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國電子證據立法現狀的思考

㈠ 關於我國電子證據的規定

電子證 電子證據據關於對電子證據如何採用，目前在中國理論界存在爭議，而司法實踐中的做法也不一而足。一種觀點認為，電子證據同傳統證據相比並無特別之處，它們在本質上都同屬於證明的根據，傳統證據的採用標准仍然可直接延伸至電子證據上。有人把這種遵循傳統法律精神來解決電子證據新問題的「老瓶裝新酒」做法，稱為「循傳統論」。另一種觀點認為，電子證據確有不同於傳統證據的地方，法官在審查判斷電子證據的可采性與證明力時必須進行全新的特別考慮。這反映了人們對電子證據的一種特別擔心，似乎隱含有不平等對待電子證據與傳統證據的意味，故也被戲稱為「歧視論」。
其實，無論是「循傳統論」，還是「歧視論」，都有偏頗之處，為國際上立法經驗所棄用。例如， 《聯合國電子商務示範法》第9條一方面規定了「（1）在任何法律訴訟中，證據規則的適用在任何方面均不得以下述任何理由否定一項數據電文作為證據的可接受性：（a）僅僅以它是一項數據電文為由；……（2）對於以數據電文為形式的信息，應給予應有的證據力」，另一方面又規定了「在評估一項數據電文的證據力時，應考慮到生成、儲存或傳遞該數據電文的辦法的可靠性，保持信息完整性的辦法的可靠性，用以鑒別發端人的辦法，以及任何其他相關因素」。這反映了其制定者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一個基本指導原則——既不以其是數據電文就加以歧視，也不原封不動照搬照抄傳統的認證規則。又如，分別制定有名為《1983年計算機證據法》 、 《1998年統一電子證據法》與《電子證據規則》等單行電子證據法的南非、加拿大與菲律賓，都只是對電子證據採用標准作了相對具體的註解，而未曾增加特殊條件的規定。
既考慮電子證據的特殊性，又不在可采性與證明力方面予以差別對待，這才是一種正確做法。依照中國的學理意見和法律規定，七大傳統證據的採用標准通常可歸納為關聯性標准、合法性標准與真實性標准。顯然，確立中國的電子證據採用標准絕不能拋開這三個標准另起爐灶，但同時應該有所變通。
具體來說，判斷某一電子證據應否被許可採納，主要看它同待證事實是否有一定的聯系、在形式上是否屬實以及其生成、取得等環節是否有重大違法；判斷被採納的那些電子證據的證明力大小，則主要看它在實質上的可靠程度如何以及與待證事實的關聯程度如何。誠然，上述尺度並非同等的重要。鑒於電子證據所依賴的計算機系統容易遭到攻擊、篡改且不易被發現，以及電子證據本身容易遭受修改且不易留痕，對這種證據的真實性審查，無疑具有特別的意義。

㈡ 電子證據發展現狀

您好，電子證據由於有以數字證據替代電子證據為宜的學術看法，讓人感到「科學的歸納出這種證據的內涵」是何等的重要。即使這樣，也不想再就電子證據與數字證據的兩種提法作深入的理論探討。理由很簡單，兩種提法之下的內容究竟有何巨大差異，可以從相關的學術論文中找到答案。
一、從國外的立法習慣上看，多採用「電子」一說
菲律賓的《電子證據規則》、加拿大的《統一電子證據法》、美國的《統一電子交易法》、英國政府的《電子通信法案》、新加坡的《1998電子交易法》乃至聯合國的《電子商務示範法》均無一例外地採用了「電子」一詞。另外，歐盟的《電子商務動議》、美國的《〈全球電子商務框架》等文件，雖無法律效力，卻也在為數字化交易的實際應用提供著規范和標准。那麼，為什麼這些國家和國際組織不採用「數字」一詞呢？這倒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二、「電子」觀念滲透與人類社會的各個領域
正如數字證據論者所言，「數字化信息中的『數字』與日常用語中的『數字』語意不同，無法被人們所廣泛熟悉和理解。」數字概念在當今信息時代的確不是新概念，但是人們還是傾向於「電子」一說，皆緣於電子觀念深入人心，以至於在「新生事物」的原生狀態時就出現了「電子計算機」、「電子商務」、「電子資金」等電子用語；而「電子簽名」的出現，更是把「生理特徵簽名」和「數字簽名」涵蓋其中。如果為了在明面上接觸事物的本質，棄「電子」而用「數字」，那麼是否要在世界范圍內進行一次觀念上的革新，任由外界怎麼說，只管把上列用語更改為「數字計算機」、「數字商務」、「數字資金」。不過這也會遇到難題，那就是「電子簽名」改為「數字簽名」後，就會涉及到母概念和子概念同一的問題。既然電子證據更名為數字證據後，仍然不可避免的涉及眾多的「電子」概念，那麼能否不望文生義，進而在外形下面去探求事物的本質呢？
三、「電子」觀念上的「共識」成為理論研究的基礎
從有關電子證據研究的文章來看，對電子證據的本質的認識並未達成一致（達成一致未必是一件好事情）。電子證據的廣義解釋和狹義解釋為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迴旋餘地；正如提到刑事訴訟時，往往會有廣義說和狹義說。在證據立法前景尚不明朗時，百家爭鳴的態勢使得電子證據的研究范圍只能是概然性的；同時信息技術發展的非預期性也不容許對其進行精確的、缺乏拓展空間的限定。觀念上的共識是交流與探討的基礎，而這種觀念是不能不考慮象牙塔外的情勢的。

