐中最突出的體現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簡單拼湊乃至直接抄襲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權擴容提防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賦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權，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積極性得以發揮，但地方黨委、政府藉助地方立法權以加強其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的擔憂亦絕非杞人憂天。立法是一項妥協的藝術，也是權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達、意志設定過程。享有立法權主體的行政層級越低，其與具體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的利益糾葛越緊，對公民和社會權益的損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權主體過多過濫，定會助長地方保護主義、本位保護主義的盛行。通俗地講，便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難免不將自身的利益「塞進」地方性立法當中，使其地方保護主義在「法律化」的掩飾下顯得「名正言順」，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眾參與制度、地方立法監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種擔憂表現得更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權擴容避免危及法制統一。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法制統一的意義尤為重大，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更是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又由於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之間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較大，為此形成了多層次的立法體制，除國家層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進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權的迅速擴容，在一定程度上會挑戰我國法制的統一。具體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時，有意或者無意地突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立法許可權，或是地方在國家立法已有規定的情況下制定與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轟動一時的「洛陽種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便被認為違反了作為上位法的《種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規定，但由於上位法立、改、廢活動較為頻繁，而地方性立法由於諸方面的緣由未能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此一來便出現了地方性立法與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違憲審查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闕如的情況下，地方性法規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須援引的依據，地方立法權主體的率爾擴容弄不好會顯在或潛在地助長司法的地方化。
誠如上述，地方立法權擴容背後的原因諸多。賦予更多的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即便有諸多積極效應和客觀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劇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數量？答案應是否定的。其中最關鍵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於降低試錯風險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趨向於「分步走」的改革路徑。於此層面而言，分批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或許更為穩妥與合理，當然賦予地方立法權的條件可不如批准「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此所做的制度設計可謂合理，其規定：「前款規定的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等因素確定」。
地方立法權的擴容除選擇「分步走」的路徑之外，尚須確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學性，具體而言，以下舉措值得考慮：
第一，委託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機關或是人大有關機構直接起草，此種作法自有其優勢，但由此導致的後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難免不受部門利益的影響。試舉一例，在交通管理領域的地方立法過程中，實踐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來，交通管理部門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亦是游戲的參與者，這不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並間接導致了執法的不公。基於此，委託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門利益對立法的挾持與干涉。二是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為受委託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專業性知識。十八屆四中全會亦提出：「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在過去的地方立法實踐中類似的舉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過的《廣東省經紀人管理條例》即為我國首次委託專家學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項制度的建立尚存諸多問題有待明確與解決，譬如第三方選擇的方式，是直接委託還是公開招標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確保第三方不受相關機關的牽制，如何實現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徵求意見制度的後塵，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於流於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時就採納，不符合其利益時便棄之一旁。
第二，健全對地方立法權的監督機制。為了避免地方立法權的濫用，有效的監督勢不可缺。此種監督無外乎事前與事後兩種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國《立法法》要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方可施行。後者則是對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進行合憲性、合法性審查，並對其中違憲、違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銷，我國《憲法》、《立法法》對此均有所規定，但該制度設計在實踐中並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現如今，隨著地方立法權的擴容，地方立法的數量勢必增加，違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數量同樣會隨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審查、撤銷制度依舊處於「冰凍」狀態，其後果不言自明。於此層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權擴容不至於遭到濫用，對地方性立法的審查與撤銷制度無疑需要「解凍」。
第三，劃定設區的市在進行地方性立法中的許可權。在立法體制中，許可權劃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負面清單的模式，即只要不屬於國家立法權的專屬范圍，地方皆可進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單的模式，即唯有明確授權的事項，地方始可進行立法。二者各有優劣，我國現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種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為國家立法權所專屬，除特別授權外，不容許由法規、規章等進行規定，其中諸如犯罪和刑罰等內容甚至不允許進行特別授權。為防止擴容後的地方立法權出現尚難以預期的濫用，對設區的市的地方立法權可通過正面清單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這些地方擁有城市發展所需的立法許可權的同時，又不至於為地方性立法僭越國家立法創造「條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其許可權的規定為：「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立法許可權的限制是否溯及過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關較大市的規定與憲法相關規定對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許可權並非一成不變的，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