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開立法的核心問題
❶ 如何建設我國電子政務的法制體系
電子政務是計算機網路技術發展的直接成果，技術到一定程度需要靠法制的建設來保障。我國電子政務當前的發展情況從技術層面看，與發達國家並沒有太大的差距，而真正的差距在於軟環境的建設，尤其是法律制度建設，必須從觀念上樹立起技術是手段，法制是保障的理念，使我國的電子政務走上法制化道路。
我國電子政務法制化現狀及其評價
電子政務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是伴隨著電子政務的發展而展開的，因此我國電子政務的法制化進程也和電子政務的發展進程一樣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電子政務的興起到1999年的起步階段。這一時期，我國的電子政務正處於探索和研究階段，且更多關注計算機網路本身的問題而非「政務」。當時陸續頒布了《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計算機系統安全保護條例》、《電信條例》、《無線電管理條例》、《互聯網服務管理辦法》以及《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規，初步建立起了電信行業管理法律體系、互聯網網路管理法律體系、信息產業促進政策體系以及網路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當時的立法明顯偏重於解決因互聯網產生的技術層面的問題，且立法階位較低。
第二個階段是從2000年開始至今的逐步發展階段。這一階段，隨著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的組建及「十五」規劃目標的提出，我國在電子政務方面的立法也開始出現了發展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較高階位的相關立法對電子政務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如《電子簽名法》規范了電子簽名行為，確立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為網路行政行為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礎；《行政許可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三條等，都從法律的高度對電子政務的認可和推進。二是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的電子政務立法活動很活躍。如新的婚姻登記方式增加了很多與信息化有關的措施；《企業登記程序規定》也在其第六條中做出相關規定；《深圳市政府信息網上公開辦法》、《天津市電子政務管理辦法》等也相繼出台，其中後者比較系統地從電子政務平台建設、資料庫建設、政務信息交換機制、政府信息公開、信息安全、應急處理、知識產權、相關方的責任等幾個方面做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是比較全面地規范電子政務的地方性法規，在我國電子政務立法上有相當的意義。
總體看，我國電子政務正逐步走向法制化，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對比電子政務本身的發展要求，法律制度明顯滯後於技術發展：
1．沒有明確電子政務的法律地位。電子政務作為傳統政府管理模式的延伸，其本身應具有與傳統行政模式相同的效力，唯有此才能發揮電子政務真正的高效、快捷的優勢。《行政許可法》雖然認可了電子政務，但其規定過於原則，況且並不是一部專門規范電子政務的法律。其他一些單行法雖涉及到了與電子政務相關聯的活動的法律規范，但對電子政務本身的效力、地位等重要問題卻沒有任何規定。由於電子政務本身的法律效力不確定，從政府方面講，就很難通過網路開展一些具有實體權利義務內容的行政行為，由於沒有或只有很弱的法律效力，政府部門間容易相互推卸責任，使電子政務最終流於形式。從社會公眾的角度看，因為通過網路進行的申請、確認等行為效力如何，出現錯誤責任如何承擔等實際問題缺少依據，政府行為的公信力就會大打折扣。
2．信息公開是電子政務發展的核心，我國目前缺少信息公開和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相關法律。實現政務公開和公共信息透明，可以說是現代社會政府管理的基本品質。政務公開是政府民主管理的核心內容之一，也是信息社會對社會治理方式的必然要求。近兩年來，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也著力於推進政務信息公開。2003年初，廣州市政府率先實施《廣州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湖北、吉林、江蘇、上海、深圳、杭州等省市先後頒布政府信息公開方面的法規、條例、辦法。在中央部委也進行了促進政務信息公開的嘗試，比如2003年底，商務部討論《商務部政務公開暫行辦法》，2004年5月，國土資源部推出《關於切實加強國土資源政務信息網上公開促進依法行政和行政為民的通知》。從全國的發展趨勢看，加快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然而，這些法規、條例都是以部、委或地方政府的名義頒布的，一方面適用的范圍有限，常限於某一行政區劃或某一部門。另一方面，各部門各自製定製度，又沒有統一的更高級別的法律存在，各法規之間的統一性較差，相互間容易出現法律適用的沖突。
3．電子政務仍要貫徹依法行政理念，須加強對電子政務的監督管理和約束。國家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其核心是對權力進行約束和監督。電子政務只是政府管理的一種新模式，並未從根本上改變政府行為的性質，因此通過電子化所進行的政府行為同樣要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現行電子政務的法律法規並未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使電子政務的監督機制缺乏。沒有約束的權力是危險的，這一點同樣適用於電子政務。
4．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標准不統一導致「信息孤島」的出現。重復建設、網路系統不兼容、信息資源無法共享等現象是現階段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中較為突出的問題。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技術標準的不統一。由於政府職能部門各自採用不同的技術標准和傳輸協議，跨系統的信息溝通必然出現問題。因此應由法律規定統一的技術標准，以使我國的信息化資源能最充分地利用起來。
我國電子政務法制化建議
電子政務改變了傳統的政府組織形式，使行政程序簡單化、統一化、政府業務電腦化、網路化，從而提高政府的效率。建設這樣的一個政府，離不開法律的保障。筆者認為應以統一的電子政務法為核心，配合若干相關的單行法規來構建我國電子政務的法律框架。
第一， 制定統一的《電子政務法》作為規范電子政務的基本法。
世界各國有關電子政務的立法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分散式立法，即沒有專門的電子政務法，有關電子政務的法律規范散見於相關的網路安全、信息公開、隱私權、電子支付等各個單行法中。二是統一單行法模式，這種模式雖然無法將電子政務的所有法律問題規定在一個法律文件中，但有一個專門規定電子政務的單行法，對電子政務的基本法律關系及法律效力等問題作出規定。不管何種立法模式，電子政務本身的法律問題是不容迴避的，而我國對此根本性問題沒有作出明確規定。筆者建議，首先我國宜採用統一單行法模式制定專門的《電子政務法》。這主要基於兩點理由：（1）分散式立法的普遍缺陷是法律適用復雜；（2）我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使分散式立法的缺陷更加突出。分散立法在我國大多是部門立法，不但法律階位低，法律法規之間也極易出現沖突。而我國目前電子政務的普及及公眾認知程度都較低，用法律階位相對較高的統一單行法模式顯然能在更高程度上提升電子政務的影響力，促進電子政務的發展。其次在內容上，《電子政務法》應包括電子政務組織法（主要規定電子政務的主管部門及其職權職責）以及電子政務本身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法律對電子虛擬政府是否與傳統有形政府處於同等法律地位、網路行政行為是否與傳統行政行為具有同樣法律效力以及網路行政行為是否應履行特殊的程序等問題應作出明確規定。
第二，建立健全以信息公開、隱私保護、網路安全與網路技術標准、電子政務監督為內容的電子政務相關法律環境。
電子化政府要成為跨越時間、地點、部門的全天候的政府服務體，除基本法外，還需要有良好的相關法律環境作保障。結合我國當前的立法現狀，目前應特別加強以下幾方面的立法：一是建立以信息公開、隱私保護為核心的《信息法》。一個電子化政府，是一個管理透明，政務公開的政府。政府有責任與義務以更便利的方式，以更易理解的語言，讓民眾能夠容易地獲得政府的信息。在電子政務的發展過程中，其他國家也著力打造「陽光下的政府」，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情報自由法》或《政務公開法》。在倡導政府信息公開的同時，保護網路中公民個人信息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傳統行政行為中公民個人信息尚且被丟失、泄露，網路環境下公民隱私權的保護就更值得關注。無論是信息公開還是個人信息的保護，我國目前在這兩方面的立法都是欠缺的。加快制定信息公開及隱私保護立法仍是當務之急。二是形成標准統一、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政務信息網路平台，逐步實現同層次和上下級政府機構之間的信息交換和信息共享。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中地區、部門分割現象嚴重，各級政府及部門普遍成為「信息孤島」。如果這個現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改善，將造成信息資源的巨大浪費和政府效能的成倍降低的嚴重後果。各地政府各自為政，無法實現資源共享，也背離了電子政務追求高效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價值目標。這一切都與電子政務未實現標准化建設有關。因此現階段應盡快制定電子政務工程建設的施工、管理、驗收、維護等一系列的技術規范和作業標准，使電子政務建設標准化，並加強與國際信息網路化的建設接軌。三是健全電子政務信息安全保護的法律體系。電子政務中的技術安全問題一直以來都是立法的重點，我國也初步建立起了信息化網路安全規則體系，但偏重於計算機網路技術上的安全保護而忽視了制度上的安全保護。信息安全既涉及國家安全，也涉及個人隱私和個人認證問題，對電子政務的發展影響重大。當前應完善制度層面上的政府部門信息安全法規建設，主要包括信息採集、信息發布、數據保護、信息監管以及相關的程序性法律法規等。四是建立電子政務的監督法律機制。電子政務的大量內容都涉及政府行政行為，為避免行政權的濫用，監督約束機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要建立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互動回應機制。當民眾可以方便地通過網路參政議事、申請辦理具體行政事務時，通過網路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才有更通暢的途徑。另一方面要制定網路行政行為的法律責任制度。目前對於傳統行政行為都有相應的監督機制，而對於在網上從事行政行為出現錯誤或有侵權現象，以及各部門間網上辦公如出現紕漏如何確定和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這一方面還需要有明確的立法。
❷ 電子政務相關法律問題與現狀
電子政務是現代信息技術在公共行政中推廣應用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是當代政府管理創新的主要方面。近年來，隨著全球信息化步伐加快，我國電子政務應用不斷深入，其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電子政務的快速發展。因此，加強對我國電子政務立法問題的研究，認真分析我國電子政務立法現狀，系統總結其存在的主要問題，並提出有效的對策，對推動我國電子政務持續、健康發展和促進我國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我國電子政務立法現狀
