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要立法

① 新政不斷，立法將出，是不是覺得PPP不好做

PPP項目都是需要墊資建設的地方政府項目，在目前預防金融風險，去杠桿的情況下，加上地方政府債務較高，做該項目具有一定的風險性，需要公司具有一定的資金實力和現金流，否則很容易造成資金鏈斷裂，以及政府債務爛賬的情況。

② 政府采購和PPP項目中的問題

政府采購與PPP的界定

關於政府采購。為避免理解上的誤區，本處關於政府采購的定義，直接援引《政府采購法》的界定，即所謂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准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

關於PPP。我國目前尚無統一的PPP立法，關於PPP也沒有整齊劃一的定義，不同的國家、國際組織、多邊組織、投資機構、金融機構、專家學者、實務操作者、中介咨詢機構等對PPP都有不同的理解。總體而言，PPP是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以合作關系運作項目的一種總稱，是一種替代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交付方式。這裡面遴選如下定義，供參考。

亞洲開發銀行：PPP是為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其他服務，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實體之間可能建立的一系列合作夥伴關系。

財政部：PPP是政府與社會資本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建立的「全過程」合作關系，以授予特許經營權為基礎，以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為特徵；通過引入市場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發揮雙方優勢，提高公共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供給效率。
目前財政部推行的PPP，其主要特徵如下：A.私人部門獲得成本補償及合理回報的途徑為，在特許經營期內向使用者收費；B.公私部門進行全過程合作，不僅包括融資、建設、特許經營，還包括規劃、設計等前期工作；C.政府與私人部門共同組成SPV（股權或資本上的合作），特許經營期滿後SPV解散，以實現政府
「更多地參與」項目中後期工作，以及私人部門「更早地介入」項目前期論證。

我們認為財政部關於PPP的界定過於狹義，不利於PPP項目的推進，建議適當擴大PPP的適用范圍。

政府采購法和PPP能否相通？

《政府采購法》第四十三條明確，政府采購合同適用合同法。采購人和供應商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按照平等、自願的原則以合同方式約定。

此和PPP的理念相同，正如前述亞行及財政部關於PPP的界定，強調是雙方之間的合作夥伴關系，強調利益共享及風險分擔，而非強調強勢政府或公共部門的利益。這表明，政府采購和PPP之間有融合及銜接的基礎。

至於政府采購程序，《政府采購法》第二十六條，明確政府采購的方式有：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詢價；國務院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認定的其他采購方式。但其同時也明確公開招標應作為政府采購的主要采購方式。

就濟邦咨詢公司操作過的PPP項目案例而言，關於應採取何種方式選擇PPP合作方，更多的政府部門認為應通過招投標的方式。毋庸置疑，採取招投標的方式是比較保險的一種方式，至少不會犯政治錯誤。就項目本身而言，我們認為比較成熟的工程/設備采購，因其邊界清晰或者說標准容易界定，市場成熟，競爭充分，不涉及到長期合作合同的，可以考慮通過招投標的方式選擇投資人。但就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系的，涉及到各方在全壽命期內利益共享、風險分擔，涉及到運營期績效評估等各種復雜的安排，應給予雙方充分的談判空間，而招投標因其嚴格的程序設計、商務報價權重的要求、可談判餘地小等要求，使得PPP項目中的良好設計理念無法得到有效體現，則不太合適。

政府采購法規定的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等為我們PPP項目實際運作提供依據，但目前政府采購法中關於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等規定了明確的適用前提，未來是否可考慮由PPP
UNIT部門（下文詳述）來評估一個PPP項目應採取何種遴選方式選擇社會資本。

政府采購和PPP如何有效銜接？

明確PPP中關於私人部門/社會資本的界定

關於PPP，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中Private如何界定一直存在爭議，國有企業是否屬於Private？亞行在中國推行PPP試點項目，也經歷了一個重新認知的過程。今年2月亞洲開發銀行在洛陽舉行的PPP試點培訓會上，亞行與會培訓官員即認為國有企業不屬於私人部門，按此說法將直接導致目前在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等領域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量大面廣的國有企業被排除在私人部門之外。但在哈爾濱試點培訓中，亞行與會培訓官員即對該等觀點進行了修正，列舉了判斷標准，完全的盈利性、市場化運作、不依靠財政資金的國有企業可視為私人部門，但項目當地的國有企業除外。當然這個觀念也只是在公開場合的一種說法，未來亞行對私人部門的定義應根據其落實到使用手冊或其他正式的文本中的界定為准。

財政部對於Private的界定，使用的是社會資本的字眼，這和政府采購法未對供應商性質作限定，初步判斷理念相通。當然最終關於Private的定義還有待PPP立法的完善及和政府采購的銜接。

③ ppp模式需要人大常委會批准嗎

根據最新的發改委2724號文，以及財政部的相關文件，PPP模式原則上需要政府過會後，報同級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審批，主要原因不是項目審批，而是預算認定審批。

④ ppp模式是什麼意思 通俗解釋

ppp模式是什麼意思 通俗解釋

PPP模式促進了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利用私營部門來提供資產和服務能為政府部門提供更多的資金和技能,促進了投融資體制改革。同時,私營部門參與項目還能推動在項目設計、施工、設施管理過程等方面的革新,提高辦事效率,傳播最佳管理理念和經驗。下面是中國有ppp模式的項目案例，ppp項目是什麼意思的相關內容，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一、PPP模式在未來地方債扮演何種角色?

43號文提供了新一屆政府對地方債務治理的框架，其中明確將逐步剝離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資職能，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財政部印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最大亮點就是要大力推廣PPP模式，通過PPP模式將政府債務轉為企業債務。在融資政策的基礎上，財政部擬採取公司制PE形式設立中央財政PPP融資支持資金，為PPP項目開發、准備階段和融資過程提供資金支持。

根據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測算，到2020年，與城鎮化相關的融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根據43號文和《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的規定推演，未來地方政府性債務主要由一般政府債、專項政府債和PPP債構成。可見，應對未來幾十年城鎮化的資金缺口，PPP模式被委以了重任。

從43號文規定來看，對於新增政府債務，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投資和運營。對於存量政府債務，在建工程確實沒有其他建設資金來源的，應主要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和地方政府債券解決後續融資。

PPP模式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一方面，2013年中國PPP項目的累計總投資為1278億美元，和同類型新興市場比有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2013年新增的PPP投資額僅為7億美元，而2013年城投債的發行量則高達9512億元，若PPP模式成功替代城投主導的融資模式，其發展空間巨大。

二、何謂PPP模式?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門-私人企業-合作”的模式)指的是公共部門通過與私人部門建立夥伴關系，共同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是20世紀90年代後出現的一種新的融資模式。

PPP模式的一個典型結構是公共部門與中標單位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簽訂特許合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負責融資、建設及經營。這種融資形式的實質是政府通過給予私營公司長期的特許經營權和收益權來換取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困境。

三、PPP模式與BOT模式的區別?

