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

A. 《慈善法》究竟要解決哪些問題

從2014年4月26日到12月1日，由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共同發起，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承辦的「慈善立法半月談」總共舉辦了13期，開展了關於慈善立法的開放學術討論。

今天下午，在這13期沙龍討論和研討的基礎上，首部慈善立法專家建議稿公布。

從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議開始，《慈善法》已經在漫長的立法道路上躑躅了近十年。

立法步伐明顯加快出現在2013年11月，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並最終確定由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牽頭起草。

2014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召開慈善事業立法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列出了立法時間表和路線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曾經介紹說，根據初步計劃，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務是開展廣泛調研，召開專題會議，在充分調研與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借鑒國外慈善事業發展的經驗，爭取在年底形成正式的法律草案稿。如果進展順利，預計2015年上半年可以提交審議，即進入正式立法程序。

目前，已經至少有五個版本的立法建議稿在起草中。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慈善法》出台一再推遲，是因為各界對慈善問題的看法還存在很多分歧和爭論。

據了解，我國現行慈善方面的立法已經有1999年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和規范我國三種社會組織—基金會、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注冊和基本行為的三個行政法規。

在今天的專家建議稿發布會上，學術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現在要制定的《慈善法》應該超越這些，成為一部基本法，對慈善的組織、行為，以及如何培育、扶持和監督慈善組織，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真正大發展，作出明晰准確的法律規定。誰來籌集慈善資源

目前，我國有很多籌募善款的主體，第一就是政府，遇到重大災害，民政部門和有政府背景的機構籌集的資源較多。其次是人民團體如工青婦組織，還有由國務院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核定、並經國務院批准免於登記的團體，包括相關的事業單位。第三是有政府背景的正式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在這些之後，才是那些登記注冊的民間社會組織。第三和第四項加起來，據2013年的統計，為54.1萬個。而第一、二項有很多基層組織，總量據測算有近千萬個。第五是企業，包括國企和民企。最後，還有未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及個人。