㈢ 如何認定電子證據的效力

所謂電子證據：我國《民事訴訟法》中規定的「電子數據」，在學術與實踐中常稱為「電子證據」，兩者所指外延大致相同。

根據《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規定，電子數據是指：通過電子郵件、電子數據交換、網上聊天記錄、博客、微博客、手機簡訊、電子簽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儲在電子介質中的信息。一般來說，電子證據指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支撐的數據電文作為訴訟證據的統稱。

電子證據的司法認定

《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提出，質證時，當事人應當圍繞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合法性，針對證據證明能力有誤以及證明力大小進行質疑、說明與辯駁。這也是司法審判人員審查和核實電子證據的標准。

真實性：審查電子證據出處、生產時間、地點、製作參與人、形成過程等情況，據此明確證據材料內容是否客觀真實、有無刪改、偽造等。

關聯性：訴訟人應當對糾紛中帶證明事實相關聯的材料給予充分證明，根據認定規則盡可能保持證據材料原始狀態有助於提升電子證據的可信度。

合法性：一方面，保證證據提供主體身份合法是前提條件，不僅包括證據收集身份要合法，還包括證據審查製作、收集、提取過程中的相關主體；另一方面，是證據材料收集方法與過程需遵從法律法規。

㈣ 電子政務相關法律問題與現狀

電子政務是現代信息技術在公共行政中推廣應用而產生的一種新的公共行政模式，是當代政府管理創新的主要方面。近年來，隨著全球信息化步伐加快，我國電子政務應用不斷深入，其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電子政務的快速發展。因此，加強對我國電子政務立法問題的研究，認真分析我國電子政務立法現狀，系統總結其存在的主要問題，並提出有效的對策，對推動我國電子政務持續、健康發展和促進我國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我國電子政務立法現狀

從世界范圍看，各主要發達國家都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進本國電子政務發展的法律法規。如英國2001年5月通過的《電子通信法》，確立了數字簽名的法律地位；新加坡制定了《信息安全指南》、《電子認證安全指南》，為其電子政務發展在法律上提供了依據；美國目前已形成以《電子政府法》為核心的較為完善的電子政務法律體系。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電子政務發展起步較晚，其相應的立法還處於探索發展階段，先後出台了一些與規范電子政務發展有關的法律法規。

根據這些法律法規與電子政務發展和建設的關系可歸納為4類：

（1）計算機法，主要是有關計算機系統安全和保密的法律規范以及計算機軟體保護法，如《計算機系統安全保護條例》、《計算機軟體保護條例》等。

（2）互聯網法，主要是針對國際互聯網的接入、安全、設施、經營以及主管部門等事項做出規定，如《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規定》、《互聯網服務管理辦法》、《中國互聯網域名注冊暫行規定》等。

（3）信息法，主要是有關政府信息化的法律和規章，如《北京市政務和公開服務信息化工程建設管理條例》等。

（4）政務公開法，主要是對政府有關業務流程和政策制定、執行及結果的公開，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草案）》、《行政許可法》、《政府采購信息公告管理辦法》等。

總體上說，我國電子政務立法還處於「無綱領性立法、無確定立法規則、無有效的立法評價及監督機制」的三無狀態[2]，現有法律法規的法律效力層次低，規章佔大多數，至今我國尚未出台關於電子政務的綱領性立法以及明確的立法規則，更不用說評價及監督機制。

2、我國電子政務立法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電子政務應用步伐加快，其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日益凸現，越來越不利於電子政務的深入發展。