從世界范圍看，各主要發達國家都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進本國電子政務發展的法律法規。如英國2001年5月通過的《電子通信法》，確立了數字簽名的法律地位；新加坡制定了《信息安全指南》、《電子認證安全指南》，為其電子政務發展在法律上提供了依據；美國目前已形成以《電子政府法》為核心的較為完善的電子政務法律體系。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電子政務發展起步較晚，其相應的立法還處於探索發展階段，先後出台了一些與規范電子政務發展有關的法律法規。
根據這些法律法規與電子政務發展和建設的關系可歸納為4類：
（1）計算機法，主要是有關計算機系統安全和保密的法律規范以及計算機軟體保護法，如《計算機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等。
（2）互聯網法，主要是針對國際互聯網的接入、安全、設施、經營以及主管部門等事項做出規定，如《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規定》、《互聯網服務管理辦法》、《中國互聯網域名注冊暫行規定》等。
（3）信息法，主要是有關政府信息化的法律和規章，如《北京市政務和公開服務信息化工程建設管理條例》等。
（4）政務公開法，主要是對政府有關業務流程和政策制定、執行及結果的公開，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草案）》、《行政許可法》、《政府采購信息公告管理辦法》等。
總體上說，我國電子政務立法還處於「無綱領性立法、無確定立法規則、無有效的立法評價及監督機制」的三無狀態[2]，現有法律法規的法律效力層次低，規章佔大多數，至今我國尚未出台關於電子政務的綱領性立法以及明確的立法規則，更不用說評價及監督機制。
2、我國電子政務立法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電子政務應用步伐加快，其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日益凸現，越來越不利於電子政務的深入發展。
2.1立法模式存在的問題
在國外，電子政務立法有統一立法與單行法相結合模式和分散模式。美國屬於前者。2002年12月美國通過《電子政府法》，並與其他單行法配套，如《政府紙張消除法》等。而我國則屬於後者。有關電子政務的法律法規分散在計算機法、信息法、互聯網法等單行法中。分散立法的缺陷是其法律環境適用復雜，尤其我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使分散立法的缺陷更加突出，因為在我國大多是部門立法，法律階位低，缺少統一的原則和標准，沖突現象嚴重，導致電子政務的特徵不明顯，實施效果差。
2.2電子政務標准立法亟待完善
雖然我國已制定了《電子政務標准》，但它只是一個標准框架，可操作性和檢驗性較差，全國各省市電子政務建設還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信息化的起步時間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也參差不齊；另一方面我國缺乏對電子政務建設標準的立法，在實踐中採用不同的技術標准和傳輸協議。這就不容易互聯互通，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形成「信息孤島」現象，導致部門間協作性和安全可靠性較差，也不利於政府改進管理方式和提高行政效率。
2.3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存在的問題
從美國立法過程看，在其電子政務發展過程中，先後制定了《陽光下的政府法》、《信息自由法》、《政府信息公開法》等，著力打造「陽光下的政府」。而我國至今仍沒有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法，並且早在1988年就通過以「凡不宣布公開的事項皆推定為保密」為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這遠遠不能適應電子政務條件下政務公開的要求。在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社會對政府信息的需求與政府信息的供給存在著巨大差距，政府掌握了80%以上的信息，有很多信息不論是理論上還是實際利益權衡上都應公開但未能公開[3]。政府信息公開沒有成為一種制度，造成政府信息獲取困難，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權，浪費了信息資源，容易滋生腐敗。
2.4公民隱私權保護立法存在的問題
在電子政務環境下，政府收集、儲存和利用信息時，容易侵犯公民個人利益。政務公開要求政府職能部門將各自收集、儲存及分析的信息公之於眾，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這將導致大量個人信息被公開，容易侵犯公民隱私權。這是電子政務發展過程中公民隱私權保護的特有問題，而我國現行法律對什麼是個人隱私、如何保護個人隱私，尚無明確的規定。因此，如何加強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成為電子政務立法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2.5立法滯後制約電子政務發展
電子政務立法滯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其健康發展，主要表現在：許多亟待法律規范的事項並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許多現有法律規范中的具體規定不適應電子政務發展需要，有的與電子政務發展相抵觸，如對關乎電子政務根本性質定位的電子政府的法律地位問題，我國法律並沒做出明確規定；對電子政務建設資金的來源、預算、使用以及監督等問題，也基本上沒有法律的統一規定；涉及政府信息資源管理、政府信息公開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都需要修訂和完善；有關網路安全、政府信息認證、加密以及公眾知情權等方面的網路法律法規幾乎是空白。
2.6信息安全立法有待加強
電子政務直接涉及到各級政府的核心政務，關乎黨政部門乃至整個國家的利益，因此，保障政務信息安全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關注的問題。一些電子政務發達的國家陸續制定專門的關於電子政務安全的法律法規，如英國《官方信息保護法》等。我國雖已出台了一些與網路信息安全有關的法律法規，但是電子政務在信息技術催化下快速發展，對信息內容安全性不斷提出更高標准，而保障電子政務安全的專門法規迄今尚未制定，導致現有的法律法規難以適應電子政務發展的需要。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不斷推進，政務信息暴露和泄密的機會日益增多，政府的網路安全隱患也令人擔憂，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網路訪問的隱蔽性和不確定性易遭到病毒感染和「黑客」攻擊；另一方面內部人員的蓄意破壞、越權處理公文、竊取國家機密等惡性事件頻繁發生[4]。這些隱患可能導致國家及政府形象受到損害，對國家安全也構成威脅。因此，保障信息安全成為我國電子政務立法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3、加快我國電子政務立法步伐的對策
完善的電子政務法律體系是電子政務規范有序發展的重要保障。為了推動我國電子政務的健康發展，要樹立「立法先行」觀念，通過制定新的法律法規、修訂已有的相關法律，逐步建立電子政務相關法律的體系，從而促進我國電子政務的規范、健康發展[5]。
3.1加快電子政務基本法的制定
電子政務基本法是構建電子政務法律體系的基礎，它既是制定下位法律法規的依據，又是理順電子政務法律體系內部層次關系的前提。許多國家都通過制定電子政務基本法來統領、指導及協調各單行電子政務法律法規。因此，為了消除分散立法模式弊端，我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經驗，在今後的電子政務立法上選擇統一立法與單行法相結合的模式，盡快制定《電子政務法》，以保障我國電子政務的快速發展。
3.2建立健全電子政務法律體系
電子政務法律體系建設，本質上是為電子政務提供一個公正透明和諧的環境。我國要在既考慮國情又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立法，構築起完善的電子政務法律體系。該體系與計算機法、互聯網法和信息法存在交叉關系，但不是簡單的拼湊和疊加，而是一個獨立的、具有自己內在規律的體系，除包括《電子政務法》外，還包括《電子政府法》、《電子政務技術法》、《電子政務基金法》、《電子政務行政法》和《電子政務監督法》等[6]。另外，還應包括用來規范某些重要行政部門電子政務實踐的法律規范，如電子稅收法、電子警察法和電子海關法等。
3.3擴大政府信息公開程度，盡快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法》
政府信息公開是建立法治政府的標志，也是電子政務向縱深發展的必要條件。借鑒國外經驗，政府信息公開必須由法律來統一規范。針對我國現狀，應遵循及時、真實、公正和方便的原則，明確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方式、范圍和程序，盡快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法》。政府信息除在政府網站上公布外，還應通過媒體、政府信息公告欄、公共電子屏、新聞發布會和公眾服務熱線等及時發布，促進政府信息公開行為法制化。
3.4加強對公民基本權利保護的立法
保護公民基本權利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在電子政務中應保護公民信息權和隱私權。公民信息權包括信息產權、信息自由權、信息自主權、信息平等權和信息救濟權等，其中信息平等權尤受社會關注，即「信息鴻溝」，主要指貧困地區因缺乏電信基礎設施，不能通過計算機網路等獲取信息、接受先進教育所產生的不同地區和階層的信息權落差[7]。借鑒國外經驗，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和給付請求等推進電信設施建設和人才培養來實現公民的信息平等權。另外，對公民隱私權保護的立法也是當務之急。在實踐中除採取技術上，加密外，還應藉助立法加強對公民隱私權保護，明確政府在收集、存儲和傳輸數據中的保密責任，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
3.5加強對電子政務標準的立法
從國外立法經驗看，為了推動政府信息化和電子政務發展，關鍵是搞好整體規劃，制定統一的標准。針對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一方面在《電子政務標准》的基礎上，遵循「急用先行，成熟先上，科學先進，切實可行」的原則[7]，從整體著眼，積極吸取社會各種力量推動電子政務標準的修訂與完善；另一方面在電子政務建設上，必須科學規劃，所有技術、標准、協議和介面都遵循相關標准，以保證網路的標准性、開放性和安全實用性，使我國的信息資源能得到充分利用。
3.6修訂與電子政務發展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健全其他相關法律法規
電子政務的實質在於制度創新，這意味著政府工作的內容、方式和程序等都將面臨著變革，而應對這些變革僅靠政府自身努力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法律。在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法律法規應隨著電子政務的發展而調整，對不適合實際需要的法律，通過對其內容的廢除、修改、合並和補充，以適應電子政務發展的需要。如，《刑法》中不僅需要將各種可能出現的危及電子政務系統安全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還應規定相應的具體刑罰，同時《合同法》、《證據法》等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修改。另外，為了促進電子政務的健康發展，還需新的立法，特別是與信息及信息技術應用相關的法律法規，如關於簡化行政管理過程和規范政府間文件傳輸的立法等。
3.7重視信息安全的立法，提高電子政務的安全水平
安全是電子政務的生命，信息安全成為當前電子政務信息化過程中的關鍵問題，是電子政務建設中的重中之重。政務信息公開可能使其安全性受到沖擊，要保障其安全，僅依靠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藉助立法來解決。在對信息安全性方面進行立法時，應貫徹「積極防禦，綜合防範」的方針，明確電子政務的安全標准、具體規則以及對違反者的懲戒措施，對政府信息網路安全保護的操作標准做出統一規定，著重從制度層面上完善政府部門信息安全法規建設，對不同政府部門的數據安全和保密信息篩選制度以及信息認證等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全面提高信息安全的防護能力。從而為保障國家信息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建構良好的制度屏障。
❸ 關於《信息自由法》中關於商業部分的主要內容或原則或規定
電子政務「殺手鐧」