B. 制定慈善法人大行使了立法權還是監督權

中世紀歐洲是以法蘭西為代表的等級森嚴的封建統治,但是在十二世紀,隨城市的發展,也有獨立自主的自治城市,其中的資本主義體系還是比較完備的,總而言之,中世紀就是歐洲從封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補充本組筆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進行了探討。李根蟠認為，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理論的提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一個豐碩成果，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新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陳其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關於民族理論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現為：關於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對中國史范圍的處理和歷史上民族統一的不同階段問題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達成共識。張越認為，在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探討過程中，唯物史觀所起的作用重大，意義深遠。王志剛認為，「五四」時期形成的唯物史觀傳播熱潮具有三個顯著的時代特點：即力求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進行系統介紹和全面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創建工作。張利認為，範文瀾在歷史評價問題方面貢獻良多，主要體現在：以歷史主義原則評價歷史人物；從加強各民族團結友好的高度評價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一種中國史與世界史聯系的眼光對歷史演進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評析，揭示其本質。張劍平對新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在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許殿才從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如何運用與發展唯物史觀以及史學與現實的關系等四個方面，對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恩主義史學理論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理論成果進行了闡述。鄒兆辰則認為，在中國史學理論水平的提高過程中，善於分析與借鑒，功不可沒。回答人的補充2009-09-1218:08談到中世紀的政治，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等級、特權和**，很難把它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掛鉤。因為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總是把中世紀的**政治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對立起來，在我國學者寫的幾種介紹西方民主政治或民主思想的歷史書中，也幾乎不談中世紀，在介紹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之後便跳到了近代，似乎中世紀與民主沒有任何關系。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不利於人們了解歷史真實，近現代民主政治之所以會首先興起於西歐，然後擴及世界各地，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用近現代歷史發展可以解釋清楚的，而應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這個根源不是古希臘羅馬的民主，而是西歐中世紀的民主。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可以概括為這么四大要素：憲法政治、議會政治、黨政和選舉制度，而除黨政之外的三大要素都是從西歐中世紀的政治制度中發展而來。一、憲法政治起源於中世紀限制王權的法令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憲法，為了防止當權者個人權力的膨脹、遏制貴族**勢力的發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採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增設當權者的數目來達到相互制約和分權的目的，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為一人，後增為三人，再後增為九人；二是通過縮短當權者的任期來遏制個人勢力的發展，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是終身制，後改為十年一任，再後改為一年一任。在中世紀的西歐，各國的最高統治者國王主要是世襲的和終身的，特殊情況下則由封建主選舉產生，或是通過武力征服獲得，因而中世紀的國王地表現出的是**的一面，也被看作是**統治的代表。但西歐國王的**統治是遠不能同東方的國王**相提並論的，西歐的地方封建主總是在想方設法約束國王**勢力的增長，最主要的措施是：通過簽署特殊的法律文件來限定國王的權力范圍和通過議會或是其它專門機構來制約國王的權力。西歐的地方封建主通過與國王簽署特殊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權力的行使，以維護自身利益，這便催生了憲法政治。英國是近現代憲法政治的發源地，其近現代的憲法就是從中世紀約束王權的法律中發展而來的。早在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就已存在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當國王無視其它貴族的利益，為所欲為時，貴族們便想方設法迫使國王簽署新的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的行為。當無地王約翰在位時，他任意踐踏傳統習慣法，不斷增加稅收，大幅度提高貴族的兵役免除稅（盾牌錢），甚至剝奪貴族的土地等，這引起貴族們的普遍不滿，於是，貴族們聯合起來，並聯絡了騎士和市民，於1215年6月迫使無地王約翰簽署了「大憲章」。大憲章公開闡明了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指出王權必須受到監督，提出了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款，被人們稱為英國憲法制度的起源。在大憲章簽署後，後來的歷任國王在位時幾乎都要簽署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的法律文件。在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權利法案》，對「大憲章」以來的英國憲法作了一個總結，確立了「議會至上」原則，明確了國王的權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權，是確立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重要文獻。至此，形成了英國近代的憲法政治。在西歐的其它地方也出現了專門制約王權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條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頒布的「黃金詔書」，也是德意志諸侯限制皇權維護自身獨立權益的法律文件。就連十字軍東征時期在地中海東岸建立的四個十字軍國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權的法律。1099年，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後組織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起草了《耶路撒冷審判書》，規定十字軍各國國王都要服從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的決議。這說明在西歐社會，封建貴族通過政治斗爭利用法律手段來制約王權是一種很普遍的方式。盡管西歐其它地方的這些制約王權的法律，沒有能夠象英國的大憲章那樣直接演變為近代的憲法，但也為他們能夠較快地普遍接受這一新事物奠定了基礎。關於上述這一問題，我已有專門的文章——《論西方近現代憲法政治的中世紀起源》[1]——進行論述，在此僅作一概述。二、議會政治起源於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因實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不存在代議制機構，有的是全體公民都可以自由參加的公民大會或人民大會，另有由有身份有地位的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或長老院，但都不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的權力機構。古希臘、羅馬的這種直接民主制存在著明顯缺陷：一是只能在小國寡民的城邦社會里實行；二是容易造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因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對近現代的議會政治產生影響。議會政治和憲法政治一樣是起源中世紀的西歐，實際上是和憲法政治相伴隨而產生的。在中世紀中期，為了制約逐漸強大起來的王權，真正實現法律至上的原則，西歐各國普遍建立起了等級會議。近現代西方的議會制度就是從中世紀的等級會議發展而來。最早建立起較完善的近現代議會制度的國家是英國，其它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國議會制度的影響，因而，英國的議會又被公認為是西方議會之母。英國近現代議會制度，就是直接從中世紀的議會發展而來。關於英國議會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賢人會議。賢人會議的成員是世襲的教俗貴族，不是由人民選舉而產生的代表，沒有廣泛代表性，但賢人會議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所起的特殊作用還是對以後英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諾曼底征服後，賢人會議被改造成了「大會議」，後改稱為「議會」。1264年，以孟福爾為首的大貴族在與國王的內戰中取得勝利，控制了政權。為了擴大支持力度，孟福爾在第二年召開議會時，除了通知傳統的教俗貴族參加外，還要求各郡選兩名騎士、各市選兩名市民代表參加，從而使議會第一次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會議。因而，有人把這次議會看作是英國議會制度的起點。在14、15世紀，英國議會已逐步獲得了司法請願權、征稅權、財政監督權、立法權和監督、彈劾政府官員的權力等，已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權力機構；並形成了兩院制：由傳統貴族代表組成的上院和由騎士、市民代表組成的下院，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其立法的基本程序也逐步形成，所有法案都要經兩院分別進行三讀，經過充分討論通過後，由國王批准生效。這種基本程序一直沒用到近現代議會。到都鐸王朝時期的議會與英國近代早期議會已是非常近似，在兩院構成、立法程序、代表產生方式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都鐸時期的議會在換屆、會期等方面還不規范化，有點隨國王之意。在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694年，議會通過了「三年法案」，規定議會至少三年召開一次，每屆議會不得超過三年，使議會的召開、換屆走向規范化。而議會其它方面的重大變革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後的19世紀才進行。在西歐各地，如法國、德國、西班牙、尼德蘭等，在中世紀中後期都出現了等級會議。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得到充分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尤其是獲得立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因而，這些國家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很自然地由中世紀發展到近現代。但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這些國家中世紀等級會議的存在對後來資本主義議會制度形成的影響，在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籌建全國議會和利用議會進行斗爭都是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在西歐的其它地方，雖然等級會議發展得不是很充分，但城市議會卻發展良好。在13－15世紀，在法、德、意等地取得自治權的城市中，由選舉產生的市議會普遍存在，且是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在德國的城市同盟中，也存在著由各城市代表組成的同盟議會，同盟的重要決策都是由同盟議會來決定。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有明顯局限性的，也未能直接促使近現代的國家議會政治的誕生，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歐洲市議會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的政治觀念，使西方人很容易想到議會斗爭這樣一種政治斗爭的手段，也樂於接受國家議會這樣一種國家民主的政治形式，甚至有人認為中世紀中後期出現的等級會議就是市民議會政治在國家政治中的最初表現。關於這一問題，本人也另有文章進行專門論述，可參見愚作《論西方近現代議會政治的中世紀基礎》[2]，在此不贅述。三、選舉制度起源於中世紀的有限選舉制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就已存在著選舉制度。但在古希臘和羅馬，選舉的是官員或陪審團成員，而不是選舉議會的代表。在近現代的西方民主選舉活動中，選舉總統或總理等國家首腦雖也是其重要內容，但更主要的是選舉議會或國會的代表。單純地選舉政府官員和選舉議會是有著根本性區別的，前者是選舉個人，當選者個人的素質、能力對政治的影響較大，後者是選舉一個群體，或是選舉一個機構，通過這個群體或機構來制約政府、影響政局；前者不僅只能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實行，而且政策難於延續、政局難於穩定，後者則不受地區范圍的限制，也不會因政府官員個人的行為而輕易改變政策、影響政局。因而，這也就決定了古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難於持久穩定地發展，只能是在歷史上曇花一現。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包括議會選舉和重要官員的選舉，其中議會選舉最為重要，因為議會選舉的走向會左右重要官員的選舉。議會選舉制度和議會制度一樣是起源於中世紀。在西歐中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等級會議中，教會貴族的代表是來自那些有著較顯赫地位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世俗貴族的代表是來自國王指定的世襲大貴族，這些代表都不是由選舉產生，但其中的第三等級市民的代表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是由自治城市選舉產生。盡管這種選舉和現代選舉有著天壤之別，只是富有階層極小范圍內的選舉，其實叫選派更合適，但畢竟不是指定的，不是靠特權和世襲地位獲得的。在英國，不僅每個自治市的兩名代表是由選舉產生，而且每個郡的兩名騎士代表也是由選舉產生。在議會分裂為上下兩院後，市民代表和騎士代表正好共同組成了下院。這樣在英國就有一個完全靠選舉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在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大多數西歐國家，因其等級會議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擁有立法權和監督權的獨立政治實體，致使其選舉會議代表的選舉活動也未能制度化、規范化。而在英國，由於議會擁有了一系列實際的權力，尤其是下院憑借其擁有廣泛的代表性獲得了征稅權和同上院平等的立法權，議會議員還獲得了在與會期間擁有言論自由和不被逮捕的權利，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成為議員，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議員選舉。這也自然使得英國選舉下院議員的活動逐漸規范化、制度化。15世紀，英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有關選舉的法令。第一個選舉法於1406年頒布，它規定：郡長必須按照正當的選舉程序組織選舉，選舉應當是完全自由的，選民不受外界壓力的影響。而後又做出補充規定，授權大法官監督各郡選舉，對違犯選舉法的郡長處於懲罰或監禁。[3]1429年的選舉法又明確規定了郡選民的財產資格，凡年土地租金收入達40先令的土地持有人擁有選舉權。1432年，又申明選舉人必須在參選郡中居住或在該郡擁有地產。至於被選舉權，1445年法規宣布：各郡競選議員者的社會地位必須在騎士之上，當選騎士應有20鎊以上的年收入。[4]以上都是針對各郡選區的選舉法規，至於城市選區，因為只有自治市才有資格選舉議員，而自治市因選舉市議會都有自身的選舉法規，一般而言都是局限於獨立的經濟納稅人，包括地產主、商會會員、行會師傅等在內的擁有選舉權。擁有被選舉權的則都是富有的納稅人。我國著名學者趙文洪在他的論文《中世紀英國議會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起源》中也曾概括道：中世紀英國議會就是「納稅人的代表機構」，是「以財產為基礎的權力機構」；「議會成員是納稅人的代表」。[5]據1436年納稅人登記簿估算，當時全國選民僅在10000－15000人之間，15－16世紀之交，有選舉資格的人數約為30000人左右。[6]這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從以上英國15世紀的議會選舉法規可以看出，英國中世紀的議會選舉制完全是一種有限的選舉制，在各郡選區主要是照顧了封建主政治的利益，在城市選區主要是照顧了經濟納稅人的利益，對於廣大的勞動人民來說是沒有選舉權的。而實際上英國近代早期的議會選舉制也是有限選舉制，其現代議會的普選制是從有限選舉制一步一步發展而來。在光榮革命之後的1710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選舉法，規定在各郡選區中，選舉權統一授予所有年收入達40先令的地產者。這實際上是重申了1429年的選舉法規。對於被選舉權則進一步提高了門檻，規定各郡選區的議員只能由年收入不少於600鎊的人來充任，各城市選區的議員則由年收入不低於300鎊的人來充任。據統計，在1761年，全英國700萬居民中只有25萬選民，不足居民總數的4％。[7]因而，針對於這種情況，恩格斯曾指出：當時的下院「無非是一個不依賴人民的關門的中世紀同業公會」。[8]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在選區劃分方面，也是沿襲中世紀的，由於經濟的興衰、人口的變遷，到19世紀初，出現了很多沒有實際意義的「袖珍小邑」或「腐敗選區」，而又出現了一些新興大城市不是選區，沒有資格選舉議員的現象。「在18世紀，不僅下院議員選舉制度與中世紀相差無幾，其組織狀況和立法程序也無多大變化。」[9]這種情況一直到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之後的19世紀的議會改革才逐步被改觀。1832年修改選舉法，使中小資產階級獲得選舉權，1867年使產業工人獲得選舉權，1884年使農民獲得選舉權，到1928年則最終實現了男女平等的普選制。在歐洲的其它地方，雖然沒有出現象英國那樣由中世紀一脈相承地發展到近現代的議會選舉制度，但也普遍地存在著城市議會的選舉。在中世紀中後期，取得自治權的城市普遍建立起了市議會。市議會作為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其議員都是由市民選舉產生。「11世紀末期，義大利和法國南部最先開始實行由議會和執政官進行管理（1095年在阿斯蒂，1117年在米蘭，1127年在克雷莫納）。在德國，許多城市是從13世紀初期起開始實行議會制（科隆是在1216年）：（選舉出來的）議會是公社最高的行政機構，監督整個的行政管理。」[10]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不能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比的，實際上只是在極少數富裕市民間實行的民主。如從1297年起，義大利威尼斯共和國選舉最高的立法和監督機關（大議會）議員的權利只屬於「黃金簿」上列名的幾百個家族，行政權屬於從大議會中選出的小議會（或稱元老院），它的首領是選出的終身總督。而義大利另一個城市共和國佛羅倫薩，於1229年制訂的「正義法規」規定：最高機關長老議會，由七個大行會（被稱為「肥人」的大企業家同盟）各選一名議員，十四個小行會（被稱為「瘦人」）共選兩名議員組成。它的首領稱為「正義旗手」，既是議會議長，又是民軍指揮。[11]從中可見，市民議會的選舉也是極為有限的，只是在少數上層市民間進行。但這種選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著重要意義的，至少為後來各地近現代議會選舉制度的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礎。我國學者應克復甚至認為，「由城市市民自己在特定的資格限制的候選人中選舉官員，這證明是西方現代選舉制的開始。」[12]而且歐洲其它國家的近現代議會選舉也同樣是經歷了一個從有限選舉制到普選制的發展歷程的。如法國在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後通過的選舉法規定：只有能交納其值相當於當地三日工資的直接稅的積極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選舉權，可在初級會議中投票選舉選舉人；被選出的選舉人應交納相當於當地10日工資的直接稅，可參加省一級會議選舉議員；被選出議員必須交納相當於26－52天工資的直接稅，才能參加全國議會。[13]在以後多次修改的憲法中，對於選舉和被選舉人都有一定的財產資格限制。後經過長期的民主斗爭，法國在1944年戴高樂的新政府實現了普選制。綜上所述，西方近現代的憲法政治是從中世紀英國的法律至上原則和約束王權的法律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議會政治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尤其是英國的等級議會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則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議員的選舉活動，尤其是英國下院議員的選舉活動中產生、發展而來。而憲法政治、議會政治和選舉制度是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組成部分。因而，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首先興起於西歐，尤其是最早形成於英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根源的。