2.1立法模式存在的問題

在國外，電子政務立法有統一立法與單行法相結合模式和分散模式。美國屬於前者。2002年12月美國通過《電子政府法》，並與其他單行法配套，如《政府紙張消除法》等。而我國則屬於後者。有關電子政務的法律法規分散在計算機法、信息法、互聯網法等單行法中。分散立法的缺陷是其法律環境適用復雜，尤其我國特定的社會環境使分散立法的缺陷更加突出，因為在我國大多是部門立法，法律階位低，缺少統一的原則和標准，沖突現象嚴重，導致電子政務的特徵不明顯，實施效果差。

2.2電子政務標准立法亟待完善

雖然我國已制定了《電子政務標准》，但它只是一個標准框架，可操作性和檢驗性較差，全國各省市電子政務建設還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國各級政府信息化的起步時間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也參差不齊；另一方面我國缺乏對電子政務建設標準的立法，在實踐中採用不同的技術標准和傳輸協議。這就不容易互聯互通，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形成「信息孤島」現象，導致部門間協作性和安全可靠性較差，也不利於政府改進管理方式和提高行政效率。

2.3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存在的問題

從美國立法過程看，在其電子政務發展過程中，先後制定了《陽光下的政府法》、《信息自由法》、《政府信息公開法》等，著力打造「陽光下的政府」。而我國至今仍沒有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法，並且早在1988年就通過以「凡不宣布公開的事項皆推定為保密」為原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守國家秘密法》，這遠遠不能適應電子政務條件下政務公開的要求。在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社會對政府信息的需求與政府信息的供給存在著巨大差距，政府掌握了80%以上的信息，有很多信息不論是理論上還是實際利益權衡上都應公開但未能公開[3]。政府信息公開沒有成為一種制度，造成政府信息獲取困難，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權，浪費了信息資源，容易滋生腐敗。

2.4公民隱私權保護立法存在的問題

在電子政務環境下，政府收集、儲存和利用信息時，容易侵犯公民個人利益。政務公開要求政府職能部門將各自收集、儲存及分析的信息公之於眾，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權，這將導致大量個人信息被公開，容易侵犯公民隱私權。這是電子政務發展過程中公民隱私權保護的特有問題，而我國現行法律對什麼是個人隱私、如何保護個人隱私，尚無明確的規定。因此，如何加強對公民隱私權的保護，成為電子政務立法中不可忽視的問題。

2.5立法滯後制約電子政務發展

電子政務立法滯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其健康發展，主要表現在：許多亟待法律規范的事項並沒有相應的法律規范；許多現有法律規范中的具體規定不適應電子政務發展需要，有的與電子政務發展相抵觸，如對關乎電子政務根本性質定位的電子政府的法律地位問題，我國法律並沒做出明確規定；對電子政務建設資金的來源、預算、使用以及監督等問題，也基本上沒有法律的統一規定；涉及政府信息資源管理、政府信息公開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都需要修訂和完善；有關網路安全、政府信息認證、加密以及公眾知情權等方面的網路法律法規幾乎是空白。

2.6信息安全立法有待加強

電子政務直接涉及到各級政府的核心政務，關乎黨政部門乃至整個國家的利益，因此，保障政務信息安全成為各國政府普遍關注的問題。一些電子政務發達的國家陸續制定專門的關於電子政務安全的法律法規，如英國《官方信息保護法》等。我國雖已出台了一些與網路信息安全有關的法律法規，但是電子政務在信息技術催化下快速發展，對信息內容安全性不斷提出更高標准，而保障電子政務安全的專門法規迄今尚未制定，導致現有的法律法規難以適應電子政務發展的需要。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我國電子政務建設不斷推進，政務信息暴露和泄密的機會日益增多，政府的網路安全隱患也令人擔憂，主要表現在：一方面網路訪問的隱蔽性和不確定性易遭到病毒感染和「黑客」攻擊；另一方面內部人員的蓄意破壞、越權處理公文、竊取國家機密等惡性事件頻繁發生[4]。這些隱患可能導致國家及政府形象受到損害，對國家安全也構成威脅。因此，保障信息安全成為我國電子政務立法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3、加快我國電子政務立法步伐的對策

完善的電子政務法律體系是電子政務規范有序發展的重要保障。為了推動我國電子政務的健康發展，要樹立「立法先行」觀念，通過制定新的法律法規、修訂已有的相關法律，逐步建立電子政務相關法律的體系，從而促進我國電子政務的規范、健康發展[5]。

3.1加快電子政務基本法的制定

電子政務基本法是構建電子政務法律體系的基礎，它既是制定下位法律法規的依據，又是理順電子政務法律體系內部層次關系的前提。許多國家都通過制定電子政務基本法來統領、指導及協調各單行電子政務法律法規。因此，為了消除分散立法模式弊端，我國應借鑒其他國家經驗，在今後的電子政務立法上選擇統一立法與單行法相結合的模式，盡快制定《電子政務法》，以保障我國電子政務的快速發展。

