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生省立法

⑴ 請問輸血感染艾滋病的幾率是多高還有，進行地下賣血交易得艾滋病的幾率為多少

獻血的人本身患有艾滋病，這個人獻出的血中含有艾滋病病毒，經輸血進入健康的人的體內，輸血人也會感染艾滋病，而為艾滋病患者抽血使用的針頭，如經再次使用，會傳染至下一個獻血人的體內。
通過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是最早的艾滋病病例之一。前面已經談到在最初階段用四個「H」代表艾滋病的特點，其中一個「H」就是通過輸血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病人。美國1985年4月累計艾滋病病人226例中因輸血和使用凝血因子的血友病人199人，佔2.16％。通過輸血感染艾滋病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世界各地發現。西歐21國1985年9月報告艾滋病1,573例，因輸血或使用凝血因子而感染的血友病人88人，佔6.8％。發展中國家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比率甚至更高。1992年非洲因輸血所致艾滋病病例約佔全部病例10％。我國在北京、上海、廊坊、承德等地，相繼發現輸血者艾滋病病毒抗體陽性，或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病例。在某些國家甚至構成轟動一時的丑聞。

法國：1985年法國全國輸血中心主任加雷塔等將明知帶有病毒的血液輸給1200名輸血病人，造成一些人死亡，加雷塔本人被判刑4年，罰款10萬美元，衛生部部長也因此辭職。

日本：1978年日本厚生省批准從美國進口血液制劑後，各大制葯公司一哄而上，日本血液制劑的進口量直線上升。據統計，僅1979－1983年日本進口血液量就增長了4倍。目前，日本的血液制劑90％靠進口，年消耗約佔世界血液制劑總量的三分之一。日本負責從國外進口血液制劑業務的是以日本「綠十字」為首的五大制葯公司，其中「綠十字」占進口總量的60％，並從這種買賣中，賺取了巨額利潤。早在1982年，綠十字公司總部就接到報告說，該公司設在美國的26個采血站中有2個因發現艾滋病病毒而被迫關閉，但公司負責人對此不以為然。結果使日本約4,000多名血友病患者中，1,800人因輸入血液制劑染上艾滋病病毒，其中近400人因患艾滋病而喪生。綠十字公司的創立者為內藤良一，原是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石井田郎手下一名得力干將。他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前，溜到美國偷回了真空乾燥技術，為日本製造裝填細菌用的陶瓷炸彈提供了技術保障。當年 731部隊就是利用內藤偷來的技術在哈爾濱進行多種細菌炸彈試驗的。石井和他受到美國的包庇，得以保留下來。1950年內藤在綠十字的前身日本血液銀行成立時，在公司曾擔任專務、副社長、社長，直至董事長。1989年起，大阪和東京兩地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相繼向法院提出起訴，但訴訟一拖再拖。原因是厚生省在1983年就已充分認識到這種血液制劑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險，但卻沒有採取任何中止使用的措施，1983年後綠十字公司的負責人中有6人是從厚生省葯務局退下來的局級幹部，當時的公司社長松下廉藏就是從厚生省調入的，是內藤的心腹。除局級幹部外，從厚生省調到綠十字公司的一般業務骨幹亦占公司職員總數的10％。日本輿論界說：「綠十字公司早已變成厚生省葯務局的一個分部了。」內藤還和日本原帝京大學副校長安部英關系密切。安部英作為日本血液凝固學方面的權威，對制訂日本血液制劑政策具有決定性影響。1983年安部英擔任厚生省設立的艾滋病研究小組組長，掩蓋了血液制劑受到嚴重污染的真相。經過5年的斗爭，東京、大阪兩地地方法院分別作出判決，國家和出售血液制劑的五大制葯公司向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受害者謝罪，賠償每一位受害者4,500萬日元，並負責解決受害者的治療問題。以現任厚生省大臣為首的政府代表以及相關的五大制葯公司負責人先後跪倒在受害者及其家屬面前，表示懺悔和請罪。（《光明日報》，1996年3月23日，第6版）