C. 全國人大為慈善開門立法有哪些意義

1、這是我國的第一部規范慈善活動的國家大法
我國經常參加慈善活動的志願者，有6500多萬人；社會捐贈總額已從10年前的100億元左右，變成了目前的1000億元左右。隨著慈善事業體量的增大，慈善領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導和規范。
制定慈善法，體現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努力。尤其是，慈善活動中的一個大類「扶貧濟困」，直接關乎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以說，這是我國扶貧、脫貧工作在法治層面上邁出的又一大步。
2、拓展慈善格局
慈善法對「慈善活動」進行了更為廣義的界定，將促進教科文衛體事業發展及保護環境的公益活動都囊括在內。可以說，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為慈善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3、松綁公募網募
針對社會普遍關心的公開募捐與互聯網募捐，慈善法草案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松綁。
慈善法草案第二十三條規定：「依法登記或者認定滿二年的慈善組織，可以向原登記的民政部門申請公開募捐資格。慈善組織內部治理結構健全、運作規范的，民政部門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發給公開募捐資格證書。」
這一適當擴大公開募捐主體范圍的舉措，意味著少數慈善組織掌握公募權的局面將被打破。更多慈善組織將可以通過努力爭取公募資質，平等地參與競爭。捐贈者也將有更多元的選擇，從而促使「良幣驅逐劣幣」效應顯現。
4、追責騙捐詐捐
近年來，不時被曝出的騙捐、詐捐事件，屢屢消費著社會大眾的善意和信任。因為沒有相關法規追責，許多騙捐者、詐捐者都能全身而退，這類事件也常不了了之。
慈善法草案第三十一條規定：「不得通過虛構事實等方式欺騙、誘導募捐對象實施捐贈。」第五十九條規定：「受益人未按照協議使用慈善財產或者有其他嚴重違反協議情形的，慈善組織有權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慈善組織有權解除協議並要求受益人返還財產。」
第四十一條規定：「捐贈人應當按照捐贈協議履行捐贈義務。捐贈人違反捐贈協議逾期未交付捐贈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組織和其他接受捐贈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贈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組織和其他接受捐贈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或者提起訴訟」，具體情形包括「捐贈人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方式公開承諾捐贈的」。
5、框定原則義務
除了追究受益人與捐贈人騙捐、詐捐等不正當的行為，慈善法草案更為慈善組織、民政部門框定了財產管理、信息公開等方面的原則、義務。
慈善法草案第五十二條規定：「慈善組織的財產應當根據章程和捐贈協議的規定全部用於慈善目的，不得在發起人、捐贈人以及慈善組織成員中分配。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佔慈善財產。」第五十四條規定：「慈善組織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不得在其投資的企業兼職或者領取報酬。」
第六十條規定，「慈善組織應當積極開展慈善活動，充分、高效運用慈善財產，並遵循管理成本最必要原則，厲行節約，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慈善組織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不得低於前三年收入平均數額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信息公開也是慈善組織必須做好的一大工作。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二條規定：「慈善組織應當每年向社會公開其年度工作報告，包括財務會計報告、年度開展募捐和接受捐贈情況、慈善財產的管理使用情況、開展慈善項目情況，以及慈善組織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情況」。
民政部門也要配合信息公開。慈善法草案第九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建立慈善組織及其負責人信用記錄制度，並向社會公