—一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討論稿）的台前幕後
■ 本報記者 韓曉萍 賈鵬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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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還沒有出台就引發激烈爭論的法律條例，卻事關中國轟轟烈烈建設中的電子政務工程的生死成敗。
「如果把工作領域看做自己的『領地』，把自己所掌握的公共信息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和權力基礎，甚至利用職權，千方百計地壟斷信息、尋租信息資源。這樣的做法只會把電子政務引向一輪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一位權威人士對此表現出相當的憂慮。
如何使政府現有的一些珍貴的信息資源為大眾共享？可公開共享信息的邊界到底界定在何處？一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討論稿），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觸及到政府工作變革的敏感地帶，試圖為可操作的「政府信息公開」提供法律依據。
任何一個致力於國家信息化推進的人都明白，電子政務建設任重而道遠。但是，人們更容易忘記這一事實：信息化，沒有退路。
如果你想知道某國家機關首席信息官的辦公電話、郵件地址、傳真及其他聯系方式——只要你想要，他就有義務公開；如果你想要某個紅頭文件——不管是國務院的還是省政府的，也不管你僅僅是想一般性地了解還是因為商業目的，只要不涉及國家機密或損害第三方利益，你就有權利得到；如果你按規定提交了申請書，並做了申請登記，而對你的請求政府機關在30日不予以安排或是不加理睬，告它！
這一切，你相信嗎？是不是太不可思議？
可這確是正在討論中的一部法律條例中所涉及的內容。最近，在信息產業界、法學界和經濟學界以及政府官員中流行著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 政府信息公開化。 這一切與一部正在徵求意見的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討論稿）有關。
是的，覺得匪夷所思的不僅僅是普通老百姓，連政府官員都覺得這個即將出台的條例實在是讓人「太震撼了」。
一位官員的「震驚」
國務院辦公廳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在看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討論稿）後吃驚地說：「如果真的實施，這簡直就是一場革命。在我們的工作中，所掌握的政府信息全部歸國家所有，不公開是原則，公開是例外，有時，甚至連例外都沒有。現在，這個條例的第二款要求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這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這可真是一場工作制度的革命。」
這位官員的話極具代表性，對所有的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官員來說，政府信息公開確實是一場極具震憾力的改革。前有老祖宗幾千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訓條，後有幾十年實際生活的經驗，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和基層官員都習慣於保守國家機密，實際上政府信息中的大部分並非是與國民生計相關的機密，更非涉及國家安全的絕密信息，僅僅是完全可以讓大家知道的普通信息而已，真正的機密由《保密法》做了嚴格的規定和保障，相關部門也會作出相應的保密措施；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和基層官員都習慣於提高警惕、口不多言，實際上大部分的政府信息與老百姓的生活相關，只有讓老百姓知曉，政府的決策和工作才能進展的更好。
然而，現代政治學卻證明，社會的自主能力和信息的公開程度是成正比的。一個社會只有信息越公開，社會的自主能力和承受能力才會越高，社會才會越穩定。稍遠一點是二戰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爐邊談話」。羅斯福藉助當時新興的電視媒體發表談話，鼓勵和勸說人民接受戰爭就在眼前、需要支援英國的觀點，為二戰的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最近的例子則是美國「9·11」事件、莫斯科被綁架人質事件和華盛頓連環槍殺案，在電視、Internet等無處不能滲透的傳媒面前，鐵一樣的事實不僅震撼了民眾，更重要的是，政府通過有效積極的信息披露，及時讓民眾參與，提高了政府和民眾採取一致行動的信心和基礎。
實際上，政府信息公開不獨是美國，中國也久有政府信息公開的歷史。2000多年前，老祖宗李悝將法典豎在刑鼎上體現的就是公開的精神。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的憲法和一系列法律都是提倡社會主義民主和公開的，只是在操作中由於沒有具體的法律規范，再加上由於技術等方面的原因，政府信息公開難以為普通老百姓所熟悉。隨著信息化的推進和電子政務的建設，政府信息公開逐漸擺上日程，並出台相關的法律法規加以規范，體現的就是政務電子化、信息公開化的精神。
為什麼現在出台？
為什麼要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為什麼又選擇在當前這個時機起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作為這部條例起草組的負責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周漢華教授明確表示，出台這部條例的最核心動力是適應信息化的要求。周漢華教授說，信息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讓信息流動起來，而現在掌握著全社會80%信息的政府信息還處於封閉或靜止狀態，這是不適應信息化要求的，也是當前電子政務推進不夠理想的根本原因。
日前，由《計算機世界》報社和北京時代計世資訊公司共同策劃完成的《中國城市政府網站評估報告》顯示，城市政府網站不盡如人意，總體不及格，許多城市政府網站還處於較差的狀況。北京時代計世資訊公司總經理金羽中告訴記者：在36個政府網站中，61%沒有網上審批和網上申報功能、55%沒有網上采購和網上查詢功能、50%沒有網上查詢功能。在評估中，得分較低的主要原因是涉及更多政府職能和業務流程的調整做得不好，這里確實有不善於使用復雜的交互性功能技術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政府部門對推進電子政務的認識不足，甚至根本就不願意推進電子政務、公開政府信息。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在信息化建設推進過程中，一些政府部門存在的主要問題並不在於書寫、印刷和傳輸工具不夠先進，而在於政府的組織形式、工作方式的體制性缺陷。有些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把工作領域看作自己的『領地』，把自己所掌握的公共信息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和權力基礎。依靠職權，千方百計地壟斷信息，甚至用信息壟斷尋租。這種錯誤的做法，因為認識的不清，在某些部門不但沒有得到糾正，甚至用紅頭文件的形式加以確認，對政府機構的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危害。」
「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及時改變，就必然出現自建封閉網路、阻礙互聯互通的偏差。這種偏差如果得不到糾正，那種只對行政上級負責而不對群眾負責的習以為常的做法就會依然存在，進而使電子政務建設很容易變成又一輪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
吳敬璉教授說：「西方發達國家的電子政務，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務公開』和『政府信息公開』等政府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比較容易順理成章地推行。而我國大多數政府機構還習慣用『內部規定』，走『內部程序』處理公共事務，很難運用網路技術和電子手段來服務公眾，根本不適應信息化建設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推動信息化、推動電子政務實是當務之急。」
事實上，實現政務公開和公共信息透明，可以說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准則。衡量一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判斷一個部門的工作效率，政務公開和公共信息透明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一些地區經濟發展不盡如人意、投資環境欠佳與此不無關系。而一些積極推動電子政務建設的地區和部門，則率先做到政務公開和公共信息透明。
與吳教授的觀點相一致，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的一位高層官員在談到信息管理時也明確地說，現有的信息管理不是保密不夠，而是公開不夠。我國有現行的《保密法》，實施非常嚴格，但我國現在還沒有「公開法」。現有的一些珍貴資源和信息不能共享，就是因為缺少對信息公開的法律規定而在實際操作中受制。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專家和政府相關主管部門都建議採取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盡快組織研究起草「公開法」，另一方面各級政府部門積極推進電子政務，在法律許可的前提下盡量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如果有些信息出於國家安全的需要不能公開，則必須獲得批准。
可以說，主管信息化工作的政府機關和學術界人士都十分贊同政府信息公開，並且稱之為當前最引人關注的制度創新。他們認為，這是適應信息文明的正確選擇。
信息、水和空氣
有人說，現代文明建立在三大基礎資源之上，它們是信息、水和空氣。
負責起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周漢華教授認為，信息、水和空氣是現代文明的三要素，是最基本的三大資源。公開信息，就像共享水和空氣一樣，是現代文明的要求。
周教授說，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歷經三個文明形態，即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農業文明最大的資源是土地，誰擁有了土地誰就擁有了最大的資源，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語就是對農業文明最好的總結；工業文明的最大資源就是機器和貨幣，福特的汽車流水錢是工業文明最典型的代表；而信息文明最大的資源就是信息，信息的高速流動和傳播就是信息文明的最大特徵。需要指出的是，農業文明的土地和工業文明的機器是不可共享的、排他的和專有的，而信息文明的信息是可以反復使用和共享的，如此才能造就財富的巨量增加。
國家提出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實現跨越式發展，而信息化的前提是信息的流動和低成本使用。政府信息公開是主要的措施之一。這既是政府審時度勢的適應潮流之舉，也是國際慣例。據了解，在歐盟和美國的權威報告里，都把政府信息資源定義為最核心的國家資源和戰略性資源。
WTO也對此提出了明確要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教授表示，WTO三項重要原則中的其中一條就是透明。WTO要求政府行為必須透明，而透明的前提是信息公開。我們原有的管理模式是計劃經濟下的政府管理模式，而WTO要求市場經濟下的透明管理模式，透明的好處就是政府的廉潔和高效。
「老鼠恐懼，貓也恐懼」
「陽光是最好的殺蟲劑」。人們總愛用這句話來形容公開與透明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實際上，政府信息公開在日常管理中確實是最基本和最好的表現形式。政府信息一旦公開，那些靠擁有政府信息尋租的蛀蟲們就沒有了藏身之地。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討論稿）規定了獲知政府信息不收費的原則。該條例第四條規定：政府機關提供政府信息，不得收費，除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政府機關提供政府信息，只能向申請人收取預先確定標準的成本費用，不得收取其他費用。政府信息成本費用的收取標准，由國家或省級價格、財政主管部門統一確定。對於經濟特別困難的申請人，可以按規定減免收費。