從廣義上來說，PPP指的是企業參與提供傳統上由政府獨自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的模式。從世界銀行對PPP的分類來看，主要包括外包類、特許經營類和私有化類。因此，BOT本質上也可視為是PPP的一種。

BOT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授予私營企業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某公用基礎設施，在規定的特許期限內，私人企業可以向基礎設施使用者收取費用，由此來獲取投資回報。待特許期滿，私人企業將該設施無償或有償轉交給政府。

但從合作關系而言，BOT中政府與企業更多是垂直關系，即政府授權私企獨立建造和經營設施，而不是與政府合作，PPP通過共同出資特殊目的公司更強調政府與私企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

PPP的優點在於政府能夠分擔投資風險，能夠降低融資難度，雙方合作也能夠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不同目標，形成社會利益最大化，但缺點在於增加了政府潛在的債務負擔。BOT優點在於政府最大可能的避免了項目的投資損失，缺點是投資風險大，私營資本可能望而卻步，且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不同，單方面利益最大化的納什均衡並非全社會最優。

四、PPP模式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PPP模式關鍵在於引入私人部門承擔公共品與服務項目融資、建設、運營等的大部分工作，與政府直接提供公共品與服務相比，PPP有助於地方債務的治理。

PPP模式能緩解政府增量債務。私人部門承擔項目融資大部分工作，以換取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長期特許經營權，政府將部分債務轉移至私人部門。

PPP模式能夠消化政府存量債務。私人部門負責項目運營、維護，其比融資平台公司直接運營更有效率。政府部門雖需承擔新建項目部分融資工作，杠桿增加，但因項目運營更有效率地運營所獲得的正的凈收益有助於消化存量債務。

PPP分散了部分風險。PPP在項目初期已實現風險分配，政府承擔部分風險，減少了私人承擔的風險，降低了項目融資難度，有助於項目融資成功。當項目發生虧損時，政府與私人部門共同承擔損失。

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間資本就已經開始參與了高速公路、電廠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緩解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短缺的'困境。但由於PPP在實踐過程中有許多不足，阻礙了PPP模式的推廣。亓霞、柯永建和王守清在中國軟科學上發表的《基於案例的中國PPP項目的主要風險因素分析》系統性總結了導致PPP項目失敗的幾個原因。

1、法律保障體系不健全。由於法律法規的修訂、頒布等，導致原有項目合法性、合同有效性發生變化，給PPP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帶來不利影響，甚至直接導致項目失敗和終止。我國缺少相關法律，對原先簽訂的PPP項目進行保護。如江蘇某污水處理廠採取BOT模式融資建設，在合同簽訂後頒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收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外方投資者被迫與政府重新協商投資回報率。

2、審批、決策周期長。政府決策程序不規范、官僚作風等因素，造成PPP項目審批程序過於復雜，決策周期長，成本高。項目批准後，難以根據市場的變化對項目的性質和規模進行調整。在青島威立雅污水處理項目中，政府對市場價格的了解和PPP模式的認識有限，頻繁轉變對項目的態度導致合同經長時間談判才簽署。

3、政治影響因素大。PPP項目通常與群眾生活相關，關繫到公眾利益。在項目運營過程中，可能會因各種因素導致價格變動，遭受公眾的反對。如北京第十水廠由於成本上升需要漲價，但遭到來自公眾的阻力，政府為維持安定也表示反對漲價。

4、政府信用風險高。地方政府為加快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有時會與合作方簽訂一些脫離實際的合同以吸引民間資本投資。項目建成後，政府難以履行合同義務，直接危害合作方的利益。在廉江中法供水項目中，政府與合作方簽訂的《合作經營廉江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中，政府承諾廉江自來水公司在水廠投產的第一年每日購水量不少於6萬立方米，但當年該市自來水日消耗量僅為2萬立方米，合同難以執行。

5、配套設施不完善。一些PPP項目，通常需要相應的配套基礎設施才能運營，如污水處理廠需要配套的管線才能生產。在實際中，有些PPP項目配套設施不完善，使生產經營陷入困境。

6、項目收益無保障。一些PPP項目建成後，政府或其他投資人新建、改建其他項目，與該項目形成實質性競爭，損害其利益。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建設未滿兩年時，相隔僅五十公里左右的紹興杭州灣大橋已准備開工，與杭州灣跨海大橋形成直接商業競爭。此外，政府對一些PPP項目承諾特定原因造成的虧損進行補貼，但補貼額度與方法無具體規定。

在這些缺點當中，政府信用風險是最主要的風險。主要源於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提升政績，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通過過高的固定投資回報率，過高的收費標准，過長的特許經營期以吸引民營資本，但最終又因公共機構缺乏承受能力，產生信用風險。

五、PPP模式應當如何改進?