3.2建立健全電子政務法律體系

電子政務法律體系建設，本質上是為電子政務提供一個公正透明和諧的環境。我國要在既考慮國情又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立法，構築起完善的電子政務法律體系。該體系與計算機法、互聯網法和信息法存在交叉關系，但不是簡單的拼湊和疊加，而是一個獨立的、具有自己內在規律的體系，除包括《電子政務法》外，還包括《電子政府法》、《電子政務技術法》、《電子政務基金法》、《電子政務行政法》和《電子政務監督法》等[6]。另外，還應包括用來規范某些重要行政部門電子政務實踐的法律規范，如電子稅收法、電子警察法和電子海關法等。

3.3擴大政府信息公開程度，盡快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法》

政府信息公開是建立法治政府的標志，也是電子政務向縱深發展的必要條件。借鑒國外經驗，政府信息公開必須由法律來統一規范。針對我國現狀，應遵循及時、真實、公正和方便的原則，明確政府信息公開的內容、方式、范圍和程序，盡快出台《政府信息公開法》。政府信息除在政府網站上公布外，還應通過媒體、政府信息公告欄、公共電子屏、新聞發布會和公眾服務熱線等及時發布，促進政府信息公開行為法制化。

3.4加強對公民基本權利保護的立法

保護公民基本權利是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則。在電子政務中應保護公民信息權和隱私權。公民信息權包括信息產權、信息自由權、信息自主權、信息平等權和信息救濟權等，其中信息平等權尤受社會關注，即「信息鴻溝」，主要指貧困地區因缺乏電信基礎設施，不能通過計算機網路等獲取信息、接受先進教育所產生的不同地區和階層的信息權落差[7]。借鑒國外經驗，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和給付請求等推進電信設施建設和人才培養來實現公民的信息平等權。另外，對公民隱私權保護的立法也是當務之急。在實踐中除採取技術上，加密外，還應藉助立法加強對公民隱私權保護，明確政府在收集、存儲和傳輸數據中的保密責任，保證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

3.5加強對電子政務標準的立法

從國外立法經驗看，為了推動政府信息化和電子政務發展，關鍵是搞好整體規劃，制定統一的標准。針對我國電子政務發展現狀，一方面在《電子政務標准》的基礎上，遵循「急用先行，成熟先上，科學先進，切實可行」的原則[7]，從整體著眼，積極吸取社會各種力量推動電子政務標準的修訂與完善；另一方面在電子政務建設上，必須科學規劃，所有技術、標准、協議和介面都遵循相關標准，以保證網路的標准性、開放性和安全實用性，使我國的信息資源能得到充分利用。

3.6修訂與電子政務發展相沖突的法律法規，健全其他相關法律法規

電子政務的實質在於制度創新，這意味著政府工作的內容、方式和程序等都將面臨著變革，而應對這些變革僅靠政府自身努力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法律。在電子政務實施過程中，法律法規應隨著電子政務的發展而調整，對不適合實際需要的法律，通過對其內容的廢除、修改、合並和補充，以適應電子政務發展的需要。如，《刑法》中不僅需要將各種可能出現的危及電子政務系統安全的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還應規定相應的具體刑罰，同時《合同法》、《證據法》等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修改。另外，為了促進電子政務的健康發展，還需新的立法，特別是與信息及信息技術應用相關的法律法規，如關於簡化行政管理過程和規范政府間文件傳輸的立法等。

3.7重視信息安全的立法，提高電子政務的安全水平

安全是電子政務的生命，信息安全成為當前電子政務信息化過程中的關鍵問題，是電子政務建設中的重中之重。政務信息公開可能使其安全性受到沖擊，要保障其安全，僅依靠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藉助立法來解決。在對信息安全性方面進行立法時，應貫徹「積極防禦，綜合防範」的方針，明確電子政務的安全標准、具體規則以及對違反者的懲戒措施，對政府信息網路安全保護的操作標准做出統一規定，著重從制度層面上完善政府部門信息安全法規建設，對不同政府部門的數據安全和保密信息篩選制度以及信息認證等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全面提高信息安全的防護能力。從而為保障國家信息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建構良好的制度屏障。