這個規定徹底擯棄了那種靠佔有政府信息尋租的可能性，也使那些利用信息不對稱大發不義之財的「碩鼠們」失去了存在的依託。
一則電視新聞曾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江西省上饒縣農民甘讓春將各級政府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和規定匯編成冊，供鄉親們查閱。當地政府部門知道後予以收繳，怕的就是農民一旦知道了相關的規定，就不再任由他們隨意收繳各種本不應收取的稅費。有的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用所掌握的政府信息尋租的現實由此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北京中關村泛濫的假文憑則證明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市場混亂之可怕。如果你有機會經常來往於中關村，在那裡，每走幾步，就會有人走過來問你:「北京大學的畢業證要嗎？碩士、博士的都沒問題。」聽的人都害怕：這么多偽造的，那麼真的又有多少？所以，很多用人單位一聽應聘者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就先懷疑是不是假的，現實地證明了經濟學上劣幣驅除良幣的論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教授說，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信息不對稱、信息不公開。對付這種現象，甚至不需要打擊，只要把信息公開，人家到網上一查就知道孰真孰假。現代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就是信息公開和政府管制是相互替代的關系。信息公開執行得好，政府管制就不需要投入太大的人力和物力。
這位教授的話指出了信息公開不但有利於對「碩鼠們」的打擊，同樣有利於打擊那些貽鼠為患的「懶貓」、「壞貓」。在保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工作中，政府部門設置了大量的監督、審計、檢察機構，這些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被人們通俗地稱之為逮「老鼠」的「貓」。這些「貓」們確實為逮「鼠」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由於相關信息不公開等技術方面的原因，有些「貓」在捕「鼠」過程中出於本位主義的考慮，擔心萬一「老鼠」滅凈，自己就沒有存在的必要，於是乎養「鼠」以踞，甚至恃「鼠」自傲，為整個政府工作的向前推進製造了障礙。(下轉第A26版)(上接第A25版)政府信息的公開和電子政務的推進則會積極有效地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專家笑言：「《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起草和頒布實施不但讓『老鼠』恐懼，也讓『貓』恐懼。」
能不能把條例變成法律？
這部旨在推進電子政務建設，為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保駕護航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目前已經起草完畢，現在正處於徵求各方意見的階段。據了解，這部條例的研究和起草是從2000年開始的，歷時2年多，參加研究和起草工作的包括全國人大法工委、國務院法制辦、公安部、國家保密局等相關單位20多人，可以說集中了相關領域最主流的意見。有關人士預測，這部條例的盡快出台是勢在必行之事。甚至有專家建議，提升這部條例的規格，出台「公開法」。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討論稿）起草組負責人周漢華教授表示：從建議和制度創新的角度來看，這部條例應當上升為法律，並且相關人士希望能夠盡快使這部條例上升為法。
據介紹，《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目前是以法規的形式起草的。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起草法規和法律的出台程序不同，法規出台的速度比較快。相對而言，如果是立法，按照我國已頒布實施的《立法法》，速度就會慢許多。據稱，關於政府信息公開的立法問題，中央決心很大。近兩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都有人大代表提出立法議案。在其中的一次人代會上，還是作為一號議案提出的，表達了人大代表對政府信息公開立法的迫切心情。有鑒於此，《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研究者認為，以法規的形式出台，更能適應社會急切需要的現狀。
需要指出的是，用法規的形式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快則快矣，然而許多問題是法規本身無法規定和解決的。如果立法，則相應的問題就可以「一攬子」解決。
比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只能給政府行政機關做出規定，卻不能給人大、法院和檢察院設立公開信息的義務，也就是說在信息公開的范圍上受到限制。而與此相關的是，社會各界，如地方各級人大、法院、檢察院以及社區、村鎮、企業等都在積極地施行審判公開、檢務公開、鎮務公開、廠務公開，甚至於校務公開和醫務公開。這表明信息公開已成為社會發展的一大趨勢，《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顯然不能涵蓋這一切。
再比如，當一位普通公民與政府在信息公開上發生爭議時，這種爭議該如何解決，也成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不能解決的另一大難題。如果一位公民向政府部門索取他需要的政府信息，而政府部門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爭議發生後，假若公民到法院起訴，由法院來解決這一糾紛。按照目前的規定，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尚在爭議之中。現有司法程序對此無法解決，只有待這部條例上升為法律之後再尋求解決之道。
可以說，《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上升為《公開法》既是法規本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信息化建設的要求。只是，讓法學家和信息產業界人士感到為難的是，條例上升為法律面臨著巨大的障礙，最大的障礙就是各級政府部門不願公開自己所掌握的信息，不願意從信息的所有者變成提供者。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電子政務推進的難度之大。信息產業界專家、法學家及經濟學家都表示，電子政務建設的重點是政務而不是電子。「電子」作為信息技術的指稱，當前在技術上並不存在無法逾越的障礙，反之，最大的制肘來自於信息的公開以及公開所要求的工作流程的再造。
致力於信息化推進的人都明白，電子政務建設任重而道遠。但是更重要的一個事實是：信息化，決沒有退路。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討論稿）關注要點
1．政府信息公開的原則:「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
2．收費問題: 不收費，只能收取預先確定標準的成本費用。
3．政府信息主動公開的范圍:必須主動公開該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組織、職能與設定依據；該機關首席信息官的姓名、辦公地址、辦公時間、電話、傳真、電子郵箱地址與其他聯系方式等等。
4．政府信息主動公開的方式:通過公報等官方出版物或以放置在辦公場所供公眾查閱的方式主動公開其信息；還必須通過互聯網上的官方網站主動公開。
5．正式決定是否公開的程序:政府機關按照法律程序決定是否公開政府信息。
6．辦事指南與信息登記簿內容: 政府機關向公眾提供該機關的政府信息登記簿，包括每條政府信息的名稱、索引、主題、基本內容的簡單描述以及登錄日期等。
7．申訴程序：信息委員會受理申訴應遵循的程序，不收費。
8．審理程序：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法院不公開單方審理。
9．政府機關的賠償責任: 政府機關的違法行為給申請人或第三人造成損害，應承擔賠償責任。
國外政府信息公開法律簡介
美國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是政府信息公開法律中最具代表性和示範意義的法律。這一法律對美國聯邦政府各機構公開政府信息作出了規定，系《美國法典》第五編「政府組織與雇員」 第552條的通稱。該法於1967年6月5日由美國總統批准，同年7月6日（美國獨立紀念日）施行，是美國當代行政法中有關公民了解權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其中，在1974年、1976年、1986年和1996年又曾做過重大完善，成為迄今為止國際上政府信息公開方面最為完備的法律之一。
《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原則
1．政府信息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
2．政府信息面前人人平等；
3．政府拒絕提供信息要負舉證責任；
4．法院具有重新審理的權力。
《信息自由法》的主要內容
1．政府信息的獲取權；
2．政府信息的公開方式；
3．政府信息的豁免公開；
4．政府信息的可分割性；
5．《信息自由法》的訴訟與反訴訟。
❹ 政府信息公開，哪些是必須，哪些是例外
如何理解「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核心是要釐清哪些是不公開的「例外」情形。依據《條例》，我們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來解讀。
第一個層次，便是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信息屬於不予公開的范圍。這是國際上的通行做法。從制度設計的完整性、和諧性來說，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應當與國家秘密保護、個人隱私保護和商業秘密保護三方面的立法相協調、同步。
如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既制定了《信息自由法》，規范政府的信息公開行為，又制定了《隱私權法》和《貿易秘密法》，明確政府在公開信息時，不得不正當地侵犯個人的隱私權和企業的商業利益。
日本在《日本行政機關擁有信息公開法》之外有《行政機關擁有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在政府信息公開時，對個人信息的公開僅限於兩種情形：一種是公開後對個人不造成不利影響的信息，如獲得榮譽稱號、受到表彰等；另一種是不公開對公共利益會造成危害的信息。
但中國的立法現狀，顯然還未實現完整性與和諧性：
一是已有計劃但還未制定出台《個人信息保護法》；
二是尚無制定《商業秘密保護法》的立法計劃；
三是政府信息公開還只是行政法規，未上升為法律，與其他幾部法律之間的法律位階不對等，影響其法的效力。
我國實踐中，上述不予公開的例外情形還遇到下列實施難點：
一是國家秘密與工作秘密的關系。因為國家秘密在《國家秘密保護法》中有明確界定，而在地方工作中，還涉及不屬於國家秘密但屬於工作秘密的情形，是否也適用政府信息公開的例外情形，沒有明確規定。在《條例》制定過程中，曾考慮明確工作秘密也列為不予公開的范圍，但又擔心在實踐中會被濫用，最後未作表述，讓地方參照國家秘密執行，具體操作難免法律風險。
二是商業秘密的界定問題。因為商業秘密的界定主要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里的表述：「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並經權利人採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這屬於經濟法調整范疇，已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疇，不少行政機關認為超出了其業務能力，客觀上影響了該不予公開情形的實施。
三是個人隱私的界定問題。個人隱私更是個民法概念，也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疇，行政機關普遍認為，由其來認定個人隱私，不僅超出了其能力范疇，且法律風險很大。