未來PPP債將在地方政府性債務模式扮演重要角色，如何趨利避害，以盡可能發揮PPP模式的優勢至關重要。PPP模式比較復雜，涉及到多方利益，協調利益分配是實施PPP項目的關鍵。成功推廣PPP模式，促進民間資本進入公共品與服務領域，需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保障機制。

首先，制定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通常前期投資額高，回報周期長，影響項目的因素多，收益不確定性大，私人部門在參與這些項目時會考慮進入後的風險。如果沒有相應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PPP模式難以有效推廣。通過立法等形式，對私人部門利益予以保障，方能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其次，完善風險分擔機制。政府部門對政治風險、法律變更的承受能力強，而融資、經營等風險，與企業經營活動直接相關，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分配風險，建立合理公平的風險分擔機制。

最後，協調好參與方利益。在PPP項目中，政府主要任務是監管，對私人部門的利潤進行調節，代表公眾利益的同時保證私人部門能夠得到合理收益。在簽訂合同時，制定好收益分配規則，均衡各方收益。如果私人部門從PPP項目獲得利潤較低時，政府根據合同對其進行補貼以保證合作繼續，反之，若私人部門從PPP項目中獲得超額利潤時，政府可根據合同控制其利潤水平。

附錄：國家體育場PPP項目案例

國家體育場工程總面積21公頃，建築面積25.8萬平方米，項目總投資額313900萬元。2008年奧運會期間，國家體育場承擔開幕式、閉幕式、田徑比賽和足球比賽等重要賽事，奧運會後可舉辦特殊重大賽事、各類常規賽事以及文藝演出和商業展示會等非競賽項目。因用途多樣，有非常好的盈利預期，為採用PPP模式創造了條件。

中信集團出資65%，北京城建[9.44% 資金 研報]集團出資30%，美國金州公司出資5%，組成中國中信集團聯合體。2003年8月9日，中國中信集團聯合體分別與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奧組委簽署《特許權協議》、《國家體育場協議》協議，與北京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簽署《合作經營合同》共同組建項目公司——國家體育館有限責任公司，負責國家體育館的融資、建設工作。項目竣工後，北京中信聯合體體育場運營有限公司在30年特許經營期內負責國家體育場賽會運營、維護工作，待運營期滿將國家體育場移交給北京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政府根據特許權協議的相關要求，提供了許多優惠政策和資金支持。項目用地土地一級開發費用僅為1040元/平方米，而相鄰地段商業用地地價高達10000元/平方米，項目土地價格非常低廉。北京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出資18.154億元參與項目，且對該筆資金不要求回報。為方便體育場的建設和運營，北京市政府提供施工場地附近區域的必要配套基礎設施，以及其他可為方便體育場建設和運營的幫助。

在奧運會測試賽和正式比賽期間，北京奧組委向北京中信聯合體體育場運營有限公司支付場地費用，而專用於奧運會開閉幕式但賽後不再使用的特殊裝置所有費用，由北京市政府承擔。在特許經營期內，限制北京市市區北部區域新建體育館或擴建已有體育館，如確有需要新建體育館，北京市將與北京中信聯合體體育場運營有限公司協商，並按特許權協議對其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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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ppp項目是否必須採用資格預審

PPP項目采購按照財政部的相關規定，需要全部強制性實施資格預審，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些PPP項目並未實施資格預審。

⑥ ppp項目是否必須採用資格預審

PPP項目采購按照財政部的相關規定，需要全部強制性實施資格預審，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些PPP項目並未實施資格預審。

⑦ PPP 項目合同有哪些審查要點

一、PPP項目的適用范圍

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領域，如城市供水、供暖、供氣、污水和垃圾處理、保障性安居工程、地下綜合管廊、軌道交通、醫療和養老服務設施等，優先選擇收費定價機制透明、有穩定現金流的項目。

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國家改革委、人民銀行《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鼓勵採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二、PPP項目的合同審查要點

2016年7月，財政部推出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管理辦法》的徵求意見稿，該辦法第十六、十七條規定了PPP項目合同審查和批准要點，包括：一是PPP項目合同在項目采購公示結束後、正式簽署前，應經行業主管部門、財政部門、法制部門等相關職能部門審核後，報本級人民政府批准;二是合同審核要對照審核實施方案、要有物有所值評價報告、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報告及采購文件，檢查合同是否發生實質性變更;三是重點審核合同是否滿足所規定的五點要求。

PPP項目合作期限一般比較長,牽涉環節多、合同復雜，結合上述規定，實務中PPP項目合同的審查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項目合作背景及前期階段(合規性、合法性);項目建設階段;項目運營階段和移交資產階段。具體分述如下：

1、總則部分：重點審查合規性和合法性、包括合同相關術語的定義和解釋、合同簽訂的背景和目的、聲明和保證、合同生效條件、合同體系構成等。

2、合同主體：審查項目合同各主體資格是否合法，重點審查各主體的主要權利、義務;包括政府主體、社會資本主體，通過主體資格審查，合理界定各主體權力義務范圍。

3、合作關系：主要是合作內容、合作期限、排他性約定、合作履約保證等。

4、投資計劃及融資方案：重點審查投資控制、融資條件、投融資監管及違約責任等事項。

5、項目前期工作：重點審查合作項目前期經費承擔及違約責任等事項。

6、項目建設：重點審查合作項目工程建設條件，進度安排、質量、安全要求，工程變更管理，實際投資認定，工程竣工驗收，工程保險及違約責任等事項。

7、政府移交資產：重點審查政府向社會資本主體移交託管資產的范圍、託管形式(有償還是無償)、移交程序及違約責任等。

8、運營和服務：重點審查合作項目運營的內外部條件、運營服務標准和要求、更新改造及追加投資約定、服務計量方法、運營期保險購買、政府監管職責、運營外支出及違約責任等事項。

9、社會資本主體項目移交：重點審查社會資本主體向政府移交項目的過渡期、移交范圍和標准、移交程序、質量保證及違約責任等。

10、收入和回報：重點審查合作項目收入來源、回報方式確定，價格確定和調整方式，財務監管及違約責任等事項。

11、不可抗力和法律變更：重點審查不可抗力事件范圍以及法律變更的處理原則。

12、合同解除：重點審查合同的退出機制，明確合同解除事由、解除程序以及合同解除後的清算、項目移交等事項。

13、違約處理：對於合同中涉及違約的各種情形在合同中予以明確規定，並對相應的違約責任進行明確細化。

14、爭議解決方式：協商、調解、仲裁或訴訟;管轄仲裁機構或管轄法院。

15、其他約定：審查項目合同的其他未盡事項，包括：合同變更與修訂、合同的轉讓、保密條款、信息披露、廉政和反腐、通訊方式、送達方式和地點，合同適用的法律、語言、貨幣等事項。

由於PPP項目是在近期迅速崛起與推廣的，立法和司法體系相對滯後，律師在PPP項目中法律服務的空間越來越大;但鑒於PPP項目的長期性、專業性和復雜程度，PPP項目法律審查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