D. 中國慈善立法亟須突破「為什麼募捐」瓶頸

實際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經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出台並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並准備於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但是，在2007年的「兩會」上，立法規劃中並未能見到慈善法的影子。人們不由揣測其間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參與早期慈善法討論的楊團指出：《慈善法》草案之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二是靠「大款」還是靠大眾。但是，這個理由未得到普遍認同。「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難道還有什麼爭議嗎？你覺得會是問題的所在么？」同樣曾參與立法討論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而民政部相關負責人的多次講話與論述也印證，起碼在高層，關於慈善「民間-政府」「大眾-富人」的認識並不是問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曾專門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間，而不是靠政府」「靠大眾，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討會上明確表示，要踐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將不再作為慈善主體，而要為慈善事業、民間慈善事業創造條件。要逐步推動民政部門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設施由民間組織和社區承，逐步實行管分離。」慈善立法延緩的另一個理由是鄭功成教授提出來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可能條件，是有一定的計劃的，立法機關必須保證一些重要的或者發展進程中需要急切規范的立法項目優先出台，從這個意義上講，為慈善事業立法雖然很重要，但在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還未制定之前，顯然不可能將慈善事業立法擺到優先位置。」但是，屬於政府責任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是否就具有優先於慈善法的理由呢？鄭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對巨大的災難，慈善行為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呢？這正是一種現實的考慮。民政部部長李學舉8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公室就中國自然災害救助和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截至當時，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3.1億人次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64億元。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救助主要依賴於政府，這是一個必然，因此，民間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為主角。但是，這種現實的考慮並不能抹殺慈善之與救助不同的意義。對於受難者而言，來自政府的社會救助屬於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而慈善，其意義則不僅在於救助，更在於一種慈善文化、一種志願精神的釋放。民間慈善組織缺失接下來，「一對一」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模式被評論者認為難脫「舊時代的施捨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捐贈與受贈分離的「個人——機構——個人」的行善模式，被視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的慈善模式。但是，盡管中國也有慈善機構，人們卻更願意選擇「一對一」的模式。這是中國慈善行政色彩濃厚的一大結果。民政部官員曾公開表示，「我國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斷出現：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國慈善人士太少，國人慈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當真有慈善家出現時，往往被「槍打出頭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看來，問題的真正所在在於獨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缺失。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NGO發展的老話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在他的一篇論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寫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偽善庇護法。我們決不給非法、虛偽、欺詐、貪婪等留置空間；『顏色革命』的企圖和勢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慈善組織的發育問題。而要是離開了慈善組織，那麼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是夠用的。」王名說。對慈善行為的捐贈、優惠、管理，實際上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規范。這一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國涉及慈善事業以及公益捐贈的法律法規總共有六部，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條例實施細則》。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關於慈善組織發育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王名說，「關鍵不是民眾是否捐錢捐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些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問題。」在他看來，慈善NGO(非政府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個「假命題」。這涉及到如何對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關系、慈善組織的屬性與結構治理。慈善組織的注冊問題、企業捐贈12%的稅收減免政策如何落實等等。「這顯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夠解決的。」王名說。在8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慈善進入立法的竇玉沛最終也並未明確表明，慈善法將何時出台。

E. 總產量達到一定水平後，立法者和慈善家就無需再那麼關心絕對產量的增加與否

總產量達到一定水平後,立法者和慈善家就無需再那麼關心絕對產量的增加與否,此時最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總產量的人數相對來說應該有所增加;而分享總產量

F. 中國慈善立法是否已經通過

實際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經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出台並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並准備於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但是，在2007年的「兩會」上，立法規劃中並未能見到慈善法的影子。人們不由揣測其間原因。

慈善立法的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參與早期慈善法討論的楊團指出：《慈善法》草案之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二是靠「大款」還是靠大眾。

但是，這個理由未得到普遍認同。「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難道還有什麼爭議嗎？你覺得會是問題的所在么？」同樣曾參與立法討論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

而民政部相關負責人的多次講話與論述也印證，起碼在高層，關於慈善「民間-政府」「大眾-富人」的認識並不是問題。

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曾專門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間，而不是靠政府」「靠大眾，而不是靠大款」。

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討會上明確表示，要踐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將不再作為慈善主體，而要為慈善事業、民間慈善事業創造條件。要逐步推動民政部門主辦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設施由民間組織和社區承辦，逐步實行管辦分離。」

慈善立法延緩的另一個理由是鄭功成教授提出來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可能條件，是有一定的計劃的，立法機關必須保證一些重要的或者發展進程中需要急切規范的立法項目優先出台，從這個意義上講，為慈善事業立法雖然很重要，但在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還未制定之前，顯然不可能將慈善事業立法擺到優先位置。」

但是，屬於政府責任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是否就具有優先於慈善法的理由呢？鄭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對巨大的災難，慈善行為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呢？

這正是一種現實的考慮。民政部部長李學舉8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中國自然災害救助和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截至當時，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3.1億人次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64億元。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救助主要依賴於政府，這是一個必然，因此，民間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為主角。

但是，這種現實的考慮並不能抹殺慈善之與救助不同的意義。

對於受難者而言，來自政府的社會救助屬於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而慈善，其意義則不僅在於救助，更在於一種慈善文化、一種志願精神的釋放。

民間慈善組織缺失

接下來，「一對一」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模式被評論者認為難脫「舊時代的施捨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