根據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編寫的《通往法治政府之路（2010—2012年研究報告集）》，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有30.7%的被調查政府信息公開工作機構的人員認為，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缺乏明確的界定標准，導致應由誰來認定及如何認定難以把握，是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惑。
對此，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日本和英美等國政府信息公開中的做法，即不以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為不予公開的標准，而是對可能涉及商業秘密、可能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都列入不予公開的范圍。
日本《行政機關擁有信息公開法》將個人信息、團體信息列入不公開信息的范圍，朱芒教授研究指出，「與個人相關的信息」涉及的范圍十分廣泛，可包括個人的思想、信念、身份、地位、健康狀況以及其他一切與該個人有關的信息。美國《信息自由法》中豁免公開的信息包括「個人信息、醫療信息與類似的信息」，個人信息與醫療信息的含義比較清晰，但「類似的信息」含義較為模糊。
1982年之前，對「類似的信息」的解釋比較狹窄。在1982年「美國國務院訴《華盛頓郵報》」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採取從寬解釋，認為所有「適用於特定個人」的信息都適用於本類例外。英國《信息公開法》也將「與個人信息有關的信息」列入不公開的范圍。
筆者因此建議，立法修改時，將政府信息不予公開的情形，表述為：
「 屬於商業秘密或者可能不當影響其市場競爭力的其他財務信息、商業信息；屬於個人隱私或者可能涉及個人隱私而信息主體不願公開的政府信息，避免因需要對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作出認定而帶來的實施難題。
第二個層次，有兩種情形是國際上普遍列入不公開的范圍，而我國卻沒有排除的：一是正在形成、研究中的過程性政府信息；二是公開可能影響執法和司法公正的政府信息。
上海市於2004年頒布實施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是將上述兩種情形列為免於公開情形的。這是在研究借鑒國際上普遍做法的基礎上確定的。
如日本《行政機關擁有信息公開法》把「國家機關和地方公共團體內部或相互之間有關審議、討論或協議的信息」作為不予公開情形，因為「公開可能對坦率的意見交換、意思決定的中立性造成不當損害、可能產生國民間的混亂、可能不當地給予特定的人利益或不利益。」
英國的《信息自由法》規定了25種不予公開的信息，其中涉及過程性信息內容的有三類：損害大不列顛聯合王國內部關系的信息，與政府政策的制定有關的信息，與國王、王室成員及其家族的通信有關的信息。
美國《信息自由法》規定，在行政機關作為一方當事人的訴訟中，不得向非行政機關當事人公開機關之間或機關內部的備忘錄或信件。該規定中包含著討論程序特權的內容，行政機關可以依法享有不公開的豁免特權。
事實上，過程性信息的公開在我國實踐中的爭議很大，產生的爭議案件也最多。在《條例》實施後，面對的訴訟案，首先就是這類過程性信息公開的爭議，《條例》實施後的全國第一案就是過程性信息的公開問題。
最後，為解決實踐中面臨的困境，國務院辦公廳於2010年11月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請公開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10]5號），其中明確：行政機關「處於討論、研究或者審查中的過程性信息，一般不屬於《條例》所指應公開的政府信息」。與行政機關內部人事、財務管理信息相類似，為實踐中解決這類難題提供了依據。
其實，將過程性信息認定為不屬於政府信息的范疇，在法理上仍是值得探討的，應當以認定其是政府信息，但屬於不予公開范圍為宜。筆者所要提出的相關立法建議是，
「 在修訂《條例》或者將《條例》上升為法律時，應當將國際上普遍列為免予公開的兩種情形：過程性信息和公開可能影響執法和司法公正的政府信息，也和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一樣列為不予公開的范圍。
第三個層次，屬於我國特有的政府信息不予公開的兩種情形，即「三安全一穩定」和「三需要」。
關於「三安全一穩定」即《條例》第8條規定：「行政機關公開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此條款從一開始就產生爭議。
爭議之一是該條款的自由裁量權太大，缺乏有效的制約。當年上海邀請德國一位參與起草德國政府信息公開法的議員來作學術交流，其在研究了我國的《條例》後，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條例》第8條關於「三安全一穩定」的規定過於放權，難以約束。對此，上海在制定實施性政府規章時，增設了程序約束，即公開部門認為屬於「三安全一穩定」的情形，決定不予公開的，要向上級行政部門報告，以便上級部門進行審核把關，對認定錯誤的予以糾正。
爭議之二是該條款能否直接執行？在《條例》實施之初，許多地方的人大、法院以及法學專家都認為此條款不能直接引用和執行；理由是，其安排在總則部分，按照立法常理，總則部分一般不直接作為執法依據引用，若需要執行的話，應當在後面的分則部分明確條件和禁止行為。
為此，國務院在有關解釋中專門明確此條可以直接作為執行的依據。從立法本意來看，此條就是為了解決以往行政管理或行政執法中因為不夠規范而讓相對人糾纏於歷史遺留問題不放的現象。所以，從本質上來說，本條是「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另一種表達。
❺ 政府信息公開對私權保障的制度價值
以下文章非常有名，看過之後才知道是用書面語言說了一些常識。希望對你有用
自由、知情權和公共話語
——透明化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 著 宋華琳 譯
目 次
1 導言
2 公共政策中圍繞保守秘密和透明化展開的爭論
3 公開制度的基本理念
4 保守信息秘密的誘因
5 信息保密帶來的消極後果
6 信息保密的實施
7 信息公開的例外
8 信息公開制度的實施
9 結語
（譯者註：本文是時任世界銀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1999年1月27日在英國牛津大學作的報告全文。全文共分九個部分，本文主要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運用了委託-代理模型、信息不對稱、尋租等信息經濟學理論模型，對政府信息公開透明行政的理念，信息保密的緣起、危害和實踐，如何處理信息保密和公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精闢的闡述。同時作者從制度層面，從信息經濟學的視角，並結合自己在經濟領域和經濟生活中的閱歷見聞，從實證角度做出了精當的分析。本文對於今天中國政府信息公開的立法與實踐，都有許多啟示作用。）
2007-12-15 08:19 回復
作為一名公共部門經濟學家，長期以來我一直在闡述和論證透明化公開化的價值。在早期完成的一本教科書中，我通過對兩種賦稅制度的比較，說明了一種好的稅制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透明性，而我對公司稅的主要批評之一就在於其稅制不夠透明。
後來在美國出現儲蓄和信貸危機之後，我的研究興趣逐漸轉移到金融經濟學領域，我也成為倡導鼓吹更為透明化會計制度的積極分子。我贊成調至市價（mark-to-market）的會計制度，也就是說讓銀行按照市價記錄所有的資產。[5]我也指出了實踐中對資產價值價格的嚴重扭曲。但是，對於那些不投入市場的資產如何記價呢，對於這樣的不同資產如何比較並區別對待？這背後隱含的問題就是我們應該如何更為有效更為准確的利用我們需要的信息，但是我們如何度量不同的會計制度，說一種制度比另外一種制度更精確？在風險投資領域也依然出現類似的問題，難點就在於如何度量長期借貸的風險，市場價值變化的風險與什麼因素相關，面對多變的市場，我們很難說哪一筆長期信貸業務是絕對安全沒有風險的。
以上在公共財政學和貨幣銀行學兩個領域的有關問題，都說明了透明化在公共領域的重要意義。事實上，在過去三十年裡，我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投入了所謂「信息經濟學」（economics of information）的研究，研究信息不完全的後果，對信息收集和信息隱藏的激勵與約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隨著透明化公開化日漸成為公眾的熱門話題，「信息」也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而我將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來闡述信息在公共決策中的意義與作用。
3 公開制度的基本理念
到這里我才進入本次報告的主題，我將從七個部分進行論述。第一部分將討論公開制度的基本理念；第二部分中，將探討政府保密的激勵動因；第三部分我將追溯政府官員一味保密帶來的負面影響；第四部分中，我將評述政府在實踐中是如何保守秘密的；第五部分中，我將討論免於信息公開制度的例外條件和情況；第六部分中，我將討論在公共領域擴大信息公開力度所需要的一些基本要素；在最後，我將試圖對以上內容加以整合，提出對於民主社會下的公開化進程提出個人的意見與建議。
也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長久以來，公眾就對政府在公共事務領域的保密問題給予了關注。[6]最早的對信息保密的抗議呼聲是對新聞審查制度的抗議，這同言論自由的主張相伴相生的。[7]約翰·密爾頓在1644年完成的名著《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書中，記述了相關經典案例；而詹姆斯·麥迪遜，作為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設計師，在修正案中為公眾的言論自由權利提供了憲法保障，他的以下論述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所在：
公眾要想成為自己的主人，就必須用習得的知識中隱含的權力來武裝自己；政府如果不能為公眾提供充分的信息，或者公眾缺乏暢通的信息渠道，那麼所謂的面向公眾的政府，也就淪為一場滑稽劇或悲劇或悲喜劇的序幕。[8]
功利主義法學家吉米·邊沁基於「由最廣泛的公共性來矯正的個人利益」觀念設計了他心目中的憲制制度，將公共性作為遏制暴政的首要控制手段。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在他的名著《自由論》（On Liberty）中，指出無論在任何條件下公眾的審查都是有益的，它是甄別是非善惡的最好途徑。[9]在密爾的《代議制政府》一書中，他進一步陳述了「公共性和討論的自由」（publicity and liberty of discussion）的觀點，並強調了公眾普遍參與的價值。[10]
Walter Bagehot在出任《經濟學家》刊物編輯期間，發展並整合了他的「討論的政府」（Government by discussion）的觀念。現代信息經濟學強調知識一旦公布於眾，並變成公共產品無法再將其私有化。而Bagehot也以其獨特的進路闡釋了類似的觀點，論述了信息在自由選擇中的重要作用，他寫到：
今天認為民主好似墓穴，它帶走了歸人，卻並不帶來什麼。而這也同樣適用於「討論」。當你提交了你的觀點供神明裁判之後，你再也無法將其收回；你無法將其討論事項再披上神秘的面紗，也無法再用神明的名義將其遮掩。它讓我們更為公開的自由選擇，將褻瀆神明的竊議曝光公諸於世。[11]
在我看來，上述論述中以麥迪遜等的正面論述最為有力：民主過程中的實質性參與，要求參與人必須獲知充分的相關信息，而保密減少了公眾可獲得信息的質與量，使公眾參與陷入步履蹣跚的困境。在座的如果是某個公司的董事會成員，都知道董事會發布指令和規則的能力受到它做出決定時相關信息多少的限制，管理層懂得其中奧秘，常常試圖控制信息的流向。[12]而我們常常說責任政府，政府應該對公眾負責。如果要實現公眾有效的民主監督，公眾應該獲知必要的信息，了解政府行為的替代進路，以及可能導致的相應後果。一般的，政府中人擁有的政府決策的相關信息要比政府之外的公眾多許多倍；就好比公司管理層掌握的關於公司市場、前景和技術信息要比公司的普通股東多許多倍一樣，比公司之外的消費者更要多得多。
問題在於，公眾已通過賦稅等方式支付了政府信息收集所耗費的成本，那麼誰擁有這些信息呢？是成為政府官員的私家收藏，還是為公眾所普遍的享有？我認為公眾為政府官員收集的信息負擔成本，故信息理應屬於公眾所有；這和政府的桌椅及建築設施以及其他固定資產為公眾所有是類似的。我們今天都強調知識產權的重要意義，而政府產生、採集和處理的信息如同可授予專利的發明一樣，同樣具有知識產權權利性質。將知識產權權利為私人利用佔有，與盜用其他公共財產為私人所佔用的危害嚴重性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盡管這樣一個類比也許並不是十分恰當，但多少還是有相通之處。