參考網頁：

PPP項目合同審查要點：網頁鏈接

⑧ 加快PPP立法可以明確糾紛爭議解決機制嗎

PPP立法有望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個熱點。全國人大代表、佳都集團董事長劉偉日前表示，建議全國人大為PPP制定專門的特別法。他說，在PPP項目中，政府與投資者是平等的主體，應當依照民事訴訟法來解決爭議，以立法保證政企之間長期和高效的平等合作關系，為PPP項目選擇最佳投資者提供法律依據和可行操作方法。

對於PPP立法，九三學社在提案中建議，要明確法律制定的主導部門，從較高層次立法層面上，以法律或行政法規形式，明確推行PPP的主導部門，由該主導部門制定統一的PPP操作指導性文件，避免政出多門、相互打架。同時，完善PPP法律內容，修訂《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將政府采購服務、股權合作、服務外包類等政府和社會資本各種合作模式納入調整的范圍。

另外，明確PPP糾紛的爭議解決機制，投資人可以選擇以民事訴訟或約定仲裁作為爭議解決方式。對PPP項目土地使用及綜合開發予以松綁，盡快修訂《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增加PPP項目收益權質押登記方式等。

⑨ ppp項目終止關注的法律要點有哪些

根據《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以下簡稱「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一條以及《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六部門25號文」）第十條規定，《實施方案》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以下簡稱「PPP」）項目應當編制的法律文件之一。由於項目不同，編制《實施方案》應關注的法律問題也不盡相同，因此，本文僅就編制PPP項目《實施方案》所涉及到的具有共性的法律問題，結合本人工作實踐歸納並簡析如下，以期共同探討。

一、關於《實施方案》的編制主體與項目實施機構的確定

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條、第十一條與第十五[1]規定，《實施方案》應由項目實施機構組織編制。項目實施機構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有關職能部門或事業單位擔任。同時，政府對於項目實施機構的授權，又是項目采購文件中必備的法律文件之一，因此，政府應根據項目的具體情況，出具授權確定項目實施機構，並明確具體授權范圍。

對於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根據六部門25號文第九條與第十四條[2]規定，項目《實施方案》由縣級以上政府有關行業主管部門或政府授權部門提出。而項目實施機構則由有關部門或單位擔任，由縣級以上政府予以授權明確具體授權范圍。從措辭看，《實施方案》的提出部門與實施機構不完全一致，但是，可以通過政府授權解決。

另外，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於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發改投資〔2014〕2724號文」）第四條第（二）款[3]規定，《實施方案》也應由項目實施機構組織編制。但是，可以作為項目實施機構的主體則較為寬泛，包括相應的行業管理部門、事業單位、行業運營公司或其他相關機構，按照地方政府的相關要求確定即可。

二、關於《實施方案》的審批

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二條[4]規定，《實施方案》通過財政部門的物有所值和財政承受能力驗證的，由項目實施機構報政府審核。但是，對於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根據六部門25號文第八條與第十三條[5]規定，審批程序略加繁瑣。具體程序如下：（一）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建立部門協調機制；（二）項目提出部門依託部門協調機制，會同發展改革、財政、城鄉規劃、國土、環保、水利等有關部門審查《實施方案》；（三）經審查認為《實施方案》可行的，各部門出具書面審查意見；（四）項目提出部門綜合各部門書面審查意見，報本級政府或其授權部門審定。

另外，根據《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國辦發〔2015〕42號文」）第（十九）條[6]規定，針對PPP項目要求建立《實施方案》聯評聯審機制，對《實施方案》中已經明確的內容，項目合同簽署後，不再作實質性審查，以簡化項目審核流程，減少審批環節。因此，建議針對PPP項目要建立聯評聯審機制，並將需要相關部門審查批準的事項，盡可能全面地編入《實施方案》中。

三、關於社會資本的限制

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第二條[7]規定，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境內外企業法人均可以作為社會資本，其中不包括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國有企業。其後，對於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台公司的此項限制，又通過國辦發〔2015〕42號文進行了修改，根據該文件等（十三）條[8]規定，同時具備下述三個條件的，可以作為社會資本參與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一）已經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市場化運營；（二）承擔的地方政府債務已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得到妥善處置；（三）明確公告今後不再承擔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職能。而對於本級政府所屬控股國有企業，則沒有規定可以作為社會資本參與的例外。當然，不屬於本級政府所屬的控股國有企業，則可以作為社會資本參與本級政府的PPP項目；同樣，本級政府所屬控股國有企業也可以作為社會資本參與非本級政府的PPP項目。

另外，針對不同的社會資本，應注意如下法律問題:（—）國有企業作為社會資本，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等國有企業的相關規定；（二）外國企業作為社會資本，應符合《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規定的外資准入限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相關規定。

四、關於項目公司的總投資與注冊資本

1、關於總投資

根據《國務院關於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試行資本金制度的通知》第二條第二款規定[9]，總投資是指項目的固定資產投資與鋪底流動資金之和，具體以經批準的動態概算為依據。

2、關於注冊資本

注冊資本以總投資額為基數予以確定。根據《國務院關於調整和完善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制度的通知》規定，各行業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的最低資本金（即：注冊資本）比例，以總投資額為基數，根據不同的行業，從20%至40%不等。但是，城市地下綜合管廊、城市停車場項目以及經國務院批準的核電站等重大建設項目，可以在規定的最低資本金比例基礎上適當降低。外商投資項目應按照《關於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注冊資本與投資總額比例的暫行規定》確定。該資本金對項目公司來說是非債務性資金，社會資本不得讓項目公司承擔這部分資金的任何利息和債務。

五、關於風險分配基本框架

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一條第（二）款[10]規定，項目風險應按照風險分配優化、風險收益對等和風險可控等原則，綜合考慮政府對風險的管理能力、項目回報機制和市場風險管理能力等要素，在政府和社會資本間合理分配。原則上，項目設計、建造、財務和運營維護等商業風險由社會資本承擔，法律、政策和最低需求等風險由政府承擔，不可抗力等風險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理共擔。雖然有該原則性規定，但是，在實際分配風險時，不宜完全遵照。例如，如果設計是由政府負責實施的，則將設計風險分配給社會資本缺乏合理性，此時應綜合考慮各方對風險的可控性，合理細化風險予以分配。