印度：孟買血液中心在1992－1994年提供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供給至少10家市醫院，中心職員還在黑市出售污染血液，該中心30％的血液來自專業供血員，許多人有艾滋病病毒，該中心現已被印度紅十字會關閉。(HIV/AIDS Legal Link, 1995，no.3, p.28)

我們有理由問：我國是否也有這種對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輸血血液漫不經心的血站？鑒於我國在醫院接受輸血的病人，通過輸血感染各種類型的肝炎的比率相當高，衛生部門應該盡快將防止輸血傳播艾滋病病毒、保證安全供血作為最緊急的任務來完成。

然而，即使衛生部門作了很大努力，也難以保證輸血的絕對安全，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

美國：1986年報告有1,200名接受輸血者和500名血友病患者因輸血或凝血制劑而感染艾滋病，佔全部艾滋病病例的3、5％。突然間，所有人都有了通過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危險。當1983年第一個因輸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登記在案時，美國紅十字會和美國血庫協會都不願意承認艾滋病可通過血液傳染。1985年才有抗體檢測，但美國衛生部於1983年3月要求血液中心開始對供血者的高危生活方式進行預篩。供血前的篩查基於關於艾滋病的醫學的流行病知識，要求供血者閱讀教育材料，對特殊的生活方式問題作出回答。這些努力成功地減少了高危供血。1982年舊金山供血者中的艾滋病病毒現患率為1.1％，1983和1985年間減少了90％。全國首次供血者中的現患率為0.0155％，為美國全國人口現患率0.4％的4％。發明抗體檢測後，接受一個單位的艾滋病病毒陽性血的危險從1/153,000單位降到1990年的1/210,000分之一，1994年為400,000分之一（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隨著輸血單位量的增加，個人危險也增加，幾乎100％接受艾滋病病毒陽性血都感染艾滋病病毒，並發展為艾滋病。

醫學界早就知道輸血會帶來危險。美國紅十字會輸血部估計，每10,000名接受者中患嚴重或致命的輸血傳染病有3人，約每年1,200人，患艾滋病的危險為1/400,000，相當於麻醉導致死亡的比率。然而，公眾仍然關注輸血的安全性。美國血庫協會1993年進行的電話問卷調查發現，28％的人擔心他們會通過供血而感染艾滋病，50％擔心通過接受輸血而感染，10％說非常可能發生。80－90％的人支持對故意供感染艾滋病的血的人刑罰處理；強制檢測醫務人員；強制檢測醫院病人；並要求將陽性結果報告給公共衛生當局。

1986年美國血庫協會（代表2,370家獨立的血液收集中心）建議在任何手術或輸血前徵得知情同意，並記錄在案。因為許多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訴訟案都涉及未能獲得知情同意。

在美國志願血液收集和供給系統是一個20億美元的市場。美國紅十字會通過遍布全國的44個地區中心收集51％的全國血液供應。1990年這些中心獲得了7.41億美元的收益，140萬免稅的利潤。各地違反聯邦血液收集和加工標準的事件時有報告。美國血庫協會成立於1947年，為抗衡美國紅十字會，它為它們的非贏利成員制訂了統一的標准，這些成員年收益為5－50萬美元，免稅利潤為其5－10％。總統艾滋病流行委員會的最後報告指出：「某些地區血中心在減少使用輸血治療方面行動遲緩，因為它們的收入來自出賣血液。」