捐贈與受贈分離的「個人——機構——個人」的行善模式，被視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的慈善模式。但是，盡管中國也有慈善機構，人們卻更願意選擇「一對一」的模式。

這是中國慈善行政色彩濃厚的一大結果。

民政部官員曾公開表示，「我國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

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斷出現：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國慈善人士太少，國人慈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當真有慈善家出現時，往往被「槍打出頭鳥」。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看來，問題的真正所在在於獨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缺失。

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NGO發展的老話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在他的一篇論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寫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偽善庇護法。我們決不給非法、虛偽、欺詐、貪婪等留置空間；『顏色革命』的企圖和勢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

「慈善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慈善組織的發育問題。而要是離開了慈善組織，那麼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是夠用的。」王名說。

對慈善行為的捐贈、優惠、管理，實際上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規范。這一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也曾提到。

目前，我國涉及慈善事業以及公益捐贈的法律法規總共有六部，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條例實施細則》。

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關於慈善組織發育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王名說，「關鍵不是民眾是否捐錢捐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些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問題。」

在他看來，慈善NGO(非政府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個「假命題」。 這涉及到如何對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關系、慈善組織的屬性與結構治理。慈善組織的注冊問題、企業捐贈12%的稅收減免政策如何落實等等。

「這顯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夠解決的。」王名說。
在8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慈善進入立法的竇玉沛最終也並未明確表明，慈善法將何時出台。

G. 提高中國慈善立法的科學水平.的翻譯是：什麼意思

提高中國慈善立法的科學水平.的翻譯是：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Chinese charitable legislation