六、關於項目運作方式

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一條第（三）款[11]規定，項目運作方式主要包括O&M（委託運營）、MC（管理合同）、BOT（建設-運營-移交）、BOO（建設-擁有-運營）、TOT（轉讓-運營-移交）和ROT（改建-運營-移交）等。具體運作方式的選擇主要由收費定價機制、項目投資收益水平、風險分配基本框架、融資需求、改擴建需求和期滿處置等因素決定。盡管上述運作方式沒有排除BT方式，且，《關於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以下簡稱「財預〔2012〕463號文」）第二條[12]也未禁止BT方式，但是，應注意《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做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示範工作的通知》（以下簡稱「財金〔2015〕57號文」）第（六）條[13]規定，如果採用BT方式，財政部將不能將該項目作為示範項目，進而政府無法獲得財政部的獎勵。實踐當中，因為解決存量資產等因素，有可能使一部分PPP項目項下的BOT方式被認定為BT方式。

七、關於交易結構

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一條第（四）款[14]規定，交易結構主要包括項目投融資結構、回報機制和相關配套安排。

1、關於投融資結構

主要應說明項目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性質和用途，項目資產的形成和轉移等。其中，應注意《擔保法》第37條及《物權法》第184條中關於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和其他社會公益設施不得抵押的規定。

2、關於回報機制

主要應說明社會資本取得投資回報的資金來源，包括使用者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和政府付費等支付方式。財金〔2014〕113號文附件2中[15]對於此三種支付方式予以了解釋。其中，政府付費主要包括可用性付費、使用量付費和績效付費。同時，根據六部門25號文第二十一條[16]以及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第四條第（三）款[17]規定，應注意下述兩點：（一）政府不得承諾固定投資回報；對PPP項目的注資、財政補貼等行為必須依法合規；（二）政府不得違法為任何單位和個人的債務以任何方式提供擔保。

3、關於相關配套安排

主要應說明由項目以外相關機構提供的土地、水、電、氣和道路等配套設施和項目所需的上下游服務。項目需要捆綁土地時，應注意下述兩點：（一）應履行法定的程序，提前與規劃、國土資源管理、土地儲備、財政等部門溝通進行捆綁土地的籌劃。一級土地開發可能涉及征地、拆遷、土地整理、適當的市政配套設施建設，應當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土地儲備管理辦法》等規定實施。二級土地開發涉及商業、商品住宅等經營性用地的土地使用權出讓時，應當根據《物權法》[18]、《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規定》等規定通過招標、拍賣等公開競價的方式出讓。此等程序繁瑣耗時，如果項目施工時間確定的比較緊迫，則難以實現捆綁土地的目的；（二）政府無權向社會資本直接返還土地出讓收入。根據《預演算法》、《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支管理辦法》等規定，土地出讓的收入與支出應分別納入政府性基金收支預算。

八、關於特許經營

不是所有的PPP項目均應當作為特許經營項目實施。根據國辦發〔2015〕42號文第（十二）條[19]規定，鼓勵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採用PPP模式。對於其中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特定領域需要實施特許經營的，按照六部門25號文執行。可見，PPP項目不等於特許經營項目。因此，在編制《實施方案》時，應注意確認該項目是否需要實施特許經營。例如，醫療養老機構的PPP項目，《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衛生計生委等部門關於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指導意見的通知》[20]中就列舉了特許經營、公建民營、民辦公助三種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模式。

九、關於項目期限

項目期限主要體現在財金〔2015〕57號文、財金〔2014〕113號文與六部門25號文中。財金〔2015〕57號文第（六）條規定，對於示範項目，項目期限具原則上不低於10年。此規定意味著低於10年的項目，不能作為示範項目。財金〔2014〕113號文規定合同期限如下:

十、關於采購方式選擇六部門25號文[21]則規定期限最長不超過30年，應當根據行業特點、所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需求、項目生命周期、投資回收期等綜合因素確定。但是，對於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的項目可以超過30年。關於前述文件中的期限是否包括建設期的問題，有意見認為相關規定中未明確，因此，建設期可以不計入上述期限，也可以計入。但是，財金〔2014〕113號文規定，全生命周期是指項目從設計、融資、建設、運營、維護至終止移交的完整周期，即建設期包括在全生命周期內，故此，前述文件中的期限應當理解為包括建設期。

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一條第（七）款[22]規定，項目采購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以下簡稱「政府采購法」）及相關規章制度執行，采購方式包括公開招標、競爭性談判、邀請招標、競爭性磋商和單一來源采購。項目實施機構應根據項目采購需求特點，依法選擇適當采購方式。例如：社會資本本身具備自行建設的資質，希望項目公司成立後自行建設，在此背景下，可以選擇採用招標方式選定社會資本。因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實施條例》第九條第一款第（三）項[23]規定，已經通過招標方式選定的特許經營項目投資人依法能夠自行建設的，可以不進行招標。但是，應注意:(一）該條針對的是特許經營項目，存在非特許經營項目是否可依此自行建設的問題;(二）如果有其他符合條件的社會資本參與投標，真正想參與的社會資本未必一定會中標。另外，即使採用招標以外的競爭性磋商第采購方式選定了社會資本，對於大型基礎設施與公用事業項目的建設，在社會資本成立項目公司後，也仍然需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第三條[24]規定，採用招標方式選定建設主體，因此，真正想自行建設的社會資仍然未必會中標。

另外，對於回報機制採取可行性缺口補助的項目，政府僅提供財政補貼而不參股，是否應當適用《政府采購法》選擇采購方式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第二條[25]規定，因財政補貼應當作為財政性資金納入預算管理，對於既使用財政性資金又使用非財政性資金的項目，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的部分，適用《政府采購法》；對於財政性資金與非財政性資金無法分割采購的項目，統一適用《政府采購法》。因此，政府參股與否不是認定是否適用《政府采購法》的依據，而由是否使用財政性資金予以認定。

章節附註：

[1]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

第十條 縣級（含）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建立專門協調機制，主要負責項目評審、組織協調和檢查督導等工作，實現簡化審批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政府或其指定的有關職能部門或事業單位可作為項目實施機構，負責項目准備、采購、監管和移交等工作。