美國的血液是由800萬志願者供給的，為人口的5％。這些人重復輸血，他們不斷接受艾滋病檢測。應該說他們的供血是比較安全的。即使如此，人們仍在考慮種種替代辦法。

自體輸血：血從病人取出，又回輸到該病人。這種辦法已經採用了幾十年，但只用於罕見血型的人。對大多數病人來說，這是最安全的輸血辦法。雖然美國紅十字會和其他血液收集中心不鼓勵自體輸血，但它仍然迅速增長。1992年紅十字會收集了212,000份自體供血，為上一年的150％。10年前預先供血佔全部供血的1％，現為5％。估計自體供血的最大利用潛力為10－15％。自體輸血一個缺點是，收集、加工和供給血都需附加費用。血液中心加工一單元的志願者供血的費用約為150美元，加工和處理自體血（包括運輸、追蹤和貯存）每單元再增加約50美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最近的調查表明，用自體血代替社區志願輸血是得不償失（1995）。

圍手術技術：手術前後回收和輸回病人的血。術前從病人收集血，將血液稀釋。用含鹽溶液將血量人工增加，術後輸入。手術間失去的血也可回收、凈化，術後回輸給病人。70年代中開始採用的回收機，最近才有需求，它從手術台吸走血，凈化和過濾後再輸入。回收血的設備市場估計為每年1億美元，十年後可達3.5億美元。

不輸血。在手術前使用促紅細胞生成素，它是一種激素，具有增加身體產生紅細胞的能力。這需要醫生對術後較低血細胞比容水平（以前是輸血的適應征）採取容忍態度。

自體輸血和接受術後較低血細胞比容水平使60－70％的病人不接受除自身血以外的血。以前每個病人要輸2.5單位的血。

MANTRA(Mandatory Notification of Transfusion Alternatives)立法。盡管因輸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急劇下降，全國血液供給的安全性提高，以及努力尋找同源血源的其他辦法，美國人仍然害怕通過輸血感染艾滋病。許多州開始立法努力，要求明確警告血液安全問題和引導病人採用其他血源。許多法案要求制訂新的知情同意文件和使公共衛生部門參與實施新的管制輸血規劃。這些法案要求醫生在術前向病人提出有關他們輸血選擇及其正反面的建議。1989年加利福尼亞州頒布第一個MANTRA法案－－保羅犯識韉難�喊踩�ā?991年新澤西州通過了類似立法。另外8個州提出了法案，但未通過。這些立法都是規定醫生和外科醫生有責任在輸血也許成為必需時告訴病人除同源輸血外的其他選擇。幾乎所有法律規定三種輸血來源：同源輸血，自體輸血和指定輸血。

華盛頓的美國醫學意識協會於1993年建議所有人同他的醫生討論自體輸血選擇，在錢包中帶一張卡片：「保證在急診時使用自己的血」。美國紅十字會和美國血庫協會則反對MANTRA。他們認為就輸血選擇教育病人是醫生的責任，通過醫學教育比通過國家立法更有效。紅十字會還反對立法規定對同源輸血和自體輸血收取同樣費用的規定，因為自體輸血時對病人在住院期間或出院後幾星期必須追蹤。醫生和外科醫生一般反對額外的義務性知情同意，認為這是對醫患關系的侵犯。一個病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險只有千分之一，其他治療選擇危險更大，因此並不需要特別的知情同意。1989年加利福尼亞州醫學會反對甘恩法案，認為這是不必要的，是過度的反應。他們鼓勵自體輸血，然而反對由州來強加知情同意，這會增加知情同意的時間和復雜性，而並未顯著改善病人的安全。(Thompson 1995)

雖然中國的情況與美國有所不同，但擴大輸血來源的選擇，對預防艾滋病病毒的傳播是有利的。
參考資料：http://www.ai.org/kcxfz/blood05.htm