H. 社會募捐會設立門檻嗎

一、有關社會募捐的立法現狀
社會募捐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可以保護募捐事業各
方主體的權利、促進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但現行有關社會募捐的法律法規存在很多不足，立法層次較低，且完整的法律法規體系尚未形成。目前，與社會募捐相關的法律規定主要有：
（一）有關法律規定
關於規范社會募捐最主要的法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慈善捐贈法》，主要是對捐贈主體和慈善組織的權利義務進行了規定。《公益事業捐贈法》規定了捐贈、受贈、捐贈財產管理及使用的法律責任。其目的是為了保護捐贈資金的正常運轉，促進與鼓勵慈善捐贈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主要是有關慈善機構中的紅十字會的組織機構、標識、經費財產等方面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針對企業及個人捐贈進行減免稅問題作出了規定。《民法通則》、《合同法》等雖然不是專門規范慈善捐贈事業的法律，但是其對事業單位、杜會團體的資格以及對捐贈合同的規定，也適用於慈善事業。
（二）國務院頒布的有關行政法規
《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了基金會應如何募集、使用資金及基金會的登記管理；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對企業的捐贈金額及稅收優惠的政策等做出了規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對社會團體及事業單位的登記管理作出了詳細規定。但是總的來看，這些行政法規僅僅是對慈善捐贈事業相關問題做出了原則性的規范。
（三）國務院職能部門制定的有關部門規章
這部分規章主要是針對各個不同的公益捐贈主體的捐贈行為，以及在捐贈物品的運送過程中涉及的稅收作了規定，有民政部頒布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災資金物資管理使用信息公開辦法》、《救災捐贈管理暫行辦法》；財政部、國家稅務局《關於企業等社會力量向紅十字會捐贈有關問題的通知》等。
（四）地方性法規規章
部分省市自治區根據地方實際，制定出台了在本地區實施的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對慈善捐贈作出了規范，如《上海市募捐條例》、《湖南省募捐條例》、《寧夏回族自治區慈善事業促進條例》、《寧波市慈善事業促進條例》、《江蘇省慈善事業促進條例》、《甘肅省慈善捐助管理辦法》等。
（五）規范性文件
民政部制定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開指引》以及《吉林省社會慈善捐贈款使用管理辦法(試行)》、《內蒙古自治區慈善捐助管理辦法》等規范性文件，在上位法缺位的情況下，在一定領域范圍內發揮著規范、指引社會募捐的作用。
二、社會募捐法律制度的缺陷
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對慈善業進行規范和保護的法律規定，更不用說對社會募捐的專門立法，慈善捐贈立法仍然處於滯後狀態，而且就是現有的與慈善事業有關的法律法規也還不夠成熟完善，各種現行法律法規之間也不夠協調統一，存在嚴重的制度缺失，所有這些問題使得我國慈善事業尤其是社會募捐事業處於一種復雜混亂的狀態。
（一）社會募捐法律資源分散、立法層次低，不能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在影響社會募捐的眾多因素當中，法律制度環境是帶有根本性的因素。首先，具有基本法性質的《慈善法》缺失，相關條款零散地見諸相關的法律、行政規章以及相關規范性文件的條款中。其次，捐贈制度不完善，立法存在明顯空白。《公益事業捐贈法》作為規范社會募捐的基本法律，對接受捐贈的行為予以規范，但對其前提性行為―公開勸募行為沒有規范，出現法律空白，而該空白恰恰是問題的多發地帶。第三，由於對募集資金的管理使用未實行有效地法律規制。實踐中，一旦發生糾紛只能參照《公益事業捐贈法》、《民法通則》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來處理，法律依據不統一，導致同一案件可能產生不同的判決結果。比較典型的如「余其山訴廣西橫縣地稅局募捐款糾紛案」就捐款余額歸屬問題，審法院認為善款余額不應屬於受贈人個人財產；二審法院認為其所受捐贈的款項屬於其個人遺產，其繼承人對遺產享有繼承權；再審法院認為受益人在救助事項上享有的只是特定債權請求權，善款不能歸其所有，因此其死後該善款余額不能作為受贈人個人的遺產，由其繼承人來繼承。可見，同一案件判決理由不同，判決結果也不同。
（二）社會募捐主體混亂不清
《公益事業捐贈法》第10條規定：「公益性社會團體和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單位可以依照本法接受捐贈。」但在實踐中，一些相關政府機構、各種公益性社會團體、基層組織、某些媒體或者個人都可以接受公益捐贈。任何單位和個人，無須辦理任何手續，只要找個由頭就可組織發起一場募捐活動，這些募捐組織或是臨時性成立，或是由一些不具募捐主體資格的組織如學校、報社甚至個人發起，種種情況都沒有被納入法律的規范中，引起很多有關募捐方面的社會爭議，甚至最終要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就整個社會而言，公益捐贈作為一種資源，其存量是有限的，如果不加合理地利用，會造成無端的浪費，從而影響捐贈人再次捐贈的積極性。同時發起捐贈過多過濫，一方面使人感到疲於應付，產生厭煩感。另一方面，捐贈人缺乏對募集人信用識別的能力和經驗，一旦受騙，會對社會募捐的整體事業產生不信任感。而目前為
公益慈善組織提供的規范主體的法律制度，僅限於《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和《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由於這些法規只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出發，因此缺乏關於慈善組織的基本規定，諸如公益慈善組織的主體資格、基本權利義務、財產問題、治理結構等方面缺乏相關規范。
（三）慈善信息公開不到位
與近年來快速擴大的捐贈規模相比，國內慈善事業信息公開的步伐明顯落後。事實上，在我國，完全不披露和僅少量披露相關信息的慈善組織高達 75%。這已經成為制約慈善組織公信力的重要因素。郭美美事件、盧俊卿事件、紅十字會事件，之所以頻頻發生並引發公眾質疑熱潮，主要是慈善捐贈去向不明、慈善組織缺乏信息透明造成的。而《2010年度中國慈善透明報告》更顯示，近九成受訪公眾對信息公開不滿意，這種情緒上的不滿意很快就演變為行為上的不滿意，蘆山地震發生後，截止4月20日晚20點，紅會接受到的捐款不足15萬元；而同一時期，壹基金獲認捐善款已超千萬。目前的慈善領域缺乏強制性的法律，也缺乏對信息不公開的問責規定，其對信息公開化的制度性建設作用有限，這些立法上的特性決定了我國的慈善領域法律法規在問責方面的缺位。2011年民政部出台公益慈善捐贈信息公開指引在網上公開徵求意見過程中，人們就提出「指引」力度不夠大，應該改成「辦法」，但是民政部經過研究論證後發現，如果改成「辦法」，缺乏上位法依據。具體說如果規定了若干方面的強制，它不公開，沒有上位法的依據難以進行處罰。
（四）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和監督手段
社會募捐是由募集人主動發起的，募集人作為捐贈人與受益人之間的紐帶而展開募捐活動。由於缺少明確的監督管理機制來規范和制約整個監管過程，導致募捐過程出現很多問題。募集人募集和交付款物的過程是社會募捐活動的中心，募集人的行為決定著捐贈人的捐助目的實現，若募捐過程存在暗箱操作則捐款者與特定救助對象的知情權無法得到保障，也很難保障捐贈款物的正常使用，將直接影響捐贈目的的實現，也直接影響到捐贈人的捐贈熱情。比如在方力鈞等百餘名藝術家的追問下，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對8472萬元捐款使用情況作出說明，善款用於「博愛家園」項目，雖未按指定項目使用，但與捐贈人意願總體一致。紅會雖向捐贈人致歉，這筆錢確實用於震後重建項目，但是，8472萬元不是一筆小錢，改變善款用途不是一件小事。善款使用尊重捐贈人的意願，是慈善的基本倫理，也是常識，在這樣的個案中，再次看到紅會運行機制中存在的問題。為了取信於民，紅會採取的行動是設立了「中國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這樣的獨立監督機構，但是並不如已經獨立運作的壹基金聘用「四大」之一的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擔任財務審計更為直接和有說服力。紅十字會相對於其他募捐組織，有相對健全的體制機制保障，尚且如此，對於其他一些沒有有效的管理措施和監督手段的募捐組織，對捐贈款物的佔有、使用和處分更是處於一種缺乏監管的狀況中。
（五）稅收優惠難以激發捐贈熱情
首先，法律規范過於分散，缺乏完整的關於公益慈善組織稅收的立法。對公益慈善組織及其公共事務活動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散落在不同的法律、法規中，它們之間往往缺少銜接，使得許多優惠政策無法落到實處。其次，對不同的公益慈善組織區別對待，2003年9月，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明確規定：對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向中華慈善等機構的捐贈，准予在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前全額扣除。而其他大量的公益慈善組織不能享受這樣的待遇。最後，在具體實踐中，對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少，幅度過小，不能形成刺激社會募捐發展的鼓勵性因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9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准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24條規定：「個人將其所得通過中國境內的社會團體、國家機關向教育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以及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地區、貧困地區捐贈，捐贈額未超過納稅義務人申報的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無論是個人捐贈還是企業捐贈，捐贈額都不是在應納稅所得額中全額扣除的。尤其是對企業所得稅應納稅額的扣除只有12％，比率太低，對企業捐贈不能形成良好的刺激。