第十一條 項目實施機構應組織編制項目實施方案。

第十五條 項目采購文件應包括采購邀請、競爭者須知（包括密封、簽署、蓋章要求等）、競爭者應提供的資格、資信及業績證明文件、采購方式、政府對項目實施機構的授權、實施方案的批復和項目相關審批文件、采購程序、響應文件編制要求、提交響應文件截止時間、開啟時間及地點、強制擔保的保證金交納數額和形式、評審方法、評審標准、政府采購政策要求、項目合同草案及其他法律文本等。

[2]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

第九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行業主管部門或政府授權部門（以下簡稱項目提出部門）可以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以及有關法人和其他組織提出的特許經營項目建議等，提出特許經營項目實施方案。

第十四條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授權有關部門或單位作為實施機構負責特許經營項目有關實施工作，並明確具體授權范圍。

[3]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於開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指導意見

四、建立健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的工作機制

（二）明確實施主體。按照地方政府的相關要求，明確相應的行業管理部門、事業單位、行業運營公司或其他相關機構，作為政府授權的項目實施機構，在授權范圍內負責PPP項目的前期評估論證、實施方案編制、合作夥伴選擇、項目合同簽訂、項目組織實施以及合作期滿移交等工作。

[4]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

第十二條 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應對項目實施方案進行物有所值和財政承受能力驗證，通過驗證的，由項目實施機構報政府審核；未通過驗證的，可在實施方案調整後重新驗證；經重新驗證仍不能通過的，不再採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5]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

第八條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各有關部門參加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部門協調機制，負責統籌有關政策措施，並組織協調特許經營項目實施和監督管理工作。

第十三條 項目提出部門依託本級人民政府根據本辦法第八條規定建立的部門協調機制，會同發展改革、財政、城鄉規劃、國土、環保、水利等有關部門對特許經營項目實施方案進行審查。經審查認為實施方案可行的，各部門應當根據職責分別出具書面審查意見。

項目提出部門綜合各部門書面審查意見，報本級人民政府或其授權部門審定特許經營項目實施方案。

[6]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

（十九）簡化項目審核流程。進一步減少審批環節，建立項目實施方案聯評聯審機制，提高審查工作效率。項目合同簽署後，可並行辦理必要的審批手續，有關部門要簡化辦理手續，優化辦理程序，主動加強服務，對實施方案中已經明確的內容不再作實質性審查。

[7]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

第二條 本指南所稱社會資本是指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境內外企業法人，但不包括本級政府所屬融資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國有企業。

[8]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

（十三）化解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積極運用轉讓-運營-移交（TOT）、改建-運營-移交（ROT）等方式，將融資平台公司存量公共服務項目轉型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改造和運營，在徵得債權人同意的前提下，將政府性債務轉換為非政府性債務，減輕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騰出資金用於重點民生項目建設。大力推動融資平台公司與政府脫鉤，進行市場化改制，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對已經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市場化運營的，在其承擔的地方政府債務已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得到妥善處置並明確公告今後不再承擔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職能的前提下，可作為社會資本參與當地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通過與政府簽訂合同方式，明確責權利關系。嚴禁融資平台公司通過保底承諾等方式參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進行變相融資。

[9]國務院關於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試行資本金制度的通知 國發〔1996年〕35號

二、在投資項目的總投資中，除項目法人（依託現有企業的擴建及技術改造項目，現有企業法人即為項目法人）從銀行或資金市場籌措的債務性資金外，還必須擁有一定比例的資本金。投資項目資本金，是指在投資項目總投資中，由投資者認繳的出資額，對投資項目來說是非債務性資金，項目法人不承擔這部分資金的任何利息和債務；投資者可按其出資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權益，也可轉讓其出資，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

本通知中作為計算資本金基數的總投資，是指投資項目的固定資產投資與鋪底流動資金之和，具體核定時以經批準的動態概算為依據。

[10]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

第十一條 項目實施機構應組織編制項目實施方案，依次對以下內容進行介紹：

（二）風險分配基本框架。

按照風險分配優化、風險收益對等和風險可控等原則，綜合考慮政府風險管理能力、項目回報機制和市場風險管理能力等要素，在政府和社會資本間合理分配項目風險。

原則上，項目設計、建造、財務和運營維護等商業風險由社會資本承擔，法律、政策和最低需求等風險由政府承擔，不可抗力等風險由政府和社會資本合理共擔。

[11]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

第十一條 項目實施機構應組織編制項目實施方案，依次對以下內容進行介紹：

（三）項目運作方式主要包括委託運營、管理合同、建設-運營-移交、建設-擁有-運營、轉讓-運營-移交和改建-運營-移交等。

具體運作方式的選擇主要由收費定價機制、項目投資收益水平、風險分配基本框架、融資需求、改擴建需求和期滿處置等因素決定。

[12]財政部、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銀監會關於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

二、切實規范地方政府以回購方式舉借政府性債務行為

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不得以委託單位建設並承擔逐年回購（BT）責任等方式舉借政府性債務。對符合法律或國務院規定可以舉借政府性債務的公共租賃住房、公路等項目，確需採取代建制建設並由財政性資金逐年回購（BT）的，必須根據項目建設規劃、償債能力等，合理確定建設規模，落實分年資金償還計劃。

［13］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做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示範工作的通知

（六）確保上報備選示範項目具備相應基本條件。項目要納入城市總體規劃和各類專項規劃，新建項目應已按規定程序做好立項、可行性論證等項目前期工作。項目所在行業已印發開展PPP模式相關規定的，要同時滿足相關規定。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期限原則上不低於10年。對採用建設-移交（BT）方式的項目，通過保底承諾、回購安排等方式進行變相融資的項目，財政部將不予受理。

[14]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

第十一條 項目實施機構應組織編制項目實施方案，依次對以下內容進行介紹：

（四）交易結構。

交易結構主要包括項目投融資結構、回報機制和相關配套安排。

項目投融資結構主要說明項目資本性支出的資金來源、性質和用途，項目資產的形成和轉移等。

項目回報機制主要說明社會資本取得投資回報的資金來源，包括使用者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和政府付費等支付方式。