⑵ 中葯提取物的發展進程

目前我國中葯提取物產業已形成一定的規模，專業生產企業有200家以上，不少中成葯、精細化工等生產企業也生產提取物。經營企業有200-300家，經營規模普遍較小，最大不超過千萬美元。
在國外，提取物是植物葯應用的重要環節和方式。1993 年 2 月在德國Dusseldorf海涅大學召開的第41次世界葯用植物研究年會上的大會發言中，有10個為介紹植物提取物及成分活性的研究。日本於上世紀70年代末即將中葯製成提取物應用，新加坡等地也相繼研製並廣泛使用。歐美各國25%處方至少含有1種來自高等植物的提取物或化合物。在美國，植物提取物占草葯市場的95%以上，生葯材和其他產品佔有率不到5%。在德國，以提取物為主要形式的草葯產品佔全國葯品市場總額的10%，佔全國OTC市場近30%，且其草葯產品被認為是葯品而不是食品補充劑，並為醫療保險所覆蓋。可見植物葯提取物在國外有著較好的應用基礎和廣泛的市場。我國出口國外的中葯提取物主要品種有：銀杏、貫葉連翅、刺五加、當歸、人參等提取物。 美國的草葯管理比較落後，其制定的《飲食補充劑健康和教育法》中，對「飲食補充劑」的定義包括了「草葯或其它植物」以及其「任何濃縮物」，這毫無疑問地確定了植物提取物作為飲食補充劑的合法地位。2000年版《美國葯典》收載的植物葯中包括提取物(含植物油、芳香油等)20種。
在德國立法程序上允許植物提取物作為處方葯進行注冊，德國注冊葯品中約有60000種含有草葯成分，大部分是草葯浸劑，這些葯品基於600-700種植物，製作的提取物或制劑約5000種。中葯如欲作為植物葯進入德國，則有嚴格的審批程序。首先，需填寫申請表，產品的質量應符合《中國葯典》的德譯本，重金屬含量不能超標，農葯殘留量小於0.1-1.0mg/kg，化學、微生物試驗結果達標，還要有產地國生產許可證等證明材料和德國專家證明書等多種證明文件。一般我國中葯多以保健品形式進入德國，按食品管理形式申請。
歐盟則把葯品分為8 類，即專利葯、仿製葯、非處方葯、天然植物葯、疫苗製品、血液製品、生物製品和抗抑鬱劑。除英、荷兩國外，德、法、意等國均將天然植物葯列為處方葯或OTC葯物進行管制。2003年11月，歐盟議會通過了《歐洲植物葯注冊程序指令》修改意見，規定傳統植物葯可以含有非植物葯成分，部分放寬了傳統植物葯注冊的臨床使用時間要求。該指令生效後，原受有關食品法規管轄的傳統植物葯製品，如果其含有的天然植物葯物質或天然植物葯提取物的含量低於醫用劑量，則該植物葯製品仍由相關食品法規管轄。
《歐洲葯典》列出了提取物(Extracts)通則，2000年增補版中收載了3 種標准化提取物：蘆薈、番瀉葉和顛茄葉標准化提取物，並正探討對提取物進一步規范和分類。按內在質量分為量化提取物(Quantifide Extracts)，標准提取物(Standardized Extracts)和純化提取物(Purified Extracts)。歐洲產生了各種葯用植物的標准化提取物：紫錐菊、纈草、短棕櫚和銀杏葉等。
日本雖歷史上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是中國中葯出口的第一大市場，但漢方醫葯的使用也受到極大的限制。目前除已批準的210種方劑外，厚生省對新增漢方葯的審批異常嚴格，以等同於化合物新葯的方法對待漢方葯，幾乎等於關緊了大門，並對進口中成葯的審批也有不少限制性措施。但近年來，日本政府對健康食品的管制明顯趨於緩和，如取消了劑型的限制，放寬了可以用於健康食品的天然植物葯種類的限制等。日本將於明年推出新的《葯事法》，基本的原則是「規制緩和」，實行「元賣責任制」對葯品生產、流通的管理辦法進一步向歐美靠攏，將放鬆以往過於嚴格的限制。 目前，西葯在獸葯領域的使用日益受到限制，而中葯提取物抗菌抗病毒作用強大，且無耐受性及毒副作用，日益被獸葯生產領域高度重視。