有人也許會說，在言論自由制度已經確立的自由社會里，政府對其信息保密並不會帶來太大的損失，因為畢竟還有其他的相關信息來源。但實際上，在現代民主社會里，信息在政府有效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只有確保言論的自由和獨立，以及來自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和智囊團的獨立，才有可能在更為廣闊的領域對政府有效制衡。問題就在於許多情況下，政府官員掌握的信息是即時性的最為重要的核心信息，如果政府官員將這些信息秘而不宣並鉗制言論自由，那麼公眾實際上就無計可施，也找不到有效的替代進路。
所以在此需要重申的是，公開是公共治道的必備要素。Albert Hirschman將退出和發言（exit and voice）作為規范機構組織的兩種機制裝置。[13]而對於公共組織而言，通常並不適用退出機制，更多的還是依靠發言機制。在私人化的市場領域，一個公司如何運作組織，是否保守相關秘密，並沒有太大區別，作為消費者，他不會去關心公司如何組織生產如何運作，他只會去關心你生產的產品是否物美價廉。對於企業本身而言，他常常缺乏披露所有產品品質信息的必要激勵，所以政府常常對其給予來自外部的信息公開的要求和約束，[14]比如要求企業廣告必須真實，企業借貸融資時必須披露相應信息，並服從反欺詐法律的有關規定。但總體上講，企業的運作依然主要是依賴包括信譽機制在內的市場機制起作用。
但很多時候公共組織並不受同樣的市場機制所調整，它主要通過對政策議題的討論機制來實現政府治道的良好績效。因為在政府部門對許多領域的事務都實行了壟斷，在這種情況下退出機制就不再起作用。打個比方說，如果一個社區里只有一個醫生，卻有許多病人，這時候如果醫生的處方不能治好病人的病，醫生往往不從自己身上找原因，而試圖將此歸咎於病人的責任，指責病人沒有按照醫囑正確服葯。但是當有不止一個醫生，存在競爭的情況下，一切都大相徑庭，這時即使是因為病人沒有遵照醫囑服葯，而導致治療效果不佳，病人依然可能將責任歸咎於醫生，醫生的名譽也受到損害，病人通過「退出」機制去接受其他醫生的診療。當只有一個醫生存在的時候，壟斷出現了，他會盡量控制信息的導向，他會發布有關信息來告訴病人我的診療方案是正確的（即使無效，因為安慰劑效果病人也往往感覺到有效），他敢於隱藏信息，因為他知道這里不存在競爭，退出機制也不起作用。
在所有的組織中，信息不完全都可能招致經濟學家所謂的委託代理問題。因此就企業而言，經理人和普通股東的立場肯定會有不同；類似的，在公共部門經濟領域，作為管理方的政府和作為被管理方和服務對象的行政相對人，立場也肯定有不同。在今天的現實語境中，退出機制的缺乏會使得代理問題變得更為復雜嚴峻。顯而易見的是，通過提高信息質量，縮小保守信息秘密的范圍，將有助於克服代理問題帶來的問題與後果。
4 保守信息秘密的誘因
我認為以上的這些論述足以構成信息公開的充分理由，但事實上應當為公眾服務的所謂公僕卻更願意保守信息秘密。保守信息秘密的理由之一，就是政府官員宣稱他們害怕信息公開之後為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或者為特定利益集團實現其自身利益服務。但這正是民主面臨的兩難選擇，信息公開和公眾辯論機制確實也有它的不足，不過我們確實找不到更好的替代進路。[15]同時我們都認為應該讓選民而不僅僅是決策者做出決策，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向選民公開更多的信息，以便他們更好的對決策質量進行評估呢？
政府信息公開有助於公共利益的實現，公共選擇理論的分析表明，保守信息秘密很有可能是為了滿足政府官員以及相關特定利益集團的隱秘目的和訴求。在此我將作進一步的分析。
有兩個原因已經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原因之一，就是保守信息秘密可以使得在某些情況下，政府免於因犯相應的錯誤或過失而被提起訴訟。如果政府某項政策沒有能夠達到預期效果，政府官員往往會說要不是這項政策，情況會變得更糟。我們都知道人性是易於墮落的，政府官員往往宣稱自己一定會盡職盡責，他們給出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就是公眾能夠對我們的行為做出最好的評判，對我們的過失加以猛烈的抨擊。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樣一個惡性循環：在信息公開程度很低的情況下，公眾評判政府官員行為好壞優劣的主要依據就是相應的行為結果。在此情況下，如果行為結果好，不管官員履行職責與否，公眾都會贊譽官員盡職盡責；而當壞結果出現時，不管結果與政府官員的作為和不作為是否有關聯，官員都會受到公眾的抨擊與責難。公開更多的信息，可以使得公眾對政府行為的價值進行更好的評判。
政府官員保守信息秘密的第二個原因，就在於保密給予了特殊利益集團施加更多影響力和控制力的機會。在某些社會里，這表現為赤裸裸的腐敗與賄賂。但即使是在反對腐敗和賄賂的社會里，政治家依然需要競選資金以追求當選和連任。那些提供給政治家資金的利益集團更多時候並不是基於他們宣稱的增進公共利益的目的，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認為支持他們的一方當選後，他們有可能多多少少的影響政策的走向，提高自己的收益和利潤率。正如Brandeis法官所說「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保密永遠都是腐敗的基礎，它削弱了公眾對民主國家的信賴感。
以上是對公開化的經典論述，我今天還想論及的是，信息的缺乏，和其他人為製造的稀缺性一樣，都導致了尋租。尋租問題已經得到了人們長時期的關注，這里存在一個不健康的動態循環怪圈：政府官員有著製造信息秘密的激勵，因為籍此可以獲取租金。秘密的出現使得新聞輿論對公開的要求呼聲更加強烈，官員有時僅僅向那些和自己相處「關系」好的新聞界人士才公開信息，用這種方式來收獲租金。在此背景下，不僅公眾本應享有的及時獲取相關信息的權利被剝奪，而且政府官員有可能利用他們對信息的控制權，基於自身的利益來扭曲信息；政府官員會這樣做，多少讓我們感到匪夷所思，但這樣的事情其實每天都在發生。傳媒與政府的關系就這樣被扭曲，如果有新聞記者有勇氣披露這些，破壞兩者之間這默示的契約，那麼其所在媒體就很有可能被政府排斥在主流傳媒之列。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再有勇氣有獨立自由思想的新聞業主，也只能別無選擇的把惹禍的記者解職。我們無法想像，當記者寫作了稍微過頭的批評文章，就會被批評對象限制其信息獲得權時，新聞媒體怎樣來進行有效的輿論批評和監督。這種畸形的關系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也削弱了公眾對媒體的信任程度。
為了更好地說明政府官員存在信息保密的激勵。我們可以拿一個公司作比方。公司的管理層總是試圖獲得信息控制權，限制那些小股東獲得信息的能力，從而他們可以更有效的決定公司事務，對小股東發號施令。管理層通過向外圍小股東製造不對稱的信息壁壘，來增加他們的管理租金，當然這是以那些分散的持股人資金投入為代價的。當管理層製造出更多的信息不對稱，小股東對公司事務就更加缺乏決斷力，更感受到管理層決策的重要性。事實上，信息披露的匱乏增加了交易成本，使得股東改變管理層構成的成本更為高昂。同時由於管理層之外的股東信息上的劣勢，也就意味著他們提出的決策建議更有可能把態勢變得更糟。信息不對稱使得公司管理層有著比較競爭優勢。
基於同樣的原理，保守秘密削弱了選民有效參與民主過程的能力。當選民對自己的觀點有信心的時候，他們更願意獨立的不受黨派團體影響，進行獨立投票。但反過來這需要他們能夠獲知必要的信息，這同樣需要成本。當然絕大多數選民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如果那樣理性化的參與政治過程也就無從談起（畢竟公共物品也是公眾的財富），但是就他們每個人而言，依然存在一個閾值，他們願意基於公共利益的目的，而為此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度的。保密增加了信息成本，這使得許多選民在自身沒有什麼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不再積極參與民主過程，而將許多相應的領域留給了那些特殊利益集團。不僅利益集團可以在保密外衣的遮蔽下行邪惡之事，保密本身也使得那些本來想通過參與制民主對特殊利益集團進行監督制衡的公眾裹足不前。這充分說明了「公共信息制度」在促進公眾福祉領域的重要意義。我們倡導必要的新聞自由，我們需要的不僅僅是那些被「俘獲」的或者哈巴狗般的媒體，更需要那些針砭時弊反映公意的媒體，他們扮演者類似於國會總是唱反調的反對黨的角色；同時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社會公益組織，吹響為公眾奔走請命的號角，將特殊利益集團的隱秘活動曝光。
信息的保密也使得許多本來在政壇可以有一番作為的人心灰意冷，使得他們不僅對投票程序的公正性前景產生了懷疑，他們擔憂自己即使上台也未必能使局面有起色。由於政府信息的保密，他們害怕自己熱情滿懷的上任之後，面對的是比所公布信息糟的多的財政預算狀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原先所有的雄心壯志都只能付懂流水，他們能做的，僅僅是煞費苦心的去盡量實現預算的平衡。
5 信息保密帶來的消極後果
前面我們給出了政府官員在明知公開化是民主過程核心理念之一的情況下，依然對保密滿懷熱情的幾個原因。之所以這樣詳細的闡述這個問題，因為洞悉了政府保密的激勵，有利於我們徹底根除廢止它實現信息公開，也使得我們對信息不公開的危害有更加深刻的感悟。
前面提到，信息保密培育了滋養特殊利益集團的肥沃土壤；增加了管理租金，加大了交易成本；使民主過程中的公眾參與大打折扣；使得媒體輿論無法形成對政府濫用職權的監督制衡機制。同時信息保密還有更大的危害：為了保密，政府常常把決策人員限制在一個小圈子范圍內，那些本來可以提供深刻洞見的人被排除在討論范圍之外，這樣的決策質量因此也就差強人意；而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隨著政府決策失誤的增多，政府官員怕承擔責任，轉而尋求自我保護，信息就更不敢公開，決策圈子變得更小，決策質量也就每況愈下。
信息保密還有一個負面作用，那就是不當地轉移了公眾的視線和精力。由於諸多重要信息為政府所保密，公眾無從知曉更無從發表意見。而相應地，對墮胎和婚姻問題進行討論發表見解所需要的信息，要比對復雜經濟態勢進行評判所需的信息少得多，但是我們並不能說後者就不重要。信息保密不僅使得許多重要的公共政策沒有接受公眾的充分討論和評論，還使得公眾輿論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更不重要的細枝末節問題的討論上來。
截至目前更多的研究論文集中論述的都是信息保密對政治過程帶來的消極影響，但這里要論述的是信息保密在經濟領域的負面影響。今天我們都知道質量更高更及時的信息可以使我們更好更有效率的配置資源，進而調節經濟運行。今天信息產業不斷發展，有越來越多的員工從事著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和發布的工作，這也印證了信息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員工從事的工作，竟是設法收集發布那些政府部門本應公開卻秘而不宣的有用信息。企業也許有理由主張對自己的某些信息予以保密，因為信息公開以後有可能被競爭對手利用；但是政府部門從公眾身上採集的公共經濟和生活信息，有什麼理由不向公眾公開呢？政府對信息的壟斷不利於市場資源的配置，也阻滯了市場的活力。
信息保密的最為消極的經濟後果，還是因過度保密導致腐敗的滋生，這樣的事例已經屢見不鮮。目前已經成立了一個 「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跨國非政府反腐敗組織.。世界銀行1997年的《全球發展報告》中也指出了腐敗對投資和經濟增長的諸多不良影響。應該看到，官員總是有著保密的強烈慾望，我們要想克服信息保密帶來的諸多政治的和經濟的消極影響，那麼在公共行政的制度設計中，就必須牢記以下精髓：我們的信息公開范圍決不能被政府官員的主觀意願所局限，而是要超出這個范圍，將其盡可能地拓寬。
❻ 我國行政管理存在的問題有哪些
、領導職能相互混淆。在當前，我國領導體制中領導職能劃分不清是一個突出問題，比如黨委，政府，人大這三個機構，它們之間的職能究竟應該如何區分，長期以來沒有一個科學嚴格的說法和做法。再如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問題，理論上盡管洋洋灑灑多有呼籲，但在體制上這些年一直是似分不分，以至於時至今日我們一方面大力倡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另一方面對企業負責人的任免，還仍要以代表黨委政府的組織人事部門認可為准。