㈤ 誰知道我國法律對電子證據法律效力的規定啊

我國法律對電子證據法律效力的規定：
電子證據，亦稱計算機證據,是指在計算機或計算機系統運行過程中產生的以其記錄的數據和資料來證明案件事實的電磁記錄物。
1、我國《民事訴訟法》(1991年制訂，2007年修訂)。在第六十三條證據的種類里，只規定了七種,物證、書證、視聽資料、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以及勘驗檢查筆錄，有「視聽資料」，無電子證據這一證據分類。其餘兩大訴訟法的情況也是如此。傳統的視聽資料與電子證據在表現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民事訴訟法制訂在1991年，當時的中國法律實務界幾乎沒有計算機電子證據的摡念。到現在計算機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是否可以把電子證據歸入視聽資料，在法學界是存在比較大的爭議的。
2、(1)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1年)。作為民事證據的權威司法解釋，其第二十二條規定：「調查人員調查收集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的，應當要求被調查人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在這里，是把計算機數據作為視聽資料。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2002年)。其第十二條規定：「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一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視聽資料」。
從高法的以上兩個有關民事、行政證據的司法解釋看，最高人民法院是把計算機數據這一電子證據作為視聽資料來看待的。司法解釋不能突破立法的框架，在訴訟法證據法對電子證據沒有規定之前，勉強把電子證據歸類到視聽資料，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這種歸類卻與《合同法》的規定相抵觸。
3、我國《合同法》(1999年)。其第十一條規定：書面形式是指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從合同法的規定看，是把數據電文作為合同的書面形式，也就是書證。這與高法的上述司法解釋將電子證據作為視聽資料是完全不同的。

㈥ 關於我國電子證據的規定

根據《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一條，電子數據是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

電子證據主要包括如下：

1、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路平台發布的信息。

2、手機簡訊、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路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

3、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誌等信息。

4、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例外：以數字化形式記載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證據,不屬於電子數據。

(6)關於我國電子證據立法現狀的思考擴展閱讀

為規范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提高刑事案件辦理質量，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出台了《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將自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

《規定》明確，電子數據是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包括：網頁、博客、朋友圈等網路平台發布的信息，手機簡訊、電子郵件、即時通信等網路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等信息，文檔、圖片、音視頻等電子文件。

《規定》要求，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應當由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取證方法應當符合相關技術標准。收集、提取過程中，如能夠扣押電子數據原始存儲介質的，應當扣押、封存原始存儲介質，並製作筆錄，如無法扣押原始存儲介質的，可以提取電子數據，但應當註明原因、存放地點或電子數據的來源等情況。

《規定》明確，如存在數據量大無法或不便提取，或者提取時間長可能造成電子數據被篡改或者滅失的等情形，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或者檢察長批准，可以對電子數據進行凍結。凍結電子數據，應當採取計算電子數據的完整性校驗值、鎖定網路應用賬號等方法。

《規定》要求，收集、提取的原始存儲介質或者電子數據，應當以封存狀態隨案移送，並製作電子數據的備份一並移送，對網頁、文檔、圖片等可以直接展示的電子數據，可以不隨案移送列印件。對凍結的電子數據，應當移送被凍結電子數據的清單，註明類別、文件格式、凍結主體、證據要點、相關網路應用賬號，並附查看工具和方法的說明。

《規定》明確，電子數據是否真實，應當著重審查移送的是否是原始存儲介質、電子數據是否具有數字簽名或證書等特殊標識等內容，對電子數據是否完整，應當採取審查原始存儲介質的扣押、封存狀態等方法進行驗證， 對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是否合法，應當著重審查收集、提取電子數據是否由二名以上偵查人員進行以及取證方法是否符合相關技術標准等內容。

《規定》明確，如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電子數據鑒定意見有異議，可以申請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出庭作證。人民法院認為鑒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公訴人、當事人或者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申請法庭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意見提出意見。

《規定》要求，在電子數據的收集、提取程序中，如存在未以封存狀態移送等瑕疵的，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如電子數據系篡改、偽造或者無法確定真偽的，以及電子數據有增加、刪除、修改等情形，影響電子數據真實性的，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