⑶ 腦死亡的功能與好處

移植法的一個內容的立法方式。當前，採用專項立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中以美國最為典型。1966年美國提出腦死亡是臨床死亡的標志，並於1968年在第22屆世界醫學大會上，由美國哈佛醫學院腦死亡定義審查特別委員會提出了將「腦功能不可逆性喪失」作為新的死亡標准，並制定了世界上第一個腦死亡診斷標准，即「哈佛標准」。1970年，美國堪薩斯州率先在美國各州制定了有關於腦死亡的法規《死亡和死亡定義法》。1978年，美國制定了的《統一腦死亡法》（Uniform Brain Death Act， UBDA），並正式在法律上將腦死亡定義為「全腦功能包括腦干功能的不可逆終止」。在美國，腦死亡立法與器官移植立法是分開進行的，器官移植立法早於腦死亡立法。早在1968年即美國提出「哈佛腦死亡標准」的當年，1968年，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等組織就倡議通過了《統一組織捐獻法》（Uniform Anatomical Gift Act，簡稱UAGA），至1973年，該法案已經在全國50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統一實施。1984年，美國又通過了法律效力更高的《器官移植法案》（National Organ Transplants Act）。這樣一來，在美國，一般的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受器官移植法的規范，而腦死亡的判定則受腦死亡法的規范；如果在器官移植過程中涉及到了腦死亡的判定與實施等問題，則要受到器官移植法與腦死亡法的雙重約束。
採取專項立法模式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好處：（1）將腦死亡與器官移植作為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實質性區別的法律問題，分別適用不同的法律，這就在立法上將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的界限進行了顯然的劃分，避免將器官移植與腦死亡混為一談；（2）由於腦死亡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器官移植而更在於它是一種更為科學的死亡概念，因此，對腦死亡問題制定專門的立法有利於突出腦死亡的法律地位，使人們相對更為全面且科學地理解腦死亡，並因之相對更為重視腦死亡；（3）制定專門的腦死亡法並對腦死亡問題適用專門的腦死亡法，有利於樹立和體現腦死亡法的權威，提高其運作的實際效果；（4）在器官移植方面，腦死亡法與器官移植法的統一適用，體現了腦死亡法對器官移植法的配合與支持，有利於器官移植活動的開展；（5）最為重要的是，將腦死亡問題單獨加以立法有利於避開人們較為敏感的器官捐獻問題，從而不但可使其更為樂意認同和接受腦死亡的概念，且不會對器官移植法的實施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然而，另一方面，採取腦死亡專項立法模式的弊病也是較為明顯，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將腦死亡明確從器官移植中分離出來，單獨制定並適用腦死亡法顯然增加了立法的投入及法律的運營成本，也客觀上增加了執法者的責任與負擔；（2）在現有科學不能以壓倒一切的證據證明腦死亡是絕對科學且不存在任何差錯的情況下，對腦死亡進行專項立法會面臨很大的立法風險。
（二）西班牙的混合立法模式
所謂混合立法模式，即不對腦死亡問題單獨制定法律，而是將其與其他內容特別是器官移植一起規定在器官移植法中，作為器官移植法的一個重要內容。與美國對腦死亡進行專門立法不同，西班牙的腦死亡法是融合在其器官移植法中的。其1979年由國會通過的《器官移植法》直接對腦死亡的概念及其判定要求進行了規定，根據這些規定：腦死亡是指完全和不可逆的腦功能喪失；如果是腦死亡，必須有3名醫師的診斷證明；必須有臨床評估及相關的各項檢查來證實供者死亡的診斷符合法律程序要求。顯然，西班牙並沒有將腦死亡問題作為完全獨立於器官移植之外的一個問題來加以看待，而是將其作為了器官移植的一個當然內容。正因為如此，西班牙沒有像美國那樣制定專門的腦死亡法，而是將腦死亡問題直接規定在了器官移植法中。