三、 完善社會募捐制度的立法建議
社會募捐制度在我國還處於發展初期，社會募捐法律法規作為慈善事業的制度安排和基礎，面對現有法律制度的缺陷，應當採取積極的立法措施來解決。
（一）明確社會募捐中的主體法律關系
社會實踐中，之所以頻頻發生由社會募捐引發的糾紛，主要原因在於募集人沒有正確地把握其主體地位，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根據《合同法》關於贈與合同、《公益事業捐贈法》與《救災捐贈管理辦法》關於捐贈的規定，結合社會募捐本身固有的屬性，明確募捐法律關系中各方主體的資格和享有的權利、負擔的義務，填補立法空白，有利於規范社會募捐的運作。
首先，捐贈人作為募捐合同當事人中的承諾方，享有相應的權利和承擔相應的義務：(1)有權決定自由捐贈。捐贈應當本著自願和無償的原則，並有權決定捐贈物的品種、數量、金額等。捐贈的財產應當是其有權處分的合法財產。(2)有權設定捐贈目的和用途。捐贈財產的使用應當尊重捐贈人的意願，按照約定的用途合理使用，在未徵得捐贈人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將捐贈財產挪作他用。(3)監督權。捐贈人有權向募集人查詢捐贈財產的使用、管理情況，並提出意見和建議，以保證捐贈目的的實現，防止募捐款物被濫用。(4)給付義務。捐贈人應當按照約定的時間、地點、方式將捐贈財產交付給募集人。法律規定須以登記方式發生移轉效力的應當辦理移轉登記手續，否則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5)不得任意撤銷捐贈。社會募捐作為一種公益道德性質的特殊贈與合同，加之捐贈人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商業目的，捐贈人在捐贈財產的同時，也有可能獲得一定的收益(如獲得較高的社會評價)，有時這種收益要大於捐贈財產的價值，同時參照《合同法》第186條的立法精神，除非存在法定事由捐贈是不能任意撤銷的。當捐贈人的經濟狀況顯著惡化，嚴重影響其生產經營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享有撤銷捐贈拒絕履行合同義務的權利，以符合「公序良俗」的民法精神。但是從社會募捐的價值理念角度出發，捐贈人不能享有請求返還捐贈財產的權利。(6)瑕疵擔保義務。如果由於捐贈人故意提供有嚴重瑕疵的財產或者故意不告知捐贈財產的瑕疵或者保證捐贈財產無瑕疵，從而造成受益人損失的，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其次，募集人是社會募捐合同中發出要約的一方，其權利義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依約定接受捐贈的權利。社會募捐是諾成性合同，當捐贈人直接做出捐贈行為或者做出捐贈的意思表示時，募集人便有權接受捐贈。(2)按捐贈的目的管理、使用捐贈財產的權利(義務)。社會募捐是為特定目的的利他贈與，募集人並非真正的合同受益人，對捐贈的財產沒有所有權，只擁有妥善管理、充分合理使用的權利或義務。(3)接受捐贈人、受益人監督的義務。當捐贈人、受益人查詢捐贈財產的管理和使用情況時，募集人應當如實答復。
第三，社會募捐中的受益人處於利益第三人的地位，而非合同當事人，其權利義務表現在：(1)享有受益權。受益人有權根據捐贈人和募集人訂立的為第三人特定利益的募捐合同而獲得捐贈財產的使用權，享有利益。(2)按捐贈意圖使用捐贈財產的義務，即受益人使用捐贈財產必須符合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原則。(3)享有債權請求權。當債務人(捐贈人)不按承諾為捐贈時，第三人(受益人)得請求債務人向自己為給付。行使請求權所獲得的捐款只能用於特定目的，不得挪作他用和作為致富的條件。換言之，它不因行使請求權而獲得捐款(含捐款余額)的所有權。(4)求償權。當捐贈人不完全履行其義務時，受益人可以請求賠償未向自己給付所生之損害。(5)以債權請求權為基礎的訴權。當募集人或者其他人侵犯其受益權時，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二）規范社會募捐程序
一是建立募捐登記制度，提高公益慈善組織的透明度
公益捐贈是具有崇高品德的行為，承載著深重的社會價值，我國法律沒有關於建立申報登記制度的規定，因此隨意性較大，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隨意發起，所以如何核實募捐發起信息正確的問題，是很多捐贈人在做出捐贈決定前會猶豫不決的主要原因。實行申報登記制度，就是要求社會募捐的募集人在募捐開始之前，先到法定的國家管理機關進行申報登記，獲得批准後才可以進行募捐。申報登記的內容應包括：募捐的目的、時間和地點、方式、救助對象、使用范圍以及其他有關事項，將社會募捐納入國家監管范圍，實行全社會統一管理，這一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社會募捐發起的隨意性。
二是建立完善的信息公示制度，對募集人籌集和使用捐贈款物的行為進行公開
要提高組織的公信力就要增加其工作的透明度。具體來說就是要把組織的規章制度、財務收支、項目運作等都向公眾公開，只有做到公開透明，才能贏得公眾的信任，讓公眾成為慈善募捐的參與者、知情者和監督者。募集人在社會募捐結束時，應將募捐的捐贈人名冊、總的募集款物數量、每位捐助人捐助款物的數量以及通過哪種方式將募集款物交給了受益人、是否有剩餘款物等事項，通過國家級和地方級的平面媒體或新聞廣播媒體進行公示，並製作書面證據以備後續查閱，接受國家法定機構(民政部門)的監督，從制度上規制社會募捐中可能出現的濫用侵佔捐贈物資、對捐贈人不負責任等現象。
三是建立資質評估和信用資格認證制度
引入第三方評價機制，讓第三方作為中立方建立起一套統一的評價監督體系。對公益慈善組織的運行能力和效率進行評估，幫助慈善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並且及時發現不作為和從事非法行為的公益慈善組織，給予資信評價，讓主管機關及時進行監管和實施懲罰措施。一些國家嘗試由政府對慈善組織進行評級，但效果欠佳，主要是公眾對政府的評級極度不信任。適當時建立行業自律協會，行業協會的競合性也會在相當程度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制約和自律作用。例如德國的募款協會為德國的募款人士提供了培訓、認證和溝通的橋梁，提高了募款活動的效率保證了募款活動在道德和法律的約束范圍內進行，極大地提高了公眾對慈善行業的信心。
四是明確募捐餘款的歸屬
要通過立法明確社會募捐的法律性質，將其界定為是附條件的利他贈與合同，即捐贈人與募集人之間為了受益人的利益訂立的一個贈與合同，該合同的目的是捐贈人捐款用於解決受贈人的特定困難，受贈人只能按照捐贈人的意圖使用善款，目的實現後，該善款的剩餘應交回募集人，由其分配給同樣需要救助的人。這樣不僅能夠解決善款余額的歸屬，還能提高慈善資金的使用效率。
（三）完善社會募捐的稅收激勵機制
我國目前的稅收立法對於慈善捐贈和慈善組織免稅的政策比較模糊、免稅額度偏低，操作程序繁瑣，打擊了人們尤其是企業的捐贈積極性。進一步完善對各類公益慈善組織的免稅優惠制度，一是對現有的優惠政策進行有效的落實。最主要的是要「從程序上保證稅收優惠的落實，稅務機關應當在企業及個人所得稅的徵收中，明確抵扣的計算方法和具體步驟。二是提高社會捐贈的稅收減免比率。目前，企業和個人只有向指定的十幾家大型基金會捐贈才可以得到稅前全額扣除的優惠，嚴重限制了社會募捐的效果和群眾的捐贈熱情，應逐步提高稅收優惠的比率。三是在免稅申請的環節嚴格審查，對現有公益慈善組織的性質重新界定，只有符合條件的公益慈善法人才能享有免稅資格，堅持合法公平的原則，對同樣地位的實體同樣對待，無論是公立基金會還是民間公益基金會，都應享有同等的優惠並承擔相同的義務。四是對慈善法人的各種活動進行嚴格區分，只有與慈善目的有關的活動才能享受稅收優惠，與慈善目的不相關的活動不能享受稅收優惠。
（四）完善社會募捐監督制度
在社會募捐的監管體系中政府的法律監督、行政監督是主導，外部的他律比如社會公眾、媒體是重要手段，自律是法律和他律的結果，也是公益組織公信力和生存的關鍵。
一是確定政府專門部門的監督
在公益慈善事業發展過程中，政府的角色應當由直接組織推動者轉變為引領者，其職能應定位為設計師、裁判員和服務員，為公益慈善事業提供引導、監管和服務，不去從事具體業務活動和項目運行。建立社會募捐的過程監督機制，
明確民政部門的執法監督機構的地位和性質，在募捐發起的條件審查、募捐款物的來去監控等方面履行執法監督權，並為種種違法募捐行為設定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對濫用權力、強行攤捐者規定處罰措施，確實保障公眾的愛心不被褻瀆。
二是完善公益組織的自律制度
公益組織的生存和發展只能依賴社會的信任，得到社會的支持，公益組織良好的自我監管日漸成為捐贈者選擇捐贈方向或從事志願服務的重要准則。加強公益組織體制改革與內部制度建設，是充分發揮公益組織在公益慈善活動中主體作用的迫切要求。第一，完善機構設置，發揮互相監督的作用。內部監控可以設立理事會，理事會由捐贈人、公益組織的成員、社會知名的代表組成，負責政策的決定和監督，同時還可以設立執行官具體執行理事會的決議，受理事會的監督。理事會通過採取定期評估執行官的工作績效，考察執行官的工作方向是否與組織的使命相悖，特別是對組織的財務運作進行嚴格監督。比如壹基金理事會由馮侖、李連傑、柳傳志、馬化騰、馬蔚華、馬雲、牛根生、王石、楊鵬、周其仁、周惟彥11人組成，負責運作的執行長是王石，健全的內部機構設置有效地增強了壹基金的公信力。第二，完善的管理制度，確保規范運作。建立公益慈善組織工作人員的持證上崗制度，保證公益慈善組織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和水平。建立公益組織的財務審計制度，在每個會計年度末及時向主管機關提交年度會計報告，年度工作報告。其中報告中最權威的是第三方獨立的審計機構出具的審計報告，內容包括公益組織基本情況、機構表現、財務狀況、公益項目和重大慈善活動的開展情況效果。」建立有效的定期回訪與抽查制度，受益人對捐贈款物的使用有進行監督的義務，受益人對捐款應當通過正規的交付渠道進行分發，應通過締結委託合同確定委託人在捐贈款、物分發過程中的義務與責任。建立強制的出具捐贈憑證制度，募集人對每筆捐款的進入，每件物品的收受，都要給付相應的接收憑證。接收憑證應由主管部門監督印製，載明接收捐贈的時間、地點，捐贈的性質與數額，捐贈人的姓名或名稱，募集人的名稱等事項。捐贈憑證可以作為所得稅扣除的依據。
三是保證社會公眾的監督權
對公益慈善組織實行社會監督的理論依據是對其「公共責任」的追問。這雖然是一種非正式的監督制度，由於受益權主體的虛擬性，僅憑行政監督、理事會監督是不夠的。其機制是社會公眾均享有監督權，使每一個對該組織關心或有疑問的人都可以對它進行檢查、監督，一旦被發現問題，則會受到嚴格的處罰，相當於給了公益慈善組織一個強烈的自律激勵。所以其操作成本低，實行有效，社會效益好，起到正式監督機制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另外，發揮媒體的輿論導向、監督、威懾作用。媒體對公益慈善活動及時、全面、真實的信息披露也幫助社會公眾對公益組織進行監督。
總之，監管體系完善，外部制度完備，監管主體到位，公益組織內部自律，社會監督氛圍濃厚，才能為公益慈善事業構起一道堅不可摧的防線。