相關配套安排主要說明由項目以外相關機構提供的土地、水、電、氣和道路等配套設施和項目所需的上下游服務。

[15]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

5.使用者付費（User Charge），是指由最終消費用戶直接付費購買公共產品和服務。

6.可行性缺口補助（Viability Gap Funding），是指使用者付費不足以滿足社會資本或項目公司成本回收和合理回報，而由政府以財政補貼、股本投入、優惠貸款和其他優惠政策的形式，給予社會資本或項目公司的經濟補助。

7.政府付費（Government Payment），是指政府直接付費購買公共產品和服務，主要包括可用性付費（Availability Payment）、使用量付費（Usage Payment）和績效付費（Performance Payment）。

政府付費的依據主要是設施可用性、產品和服務使用量和質量等要素。

[16]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

第二十一條 政府可以在特許經營協議中就防止不必要的同類競爭性項目建設、必要合理的財政補貼、有關配套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提供等內容作出承諾，但不得承諾固定投資回報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規禁止的事項。

[17]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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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PPP模式推進不了怎麼辦

推進PPP模式應注意的問題和對策
來自：國家信息中心網
作者：鄒士年 時間：2016-10-08
PPP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既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效應的有效途徑，又能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最重要的在當前我國地方債壓力較大，新型城鎮化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巨大，如何有效調動社會資本參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這一模式從制度建設到運營管理，在中國都還不足夠成熟，還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問題。
一、PPP模式在我國的推進
PPP在我國並非全新的事物，上世紀90年代就已出現PPP項目。1997年竣工的福建泉州刺桐大橋是我國最早採用引入國內民營資本的BOT方式建設的項目。當時是以彌補基建投資資金缺口為主要目的，由於新的模式缺乏好的制度性環境，使得該項目沒有起到很好的示範效應。2004年，建設部頒布並實施了《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建設部令第126號），將特許經營的概念正式引入市政公用事業，並在城市供水、污水處理及燃氣供應等領域發起大規模的項目實踐。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以126號令為模板，先後出台了大量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及政策性文件，用於引導和規范特許經營項目開發。中國式PPP進入新一輪發展浪潮。但是，此時的PPP項目仍然缺乏頂層設，地方政府實用主義推動下的PPP問題仍然不少。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處於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重要時期。經濟發展還需要保持適度的投資規模，同時，很多關系民生的公共基礎設施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短板，需要加大投資力度。但是我國有些地方政府財政債務負擔嚴重，政府財政資金吃緊，經濟發展需要保持適度公共投資規模與地方政府短期償債壓力過大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於是，融資需要創新，制度也需要創新，新一屆政府開始從頂層設計上加大對PPP模式的支持。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和運營。2014年5月，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工作領導小組正式設立，特許經營立法工作重新啟動。2014年以來，國家各領域更是將PPP模式的研究和應用推向高潮，國務院和財政部更是頒布多項支持PPP開展的文件和指南。2015年5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意見》提出：在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農業、林業、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醫療、衛生、養老、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鼓勵採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如此廣泛地推廣PPP模式，是前所未有的。
二、我國大力推進PPP模式的原因
PPP模式當前在我國的推進是在國家政策支持下進行的，國家通過制定各種支持性的政策文件，積極推動PPP模式在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運用，這既是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體制改革的需要。第一，這一模式能有效解決我國基礎設施投資中財政資金不足問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計的議案顯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一類債務余額15.4萬億元，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和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8.6萬億元，三類債務共計24萬億。預計2015年末地方政府債務率為86%，雖未達警戒線，但不乏有地方債務率遠超過100%。目前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規劃，針對具體項目重新選擇適合化解債務的PPP具體操作模式將債務盤活，有效緩解政府債務壓力，降低地方融資平台的融資風險。第二，PPP模式的運用是國家財政制度創新發展的內在需求。PPP模式注重市場機制，引入社會資本，平滑年度財政間財政支出，符合資源優化配置、促進社會公平的現代財政制度要求。第三，這一模式的創新有助於激發經濟活力。通過PPP模式，引入市場機制，讓社會資本有機會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形成經濟新增長點，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改革過程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解放生產力的戰略選擇。第四，促進公共服務效率的提高。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PPP模式，能夠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打破公共服務領域的准入限制，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資本方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來提升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效率。
三、推進PPP模式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雖然自2013年以來，國務院以及相關部委在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項政策文件，以推動、引導PPP項目實施。各級地方政府也都積極響應，並紛紛推出PPP示範、試點項目。但PPP在中國大規模推進的時間畢竟還不長，相關規章制度還不夠成熟，相關部委政策也不盡統一，加上PPP本身環節比較多，涉及專業領域比較廣，在項目推進過程中還是有很多值得注意到問題。