日本的腦死亡立法模式是承襲西班牙的腦死亡立法模式而來的，該立法模式在1994年時初露端倪，到1997年其《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法》出台時最終成型。早在1994年4月，日本「關於腦死及器官移植的各黨協議會」向國會提出的《器官移植法案》第6條就對腦死亡問題進行了靈活處理。該條規定：「醫生在符合以下各條之一時，可以從死者（含腦死者，下同）體內取出用於移植的器官。1. 死者生前曾以書面形式表示自願捐獻器官用於移植手術，且知道這一意願的家屬對此無異議或該死者無家屬。2. 死者生前曾以書面形式表示自願捐獻器官用於移植或雖然死者未表示過這一意願，但其家屬以書面形式表示同意。3. 前面所設計的腦死亡者，是指被斷定為包括腦干在內的整個腦部的機能都不可逆轉地停止了的死者。4. 對腦死的判定，應根據被普遍認可的醫學知識，按照厚生省令來進行……」[2] 顯然，日本的這一法案並不是專門針對腦死亡問題的法律，而是針對器官移植的，其立法目的在於解決醫師從腦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於移植時的合法性問題，而且該法案也沒有模式，制定一部不受器官移植法制約而其本身又擺脫不了與器官移植法之間的固有聯系的腦死亡法，可以使腦死亡法成為器官移植的輔助法而又不會表現得過於功利。
3. 由於過去醫學理論界一些學者在提倡腦死亡法立法建議時，將腦死亡法作為解決器官移植供體器官來源不足的主要依據，錯誤地分析了腦死亡法與器官移植之間的關系，導致很多人對腦死亡立法形成了一種偏見，即認為腦死亡立法就是為了服務於醫生強制從腦死者身上採集人體器官的保障法。在這種偏見的誤導下，人們不僅對腦死亡法表現出了強烈的抵觸與排斥，且對器官捐獻也產生了一定誤會。如果採取混合立法模式，將腦死亡與器官移植規定在同一部器官移植法中，則不僅會加重人們對腦死亡法的誤解，不利於人們對腦死亡的認同和接受，且極有可能會產生「恨烏及屋」的負面效果，使人們對器官移植法也產生抵觸。
4. 腦死亡作為一種較傳統心死亡更為科學的死亡概念，其意義不僅在於保障器官移植的成功率這一個方面，更在於為腦死亡這種科學的死亡標准提供明文法律依據以及為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行為能力的終止以及殺人罪的成立等民事與刑事問題提供立法支持，如果採取混合立法模式則很容易張顯腦死亡法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意義而掩蓋甚或抹殺其在其他方面的、相對於器官移植而言的更為重要的意義。
5. 在腦死亡方面，我國台灣地區借鑒美國的做法而採取了專項立法模式，台灣在1987年6月制定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並於同年9月頒布了《腦死亡判定步驟》。如果我國在該方面也採取專項立法模式則將顯然有利於避免祖國大陸與台灣地區在腦死亡問題的產生法律沖突，從而有利於兩地開展更為廣泛和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與交往，有助於祖國統一大業的最終完成。
基於以上五個方面的分析，我們以為，我國腦死亡法應當採取專項立法模式，即單獨制定一部《腦死亡法》，而不應將腦死亡與器官移植攪在一起，將腦死亡法與器官移植法統一立為同一部法。當然，將腦死亡法與器官移植法分立即單獨制定一部《腦死亡法》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視腦死亡與器官移植之間的特殊聯系，將腦死亡完全與器官移植脫鉤，乃至在器官移植法中不對腦死亡作任何規定，而在腦死亡法中也絲毫不提及器官捐獻及器官移植；相反，出於腦死亡法與器官移植法固有聯系及協調兩法之間關系的需要，在我國器官移植法中依舊需要提到腦死亡問題，而在《腦死亡法》中也依舊需要充分考慮器官移植的現實需要。為此，需
要在我國器官移植法中規定：醫師可以從生前自願捐獻其遺體或遺體器官或者在其死後經其家屬同意而捐獻遺體或遺體器官的死者身上摘取器官用於移植，但如以腦死亡標准判定患者已經死亡的，需要依據《腦死亡法》的規定嚴格進行。而在《腦死亡法》中也需要規定：摘取腦死者的器官用於移植的，需於腦死者生前徵得其本人同意或於其死後徵得其家屬同意，器官的摘取依照《器官移植法》的有關規定進行。