2、領導權力過於集中。領導權力是領導體制的核心，權力實施以許可權劃分為前提。許可權劃分包括黨政許可權的劃分、國家機關橫向與縱向許可權的劃分，以及政府與企業、事業和其它社會組織之間的劃分等。當前，我國領導許可權的最大弊端是權力過於集中，即領導權過分集中於領導機關和領導部門，在領導機關和領導部門中，又過於集中在為數很少的幾個主要負責人身上。由於權力下放不足和過於集中，使基層單位和基層群眾缺乏工作上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也由於權力過於集中，在我國，掌權者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就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社會現象。
3、領導機構高度膨脹。領導機構是實現領導職能的組織實體，是領導體制的組織表現形式，機構設置合理，領導工作才能完整有序地運轉，達到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的統一。長期以來，我國領導機構盡管歷經多次精簡，但每一次精簡過後又迅速膨脹。因此可以說，在當前，機構臃腫仍然是我們當今領導體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頑症。
4、領導管理嚴重滯後。這里的「管理」，主要指對領導者和領導機關的管理。我國領導體制中一直缺乏對領導機關、尤其是領導者有效的權力約束機制，領導者一手遮天，唯權為大的情況在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由於領導管理制度嚴重滯後，以權謀私、貪污腐化等權力異化現象時有發生，涉及領導者的各類刑事案件無論在職務級別上、案件數量上還是案件影響上，這幾年都呈逐步上升的趨勢。
5、用人制度缺乏活力。幹部人事制度是我國領導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工作活力，提高工作效率，離不開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然而在目前，我國的用人制度改革卻遠遠落後於社會其它領域的改革，尤其在幹部選拔任用上，主體上仍然沿用的是幾十年一貫制的做法，由少數人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這種社會意見很大的問題仍然沒有多大改變，公開、公平、公正這些現代用人思想和觀念在人事制度上仍然沒有成為基本的操作行為。用人制度缺乏活力會嚴重挫傷人的積極性，會阻礙人才的正確選拔、培養和使用，對社會經濟建設和社會全面發展的負面影響更是不言而喻。
我國領導體制存在的上述弊端，從根本上說是由於我們沒能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所造成。民主集中制包含著民主與集中兩個方面，它們互相聯系、互相促進、互相制約，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就是要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結合起來，使民主與集中達到相互呼應。但是，由於我們在領導思想上長期存在著把人管得越緊越好，把權握得越死越牢這樣一種極左認識，因而在領導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權力高度集中起來，而現代社會的開放性特點，客觀上卻要求擴大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的民主化成分，使權力適當分流或下放。這樣一來，我國領導體制中民主不夠、集中有餘的情況便不可避免地表現出來了。
❼ 行政法上保證行政公開 公正的制度有哪些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一條明確規定：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獲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進依法行政，充分發揮政府信息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和經濟社會活動的服務作用，制定本條例。
以《行政處罰法》為例：信息公開，行政處罰程序的公正原則要求在實施行政處罰過程的每一個環節、步驟和方法上，都要以公正為核心，以保證行政處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1、行政處罰法規定，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這一規定表明，公正的原則體現在嚴格依法實施行政處罰，必須查明事實，以事實為根據，處罰結果做到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以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過罰相當」。做到這一點，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處罰才是公正的。
2、行政處罰法確立了聽證制度。聽證制度是行政程序中體現公正原則的一個重要制度。建立聽證制度，是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不受侵害的重要法律保障。行政處罰法在行政處罰程序中規定了聽證程序，給予在行政處罰過程中處於相對弱小地位的當事人進行申辯和提出意見的機會與場合，規定在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之前聽取當事人的意見，並使受行政決定影響的一方為自己行為辯護的權利。聽證制度的確立，使我國的行政處罰程序具有了極大的公正性和民主性。
行政處罰程序公開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增加行政活動的開放度和透明度，讓當事人了解行政處罰全過程，了解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證據、法律依據、法律救濟途徑等，以確認自己是否違法以及處罰是否合法、公開。
1、有關行政處罰的規定要公布，使公民和組織能夠知道。行政處罰法規定，對違法行為給予行政處罰的規定必須公布；未經公布的，不得作為行政處罰的依據；
2、實施行政處罰要公開，以便人民群眾進行監督。行政處罰的公開原則主要就是體現在表明身份、出示依據、說明理由、告知權利等程序中。行政處罰法規定，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行政處罰決定書，並當場交付當事人。
3、行政處罰法還規定，行政機關組織聽證，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聽證公開舉行。
❽ 行政管理學科前沿問題研究
行政管理學前沿和重大問題研究
文章作者：貟 傑 孫彩紅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點擊:1623
1978年後，行政管理學學科在國內得到恢復、重建和全面發展，學科建設、體系完善和應用研究得到不斷擴展和深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行政管理學研究領域開始觸及世界范圍內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理論問題，研究視野不斷拓寬。近年來，隨著社會需求的不斷擴大、公共管理熱點的日益興起和MPA研究與教學工作的廣泛開展，行政管理學又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活力，其快速發展的勢頭不僅沒有減緩，而且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這種蓬勃、繁榮的學科發展環境為行政管理學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和有利條件。目前，行政管理學已成為指導政府公共管理實踐的重要學科。
目前，行政管理學研究已經與政府管理的實踐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一方面，行政學理論的深化和研究的進展為公共管理實踐提供了有針對性的理論指導；另一方面，政府對經濟社會管理的實踐也進一步促進了行政管理學研究的發展。當前，行政管理學研究的前沿和重大問題主要集中在政府管理的基本職能及其轉變、行政體制改革、公務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政府管理方式的變革，以及公共政策的理論與實踐等領域，以下將對這些方面的研究分別加以概括性介紹。
一、關於政府職能轉變的研究
政府職能轉變是行政管理實踐中的重要內容，也是近年來行政管理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有學者指出，新形勢下政府職能的轉變主要有五大取向，即從全能政府向有效政府轉變、從管制政府向服務政府轉變、從部門行政向公共行政轉變、從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從政府單一管理向多元主體共同管理轉變等。另有學者指出，不同層級的政府在縱向間職能、責任和機構設置上的高度統一所形成的「職責同構」問題，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條塊分割矛盾突出等現實問題難以解決的體制性障礙。要解決「職責同構」問題，我們需要按照以下思路重新劃分和調整政府的縱向職能：首先，區分公共物品的地方性和全國性，明確提供公共物品者的主體資格；其次，區分地方政府職責的強制性和非強制性，釐清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分工關系；最後，政府職能的縱向配置，應自上而下呈現出從宏觀到微觀的層級遞減趨勢。
與上述政府職能轉變的研究相聯系，是關於「服務型政府」性質的爭論。有學者認為，公共服務是憲政思想的必然追求，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所體現出的政府管理理念，它的提出預示著我國行政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政府管理發展中一個重要轉折的來臨。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和社會管理職能始終是同時存在的。從政府的社會屬性來看，自國家誕生以來的所有政府都是服務型的，根本就不存在「非服務型」政府；從我國的政府管理實踐來看，一直以來都以「為人民服務」作為政府工作的根本宗旨，因此，將「服務型政府」作為一種新模式提出是沒有必要的。
二、關於行政體制改革的研究
行政改革始終是行政管理研究的重點領域，近五年來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於各個層級政府的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事業單位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行政許可法的實施，以及從觀念、體制和行為等各個層面對放鬆規制和強化管理的關系進行探討和研究等方面。
該領域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之一，是對行政改革目標模式的探討。有學者認為，行政改革的目標是建立「有限政府」，應進一步調整政府與社會、市場的關系，放鬆管制，努力構建「小政府、大社會」模式。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行政改革應充分考慮到政治制度和現實國情的差異，當前的改革方向應是謀求建立社會主義法治政府和「有效政府」，而非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有限政府」。
對於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一部分學者認為，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創立於計劃經濟年代，帶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嚴重製約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應全面廢棄政府對經濟的審批管制。另一部分學者則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指出，不應把一切不合理的東西都歸於計劃經濟，這種看法是不合歷史事實的。如果把行政審批制度看作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勢必會對它持徹底否定態度；而如果認識到許多問題並不是由計劃經濟造成的，而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我們就會對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和分析，這樣才能搞清楚應當否定的和應當肯定的因素。