第一，制度體系還跟不上一哄而上的項目。當前的新常態下，投資仍然是穩增長的中堅力量，PPP成為重要抓手，PPP已經變成了國家意志。尤其財政收入增長放緩、土地財政難以為繼，新型城鎮化推行的資金從哪裡來？PPP無疑將成為基建投資重要抓手，解決城鎮化過程中所需要的萬億資金的來源問題。但是，當PPP變成國家意志後，地方政府便一哄而上。而現在PPP的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健全，PPP模式的運作機制和管理經驗還不足，需要在實踐中去總結完善。只有當政府和企業建立了互相信任的機制和模式，PPP模式才能真正發揮出應有的功效。從地方政府方面來講，在項目發起環節，沒有嚴格地進行項目識別與篩選，這是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有些地方政府幾乎所有項目都想做PPP，這些項目的推出幾乎沒有嚴格的標准，事實上其中很多項目並不適合採取PPP模式，有些項目對社會資本方缺乏吸引力。
第二，如何建立公平的風險分擔機制。PPP模式強調公私部門的全過程合作，項目投資額大、經營期長、合作方眾多，各方關系復雜，涉及的風險因素眾多。當前，地方政府推廣PPP模式的熱情高漲，被寄予很多期望，但是切不可認為風險轉嫁給企業，而是共擔。如果缺乏透明、嚴格的監管體制機制，盲目推廣PPP項目有可能引發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膨脹，帶來新的風險隱患。另外，由於我國當前沒有成熟的PPP理論和系統的法律規范，專業人才缺乏，實踐經驗不足及操作程序較復雜，我們還無法確定PPP項目風險分擔比例究竟多少是合適的，風險分擔的合理性邊界還比較模糊。而且風險分擔的偏差有可能導致某個參與方獲得暴利，但我們卻很難判斷風險分擔的偏差是技術性的，還是有意識的利益輸送。
第三，如何建立合適的利益分攤機制。私人資本參與PPP項目解決政府財政困難，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理應獲取合理的收益回報，否則，PPP項目最終對私人資本失去吸引力。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提升政績，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通過過高的固定投資回報率，過高的收費標准，過長的特許經營期以吸引民營資本，但最終又因公共機構缺乏承受能力，產生信用風險。還有一些PPP項目建成後，政府或其他投資人新建、改建其他項目，與該項目形成實質性競爭，損害其利益。此外，政府對一些PPP項目承諾特定原因造成的虧損進行補貼，但補貼額度與方法無具體規定。
第四，地方政府的信用影響PPP項目的推進。在PPP問題上，社會資本本來就相對比較謹慎，雖然很多社會資本覺得投資有政府保障，但是地方政府的信譽以及地方政府換屆，都讓社會資本擔心簽的協議時間久了不被新一屆政府認同。確實有個別地方政府為加快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會與社會資本方簽訂一些脫離實際的合同以吸引投資。項目建成後，政府難以履行合同義務，直接危害合作方的利益。一些地方政府跟社會資本方簽BT協議，但政府後來要求把協議廢掉，重新簽PPP協議，這就是政府違約的現象。再加上PPP項目合作年限長，一般是10—30年，增加了風險系數，投資回報難以預期。
第五，後期的運營和管理往往受到忽視。PPP項目有長達10-30年的運營期，從建設到運營維護是PPP項目持續時間最長的兩個階段，是成本大量投入到貸款逐步收回的階段，是還款風險的主要發生期，也是各種風險因素識別較難的階段。做好後期的運營和管理往往是PPP雙贏的關鍵，因此，PPP項目需要有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比如，在國際上，BT本來也是PPP的一種模式，但是在國內被濫用，BT最大的功能成為解決短期資金缺口，忽視了項目的全生命周期，並不能帶來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績效的提升，屬於「假PPP項目」，所以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做好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示範工作的通知》強調的PPP不包括BT。
四、推進PPP的政策建議
作為一種還未足夠成熟的社會融資模式和經濟建設方式，PPP模式無論是從頂層設計和風險控制及管理能力提升等，都需要政府和企業共同努力和合作。
一是加強PPP項目的頂層設計。中國現階段應遵循「頂層設計和摸石頭過河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在實踐的基礎上，為PPP運用構建完備的制度體系。當前地方政府應加強對項目的識別和篩選，項目選擇需要兼顧典型性和可行性，項目要符合國家行業政策導向，具備運用PPP模式的條件等，進行PPP模式的成功試點。建立標准化管理流程，探索解決制度障礙，增強政府和社會資本信心，選擇等。長期目標應是培育一個高效、規范、透明的PPP市場，做好制度設計及規制安排。同時，建立PPP的制度體系，解決「各自為政」問題。建立PPP協調管理機構，制訂制度框架、采購流程、標准合同，提供技術支持、知識共享，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項目規劃、設計和監管能力，加強公眾教育，及時總結PPP的經驗教訓，對傳統模式和PPP模式進行比較分析等。另外，政府部門應該努力創造適宜的政策法律環境，健全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等相關機制，加強項目運作的規范性，並減少推行PPP模式的制度摩擦，降低私人部門的參與風險。
二是建立公開透明的風險分擔機制。針對PPP不同類別的風險和不同階段的風險，建立透明合理的分擔機制。國家級風險和最低需求風險應盡量由公共部門來承擔。市場級風險可由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共同承擔，但要分配好比例。項目設計、建設、財務、運營維護等商業風險原則上由私營部門來承擔。在PPP項目准備階段，最好由獨立的專業機構來承擔風險的調查和評估，公共部門需盡力根據調查和評估的結果，將風險分解為哪些是自留的，哪些是需要移交給私營部門的，制定招標文件並公布。在招投標和合同組織階段，公共部門和項目公司通過談判，確定各自的風險分擔比例。融資方面，國內項目建議選擇大銀行組建的銀團貸款等渠道，簡化資金結構，增強抗風險能力。國外項目建議內外結合，通過設立SPV，鼓勵利用國際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吸引國際金融機構、項目東道國金融機構參與，降低融資成本，分散匯率等風險。從地方政府的角度來說，為了防範盲目上馬PPP項目帶來的風險，應該努力完善監管體制，防範財政風險。
三是制定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通常前期投資額高，回報周期長，影響項目的因素多，收益不確定性大，私人部門在參與這些項目時會考慮進入後的風險。如果沒有相應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PPP模式難以有效推廣。通過立法等形式，對私人部門利益予以保障，方能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四是建立政府投資信用約束機制。PPP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地方政府不要僅僅看到他帶來的優勢，也要正視他帶來的風險和挑戰。PPP項目作為公私合營的載體，不只是政府融資的手段，更應該是政府信用的體現，地方政府對於項目的可持續性應該有完善的長效機制建設，尤其是要建立地方政府的信用約束機制。制定統一的基礎設施計劃，通過相應的措施，對政府換屆之後對特許協議的貫徹執行做出相應保證。完善政府信用的監督體系，將政府信用作為對政府官員業績考察時的重要因素，成為對其政績評價、官職升降的重要依據，有效保持政策的連續性、持續性、透明性和操作性。
五是建立項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作為長達20—30年的項目，需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體系，實施動態的管理。政府在項目遴選、設計、投資、建設、運營、維護這樣全生命周期來考慮財政的可持續性，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根據中長期的財政規劃和項目全生命周期內的財政支出，對於項目進行財政承受能力的論證來防控風險。這樣既解決了建設期資金籌措困難問題，也控制了進入運營期後建設資金還本付息以及運營資本的保障的風險。最為重要的是政府在選擇社會資本方時需要把對方的運營能力作為重要考察標准。同時，政府自身要提高對合同的管理能力。而對於社會資本來說，重點要解決的是如何使得資本與技術緊密結合，達到技術引進與管理提升雙重發展。