⑷ 腦死亡的死亡標准

腦死亡概念提出的基本前提是腦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就是生物學死亡；被確診腦死亡就是死人，其社會功能已經終止，當然不具備活人的民事和刑事的責任/權利。腦死亡等於死亡是基本共識。死亡已屬死亡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社會功能已不復存在，但應當尊重死者，讓死者享受死的尊嚴；科學地界定一個人的死亡時間，在司法實踐中有重大意義。現在，英國醫學會概念是：腦死亡是人體全腦和腦干以下全部腦功能的永久性不可逆終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獲得認識統一後，先後有不同國家以醫學會宣言或是直接以國家立法的形式確立了腦死亡的法律地位，具體如下：
除1968年美國哈佛大學腦死亡診斷標准外，各國制定了多種腦死亡診斷標准。具體如下：
法國Mollaret標准（1959）
美國Schwab標准（1963）
美國Minnesota標准（1971）
瑞典標准（1972）
日本腦波學會腦死亡委員會標准（1974）
墨西哥標准（1976）
英國皇家醫學會腦死亡標准（1976）
美國NIH腦死亡協作研究組標准（1977）
美國聯合調查標准（1977）
美國總統委員會標准（1981）
日本大阪大學標准（1984）
台灣標准（1984）
日本厚生省腦死亡研究班標准（1985）
比利時標准（1986）
拉美16國標准（1989）
匈牙利標准（1989）
冰島標准（1991）
法國標准（1994）
英國皇家醫學會腦乾死亡標准（1995）
美國神經科學學會腦死亡診斷指南（1995）
美國神經疾病和中風國家研究所診斷標准（1997）
加拿大腦死亡診斷標准（2000）等。
中國腦死亡標准正在制定中。
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還是採用「哈佛標准」或與其相近的標准；有近30個國家立法通過了腦死亡標准。關於腦死亡定義爭議很多。有學者認為「是否應該將腦死亡的定義擴展至包括永久性的無意識狀態」；中國有學者認為「意識、思維能力的喪失，就標志著人的死亡」，即植物人屬於腦死亡，美國也有人持相同觀點，並認為當今的概念「形而上學」。但是，多數學者還是認為二者是有區別的，不可以把腦死亡與持續性植物狀態（或稱「大腦皮質死亡」、「植物人」）相混淆。將後者隨意當作是腦死亡而放棄搶救或治療是不合法的，可能引起民事或刑事的指控。

⑸ 日本體重超過多少犯法

日本人體重無論超過多少都不犯法，但對政府人員和企業職員的腰圍是有明確要求的。

日本法律在2009年頒出了一個最大腰圍標准：40歲或者以上的男人腰圍不能超過80cm，而相應年齡的女人則不能超過90cm，而且都有硬性檢查（相撲除外）。

如果有公民的腰圍超出了這個限定范圍，就需要被強制進行減肥，不僅會督促減肥，還會對一些減肥失敗的公民進行健康教育。

不過，這是針對政府人員和企業職員設立的，對暫時沒有工作的人來說，則是無效的。在日本這樣一個嚴格自律的國家，這樣的律法也是能夠理解的。

腰帶長，壽命短：

日本厚生省（相當於我國的衛生部）認為「腰圍」立法能有效減緩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蔓延，既能讓全體日本人更健康長壽，也能減少國家公共醫療保險制度和支費付用，此舉可謂一石二鳥，皆大歡喜。

腰帶長，壽命短。在我國，男性腰圍≥90cm（2.7尺），女性腰圍≥85cm（2.55尺），就算是腰圍過大，被定義為腹型肥胖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