㈦ 電子商務法對傳統立法產生的挑戰

個人認為電子商務對我傳統法律的的挑戰有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行為規范問題。
這些新型民商事主體准入方面不規范。一是電子服務商的設立不規范，其設立的條件、程序以及經營的范圍缺乏相應規范;二是從事電子網路經營活動的主體資格缺乏規范。傳統的民商事主體需經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登記
注冊、領取營業執照，方可在核准登記的經營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由於網路的虛擬性，物理主體一旦進入虛擬空間，物理上的特徵全都消失。電子商務主體在電子商務平台上以虛擬的形式出現，這個主體是否是一個合格的行為主體人們無法確認。再由於網路市場的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性，使得電子商務經營商從事的經活動多樣化，可以不受行業、部門、區域的限制，如果適用傳統民商事主體嚴格規定的經營范圍，便不足以體網路市場的特點，不利於電子商務便捷性、高效性的發揮。
二、取證問題。
由於網上虛擬如何界定證據的概念，一直是我國法律上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我國民事訴訟法並未對證據的概念作出明文規定，學術界一般參照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1款的規定來解釋民事證據。該條款規定：「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都是證據。」於是，我國許多學者據此得出「證據就是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事實」這樣的證據定義。暫且不論這樣的證據定義是否科學，單就其用於電子證據而言，就顯得更難以讓人信服。從目前的實踐來看，人們經常面對並且普遍接受的電子證據包括電子郵件（E-mail）、電子公告（BBS）、電子聊天（E-chat）、電子數據交換（EDI）與電子簽名（E-signature）等，那麼，試問它們中哪一個屬於事實（
Fact）呢？再者，由於電子數據只能處於一種虛擬的環境中，它們很容易遭受篡改、且不易被發覺，司法人員又如何確保他們所用的電子數據必然是真實的呢？如果上述回答是否定的話，則顯然那種認為
「（電子）證據是指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電子形式的）事實」的觀點不能成立。
三、認證問題。
認證是指法官對證據的認定，它主要包括採納與採信兩個方面，即可采性認定與證明力認定兩個方面。我國法律對於證據的採納標准與採信標准只作了形式上規定，而未作實質性規定。依照我國學理的主流意見，
某一證據必須具有關聯性、合法性與真實性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證據證明力的大小取決於確實性與充分性。
上述標准似乎理應當然適用於電子證據。一般來說，關聯性和充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事實問題，電子證據是否具有關聯性與充分性同傳統證據相比並無特別之處。但是，合法性標准與真實性標准肯定會構成我國判斷電子證據可采性的難題，確實性標准也肯定會構成判斷電子證據證明力的難題。任何國家面對新生事物所做的法律應對都不可能脫離本國的法律環境，因此各國的做法雖有相通之處，但差別也很明顯。從世界范圍來看，為消除電子商務糾紛中的證據障礙，一些國家、組織和個體通過立法、司法、判例和理論研究等方式做出了積極的回應，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對策，積累一些有益的經驗。通觀解決電子證據障礙的現行做法，基本上可以概括為立法途徑、司法途徑與合同途徑三種。我國應對電子商務引發證據障礙的措施無非也是以上三種途徑。其中，合同途徑主要取決於電子商務當事人，其效果好壞與當事人不無關系，而且該措施有著自身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比如它不能克服由法律產生的強制條款、不能用以對抗第三人、至少對第三人沒有強制拘束力等等。至於司法途徑，由於我國沒有判例法的傳統，法官造法的權力有限，故它在我國亦有局限性。

考慮到我國目前正面臨制定民事證據法與電子商務的契機，
民事證據法律制
度正處於變革時期，
這為一攬子解決電子證據障礙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同時也
為徹底弄清電子商務可能會到的證據問題設置了限制。
因此，
相比而言，
立法途
徑才是我國較為理想的選擇，
它能夠全面解決我國電子商務活動中遇到的各種電
子證據障礙問題。
這是我國最現實最有效的法律應對。
只有盡快行動起來，
並在
以後適時調整，我們才能有效地解決電子商務活動中可能出現的各種證據問題。

㈧ 電子文件的法律證據地位主要有哪幾種觀點

您好，從我國目前情況看，在電子證據的可采性認定方面，缺乏較健全的法律支持。目前我國規定電子證據收集、認證等方面內容的大多是司法解釋，其內容零散不成體系，缺乏剛性條款，沒有較健全的法律支持。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偵查機關偵查工作貫徹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部分第5條等部分法律條文涉及到訴訟中的電子證據問題，建議盡快完善我國的電子證據立法，對電子證據的適用范圍、採納條件、可采性原則等作出明確規定，以滿足社會需要。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該《規定》第22條：「調查人員調查收集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試聽資料的應當要求被調查人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可見現行證據法規是把計算機證據作為試聽資料證據的一種予以明確的。
近年來，理論界對於電子文件證據的種類歸屬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學者認為，應將電子文件證據劃入書證；也有很多學者的觀點與《規定》一致，將電子文件證據歸為視聽資料。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i周詳的回答。