關於中央與地方關系，學術界存在著分權與集權的爭論。一些學者認為，在目前市場經濟不規范，全國性統一大市場尚未形成的情況下，應加強中央政府的管理權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權。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在進行中央與地方政府關系改革時，應重點考慮事權與財權的統一；在決定二者的分權程度時，應重點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即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和中央政府的調控能力。分權的力度與速度要與這兩個能力的提高成正比，要逐漸實現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規范化和法制化。
三、關於公務員制度的研究
公務員制度研究在行政學界是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其研究目的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中國的公務員制度。2005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正式頒布，進一步推動了我國公務員制度研究的深入發展。概括而言，近兩年來該領域的研究和討論，主要是圍繞《公務員法》的制定和實施來展開的，焦點是如何實現公務員管理的規范化、科學化和法制化；研究領域主要集中於我國公務員的范圍、選拔任用、量化考核和激勵與薪酬分配製度改革，以及加入WTO與人事制度創新等制度建設方面。
其中，公務員的范圍的確定是一個重點問題。有學者認為，制定公務員法必須合理確定公務員的范圍，在我國應當將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機構和人員都納入公務員制度進行統一管理。而另一部分學者認為，國外的通行做法只是將行政部門列入公務員隊伍，政黨組織、立法、司法機關一般不作為公務員進行管理，因此，盲目擴大公務員隊伍的傾向是向原有「幹部」概念的復歸，這與近年來進行的幹部分類管理的改革方向相悖。
在公務員分類管理制度方面，一個重要問題是對政府雇員制的探究。從2002年吉林省率先推行政府雇員制以來，全國不少地方陸續試行這一做法。隨著各地政府「政府雇員制」的試行，對其研究和探討也不斷活躍。有一些學者通過與其他國家政府雇員制度的對比，認為在我國發展政府雇員制度有其現實意義：政府雇員制度是公務員制度的一種補充，可以促進公務員制度自身的完善，可以解決我國機構改革、稀缺人才資源緊缺、公務員制度健全三者之間的矛盾。另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現行的政府雇員制，事實上就是國家公務員制度所規定的聘任制。由於推行聘任制度的復雜性，存在政府雇員與公務員的關系、職責的分工、傳統行政價值理念的沖突等問題，因此要慎重實施「政府雇員制」。
四、關於政府管理方式變革的研究
與政府管理的現代化發展相對應，政府管理方式的變革主要涉及政府運作的公開透明、公眾參與、電子政務、績效評估和政府管理模式的變革等方面。200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的意見，這個指導性文件不僅進一步推動了政府政務公開活動的開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對政務公開相關研究工作的深入。
政務公開的直接表現為政府信息公開，而信息質量是政務公開水平的重要評價指標。有學者提出了提高政務信息價值的方法和途徑：在政務信息價值的時間維度上，應該具備及時性、新穎性；在政務信息價值的內容維度上，應具備准確性、相關性、完整性。還有學者就政府信息公開實踐中知情權與隱私權之間的矛盾關系展開研究，認為在權利多元化的時代，進行政府信息公開立法時，應遵循社會政治與公共利益優先、最大限度維護人格尊嚴等解決途徑。
政府管理方式變革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電子政務的發展。一些學者認為，電子政務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電子政府的創建與推動，為行政權力結構、行政運行方式的變革、政府施政能力的改進，提供了新的空間，並帶來了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領域的一系列創新，例如觀念的創新、管理模式和制度的創新、政府組織結構與業務流程的創新，等等。另一類觀點則對電子政務的發展持反對意見。這種觀點認為，現有的電子政務建設不足以支持電子文件的有效運行、真實可靠和長期可讀，而且在政府管理中存在較大的風險。因此，推行電子政務應採取謹慎的態度。
五、關於政府問責制度的探討
2003年，在應對「非典」危機中對某些高級行政官員的責任追究甚至罷免，推動了政府問責制度實踐與理論研究的發展。一些學者認為，責任政府是民主政治發展的邏輯必然，是法治在公共行政領域的強烈訴求。民主理論為責任政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論證和基本的政治架構，法治則是責任政府不可或缺的法律保障。行政問責是對行政責任進行定向追究的一種事後監督手段，其根本目的在於對行政失范行為的監督和預防，主要受到包括各種形式的行政和司法追究。目前其運行方式主要是撤職、引咎辭職、高官問責制等。但是，行政問責還遠未形成系統的制度化體系，良性的行政問責制度的建構要集中體現問責的目的性、責任的明確化和手段的規范化。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對政府問責制的片面性和不完善性進行了批判。有學者認為，中國政府的這些舉措基本上還停留於行政性操作的范疇，如果要進一步推進責任政府，就必須在技術上完善引咎辭職以及相關的責任制度安排，並在制度上重視從「行政性問責」走向「程序性問責」。
對於完善政府問責制度的路徑，有學者認為，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建構責任政府的核心問題，應做到政府責任劃分的明確化、問責主體職權的明晰化、政府信息公開的法治化、政府績效評估的規范化、公民參與政府問責的制度化，以及公共行政文化變遷的同步化。還有學者認為，當前需要重點關注問責的事由、問責的主體、問責的程序制度，特別要重視官員問責的連帶性，認真分析不同類型責任的承擔方式，極力推行政務公開與透明等關鍵點。這些措施構成了健全問責制度較優的路徑選擇。
六、關於公共政策領域的研究
這一領域討論的重大問題主要集中於公共政策基礎理論研究和方法體系建設，以及對政策實踐的研究上。目前，對加入WTO後對決策模式、政策執行過程、政策評估體系和以制度、過程、方法創新為代表的公共政策創新的研究已成為該領域研究熱點。
目前，公共政策在研究途徑上還存在一些重要分歧。有學者認為，應首先完善公共政策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基本框架和理論與方法體系，然後再運用規范的理論和方法去分析公共政策。另一些學者認為，政策分析目前缺乏統一的範式，因此在實踐中應以「問題」為導向研究公共政策，然後再總結規律，構建適合本國國情的學科體系。關於公共政策創新問題，一種看法認為，在中國「入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創新研究具有異常的緊迫性和必要性，當前尤其是應通過公開、咨詢等各種制度的保障來實現政策程序的改革與創新。另一觀點認為，在中國社會過渡時期的體制轉軌中，公共政策創新起到了核心操作工具的作用，但是公共政策創新會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如利益分化和協調、初始政策設計、規則和組織的變換。因此，促使政策創新活動得以實現的主要機制是政策創新觸發機制、創新政策擴散機制、政策創新發展機制，等等。
綜上所述，近年來行政學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進展，國內的專著和論文成果也較為豐富，並且能夠及時把握和抓住社會發展和政府管理領域里的熱點和難點問題，突出學術研究與實踐相聯系和與時俱進的特色精神。在研究途徑方面，行政學領域逐步引入了某些經濟學、法學、社會學和數學方法，對某些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該領域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總體上看，雖然行政學研究涉及的領域比較廣，范圍有所拓展，研究的問題也比較多，但是在許多重要問題的研究上，缺乏根本性的突破，簡單、重復性研究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研究方法上，目前雖然開始注重實證研究，但是一般性的、浮淺的規范性研究仍占相當大的比重，有分量的實證性研究成果並不多見。在對國外政府管理經驗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紹和引進層面，缺乏深入的辨析，對於如何真正有效實現西方經驗與中國政府管理實踐的結合問題，目前還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等等。
❾ 對信息公示制度有什麼意見或建議
信息公開是有關保障公民了解權和對了解權加以必要限制而組成的法律制度。這里的了解權是指個人或組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的權利。
信息公開制度也存在有不足，原因是能泄露不該泄露的東西。
1.在實踐當中，大量的行政規章甚至不是規章的一般規范性文件任意擴大國家秘密的范圍，將一些本不是國家秘密的事項歸為國家秘密。
2信息公開制度也存在有不足，原因是能泄露不該泄露的東西。
3.在請求人申請公開行政機關的信息時，行政機關以該信息屬於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然後，申請人就沒有任何辦法去救濟了，既沒有辦法去證明該信息不是國家秘密，也沒有訴訟途徑去讓法院去作出判斷，而只能限於一種消極的等待之中，等待有一天該信息成為行政機關需要公開的信息。
不足原因
新中國成立以前，處於軍事斗爭的需要，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
救災物資使用透明化
活動強調的是秘密，新中國成立後，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安全和利益，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對國家機關在經濟建設中的活動強調的仍是保守國家秘密，這就使我們的黨政機關長期以來養成了保密的習慣。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為例，保守國家秘密法完全偏重於對國家機密的保護，以防範國家機密的外泄為核心，對國家機密的適度開放及開放程序沒有明文規定。同時該法將國家秘密的密級分為「絕密」、「機密」、「秘密」三級，似乎有對國家秘密的等級分類過多的嫌疑，容易造成國家秘密的泛濫。確定何為國家秘密沒有一個較為明確的標准，國家機關享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在實踐中很容易將國家秘密擴大化，使得在具體實施行政公開的過程中，行政主體往往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向公眾提供信息。然而在對公共信息進行保密的具體實踐當中，中國的保密范圍卻要廣泛的多。這個問題存在的根源在於下位法修改上位法，行政規章修改國家立法的問題。
當需要公布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時，行政機關可以借用國家機密等事項任意拒絕，即使當事人能夠看見這個信息，行政機關也能夠說這個信息不存在，這就是中國行政信息公開法實踐中可能面臨的最大問題。一個「國家機密」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口袋，可以將任何行政機關不願意公開的信息裝進去。以此類推，「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等都可以成為行政機關利用的工具。「在中國，由於缺少一部統一的政府公開法，公開的標准以及范圍目前仍由各地方、各部門自己確定。公開只是單方面的公開，公開的主動權掌握在行政機關手中。公開什麼、怎麼公開不由群眾決定。這就使行政機關可以不受控制地任意決定公開或者不開。」在沒有法律約束的情況下，政府進行信息公開可以進行選擇，而政府信息有正面信息和負面信息之分，前者如決策失誤、效率低下、管理混亂、腐敗等等，此類信息一旦公布會影響領導人的政績、政府的形象，甚至會動搖政府的權威，因此政府是不願意公開的；後者如政府優良的政績、領導人關心群眾生活的講話等，此類信息有助於樹立政府良好形象，是政府願意公開的。政府在依自己意願進行選擇公開時，對負面信息往往以「保密」、「維護社會穩定」等為名將其控制在政治系統內部，俗語中「報喜不報憂」如實的反映了這種趨利避害的行為模式。因此，公眾日常能夠看見的多是政府的正面信息。對於負面信息的發布，行政機關基本上享有完全的決定權，可以從「江西中毒案」、「北京悶棍案」和「河南艾滋病案」中一見端倪。
在統一的行政信息公開立法中借用各國的經驗，既採用列舉除外事項的立法例，也通過公開原則的確立、嚴格解釋規則以及舉證責任規則的確立，限制行政機關在不公開事項的裁量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