I. 募捐的立法規范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
第二十一條 本法所稱慈善募捐，是指慈善組織基於慈善宗旨募集財產的活動。
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會公眾的公開募捐和面向特定對象的定向募捐。
第二十二條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應當取得公開募捐資格。依法登記滿二年的慈善組織，可以向其登記的民政部門申請公開募捐資格。民政部門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作出決定。慈善組織符合內部治理結構健全、運作規范的條件的，發給公開募捐資格證書；不符合條件的，不發給公開募捐資格證書並書面說明理由。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自登記之日起可以公開募捐的基金會和社會團體，由民政部門直接發給公開募捐資格證書。
第二十三條開展公開募捐，可以採取下列方式：
（一）在公共場所設置募捐箱；
（二）舉辦面向社會公眾的義演、義賽、義賣、義展、義拍、慈善晚會等；
（三）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媒體發布募捐信息；
（四）其他公開募捐方式。
慈善組織採取前款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的方式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在其登記的民政部門管轄區域內進行，確有必要在其登記的民政部門管轄區域外進行的，應當報其開展募捐活動所在地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備案。捐贈人的捐贈行為不受地域限制。
慈善組織通過互聯網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統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發布募捐信息，並可以同時在其網站發布募捐信息。
第二十四條開展公開募捐，應當制定募捐方案。募捐方案包括募捐目的、起止時間和地域、活動負責人姓名和辦公地址、接受捐贈方式、銀行賬戶、受益人、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餘財產的處理等。
募捐方案應當在開展募捐活動前報慈善組織登記的民政部門備案。
第二十五條開展公開募捐，應當在募捐活動現場或者募捐活動載體的顯著位置，公布募捐組織名稱、公開募捐資格證書、募捐方案、聯系方式、募捐信息查詢方法等。
第二十六條不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組織或者個人基於慈善目的，可以與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合作，由該慈善組織開展公開募捐並管理募得款物。
第二十七條廣播、電視、報刊以及網路服務提供者、電信運營商，應當對利用其平台開展公開募捐的慈善組織的登記證書、公開募捐資格證書進行驗證。
第二十八條慈善組織自登記之日起可以開展定向募捐。
慈善組織開展定向募捐，應當在發起人、理事會成員和會員等特定對象的范圍內進行，並向募捐對象說明募捐目的、募得款物用途等事項。
第二十九條開展定向募捐，不得採取或者變相採取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的方式。
第三十條發生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和公共衛生事件等突發事件，需要迅速開展救助時，有關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協調機制，提供需求信息，及時有序引導開展募捐和救助活動。
第三十一條開展募捐活動，應當尊重和維護募捐對象的合法權益，保障募捐對象的知情權，不得通過虛構事實等方式欺騙、誘導募捐對象實施捐贈。
第三十二條開展募捐活動，不得攤派或者變相攤派，不得妨礙公共秩序、企業生產經營和居民生活。
第三十三條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假借慈善名義或者假冒慈善組織開展募捐活動，騙取財產。

J. 代表建議：立法規范慈善市場 防止「詐捐騙捐」是怎麼回事

《慈善法》實施後，對規劃慈善市場起到重要作用，但近年來仍出現了不少詐捐事件，這說明公益慈善行業在杜絕亂象上仍存在盲點。

鑒於上述問題，董配永在《建議》中提出的建議是：首先是建議建立科學統一的慈善表彰獎勵機制，正確引導慈善市場為善行為；其次是建議盡快出台制度規范，突出大眾傳媒對慈善環境建設的價值導向和引領作用。完善媒體平台在慈善信息實名登記、前期審查、過程監管、即時阻斷等方面的具體規定，對網路募捐平台設立門檻，能較好履行審核義務的才能給予主體資格認定,明確媒體發布不實信息需要承擔的連帶責任，加強問責追責力度。

除此之外，《建議》還認為國家應當建立健全運行協調機制，明晰監管主體各方權責，以及針對個人求助行為予以約束規范，填補立法空白。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受益人的資格、權利、義務，要求受益人在發布求助信息的同時，提供完備的身份證明、資產證明、求助目標金額證明，提高對受益人行為的可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