㈨ 2網路證據的法律地位分析（是否屬於視聽資料，還是一種單獨的證據類型

在民事訴訟法上屬於新的獨立分類，即電子證據。

論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
作者:mhyy1982 發表時間: 2002/12/27 13:13 點擊:183次 修改 精華 刪除 置頂 來源 轉移 收藏
摘要：本文在確認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基礎上，分析了其作為一種新型證據所具有與傳統證據類型不同的特點；以此說明在國內進行證據規則的立法時，應該將電子證據作為獨立證據類型列入可接受的證據清單中。
關鍵詞：電子證據 可接受性 證據清單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電子商務迅猛發展，數字化通訊網路和計算機裝置使得信息載體的存儲、傳遞、統計、發布等環節實現無紙化。但是，這種信息載體的革命性變革也引發了諸多法律問題，單從程序法律角度來講，就涉及到網上法律問題的管轄和電子商務中相關電子資料的證據力問題。而電子資料的證據力又與電子證據在證據法中的法律地位直接相關；從最近的學術資料中可以看出，電子數據的證據價值在法學研究與法學實踐中得到相當的肯定，這也使得討論電子證據法律地位問題的時機日漸成熟。
我國關於證據規則的立法一般是開列一份可接受的證據清單，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規定：「證據有下列幾種：（1）書證；（2）物證；（3）視聽材料；（4）證人證言；（5）當事人的陳述；（6）鑒定結論；（7）勘驗筆錄。」這類立法不象德國、日本等國的證據法那樣可以自由提出所有有關證據，開放程度較低，致使經過計算機傳輸和處理形成的電子證據難以確定其證據價值和法律地位。由於網路安全和電子商務風險等方面的原因，人們對電子證據在生成、存儲、傳遞和提取過程中的可靠性、完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這種對電子證據可信度予以「高標准，嚴要求」的理念，足以表明電子證據不同於以往的證據規則，是一種全新的證據類型。
鑒於我國證據法的相對滯後性和不確定性，以及法學理論界關於電子證據的一些爭議，本文針對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問題仍須闡明如下觀點：

電子證據可以作為訴訟證據

電子證據是存儲於磁性介質之中，以電子數據形式存在的訴訟證據。反對電子證據作為訴訟證據的人認為，電子證據可能由於人為因素以及網路環境和技術限制等原因無法反映客觀真實情況。但是其他傳統類型的證據在真實性、可靠性方面也不是沒有弊端的。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依據；《民事訴訟法》規定：一切證據必須查證屬實，才能成為認定事實的根據；《行政訴訟法》規定：一切證據必須經法庭審查屬實，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這些規定表明任何證據都有其脆弱性，因此需要「查證屬實」。依此邏輯，電子證據只要「查證屬實」，就可以與其他證據一樣成為訴訟證據。
證據的「可接受性」不僅是電子證據面臨的問題，其他證據也不例外；誠然，我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電子證據可否作為訴訟證據，但是這種日益普及的新事物已是無法迴避。「實踐中一切能反映案件真實客觀情況的材料都可以作為證據。……我們唯一的出路只能是結合國際通用的證據規則對此予以應答」。從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方面看，可以從《聯合國電子商務法範本》中找到佐證。該範本第九條第一款指出，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在應用有關證據的任何規則時，如果涉及一條數據消息作為證據的可接受性，就不能以它僅僅是一條數據消息為理由予以拒絕，更不能在當它是提供者在合理情況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證據時，僅以它不是原初形式為理由加以否認；其第二款進一步闡明，「以一條數據消息存在的信息，應當獲得其應有的證據分量。在評價一條數據消息的證據分量時，要考慮到生成、存儲或傳播該數據消息時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慮到保持該信息完整性時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考慮到判明其原創者時所用方法的可靠程度，以及其它的相關因素」。電子證據不為法院和仲裁機關採納的後果是不可想像的，它意味著電子商務交易的實體法保障難以實現，使電子商務交易演變成高風險的交易形式。
如果我們在法律上對計算機存儲數據的採集，保全以及對其內容的真實性、完整性的認證等程序作出明確規定，通過電子數據的中轉存證解決電子數據的不確定性問題，使電子證據的不可抵賴程度大為提高，那麼一項符合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的電子證據就基本掃清了作為訴訟證據的法律與技術障礙。

二、電子證據不同於傳統的書證

傳統的書證是有形物，除可長期保存外，還具有直觀性、不易更改性等特徵，如合同書、票據、信函、證照等。而電子證據往往儲存於計算機硬碟或其他類似載體內，它是無形的，以電子數據的形式存在，呈現出與傳統書證不同的特徵。
首先，電子證據保存的長期性、安全性面臨考驗，計算機和網路中的電子數據可能會遭到病毒、黑客的侵襲、誤操作也可能輕易將其毀損、消除，傳統的書證沒有這些問題的困擾；其次，電子證據無法直接閱讀，其存取和傳輸依賴於現代信息技術服務體系的支撐，如果沒有相應的信息技術設備，就難以看到證據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提取電子證據的復雜程度遠遠高於傳統書證；再次，雖然傳統書證所記載的內容也容易被改變，在司法實踐中亦曾發生過當事人從利己主義考慮，擅自更改、添加書證內容的現象，但是作為電子證據的電子數據因為儲存在計算機中，致使各種數據信息的修正、更改或補充變得更加方便，即便經過加密的數據信息亦有解密的可能。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對電子證據可靠性的查證難度是傳統書證無法比擬的。
電子證據與傳統書證的差異是顯著的，在證據立法相對滯後的情況下，將其歸入傳統書證只能是權宜之計。事實上，電子證據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不僅體現為文本形式，還可以圖形、圖像、動畫、音頻及視頻等多媒體形式出現；這些暫且不論，電子證據以其對現代信息技術和安全防範措施的依賴，就已顯示出不同於傳統書證的獨立性格。

三、電子證據不宜歸入視聽材料的范疇

訴訟法學界相當一部分學者從電子證據的可視性、可讀性出發，對視聽材料作出了擴大解釋，突破了視聽材料關於錄音帶、錄像帶之類證據的局限，把電腦儲存的數據和資料歸於視聽材料的范疇。但是，視聽材料在證據法中的地位是有限的，它充其量是印證當事人陳述、書證、物證等其它證據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說，視聽材料能否作為定案證據，還必須結合其它證據來考察。正如《民事訴訟法》第66條規定，人民法院對視聽材料，應當辨別真偽，並結合本案的其他證據，審查確定能否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把電子證據歸於視聽材料的人認為，這是電子證據易於被偽造、篡改、拼接，且難以被覺察和發現的特點所決定的。事實上，電子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的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領域值得探討。
拿網上購物合同為例，通過電子商務平台系統，該合同從訂立到履行的全過程基本可以在網路上完成。如果當事人之間發生相關民事爭議，他們所能提交的只能是計算機儲存的數據和資料，法院將電子證據按視聽材料處理時，就會陷入缺乏其它證據可供印證的尷尬境地。由於電子商務的飛速發展，網上的隱私權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合同問題日益突出，電子證據在證明案件主要事實的過程中將起著關鍵作用，這是視聽材料的印證作用所無法解釋的。雖然電子證據與視聽材料都必須通過一定手段轉換成能為人們直接感知的形式，但是電子證據是從計算機儲存的數據和資料中提取，並且需要對數據重新整合才能反映出案件事實，其中一些數據經計算機輸出後更象是一種書證。
因此，筆者認為將電子證據簡單地歸入視聽材料一類會限制其證據效力的發揮，進而影響到案件事實的認定，使法律關系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四、正確認識與電子證據有關的全球化解決方案

聯合國貿法會採用了功能等價方法，以使電子證據符合「書面形式的要求」，並且對「原件」作了擴大解釋，主要考慮到英美法系國家的傳聞規則與最佳證據規則會制約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事實上，英美等國為了適應計算機技術廣泛應用的現實，也已突破了傳統證據法的限制。而大陸法系國家，多是允許自由提出所有有關證據（如德、奧、瑞典等國）或是開列一份可接受的證據清單（如我國），因此在對電子證據的接納上看並不存在實質性障礙。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功能等價方法作為全球化解決方案主要解決的是電子證據的可接受性問題，而電子證據在各國證據法中的法律地位仍然需要各國在各自的證據法體系中予以確證。由於各國的法律傳統和信息技術發展的差異，在電子證據究竟屬於何種類型的證據這一問題上的規定是不可能一致的。如果我們繼續在證據的可接受性上進行爭論，就可能會喪失證據法律為信息化社會服務的良好機遇，也會給我國的信息化進程帶來不必要的程序法律障礙。因此國內證據法在考慮電子證據的法律地位時，還要規定相應的具體規則以統一認識，以避免法院和仲裁機構因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造成電子證據歸類方面的分歧。

結語

鑒於電子證據以數字信號的方式存在，它的客觀性、可靠性、不可抵賴性受計算機網路系統及其所依存的軟硬體環境的影響很大；電子證據與案件事實間的關聯性，也由於用特定的二進制編碼表示，需要用特定的技術手段來確定。另外，電子證據表現形式的多樣性（如文本、圖形、動畫、音頻及視頻等多種媒體信息），也使它難以完全歸入任何一個傳統類型的證據當中。在確立電子證據的具體規則時，如果考慮到這些重要特點，我們就會把電子證據視為新的證據類型，進而對電子證據的收集原則、收集方式及其運用作出有利於實務操作的規定，以適應計算機網路與電子商務飛速發展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